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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史的兴起和发展从一个侧面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学在现代的演化及其未来，这一过程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与世界范围历史发展的走向形成了十分密切的关系。作为一个新兴的史学流派，情感史重要的方法论特征就是其跨学科的研究取径。本文以20世纪以来历史学的变迁为视角，分析历史研究之科学化如何成为史学家孜孜以求的目标，而后现代主义和“语言学的转向”，又如何对之有所改变。笔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的情感史，不但受到了“语言学转向”的浸染，而且复活和强化了之前历史科学化的努力。情感史研究不仅主张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还提倡与自然科学结合，其开创的领域和尝试的方法足以标示历史学未来的发展走向。
有点吊诡的是，虽然情感史采用了科学研究的手段，但在其兴起之前，史学家并不把情感视作历史研究的对象。史学理论家威廉·休厄尔（William Sewell）在2005年出版的《历史学的逻辑》一书中，有如下观察：
历史事件往往为高涨的情感所驱动。但社会科学家却如同躲避瘟疫一样躲避情感。他们生怕如果将情感作为研究的对象，他们就会被这个术语所含有的非理性、多变性、主观性和不可言说性所玷污——他们论著的清晰无误和科学客观就会为人所质疑。
休厄尔这里提到的是“社会科学家”，虽然对历史学属于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尚有争议，不过毋庸置疑的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后的历史学一直朝着科学化的方向演进，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逐渐出现转向。休厄尔写作《历史学的逻辑》一书，便以此转向为主题。换言之，情感史的兴起折射了历史学这门学科在近年的最新发展。本文将从历史学在20世纪下半叶的这一转变开始，分析情感史的缘起，然后讨论其现状，最后阐述情感史的研究如何开拓了历史学的未来发展。
1997年，史学史名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Iggers）出版了《20世纪的历史学》一书，此书再版多次，被译成十多种文字，仅中文版便有两个版本，影响甚广。此书的副标题是“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其中“科学的客观性”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二，伊格尔斯在书的第三部分才讨论后现代主义批评对历史学的冲击。易言之，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崛起之前，历史研究基本上以向科学靠拢为主流趋向。更精确一点说，历史学的科学化起源更早，19世纪下半叶，德国兰克学派已经代表了一个科学史学的高度，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本人也被视作“近代科学史学的鼻祖”。而自20世纪初以来的史学科学化潮流，则以修正和挑战兰克史学为主要特征。对于20世纪的科学史学家而言，兰克学派注重考证材料的真伪，尽量使用一手的、档案的史料，但在其基础上描述、叙述史实，并未达到科学史学的标准。对他们——如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家——来说，科学史学的特征是解释历史，从社会结构乃至自然环境的角度考察和分析人的活动。20世纪史学科学化的努力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比如战后西德一代的史学家，便希望通过重写德国、欧洲史来解释德国参与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
虽然19世纪和20世纪的科学史学有明显不同，却享有一个共同的哲学前提——将人与外部环境（即主体与客体）、事物与心灵、大脑与身体、理性和情感做二分法的处理。这一形而上学的思维路径是近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主线，从启蒙运动以来便一直占据主流地位。所谓“形而上学”，就是认定宇宙或世界之中有一个本原，需要人类去发现、理解和解释。19世纪至20世纪历史研究走向科学化的过程，就是这一思维的映照和实践。这一启蒙运动的思维模式虽然流行，但质疑者也不少。比如德国哲学家尼采很早就强调要重视人的意志，他的同胞海德格尔则指出，其实事物与心灵或主体与客体之间，无法做绝对的区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在60年代出现的一系列社会运动（学生示威、民权运动、反战抗议和女性主义思潮等），让人看到这一主宰近代西方的思维模式存在诸多弊端，并由此质疑西方的现代性及其普遍意义。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学术界出现了一系列重要著作，既展现了对上述启蒙运动思维模式的反思，又启发和指出了之后学术研究的方向。