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扬与玛利亚

1. 罪孽，1571年3月

现在，扬·鲁本斯被拘禁在迪伦堡（Dillenburg），他或许会在痛苦中清醒地认识到，与奥兰治王妃同床共枕是一个错误。当然，众所周知，她嗜酒如命。酒喝多了之后，她甚至会咒骂她丈夫，先威胁说要他的命，随后威胁说自己也不想活了。她的王室姻亲多次试图让她戒酒。但萨克森的安娜（Anna of Saxony）根本拦不住：脸说变就变，脾气说来就来。在付出代价之后，他才知道这一点。扬·鲁本斯认为，这一切都无法为他所犯的罪行开脱。这不是由罪犯说了算的。当亲王的弟弟，拿骚的约翰伯爵（Count Johan of Nassau）直截了当地问起，在这起不光彩的事件中，哪一方更为主动时，扬·鲁本斯用慎重而颇具律师风范的口吻回答说：“如果他无法肯定自己会被接受，那他绝不敢接近她。” [1] 他很难开口补充说，国内早有传言，他不是第一个越轨者。科隆的小酒馆里流传着一段事关一位船长和一个当地货币兑换商之子的流言蜚语，据说这两人用各自的方法讨好过安娜，并都得到了接纳。谁知道他们的命运是怎样的呢？唉，参照德国的法律和习俗来看，他自己的命运是明摆着的。哪怕扬·鲁本斯没有鲁莽到给尼德兰最显赫的贵族戴绿帽子，他也得为自己的通奸行为付出昂贵的代价。他只求能够体面地接受剑刑斩首，这样至少配得上他博学的法律博士之衔，而不是像普通扒手一样被交到绞刑官手里。他曾亲手判处这类人上绞刑台，亲耳听见过绞刑架吱呀作响的声音，亲眼看见急不可耐的秃鼻乌鸦在上空盘旋。

当扬·鲁本斯反思这罪恶深重的越轨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时，想到他的四个孩子将遭受丧父之痛，不仅名誉蒙羞，还会穷困潦倒，他一定感到心痛欲绝。他自己的父亲，药剂师巴托洛梅乌斯（Bartholomeus），在他刚行穿裤礼 没多久就撒手人寰了。无论扬·鲁本斯的诸多不幸源于何处，都不该归咎于痛苦的童年。在父亲去世后，扬的母亲，芭芭拉·阿伦茨（Barbara Arents）出于对孩子和自己的考虑，选择改嫁他人，明智地接受了扬·兰特米特尔（Jan Lantmetere）。兰特米特尔是一名食品商人，他的家族来自世上最重要的城市且在当地地位显赫：雄伟气派、山墙随处可见、货物堆积如山的 世界贸易之都 （mercatorum mundi）——安特卫普。查理皇帝的帝国从布拉格一路延伸到秘鲁，而安特卫普就是帝国那颗快速跳动的心脏。扬的新伯父菲利普，在这座城市早已拥有权势：他集市政官、治安官、市议员于一身，是那类在街上会等着别人向他脱帽致敬的人。而扬的母系家族阿伦茨—斯皮尔瑞克斯（Arents-Spierincks），在当地行政界举足轻重。扬·鲁本斯到了掌握必要的学识和礼仪，将富裕抛光打磨成修养的时候了。于是，这个在拉丁语学校能用早熟的庄重语气，激昂地朗诵西塞罗作品的男孩，在二十一岁时受命去意大利渴饮“智慧之泉”（fons sapientiae）。七年之后，也就是在1561年，扬·鲁本斯从容地回到了安特卫普。他学成名就，羊皮纸上盖着罗马智慧学院的庄严印章，证明他已获得教会法与民法的博士学位。 [2]

此时，他已经具备了跻身贵族的资格，而贵族们也很快就接纳了他。1562年10月，距离扬·鲁本斯回到佛兰德仅过去了一年，他就被选为安特卫普十八位 市议员 （schepenen）中的一员。在遭遇不幸之前，他每年都连任该议席。到了三十一岁时，他已经成了城里的名流，并获得了分享他们说的俏皮话和绯闻的资格。他会与那些真正有钱的人同坐一张长桌共进晚餐，会仁慈（但坚定）地倾听纠缠不休的穷人的唠叨，会为身染瘟疫的人们祈祷。在需要审理案件的日子里，他会披上那身黑色的长袍，绷着神色凝重的脸，与同事一起坐在 法院 （vierschaer）的长椅上，将恶棍和歹徒送上绞刑架。这座城市正处盛世。房屋的外立面由石灰岩和砖块砌成，明亮而瑰丽，屋内则铺着奶油色的大理石，更为鲜明地反衬出由坚果木和乌木制成的深色柜橱。在市中心，一座全新的市政厅正拔地而起——一座真正的宫殿，完全不同于威尼斯以北的任何建筑。这是一座彰显荣耀的四层建筑，下铺粗石，上搭栏杆，四面立着爱奥尼亚式壁柱，到处可见文艺复兴风格的装饰。扬·鲁本斯想必出席了这座建筑1565年的落成典礼，他或许会在大楼坡顶上傲然耸立的圆顶小神庙中，心满意足地眺望这座熙熙攘攘的大都市。扬·鲁本斯就是这个最美丽的地方的主人之一。1561年，他谋得了一门好亲事：上等壁毯经销商亨德里克·派伯林克斯（Hendrick Pypelincx）之女玛利亚（Maria），她娴静、虔诚，嫁妆丰厚。扬·鲁本斯和他的新娘一起站在圣雅各教堂的圣坛前时，一定憧憬着幸福美满的一生。

