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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伊莎进预备班之前的那个夏天异常炎热。玛蒂尔德穿着颜色暗淡的连衣裙在家里走来走去，背带垂落在她宽阔的双肩，因为汗水，头发紧紧地贴在两颊和前额上。她一只手抱着婴儿塞利姆，另一只手挥舞着报纸或者硬纸片。尽管塔莫总是嘟囔赤脚会带来厄运，玛蒂尔德还是喜欢赤脚。她仍然做着每天都要做的事情，但是动作似乎更慢，也比平常更加吃力。阿伊莎和她才为他庆祝完两岁生日的弟弟塞利姆非常乖巧。他们不饿，也没有玩耍的兴致，白天光着身子睡在瓷砖地上，根本没有力气说话，或是想点花样来玩。八月初，开始刮秋尔古风
，天空一片灰白。大人禁止孩子出门，因为这来自撒哈拉的风是母亲们的噩梦。穆依拉拉就对玛蒂尔德讲述过无数次类似的故事，说小孩子因为吹了秋尔古风发起高烧丢了命。婆婆说不能吸入这种带毒的风，说一旦吸入，就会烧了五脏六腑，像植物一样瞬间就枯萎了。因为这可怕的风，夜幕降临了，但是炎热并没有得到缓解。光线暗了下去，夜色笼罩着田野，树木也隐没在了黑暗之中，炎热却仍然威力十足，仿佛大地尽数蓄足了太阳的能量。孩子们变得有些神经质。塞利姆开始号叫。他大哭不止，妈妈只好把他抱在怀里，哄着他。玛蒂尔德一抱就是好几个小时，大人孩子的上半身都被汗水湿透了，精疲力竭。一个望不到尽头的夏天，玛蒂尔德觉得自己非常孤独。尽管这炎热把人的气力都耗费光了，她的丈夫仍然整天待在田里。他和雇工一起收割，而今年的收成看上去还是那么令人沮丧。麦穗都是空的，大家日复一日地劳作，所有人都很担心，到了九月，恐怕还是要饿死人。
有天晚上，塔莫在一堆平底锅底下发现了一只蝎子。她发出尖锐的叫声，玛蒂尔德和孩子们都跑向了厨房。厨房朝向一个小院子，院子是用来晾衣服和晒肉的，还堆着好几个脏兮兮的盆，是玛蒂尔德喂猫用的。玛蒂尔德一直叮嘱，要把屋子的大门关上，她害怕会有蛇、老鼠、蝙蝠，甚至还有聚集在石灰窑边的豺狼。但是塔莫总是心不在焉的，她应该是忘了。伊托的女儿还不到十七岁。她狡猾、倔强，喜欢野在外面，喜欢照顾孩子，喜欢用柏柏尔语教孩子们认动物。但是她不太欣赏玛蒂尔德对她的态度。这个阿尔萨斯女人看上去生硬、专制、粗暴。玛蒂尔德自告奋勇要教导塔莫行为举止，但是她一点耐心也没有。她教塔莫一些西餐的基本知识时，这一点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不过塔莫才不在乎呢，她根本不听，一只手无精打采地拿着搅奶油的刮刀。
玛蒂尔德进入厨房的时候，这个年轻的柏柏尔姑娘正在祈祷，手捂着脸。玛蒂尔德一时还没有明白过来，究竟什么吓到了她。接着她看见了平底锅下伸出的黑色的蝎子钳足，那只平底锅还是她婚后不久在米卢斯买的。她将和她一样光脚踩在地上的阿伊莎拎了起来。然后用阿拉伯语命令塔莫安静下来。“别哭了，”她重复道，“把这儿给我收拾好。”她穿过通向卧室的长走廊，说：“亲爱的孩子们，今天晚上你们和我睡。”
她知道丈夫会吼她的。他不喜欢她教育孩子的方式，不喜欢她看到他们痛苦或者感情流露时的让步。他指责她，说她这样会培养出脆弱、爱抱怨的孩子，尤其对儿子绝不该这样：“这可不是培养男子汉的正确方式，这样教不会他直面生活。”在这座远离一切的房子里，玛蒂尔德感到害怕，她很是怀念来到摩洛哥的头几年，他们在梅克内斯的伊斯兰区生活，周围都是人，人的喧嚣和纷乱。她向丈夫倾诉的时候，他就会嘲笑她：“你们在这里很安全，相信我。”1953年的8月底，他甚至不允许她进城，因为他害怕会有游行和暴动。自从宣布将苏丹西迪·穆罕默德·本·尤塞夫流放至科西嘉岛之后，百姓群情激愤。梅克内斯和摩洛哥王国其他所有的城市一样，导火索一点就燃，大家的行为都变得有点神经质，一个小插曲就能瞬间演化为暴动。在伊斯兰区，女人穿着黑纱，眼睛因为仇恨和泪水变得通红。“主啊，主啊！”
在王国所有的清真寺里，教徒都在祈祷苏丹的回归。很多地下组织兴起，武装反抗基督教的压迫者。在大街上，从早到晚响彻着“国王万岁”
的叫喊声。但是阿伊莎对所谓的政治一无所知，她甚至不知道这是1953年，不知道一部分人擦亮枪支争取独立，而另一部分则拒绝这一部分人的独立。阿伊莎才不在乎呢。整个夏天，她只想着要上学的事情，这让她感到很害怕。
玛蒂尔德将两个孩子放在床上，让他们别动。几分钟后，她胳膊下夹着两张浸了冰水的白色床单回来了。孩子们躺在冰凉的床单上，过了几分钟，塞利姆就睡着了。玛蒂尔德两只肿胀的脚伸出床外晃荡着。她轻抚着女儿浓密的头发，女儿说：“我不想去上学。我想和你待在一起。穆依拉拉不识字，伊托和塔莫也不识字。识字又有什么用呢？”玛蒂尔德突然间振作起来，她直起身子，将脸逼近女儿的脸道：“不识字不是奶奶和伊托自己要的。”在黑暗中，孩子不能分辨母亲的神色，但是她听出玛蒂尔德的语调中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沉重，这让她有点担心。“我再也不要听你说这样的蠢话了，你明白吗？”外面猫在打架，发出可怕的叫声。“我多羡慕你呀，”玛蒂尔德继续说道，“我真想回到学校，学好多好多东西，交一些一辈子的朋友。真正的生活这才开始。你现在已经是个大人了。”
床单渐渐干了，阿伊莎却毫无睡意。她睁着双眼，憧憬起新生活来。她想象着，在阴凉的院子里，她的小手和另一个小姑娘的手握在一起，那是她的灵魂姐妹。真正的生活，玛蒂尔德刚才说，并不在这里，不在这座位于小山坡上的孤零零的白色房子里。真正的生活难道不是像那些女工一样，一整天都荡在外面吗？难道在父亲的田间劳作的那些人不是真正的存在吗？难道，他们唱歌的方式，他们在橄榄树下，欢迎阿伊莎加入他们的野餐时的那份温情都算不了什么吗？生活不就是当天早上烤的一个半圆面包？女人们在烤架前往往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吸入的黑烟足足能把她们熏死。