譬如福柯的一系列论著，不但指出主体与客体的沟通和理解过程必然通过语言这一中间媒介，还用具体的历史研究（如对疯癫、性和病人的研究）来呈现“他者”，也即在人类历史走向现代化进程中被撇之一旁的方面。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吸收了福柯、罗兰·巴特等人的后结构主义语言学，指出历史书写受到语言架构的限制，其叙述方式会不可避免地展现一种情节，因此与文学虚构大同小异。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则揭露西方学术标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其实是无稽之谈。怀特和萨义德都吸收了福柯的某些思想，他们三人的论著在理论上对现当代历史学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历史学领域也出现了不少新的气象。比如主张“眼光朝下”的新社会史及“日常生活史”，希望重现普通民众的生活，走出国族建构的写作模式。同样，新文化史也以小人物为主题，生动地描述了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两个学派用“新”字作为前缀，因为他们与以前的社会史和文化史不同，并不追求构建历史进程中的“宏大叙事”，亦无意说明社会整体变迁的宏观趋势。
到了20世纪80年代，情感史的研究可谓呼之欲出，因为上述新兴的史学流派，加上妇女史、家庭史乃至医疗史和身体史的研究，都让史学家有兴趣深入发掘人的自我及其构成。他们看到人的行为不仅属于理性的领域，也为情感的起伏所驱动；同时还注意到，人的情感（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等）虽然古已有之，但其行动上的表现和语言上的表述，均与处于一定时空中的社会文化产生了一种互动、制约的关系，因此情感有着历史性。这一历史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情感的表达在各个历史时期有明显不同；二是情感的构成和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文化、历史的产物。更重要的是，情感史学家指出，将人的自我构成硬性地划分为理性和感性、思想和情感、大脑与身体这样的二元思维，其实并不有助于全面解释人的行为，应该注意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当然，作为史学家，他们重视情感是因为自古以来情感便是人类历史演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因为其“非理性、多变、主观和不可言说”而将其撇在一旁。本文也将在下面指出，今天情感史研究的成果之一，亦间接纠正了休厄尔所描绘的社会科学家对情感的上述成见。
“修昔底德陷阱”是近年来学术界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讲的是大国之间因博弈而形成的紧张关系。修昔底德是古希腊史学名家，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描述了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争斗，让后人推演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这一现象。但这一提法也略有问题。修昔底德分析雅典和其他城邦之间的矛盾，自然有我们理解的理性的层面，比如，雅典的霸权和帝国主义行径如何损害了其他小城邦的利益。但他还注意到这些矛盾所造成的情感波动：雅典的霸权行径如何造成其他城邦的嫉妒、不安和恐惧。而斯巴达出头联合小城邦对付雅典，也有正义感和守护传统的情感因素。更有意思的是，雅典的政治家在动员其公民参战，将战争合理化时，也多方诉诸情感。《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收录了不少演说词，其中最著名的是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伯利克里引用了诸多情感的表现，比如猜疑、嫉妒、害怕、热爱等，但他强调得更多的是雅典人的勇敢，那种或因恐惧而生但又超越了恐惧的勇敢。他认为，这才是雅典与众不同的原因。伯利克里举例说道：
我们能够冒险，同时又能够对于这个冒险，事先深思熟虑。他人的勇敢，由于无知；当他们停下来思考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疑惧了。但是真的算得勇敢的人是那个最了解人生的幸福和灾患，然后勇往直前，担当其将来会发生的事故的人。
勇敢既是一种情感的表现，又是一种美德。古代史学家如修昔底德注重情感表现出来的历史，是因为历史书写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读者和公众树立道德榜样。这一史学传统，在近代史学走向科学化和职业化的过程中受到了质疑和批评——西方近代史学家也以此鄙视其他史学传统，比如中国的传统史学。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注重道德教育，那么历史研究便不是纯粹为了呈现历史的真相。这一思考反映的正是上述的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历史书写是为了通过研究而展现一个外在的、真实的客体。上文提到的德国史学家兰克，便因这句名言影响深远：“人们一向认为历史学的职能在于借鉴往史，用以教育当代，嘉惠未来。本书并不企求达到如此崇高的目的，它只不过是要弄清历史事实发生的真相，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写历史罢了。”所谓历史的真相和本来面目，显然就是哲学意义上的客体——于是，历史书写被视作史学家作为主体重建历史的客体的过程。
