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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弗朗西斯·培根的名言家喻户晓。同样，爱情给人以力量，也为众所熟知。但就历史研究而言，对前者的重视显然要远远超过后者。其中原因也不难解释，因为知识的获取和运用，主要是理性的行为，而理性行为的形成及其后果，长久以来是近代历史学研究的核心。以外交史为例，各国外交家之间的樽俎折冲、谈判协商及最后的条约签订，一般都被视为理性考量国家利益的结果，于是谈判过程的档案记录和通信往来，便自然成为史家关注的重点。以这些材料为主写成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长期被视作近代史学的“正宗”。
但是，外交家交往之中的个人好恶、情绪波动及其由于文化、习俗不同所形成的偏见、成见，是否也会影响谈判和签约的过程呢？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交史领域已经出现了所谓“文化的转向”，为哈佛大学的入江昭（Akira Iriye）等多人所提倡和实践，强调文化因素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具体而言，他们指出外交政策的制定其实与国内的文化氛围、思维传统和公众情绪息息相关，而后者则被他们统称为“文化的空间”（cultural space）。 [1] 如此看来，外交家在谈判舞台上的表现，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上述外交史研究的变化只是一个例子，但足以表明当代史家的着眼点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一味希求通过政府的档案来构建历史人物的理性思考和行动，因为“文化的空间”的组成及其影响，必然含有许多感性、情感的因素。换言之，人们的许多行为，单从理性的层面无法完整解释。譬如上面提到恋人相爱之后产生的爱情的力量，便往往感性多于理性。中国的俗话“情人眼里出西施”和东西方都有的说法“一见钟情”，皆是对此现象很生动的概括。
在济南闭幕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共有四大主题。其中之一为“将情感历史化”（Historicizing Emotions，也可译为“历史上的情感”），足见有关情感、情绪（affect）和感情（feeling）的研究，已经在近年成为一种国际性的历史学潮流。情感史研究的首倡者之一，美国社会史家彼得·斯特恩斯（Peter Stearns）指出，情感史的研究首次将历史研究的重心，从理性转到了感性的层面，代表了历史学的“一个崭新方向”。 [2] 早在20世纪80年代，斯特恩斯便与妻子卡萝尔·斯特恩斯（Carol Stearns）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提出了研究“情感学”（emotionology）的必要。 [3] “情感学”一词由他们自造，指的是情感表达的社会性，也即一个社会在某一时期比较一致和认可的情感表现方式。
“情感学”概念的提出有着学理上的必要，因为人有情感几乎古今皆然。古代哲人如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东方的孔子、孟子，都曾注意到情感之于人类的重要。孟子主张人性善，提出了“四端说”，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情感与生俱来（比如看到一个小孩即将掉入水中便会让人生出恻隐之心），是人性为善的根据。可是，如果情感超越了时间和空间，那么历史研究便有点无从谈起，因为史学关注的是事物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中所呈现的变化。而“情感学”的提出正是为了揭示，虽然人都有情感，但情感的表露则因时因地而异，展现了时间性和社会性。这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以“将情感历史化”为题，正是为了表达这样的意思，即人们如何表现情感经历了历史长河的洗礼而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因而具有“历史性”（historicity）。
许多情感史的研究者注意到，随着近代社会的建立，人们对情感的理解和表达开始与以前的时代呈现出较大的不同。比如在近代以前，人们没有意识到儿童有其特殊心理需要，而是常常将儿童视为尚未长大的成人（吴语俗称儿童为“小人”似乎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在18世纪以前的西方，玩具并不常见，更没有专门设计、制造玩具的商家。启蒙思想家卢梭首先指出儿童的特殊心理需求，才让人感到培养、照顾儿童的必要。儿童需要培养，那么爱情更是如此。在近代以前，几乎所有的文明都不强调婚姻必须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许多世纪以来，婚姻只是两个家庭之间利益的联结和强化，所谓“门当户对”便是这种观念最直接的表述。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之所以是一出悲剧，就是因为当时的社会认定，爱情或情感服从家族的利益是理所应当的。但该剧催人泪下，也许正好反映了在莎士比亚的年代，也即近代早期，人们已经向往爱情能冲破一切世俗的束缚而成为婚姻的基础。当然，那时候建筑于爱情之上的家庭，仍然少之又少。
社会史的发展是情感史兴起的一个渊源。更确切地说，与历史学家相比，社会学家更早注意研究情感，譬如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便是情感研究的先驱。他的名著《文明的进程》出版于1993年，描述近代的人如何在社交场合逐步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因此而发展出一套套的礼仪，规范并调整自己的行为举止，使其符合“文明”的标准。荷兰的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是史学界中最早注意到情感的学者之一。他的《中世纪的秋天》描绘了中世纪社会的绚丽多彩和人声鼎沸，让读者感受到在那个时代，人们的情感宣泄十分直接、粗糙。
