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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是中国传统药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中国医学的形成期，“毒”的意涵比现在它所承载的负面意思更复杂。汉代的字书中出现了该字的一个重要释义“厚”，它暗示力量、厚重和丰足，此解释引申出广泛的含义。其他中国早期文献中的“毒”也呈现多样意涵，从有效的治理到“德”畜养万物的力量，从猛烈的药物到致命的毒物。“毒”还被用来比喻刺耳却有建设性的言语。总而言之，“毒”的两面性就在于它既可能带来益处，又可能造成危害。
“毒”的两面性在中国早期的本草著作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它指向猛烈的药力，药物的治愈力正是由此而来。《神农本草经》里建立的三品分类法把“毒”作为药物分类的主要标准。有毒药物因其猛烈而具有治病的价值，但也正因其猛烈而可能使人生病甚至死亡。因此，使用毒药的艺术就是在不损害生命活力的前提下有力地祛除疾病。六朝时期的本草著作，例如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更详细地描述了这些猛药。它们遍布于矿物、植物、动物和食物类药物，并被赋予广泛的医疗用途。到6世纪，中国传统药学已确立毒药在治疗中的关键作用。
对中国药学的这一特色我们如何作出文化诠释呢？本章开头的引言给了我们一个线索。这段话出自西汉的《淮南子》，它强调了凶猛的鸡毒（附子类植物）的效用。这当然是有用的医学信息，但是这段话的言外之意和政治有关：它用附子作为隐喻，强调世间不同类型的人都有价值，如果能君意识到这一点，对国家就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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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这样的政治愿景和构成该书核心的宇宙观一致：道生天地，天地分阴阳，阴阳相合，滋生万物。
因此，世间万物都包含了阴和阳的力量，它们相互转化，流动不息。此种宇宙观根植于《老子》《庄子》这样的先秦哲学著作，强调万事万物的辩证关系，反对绝对的分类。在此阴阳理论的影响下，毒和药没有截然分开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毒药虽然具有治病疗疾的巨大潜能，但毕竟是危险之物，误用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中国古代的医家完全知晓这一点，因此想出许多炮制和使用毒药的方法，以便最大程度地趋利避害。如上所述，潜藏于药毒两面性里的核心理念是转化：绝对的区分是不存在的；万事万物都在永恒的变化中。因此，为了利用毒物，人们必须掌握恰如其分地将其转化为药物的技术。
[1] 关于之前学者对“毒”字字源的探讨，详见Unschuld, “Zur Bedeutung des Terminus tu 毒，”165—183；Obringer, L’aconit et l’orpiment , 25—26；史志诚：《中国古代毒字及其相关词汇考》，第1—9页。
[2] Unschuld, “Zur Bedeutung des Terminus tu 毒，”169—170.
[3] 英文单词toxic源于希腊语 toxon 或 toxikon ，意思分别是“弓”或“与弓有关的”，也指向在狩猎或战争中用毒。见Stevenson, Meaning of Poison , 3—4。关于人类在狩猎活动中使用毒药的最早证据（24000年前），见d’Errico et al., “Early Evidence of San Material Culture,”13214—13219。关于毒药在古代中国战争中的使用，参见Bisset, “Arrow Poisons in China. Part I,”325—384。
[4] Boltz,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
[5] Nylan, Five “Confucian”Classics , 202—252.
