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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蒂尔德第一次去农场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这也太远了。”如此偏远，让她不禁感到忧虑。那会儿是1947年，他们还没有汽车，坐着一辆吉卜赛人驾的旧骡车从梅克内斯出发，跑了二十五公里。阿米纳一点也没注意到车上不适的木凳，以及飞扬的、让他妻子咳个不停的尘土。他的眼里只有风景，一心想要快点到达父亲赠给他的土地。
1935年，在殖民军队里辛勤地做了好些年翻译之后，卡杜尔·贝尔哈吉买下了这几公顷石子地。他和儿子说过，就指望着这地发家致富，养活贝尔哈吉家的子子孙孙。阿米纳还记得父亲说这话时的眼神，讲起开垦农庄的计划时，父亲的声音也很笃定。种上几亩葡萄园，父亲和他解释说，整块的平地全种上粮食。山包上阳光最灿烂的地方起一座房子，周围种上果树，种上几排扁桃树。这块地属于他，卡杜尔对此感到非常骄傲。“我们的土地！”讲这话时，他全然不是那种民族主义者或者殖民者的口吻，含有道德原则或者理想的意味。听他的语气，他就只是一个宣告自己正当权益的幸福的产业主。老贝尔哈吉希望自己能够埋葬于此，他的子子孙孙都能埋葬于此，希望这块土地能够养育他，能够成为他最后的归宿。但是他1939年去世，儿子那时加入了北非骑兵团，很骄傲地披上斗篷，穿上灯笼裤。在出发去前线之前，从此就是一家之主的长子阿米纳把这份产业租给了一个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
玛蒂尔德问起她并不认识的公公究竟是怎么死的，阿米纳摸了摸肚子，一声不吭地摇了摇头。后来，玛蒂尔德才了解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卡杜尔·贝尔哈吉自凡尔登回来之后，患上了慢性腹痛，不管是摩洛哥的还是欧洲的江湖郎中，没有一个能缓解他的痛苦。他自诩是个理性的人，接受过教育，在语言上尤其有天赋，他为此也深感骄傲，但在绝望之下，却不无羞愧地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入一个巫师的地下室里。巫婆想要让他相信，他这是中了邪，是他的一个敌人给他下了咒，他才会腹痛。她给了他一张一折为四的纸头，里面包着一种橘黄色的药粉。当天晚上，他用水冲了药粉，服下几个小时后就死了，死时痛苦异常。家里都不愿意提起这件事。老父亲如此幼稚，令人汗颜，而且这位受人尊敬的军官去世时颇为不堪，他被抬到院子里，白色的长袍上沾满了粪便。
而1947年的这个春日，阿米纳冲玛蒂尔德微微一笑，催促车夫再快一些。车夫光着两只脚，搓来搓去，得到催促后便更加起劲地用鞭子抽打骡子，弄得玛蒂尔德吓了一跳。吉卜赛人的粗暴激起了骡子的反抗。他卷起舌头吹着口哨，“嘚啦”一声，鞭子落在牲畜瘦骨嶙峋的背脊上。这是春天，玛蒂尔德已经有了两个月的身孕。田野里遍布着金盏花、锦葵和琉璃苣。清凉的风摇动着向日葵的秆子。道路的两边，都是法国移民的产业，他们在这里安家都已经二三十年了；种植园沿着缓坡，一望无际。大多数法国移民都来自阿尔及利亚，当局把最好的土地给了他们，面积也都很大。阿米纳伸出一只胳膊，另一只搭在眼睛上方，遮住正午的烈阳，欣赏着呈现在面前的广阔天地。他用食指指着一排柏树，告诉妻子，柏树那边的产业就是罗杰·马里亚尼的产业，他是靠酿酒和养猪发家致富的。从道路这边看不见马里亚尼家的屋子，甚至也看不见他的葡萄园。但是玛蒂尔德不用费劲也能想象出他的财富，足以让她对自己的命运也能充满希望的财富。这里平静的风景让玛蒂尔德想起她在米卢斯
时，音乐老师家钢琴上方的一幅版画。她想起老师告诉她说：“小姐，这是在托斯卡纳
。也许您有一天会去意大利的。”
骡子停住了，啃起路边的草来。面前是条盖满了白色大石头的山坡，它一点也不想爬。车夫很是恼火，他大声斥骂，对骡子拳打脚踢。玛蒂尔德觉得眼睛里满是泪水。她强忍住，贴在丈夫的身上，丈夫觉出了她不大对劲。
“怎么啦？”阿米纳问。
“叫他别再打这可怜的骡子了。”
玛蒂尔德将手放在吉卜赛人的肩头，看着他，像个试图哄劝狂躁家长的孩子一般。但是车夫更加狂暴了。他啐了一口，抬起手臂说：“你也想找抽吗？”
心情变了，风景也随之改变。待他们抵达光秃秃的山顶的时候，再也没有鲜花、柏树，只有几株在石子间存活下来的棕榈树。这里给人一种寸草不生的感觉。再也不是托斯卡纳，玛蒂尔德想，而是美国西部。他们下了车，一直走到那座毫无意趣的小小的白色建筑前，建筑顶上盖着粗俗的瓦片，权作屋顶。这都谈不上是一座屋子，而是一排连在一起的简陋的小房间，阴暗，潮湿。为了防止害虫进来，房间唯一的一扇小窗开得很高，打那儿透进一缕微弱的光线。玛蒂尔德注意到，墙上有最近的雨水留下的一团团暗绿色的水渍。以前的那个租客一个人生活；自从失去孩子之后，他的妻子就回到了尼姆，因此，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这里打造成温馨的、可以容纳一家人生活的地方。尽管空气温煦，玛蒂尔德却是心生寒意。阿米纳向她描述的那些个计划让她充满了忧虑。
★
而1946年3月1日，才抵达拉巴特的时候，玛蒂尔德也曾经感受过同样的恐慌。尽管天空万里澄碧，尽管她还沉浸在和丈夫团聚的快乐之中，尽管她骄傲地摆脱了命运，但是，她感到害怕。旅行整整用了两天。从斯特拉斯堡到巴黎，然后从巴黎到马赛，再到阿尔及尔。在阿尔及尔她登上了一架老的容克斯飞机，简直觉得要把自己交代了。坐在硬邦邦的板凳上，四周都是因为经年累月的战争而神色疲惫的人，她是好不容易才忍住了没叫出声来。飞行途中，她吐了，祈求上帝保佑。她的嘴巴里混杂着胆汁和盐的味道。她很难过，不是因为就要在非洲上空死去，而是想到一会儿在站台上，见到生命中的男人时，她竟然穿着这样一身皱巴巴的、沾满了呕吐物的裙子。不过最终，她安然无恙地落了地，阿米纳在等她。在蓝得如此深沉的——就好像是用了大量的水冲刷过一样——天空的映衬下，他显得前所未有地英俊。她的丈夫吻了她的面颊，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其他旅客。他抓住她的右臂，有些气势汹汹，同时又有些欲求的意味，似乎想要控制她。