一直到那时为止，阿伊莎从来没有想过这所谓的生活，也许除了去上城，去欧洲区的时候：当她身陷汽车、流动摊贩以及冲进电影院的中学生发出的喧嚣声里时；当她听到咖啡馆绽放出的音乐声时；当听到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的声音时；当她的母亲在人行道上恼火地拽住她，向行人道歉的时候。是的，她看到了，存在另一种生活，更加密集，更加快速，似乎所有都奔向一个目标的生活。阿伊莎怀疑自己这样的存在就只是一个影子，是没人注视的一种艰苦的劳作，一种牺牲，是奴役。
开学的日子到了。坐在车后排，阿伊莎害怕得几乎动弹不得。现在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就是抛弃，怯懦的、可怕的抛弃。他们很快就要把她抛下，在这陌生的街道上，她，一个只熟悉无边田野和寂静山峦的小野蛮人。玛蒂尔德在说话。她愚蠢地笑着，阿伊莎能感觉到，母亲也不是那么有把握。这出戏是多么假啊。寄宿学校的门出现在他们眼前，父亲停好了车。在人行道上，母亲们牵着穿着盛装的小姑娘。她们穿着新裙子，剪裁完美，但是颜色比较谨慎。这些都是城里的小姑娘，对她们来说，趾高气扬地展现自己是家常便饭。孩子们搂抱在一起的时候，戴着帽子的母亲便趁机交谈几句。其他孩子都是重逢，阿伊莎想，是她们熟悉的世界的延续。阿伊莎抖个不停。“我不要，”她叫道，“我不要下车！”她尖锐的叫声引起了父母和学生的关注。她这样一个平素如此安静、如此怯懦的小姑娘竟然变得毫无节制。她在后排硬邦邦的座位中间缩成一团，牢牢地粘在上面，叫声直入心脏，震破耳膜。玛蒂尔德打开门：“过来，我亲爱的，过来，别担心。”她向她投去带有乞求意味的一瞥，阿伊莎发现了。农场的雇工在宰杀牲畜前都是那么哄骗它们的，“过来，小东西，过来”，然后就是篱笆，棒击，屠宰场。阿米纳打开另一扇门，两边都试图抓住孩子。最后还是父亲把她弄了出来，她疯狂地，使出惊人的力量抓着车门。
周围已经围了一小群人。大家都在议论玛蒂尔德，说她和当地人偏居一侧，把孩子都养成了野人。这种尖叫，这种歇斯底里，只有乡下人才做得出来。“你们知道吗？那些女人一旦绝望起来，能把自己的脸抓出血来。”这里没有人和贝尔哈吉一家有交往，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家庭的故事，知道他们生活在离市中心二十五公里的地方，在埃尔哈约伯公路上，一个偏僻的农庄里。梅克内斯的圈子很小，大家都很无聊，这对奇怪的夫妻便成了闷热下午的闲聊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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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容院——女人卷发或是给脚指甲刷上指甲油的地方——理发师欧仁就总是嘲笑玛蒂尔德，那个高个子金发绿眼睛的女人，说她比她那个阿拉伯的丈夫至少高十厘米。欧仁用夫妻俩之间的差异逗笑自己的顾客：阿米纳的头发是黑的，额头的发际线很低，因此让他的眼神看起来有一种阴暗的味道；而玛蒂尔德呢，有一种二十岁姑娘的神经质，同时，她身上还有一种有点男性的气质，激烈，不合礼仪，总之，是促使欧仁下决心不再接待她的某种东西。理发师精心挑选词汇，描述那年轻姑娘修长、壮实的双腿，她倔强的下颌，她那双从来不保养的手，还有她那双硕大的脚，那么大，而且是肿的，所以她只能穿男人的鞋子。白种女人，皮肤黝黑的男子；女巨人和矮壮的军官。欧仁的女客人戴着卷发的罩子，纷纷扑哧笑了出来。但是大家一旦想起阿米纳参加过解放战争
，想起他受过伤，受过勋，笑声就变小了。女人觉得自己必须闭嘴，而这让她们觉得更加苦涩。她们想，玛蒂尔德是一个奇怪的战利品。这个士兵如何能够说服这个强壮的阿尔萨斯女人随他来到这里呢？她是不是走到这一步前也多少想过要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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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渐渐围聚在孩子身边，七嘴八舌地出主意。一个男人粗暴地推开玛蒂尔德，想要让阿伊莎恢复理性。他挥舞着胳膊，念叨着天父以及良好教育的基本准则。玛蒂尔德被大家推来推去，她试图保护孩子：“别碰她，别靠近我女儿！”她不知所措。看到女儿哭成这样，她很心疼。她想把女儿抱在怀里，哄哄她，承认原来和她说的都是谎话。是的，她编造了那些关于永恒友谊、热诚老师的美好记忆。真的，她的小学老师并没有那么温和。关于学校的记忆，是早晨起来，天还黑乎乎的，用来洗脸的水冰冰凉；是如雨点般落到身上的拳打脚踢；是糟糕的食物，下午的时候，肚子难受极了，一半是饿的，一半是害怕。那时她是多么绝望地期待着一个温柔的抚摸呀。“回去吧，”她真想大声喊道，“别管这些了，回到家里，什么都好，我知道该怎么办，我自己就能教她读书。”阿米纳向她投来阴郁的一瞥。她总是这样，把孩子教得十分软弱，过于宠溺，做一些可笑的让步。再说是她坚持让女儿在法国学校注册的，这里有带尖顶钟楼的教堂，人们向陌生的神祈祷。玛蒂尔德最终还是止住了泪水，她笨拙地，没有多少自信地抱住女儿，说：“来，来，我亲爱的，我的小姑娘。”
