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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草有莘有藟，独食之则杀人，合而食之则益寿。
——《吕氏春秋》
公元前71年，在西汉都城，朝中权臣霍光的夫人霍显意图谋害许平君皇后，以便让自己的女儿当上皇后。当时，许皇后因为分娩而非常虚弱，霍显雇了一个名为淳于衍的女医为皇后准备补药：女医偷偷地把附子混入药中，进献给皇后服用。许皇后服了一些“药”后，抱怨头晕，怀疑药中有毒，淳于衍矢口否认。许皇后的状况迅速恶化，最后撒手人寰。
这场谋杀因为附子的使用而显得诡诈。致命的毒物附子导致许皇后悲惨死亡，然而它也是古代中国最常使用的药物之一。事实上，中国传统药学很少直接用毒，而是用各种制药技术，包括剂量控制、药物配伍和加工，把毒转化为药。汉代的医学著述已零星而简要地提及这些技术，至于更详尽的探讨和相关专著则出现在5—6世纪，它们为后来的药学著作奠定了基础。因此，猛烈之物在中国得以大量使用亟需医学技术的发展，以驯化这些危险的毒物，将它们变成有用的药物。
古代中国制药技术的传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自然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如今，中医在西方世界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这和想象中草药的“自然性”有很大关系，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西方合成药物的人工性。这一观点隐含着一种自然观，即自然是纯洁、干净、安全的。这种观念秉承欧洲启蒙时代的遗绪，清晰地将自然和文化划分成独立的、相互排斥的领域。 [1] 如果说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这种遗绪推动了一种殖民计划：把包括中医在内的本土医疗传统贬抑为“原始的”或“不科学的”，借此建立西方现代医学的霸权， [2] 那么在后殖民时代则发生了一种逆转，对中医的浪漫化看法使其成为西方生物医学以外一个颇有吸引力的治疗选择。这两种观点都有问题。从中国传统医学的早期阶段开始，对药物的技术处理即构成了用药实践的核心。如果制备得当，猛烈的药物可能会很有价值。反过来，一种看似“自然的”药物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严重伤害身体。最终真正重要的不是现代头脑投射的抽象的自然概念，而是通过技术干预来转化药物的具体实践。
在到达医家手中之前，是谁在采集、加工药物？从汉代至六朝，随着药物种类的增多和制药技术的日益成熟，制药和贩药者逐渐从开药方的人中分离出来。在一些心存担忧的医家眼中，这样的分工影响了药材的质量和疗效。这一新情况促使这些医家撰文著书，阐明如何正确加工、使用药物。这个显著变化表明了中古中国对制药技术的高度重视，以确保药物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