他们坐上出租车，玛蒂尔德紧紧贴着阿米纳的身体，她终于感受到了他因为欲望而发紧的身体，他对她的渴求。“我们今天晚上在饭店过夜。”他和司机讲了地址，就像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又加了一句，“这是我妻子，我们才团聚的”。拉巴特是座小城，白色的建筑，充满阳光，雅致得令玛蒂尔德惊讶。她兴奋地欣赏着城市中心建筑物墙面上的艺术装饰，鼻子贴着玻璃窗，看着从利奥泰林荫大道走过来的女人，看着她们与鞋帽甚是相配的手套。到处都是工程，未完工的大楼。大楼前，衣衫褴褛的人来来去去地在讨一份生计。那边，一群嬷嬷和两个肩背柴火的农妇走在一起。还有一个小姑娘，头发剪成了小男孩的样子，坐在一头黑人牵着的驴子上咯咯笑着。平生第一次，玛蒂尔德呼吸到了大西洋岸带着盐味的海风。阳光逐渐暗了下去，变成一片醇厚的玫瑰色。她困了，正打算把脑袋靠在丈夫的肩头时，丈夫就告诉她到了。
整整两天，他们都没有出房间。她虽然对外面的人和事很感兴趣，却拒绝打开百叶窗。对于阿米纳的手，他的唇，他皮肤散发出来的味道，她永远不知餍足，她现在明白了，他的味道来自这个地方的空气。他真的把她给迷住了，她让他尽可能地停留在她的身体里，哪怕睡觉、讲话，都不要离开。
玛蒂尔德的妈妈在活着的时候，总是说人身上还残留的动物性让人感到羞耻和痛苦。但是从来没有人告诉过玛蒂尔德这会如此快乐。战争期间，在那些个惨痛而悲伤的夜晚，玛蒂尔德会在楼上冰冷的房间里沉湎于此。当轰炸的警报声响起，当听见飞机的轰鸣声，玛蒂尔德便跑开了，不是去躲命，而是去满足欲望。每次她感到害怕的时候，她都会上楼回到自己房间，房门没关，但是她并不在乎会被抓住。无论如何，其他人喜欢扎堆待在洞穴或是地下室里，他们喜欢死在一起，就像动物一样。她躺在自己的床上，享乐是唯一能够平息恐惧，控制恐惧，能够凌驾于战争之上的办法。她躺在肮脏的床上，想着四处那些荷枪实弹、穿越平原的男人，那些被剥夺了女人的男人，而她也一样，她被剥夺了男人。她的手按在生殖器上，想象着这无边无际的、得不到满足的欲望，这份爱的、占有的饥渴，足以让整个大地为之颤抖的饥渴。这种汹涌的淫荡的念头让她处于一种癫狂的状态。她的头向后仰去，双眼突出，想象着成千上万的男人冲她而来，占有她，感谢她。对于她来说，恐惧与欢娱是混在一起的，而一旦身处危险之中，她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个。
两天两夜之后，阿米纳基本上是不得不把她从床上拽起来，因为他已经饿得要命，渴得要命，他说服她去饭店的露台上吃饭。可即便是在露台上，当酒点燃了她的心，她想的还是阿米纳又将填满的那个地方。但她的丈夫神情严肃。他用手拿着吞下了半只鸡，想要和她谈谈未来。他没有和她一起回到楼上的房间，当她提出要睡个午觉的时候，他很是恼火。吃饭期间他离开过好几次，去打电话。她问他，是在和谁打电话，问他们什么时候离开拉巴特和饭店，他只是模模糊糊地说“都会安排好的”。他说：“我会安排好一切。”
一个星期以后，有一天，玛蒂尔德一个人待了一下午，然后他回到了房间，神情紧张，很是不快。玛蒂尔德轻抚着他，坐在他的膝头。他的双唇浸润在她递过来的啤酒中：“我有个坏消息。我们要再等几个月才能在我们的产业里安顿下来。我和租客说过，但是他拒绝在租约期满之前离开农场。我本来想在梅克内斯找间公寓，但是有太多难民，价格都已经涨得离谱。”
玛蒂尔德这时有些慌乱了：“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住在我母亲家等。”
玛蒂尔德跳了起来，笑道：
“你不是讲真的吧？”她觉得情况变得很可笑，很荒唐。像阿米纳这样的男人，能够像前天夜里一样拥有她的男人，怎么会让她相信，他们竟然要在他妈妈家生活？
但是阿米纳可没觉得有什么好笑的。他仍然坐着，这样不至于承受妻子和他之间的身高差。他的声音冷冰冰的，眼睛盯着水磨石的地面，肯定地说：
“在这里就是这样。”
这句话，她此后会经常听到。而就在这一刻，她明白过来，她是个外人，是个女人，是个妻子，是一个受别人摆布的存在。阿米纳现在是在自己的领地上，由他来解释规则，解释接下来该做些什么，由他来告诉她界限在哪里，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有悖道德的，什么是合乎礼节的。战争期间，在阿尔萨斯，他是个外人，是个过路人，必须谨慎。1944年秋天，她遇到他的时候，她是他的向导，是他的保护人。阿米纳的军团驻扎在离米卢斯几公里的小镇上，她就住在那里，他们待了好几天，一直在等往东部开拔的命令。他们到达的那天，在所有缠着吉普车的姑娘中，玛蒂尔德是最高的。她肩膀宽阔，有小伙子一般壮实的小腿。她的眼神青涩，就像梅克内斯的喷泉一样，她的眼睛就没能离开过阿米纳。在接下来漫长的一个星期里，他来到村里时，都是她陪着他散步，向他介绍自己的朋友，教他打牌。他至少比她矮一个头，肤色最深。他那么英俊，所以她怕他被别的姑娘抢了，怕他就是个梦。她还从没有这种感觉，十四岁和钢琴老师在一起时没有这个感觉；和表哥阿兰在一起，表哥把手伸到她裙子底下，在莱茵河边为她偷樱桃的时候，她也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此刻到了这里，他的领地上，她感觉自己一无所有。
★
三天以后，他们上了一辆卡车，卡车司机答应把他们带到梅克内斯。公路上的气味，糟糕的路况，这些都让玛蒂尔德感到非常不适。车停了两次，玛蒂尔德在沟边呕吐。她脸色苍白，精疲力竭，眼神呆滞地望着面前的那片景色，不知道方向，也丝毫感觉不到美。玛蒂尔德沉浸在悲伤中。她想道：“但愿这个国家对我友好些。也许，有一天，这个世界会变得亲切起来？”等他们到了梅克内斯，夜幕已经降临，冰凉细密的雨水打在卡车的挡风玻璃上。“现在把你介绍给我母亲太晚了，”阿米纳解释说，“我们在旅馆睡一晚。”