他怎会想到，就在他云程发轫的那一年，也就是1561年，另一场隆重的婚礼会给扬·鲁本斯，也为当婚的那对不幸的新人带来灾祸呢。在遥远的莱比锡，富甲一方却也相应负债累累的二十八岁鳏夫奥兰治——拿骚的威廉，带着一支由1100名骑士、侍从、听差、传令官、鼓手，以及由一群按习俗配备的摔跤手、弄臣、侏儒和舞者组成的队伍，迎娶了萨克森的安娜。这对新人按照古老德国的传统，在仲夏的玫瑰花瓣、乡村的空气和人们打着饱嗝的祝福中举行了婚礼，并公开地同床共寝。新娘十六岁，精神饱满，光彩夺目，一头亚麻般的金发在婚礼头冠底下紧紧扎起来，绕成扑克牌的红桃状。安娜的额头很高，眼睛硕大但略显呆滞，不规整的鼻子将白如生面团的脸颊分开，这些特征都继承自她已故的父亲：猎起猪来不知疲倦、顽固暴躁的莫里斯（Maurice），此人是萨克森的选帝侯、德国最笃信路德宗的亲王，此外，他还是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皇室的宿敌。

安娜继承了父亲身上的这股子奔放劲儿，外加她在回复威廉那些充满套话的求爱信时，显出的那股令人窘迫的热情（一天回三封情书！），从这两点，威廉或许猜到了他俩的婚姻可能会缺少平静。 [3] 但话说回来，亲王虽然恳挚谦恭，但实则是一个急于享受肉欲，又对老婆言听计从的男人。安娜是被选择性地介绍给他的，仅就他所看到的那一点点来说，他非常喜欢安娜。或许，她看上去有一点亢奋过度，但毕竟她比小孩子大不了多少。完全有理由认为，她那时不时爆发的暴脾气，最终都会因身居高位的意识、良言相劝的帮助，以及身为人母的成熟而有所遏制。眼下，婚礼上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小插曲，威廉不经意地宣称，安娜不妨把《圣经》放在一边，去读一读类似《高卢的阿玛迪斯》（ Amadis of Gaul ）这样的骑士罗曼小说。

婚礼上出现了一些不好的征兆。婚礼庆典上进行不间断的马上长矛比赛时，她的舅舅、监护人、现任选帝侯奥古斯都全副武装地从马上摔了下来，摔断了一条手臂。 [4] 威廉带他的新娘回布拉班特的宫殿后不久，欧洲各国的宫廷就开始议论纷纷。有人相信，这场婚姻是对路德宗的背叛，这其中就包括新娘的外祖父，黑森伯爵（Landgrave of Hesse）腓力一世。有一些人则认为他们的结合是对天主教的背叛，其中就有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针对新任王妃的信仰归属，双方进行了复杂的博弈。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委派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尼德兰摄政，帕尔马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Parma），督促安娜迅速且毫不含糊地归顺罗马教会。黑森的腓力一世则下达了一条相反的命令，要求允许安娜全然享有忠于路德宗信仰的自由。威廉对双方的要求均不予理睬，他倾向于一个更为灵活的解决办法。安娜可以在一些外在的事务上遵从天主教会的教义，而在她自己的小教堂里则允许有信仰自由（公开场合听天主教神父的，私下场合听新教牧师的）。在一个极其愚昧的时代，这样的解决方法显得极为明智，但此举除了亲王的心腹之外，在谁那里都不讨好。在16世纪中叶，基督教世界表面上已分裂成天主教和新教。但更深的分歧却将激进派和实用派区别开来。后者主张只要人们的宗教活动不破坏和平与规矩，那他们的良心就无须被干涉；前者则憎恶此类狡猾的政治折中行为，认为此举无异于向撒旦卑躬屈膝。

