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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是中国传统药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中国医学的形成期，“毒”的意涵比现在它所承载的负面意思更复杂。汉代的字书中出现了该字的一个重要释义“厚”，它暗示力量、厚重和丰足，此解释引申出广泛的含义。其他中国早期文献中的“毒”也呈现多样意涵，从有效的治理到“德”畜养万物的力量，从猛烈的药物到致命的毒物。“毒”还被用来比喻刺耳却有建设性的言语。总而言之，“毒”的两面性就在于它既可能带来益处，又可能造成危害。
“毒”的两面性在中国早期的本草著作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它指向猛烈的药力，药物的治愈力正是由此而来。《神农本草经》里建立的三品分类法把“毒”作为药物分类的主要标准。有毒药物因其猛烈而具有治病的价值，但也正因其猛烈而可能使人生病甚至死亡。因此，使用毒药的艺术就是在不损害生命活力的前提下有力地祛除疾病。六朝时期的本草著作，例如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更详细地描述了这些猛药。它们遍布于矿物、植物、动物和食物类药物，并被赋予广泛的医疗用途。到6世纪，中国传统药学已确立毒药在治疗中的关键作用。
对中国药学的这一特色我们如何作出文化诠释呢？本章开头的引言给了我们一个线索。这段话出自西汉的《淮南子》，它强调了凶猛的鸡毒（附子类植物）的效用。这当然是有用的医学信息，但是这段话的言外之意和政治有关：它用附子作为隐喻，强调世间不同类型的人都有价值，如果能君意识到这一点，对国家就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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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这样的政治愿景和构成该书核心的宇宙观一致：道生天地，天地分阴阳，阴阳相合，滋生万物。
因此，世间万物都包含了阴和阳的力量，它们相互转化，流动不息。此种宇宙观根植于《老子》《庄子》这样的先秦哲学著作，强调万事万物的辩证关系，反对绝对的分类。在此阴阳理论的影响下，毒和药没有截然分开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毒药虽然具有治病疗疾的巨大潜能，但毕竟是危险之物，误用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中国古代的医家完全知晓这一点，因此想出许多炮制和使用毒药的方法，以便最大程度地趋利避害。如上所述，潜藏于药毒两面性里的核心理念是转化：绝对的区分是不存在的；万事万物都在永恒的变化中。因此，为了利用毒物，人们必须掌握恰如其分地将其转化为药物的技术。
[1] 关于之前学者对“毒”字字源的探讨，详见Unschuld, “Zur Bedeutung des Terminus tu 毒，”165—183；Obringer, L’aconit et l’orpiment , 25—26；史志诚：《中国古代毒字及其相关词汇考》，第1—9页。
[2] Unschuld, “Zur Bedeutung des Terminus tu 毒，”169—170.
[3] 英文单词toxic源于希腊语 toxon 或 toxikon ，意思分别是“弓”或“与弓有关的”，也指向在狩猎或战争中用毒。见Stevenson, Meaning of Poison , 3—4。关于人类在狩猎活动中使用毒药的最早证据（24000年前），见d’Errico et al., “Early Evidence of San Material Culture,”13214—13219。关于毒药在古代中国战争中的使用，参见Bisset, “Arrow Poisons in China. Part I,”325—384。
[4] Boltz,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
[5] Nylan, Five “Confucian”Classics , 202—252.
[6] 《周易正义》卷3，第121页；Shaughnessy, trans., I Ching , 110—111, 146—147。
[7] 见藤堂明保：『漢字語源辞典』，转引自Unschuld, “Zur Bedeutung des Terminus tu 毒，”166。“毒”和“熟”的古音分别为*［d］ˤuk和*［d］uk，该信息来自白一平（William H. Baxter）与沙加尔（Laurent Sagart）合著的《上古汉语新构拟》（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的补充材料（网址http://ocbaxtersagart.lsait.lsa.umich.edu/，2020年8月1日访问）。此外，马提索夫（James Matisoff）把“毒”的原意解释为“厌食的孕妇”（网址https://stedt.berkeley.edu/~stedt-cgi/rootcanal.pl/etymon/2202，2020年8月1日访问），但该释义需要更多的证据。感谢沙加尔提醒我注意这一释义。
[8] Nylan, Five “Confucian”Classics , 168—201，尤其是182—185；金仕起：《中国古代的医学、医史与政治》，第291—352页。
[9] 《论衡校释》卷23，第66篇，第949—960页。奥林热将这一篇译成了法文，详见Obringer, L’aconit et l’orpiment , 275—283。
[10] 关于汉代毒、火、热之间的关系，见李建民：《旅行者的史学》，第112—115页。王充不是将毒和言语联系起来的第一人，在一批出土的公元前3世纪的秦简中，我们也能在法律文书中看到类似的关联：激烈的言语被认为会危害社会和谐。见Hulsewé, Remnants of Ch’in Law , 206—207。
[11] Beck, trans., De Materia Medica .
[12] Unschuld, “Ma-wang-tui Materia Medica ,”11—63; Harper, Early Chinese Medical Literature , 98—109.