但情感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却显露了埃利亚斯和赫伊津哈视野的局限，因为他们倾向于将传统与现代、中世纪与近代社会视为对立的两极，有点过于极端。而且如果将近代社会的建立视为情感表达的一个新阶段，那么又容易掉入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似乎主张人们重视情感，视其为人生的某种必要，只是现代化或西方化的产物。以上面提到的爱情与婚姻的关系这一情感史研究为例，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的确大致上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现象（在西方之外的地区更晚，如日本直到二战之后才有“恋爱结婚”这一词汇的流行）。有的研究指出：19世纪的欧洲文化开始称颂浪漫爱情，这有助于妇女（妻子）地位的改善，虽然那时的法律仍然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也有人指出，以爱为基础的婚姻，或许表现出一种现代性，但也需看到婚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常常无助于增进恋人之间相爱的情感，甚至会造成其消亡。
当前情感史的研究特点是，不再视情感为现代的产物，而是更注意采用人类学的方法，深入某种文化，将其“深度描写”（thick description），发现和重现其中特定的文化意蕴，而不是居高临下、评头论足。换言之，当代情感史的研究者不想受传统的历史分期（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制约，相反，努力挑战这种历史意识。以澳大利亚学者菲莉帕·马登（Philippa Maddern）在2011年创建的“情感史研究中心：1100—1800的欧洲”为例，他们的研究侧重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即近代化、工业化之前的欧洲。马登本人是颇受尊重的中世纪史专家，亦是情感史研究的先行者。在这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情感史的同行发表论文之前，首先对她的不幸早逝默哀致敬。在大会第一场的发言中，我们也可看出这种挑战传统历史分期的意向。来自法国的劳伦斯·方丹（Launrence Fontaine）讨论了中世纪晚期的“情感经济”，指出在市场经济渐渐兴起之后，贵族曾用各种形式表示了他们的愤怒，如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所示，而社会也似乎认可他们的行为。英国的安娜·戈伊茨（Anna Geurts）则研究了工业化以前的“压力”（stress），强调在工厂制度建立之前，“压力”其实也已经到处可见，甚至休闲生活也不例外。换句话说，“压力”并非现代社会独有的现象。而来自德国的安妮·施密特（Anne Schimidt）则分析了商家如何用广告调动购物者的情感，改变他们的购物习惯——从出于需要购物到为了心理满足，追求时尚乃至情绪发泄而去商场消费。
除了挑战传统的历史分期，情感史研究者也多具国际、全球眼光。情感史的第二场讨论题为“情感和‘他者’的塑造”，三位论文发表者分别以西方人在美洲和亚洲的经验为例，分析了情感（惧怕、新奇、同情和感动）在文化传播、碰撞和殖民统治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比如西澳大利亚大学的日裔学者高尾诚（Makoto Hanis Takao）指出耶稣会士在日本传教的时候，经常通过营造悲天悯人的气氛，让听众深受感动而皈依天主教。由于菲莉帕·马登的领导，西澳大利亚大学拥有不少情感史研究的学者。此外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也是一个情感史研究的重镇，这次大会上情感史主场的主持人乌特·弗雷弗特（Ute Frevert）便是该所情感史研究中心的主任。欧洲其他的大学如伦敦大学、牛津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和马德里大学等，都有情感史的研究室和研究群体。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情感史的研究者也注意到中国文化中的情感。例如，有的研究指出，中文特别注意眉毛在表达情感上的作用，形成了不少生动的成语，像“眉飞色舞”“扬眉吐气”“愁眉不展”“愁眉苦脸”和“喜上眉梢”等，别具特色。 [4]
情感史的研究多姿多彩，目前已成国际史学的一个潮流。在英国伦敦大学任教的扬·普兰佩尔指出，当代史学中已经出现了一个“情感的转向”（emotional turn）。2010年，普兰佩尔在美国的《历史与理论》杂志上对情感史研究的几位专家做了一个采访，就情感史研究的现状和特点做了归纳，提出了“情感的转向”这样的观点，并得到了受访者的基本认可。 [5] 这些受访者包括上面提到的彼得·斯特恩斯。美国史学界尚未设立情感史的研究中心，但斯特恩斯曾主编过相关的丛书，推动了情感史研究的开展。此外，美国还有几位情感史研究的重要史家。2012年，《美国历史评论》邀请了包括扬·普兰佩尔在内的六位情感史学者，组织了一场情感史的专题论坛，参与讨论的学者各有专长，涉及中世纪和近代欧洲史、非洲史、美国史、中国史、苏俄史等领域。他们一致认为，情感史的研究虽然从西方起步，但鉴于情感的普遍性和跨文化的特征，他们均希望该项研究能有助于走出西方中心论的藩篱，注意到各个文化中情感表达的特点。譬如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林郁沁强调，中文学界的明清史专家早就开展了有关“情”“欲”的研究，成果多样，而对情感的重视，古代的荀子便有不少论述。 [6]
参与这组讨论的学者还介绍了自己从事情感史研究的学术道路，有助于我们了解情感史研究的缘起及其与其他学派的关系。如杜克大学的威廉·雷迪（William Reddy）主要研究欧洲近代社会文化史，他注意到该时期“感伤主义”（sentimentalism）颇为流行，由此而投入情感史的研究。而芝加哥罗耀拉大学的芭芭拉·罗森宛恩（Barbara Rosenwein）则是中世纪史专家，由妇女史、性别史、家庭史转入情感史。这两位学者也参与了上述“情感的转向”的讨论，认为这一转向与史学界之前的“语言学的转向”（linguistic turn）颇有关联，因为如果要揭示情感表述的历史性，就必须研究文本产生的语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纽约大学的妮可·尤斯塔斯（Nicole Eustace）从早期美国史转入情感史，她特别举例证明情感研究中文本解读的重要性：18世纪弗吉尼亚有一位富有的奴隶主不幸丧子，但他在日记中只是简单地提了一句，让人感到那时的家长似乎不像现在这样充分表露对孩子的爱。但细致研读发现，他的日记还记录到在儿子死后，他曾发生剧烈的胃痛、胃痉挛，可见他的伤痛至深， [7] 或许“男儿有泪不轻弹”还真是一种跨文化的现象。