因为注意力全部放在女儿身上，她并没有注意到大家对她的嘲笑，没有注意到那些低垂的目光正偷偷地打量着她那双已经失去光泽的大皮鞋。母亲们戴着手套的手捂住嘴，窃窃私语。她们对她很不满，同时又觉得她很可笑。在圣母院寄宿学校的栅栏门前，她们提醒自己，必须表现出同情，因为主看着她们。
阿米纳拢住女儿的腰，他非常恼火：“你弄这场戏给谁看？快给我松开车门！站好了。你让我们蒙羞了。”女儿的裙子翻了上去，露出了她的小短裤。学校的门卫焦急地看着他们，不敢动。伯拉希姆是个上了年纪的摩洛哥人，有着圆圆的、和气的脸，光秃秃的脑袋上戴着一顶白色的针织小帽。他穿着海军蓝的外套，外套对他来说有点大，但烫得十分平整。父母亲没有办法让这个看上去被魔鬼附身的小姑娘平静下来。开学典礼眼看着就要搞砸了，如果知道，他们在她可敬的地盘上，在校门前竟然上演了这么一出戏，校长嬷嬷会非常生气的。她会找他算账，不会原谅他的。
上了年纪的看门人走近小车，他尽量温柔地将孩子的手指从车门上扒下来。他用阿拉伯语对阿米纳说道：“我抓住她，你去发动车，明白了吗？”阿米纳点点头。他冲玛蒂尔德抬了抬下巴，玛蒂尔德也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阿米纳没来得及对老人表示感谢。阿伊莎才松开，父亲就发动了车子。车子渐渐远去，阿伊莎甚至没有看到母亲是否最后看了自己一眼。瞧，他们就这么抛弃了她。
她站在人行道上。蓝色的裙子弄得乱七八糟，还掉了颗扣子。她眼睛哭得通红，而那个握着她手的人不是她的爸爸。“我不能陪你进去。我必须留在大门这里。这是我的工作。”他将手放在孩子的背上，把她朝里推去。阿伊莎温顺地点点头。她感到很惭愧。她希望自己和蜻蜓一般，不要太引人注目，但这下却被所有人注意到了。她走上校园的道路，在道路的那一头，嬷嬷们穿着统一的黑色长袍，在教室前排成一排，等着她们。
她走进教室。学生都已经坐在了自己的座位上，她们微笑着打量她。阿伊莎太害怕了，以致有了倦意。她的脑袋嗡嗡作响。如果闭上眼睛，她可以肯定，很快就能深睡过去。一个嬷嬷拉住她的肩膀。她手里拿着一张纸，问她道：“你叫什么名字？”阿伊莎睁大眼睛，没明白大家想要她回答什么。那个修女很年轻，有一张漂亮的脸，皮肤苍白，孩子一下喜欢上了她。嬷嬷又重复了一遍问题，她弯下身，差不多到阿伊莎的高度。阿伊莎最终低声答道：“我叫姆西莎。”
嬷嬷皱起双眉。她扶了扶滑到鼻子上的眼镜，又一次看着学生名单。“贝尔哈吉小姐。阿伊莎·贝尔哈吉小姐，生于1947年11月16日。”
孩子转过身。她望着身后，就好像她不知道嬷嬷究竟在和谁说话。她不知道这里都是些什么人，她努力控制住涌上心头的呜咽。她的下巴开始颤抖，指甲深入臂膀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她究竟怎么啦，要遭到这样的惩罚，被关在这里？妈妈什么时候会回来？嬷嬷不敢相信，但是必须接受：这个孩子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贝尔哈吉小姐，坐那里吧，靠窗的那个座位。”
自从她有记忆以来，她一直听到的名字就是“姆西莎”。母亲站在台阶上叫她回来吃晚饭时，叫的就是这个名字。这是从农民嘴里冒出来，在树间飞翔，沿着山坡奔跑的名字。他们找她，最终经常看到她缩成一个球，倚着树干睡着了。“姆西莎”，她一直听到的是这个名字，除此之外她不可能有其他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和风一样刮过，让那些柏柏尔女人笑出声来，她们总喜欢把她抱在怀里，就好像她是她们的孩子一样。这个名字，是夜半时分，妈妈哼唱着自己编的儿歌时叫的名字；是她在入睡之前听到的最后一个音，自从她出生以来，这个名字就一直出现在她的梦中。“姆西莎”，小猫。她出生的时候，老伊托在，她和玛蒂尔德说，婴儿的啼哭就像小猫叫一样，所以就这么叫她了。伊托教玛蒂尔德如何用一块大布把孩子背在背上：“这样她一边睡你就能一边工作。”玛蒂尔德觉得这样很滑稽。她白天就这么过来的，孩子的嘴巴贴在她的脖子上。她的心里充满了温情。
阿伊莎坐在老师指给她的座位上，靠窗，在一个美丽的白人姑娘科利尼后面。同学们都在看她，这份注目礼让她深感不安。白人姑娘冲她吐了吐舌头，咯咯笑着，用手肘捅了捅同桌的肚子。她模仿着阿伊莎走路的样子。由于阿伊莎的小短裤是妈妈用便宜的羊毛料缝制的，走路的时候磨得她很不舒适。阿伊莎将头转向窗外，将脑袋埋在臂弯里。玛丽-索朗日向她走过来。
“怎么了，小姐，您哭了吗？”
“不，我不在哭。我在睡午觉。”
阿伊莎背负着沉重的耻辱。她为自己的衣服感到羞愧。那是她母亲缝制的，淡灰色的罩衫，有时候玛蒂尔德会缝上一点装饰，袖子上的花朵，领子上蓝色的花边。但是一切看上去都不是新的，似乎一切都不是她的，一切都像是用坏的。她为自己的头发感到羞愧，这是尤其让她感到难过的；乱哄哄的，浓密的，没有形状的，根本梳不好。到了学校后，玛蒂尔德费尽气力别在她头上的发夹就统统掉了。玛蒂尔德对自己女儿的这头头发毫无办法。她根本驯服不了这头鬃毛。头发很细，发夹夹不住，总是有碎发，如果用铁钳卷，又一下子会焦掉，梳子也梳不好。玛蒂尔德向穆依拉拉请教，但婆婆耸了耸肩。她家的女孩子从来不会那么不幸，有这么一头乱蓬蓬的短发。阿伊莎的头发像她的爸爸，但是阿米纳的头发很短，像军人那样。再加上他经常去洗土耳其浴，用滚烫的水洗头，毛囊便萎缩了，头发再也长不出来了。