威廉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用16世纪的话说，他是一位 政客 （politique ）。这既是情势所逼，也是道德倾向使然。他的父亲拿骚—迪伦堡伯爵是一个路德宗信徒，不过宗教态度极为平和，不会因为圣方济各会频繁现身于他那座山顶小镇而感到不安。 [5] 毕竟，伯爵的亲哥哥海因里希（Heinrich）依旧忠于老教会。当威廉的一位堂兄在与法国交战中战死沙场后，他突然就继承了布拉班特、佛兰德、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的大部分领土，外加五十块男爵领地、三个意大利公国、不复存在的阿尔勒王国，以及罗讷河谷南部的主权公国奥兰治。这些使得他摇身一变，从一个小小的德国世袭勋爵，成了欧洲北部权力最盛的领主。哪怕继承权附带信仰天主教的条件，但是这似乎对他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反倒当地流传的一则笑话显得更意味深长，这则笑话称，尽管威廉的父亲在莱茵兰地区（Rhineland）被称为“富人威廉”，但与十一岁大的儿子相比，他反而是个穷光蛋。为了与这些新获的财产和头衔相称，这位男孩被迫离开他生于斯长于斯的迪伦堡——一座中世纪的城堡小镇，山顶建有城堡塔楼，山下则是一片杂乱分布的石板斜屋顶和木板搭建的麦芽酒馆。“富人威廉”和“超级富人威廉”一起坐在一架轿式马车里，马车滚动着车轮，一路向西北的尼德兰进发，向少年亲王的布雷达宫殿驶去，随后到达富有的布鲁塞尔，觐见查理五世皇帝。

离开了哥特式的拿骚之后，威廉学习成为一名风度体面的朝臣和遵纪自律的年轻战士，迅速适应了布拉班特哈布斯堡王朝的文雅。他对权贵说法语，对仆人说佛兰芒语，很难不让人喜欢，并很快成了饱受痛风之苦的皇帝眼前的红人，得以在寝宫侍君。事实上，是这位皇帝父亲，而非那位伯爵父亲，在1551年威廉十八岁的时候，选定了布伦的安娜（Anna of Buren）为他门当户对的妻子。四年之后，查理五世决定扔下江山事务，退隐修道院。他重重地倚在奥兰治亲王的右手臂上，一瘸一拐地走进位于布鲁塞尔的宫殿，宣布退位。肢体语言能说明一切，人们不难察觉，那位现在正式受托管理西班牙王国和尼德兰政府的腓力亲王，紧紧跟在后面，被皇帝和奥兰治亲王挡住；皇帝身穿黑袍，显得身形庞大；奥兰治亲王身材修长，穿一件开衩的紧身衣，衣服上的银线闪闪放光。

腓力二世和奥兰治的威廉，两人的脾气和信仰完全相反，简直像是伊丽莎白时期剧作家精心设计的一对角色。这位长着“地包天”下巴的西班牙国王是个禁欲主义者，而且一心专注审判，对自己尤其如此。尽管威廉被人们称为“沉默者”（因为他从不会透露自己的想法），但在两人当中，腓力的寡言少语更令人不安。奥兰治亲王善于交际，他有多醉心于世俗的欢愉，腓力就有多么受世俗欢愉的折磨。威廉十六岁的时候，曾在他那座位于布雷达的雄伟城堡里款待过时任那不勒斯国王的腓力。那场宴会非常奢靡，席间有孔雀肉和孔雀舞，但是对于过分律己的哈布斯堡王室来说，这些场合就如同一场审判，仿佛每吃一口美食，就会大大加剧肉体的堕落。尽管他俩各方面都不相容，但是威廉却愿意成为腓力二世忠心不二的仆人，就如同他曾是查理皇帝身边赴汤蹈火的卫士一样，并且他还多次煞费苦心地表达过对天主教会的忠心。就腓力来说，无论他私下怎么想，其实都别无选择，只能让奥兰治亲王继续担任要职；这么做没有别的原因，仅仅是为了对其他可能动邪念的贵族同僚起到约束作用。就这样，威廉依旧待在国务委员会，受命担任 执政 （stadhouder），或称“代理官”（lieu-tenant）——字面意思是君王授权的代理官员——发誓维持和执行君王在荷兰省、泽兰省和乌得勒支省的律法。在亲王看来，他与萨克森的安娜的联姻绝不会妨碍他的职责。但是，当路德宗的牧师被发现出现在安娜王妃位于布雷达和布鲁塞尔的小教堂并为她布道之后，腓力确信了他的怀疑：这场联姻是一场阴谋，意在将德国新教思想偷偷带入信奉天主教的尼德兰。

