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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的字源史让我们初步了解了它丰富的含义，接下来我们可以进一步地探究这个字在其他类型的文本中呈现的多样意涵。在中国历史上，《易经》（又名《周易》）是最早提及“毒”的文献之一。这部占卜书的核心内容大约形成于西周时期。 [5] 该书用六十四卦构建了一个宇宙时空体系，每一卦都有特定的卦象与卦辞。“噬嗑”卦的卦辞说，一个人吃腊肉遇到毒，这会造成轻微的痛苦，但不是大灾祸。 [6] 这个语境下的“毒”带有负面意涵，对现代的读者来说很像是食物中毒。由于在古代“毒”与“熟”读音相近，有学者认为因食物腐烂而中毒是“毒”的原意。 [7] 尽管如此，此种类型的中毒在卦辞中只被视为一个小麻烦，并非预示着重大危险。
在《易经》的另一卦“师”的注中，“毒”则有迥然不同的意涵。它不指令人烦恼的事物，而是指向政治力量：“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这段话中的“毒”可以理解为能君的行为。一位君王如果行动英明，就能成功地统治人民。因此，“毒”暗指德之充盈与才之坚实，这种德才兼备的品质使君王得以实现有效的治理。在这部古老的占卜书里，我们看到了“毒”的两个不同意涵。
“毒”的正面意涵也出现在古代哲学文本中。例如，道家的经典著作《老子》中有一段话阐明了“道”与“德”的重要性：“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
这个句子使用了包括“毒”在内的一系列近义词，来描述“德”乃是促进世间万物生长的力量，在这里，“毒”指向孕育宇宙万物之力。
那么，医学语境下的“毒”是什么意思？我们要考察的关键词是“毒药”，它在当代语境下与英文单词“poison”对应，但在古代它有完全不同的意涵。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文本是约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的《周礼》，它呈现了前帝制中国的一个理想化的王室官僚结构。
[8]
在该书列出的360多个职官中，有五个执掌医药：医师、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其中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
在此用法里，“毒药”一词中的两个字有可能是分指两种类型的药：猛烈之药（“毒”）与温和之药（“药”）。该合成词即为药物的统称。
《周礼》中的另一段话支持这种解释，它指出疡医的职责是“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
“毒”和“药”被视为不同类别，但它们对于治疗疮疡都很重要。前者和“攻”的行为相连，明显带有强有力与猛烈的意涵。后者和“疗”的行为相连，很可能指力量较弱的药物。紧接着的一段话进一步说明，这些温和的药是用来“养”身体的不同部位，表明它们具有滋补作用。
在《周礼》描述的四种专科医家中，只有疡医用“毒”治病，这说明古代中国重视猛药的外用，
但是，我们难以确定这些药物究竟是什么。
在汉代的医学文本中，“毒药”的意涵有所变化。《黄帝内经》是中国医学史上的经典文献，被后世的读者推崇为古代医学基础理论的结晶。在这部医书中，我们能看到“毒药”的两个不同用法。第一个用法和《周礼》一致，将“毒药”用作猛烈之药与温和之药的总称，但也有一个显著的变化：猛烈之药开始被用来医治内疾，而非外用，治疗外伤则用针石。
“毒药”在《黄帝内经》中的第二个用法更有特指性，即它仅指猛烈之药。在列举不同疗法的一段话中，《黄帝内经》提出了五种选择，每一种都有不同功效：“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
此处的“攻”和《周礼》中的用词相呼应，暗示了“毒药”的猛力。这类药与温和、疗效缓慢，旨在滋养身体的其他类型的药物形成了对比。在汉代以来的中国医学著作里，第二种狭义的“毒药”意涵逐渐取代了第一种广义的意涵。
此外，“毒药”的第二种意涵也另有所指，不局限于医学范畴：本章开头故事里的张良把忠言比作毒药，彰显其猛烈的效果。在东汉学者王充撰写的《论衡》中，“毒”和言语之间的联系尤为显著。在《言毒》一篇中，王充在阴阳框架下把“毒”和热、火、阳气联系在一起。 [9] 具体而言，南方炽烈的热气不仅使有毒的动植物恣意生长，而且赋予了当地人一种独特的能力，即说出强有力的话。有趣的是，他还用这种理论来解释南方盛行的用咒语来治病或杀人的巫术。王充给予“毒”的这种更有拓展性的解释把言语和物通过火热之气联系起来，反映了一种与当地环境相契合的独特的南方视野。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