阿伊莎的头发为她招来了最具侮辱性的嘲笑。在校园里，大家只看她。小小的身量，小精灵一般的面庞，却配上一头乱发。一绺绺金黄的、粗糙的头发如爆炸一般，阳光照在上面，就仿佛是戴了一顶王冠。有多少次，她梦想着能有一头白人姑娘的头发。在母亲卧室的镜子前，她试图用手把她的头发遮起来，她想象着她也有一头和白人姑娘一样的、缎子般的长发，或者像西尔维娅那样棕色的卷发，要不然像尼古拉一样柔顺的辫子也行。叔叔奥马尔笑她，说她将来很难找到丈夫，说她像个稻草人。是的，阿伊莎就像是头上顶了蓬稻草。她穿着奇装异服，显得很可笑。她整个存在都显得很可笑。
几个星期过去了，周而复始。每天早上，阿伊莎黎明即起，在黑暗里跪在床头，祈求主，千万别发生什么事情，造成她上学迟到，但是总是会发生点什么。例如炉灶出了点问题，冒出滚滚黑烟；父母亲之间的争吵，走廊上的叫声。母亲总算是到了，理好头发，拉好头巾，用手背擦去眼角的一滴泪水。她想要尽量显得庄重一点，然后就坚持不下去了。她半转过身，开始号叫说她要离开，说这是她一生犯的一个大错误，说她是个外乡人，说如果自己父亲知道，一定会把这个冲她大吼大叫的丈夫胖揍一顿。她的父亲在很远的地方。接着她投降了。她斥责乖乖地在门前等待的女儿。女儿的样子似乎是在说：“我们快点，行吗？我可不想再迟到了。”
阿伊莎还要诅咒父亲用了一个相当合理的价格从美军手上买来的车子。阿米纳想要把车顶的美国国旗抹掉，但又怕损坏了铁皮，所以还能够看见车上的几颗星星以及一块蓝色条纹图案。这辆小货车不仅是丑，而且总是出事。气温升高的时候，车里总是会冒出一缕灰烟，必须等着引擎冷却下来。冬天又发动不了。“要等着车子热一下。”玛蒂尔德总是重复说。阿伊莎觉得自己所有的不幸都来自这辆车，她诅咒美国，可所有的人好像都很尊崇美国的样子。“他们是小偷，无能的人，不值一提的人。”她琢磨着。因为这辆破车，她成了同学们嘲笑的对象——“你父母还不如给你买头驴子！那样或许你迟到得还少些呢！”——校长嬷嬷也因此对她提出警告。
在一个雇工的帮助下，阿米纳在车后安了一个小椅子。阿伊莎坐在一堆工具中间，周围还有母亲往梅克内斯市场送的水果和蔬菜。一天早上，还在半睡半醒之间，她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动，碰到了她的小腿。她叫了起来，玛蒂尔德手上的方向盘差点就打滑了。“我感觉到有东西。”孩子为自己辩解道。玛蒂尔德不愿意停下来，她害怕车子停下来之后就再也启动不了了。“肯定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她一边斥责，一边将手伸进湿漉漉的腋下。车子在学校大门前停了下来，这时十几个孩子在学校门前发出了喊叫。她们有的抓住了妈妈的腿，有的开始往学校里跑去。其中的一个昏了过去，或许是假装的。玛蒂尔德和阿伊莎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接着她们看到了伯拉希姆用手指着什么在笑。“看看你们带来的东西。”他打趣道。一条草蛇从汽车后部溜了出来，无精打采地跟在阿伊莎身后，就像一条陪伴主人出门遛弯的忠实的小狗。
十一月份，冬天来临，早晨出门的时候天还是黑的。玛蒂尔德拉着女儿的手，拖着她来到挂满了冰霜的扁桃树间的小路上，阿伊莎冷得直打哆嗦。在黑黢黢的天色中，除了自己的呼吸声，什么声音都没有。没有动物的声响，没有人的声音来搅扰黎明时分的这份寂静。她们登上潮湿的汽车，玛蒂尔德点火，引擎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要等车子热一下，没事儿的。”车子冻僵了，发出的喘息声就像是结核病人的咳嗽声。有时，阿伊莎简直想要发疯。她哭着，踹着轮胎，咒骂着农庄、父母、学校。一记耳光。玛蒂尔德从车里出来，将车推上坡道，一直推到花园尽头的大门。她额头上的一条青筋凸起，简直要爆了，脸也涨成了紫色。阿伊莎觉得有些害怕，这场景也深深地印刻在了她的记忆里。车子终于发动了，但是接着就是一条陡坡。破车的声音越来越响，经常熄火。
有一天，尽管累得要命，而且又得按响寄宿学校的门铃，令人羞愧，玛蒂尔德却突然笑了。这是十二月的一个早晨，寒冷，但是阳光灿烂。天色如此明澈，阿特拉斯山脉清晰可辨，仿佛悬在天际的一幅水彩画。玛蒂尔德模仿着播报器的声音，叫道：“亲爱的乘客，请系好安全带。我们的飞机即将起飞！”阿伊莎也笑了，将背贴在座椅上。玛蒂尔德转动车钥匙，踩下加速器，引擎还是轰鸣，接着发出哮喘般的喘息声。玛蒂尔德宣布放弃：“请原谅，亲爱的乘客，引擎似乎缺乏动力，机翼也有一点小故障需要排除。我们今天不能起飞了，只能改走公路。但是请相信机长，几天后，我们会再次起飞！”阿伊莎当然知道汽车不会飞，然而，在后来的时间里，只要一靠近这条上坡的道路，她总是禁不住激动，禁不住要想：“起飞就在今天！”尽管不可能，她却禁不住去想货车冲进云端的场景，想象着货车将她们带入新的领地，她们可以像个疯子一般尽情大笑，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着这座山坡。
阿伊莎讨厌这座屋子。她继承了母亲的敏感，阿米纳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女人都一样，胆小，容易动感情。阿伊莎害怕一切：鳄梨树上的猫头鹰，雇工说猫头鹰往往是有人要死的噩兆；她害怕豺狼，豺狼的叫声往往在夜里搅得他们睡不着觉；她还害怕流浪狗、瘦骨嶙峋的肋骨、破败的乳房。她的父亲提醒她说：“如果你出去，带上石头。”她怀疑自己是不是有能力自我防护，真的能远离这些残忍的动物。不过她还是在口袋里装满了鹅卵石，每走一步，石头就相互碰撞。
阿伊莎尤其害怕黑夜。深沉的、浓密的、无尽的黑夜，包围着父母的农庄。晚上，离开学校，母亲开的车子上了往乡间去的道路，城市的光线便渐渐远离，沉入黑暗和危险的世界。汽车渐渐地驶入黑暗，就像驶入一个洞穴，就像进入移动的沙丘。没有月亮的夜晚，甚至不能够分辨柏树那厚重的影子或草垛。黑暗吞噬了一切。阿伊莎屏住呼吸。她念诵着《主祷文》和《圣母经》。她想着耶稣曾经经历过那么多的苦难，她不停地对自己重复道：“不，我做不到。”