对于腓力国王来说，宽容就是叛教的先兆。众所周知，奥兰治的威廉在其布拉班特的个人管辖领地里是出了名的宽容之人，他会不遗余力地保护新教徒免遭宗教法庭的迫害。宗教法庭是查理五世于1520年引入尼德兰的。当地的贵族抗议说，宗教法庭在他们的省份里没有法律地位，但奥兰治的亲王也没有理由为此类不服从行为提供援助和安抚。罗讷河谷的奥兰治是他的私人封地，其中心是雄伟的奥古斯都·凯撒圆形露天剧场。威廉在此地创立了一种统治制度，允许人们公开信奉两种信仰。他相信，实用主义的仁慈是避免在天主教和新教（后者因加尔文派在法国南部、英国和尼德兰的信徒越来越多而日益强势）这两种相互妖魔化的信仰之间，爆发你死我活的全面战争的唯一方法。但是，腓力国王急于发动的恰恰是一场摩尼教式的明暗二宗争霸战。腓力深刻地意识到他父亲在统一基督教世界方面的失败，发誓要以自己的生命来完成消灭异端和征服土耳其人的神圣使命。在他的心中，这两者与实现真正的基督教和平密切相关。如果能把奥斯曼人阻挡在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那么他就可以把注意力和兵力转向异端。如果能让异教徒屈服，那么远征东方的圣战就能战无不胜。

那些恼人的尼德兰异教省份，是这一项世界使命中极其重要的战略组成部分。 [6] 黄金必须从这些省份的高利贷银行中挤出，供应品和征税必须从它们的码头和贸易商行中获得，但与此同时，异教邪说必须禁止从这些地方的印刷所流传出来。1529年，在查理皇帝统治下，安特卫普发生了一场异教书籍大焚烧，并且宗教法庭的审判官们被授予了帝国官员的权力。但是，这座世界之都的出版商，与那些声名狼藉的无神论威尼斯人相比，也好不到哪里去。短暂的冷静之后，他们继续出版一些据称是论述古典历史和哲学的作品，这些作品以颠覆信仰和宗教闻名。现在是让尼德兰人在金钱上更大方，在观念上更谨慎的时候了。这就是腓力竭力要向尼德兰的领地巨头及控制着十七个省的代表大会（即联省议会）的市议长说清楚的事。国王迫切需要三百万弗罗林来补充军费，以维持与法国的战争。这一要求闻所未闻，议会大感震惊，当即拒绝了。紧接着就爆发了国王和不愿妥协的贵族之间长达四年剑拔弩张的争吵。联省议会分别于1556年和1558年召开会议，但会议的作用仅仅在于提供了一个平台，用以让代表们表达他们对政府的诸多不满。二十多年以来，王室的财政都建立在各个省份每年进贡的款项上，所以要突然转向财政集中制是不太可能成功的。腓力国王最终能战胜法国，多半要归功于尼德兰提供的人力和财力，但这并没有让他对这些省份更友好。1559年，他带着愤恨和不满离开了布鲁塞尔。联省议会对他的离去表态，他可以获得为期九年的固定金额款项，条件是撤回西班牙军队。可这样一来，他还算是自己国土的主宰吗？

尽管与联省议会展开的这场旷日持久的争执令人烦恼，但它同样颇具启发性。尼德兰那些被异教侵染的财富，已被一个错综复杂、隐秘而令人恼火的教区机构网络置于国王的控制之外。在遍布尼德兰各地，诸如梅赫伦（Mechelen）、杜埃（Douai）、多德雷赫特（Dordrecht）和弗拉讷克（Franeker）这些城市的档案室里，藏有大量用丝绸装订的羊皮卷，这些羊皮卷盖满了印章，因年久而发黑发硬，令人敬畏，上面用古老的文字记载着“自由”“公民权”“豁免权”“特权”。此外，档案室里还有各城镇和省份的宪章，这些文件构成了各地人民对抗君主政府围攻的重要工具。在腓力眼中，这些宪章属于中世纪的过时之物，如今必须让步于世界神圣使命这一现实。这些羊皮卷将被付之一炬，他的意志将会实现，而那些真正忠实的教众将会以他的名义高唱赞歌。

