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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作《以毒为药》的中文版问世了，我的心情欣喜又忐忑。欣喜的是我能有机会与中文读者分享这些年来对中国古代医疗史研究的一点心得体会，忐忑的是我此前并没有太多中文出版的经历，现在将这本小书呈现在各位面前审视，很好奇大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作为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这本书源于我的博士论文，2011年开题，2015年论文完成，2021年英文版 Healing with Poisons: Potent Medicines in Medieval China 最终出版，前后花了整整十年时间。
该书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毒药使用的文化史。“是药三分毒”“以毒攻毒”这样的中医概念对于中文读者来说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是常识。在西医的范畴内，人们也常常举化疗的例子来说明毒与药的辩证关系。本书的目的即是将这一朴素的“常识”放在中国历史的脉络中审视，探究其文化渊源与历史变化。本书最初的问题意识来自一个比较的视角，即中西医疗文化的比较。西方学界对中医史的研究有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不少学者受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将中医视为一个独立的、有自身逻辑的、与西医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这种彰显传统医学独特性的看法固然有其启发性，但也常常忽视了中医内部的复杂性以及不同文化的医学传统之间千丝万缕的连结。当然，考察这种连结的方式并不是简单地把中医放在西方现代生物医学的框架下评估，也不是试图在中医里找寻现代科学的起源。这种关联更多地体现为不同医学体系在操作层面上的类似之处（譬如说以毒为药），虽然其思想依据和文化背景大为不同。这样的视角避免我们将中西医体系完全对立起来，导致两极化的倾向——不是将中医视为理想化的他者（在西方世界尤甚）就是将其完全否定（在中文世界更为显著）。也就是说，本书并不是盲目地推崇中医，也不是一味地批判中医，而是到历史中找寻其有价值的用药理念和操作，为我们今天的医疗实践提供超越文化本质主义的启示。
本书英文版2021年出版之后，有十几位同仁慷慨撰写中、英文书评，为本书提出了不少有建设性的建议和意见，令我受益良多，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其中有几点值得在这里略为展开，以作回应。首先是比较医学史的面向。毋庸置疑，药毒不分并非中医之独有理念，在很多其他文化的医学传统中都能看到。本书在序言中提及的古希腊文化中的“
pharmakon
”即为一例，它与古代中国“毒”的概念遥相呼应。由于篇幅所限，本书没有详细讨论这两个概念在中西医疗文化史中的异同点，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我最近发表的两篇文章。
[1]
在本书英文版出版之时，还有两本有关毒药的专著也一同问世。一本是医学人类学学者芭芭拉·格克（Barbara Gerke）对于藏医中的毒药（尤其是水银类药物）在医疗宗教活动中使用的研究，
[2]
另一本是医学史学者阿丽莎·兰金（Alisha Rankin）的关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毒药试验的考察。
[3]
这两部著作与拙作同年出版，让医学史学者戴维·阿诺德（David Arnold）提出了“毒药转向”（toxic turn）的观点——他认为毒药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不仅让我们对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医疗、社会、性别等诸多面向有更深的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毒药在欧亚大陆不同文化圈之间的流动与转变是研究全球史的绝佳切入点。
最后一点值得再多说几句。我在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曾有意探索域外毒药在中国使用这个子题，但在之后的研究中发现，这样的毒药并不多。本书的第四章提及了硇砂这种毒药：它从中亚地区由丝绸之路传入唐帝国，并成为朝廷贡品；第七章提及炼丹中用到的波斯铅，为唐代丹家所珍视。但是没有一种外来毒药可以撼动像附子、水银这些本土毒药在古代中国医学中的地位。唐代的僧人义净在其《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指出乌头附子为“神州上药”，而域外药物中唯有郁金香（即今天的藏红花）、龙脑、丁香之类的香药“是唐所须”。
为何外来毒药不为中土重视？是因为本土的毒药已经相当丰富，无须再外来引入，还是因为域外医疗文化中毒药的使用并不显著、影响力有限？个中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考察。有意思的是，如义净所言，外来香药被唐人所青睐——这类来自南亚和东南亚的具有浓郁香味的药物在唐宋时期大量输入中国，并常常被用作解毒药，对当时的医疗、宗教、饮食文化有深远的影响。这正是我目前进行中的第二本专著所涉及的课题。
那么，我们今天对“毒”的负面理解是从何时开始的呢？虽然药毒不分的思想贯穿整个帝制中国，但是到了明清时期发生了一些变化。李时珍在其《本草纲目》毒草类中的“芫花”一条中描述了使其“毒灭”的炮炙技术，此灭毒概念为本草书中新出，暗示此处的“毒”已无正面意涵，更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认知的有害之“毒”。 [4] 事实上，中国传统药学中这种负面的“毒”的概念已经可以在唐代的炼丹书中看到。当时的丹家发明一系列方法除尽水银之毒，以炼就安全的丹药（见本书第七章）。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暗示在中国古代炼丹术中可以看到现代毒理学的端倪——这两个传统的思想基础完全不同。我试图说明的是我们能够在中国古代找到一些药毒分离的蛛丝马迹，虽然此现象远不如中世纪的欧洲显著，而到了明清时期，这种迹象才变得更加明显。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变化呢？一种假设是从16世纪起欧洲传教士将西方医学知识传入中国，影响了中国传统药学发展的轨迹。另一种假设是此变化是内生的，可能与明末勃兴的物质文化有关。我们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回答这个问题。
本书英文版完成之际，正是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时。转眼间四年过去，我们在疫情之后仍在不断反思这场规模前所未有的流行病给我们的教训和启示。而在抗击这种新型疫病的过程中，“到底是中药还是西药更有效”的讨论又把中西医之争推到了风口浪尖。我在这里无意裁决孰对孰错，只是想提示大家类似的对于药物使用及其有效性的讨论与争辩古来有之，而且疫情中我们看到的政府对于本土医学的大力推崇以及药物对个人身体的猛烈冲击都能在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中看到影子。作为历史学里的一个子学科，医疗史尤其关注当代医学和公共健康动向，试图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为今天的行医用药提供新的视角与可能性。虽然本书所涉及的年代与今天有千年之隔，但是我希望它能从辩证用药的角度打破中西医的壁垒，为今天的用药实践——无论是中医、西医，还是其他任何传统医学体系——提供有意义的思考。
最后，我要感谢朱慧颖博士为翻译本书所做的卓越工作。朱博士有丰富的翻译经验，尤其在医学史领域已出版过几本上乘译作，她准确、流畅、生动的翻译为本书增色不少；她在一些具体词语的翻译上尽心尽力，与她的讨论给我很多启发。同时，我要感谢余新忠、陈引驰、王一方三位老师慷慨地为本书撰写推荐语。还要感谢光启书局的张婧易女士最早联系我，表示出对翻译、出版本书的兴趣，并在过去的三年里尽量照顾到我的工作节奏，高效负责地完成本书的编辑、出版和宣传工作。
在校对本书中译本之时，女儿出世了。虽然她的到来让我校书的进度变慢，但是她给我带来了无穷尽的欢乐、惊喜和对人生的感悟。谢谢你，鹿鹿。
[1] Liu［刘焱］, “Poisons in the Premodern World”; “Understanding Poison: Study of a Word D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History,”290—296.
[2] Barbara Gerke, Taming the Poisonous: Mercury, Toxicity, and Safety in Tibetan Medical Practice .
[3] Alisha Rankin, The Poison Trials: Wonder Drugs, Experiment, and the Battle for Authority in Renaissance Science .
[4]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17，第1214页；Unschuld, “Zur Bedeutung des Terminus tu 毒，”180—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