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撰写此书的十年中，很幸运一直有许多人在专业和生活上给予我帮助。在该项目的早期阶段，栗山茂久（Shigehisa Kuriyama）敏锐的洞察力和诗意的敏感性让我受益匪浅，凯瑟琳·帕克（Katharine Park）带我学习欧洲医学史，罗柏松（James Robson）传授我中国宗教专业知识，我也大大得益于他们的教诲（三人均供职于哈佛大学）。这几位心地善良的优秀学者为本项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我的思想和本书成形的过程中，其他一些中国史和医学史学者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在密歇根大学求学期间，董慕达（Miranda Brown）点燃了我对中国医学史的兴趣，而且从此成为我学术追求的坚实后盾。艾媞捷（TJ Hinrichs）为本书贡献了许多真知灼见，并提供了各种机会帮助我发展事业。韩嵩（Marta Hanson）不吝于抽出时间和我分享她的专业知识，在本书的后期阶段尤其如此。我也要感谢李建民，他具有丰富的中国医学史知识，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在撰写、修改本书的过程中，许多同事的帮助与支持使我获益良多。尤其感谢范家伟细心阅读整部书稿，并提供很多真知灼见和重要的文献资料，让我避免了不少错误。陈昊、边和也阅读了整部书稿并提出很有帮助的修改意见。司昆仑（Kristin Stapleton）、吉安娜·波马塔（Gianna Pomata）和李兰也阅读了书稿的不同章节，并作出了有用的评论。我还从徐源（Michael Stanley-Baker）、陈韵如和杨德秀（Dolly Yang）那里得到很好的反馈，他们是一个已有十年之久的线上阅读小组的核心成员，我非常喜欢这个小组。和许多同事的交谈、通信帮助我认清了新方向，阐明了本书的观点，对此我心怀感激，尤其要感谢陈明、程晓文、柯鹤立（Constance Cook）、杰里米·格林（Jeremy Greene）、戴维·赫茨伯格（David Herzberg）、雷祥麟、廖育群、刘小朦、黄薇湘（Margaret Wee Siang Ng）、普鸣（Michael Puett）、沙加尔（Laurent Sagart）、席文（Nathan Sivin）、杨劭允、张燕华和郑金生。我还要谢谢梁俐菁（Elaine Leong）和古尚行（Pierce Salguero）给我机会，让我分别在“处方项目”（Recipes Project）和“亚洲医学区”（Asian Medicine Zone）与公众分享我的发现。

过去几年里，我曾在亚洲研究协会（AAS）年会、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ICHST）、美国宗教学会（AAR）年会、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ICHSEA）等会上介绍本书的部分内容。在此，谢谢听众们提供的深刻见解。此外，我还在罗切斯特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宾汉姆顿大学展示过本书的一些章节，我要感谢莎拉·希格利（Sarah Higley）、劳拉·斯莫勒（Laura Smoller）、韩嵩、梅尔清（Tobie Meyer-Fong）、梅格·莱亚（Meg Leja）的盛情邀请和款待。

本书的研究与写作得到了许多机构和奖学金的大力支持。2012—2013年的哈佛大学谢尔顿游学奖学金（Frederick Sheldon Traveling Fellowship），资助我在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中国台北“中研院”开展为期一年的研究，收集研究资料并和该领域的专家进行交流。我特别感谢罗维前（Vivienne Lo）、戴思博（Catherine Despeux）和李建民在这些机构热情接待了我。梅隆基金会（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支持我在多伦多大学杰克曼人文研究所（Jackman Humenities Institute）做了一年的博士后工作，那一年的生活十分精彩。在那里我和同事们热烈讨论，除了中国古代史之外，增长了物质文化研究的相关知识。我们的讨论相互促进启发，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快乐时光，因此我感谢那里的全体成员，包括院长罗伯特·吉布斯（Robert Gibbs）和我的博士后同事马特·科恩（Matt Cohn）、克里斯·丁沃尔（Chris Dingwall）、彼得·琼斯（Peter Jones）、尤金妮亚·基辛（Eugenia Kisin）、加布里埃尔·莱文（Gabriel Levine）、拉希德·塔苏丁（Rasheed Tazudeen）。我尤其要向尼古拉斯·埃弗雷特（Nicholas Everett）和吴一庆道谢，谢谢他们在多伦多大学帮助我深入研究。东亚系的冯令晏（Linda Rui Feng）、孟悦、钟雨柔等学者也为该项目的发展提供了知识素材。