腓力将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交给了尼德兰摄政去落实细节，这位摄政是他同父异母的私生女姐姐，亦即刚毅的帕尔马的玛格丽特。她虽与意大利人联姻，但生来是一位佛兰德贵族，并按照她父亲查理五世的意愿，在尼德兰接受了教育。她性格当中有疑似当地人的一面，这一点让腓力吃不准她在遭遇尼德兰贵族和市民的顽强抵抗时，是否真的具备迎难而上的勇气。为了增强玛格丽特的决心，腓力精心挑选了一批新型保皇派来辅佐她。这群人出身低微，靠着自身的智慧和国王的恩宠崭露头角；受过大学教育，在法律和文学上颇有建树；具有官僚的品质，无限忠诚于君王的绝对统治。在高官当中，以这类模式培养出来的代表是安托万·佩勒诺·德·格朗韦勒（Antoine Perrenot de Granvelle）。此人不是一个奴颜婢膝的狂热分子，而是一个老练而饱学的人文主义者，对各省的地方传统持反感态度，值得信赖。他计划改革的两个目标——统一宗教和疏通财政——意在相辅相成。他将使用新的主教等级制度对十七个省进行合理整合，并且将从最可靠的宗教裁判官中集中任命主教，而不是看那些贵族恩主的眼色。此举可以确保信仰的一致性。在扫除恩主网络之后，民众就会回归对国王和教会的天然忠诚。而通过民众的财产和商品——从麦芽到盐等各种东西——筹集的钱，将为政府和可能需要保护政府（但愿不会有这个需要）的军队提供资金。

总之，这就是他们打的如意算盘。不过，颁布由政府任命主教的法令是一回事，真正实行起来却是另外一回事。新教已在尼德兰贵族中获得不少信徒，有些人是偷偷摸摸转变的，有些人，比如威廉的弟弟拿骚的路易（Louis of Nassau），则毫不内疚地宣布自己信奉归正会的教条。这样的狂热者，或许会对格朗韦勒的改革行动不利。但是，改革行动对恩主造成的威胁，也让很多类似威廉亲王这样的温和派人士，变成了愤愤不平的政府批评者。把改革说成是理性的和有条理的，其实是一种拙劣的伪装。事实上，改革是专制的工具，是对他们的“旧宪法”的蓄意破坏。贵族的不满中包含着一丝“义愤填膺”的势利。像格朗韦勒这样的官员被当成暴发户而遭到孤立，他们无法融入那种由血脉相连的统治者把控的阶层和圈子，决心将出身更为卑微的无名小卒任命到本应由领主册封的职位上。如果做得到，贵族就会坚持在主教的位置上安插自己的亲信（以及他们的亲戚，那些名字里带有相同封地名的人）；如果做不到，他们就会发动愤怒的群众来做一些阻碍性的活动。谁知道呢？也许威廉真的相信他能一边拒绝与陛下的官员往来，一边保留对国王的忠诚。但是渐渐地，几乎是顺其自然地，他就成了格朗韦勒及其在国务委员会的支持者们反对的焦点。恰恰是在威廉的策划下，地位最为显赫的贵族集体退出了国务委员会，此举意在拐弯抹角地警告玛格丽特，只要格朗韦勒和他的政策依旧存在，他们实难确保国家的安宁。到了1564年3月，集权改革只停留在了纸面上。玛格丽特没有了军队来协助威压，唯一的选择就是让步，迎合贵族的要求，赶走格朗韦勒。格朗韦勒（不情愿地）离去后，威廉和他的同僚们不计前嫌，答应回归国务委员会。

如果亲王将铲除敌手等同于宗教宽容的胜利，那么他很快就会醒悟过来。格朗韦勒的离去给很多尼德兰人（无论出身高贵还是低微）释放了一个信号，使得他们纷纷宣布效忠宗教改革。此举反过头来让腓力更加坚定了决心，再次坚称反抗异端的战争应该升级而不该松懈。宗教法庭仍将保留。那些斥责新教徒是罪犯的布告不会撤除。在威廉看来，坚定不动摇地实行严政，却得不到有效的政府支持，这种政策势必会招致灾祸。但是，在腓力眼中非善即恶的简单世界里，这样的政策是完全合理的。目前没有兵团来执行他的意愿，但是他不能因此就背叛他的良心，拖延执行基督的命令。如果他保持真诚，坚定不移，上天会保佑他的。他会活着看到他的战士手持为主而闪闪发光的长矛，从一座座山峰上冲下来，进入低矮的绿色平原，朝着罪恶的城市进军。