在家里，虚弱的、暗淡的光线闪烁着，阿伊莎永远生活在断电的恐惧中。经常，她需要像盲人那样在走廊上摸索，手扶着墙，脸上流满了泪水，叫着：“妈妈！你在哪里？”玛蒂尔德也一样，她梦想着光明，不断去烦阿米纳：如果阿伊莎趴在本子上弄坏了眼睛，她该怎么做作业呢？如果塞利姆害怕得发抖，还怎么跑得了玩得动呢？阿米纳同意买一个发电机，可以充电的，他在农庄的另一头，抽水喂饮牲畜和灌溉农田也需要。可他不在的时候，电池很快就放光了电，灯泡的光于是越来越暗。玛蒂尔德便点亮蜡烛，假意说蜡烛的光更加浪漫，更加美丽。她和阿伊莎讲述公爵和侯爵的故事，豪华宫殿里的舞会。她笑着，但事实是，她想起的是战争，那些灯火管制的时候。她咒骂她的民族，她的十七岁所忍受的牺牲，就这么飞逝的十七岁。因为烧饭和取暖都用的煤，阿伊莎的衣服上散发着一种硫黄的味道，她闻了想吐，而且她的同学也因此取笑她。“阿伊莎身上有股熏肉的味道。”学校里的学生都这么说，“阿伊莎和那些柏柏尔人一样，在乡下的破屋子里生活。”
在房子的西侧，阿米纳给自己安排了一间工作室。在这间他称作“实验室”的屋子的墙上，他用图钉钉了一些图画，阿伊莎将这些图的标题熟记在心:《论柑橘种植》《葡萄枝修剪》《热带农业的应用植物学》。这些黑白的插图对阿伊莎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她觉得自己的父亲是一个魔法师，可以影响大自然的法则，和植物、动物对话。有一天，她又因为害怕黑暗而大叫不止，阿米纳将她扛在肩头，走进花园。天如此黑，她甚至看不到父亲的脚尖。冷风掀起她的睡衣一角。阿米纳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阿伊莎。“这是电筒。冲着天空摇一摇，把光对着鸟儿的眼睛。如果你做到了，鸟儿会很害怕，呆在那里，你甚至能徒手抓住它们。”
还有一次，他让女儿和他一起去他为玛蒂尔德摆弄的那个小花园。花园里有一株很小的丁香，一片杜鹃花，一株从来没有开过花的蓝花楹。在客厅的窗户下方，有一棵橘树，未经修剪的树枝被橘子压弯了腰。阿米纳将手上握的柠檬树枝指给阿伊莎看，他那总是嵌有泥土的食指，指了指那上面正在长出来的两个很大的白芽。他拿着一把小刀，深深地在橘树上割了个口子。“现在瞧好了，”阿米纳灵巧地把柠檬树枝插入橘树，完成了嫁接，“我去找雇工弄点乳香来，然后再捆好。至于你嘛，为这株奇怪的树想个名字吧。”
玛丽-索朗日嬷嬷很喜欢阿伊莎。她被这个小姑娘迷住了，她悄悄地对她生出了很多野心。小姑娘有一颗神秘的灵魂，如果说校长嬷嬷认为她有些歇斯底里，那么玛丽-索朗日嬷嬷却从她身上看到了主的召唤。每天早晨，上课之前，姑娘们都会聚集在砾石小路尽头的小教堂里。阿伊莎经常迟到，但是她只要进了学校大门，她的目光就会坚决地转向教堂，带着一种与她的年龄不甚相符的庄重。她有时在教堂门前几米远的地方跪下来，双手抱成十字状，一步步往前挪，小石子扎进肉里，可她的脸纹丝不动。如果被校长嬷嬷看到了，她就会粗暴地拎起小姑娘：“我一点不觉得这样有什么好的，小姐，上帝能够分辨虔诚的心灵。”阿伊莎爱上帝，她曾经对玛丽-索朗日嬷嬷说过。她爱赤诚的、在冰凉的早晨接纳她的耶稣。别人和她说，痛苦可以使得我们离上天更近一些。她真的相信。
有一天早上，弥撒过后，阿伊莎晕了过去。她甚至没有念完祈祷的最后几个字。她在冰凉的教堂里直打哆嗦，瘦骨嶙峋的肩膀上披着一件旧毛衫。歌声、香的气味、玛丽-索朗日的大嗓门都没能够使她暖和过来。她的脸色越来越苍白，眼睛一闭，倒在了石板地上，直到玛丽-索朗日嬷嬷抱起了她。学生们看到这一幕后发出了尖叫。阿伊莎是个笃信宗教的女孩，她们在说，是个假圣女，是一个会产生宗教幻想的人。
她被平放在用来当作医务室的小厅里。玛丽-索朗日嬷嬷吻着她的面颊和前额。实际上，她并不是在担心小姑娘的身体。她的昏厥其实证明了这具瘦弱的身体和我们的主的身体之间已经建立了对话，而阿伊莎还不能够理解这其中的深意和美好。阿伊莎的唇碰了一下热水，拒绝了嬷嬷递给她的糖。她认为自己不配享有这样的美食。但玛丽-索朗日坚持，阿伊莎伸出舌尖，接着她嚼碎了糖块。
她要求回到课堂上。她说她感觉好多了，她不愿意落下课程。她找到了她的课桌，就在那个白人姑娘科利尼后面。一个上午就这么过去了，平静，安详。她的目光一直盯着白人姑娘的颈背，粉红色的，肉嘟嘟的，覆着一层薄薄的、金色的绒毛。小姑娘在脑袋上高高地盘了个发髻，就像一个芭蕾舞演员。阿伊莎每天都会花很长时间观察这脖颈。她将这脖颈深深印入了心底。她知道，当这个白人姑娘低下头写作业的时候，她的肩头就会鼓起一圈小肉肉。在九月炽热的阳光下，白人姑娘的皮肤会出现一片片发痒的红斑。阿伊莎看见她用沾了墨水的指甲挠痒，把皮肤都抓出了血。汗水沿着她的发梢流下来，一直流到背上，裙子的领子完全湿了，上面留下来发黄的痕迹。在热得要命的教室里，这脖子就好像鹅颈一般弯曲着，与此同时，她的注意力也下降了，看得出她很疲惫，有时下午的课上到一半，白人姑娘就会睡着。阿伊莎从来都不会碰触这位同学的皮肤。有时，她想要伸出手去，想用指尖抚过她椎骨的凹凸，轻抚逃出发髻的、让她想起坐垫里的羽毛的金色发绺。她遏制着自己的欲望，才没有将鼻子凑到她的脖子上去，她是多么想要呼吸这脖子散发出来的香气，多么想用舌尖细细品尝一番。
这一天，阿伊莎看见这颈背哆嗦了一下。金色的汗毛竖了起来，就好像一只准备开战的猫。她在想，究竟是什么让她如此激动，或者仅仅是因为玛丽-索朗日嬷嬷打开的窗户那里突然涌入的一阵凉风？阿伊莎再也听不见老师的声音，以及粉笔与黑板摩擦发出的吱嘎声。这一小块肉简直能让她发疯。她再也无法坚持下去。她抓住圆规，猛地对着白人姑娘深深地扎了下去。旋即她便拔了出来，用食指和拇指抹去一滴血。