我在纽约州立大学（SUNY）布法罗分校历史系有一个良好的学术阵营，这个系为青年学者的成长提供了一个支持性的、融洽的环境，我感谢维多利亚·沃尔科特（Victoria Wolcott）和埃里克·西曼（Erik Seeman）营造了这样的环境。我特别感谢司昆仑的指导，她的慷慨和善良使我在布法罗过得很愉快。历史系和其他系的同事，如戴维·赫茨伯格、詹姆斯·博诺（James Bono）、苏珊·卡恩（Susan Cahn）、恩杜布埃塞·姆巴（Ndubueze Mbah）、沃尔特·哈卡拉（Walter Hakala）等，启发我在该项目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思考。迈克尔·凯西（Michael Kicey）为我在布法罗图书馆查找资料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布法罗分校人文研究所教师研究奖学金和艺术与科学学院青年教师研究奖学金给了我一年的研究休假来完成书稿，这是我非常需要的。此外，纽约州立大学的“德雷舍博士多样性与包容性休假计划”（Dr. Nuala McGann Drescher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Leave Program）给了我一个学期的假期，让我按时完成书稿的修订。没有这样的大力支持，本书的完成会困难得多。

华盛顿大学出版社（UWP）洛丽·哈格曼（Lorri Hagman）一流的编辑工作，确保了本书的顺利出版，我很感激她对本项目的信心以及在此过程中给予的所有专业帮助。也谢谢两位匿名评审人提出建设性反馈意见，使我可以改进书稿。华鸥（Oriana Walker）是从事医学史研究的同行，她在书稿修改的最后阶段为我提供了中肯的实质性建议和编辑方面的帮助，在此我对她表示感谢。理查德·艾萨克（Richard Isaac）细致地审读了书稿，苏珊·斯通（Susan Stone）很专业地编制了索引，朱迪·洛温（Judy Loeven）帮着看了一遍校样，减少了错误。我也感谢玛格丽特·沙利文（Margaret Sullivan）在我校阅书稿期间对我的支持，以及贝丝·福格特（Beth Fuget）提出的建议——她和布法罗分校的克里斯托弗·霍利斯特（Christopher Hollister）合作，指导我完成了本书开放获取（open-access）版的制作。我还特别感谢布法罗分校的图书馆，慷慨地资助我出版这本书的开放获取版。

此外，感谢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和中国北京的文物出版社允许我在书中使用它们的图片。本·皮斯（Ben Pease）在地图的绘制中帮了大忙，本书的出版也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图书基金（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Book Fund）、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和布法罗分校人文与科学学院朱利安·帕克出版基金（Julian Park Publication Fund）的慷慨资助。我还要感谢台北“中研院”在新冠疫情期间向公众开放了精彩的汉籍全文资料库（Scripta Sinica），使我得以查找关键的文献资料，按时完成本书。当然，书中所有的错误都是我的问题。

在我从事本项目研究和追求知识的旅程中，我很幸运一路上有许多朋友相伴，他们不仅在我的研究中给予我帮助，而且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生活，这些朋友是：马戈·伯尼希——利普钦（Margo Boenig-Liptsin）、边和、洪广冀、柯丽娜（Natalie Köhle）、平梵（Philip Zhang）、于文、文欣、刘晨、克礼（Macabe Keliher）、陈惟煜（Wayne Tan）、古大牛（Daniel Koss）、萧建业（Victor Seow）、陈凯俊、姜丽婧、爱德华·伯尼希——利普钦（Edward Boenig-Liptsin）、梅根·福尔马托（Megan Formato）、詹娜·托恩（Jenna Tonn）、孟文昭、胡思源、普丽蒂·乔西（Priti Joshi），等等。我还在密歇根大学时，当我决定从科学转向人文学科，王玄、戴维·帕克（David Parker）、蒋真姬（Jinhee Chang）、肯·卡迪根（Ken Cadigan）、埃里克·恩格尔（Eric Engel）和裴志昂（Christian de Pee）毫无保留地支持我。没有他们的鼓励，我无法想象能走到这一步。

感谢弟弟对我一如既往的信任和支持，他给我欢笑与力量，为我提供看社会的不同视角，我非常珍惜我们在各处旅行、远足的美好经历。感谢父母理解和尊重我所选择的一条不合常规的学术之路，并为我提供各种支持，一直给我鼓劲打气。现在他们已是耄耋老人，能看到这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对我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是非常快乐和欣慰的事。我将这本书献给他们。

2020年我花了半年时间在美国西北海岸修订这本书，当时一场前所未有的疾疫正肆虐全球。在那个超现实的时刻，面对迷茫的未来，我非常幸运有一格相伴。虽然写作常被认为是一种孤独的努力，但我从未感到孤单。她的智慧、不断的鼓励和强烈的幽默感，更不用说她为改善书稿提出的许多好建议，使我写作本书时既充实又愉快。在那艰难的时刻，她的陪伴是我生命中的灵丹妙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