与此同时，地狱占据了上风。1565至1566年间的冬天极为残酷。斯海尔德河完全被冻上了，安特卫普的码头工人陷入了贫困的境地。谷物短缺，面包卖出了天价。城里的织布坊、染坊、玻璃作坊、铜器厂和制皮店全都停了工，城市工作坊里昔日熟悉的气味，此时一反常态地消失在了凛冽的空气中。虽然加尔文派的布道并没有把这些厄运归咎于王室政府的名下，但在很多人看来，四旬节的苦难就像古埃及时期那位顽固的法老带来的灾祸。手工业者抱怨说，有些人吃得非常好。从德国和法国开始传入尼德兰的讽刺木刻版画上，随处可见贪吃的僧侣在餐桌前流口水的场景。一位归正会的传道士抱怨教堂精雕细琢的装饰，对犯错的神职人员说：“你们用天鹅绒包裹这些木块，却让上帝的子民赤身裸体。” [7] 义愤并不是地位卑微者才有。像扬·凡·马尼克斯和菲利普·凡·马尼克斯兄弟（Jan and Philip van Marnix）这样从英格兰和日内瓦流亡归来的加尔文派上流人士，更加自由地发表他们的诗篇和观点。他们对于何为正确的教条有着明确的态度，也给布雷德罗德（Brederode）伯爵和屈伦博赫（Culemborg）伯爵这样的贵族壮了胆。贵族们在晚餐桌上对狩猎活动的抱怨，转变成了对信仰的表态，最终以双手放在剑柄上发表慷慨激昂的誓言收尾。贵族的愤慨之辞促成了“同盟”的形成，该同盟意在终结针对“异教”发动的邪恶镇压。一份意在“折中”的文稿随即起草并签署，但它要求摄政玛格丽特取消并废除国王的所有宗教政策。1566年4月5日，数百名绅士骑着马，在布雷德罗德伯爵、屈伦博赫伯爵以及威廉的弟弟路易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进入了布鲁塞尔。他们竭尽全力，鼓足声势，向摄政玛格丽特请愿。形势紧急，沉默者威廉却依旧谨慎行事，对玛格丽特保持表面的忠诚。但是，他发现自己被大家认为是同情贵族同盟的。事实上，他并非完全不同情他们。为了让被激怒的玛格丽特消气，她手下一位叫作贝尔莱蒙（Berlaymont）的顾问不无嘲讽地表达了自己的惊讶，说她竟然为了“这么一群乞丐”（ces gueux）而完全乱了阵脚。布鲁塞尔街头传言四起，布雷德罗德伯爵和他的同僚将计就计，巧妙地将他人的攻击转变成了荣耀的勋章。他们的确是一群乞丐——好吧，一个真诚的乞丐好过一个无赖的政府！裁缝们开工了，开始制作衣服，为来了活计而兴高采烈。绅士叛军穿着灰褐色的行乞修士装，脖子上挂着乞讨木钵，骑马出城。很快，酒馆里响起了“乞丐之歌”（Geuzenlieden），酒馆的柱子和房梁上钉着版画，上面画着“同盟军”（confoederatio）紧紧握在一起的右手，这些手上拿着响板、拐棍和乞讨木钵等突然备受追捧的乞丐标志物件。佩戴乞讨木钵在反叛的绅士当中成了一种时尚，有些木钵还配上了银边和银链，是为那些更具时尚意识的“乞丐”量身定制的。

反抗孕育着混乱，这让威廉有点担忧。无论他做什么，似乎都不能平息这样的流言：尽管亲王表面上尽量与乞丐军保持距离，但他实际上就是乞丐军的头领。威廉官职众多，其中之一便是安特卫普的守城官。这个官职使得他别无选择，只能响应玛格丽特的召唤，于1566年7月赶往安特卫普，试图平息那里的百姓被反天主教的布道点燃的激情。当他到达安特卫普之后，布雷德罗德伯爵，当然，身穿一身乞丐灰袍，为他举办了一场令他猝不及防却又盛情难却的公开欢迎仪式，原本持中立立场的他就这样迅速被攻陷了。两人骑着马穿行在城市的各条街道上，街道两旁站满了向亲王欢呼的人群，仿佛他已经接受了他最终将为之献身的角色： 一国之父 （pater patriae）。哈布斯堡家族在尼德兰的统治江河日下。面对这场混乱，无论是威廉还是扬·鲁本斯都无法乐观起来。扬·鲁本斯和亲王一样，也曾发誓支持国王的法律，现在却也开始认为宗教法庭是对法律的滥用，而不是对法律的合理伸张。他也无法对席卷这座城市的加尔文主义狂热完全无动于衷。赞美诗集到处可见，顷刻间成了一种煽动性的文学形式。像赫尔曼·莫蒂德（Herman Moded）和盖伊·德·布雷（Guy de Bray）这样的传道者，吸引了民众前来聆听布道，他们将罗马教会的圣物和仪式怒斥为渣滓和垃圾，是上帝极为厌恶的恶臭之物。一位尽职的治安官怎样做才能维持治安呢？

扬·鲁本斯本人极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模棱两可、举棋不定，一边遵守天主教的规矩，一边与他受命镇压的异端暗通款曲。1550年，在启程前往意大利之前，就像所有谨慎的旅客在面对道路和山路的诸多风险时一样，扬立下了遗嘱。在这份文件中，他将自己的灵魂献给“全能的主、万福的圣母马利亚，以及天国的诸天使”，而他的“遗体献给神圣的大地”。 [8] 到了1563年，他修订了遗嘱，将他的婚姻纳入考虑，提及圣母马利亚的那部分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单纯对上帝的称颂。至于夫妻两人的遗体，遗嘱中只说它们将安葬在“日后商定的地方”。用词的平淡宣告了他对虔诚仪礼变得冷淡，是一次重大的转变：马利亚之名被一个法律惯用语代替。

