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本草经》中的“毒”

“毒”的两面性在中国传统药学中如何体现？该问题将我们引向中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约成书于1世纪的《神农本草经》。这部药学经典的书名值得我们注意。“本草”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代，既指药物知识，又指记载此类知识的文本。正如英文单词“root”（根）有比喻义，“本草”的字面意思是“根源于草”（“本”用作动词）或“根与草”（“本”用作名词），它表明了草药在汉代药学中的显著地位。 中国的本草书类似于欧洲的一类药学著作，这类著作通常称为“materia medica”，可以追溯至1世纪古罗马医生迪奥斯科里德斯的奠基之作《药物论》。 ^[11] 这两类书都列出了许多药物，并说明每一种药物的属性、产地、外观与用途。

那么谁是“神农”呢？作为《神农本草经》托名的作者，他是一位在远古之时开创农业、造福子民的圣人。他还被认为发现了有用的药物，这为他赢得了中国传统药学创始人的名号。西汉《淮南子》记载，神农遍尝百草，为其子民鉴别合适的药物，一日而遇七十毒。这个故事表明，日常经验和试错的努力在古代中国药物知识的积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神农的医学身份在汉代已经牢固确立，当时的文献把他和其他几位受人尊敬的人物，如黄帝、雷公，视为远古时期掌握了纯正的医学知识的圣人。因此，将一部书托名神农，展现了一种从想象中的辉煌过去找寻失落的药学智慧的理念。

然而，《神农本草经》真正的作者并不为人所知，它可能是由汉代一些专司药事的官员编撰而成。身为“本草待诏”，他们在宫廷有需要时应诏进宫，平时待命。汉代文献常常把这些知识渊博、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专业人士与“方术”之士相提并论。“方术”一词涵盖了各种不同的奇技秘术，如观星、风水、炼丹、占卜等。本草待诏或许会和这些术士交流药物知识，并将其纳入本草书写中。

作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药物著作，《神农本草经》是中国传统药学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之后所有的本草著作都恪守其对药物进行分类和界定的基本框架，并仰仗其经验知识指导医学实践。 我们几乎不知道该书如何形成、来源为何，只知道它总结了已积累几个世纪的药物知识。证据主要来自汉墓出土的医书，其中有两组医书尤其具有启示性。第一组是从湖南马王堆（约封墓于公元前168年）长沙国丞相利苍之子利豨墓中出土的医方集，这批帛书包含近300个医方，主治52种疾病。据保守估计，该医方集用到了200多种植物药、矿物药和动物药，供内服或外用。其中有70多种药也出现在《神农本草经》中，这暗示汉代的本草书可能从方书中汲取药物知识。 ^[12]

第二组医书表明了《神农本草经》成书的不同路径。这批竹简出土于安徽双古堆（约封墓于公元前165年）当地一个贵族的墓中，上面列出了100多种药物，每一种都旨在治疗一种疾病或产生某个神奇的效果，如“疾行”“轻体”，后者可以使身体翻山入云。有鉴于竹简的开头出现了“万物”一词，可以说这些竹简呈现了一种早期的博物学，其目的是指认天下万物可能的用途。 因此，汉简《万物》逸出了医疗范畴，列举了诸物在渔猎、制衣、制作燃料等其他方面的用途。这批竹简残破不全，囊括了五花八门的信息，但它们为我们理解中国本草书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证据，揭示早期的本草书写将药物知识纳入了更广阔的博物学讨论中。