上面的例子其实触及情感史研究的一个关键：那就是情感的生成和表露方式是先天还是后天的（nature vs. culture）、是普遍还是特殊的问题。情感史研究的一个渊源是科学家，特别是神经医学研究者对人类情感研究的最新成果。普兰佩尔著有《情感史导论》一书，其中对神经科学家的相关研究，做了详细的讨论。 [8] 这些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发现人类情感的共性，甚至其表露方式的普遍特征，如探测悲伤和兴奋的时候，人的脑部活动有何不同等。在史学领域，科学史、医疗史近年的长足发展也有力地带动了情感史的研究。饶有趣味的是，如果科学家是“普遍主义者”（universalist），希求发现人类情感的奥秘，获取医治的良效，那么社会科学家则多是“建构主义者”（constructionist），相对注重情感的历史性，也即其生成和表现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比如人类学家已经发现，虽然笑是人类的普遍行为，但笑的方式却各有不同。人们流露情感还受控于一个因素，那就是所处的场景：比如一般人不会在严肃的场合大声狂笑。罗森宛恩提出了“情感的团体”（emotional communities）的概念，强调人们在家庭、教会、学校和单位等场合，情感表现颇为不同。这些表现自然还受到性别和文化教养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威廉·雷迪则相对比较注意情感表露的共性。他的《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出版于2001年，是英文学界中情感史研究的开山之作。雷迪在其中借鉴了心理学和神经医学的成果，试图找出“情感的规训”（emotional regime），也即一定场合下人们行为的共性（比如不分贫富，人们在酒吧的行为相对划一）。罗森宛恩和雷迪两人的研究虽然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又都重视情感表现中的社会因素。
在上述观念上的挑战之外，情感史研究者还努力探索在史学方法上如何创新的问题。参与《美国历史评论》情感史研究讨论的朱莉·利文斯顿（Julie Livingston）专长非洲史。她在发言中指出，非洲史研究向来重视口述史料，进行口述采访的时候，往往为叙述者的情感所深深感染，然而一旦将录音诉诸文字，一种苍白感便油然而生。 [9] 因此情感史的开展，也让人思索如何在史学方法上有所突破，不再以文字表述作为唯一的手段。悉尼大学的艾伦·马多克斯（Alan Maddox）在此次国际历史大会上的发言，便让听众聆听了两段清唱，让他们感受欧洲教堂音乐如何从单调刻板变得激情四溢。总之，情感史给历史研究带来了不少新意和刺激，将研究重点从理性转到了感性的各个层面，开辟了一个崭新和广阔的天地。由此带来的各种挑战，也正呼唤着新一代史家的不懈探求。
[1] 相关论文不少，比较简练的一篇是Brenda Gayle Plummer, “The Changing Face of Diplomatic History: A Literature Review,” The History Teacher , vol. 38, no. 3 (May 2005), pp. 385—400。
[2] Susan J. Matt & Peter Stearns, eds., Doing Emotions History , Urbana-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4, p. 1.
[3] Peter & Carol Stearns, “Emotionology: Clarifying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and Emotional Standard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 90 (October 1984), pp. 813—836.
[4] Jan Plampe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30.拙著 Chopsticks: A Cultural and Culinary Histor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不以情感史研究为主，但也注意到中国文学作品中有“投箸”“举箸”和“击箸”等词语，以筷子的不同使用来帮助表达情感，见第130—136页。
[5] Jan Plampe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Interview with William Reddy, Barbara Rosenwein, Peter Stearns,” History and Theory , vol. 49, no. 2 (May, 2010), pp. 237—265.
[6] “AHR Conversation: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Emotion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7, no. 5 (Dec. 2010), pp. 1487—1531.
[7] “AHR Conversation: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Emotion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7, no. 5 (Dec. 2010), pp. 1487—1531.
[8] Jan Plampe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An Introduction .
[9] “AHR Conversation: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Emotion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7, no. 5 (Dec. 2010), pp. 1487—1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