情感史的研究，并非要完全放弃重现历史真相的企图，而是强调这一重现并非那么简单，因为主客体之间无法分割，有一种血肉相连、无分彼此又互为因果的关系。情感史研究的新秀、任教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罗博·伯迪斯（Rob Boddice）最近出版了多部著作，其中《情感史》一书指出：
史学家无法在描述历史的时候，说历史人物都是语境和文化的产物，然后同时又说自己可以在书写中保持客观中立。经验主义和提供证据能让我们的叙述具有真实性，但重建真实的过去无法与史学家置身其内的构建、生产的过程相分离。
他的意思是，不但历史中的人物有道德的立场，史学家写作历史同样无法避开道德判断。更重要的是，道德与情感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因此伯迪斯认为，情感史的开展能有助于道德考量重归历史学的领域，使后者展现一个新的发展前景。
伯迪斯对道德与情感关系的考察，受到科学史学家洛兰·达斯顿（Lorraine Daston）的启发。达斯顿对现代科学的发展史有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对史学家而言，达斯顿对现代科学的反思打破了科学的迷思，从而反省史学科学化之必要及探求其新的路径。达斯顿曾与人合著过《客观性》（Objectivity）一书，指出客观性的属性就是“归真”（truth-to-nature）——通过考察自然而不加修饰地描述自然。《客观性》一书提出，其实这一概念既是历史的（自18世纪的西方开始出现）又是道德的，也即这一概念等同于科学研究的一种“认知美德”（epistemic virtue）。18世纪以来的科学家认为必须遵循这一“认知美德”，即直面自然才能格物致知，取得科学研究的成果。达斯顿还重新解释了“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这一概念，突出的不是经济活动中正义、善意和公正的部分，而是“经济”（economy）的英文原意——有序的、功能性的各部所构成的一个有组织的系统。她的这一理解与上述打破二元论思维的企图有异曲同工之妙，强调的不但是人的行为与外部环境的交流，还将人的行为背后的成因看作情感与心灵、理性与感性相互作用的结果，难怪会得到情感史学家伯迪斯的激赏。
如果科学研究中亦无法剔除情感，那么情感的研究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就更是不可或缺的了。不过，情感史作为一个史学流派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刺激，因此情感史的研究自一开始便在方法上带有跨学科的特征。举例来说，威廉·雷迪（William Reddy）所著《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一书，出版于2001年，是情感史的先驱性著作。此书共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情感是什么？”，描述的是认知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对情感的研究。同时，雷迪又显然受到了“语言学的转向”这一思潮的影响，提出了“衔情话语”来探讨情感与语言之间的复杂关系。书中的第二部分是历史学的内容，题为“历史中的情感”，以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历史为例，分析史学家如何从情感的角度认识、解释这段重要的历史。同样，扬·普兰佩尔（Jan Plamper）在2012年出版的《情感史入门》一书中，也介绍了人类学和生命科学对情感的研究，然后再过渡到情感的历史研究中出现的不同视角。另一位情感史的先驱芭芭拉·罗森宛恩在2018年与人合写了《什么是情感史？》一书，其中也有一章讨论“身体”，介绍科学家从生理学等角度进行的情感研究。易言之，情感史虽然是一个史学流派，但其研究却几乎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互动和交流。
上述著作采取跨学科路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他学科的研究进展有助于历史研究突破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二元论思维模式。雷迪在《感情研究指南》一书中写道：1980年之前，认知心理学家认为情感与思想分离乃至相对，希图探讨“单一的、生理预设的情感状态”。但通过各种实验，他们发现其实情感在认知的过程中，起着潜在（下意识或无意的）又重要的作用；思想与情感无法分开处理，而必须综合考察。因此有人创造了“认知情感”（cogmotion=cognition+emotion）这一术语，用来形容情感与认知双方之间的互动和依赖。如果认知心理学家看到人并不是秉性难改，闹情绪也不是生理的反映，而是可以被思想所控制，那么文化人类学家或情感人类学家则指出，人的情感及其表达与所处的社会和文化有着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于是雷迪本人希求探究情感的表达与语言使用之间的关系，用“衔情话语”来进一步阐述情感如何反映了这一生理与心理的双重关系。