玛蒂尔德觉得梅克内斯黑乎乎的，充满了敌意。阿米纳向她解释了城市的布局，与利奥泰元帅来此督政初期所表达的原则颇为相符：伊斯兰教区和欧式城区之间有严格的区分，前者应该保留祖先的习俗，而后者的街道都以欧洲城市来命名，要成为现代性的试验场。卡车把他们放在下城，那是当地人居住的城区，在布费克兰
干河的左岸。阿米纳一家就住在那里，在贝里玛区，对面就是犹太教区。他们搭乘一辆出租车到了河的另一边。他们沿着一条上行的长街往前走，路过运动场，穿过缓冲地带，接着就是一块将城市一分为二的荒地，这里不允许有任何建筑物。阿米纳把普布兰营地指给她看，营地悬垂在阿拉伯城区之上，有一点点动静都能够监控得到。
他们走进一家中规中矩的旅馆，前台带着一种官员般的谨慎，仔细检查了他们的证件和婚姻证明。在通向房间的楼梯上，他们差点就吵了起来，因为服务员坚持和阿米纳说阿拉伯语，而阿米纳则用法语回答他。小伙子看向玛蒂尔德的眼神颇为暧昧。他夜里倘若要到新城去走走，还必须向当局提交证明，因此他恨阿米纳，他恨他和敌人睡觉，而且还来去自由。到房间后，一放下行李，阿米纳便立刻穿好衣服戴好帽子。“我去和家里打个招呼。不能再耽搁了。”他根本没有等她回答就带上了门，她只听到他奔跑着下楼的声音。
玛蒂尔德坐在床上，蜷起双腿。她在这里干什么呢？她只能责怪自己，责怪自己的虚荣心。她期待冒险，于是打肿脸充胖子地投入了这桩婚姻，她孩提时代的朋友们都羡慕这份异国情调。可是现在，她却有可能沦落为嘲笑和背叛的对象。也许阿米纳去见情妇了？甚至他都有可能结过婚，因为父亲曾经尴尬地撇了撇嘴，告诉她说，这里的男人可以一夫多妻。他也许正在距离这里几步之遥的小酒馆里和朋友打牌，很享受地摆脱了她这个让人难以忍受的老婆。她开始哭泣。对于自己的惶恐，她感到羞耻，但是夜幕已经落下，她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如果阿米纳不回来，她便彻底迷失了，没有钱，没有朋友。她甚至不知道他们下榻的这家旅馆所在的街道叫什么。
阿米纳午夜前回来时，她就这样待在房间里，蓬头散发，脸红红的，简直变了样。她过了好久才开门，颤抖着，以至于阿米纳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投入他的怀抱，想要告诉他她的恐惧，她想家了，还有让她窒息的、疯狂的痛苦。他不理解，而紧紧贴着他的妻子身体太重了。他将她拽到床边，和她并肩坐下。阿米纳的脖子里全是眼泪，湿乎乎的。玛蒂尔德安静了下来，呼吸渐趋平稳，她吸了几下鼻子，阿米纳将袖子里藏的一块手绢递给她。他轻轻抚着她的背，对她说：“别孩子气了。你现在是我妻子。你的生活在这里。”
两天后，他们在贝里玛街区的房子里安顿下来。在老城狭窄的街道中，玛蒂尔德紧紧抓住丈夫的手臂，她害怕在这迷宫里走丢了，到处都是摩肩接踵的商人，还有大声叫卖的蔬菜贩子。在钉着钉子的厚重大门后，一家人在等她。母亲穆依拉拉站在庭院中央。她穿着一件雅致的丝绸长袍，头发上包着翡翠绿色的头巾。为了这个场合，她特地从松木盒子里拿出老的黄金首饰：
脚镯，雕有花纹的扣钩，一条有相当分量的项链，压得她瘦弱的身体微微前倾。夫妻俩一进门，她便冲向儿子，为他祝福。她冲着玛蒂尔德微微一笑，玛蒂尔德握住她的手，欣赏起这褐色的美丽脸庞，微红的双颊。“她是在说欢迎。”小妹妹塞尔玛翻译道，她今年刚过九岁。塞尔玛的身后是奥马尔，一个瘦瘦的、沉默寡言的小伙子，手背在后面，双目低垂。
玛蒂尔德必须习惯这种人挤人的生活，习惯这间屋子，床垫里爬满了臭虫和其他虫子，根本无法回避别的身体发出的声音，还有鼾声。她的小姑子一声招呼不打就闯入她的房间，躺上她的床，重复着从学校里学到的那几个法语词。晚上，玛蒂尔德听见最小的弟弟亚利尔在叫喊，他被关在楼上，陪着他的只有一面从来不离开他视线的小镜子。他不停地抽大麻，大麻的气味在走廊里弥漫开来，让玛蒂尔德感到头昏脑涨。
一整天，一群瘦骨嶙峋的猫一直在内庭的小花园闲逛，那里还有一株布满尘埃的香蕉树，要死不活的样子。庭院里有一口井，以前是这家人奴隶的保姆就从这口井里提水上来洗洗涮涮。阿米纳告诉玛蒂尔德说，雅斯米娜来自非洲，也许是来自加纳，是卡杜尔·贝尔哈吉从马拉喀什
的市场上给自己妻子买的。
在写给姐姐的信里，玛蒂尔德撒了谎。她说自己的生活就像凯伦·布里克森
、亚历山大莉娅·大卫妮尔
、赛珍珠
的小说里写的一样。在每一封信里，她都在编故事，把自己放进故事，说接触到的当地老百姓都温柔而迷信。她把自己描绘成穿着靴子，戴着帽子，高傲地骑着一匹阿拉伯纯种马的样子。她就是想让伊莱娜感到嫉妒，为自己的每一个词感到痛苦，让她羡慕，让她抓狂。玛蒂尔德是在报复这个专制、不苟言笑的姐姐，姐姐一直把她当作孩子来对待，而且很喜欢当着别人的面侮辱她。“没有头脑的玛蒂尔德”“放荡的玛蒂尔德”，伊莱娜总是这么无情残忍。玛蒂尔德一直在想，姐姐根本理解不了她，总是用一种近乎暴君式的爱把她囚禁在身边。
当她出发前往摩洛哥的时候，当她终于逃离了村庄、邻居和人们向她描绘的未来，玛蒂尔德有一种胜利的感觉。她的头几封信充满了激情，在信里她描绘了自己在伊斯兰教区的生活。她执着于贝里玛小街小巷的神秘氛围，添油加醋地写到街道的肮脏，驮着人和商品的驴子的声音和气味。多亏了一个寄宿学校的修女，她找到了一本关于梅克内斯的小书，书里有德拉克洛瓦
的版画作品。她把这本纸张已经发黄的书放在床头柜上，希望自己沉浸在书里描写的氛围中。她将皮埃尔·洛蒂
的那些充满诗意的段落熟记在心，一想到作家曾经就住在离自己只有几公里的地方，他的目光曾落在城墙上，落在阿格达尔盆地上，她就禁不住感到心醉神迷。
她在信中写到绣工，写到锅匠，写到在地下店铺盘腿坐在木盘上的缫丝工。她还写到海迪姆广场上形形色色的群体，通灵人、江湖郎中。在有一封信里，她花了差不多一页纸的篇幅写了一个卖鬣狗头颅、乌鸦标本、刺猬爪子和毒蛇唾液的接骨郎中。她觉得这些都能给伊莱娜和她的父亲乔治留下强烈印象。让他们羡慕她吧，他们躺在自己那幢布尔乔亚的房子里，躺在床上，过着舒适而令人厌烦的生活，错过了冒险和浪漫的生活。