我们有必要在考察《神农本草经》的内容之前，了解一下汉代医书编纂的大背景。汉代的所有医学文本均已佚失，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简牍残片，包括上文提到的那两批出土医书，是这一时期唯一的直接史料来源。但是，《汉书·艺文志》保存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皇家图书馆书目，著录图书30多类，近600家。该书目的创建是西汉末年一场“经典化”运动的结果，当时，几名宗室学者系统地收集整理古今著作，以重新确立文本的权威，指导帝王治国。 ^[13] 和医疗有关的书目列在最后，归在“方技”类中，“方技”类又进一步被分为四种：医经、经方、房中、神仙， 其中“经方”和药学知识关系最大。虽然经方类的11部书均为方书，但它们依赖于对每种药物的了解来提供有效的处方。本草书并没有出现在书目中，在西汉末年这样的药物知识很可能依然是零星的、散落的，夹杂在方书和博物学著作中，直到东汉时期才在独立成书的本草著作中系统化。

现在我们来仔细看看《神农本草经》。 该书有一个简短的序录，介绍其书写架构和药物疗法的基本原则。书的正文记述了总计365种药，对应一年的365天，展示其天地感应的思维架构。重要的是，《神农本草经》把这些药物分成三品，开篇即将这三品界定如下：

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 无毒 ，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

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 无毒 、 有毒 ，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

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 多毒 ，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

这段话揭示了中国传统药学的两个核心特征。首先，药物被分成上中下三品，“毒”作为定义三品药的标准而引人注目，这一以“毒”为中心的药物分类法是中国传统药学的基础，成为后世本草书写的准则。其次，毒指向一种具有治病价值的猛力，而非应该不惜一切代价躲避的东西。正是因为有此疗愈力，大多有毒的“下药”被用来治疗各种疾病。“毒”的两面性在《神农本草经》中得以显著体现：因为它不仅能使人受益，而且能造成危险，所以病人只能在短期内谨慎地服用毒药，病好了就该停药。文中暗示，如果使用得当，有毒药物可以治病；如果使用不当，它们就会造成伤害。

虽然毒药是有用的治病之物，但《神农本草经》把大多数毒药归入下药，认为它们不及中药和上药。中药不是用来治病，而是用来强身健体，避免生病的。这一目标和汉代发展起来的一种医学哲学相吻合，如《黄帝内经》中的一句格言所云：“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预防疾病的发生总是比得病后治疗要好。

此外，无毒的上药用于实现一个更高的目标：延年益寿，这一愿望与中国的“养生”思想产生共鸣。这个古老的传统建议人们常年摄入滋补药物，如茯苓、松脂、云母等，并结合身体运动、呼吸吐纳和静思冥想，以达到长寿的目的。 ^[14] 这些方法旨在补气、祛除会让身体衰亡的内毒，因此，无毒药物能“轻身”，净化身体的毒素。与此同时，有毒药物以其特有的“厚”使身体充满活力，以便与疾病搏斗。毒药虽然能有效治疗疾病，却会阻碍人们实现更高的目标——健体延寿。

《神农本草经》的正文详细描述了365种药，包括矿物药、植物药、动物药和食物药，注明了每一种药物的味、气、主治、功效、产地，有时还有别名。头两条，即味和气，是中国传统药学里定义药性的基本概念。每一种药物都有下列五味之一：辛、甘、酸、苦、咸，这些味道不一定和我们今天的味觉体验一致，而是五行学说中的抽象概念，此学说把药物的味道与身体的特定器官相对应：辛入肺，甘入脾，酸入肝，苦入心，咸入肾。这种对应性为医家开方用药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 ^[15] 此外，“气”在《神农本草经》中指药物的热度，如寒、温或平，每一种“气”指示药物引起的相应的身体感觉。例如，温性药会使身体觉得热。“气”的这一定义涉及药物的物质性，它和我们熟悉的周身循环之“气”这个概念有关，却又不同。

尽管《神农本草经》在序录里概述了以“毒”为中心的药物组织架构，但它并没有注明365种药里的每一种药是否有毒。 在中国传统药学的形成期，此类知识很可能尚未系统发展。直到5世纪末，随着该书的一个重要注本的产生，对毒药的详细阐述方始出现。 TA2EgGV+oDF1y1sflBLFJ3PfvTraGGAuaLAJnaiCpJNKrphMGPbrqTDOzqGrsg8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