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子的加工

许多药物在使用之前要经过不同程度的加工，早期的药学文献里出现了一个专门术语来指称这套技术：炮炙。 所以，我们发现在中国传统药学里有两大类药物：生药与熟药。后者包括许多毒药，它们需要一系列技术来削弱其猛力。

中国的药物加工是如何开始的？“炮炙”的词源提供了线索，这两个字的部首均为“火”，说明与加热有关。根据东汉的字书《说文解字》，“炙”指把肉放在火上，“炮”的意涵与之类似，但更具体，指炙烤带毛的肉。 显而易见，两个汉字都指烹饪方法。早在成书于西周的《诗经》中，我们就能看到“炮”作为一种烧烤方法的意涵，其中一首名为《瓠叶》的诗描述了主人烤兔肉欢迎其宾客。 《诗经》已指出“炮”与“炙”是不同的烹饪技术：“炮”意为烤新杀的未去毛的兔子，而“炙”指的是烤切割过的尚柔软的兔肉。 后来，“炮”也意为烤外面裹以草、涂以泥的肉。 至战国时期，“炮”已成为重要的烹饪方法，可与其同音字，意为厨师的“庖”互换使用。在指称药物加工时借用这个字，暗示了古代中国烹饪与制药技术之间的紧密联系。 ^[8]

药物加工的具体技术和程序是什么？“炮炙”一词表明要用到火，这是烹饪的要素，然而加热只是丰富的制药技术中的一部分。例如，《神农本草经》提及使草药干燥的两种方法：曝干与阴干。这大概是为了不同程度地保存药物中的水分。 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更详细地解释了这些制药技术，包括切、捣、研、筛、洗、渍、煮、炙，等等。他非常关注毒药的加工，详尽地阐明应如何炮制巴豆、半夏和附子。 要驯化这些毒药，关键在于精巧的炮制技术。

要说明药物加工的重要性，附子是一个绝好的例子。在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中，附子被誉为“百药长”，有大毒，因此需要小心炮制。这味名药包括一组乌头属植物，古代文献资料对它们的称呼五花八门（附子、乌头、天雄、侧子、乌喙、堇）。由于对这些植物的描述多种多样，有时甚至相互矛盾，而且同一物名在不同文献中指称的对象并不一致，因此很难精准地将它们与现代植物学中的物种相对应。 ^[9] 一般情况下，这些名称指的是一年中不同季节采收的乌头属植物块根的不同部位。比如，乌头指的是母根，春天采收，那时侧根尚未发育，而附子是夏天生长出来的侧根。天雄则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母根，它从不生长侧根（见图2.1）。相应地，这些不同类型的附子类块根被认为有不同程度的毒性：天雄的所有药力都聚集在母根上，毒性最强，而侧生的附子毒性要弱很多。中国传统药学认为这些不同种类的附子类块根有不同的药用价值。 ^[10]

当代中医实践里共用到50多种附子类药物，以川北产的乌头（ Aconitum carmichaelii ）为最多。 ^[11] 根据现代药理学的研究，附子类药物里主要的有毒成分是乌头碱：口服0.2毫克就足以使人中毒，出现头晕、恶心、四肢麻木的症状；3—5毫克会使人死于心血管和神经系统衰竭。但是当小剂量用药时，附子类药物中的乌头碱和其他类型的生物碱能止痛、消炎、强心。因此，使用附子类药物的关键是如何削减其毒性，但同时保存其疗愈力。

展示附子类药物在早期就被用于医疗的证据来自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医方集（约公元前168年）。在这些医方包含的200多种药物里，乌头被称作“乌喙”，它是医方中第二常用的药物（21次），仅次于另一种有毒植物“桂”。 ^[12] 在大多数情况下，乌喙外用，并常与其他药物配伍，治疗金疮、痈疽、痂痒和瘙痒。内服时它可以作为补气的滋养品，提高性能力，延年益寿。也有一些医方认为服用乌喙能使人快速奔跑，显示其神力。 ^[13]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附子类药物一直流行，其种类更加多样，医疗用途也有所变化。此类药经常出现在从武威（在今甘肃）一座古墓里出土的一组医方中，该墓可上溯至东汉早期，墓主情况不详。引人注目的是，在36个医方包含的100种药物中，附子类药物用得最多（在16个医方中出现了18次）。马王堆的医方只用强劲的乌喙，与此不同，武威的医方主要用药力较弱的附子，暗示东汉时期人们已日益意识到该药物的威力。与之相应，在武威医方中附子常用以治疗内疾，如久咳、伤寒和痹症，而其滋补和神奇的功能消退了。虽说如此，武威汉墓中的医方偶尔也用毒性很大的天雄，来治疗男性生殖系统疾病。 随着医方中不断用到附子类药物，乌喙和附子也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一本儿童字书列举的基本药物中，这说明在汉代这类植物可用来治病是一种常识。 当时这类药并不昂贵，和丝绸制品的价格差不多。 ^[14]