这片风景中的一切都是始料未及的，与她直到那时所经历的大相径庭。她需要新的词语，需要完全摆脱过去的一种语汇才能表达此时的情感，描述那种让人必须眯着眼睛的强烈光线，描写每一日每一日都能看到的神秘和美带来的震惊。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包括树木和天空的色彩，包括掠过舌尖掠过唇际的风的味道。一切都变了。
在摩洛哥的最初几个月里，玛蒂尔德总是在小办公桌前坐上很长时间，那是她婆婆特地给她在房子里拾掇出来的。这位已经有点年纪的女人非常敬重她，令人十分感动。平生第一次，穆依拉拉和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住在同一屋檐下，每次看到玛蒂尔德趴在褐色的信纸上，她便对这个儿媳充满无限欣赏。于是她禁止大家在走廊里弄出动静，也不准塞尔玛在楼上楼下窜来窜去。同样她也谢绝玛蒂尔德到厨房里来帮忙，因为她觉得，对于一个能读报纸和小说的欧洲女性来说，厨房绝不是她应该待的地方。于是玛蒂尔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啊写啊。她其实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乐趣，每每她投身于一段风景的描写，或是写到自己经历的场景，她都觉得自己的词汇不够用。她总是在同样的词语上磕磕绊绊，这些词如此笨重，如此令人厌烦。她茫然地发现，语言简直就是一片巨大的田野，一个无边无际的游戏场，让她感到害怕，令她头晕目眩。有那么多东西要说：她想成为莫泊桑，描绘出伊斯兰教区墙面上的那种黄色，生动地道出在街道上玩耍的小伙子的那种躁动，而妇女包裹在白色的罩袍里如幽灵一般飘过。她先要调动起一种带有异国情调的词汇，她可以肯定，父亲肯定喜欢这种调调。她采用带有阿拉伯色彩的词语来描述“抢劫”“小地主”“神灵”和五颜六色的“琉璃砖”。
但是她真正想要的，是能够毫无障碍、毫无困难地表达，能够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她想描述那些因为生了头癣剃光头的小孩子，那些从一条街跑到另一条街的小伙子。他们叫着闹着，经过她身边时停了下来，用阴郁的、显然要超过自己年龄的目光打量她。有天她干了件傻事，她往一个穿着短裤，看上去不到五岁，脑袋上扣着一顶过于宽大的土耳其帽的小男孩手里塞了一枚硬币。小男孩的个子还不及杂货商放在门口的扁豆袋或面粉袋高；每次路过杂货店的时候，玛蒂尔德都幻想着能把手臂插进这一袋袋里。“拿去买个气球。”她对小男孩说，感觉自己如此骄傲，如此快乐。但是小男孩大声叫喊，从周围的街道冒出一群孩子，乌压压地如虫子一般扑向了玛蒂尔德。他们喊着真主，用她听不懂的法语叫嚷着，她应该是在行人嘲讽的目光下跑开了，行人一定在想：“再叫她发这种愚蠢的善心！”这种高贵的生活，她本想远远地看着就好，她想隐身。她的高个子、白色的皮肤以及外国人的身份都让她与事物真正的核心，与那种默然于心有一定的距离。她呼吸着狭窄的街道散发出来的皮革味道、木柴燃烧的味道，还有鲜肉的味道，味道之中还混杂着腐水的气味、熟透了的梨子的气味、驴粪和锯末的气味。但是她没有合适的词来描述这一切。
等到不想再写，不想再读那些烂熟于心的小说之后，玛蒂尔德就躺在晒台上，晒台是洗衣服和晒肉干的地方。她听着街上人们的闲谈，女人在属于她们的晒台上哼着歌儿。她看着这些女人，她们有时从一个晒台跳到另一个晒台，险些摔断了脖子。姑娘、保姆、太太们叫闹，跳舞，在屋顶上彼此倾吐秘密，除了夜晚或是白天日头太毒的时候，她们一直都待在这里。玛蒂尔德躲在一堵小矮墙后面，复习着她听得懂的那些个骂人的话，用这样的练习纠正自己的发音，行人听到就会抬起头，骂回去。“但愿老天让你感染风寒！”
他们可能以为是个小男孩在嘲笑他们，一个在妈妈的裙下百无聊赖的小坏蛋在骂人。玛蒂尔德一直竖起耳朵在听，迅捷地消化从别人口中冒出来的词语。“昨天她还什么都听不懂呢！”穆依拉拉感叹道。从此之后可得小心，别在她面前说什么不该说的。
玛蒂尔德是在厨房学的阿拉伯语。她最终还是让大家接受她进了厨房，穆依拉拉同意她进来坐着看。大家冲她眨眼睛，冲她笑，她们在厨房唱歌。她先学会了“西红柿”“油”“水”和“面包”这些词，学会了“热”“冷”，还有关于调料的词，接着是“酒”和与气候相关的词：干旱、雨水、冰冻、热风，甚至还有沙暴。掌握了这些词汇，她同样可以用来谈论身体和爱情。塞尔玛在学校里学习法语，她给玛蒂尔德做翻译。玛蒂尔德早上下楼吃早饭的时候，经常看到塞尔玛在客厅的长凳上睡觉。于是玛蒂尔德就会冲穆依拉拉发火，因为她丝毫不在意女儿受教育的情况，无所谓她的分数怎么样，是不是勤奋。她竟然就这样任由女儿睡得像头熊，从来没有想到要早早叫醒她去上学。玛蒂尔德试图说服穆依拉拉，塞尔玛可以通过教育获取独立和自由。但是这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皱起了眉头。平素里一张和蔼的脸神色晦暗起来，她讨厌这个女拿撒勒
的说教。“为什么您竟然让她逃学？这会毁了她的前程的。”这个法国女人谈论的是什么样的前程？穆依拉拉想道。塞尔玛待在家里，给肠衣里塞上馅，然后再缝起来，而不是在作业本上写写画画，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穆依拉拉有太多的孩子，有太多需要操心的事情。她埋葬了丈夫，埋葬了几个孩子。塞尔玛是她得到的礼物，是她的安心所在，是生活赠予她展现温柔、宽容的最后机会。
第一次遇到斋月，玛蒂尔德决定自己也禁食，对于她能够遵从他们的习俗，丈夫非常感激。每天晚上，她喝小扁豆汤，她不太喜欢这种汤的味道。早上，她在太阳升起之前起床，吃些椰枣，喝些凝乳。在斋月，穆依拉拉从来不离开厨房，像玛蒂尔德这么馋、这么意志薄弱的人实在不能理解，一刻不离地待在炖羊肉和面包旁，是如何能够做到禁食的。女人从黎明开始至夜幕低垂，一直都在擀杏仁面饼，将油煎的点心浸在蜂蜜里。她们搓揉着浸满油的面团，不停地擀，直至其成为如同信纸般薄薄的一张。她们的手既不怕冷也不怕热，直接就能覆在滚烫的铁板上。斋月期间，她们脸色苍白，玛蒂尔德一直在想，她们怎么能在这酷热的厨房里坚持这么长时间，那汤的味道简直让人要吐。在这些不能吃饭的日子里，玛蒂尔德一心想的就是夜晚快快来到，这样就能吃点东西。她在嘴里塞上一颗橄榄，躺在客厅里潮湿的长凳上。她想着热气腾腾的面包、熏肉煎蛋、浸在茶水里的羊角面包，这样头便似乎没那么疼了。