到了1566年的五旬节，众多加尔文派教徒称赞上帝、咒骂教皇的声音，变成了一曲炽热的合唱。安特卫普的城墙外，在那些治安官顾及不到的地方，人们听着“露天传道者”（hedge-preachers）宣布，罗马反基督者的数量从几百人一路猛增到了一万五千人，有时甚至达到了两万人。对于秩序守护者来说，更为不祥的征兆是，这些集会者已安营扎寨下来。人们开始在野外烹制食物。天黑了之后，人们不愿停止布道，也不愿停止吟诵赞美诗，家家户户在夏日夜空下做晚祷，随后就睡在被踩踏得泥泞不堪的草地上。不过，与往常的集会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娱乐人员，没有吉卜赛人，也没有江湖郎中，只有一大群全神贯注的人。他们低声细语着，大声呼喊着，歌唱着，祈祷着。就在这些临时搭建的木制布道台下方，以及会众的周边，站立着装备有火绳枪和弓弩的人。在这一层保护屏障后面，传道者们呼吁进行一场伟大的净化。眼下，暴力依旧停留在口头上。甚至有些地方治安官朝这帮露天教众望去时，看到的却是一支安静有序的队伍，富有的商人和绅士中间令人心安地散布着一些码头工人、印刷工人和织布工。

在安特卫普之外，尤其在荷兰和尼德兰北部其他地区，事态变得更为严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狂热的新教徒贵族自己也变成了“圣像破坏运动”的支持者。尽管屈伦博赫伯爵在当地的教堂里给他的宠物鹦鹉喂食圣饼（加尔文派教徒将这类饼称为“烘烤的神”）的传闻有可能是伪造的，但是赫尔曼·莫蒂德确实曾声称，是这位伯爵怂恿了他。 [9] 教堂的墙壁被刮去了表面，涂上了白垩色石灰，指定的方形石板被重新涂成黑色，上面刻上了金色的十诫。十诫的前两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的百物”——从此以后将定期提醒所有心地不纯、留恋旧圣像的会众。运动于8月10日在斯滕福德（Steenvoorde）地区拉开帷幕，佛兰德 西部 （westkwartier）的教堂和修道院都遭到了民众的攻击，他们砸毁圣像、撕毁画作，并且成为亵渎法衣的始作俑者。 [10] 在泽兰省的米德尔堡（Middelburg），艺术家马利努斯·凡·雷默斯瓦勒（Marinus van Reymerswaele）感应神召，加入圣像破坏者的行列。这群人在教区教堂里砸碎彩色玻璃，损毁圣像。一次又一次的攻击都未遇到任何阻力，威廉的“折中态度”变得越来越难维持。

在8月18日，教区教会里地位最高、最宏伟的教堂——安特卫普圣母大教堂（Onze Lieve Vrouwekerk）的座堂圣职团，开始沿着1399年指定的路线，穿越这座城市的一条条街道。游行队伍的正中央是一顶由二十个人抬着的轿子，上面摆着一尊色彩艳丽的圣母像，她的脸庞白如百合花，长袍上绣着缕缕金线。这是圣母升天节后的周日。倘若换作往常，这就是安特卫普最为隆重的公众节日，除了圣像之外，街头游行队伍里还有供人们观赏的其他景观：双排桨船和海怪造型的花车；行进的高塔和喷烟的巨龙；巨人、杂耍演员和野兽（就是由小丑们用手推车推着的河马）。但是这一年，游行队伍看起来乏味得多，鼓声和笛声也更为低迷。身着艳丽衣装的行会成员队伍、火绳枪兵队伍和弓弩手队伍人数大幅度减少，因为他们的同仁认定对圣母木像的崇拜是可耻的偶像崇拜行为，并且已经要求各自教区的小教堂移除一切圣像、祭坛画和圣物。游行队伍带有一种对此心知肚明的气氛，既蔑视又紧张地面对着有时会对他们做出侮辱行为的人群——他们在圣母像经过时报以嘲笑，并且威胁说这将是“小马利亚的最后一次游行”。当圣母木像最终回到教堂的哥特式裙楼之后，为了免遭潜在袭击者的攻击，他们把它用栏杆给围了起来。教堂其他区域里的圣像也受到了防御性的保护，仿佛在等待一场围攻。米兰圣母像有一头长长的、松散的发辫，身披一件亮丽的蓝色长袍，双耳呈现出小麦色；圣柱圣母像先前只不过是一尊木制像，后来经由大批感恩的人改造，变成了一尊银制像。这群人将治愈的奇迹归功于她仁慈的赐福。这两尊圣像都被罩了起来，以免受到心怀敌意之人的破坏。 [11] 教会的日常礼事照常进行：赞美经、晨经、辰时经、午时经、申初经、晚课经，以及交替圣咏、连祷歌、读经、应唱圣歌，声音回荡在教堂的穹顶之下。不过，对于那些拯救虔诚信徒的祈祷，教众可能会表现出特别的热情。