雷迪讨论“衔情话语”受到结构主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启发，但他又对它们有所扬弃。他认为，这些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就是让人看到主观、客观的界限并非清晰可辨，因为人在用语言交流时，其手段本身又受到语言这一结构的控制。他借鉴英国语言哲学家约翰·奥斯汀的研究指出，人们使用语言表达情感的目的是“激活”（activate）讲者和听者的一种情感。如果目的达到，那么这就是雷迪所谓的“衔情话语”。不过，“衔情话语”的表现各式各样（含蓄、直接、借喻，是否加上手势、动作等），“激活”情感的程度也各有不同。更有意思的是，雷迪指出言语的使用又会促进一种认知。他的例子是，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与心仪的女子谈话到凌晨时脱口而出“我爱你”，之后他顿时认识到自己真的爱上了对方。雷迪写道：“爱的告白不仅是情感的确认，也是一种强化。”换言之，讲话这一身体动作与大脑的思考浑然一体，无法分开。
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出发，梳理情感史研究在今天的多方位发展。首先是情感在历史长河中是否会有变化，即情感有没有历史性。情感史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爱情自人类社会的起始便存在，古代文化中有不少歌颂爱情的篇章。但如果查看近代以前人们对待爱情这一情感的处理，至少在夫妻和家庭中间，就会发现有明显的不同。以明清时期的中国为例，《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详细描述了他对妻子陈芸的热爱，因为他的写作并不以发表为目的，所以表达相对直白。史学家陈寅恪于是有这样的评语：
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
《浮生六记》虽是一个例外，但与现代中国人表述爱情的方式仍有明显差异，读者稍微翻阅几页便可得出这样的印象。而在西方，受宗教等束缚，直至近代早期，夫妻之间的相爱及其表述仍十分拘谨。英国史学家劳伦斯·斯通在其巨著《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1500—1800》一书中用详尽的史料指出，那时的夫妻之间很少有爱情的表达，两人是否相爱并不是婚姻的主要基础。当然，斯通选择这一时期作为考察的重点，主要是为了研究传统的婚姻架构如何开始产生变化。而一些研究早期美国社会和文化的著作也指出，在当时的新教徒家庭中，夫妻二人不太注重增强双方之间的爱情，因为他们生怕这种世俗的爱恋会影响他们崇爱上帝。
情感除了呈现出历史性，同时又有空间性，即各个文化之间的情感构成和表述不同。比如，处于不同文化中的人用于表达相爱之情的词语，就有许多差异。一般而言，处于亚洲文化中的人比较内敛，表达爱情相对不太直接，像罗素那样直接使用“我爱你”表白的比较少见，而会使用诸如“喜欢你”这样的表述。日文中虽然也有“爱”这一汉字，但相爱之人通常会用“喜欢”（好き）来表达爱慕。由于日文中经常省略主语和宾语，所以“我爱你”这样的表述基本无法在日语中找到直接对应的用语。上文提到的雷迪《制造浪漫爱情：欧洲、南亚和日本的爱欲与性爱，900—1200》，对三种文化中的情爱文化做了比较深入的对比研究。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种文化内部的差异，比如欧洲北部与南部的文化及其情感表述有明显不同，所以情感的研究也需要突破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
上述讨论也让我们看到，情感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基本都仰赖语言来表现。如前所述，情感史的研究与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语言学的转向”关系甚密。2012年《美国历史评论》杂志组织了一次圆桌讨论，让情感史学者参与其中。这些参与者都承认，历史学的“语言学的转向”对他们的（早期）研究有不少启发。罗森宛恩认为，“语言学的转向”让人注意语言的不透明性，她在一篇讨论情感史的问题和方法的文章中指出，研究情感史对史学家重新解读史料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史学家若要真正理解情感的表述，需要参考当时的文化和理论背景，仔细掂量情感用词的轻重程度，理解情感词汇的借喻和讽刺意涵，以及体会沉默时刻所表现出来的情感。
情感史的研究与语言关系紧密，主要是因为近代以来的史学家治史以文字材料为主，而情感史作为一个流派的吸引力又在于其试图走出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不认可世界上的事物都是“文本”，没有任何实在性。情感史的研究希求从人的情感经验来重构认识论的基础。人们诉说情感时，语言固然重要，但在某些场合却又不如其他方式那样有效。王实甫的《西厢记》便是一个显例。张生从崔莺莺的琴声中听出了哀怨，而他同样也是通过弹琴来表达对崔莺莺的爱慕，使其动情。这类故事并不少见，在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上，许多乐器——如琵琶、箫、二胡、马头琴以及小亚细亚流行的巴拉玛琴（baglama）——都可以被用作情感表达的媒介，以表现某些羞于启齿的情愫。