接着，当祈祷的声音响起，女人在桌子上放一瓶牛奶、煮熟的鸡蛋、热气腾腾的汤、用指甲剥开的椰枣。穆依拉拉照顾到每一个人：她在小儿子的肉肠里放上辣椒，因为他喜欢舌尖上灼烧的感觉；她为阿米纳榨橙汁，因为他的健康让她感到担心。她站在客厅门口，等着男人们到来，他们的脸上还留有午睡的印记。他们切开面包，剥掉鸡蛋壳，等他们最终躺在坐垫上，她才进了厨房，吃点东西维持体力。玛蒂尔德实在不明白。她思忖道：“这简直是奴役！她在厨房忙了一天，却要等你们吃完，自己才能吃！我简直不敢相信。”玛蒂尔德和塞尔玛抱怨过这件事，塞尔玛则坐在窗沿上笑了起来。
她冲着阿米纳大声嚷嚷出了自己的愤怒，开斋节后她又再次重复了一遍，正是这个节日引发了可怕的争吵。第一次，玛蒂尔德没有吭声，仿佛是被那些围着血淋淋围裙的屠夫给吓着了。她在屋顶的晒台上望着斋月期间静默的街道，只有这些刽子手在飘来飘去，还有在屋子与炉灶间跑来跑去的小伙子。一股股热腾腾的、沸滚的血水从一家流到另一家。空气中飘浮着生肉的味道，房子大门前的铁钩钩着一张张羊毛皮。玛蒂尔德想：“这真是个好日子，可以大开杀戒。”在别的晒台，女人的领地上，大家也都忙个不停。她们切剁，剖膛开肚，剥皮分割。厨房里，她们关起门来清洗动物内脏，将散发臭味的部分去除，然后塞上馅，缝好，加上一种辣汁，用油煎上很长时间。必须将肥油和肉分离，将羊脑袋煮熟，因为大儿子很可能要吃羊眼，很可能会将这闪闪发光的两只球从脑袋上抠下来。她和阿米纳说，这简直是“野人的节日”，是“一群残忍的人的仪式”，说生肉和血腥让她倒足了胃口。阿米纳举起颤抖的双手，强忍着才没有紧紧按住妻子的嘴巴，因为这是神圣的日子，他答应主，必须平静、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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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封信的结尾，玛蒂尔德都让伊莱娜给她寄书，探险小说，或是背景放在寒冷而遥远的国度的小说集。她没有说真话，她再也不会去欧洲街区的书店了。她厌恶这个到处都是长舌妇、殖民资本家和军官太太的街区，有的只是糟糕的记忆。1947年9月的一天，她怀孕七个月的时候，去了共和国大道——梅克内斯的大多数人都简称为“大道”。天气很热，她的腿有些浮肿。她想，她可以去帝国影院，或是去“啤酒王”饭店的露台上凉快一下。两个年轻女人撞到了她。棕褐色头发的那个笑了起来：“看那个女人。让她怀孕的是个阿拉伯人。”玛蒂尔德转过身，揪住年轻姑娘的袖子，而那个女人惊跳着挣脱开去。如果不是挺着个肚子，如果不是天气热得让人如此精疲力竭，她肯定要追上去。她会要她好看。她会将一生中挨的揍都加之于她的身上。她打小就是一个不听话的女孩，稍大一点是个不太检点的少女，现在是个不太顺从的妻子，她挨过不少巴掌，遭受侮辱谩骂，遭受过那些想要把她打造为温顺女子的人的疾风暴雨。而这两个陌生女子可以为玛蒂尔德所遭受的驯化的生活付出代价。
非常奇怪的是，玛蒂尔德从来没有想过，伊莱娜和乔治可能并不相信她所说的一切，更没想到过有一天，他们或许会来看她。等到1949年春天，她在农场安顿下来，她觉得自己可以自由自在地吹嘘她在这里过的一个庄园主的生活了。她不承认自己怀念城市里伊斯兰教区的热闹，不承认她一度咒骂过的热闹如今居然也成了令人羡慕的命运。通常，她会写：“我本希望你能来看看我。”可她并没有意识到，这已经透露了无边的孤独。她感到悲伤，这么多的第一次说到底只有自己在意，她的这份存在并没有观众。她想，如果不是被观望着，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信的结尾，她总是写道“爱你们”，或者“我想你们”，但是她从来不会诉说她的乡愁。尽管想过，但是她到底没有去描述初冬飞来梅克内斯的白鹳，看到这鸟儿，她总是沉浸在巨大的忧伤中。阿米纳和农场的人都不理解她对于动物的热爱。有一天，她和丈夫谈起她的小咪咪——小时候养的一只猫——丈夫觉得她实在是矫情，翻了个白眼。她收留流浪猫，用浸了牛奶的面包喂养它们，看到那些柏柏尔女人在看她，觉得她用面包喂猫是种浪费，她就想：“必须弥补失去的爱，而这些猫缺的就是这份爱呀。”
将实情告诉伊莱娜又有什么好处呢？告诉她自己每天都在劳动，就像个疯子，像个异教徒，还把两岁的孩子背在身上？告诉她，每天晚上，她都是拿着针，为阿伊莎缝制衣服，至少看起来得像是新衣服，这样的夜晚又有什么诗意可言呢？在烛光下，劣质蜡烛散发出来的气味让她恶心，她在旧杂志里剪好纸样，带着十二万分的虔诚，缝制羊毛小短裤。八月的天气如此炎热，她甚至坐在水泥地上，穿一件连衣裙，包着一块漂亮的棉质头巾，为女儿制作小裙子。没有人注意到小裙子有多美，注意到小裙子上褶裥的细节，注意到口袋上方的蝴蝶结，注意到提升了整个品质的红色衬里。周围人对于美好事物如此漠然，这一点真能要了她的命。
阿米纳很少出现在她的叙事中。她的丈夫是一个次要人物，围绕着他飘荡着一种晦暗不明的气息。她想要让伊莱娜有这样的印象，就是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炽热，根本不可能付诸词语，不可能与他人分享。她的沉默带有很强的暧昧意味，似乎之所以不提，是因为害羞，甚至是微妙的；因为伊莱娜在大战之前坠入情网，爱上并嫁了一个因为脊柱侧凸而身体变形的德国人，结婚只有三个月她就守了寡。阿米纳来到村里的时候，看着妹妹在非洲人的双手之下颤抖，伊莱娜的眼里充满了艳羡。小玛蒂尔德的脖子上竟然到处都是青色的吻痕。