[6] 《周易正义》卷3，第121页；Shaughnessy, trans., I Ching , 110—111, 146—147。
[7] 见藤堂明保：『漢字語源辞典』，转引自Unschuld, “Zur Bedeutung des Terminus tu 毒，”166。“毒”和“熟”的古音分别为*［d］ˤuk和*［d］uk，该信息来自白一平（William H. Baxter）与沙加尔（Laurent Sagart）合著的《上古汉语新构拟》（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的补充材料（网址http://ocbaxtersagart.lsait.lsa.umich.edu/，2020年8月1日访问）。此外，马提索夫（James Matisoff）把“毒”的原意解释为“厌食的孕妇”（网址https://stedt.berkeley.edu/~stedt-cgi/rootcanal.pl/etymon/2202，2020年8月1日访问），但该释义需要更多的证据。感谢沙加尔提醒我注意这一释义。
[8] Nylan, Five “Confucian”Classics , 168—201，尤其是182—185；金仕起：《中国古代的医学、医史与政治》，第291—352页。
[9] 《论衡校释》卷23，第66篇，第949—960页。奥林热将这一篇译成了法文，详见Obringer, L’aconit et l’orpiment , 275—283。
[10] 关于汉代毒、火、热之间的关系，见李建民：《旅行者的史学》，第112—115页。王充不是将毒和言语联系起来的第一人，在一批出土的公元前3世纪的秦简中，我们也能在法律文书中看到类似的关联：激烈的言语被认为会危害社会和谐。见Hulsewé, Remnants of Ch’in Law , 206—207。
[11] Beck, trans., De Materia Medica .
[12] Unschuld, “Ma-wang-tui Materia Medica ,”11—63; Harper, Early Chinese Medical Literature , 98—109.
[13] 金仕起：《中国古代的医学、医史与政治》，第157—210页；Brown, Art of Medicine in Early China , 89—109。
[14] Kohn, ed., Taoist Meditation and Longevity Techniques ；坂出祥伸編：『中国古代養生思想の総合的研究』。
[15] 《黄帝内经素问校注》第5篇，第82—91页。中医里定义的脏腑不能简单地视为现代生物医学里的解剖器官，而是身体内部协同作用的功能单位。参见Sivin,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Contemporary China , 124—133。
[16] 林富士：《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Salguero, Translating Buddhist Medicine in Medieval China ；Pregadio, Great Clarity 。
[17]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卷1，第6页；Mayanagi［真柳誠］, “Three Juan Edition of Bencao jizhu and Excavated Sources,”306—321。
[18] 东汉学者郑玄在其为《周礼》作的注中把药物按照自然属性分成五种：“五药，草木虫石谷也。”见《周礼注疏》卷5，第132页。此前学者们对陶弘景新颖的药物分类法作出了各种解释，例如，有学者认为随着佛教的传播，陶氏可能受到了印度医学的影响（廖育群：《印度古代药物分类法及其可能对中国医学产生的影响》，第56—63页）；也有学者提出，儒家著作用“自然属性”来辅助政治治理，提供道德规范（山田慶兒：『本草と夢と錬金術と』，第67—72頁）。为了理解陶弘景的书写架构，我们也有必要将这一医书和他的道书相比较。陶弘景对数字七似乎很着迷：他的两部道书《真诰》和《登真隐诀》均为七卷。他称，将书分为七卷对应了北斗七星，此天象与地理密切相关。在古代中国，祭拜北斗星是道教的重要仪式。因此，“七”在《本草经集注》中的术数意义和支撑其道书的天地互感的宇宙观是一致的。见陶弘景：《真诰》（HY 1016）卷19，第3页上；Mollier, Buddhism and Taoism Face to Face , 134—173。
[19] 由于不同古代文献对药物的描述不同，有时甚至相互抵牾，我们常常难以确定古代医书里的药名与当今世界所用药物之间精准的对应关系。在本书英文版中，我尽可能用英语的常用名来翻译这些药物。有时在涉及植物时，我用现代生物分类法中的“属”而不是“种”来做翻译，以便保留原文的某种模糊性。我对药物的指认参考了Sivin, Chinese Alchemy , 272—294；Hu［胡秀英］, Enumeration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Wilms, Divine Farmer’s Classic of Materia Medica 。
[20] 根据奥林热的统计，在唐代的方书《外台秘要》中，10%的药方用到了附子类药物。见Obringer, L’aconit et l’orpiment , 121—122。
[21] 关于鸩鸟的研究，见真柳誠：「鴆鳥」，第151—185頁。鸟的羽毛有这么毒吗？对此的现代生物学研究，详见Dumbacher et al., “Homobatrachotoxin in the Genus Pitohui ,”799—801。
[22] 《淮南子集释》卷9，第652—656页。与之类似的另一段话详见卷10，第709—712页。关于古代中国用医学话语进行政治劝诫的研究，见Brown, Art of Medicine in Early China , 2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