白人姑娘发出一声尖叫。玛丽-索朗日转过身，差点从讲台上摔下来：“科利尼小姐！你怎么了，要叫成这样？”
白人姑娘冲向阿伊莎。她用尽力气揪住阿伊莎的头发。狂怒之下，她的脸都变形了：“是她，是这个坏蛋！她刺了我的脖子！”阿伊莎没有动。面对攻击，她低下脑袋，弯着腰，一言不发。玛丽-索朗日嬷嬷抓住白人姑娘的胳膊。她把姑娘拖进办公室，动作很粗暴，其他学生简直不能相信她会这样。
“您怎么敢指控贝尔哈吉小姐？谁能想象阿伊莎会做出这种事情？肯定是你小心眼。”
“可我敢和您发誓！”白人小姐吼道。她用手摸了摸颈背，希望能够在手掌上找到阿伊莎侵犯留下的痕迹，但是没有血。玛丽-索朗日嬷嬷命令她认真抄写一句话：“我不会再以莫须有的罪名指控同学。”
课间休息的时候，白人姑娘向阿伊莎投去恶毒的目光，似乎在说：“你给我等着瞧。”阿伊莎很遗憾她的圆规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她原先指望同学的身体会像肿起来的气球一样，一戳就破，就只剩下软绵绵的、对人不构成任何威胁的一层皮。但是白人姑娘仍然生机勃勃，她在学校的院子里跳来跳去，逗得同学咯咯直乐。倚在教室的墙上，面朝着冬日里的太阳，感受到阳光让她的骨骼渐生暖意，阿伊莎平静下来，望着在梧桐树围起来的操场上玩耍的小姑娘。摩洛哥姑娘用手护住嘴，小声交流着各自的秘密。阿伊莎觉得她们很漂亮，长长的褐色头发编成了辫子，在额头上方用一条白色的缎带围住。她们当中大多数人是寄宿生，就睡在学校里。周五，她们回到自己在卡萨布兰卡、非斯和拉巴特的家中。阿伊莎还从来没有去过这些城市，感觉中就和母亲玛蒂尔德的家乡阿尔萨斯一样遥远。阿伊莎既不完全是当地人，也不完全是欧洲人，而那些农民、冒险家、官员的姑娘都在一起并脚跳着，玩跳房子的游戏。她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她很孤单，倚在晒得滚烫的教室的墙上。“真是漫长啊，”阿伊莎想，“真是漫长。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妈妈呢？”
晚上，姑娘们都叫闹着冲向寄宿学校的大门。这是圣诞节假期。小石子在漆皮皮鞋下吱嘎作响，她们仿麂皮的外套上蒙上了一层白灰。阿伊莎被一大堆小女生撞来撞去，她们嗡嗡叫着，激动不安。阿伊莎跨出校门，冲玛丽-索朗日嬷嬷挥了挥手，在人行道上站住。玛蒂尔德不在。阿伊莎看到同学们都陆续离开了，她们蹭着妈妈的腿，就像一只只肥猫。有辆美式汽车在学校前停了下来，一个男人从里面走出来，戴着一顶红色的土耳其帽。他围着车子转了一圈，目光找寻着他要找的小姑娘。看到了她之后，他把手放在胸口，点了点下巴以示尊敬。“尊贵的法蒂玛夫人。”
他冲着走向他的学生说。
阿伊莎在想，这个总是趴在作业本上睡觉，把课本弄得到处都是口水的姑娘为什么会被当成尊贵的夫人来对待呢？法蒂玛夫人消失在黑色的轿车里，一群小姑娘冲她招了招手，叫道：“节日快乐！”接着，叽叽喳喳的小麻雀声停了下来，孩子们消失了，城市生活又恢复了。少年们在学校后面的荒地上玩球，阿伊莎听到他们在用西班牙语和法语谩骂。行人偷偷地看她一眼，他们睁开眼睛，仿佛是想要弄明白小姑娘为什么孤零零一个人站在这里，她显然不是乞丐，但她被遗忘了。阿伊莎躲避着他们的目光，她既不想得到他们的同情也不想得到他们的安慰。
夜幕降临，阿伊莎靠在学校的栅栏门上，祈祷着自己能够消失，像一阵风，一个幽灵，一片水汽。时间过得如此之慢，她甚至有种感觉，觉得自己一直就在那里站着，从来没有离开过，胳膊和脚踝冻得冰凉，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没到的母亲身上。她用手搓着胳膊，单脚轮流跳着，想要尽量暖一些。现在，她想，同学们都在厨房里享受着浇有热蜂蜜的馅饼。有些同学正在红木桌上写作业，房间里就像阿伊莎想象的那样，塞满了玩具。这时，汽车喇叭声开始到处响了起来，人们都下班了，阿伊莎被车灯刺目的光芒激得跳了起来。城市被拖入一种疯狂的舞蹈，穿着外套、戴着帽子的男人在控制这舞蹈的节奏。他们迈着坚定的脚步进入闷热的房间，想到即将到来的夜晚，能够喝上一口，睡上一觉，他们很开心。阿伊莎开始在原地旋转，就像疯狂的机器，她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祈祷嬷嬷们能够把耶稣像和圣母像清洗干净。伯拉希姆没有和她说话，因为校长嬷嬷不允许他和学校的小姑娘说话。但是他冲小姑娘伸出胳膊，拉过她的手，握在手里。两人并排站在栅栏门前，盯着出现在十字路口的玛蒂尔德。
她跳下那辆老旧的破车，将孩子抱在手里。她用带着阿尔萨斯口音的阿拉伯语感谢了伯拉希姆。她在脏兮兮的外套口袋里摸索了一会儿，也许她想要摸出一枚硬币给伯拉希姆，但是口袋空空的，玛蒂尔德涨红了脸。在汽车里，阿伊莎并没有回答玛蒂尔德的问题。她没有谈到白人女孩和其他同学的仇恨。三个月前，阿伊莎在学校出口的地方哭泣，因为有个小姑娘拒绝和她拉手。她的父母告诉她没有关系，她不应该在意这种事情，阿伊莎还为自己父母的冷漠而伤心。但是那天夜里，阿伊莎因为失望而难以入睡的时候，她听见了父母在争吵。阿米纳对这所没有女儿位置的基督教学校很恼火。玛蒂尔德则一边哭泣，一边诅咒孤立女儿的行为。于是阿伊莎再也不说什么了。她没有对父亲说起耶稣。她秘密地爱着这个光着双腿的男人，他给她力量，让她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愤怒。此时，她没有告诉母亲，她一直饿着肚子，因为在公共食堂的羊肉青豆烩菜里，她发现了一颗牙齿，不是像她今年夏天掉的那颗小乳牙一般白白尖尖的牙齿；掉了之后，有个年轻女人还给了她一颗果仁糖。不是的，这是一颗黑黑的、中间有个洞的牙，是老人的牙，应该是自己从牙床上脱落的，因为支撑着牙的牙龈已经腐烂了。一想到这颗牙，她就禁不住犯恶心。