当然，除了音乐，情感还可以通过脸部表情和身体动作来表达。情感史研究的开展与近年兴起的身体史（history of the body）、神经史（neurohistory）和“深历史”（deep history）等流派均有相通之处。而研究这些领域，自然科学（如神经科学、生理学、生物学、医学等）的成果是不可或缺的。限于篇幅，上述这些史学流派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但笔者想指出的是，像情感史的研究一样，这些史学流派都关注并试图揭示身体与情感、身体与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学者指出，生理学（physiology）对于心理学（psychology）来说至关重要，两者无法分离。有研究证明，人的脸部表情与心理、情感活动形成呼应，可以通过检测脸部表情猜测心理和思想。测谎器的制作便是基于这一理念。普遍而言，人在紧张、不安或羞涩时，常常会脸红、心跳加速。所以这类研究让人看到，人的认知和行为有其共性，并不像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那样，一切都是虚幻而不实在的，需要主观解释的，而解释又受制于语言和文化的束缚。
不过重要的是，上述这些研究也指出，身体的表现虽然看似是人的天性，但也受到文化、习俗的深刻影响。罗森宛恩一言以蔽之：“文化不但形塑了大脑，还形塑了身体。”以脸部表情为例，研究者揭示了不同文化背景和人生经历给面部表情带来的不同影响。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测谎器对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工来说，并不能奏效。此外，人的喜怒哀乐等心情的表露方式也受着文化习俗的形塑和制约。比如人在悲伤时通常会落泪，但眼泪并不只表现悲伤，喜极而泣的情形也十分常见。笑的形式更是多种多样，中文里便有“微笑”“冷笑”“嘲笑”“苦笑”“嬉笑”“讥笑”“傻笑”“暗笑”“哄笑”“浅笑”“憨笑”“耻笑”“嗤笑”等形容。表达的情感各不相同，无法一概而论。英文中同样有很多词可以用来形容“笑”这一脸部表情，有的在中文里能找到对应词，有的则几乎无法翻译。比如，笑虽然常常表达一种欣喜、喜悦的情感，但并不尽然，因为一个人尴尬、紧张或羞涩时也会在脸上堆起笑容。对于中文里“尬笑”这样的表述，英文里有“nervous laugh”可与之对应，但英文的“laughter”一词包含了多种含义，不是“欢笑”或“大笑”就能完全概括的。换言之，一个人如果放声大笑，其背后隐藏的情感可能是喜悦，也可能是悲伤或其他莫名、难言的情愫。
上述讨论揭示了情感史研究面临的许多挑战，同时也显现出其前景无量。可以说，情感史的开展在某方面展现了历史学在20世纪末“语言学的转向”之后的发展前景。美国史学家加布丽埃勒·施皮格尔（Gabrielle Spiegel）在2005年编纂的《实践历史：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历史学新方向》一书中就曾预测，今后的历史书写会更注重人的“经验和实践”（experience and practice），身体也不再是听命于其他能动体（agent）的被动体，而是一个“深嵌了精神、情感和行为习惯的所在”。上文讲的“笑”这一身体动作所表达的丰富情感，便是一个写照。笔者以“笑”为例来讨论身体与情感之间的复杂联系，是因为“笑”或“laughter”的多重含义已经成为当代学者研究情感史的一个重要主题，由此已出版了大量论著。“笑”这一行为虽然古已有之，但其方式、场合和意蕴各有不同。除了历史性之外，“笑”还有空间性和社会性，考察“笑”的方式、场合和意蕴需要考虑文化、性别和阶层之间的差异。
总而言之，人在身体层面的“经验和实践”综合了思考和情感，展现了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2018年，伯迪斯在其总结情感史新潮的书中指出，情感史的兴盛受到其他学科，尤其是人类学和神经科学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这两门学科注重人的身体和行为。他认为，情感史与历史学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情感与其他人类活动一样，在时空中呈现变化，有其历史性，因此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其二，情感并不仅仅是历史场景和变动的结果，而且对历史的变化产生了作用，同时具有因和果的联系；其三，情感体现了作为“生物文化的人”（biocultural human being），在人类历史中处于一个中心的位置，并与周围的世界产生了许多互动；其四，情感与道德形成了紧密的关系，这是因为人的情感行为与道德行为无可分割，研究后者必须考察情感的场景（这里的第四点可以与孟子所谓的“四端说”相比仿，因为孟子指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些道德概念与人的情感密不可分）。以上四个方面较为清晰地点明了情感史的开展如何帮助形塑历史研究的未来，而对历史从业者而言，这一未来含有相当多的挑战。因为情感史的研究既与社会科学相连，又与自然科学交流。情感史研究的跨学科取径体现了当代学术发展的总体趋向，亦对历史教育和人才培养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