为什么附子类药物在古代中国如此流行？《神农本草经》确立了中国传统医学药物治疗的一条基本原则，即治寒以热药，治热以寒药。 值得注意的是，附子类药物被看作是一类热力十足的物质，主治风寒、血瘕、寒湿痿躄、膝痛等寒证。 汉代频繁使用附子类药物，说明当时的医者普遍担心体热流失导致生命枯竭。因此，这类药的热性使其具有强力驱寒以恢复身体活力的功效。

像附子这样的猛药很容易变成致命的毒物，这把我们带回到本章开头的宫廷谋杀，附子在这桩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附子是一种用途广泛的药物，但未经加工的块根因为毒性极大而很少使用。女医淳于衍很可能把一些生附子混到药里，这剂药本用来滋补许皇后产后的身体，却最终导致了她的夭亡。故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许皇后抱怨服“药”后感到头晕，这对我们现代读者来说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症状，但当时的医学著作往往把毒药引发的强烈感受当作其疗效的标志。 此种解释很可能增加了淳于衍声称此“药”无毒的可信度，消除了许皇后的疑虑。药与毒之间仅一线之隔，生与死之间也是如此。

因为有毒，附子在用来治病之前必须经过细心的加工。马王堆和武威的医书已提及炮制此类药物的各种方法，包括冶、酒渍、煮、煎、炙、㕮咀，但没有提供技术细节。 ^[15]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这些制药技术，我们需要来看六朝时期的一部著作，其记述更详赡。该书名为《雷公炮炙论》，是中国首部探讨药物炮制的专著。其成书时间尚有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它是5世纪的著作，而另一些学者提出其成书时间应更晚一些，当在隋代或唐代。 书名提供了某种暗示，因为“雷公”可能指向两个人。该名字或许指传说中上古时代的雷公，他受教于黄帝，成为制药鼻祖。雷公作为中国药物炮制学祖师的形象贯穿了整个帝制时期。此外，这个名字也可能指一位生活在5世纪的历史人物雷敩。我们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只知他是南朝刘宋的一名官员。他可能是根据一位叫作晏先生的丹家的教导写就此书，因为他在书中多次提及此名字。 ^[16] 但是，书中讨论的一些药物，如砒霜，在六朝时期的中国不大可能出现。 很有可能的是，该书经过漫长的时间才成形，其核心形成于5世纪，后来在隋唐时期又增补了一些内容。

《雷公炮炙论》共三卷，载述药物总计300种。 该书在每个药物条目之后阐明炮制方法，并常常指导人们如何在自然界中正确地辨识该药物。以附子类药物为例，《雷公炮炙论》先区分各具独特形态的六种类型（乌头、乌喙、天雄、侧子、木鳖子、附子），然后描述加工附子的两种技术：

夫修事十两，于文武火中炮，令皱坼者去之，用刀刮上孕子，并去底尖，微细劈破，于屋下午地上掘一坑，可深一尺， ^[17] 安于中一宿，至明取出，焙干用。夫欲炮者，灰火勿用杂木火，只用柳木最妙。若阴制使，即生去尖皮底了，薄切，用东流水并黑豆浸五日夜，然后漉出，于日中晒令干用。凡使，须阴制，去皮尖了，每十两，用生乌豆五两，东流水六升。

附子可以用两种不同方法加工：炮或浸，其不同之处在于所需的时间和技术的复杂程度。炮比较快（一昼夜），但需要控制好火候，并使用特别的木料（柳木），还需要懂得如何预测吉凶，以便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让附子冷却。浸耗时更长（五昼夜），但因为东流水和黑豆都不难获取，所以更容易操作。《雷公炮炙论》推荐采用后一种附子加工技术，很可能是因其相对简单。

但什么是“东流水”呢？从字面上看，它指从向东流的小溪里收集的水。这种水被认为具有净化的力量，这一观念可追溯至汉代。据《后汉书》记载，每年春，汉代官民都要到向东流的河边行洗濯祓除之礼，以去除前一年的污垢与疾病。 后来在六朝时期，许多炼丹术士吸收了这一观念，因为他们很重视炼制丹药之地的纯洁性。他们经常把丹房建在深山里向东流淌的溪流旁，用其水送服制好的丹药。 ^[18] 对于炼丹来说便于取水当然很重要，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仪式意义，目的是净化炼丹场所、丹药和炼丹者的身体。东流水在附子的炮制中可能也起到类似的作用，即洗涤草药、去除杂质。这个例子很有代表性，也就是说，《雷公炮炙论》不仅详细探讨制药的物质操作过程，同时也吸纳了当时盛行的仪式思维。 ywkr49Sb/g/7LXPJ0g88GH1jz6AfpY/Lsguuv/1W1pW3hMzKQF46cQLaik96dWv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