九月，阿伊莎上学的时候，阿米纳决定要弄一台联合收割机。农庄、孩子、房子里的家具，这些都花去了他太多钱，以至于他去奸诈的废铁商人那里时，口袋里已经没什么钱了。商人向他保证这一定是一台绝无仅有的好机器，才从美国的厂家出来。阿米纳做了个粗暴的手势，让他闭嘴。他不想听类似的夸夸其谈，不管怎么说，这台机器是他目前唯一有能力给自己买的东西了。一连好几天，他高高地坐在机器上，不让任何人染指。“他们会毁了我的机器的。”他对玛蒂尔德解释说。玛蒂尔德看到丈夫日渐消瘦，很是焦急。他的脸因为疲惫，因为日晒雨淋陷了下去，皮肤也和那些非洲步兵一样，变成了深棕色。他日夜不停地劳作，盯着雇工的每一个动作。装袋他也一直都在，监工到深夜时分。经常，家里人发现他趴在方向盘上，因为实在太累，还没能回到家里就睡着了。
有好几个月，阿米纳都不在双人床上睡。他在厨房站着吃饭，一边吃一边和玛蒂尔德说些她听不懂的术语。他好像疯了，冲她瞪着一双充血的眼睛。他应该是想说些什么，但是所能做的就是挥舞胳膊，手势奇怪粗鲁，就好像他在发射子弹，或是准备一刀结果了谁。正因为他不敢向别人倾诉这一切，他内心的惶恐才更加令他痛苦。要承认失败，这简直能要了他的命。既不关机器的事，也不关天气的事情，甚至不是那些种田人无能。不，真正毁了他的，是他自己的父亲错了，这块地不适合种任何东西；只有薄薄的一层是能种东西的，在这薄薄一层下面却是凝灰岩。灰色的、无动于衷的岩石，是让他的野心不断遭受打击的石头。
有时候，疲惫和焦虑压得他实在喘不过气来，他真想就地躺下，蜷起双腿，睡上几个星期。他也想像因为游戏和激动而精疲力竭的孩子那样放声大哭，他对自己说，泪水或许能够冲开一直紧紧扼住他胸口的阀门。阳光，加上失眠，他觉得自己快要疯了。他的灵魂被黑暗占领，还混杂着战争的记忆和对渐渐临近的贫困的想象。阿米纳想起了大饥荒的年代。他大概十岁或者十二岁的模样，他看见从南方北上的那些家庭，还有牲畜，都是瘦骨嶙峋，饿得发不出一点声音，脑袋上都是头癣。他们拥向城市，默默乞讨，饿死的孩子就埋在公路旁。他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承受痛苦，成群饿得半死的人跟在他后面，而他无能为力，因为很快他也会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分子。这个噩梦一直纠缠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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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纳却没有任由自己被打倒。受到一篇文章的启发，他决定投入养牛事业。有一天，玛蒂尔德从学校回来的时候，在离农庄两公里的地方看到了阿米纳，他就在公路边，和一个瘦弱的男人走在一起。那个男人穿着脏兮兮的带风帽长袍，趿拉着两只破拖鞋，弄得脚上都是伤。阿米纳微笑着，那男人拍了拍他的肩膀。看上去他们似乎是老相识。玛蒂尔德在路边停了下来。她从车上下来，整了整裙子，向他们走去。阿米纳似乎有点局促，但还是替他们做了介绍。男人叫布沙伊伯，阿米纳才和他谈成一笔交易，非常骄傲。他用家里剩下不多的一点积蓄，买下了四五头牛，日后将由这个农民每天赶到阿特拉斯山脉的牧场上放养。等牛卖了之后，利润两人平分。
玛蒂尔德一直盯着那男人。她不喜欢他的笑容，因为他笑起来一点也不坦率，就像是喉咙受到刺激后的一阵干咳。他总是用他肮脏的、瘦长的手指去挠脸，这个动作给玛蒂尔德留下了非常可怕的印象。和玛蒂尔德说话的时候他从不直视她，玛蒂尔德很清楚，这不仅仅是因为她是个女人，是个外国女人。这个人会耍他们的，她可以肯定。晚上，她和阿米纳谈起了这些。她等到孩子们都睡觉了，丈夫也躺在了扶手椅里。她试图说服丈夫不要和这个男人有生意上的往来。她觉得自己的理由有点说不出口，就只是直觉，不好的预感，她只是觉得这个农民外表看起来不那么讨人喜欢。阿米纳发火了：“就因为他是个黑人你才这么说，因为他是个生活在山里的乡巴佬，因为他不了解城市的做派。你一点也不了解这些人，你也不可能了解。”
第二天，阿米纳和布沙伊伯去了牲畜市场。市场在公路旁，位于原来用来抵抗游牧部落抢劫、保护市民的城墙遗迹和几棵树木之间，山区的农民在树下铺了毯子。天气热得可怕，阿米纳闻到一股牲畜的恶臭，还有农民身上散发出来的尿水和汗水的味道。有好几次，他感到自己想吐或不舒服时，便拿袖子捂住鼻子。牲畜都很瘦，不太闹腾，垂头盯着地面。驴子，山羊，还有几头牛，别人对它们怎么样，似乎它们并不在乎。它们恹恹地嚼着稀稀拉拉的蒲公英、发黄的野草，还有几束巴库拉草。它们在等，安静、顺从，等着从一个残忍的人转到另一个残忍的人手里。农民都很激动。他们大声吆喝着重量、价格、畜龄以及用处。在这个贫瘠、干燥的地方，为了能种地，收割，照顾动物，人们也要斗争。阿米纳跨过一堆堆扔在地上的黄麻，小心翼翼地，生怕踩上在阳光下晒干了的动物粪便，他径直走向市场的西头，牛都集中在那里。