她又怎么能承认，自己遇到的那个男人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模样了呢？在重重忧思与侮辱之下，阿米纳变了，变得忧郁了。多少次，当她挽着他走在路上，她感受到行人投来的阴暗目光？碰触到她的皮肤，他觉得烫手，不自在，而玛蒂尔德也不禁觉得丈夫是那么陌生，让她憎恶。她对自己说，要更多的爱，要有比自己能体会到的还要多的爱，才能够忍受周围人的蔑视。需要牢固的、巨大的、无可撼动的爱，才能够忍受这份羞耻——当法国人用“你”来称呼她的丈夫，警察问他要证件，或者注意到他的军功章，注意到他讲一口如此漂亮的法语而请求他们原谅时感受到的这份羞耻。“但是您，亲爱的朋友，是不一样的。”阿米纳微笑着。在公共场合，他假装对法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他差点为法国而死。但是独处的时候，阿米纳则沉默着，反复咀嚼着他的怯懦，他背叛自己的民族所带来的羞愧。他打开橱子，把手上抓到的东西都扔在地上。玛蒂尔德也是个容易被激怒的人。有一天，两个人吵起来之后，他吼道：“闭嘴！是你给我带来了耻辱！”她打开冰箱，拿起一碗她原本想用来做果酱的熟桃子。她将熟透了的水果扔在阿米纳的脸上，压根儿没有注意到阿伊莎正看着他们，她从来没有看到过爸爸如此模样，果汁顺着头发和脖子滴落下来。
阿米纳只和她聊工作的事情：雇工，麻烦，小麦的价格，未来的天气影响。家里面的人来农场看他们的时候，他们坐在小客厅里，问候了三四次身体情况之后，他们便沉默了，只是喝茶。玛蒂尔德觉得他们粗俗得令人作呕，比起思乡或者孤独来，这份粗俗更让她难受。她也很想谈谈她的感受、希望，还有萦绕在心头的恐惧。她知道她的恐惧毫无意义，和所有的恐惧一样。“他们难道没有内心生活吗？”她想，望着阿米纳，阿米纳一声不吭地吃饭，眼睛盯着保姆烹煮的小豆炖肉，炖肉汁太油了，玛蒂尔德闻了就觉得难受。阿米纳只对农场和劳作感兴趣。他从来不笑，不跳舞，从来没有那种无所事事的，只是闲聊的时间。他们在这里也不说话。她的丈夫和公谊会
教徒一般严苛，每每和她说话，都像是在和一个必须好好教导的小姑娘说话一般。她和阿伊莎一起学规矩，当阿米纳告诉她，“不能这样”，或是“我们没有钱”时，她必须表示同意。她才到摩洛哥的时候，还像个小孩子。她必须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学会忍受孤独，忍受家庭生活，忍受一个粗俗的男人和一个陌生的国家。虽然是从父亲的家里来到了丈夫的家里，但是她并没有觉得自己争取到了独立和自主。她勉强可以命令塔莫，年轻的保姆。但是伊托，塔莫的母亲，总是看着，替女儿挡在前面，玛蒂尔德于是从来不敢大声说话。她也不知道该如何耐心教育自己的孩子。她时而温存到令人发指，时而会歇斯底里地发作。有时，望着自己的小女儿，她觉得这份母性真是可怕、残忍、非人。一个孩子怎么能抚养孩子呢？这具如此年轻的身体被撕裂了，从其中拽出了又一个受害者，而她根本无法给予保护。
阿米纳娶她的时候，她勉强二十岁，那个时候他倒是一点也不为此感到担心。他甚至觉得，妻子的年轻充满了魅力，她充满了活力的大眼睛对一切都感到好奇，她的声音如此柔弱，她的舌头温热湿润，就像个小姑娘。他自己二十八岁，也不比她的年龄大到哪里去，但是后来，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年龄和面对妻子时经常感受到的不自在毫无关系。他是一个男人，打过仗。他来自一个主和荣誉不可分割的国度，而且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了，这就让他不得不保持着一份庄重肃穆。他们在欧洲时，那些让他感觉可爱的东西，到了这里却给他造成了压力，甚至之后还让他感到恼火。玛蒂尔德任性轻浮。阿米纳怨恨她不懂得如何表现得更加持重，怨恨她经不起磋磨。他没有时间，也没那个本事安慰她。她的眼泪！自从她到了摩洛哥之后，流了多少眼泪啊！碰到一点点挫折她就哭，随时都会大哭一场，这很让他感到恼火。“别哭了。我妈妈失去了那么多孩子，四十岁时就守寡，她这一生也没有你这一个礼拜哭得多。别哭了，停！”欧洲女人就喜欢这样，他想，不愿意接受现实。
她哭得太多，笑得也太多，太不像样。他们才认识那会儿，在一起度过了多少下午，就睡在草丛中，在莱茵河边。玛蒂尔德和他讲述自己的梦想，他那会儿总是鼓励她，根本没有考虑后果，也没有咂摸出其中的虚荣心。她逗他开心，他是个压根儿不会咧嘴笑的人，总是将手捂住嘴巴，就好像在所有的情感中，快乐是最令人羞耻的，最不应该的。后来在梅克内斯，一切就都不一样了。罕见的几次他陪她去帝国影院，出来后他的心情都很不好，看到妻子咯咯笑着，不停吻他，他火透了。
玛蒂尔德想要去剧院，听那种声嘶力竭的音乐，在小舞场里跳舞。她梦想着能穿上漂亮的裙子，参加宴会，参加带茶点的舞会，或是棕榈树下的节日聚会。她想要去法兰西咖啡馆的周六舞会，去周日的幸福谷聚会，想要邀请朋友们去喝茶。她带着一种自得的乡愁，想起父母亲举办的那些宴会。她害怕时间过得太快，待到贫困过去，不再需要劳作，当终于能够安静下来，她可能已经太老了，不再适合漂亮的裙子，不再适合棕榈树荫。
有天晚上，他们才在农庄安顿下来不久，阿米纳穿过厨房，穿着周末穿的衣服，来到正在给阿伊莎喂饭的玛蒂尔德面前。她抬眼看向丈夫，有点窘迫，不知道是应该高兴还是生气。“我要出门，”他说，“老战友在城里有个聚会。”他俯下身，在阿伊莎额头上吻了一下，这时玛蒂尔德站起身来。她把正在打扫院子的塔莫喊了过来，将孩子放在她的怀里。她不容置疑地问道：“我需要换衣服吗？”
阿米纳愣住了。他嘟囔了点什么，强调这是战友的聚会，不适合女人。“如果不适合我，我不知道为什么适合你。”阿米纳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鬼使神差地同意玛蒂尔德跟去。玛蒂尔德把罩衫脱下来扔在厨房的椅子上，上粉，让脸色看上去能好一点。