[13] 金仕起：《中国古代的医学、医史与政治》，第157—210页；Brown, Art of Medicine in Early China , 89—109。
[14] Kohn, ed., Taoist Meditation and Longevity Techniques ；坂出祥伸編：『中国古代養生思想の総合的研究』。
[15] 《黄帝内经素问校注》第5篇，第82—91页。中医里定义的脏腑不能简单地视为现代生物医学里的解剖器官，而是身体内部协同作用的功能单位。参见Sivin,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Contemporary China , 124—133。
[16] 林富士：《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Salguero, Translating Buddhist Medicine in Medieval China ；Pregadio, Great Clarity 。
[17]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卷1，第6页；Mayanagi［真柳誠］, “Three Juan Edition of Bencao jizhu and Excavated Sources,”306—321。
[18] 东汉学者郑玄在其为《周礼》作的注中把药物按照自然属性分成五种：“五药，草木虫石谷也。”见《周礼注疏》卷5，第132页。此前学者们对陶弘景新颖的药物分类法作出了各种解释，例如，有学者认为随着佛教的传播，陶氏可能受到了印度医学的影响（廖育群：《印度古代药物分类法及其可能对中国医学产生的影响》，第56—63页）；也有学者提出，儒家著作用“自然属性”来辅助政治治理，提供道德规范（山田慶兒：『本草と夢と錬金術と』，第67—72頁）。为了理解陶弘景的书写架构，我们也有必要将这一医书和他的道书相比较。陶弘景对数字七似乎很着迷：他的两部道书《真诰》和《登真隐诀》均为七卷。他称，将书分为七卷对应了北斗七星，此天象与地理密切相关。在古代中国，祭拜北斗星是道教的重要仪式。因此，“七”在《本草经集注》中的术数意义和支撑其道书的天地互感的宇宙观是一致的。见陶弘景：《真诰》（HY 1016）卷19，第3页上；Mollier, Buddhism and Taoism Face to Face , 134—173。
[19] 由于不同古代文献对药物的描述不同，有时甚至相互抵牾，我们常常难以确定古代医书里的药名与当今世界所用药物之间精准的对应关系。在本书英文版中，我尽可能用英语的常用名来翻译这些药物。有时在涉及植物时，我用现代生物分类法中的“属”而不是“种”来做翻译，以便保留原文的某种模糊性。我对药物的指认参考了Sivin, Chinese Alchemy , 272—294；Hu［胡秀英］, Enumeration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Wilms, Divine Farmer’s Classic of Materia Medica 。
[20] 根据奥林热的统计，在唐代的方书《外台秘要》中，10%的药方用到了附子类药物。见Obringer, L’aconit et l’orpiment , 121—122。
[21] 关于鸩鸟的研究，见真柳誠：「鴆鳥」，第151—185頁。鸟的羽毛有这么毒吗？对此的现代生物学研究，详见Dumbacher et al., “Homobatrachotoxin in the Genus Pitohui ,”799—801。
[22] 《淮南子集释》卷9，第652—656页。与之类似的另一段话详见卷10，第709—712页。关于古代中国用医学话语进行政治劝诫的研究，见Brown, Art of Medicine in Early China , 21—62。
夫草有莘有藟，独食之则杀人，合而食之则益寿。
——《吕氏春秋》
公元前71年，在西汉都城，朝中权臣霍光的夫人霍显意图谋害许平君皇后，以便让自己的女儿当上皇后。当时，许皇后因为分娩而非常虚弱，霍显雇了一个名为淳于衍的女医为皇后准备补药：女医偷偷地把附子混入药中，进献给皇后服用。许皇后服了一些“药”后，抱怨头晕，怀疑药中有毒，淳于衍矢口否认。许皇后的状况迅速恶化，最后撒手人寰。
这场谋杀因为附子的使用而显得诡诈。致命的毒物附子导致许皇后悲惨死亡，然而它也是古代中国最常使用的药物之一。事实上，中国传统药学很少直接用毒，而是用各种制药技术，包括剂量控制、药物配伍和加工，把毒转化为药。汉代的医学著述已零星而简要地提及这些技术，至于更详尽的探讨和相关专著则出现在5—6世纪，它们为后来的药学著作奠定了基础。因此，猛烈之物在中国得以大量使用亟需医学技术的发展，以驯化这些危险的毒物，将它们变成有用的药物。
古代中国制药技术的传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自然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如今，中医在西方世界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这和想象中草药的“自然性”有很大关系，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西方合成药物的人工性。这一观点隐含着一种自然观，即自然是纯洁、干净、安全的。这种观念秉承欧洲启蒙时代的遗绪，清晰地将自然和文化划分成独立的、相互排斥的领域。 [1] 如果说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这种遗绪推动了一种殖民计划：把包括中医在内的本土医疗传统贬抑为“原始的”或“不科学的”，借此建立西方现代医学的霸权， [2] 那么在后殖民时代则发生了一种逆转，对中医的浪漫化看法使其成为西方生物医学以外一个颇有吸引力的治疗选择。这两种观点都有问题。从中国传统医学的早期阶段开始，对药物的技术处理即构成了用药实践的核心。如果制备得当，猛烈的药物可能会很有价值。反过来，一种看似“自然的”药物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严重伤害身体。最终真正重要的不是现代头脑投射的抽象的自然概念，而是通过技术干预来转化药物的具体实践。
在到达医家手中之前，是谁在采集、加工药物？从汉代至六朝，随着药物种类的增多和制药技术的日益成熟，制药和贩药者逐渐从开药方的人中分离出来。在一些心存担忧的医家眼中，这样的分工影响了药材的质量和疗效。这一新情况促使这些医家撰文著书，阐明如何正确加工、使用药物。这个显著变化表明了中古中国对制药技术的高度重视，以确保药物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