布沙伊伯和卖牛的打了声招呼。这是一个秃头的老年男人，围着白色头巾，他干脆利落地打断了布沙伊伯习惯性的寒暄。阿米纳用科学的态度谈论动物，他问的都是技术问题，老年男人根本回答不了。阿米纳就是想要用明了、粗暴的方式和他讲清楚，他们俩根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农民很恼火，嘴里嚼着黄色铃兰花的茎，发出和他卖的牛一样的声响。布沙伊伯又把事情揽了过来。他将指头插入牲口的鼻子里，用手摸摸牲口的屁股。布沙伊伯拍着牲口主人的肩膀，问他牛种的问题，还有牛的排泄物如何，他向卖主表示祝贺，说他把牲口照顾得很好。阿米纳往后退了几步，他竭尽全力，不让别人看出他的愤怒和疲惫。讨价还价持续了几个小时。布沙伊伯和卖主说的都是废话，总是先谈定了一个价格，接着就有一个人改了主意，威胁说不行就走，然后是长时间的沉默。阿米纳知道谈价格就是这样的，就像游戏，又像是仪式，但是他还是好几次想要发火，打断这些可笑的传统。下午即将结束，太阳眼见着就要从阿特拉斯山脉背后消失，一阵凉风扫过市场。两个人从卖主手上接过四头健康的牛后，和卖主拍了一下手掌。
布沙伊伯准备离开合伙人回到山顶的村庄时，他表现得很讨人喜欢。他夸奖阿米纳作为一个生意人的素质，夸他谈生意的方法。他发表了一通演讲，关于山区部族的荣誉感，关于说话算话。他和阿米纳说法国人的坏话，说他们都是些喜欢怀疑别人，什么都要走程序的人。阿米纳想起了玛蒂尔德，表示同意。这一天让他觉得精疲力竭，他只想着回到家，和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布沙伊伯经常会派人给农庄送信。送信的是一个小腿上长满疥疮，疥疮上的脓包招来很多苍蝇的牧人。小伙子也许从来没有吃饱过。他用带有一种诗意的口音谈论起阿米纳的牛，他说山坡上的草很新鲜，说牲口越长越肥，肉眼可见。他说到这些的时候，发现阿米纳的脸上都在放光，能给这家人带来快乐，他感到很幸福。他后来又来过一两次，每次都带着同样的馋相喝茶，玛蒂尔德应他的要求，放三勺糖。
小伙子不再来了。两个星期过去，阿米纳开始着急了。玛蒂尔德只要问起这件事，他就气不打一处来：“我已经和你说过了，别掺和到这件事情里来。这里就是这样的。还轮不到你来教我如何打理农庄！”但是他也怀疑，所以深受折磨。夜里他失眠。精疲力竭之下，恐慌得要发疯的他打发了一个雇工去打听情况，但是雇工一无所获地回来了。雇工没有找到布沙伊伯：“山里很大，贝尔哈吉先生。没有人听说过他。”
一天，那男人来了。布沙伊伯出现在农庄大门前，面庞消瘦，眼睛通红。看到阿米纳走向他，他用双手敲打自己的脑袋，抓挠面颊，发出走投无路的野兽的叫声。他喘不上气来，阿米纳一点也没有听懂他的解释。布沙伊伯不停地重复道：“小偷，是小偷！”他的眼里满是恐惧。他说一伙全副武装的家伙夜里闯进来。他们将守门的打了一顿，然后把他们绑起来，之后把所有的牲口都装上卡车带走了。“牧人毫无办法。他们很正直，工作也很好，但是面对卡车和武器，这些小伙子又能怎么办呢？”布沙伊伯瘫坐在扶手椅中。他把手放在膝盖上，哭得像个孩子。他说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说他永远也不能洗刷这样的耻辱。喝了一口他放了五块糖的茶之后，他又加了一句：“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不幸。”
“我们去宪兵队。”阿米纳面对农民站着。
“宪兵队！”男人开始哭泣，他绝望地摇摇头，“宪兵队根本没有办法。这些小偷，魔鬼，猪狗不如的东西已经跑远了。我们怎么能找到他们的踪迹呢？”接着他嘟嘟囔囔地说了一通山里人的不幸，说他们远离一切，承受暴力，听凭老天的安排。他哭自己的命运，抱怨旱灾、病痛、分娩时死去的女人、刁滑的官员。阿米纳拉住他的胳膊时，他还在抽泣。
“我们去宪兵队。”尽管阿米纳的个子赶不上农民，但是他自有威严。他年轻、倔强，因为在田间劳作，胳膊上全是肌肉。布沙伊伯知道他打过仗，在法国人的部队中当过军官，因为他的英雄行为，还受过勋。阿米纳抓住布沙伊伯长袍的袖子，紧紧地攥着，后者没有反抗。他们上了汽车，夜幕突然包围了他们。一阵沉默。尽管夜凉如水，布沙伊伯还是在流汗。阿米纳时不时地看他一眼。他盯着路灯惨淡灯光照射下的农民的手，担心他出于疯狂或者绝望，扑上来痛打他一番，然后逃走。
宪兵队的房子出现在视野里。布沙伊伯绝望的口气置换成了讽刺的话语。“你怎么会认为这些无能的人可以帮助我们呢？”他重复道，耸了耸肩膀，就好像阿米纳的幼稚是他所见到的最可笑的事情。他们在大门前停了下来，布沙伊伯坐着不动。阿米纳绕过车子，把副驾驶一侧的门打开，他说：“你过来。”
阿米纳凌晨时分才回的家。玛蒂尔德坐在厨房的桌子前。她正努力给阿伊莎编辫子，阿伊莎使劲抿住嘴才没哭出声来。他看着她们，冲她们笑了一下，什么也没有说，向卧室走去。他没有告诉玛蒂尔德，宪兵就像接待一个老熟人一样接待了布沙伊伯。他们笑着听完他关于山林小偷的故事。然后，他们一副吃惊的表情，问道：“你和我们说说，那卡车什么样？还有这些可怜的牧人，他们伤得不重吧？也许他们能来做证？再讲讲小偷来的情形。可得把这个故事记好了，实在太好笑了。”阿米纳觉得他们笑的是他。他，他自以为自己是个大地主，行为举止都是殖民移民的做派，却终于被他遇到的第一个耍惯嘴皮的人当傻瓜一样愚弄了。布沙伊伯将会坐几个月的牢。但是这安慰不了阿米纳，也偿还不了他的债务。实际上农民说得很有道理，去警察局什么用也没有，除了再多糟蹋一点他的名声外。不，阿米纳就应该揍这个乡巴佬，这坨屎。揍他，直到把他揍死为止。谁会说些什么呢？难道在什么地方还会有一个女人，有一个孩子，有一个朋友，会来找寻这个微不足道的人？或许，所有认识布沙伊伯的人知道他死了，都会长舒一口气。阿米纳应该把他的尸体当作礼物送给豺狼和老鹰，这样至少他还有了复仇的感觉。警察局，他该是有多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