在车子里，阿米纳一言不发，脸色很是不好，一心只看着道路，他既恼恨玛蒂尔德，也恼恨自己的软弱。玛蒂尔德则一直说个不停，笑着，仿佛一点也感觉不到自己的多余。她说服自己，她活泼一点，就能够让阿米纳放松下来，她温柔，满不在乎，一点也不畏缩。可一直到城里之前，他也没有松口。阿米纳停好车，跳出车子，快步走向咖啡馆的露台，看上去一心想把玛蒂尔德甩在欧洲城的大街上，或者只是单纯地不希望挽着她去，免得遭到大家的嘲笑。
可她很快就赶上了他，他没有一丁点儿时间可以向等着他的客人解释点什么。男人都站起身来，羞涩地、谦恭地向玛蒂尔德致意。小叔子奥马尔指指自己身边的椅子，让她坐下。所有人都很优雅，他们穿着外套，头发上抹过发膏。大家向生性快活的希腊老板要了喝的，希腊老板已经在这家咖啡店经营了快二十个年头。这是唯一一家不实行种族隔离的咖啡馆，阿拉伯人可以和欧洲人一起喝酒，不从事风俗行业的女人也可以来这里欢度夜晚。露台是在街角的位置，正好被枝繁叶茂的酸橙树挡着，挡住了行人的视线。在这里，有一种摆脱了外界的安全感。阿米纳和朋友们频频干杯，但是他们很少讲话。有时会有低低的笑声，或一点轶事，但更多的是沉默。聚会其实一直如此，但是玛蒂尔德并不知道。她很难想象，阿米纳和男人们一起度过的夜晚是这样的，一直以来她都无比嫉妒他们的聚会，总想着他们的聚会。她还以为欢聚的气氛是被她破坏的。她想讲点什么。灌下去的啤酒给了她勇气。她羞涩地讲起在她的家乡阿尔萨斯发生的一件事情。她微微颤抖，很难找到合适的词，可是看上去大家对她的故事没什么兴趣，也没有人笑。阿米纳轻蔑地看着她，她的心都碎了。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自己来了不该来的地方。
对面的人行道上，路灯闪烁了几下便灭了。露台勉强燃起了几根蜡烛，又充满了温馨的气氛。黑暗让玛蒂尔德平静下来，她觉得没有人注意到她。她害怕阿米纳会提前结束聚会，让聚会最后陷于不快，害怕他会说：“我们走。”那接下来肯定是争吵，叫骂，一记耳光，她的前额顶在他的肚皮上。所以，城市的轻微声响成了她的掩护，她听着邻桌的对话声，闭上眼睛，想要更好地倾听咖啡馆里传来的音乐。她希望这样的时刻能够再持续一会儿，她不想回去。
男人们放松下来。酒精开始显现效果，他们用阿拉伯语交谈起来。也许他们以为她听不懂。一个脸上长满青春痘的年轻侍者在他们桌上放了一大盘水果。玛蒂尔德吃了一瓣桃子，又吃了一片西瓜，西瓜的汁水滴到她的裙子上，弄脏了裙子。她用拇指和食指捏起一颗瓜子，掷了出去。瓜子飞到一个胖男人脸上，那男人戴着一顶土耳其帽，身上的袍子已经被汗水浸透了。男人晃动了一下手，仿佛是在赶一只苍蝇。玛蒂尔德捏起了另一颗瓜子，这一次，她试图瞄准一个高个子、头发金黄的男人，他伸着他的大长腿，激情四溢地在讲些什么。但是她没能投准，瓜子飞到一个侍者的颈背上，他差点打翻手上的盘子。玛蒂尔德爆发出嘲笑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接二连三地向客人们扫射，他们都抽抽儿起来，就好像得了一种怪病，那种会让人禁不住舞蹈和做爱的热带病。客人们都在抱怨。老板燃起香，试图抵抗所谓苍蝇的侵扰。但是扫射并没有停下，接着，所有喝酒的客人都觉得头疼，因为香的味道，也因为酒精。露台上空了，玛蒂尔德和朋友们一一告别。一回到家里，阿米纳就扇了她一记耳光，她想，她那会儿却应该是笑了。
战争期间，部队向东开拔的时候，阿米纳想的是自己的领地，就像其他人想留在后方的女人，或是母亲一样。他害怕自己死在战场上，没有办法兑现他要让那块土地变成一片沃土的诺言。在战争带来的漫长而无聊的时刻，其他人拿出扑克牌、斑斑点点的信或是小说，而阿米纳，则埋首阅读一本关于植物学的书，或是那种专门讨论灌溉新方法的杂志。他曾经看到过，说摩洛哥会像美国阳光灿烂、种满橘树的加利福尼亚州一样，农民都是百万富翁。他肯定地告诉他的副官穆拉德，摩洛哥王国即将迎来革命，走出这黑暗的时光，农民不再像过去那样，害怕被抢掠，宁可养羊也不愿意种小麦；因为羊有四条腿，跑得比侵犯者还要快。阿米纳很希望告别传统的种植方式，将自己的土地变成现代化农场的模范。他充满激情地读了关于H.梅纳热的故事，那也是一个老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之际，在格哈伯贫瘠的平原上种了许多桉树。梅纳热受到一个赴澳洲使团的报告的启发，那是利奥泰将军在1917年派出的一个使团。他将自己的土地和遥远大陆的土地做了比较，包括土地质量和地区雨量。当然，大家对这位先驱嘲笑了一番。法国人和摩洛哥人都笑话他，竟然种了一片一望无际的林子，而且不是果树，灰色的树干还大煞风景。但是H.梅纳热成功地说服了水利和森林部，而且很快人们就必须承认他赌对了：桉树阻止了沙尘暴，改善了寄生虫大量繁殖的水洼地，深埋于地下的桉树根能够汲取普通农民根本无法使用的地下水。阿米纳也想进入这样的先锋之列，种植就是一种神秘的探索，一种探险。他希望跟随着这些耐心、智慧的人，他们已经有了和贫瘠土地打交道的经验。所有这些被看成是疯子的农民都种植橘树，从马拉喀什到卡萨布兰卡，他们想把这个干燥、简朴的国度打造成乐土。
阿米纳1945年回到摩洛哥，当时二十八岁，他是战胜者，还娶了一个外国妻子。他通过斗争重新占有了他的领地，培训雇工，播种，收获，就像利奥泰将军曾经说过的那样，要视野广阔，看得远一些。1948年年底，在数次谈判之后，阿米纳收回了他的土地。他必须从修建房屋开始，开新的窗户，弄一个小花园，在厨房后面的院子里铺上石板，用来洗衣服；有了石板就可以把衣服延展开来。北面的地是个斜坡，他建了漂亮的石阶，装了一扇雅致的玻璃门，开门进去就是餐厅。从餐厅里可以望见泽霍恩山华丽的侧影，一望无际的旷野，多少个世纪以来，那里一直是放牧的必经之地。
在农庄的前四年，他们经历过所有的失望，他们的生活简直带上了《圣经》故事的色彩。战争期间，那个租了庄子的殖民移民就靠房子后面一小片可以种点东西的地生活。一切都得重新开始。首先，必须得开垦土地，把埃及姜果棕全部除去，这是一种有毒的、顽强的植物，为它耗掉了太多精力。和附近农庄的殖民移民不同，阿米纳不能依靠拖拉机，雇工必须用镐头将埃及姜果棕一株株地锄掉，这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接下来就是清除石块。岩石刨掉之后，就开始深犁，耕种。地里种上了小扁豆、小豌豆、菜豆、大麦和软粒小麦。土地开垦还遭遇了蝗灾，一片乌压压的红棕色，噩梦一般，笔直地扑过来，噼噼啪啪的，吞噬着作物和树间的果子。看到雇工仅仅是敲击罐头盒来驱赶虫子，阿米纳恼火透了。“你们这群蠢货，难道就只有这个办法吗？”他吼道。他觉得这些雇工脑子都有问题。他教他们挖沟，在沟里放上有毒的麸皮。
第二年是旱灾，收获季节充满了悲伤，因为麦穗都是空的，就像随后到来的时节里农民的肚子。乡镇各处，雇工们都在求雨，多少个世纪以来都是那么祈祷的，从来没有起过作用。可在十月灼热的阳光下，人们还是祈祷，尽管主听不见，可大家也没有想过反抗。阿米纳找人打了一口井，这可是个巨大工程，还耗去了他相当一部分遗产。但是地下巷道经常灌满了沙子，农民根本抽不上水来灌溉。
玛蒂尔德很是为丈夫感到骄傲，尽管她恨他总是不在她身边，总是留她一人在家，但是她知道他是在工作，是一个正直的人。有时，她觉得自己丈夫缺少的是运气，还有那一点点直觉，而这正是玛蒂尔德的父亲具备的。乔治不那么严肃，也没有阿米纳执着。他经常喝得把自己叫什么都忘了，更别说基本的规矩，还有礼貌。他打牌打到天亮，在波涛“胸”涌的女人怀里睡觉，女人白皙、肥美的脖颈散发出黄油的香气。他一冲动就解雇了会计，又忘了聘个新的，于是就任由那张老式的木头办公桌上的邮件堆积如山。他会请看门人一起喝上一杯，喝到最终他们揉着肚子，唱着老歌。乔治非常敏锐，有一种绝不会搞错的直觉。就是这样的，他自己也解释不清楚。他能够理解别人，对于人，包括对他自己，他都怀有一种善意的怜惜，一种柔情，所以即便是不认识他的人也会对他产生好感。乔治从来不会因为贪心而讨价还价，他纯粹是出于好玩。如果他真的在有些时候骗了谁，那也绝不是故意的。
尽管历经失败，尽管吵过，尽管日子窘迫，玛蒂尔德却从来不觉得丈夫无能、懒惰。每天，她看着阿米纳黎明即起，决然离家，晚上才回，靴子上沾满了泥土。阿米纳一天要走很多公里，但他从来不觉得累。乡里的人都欣赏他的耐力，尽管这位兄弟有时对传统的种植方法会显示出不屑，这让他们有点恼火。他们看着他蹲下来，将手指探进地里，或是将手掌按在树皮上，仿佛希望大自然把自己的秘密都告诉他。他希望一切能够快些。他想要成功。
在1950年的年初，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那些殖民移民都成了这股仇恨的邪火攻击的对象。抢劫，绑架，农庄被烧。殖民移民也抱团抵抗，阿米纳知道自己的邻居，罗杰·马里亚尼也加入了抵抗的组织。“大自然可不会管政治。”有一天他对玛蒂尔德说，为自己即将造访这位魔鬼邻居辩解。他想搞明白，马里亚尼那耀眼的财富究竟是怎么来的，想要知道他用的是哪种类型的拖拉机，他安置的灌溉系统是怎样的。他还在想，也许他可以为马里亚尼的猪场提供饲料。其他的，他才不在乎呢。
一天下午，阿米纳穿过了分隔两家产业的公路。他从停着现代化拖拉机的库房前经过，再经过关满肥猪的牲畜棚，经过酒库；在这里，酿制葡萄酒的方式和欧洲是一样的。所有的一切都散发着希望和富裕的味道。马里亚尼站在屋子的石阶上，牵着两条凶狠的黄狗。他的身体时不时地往前倾，常常失去平衡。真不知道，他是在忍受这两条牧羊犬的力量，还是故意要做出一副充满威胁的样子，对不约而至的造访者形成压力。阿米纳有点尴尬，嘟嘟囔囔地介绍了自己。他指着自己的领地说：“我需要一点建议。”马里亚尼的脸色明亮了起来，打量着这个羞涩的阿拉伯人。
“为我们比邻而居喝上一杯！我们有的是时间谈生意。”
他们穿过繁茂的花园，坐在露台的树荫下，从露台上也可以隐约瞥见泽霍恩山。一个瘦弱的、黑皮肤的男人在桌上放好酒杯和酒。马里亚尼给邻居倒了一杯茴香酒，看到阿米纳露出犹豫的神色，估计应该是顾忌炎热的天气和之后的工作，他笑了起来：“你不喝酒，是吗？”但是阿米纳微笑着，将双唇没入清凉的液体里。屋内传来电话铃声，但是马里亚尼没去管它。
这个殖民移民没有给他留说话的机会。阿米纳觉得他的邻居是一个很孤独的人，很少有机会能和别人聊聊。他好像和阿米纳很熟的样子，这让阿米纳感到有些不自在。马里亚尼抱怨雇工，他培训了两代，但是他们一直还是那么懒，那么脏。“哦，脏极了，上帝啊！”时不时地，他那双充满眼屎的眼睛会望向客人的英俊脸庞，然后他笑着补充说，“我当然不是在说你，你知道的。”还没等到阿米纳回答，他又继续道：“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了，但是如果我们不在这里栽花种树，耕种土地，不再努力，这里还会那么美吗？我得问问你，我们到这里前，这里有什么？没有。什么都没有。现在看看你周围！人们在这里生活了多少个世纪，但没有一个世纪能种那么多地。大家都忙着打仗，饿肚子，埋葬在这里，东一座西一座建坟立墓，我父亲就死在这里，死于斑疹伤寒。我成日骑在马上，摔断了背还在平原上四处奔波，和部落协商。现在睡在床上，我还会一直疼得大叫，因为背实在太疼了。但是我想和你说，我感激这个国家。它教给我事情的本质，重新让我拥有了锐气和生命力，让我有一种原始的力量。”因为酒精，马里亚尼的脸变得通红，他的演讲节奏慢了下来：“在法国，我只能是个同性恋，过着狭隘的生活，没有宽度，没有征服，没有空间。是这个国家给了我过上人的生活的机会。”
马里亚尼喊仆人过来，仆人小跑来到了露台。他用阿拉伯语大声斥骂，嫌他太慢，一拳砸在桌子上，以至于阿米纳的酒杯都翻了。这个家伙啐了一口，看着年迈的侍者的身影进了房子。“好好看看，学着点！我了解这些阿拉伯人！雇工都蠢透了，真是忍不住要揍他们！我会讲他们的语言，知道他们的毛病。我知道大家都在说独立的事情，但绝不是一小撮动乱分子就能够抹掉我这么多年的汗水和劳作。”接着，在笑声中，他抓起侍者好不容易送来的小三明治，重复道，“我当然不是在说你！”阿米纳差一点就想站起身，放弃把他当作同盟的念头。但是马里亚尼却转过头——非常奇怪，他的脸和他的狗像极了——似乎感觉到阿米纳受到了伤害，他说：“你想要台拖拉机，是吗？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