守城官奥兰治的威廉相信，城里的暴乱一触即发。当摄政玛格丽特召他出席金羊毛骑士团（由尼德兰的贵族组成，发誓效忠于国王和皇帝）特别召开的会议时，他将这一顾虑全都告诉了她。亲王提醒说，如果他现在离开安特卫普，他将无法保证此地的安稳。一派胡言，玛格丽特回答说。整座城市一片宁静。我们受到人们的爱戴。来吧，你得来劝阻骑士团的成员别走上反叛的邪恶之道。别拖延了。

威廉听从了玛格丽特的命令。8月19日那天，就在威廉骑马出城门的同一天，一群年轻人，有的是学徒，有的是拉丁语学校的学生，叫嚣着进入了大教堂，开始对着为安全起见早已围起了栏杆的马利亚圣像咒骂。带头的年轻人对自己的这番表演颇为得意，受到笑声和咒骂声的怂恿，他爬上了布道台的前面，开始戏谑地模仿起弥撒来，直到一位出离愤怒的水手与这位年轻人扭打起来，将他摔在了教堂的地板上。宗教改革支持者和虔诚的教徒互相被激怒，在教堂的中殿大打出手，一直打到了街上。打斗的消息不胫而走，先在小酒馆里流传开来，随后传到了露天布道区。这些消息让人们更加坚信，随着亲王的离去，安特卫普完全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到了第二天，也就是8月20日，一大群人在晚祷之后唱着歌颂上帝的歌，聚集在大教堂的门前，携带着大量从工作坊带来的木槌、大剪刀、小刀和锤子。有些从码头和造船厂来的人，还带来了抓钩、牵索和缆绳，仿佛要抢登上敌人的船舰。扬·鲁本斯和他的同僚担心聚众的规模，决定召集公民卫队。但是随着很多人倒戈加入圣像破坏者的行列，卫队成员的数量锐减。卫队企图解除人群中最具攻击性之人的武装，但瞬间转变成了一场场混战。若不是守卫在某人富有先见之明的命令下，迅速放弃了本就无心展开的治安行动，事态将变得更为严峻。教堂毫无抵抗能力。座堂圣职团和唱诗班已经逃离了他们的宿舍。当人群强行冲破上了闩、插了销的大门，一路沿着中殿猛进时，赫尔曼·莫蒂德，这个将原名“斯特里克”（Strijcker）希伯来化的人，登上布道台，再一次催促人群将庙宇中的偶像和傀儡彻底清除出去，这些都是撒旦为引诱轻信者的双眼，引导他们的灵魂偏离正道、堕入地狱而安插的。砸毁这些邪恶的东西，他下令道，推倒它们，刺穿巴比伦淫妇画像的心脏。赞美上帝。

于是，信徒们奉命行事，真的开始打砸起来。而且因为挨打的不是同胞，而是不会说话的木头、石头、布物和玻璃，所以攻击行为进行得肆无忌惮。曾经让信奉基督教的佛兰德变得美丽迷人的一切，现在却正因此而成了需要毁坏的对象。加尔文自己不也坚持认为，既然上帝的权威是不可见的，那么一切假定能显现上帝神迹或基督和使徒的作品的东西，都是无根据的亵渎行为吗？《海德堡教理问答》不是曾告诫基督徒，不能妄图认为自己比上帝更为聪慧吗？上帝希望他的福音通过“活生生的话语”，而非木制和油漆的玩偶来教诲众人。

在一些不那么热忱的教区里，公会执事已经悄悄地将礼拜堂里的艺术品拆除了。这样一来，那些桶匠、皮货商人、制革商人和制篮匠人的主保圣人，现在只在精神上，而非以圣像形式掌管着各自的圣所。教堂内供艺术家售卖祭坛装饰品、雕像和绘画的区域，几周前出于谨慎已经拆除了摊位，摊主们也已遭到了遣散。但是，圣像破坏者还有很多事可做，他们分散成忙碌的团伙和小队，在整个教区穿行，搜索冒犯的偶像。四名男子用钩子和绳索套住十字架坛上的耶稣受难像，借此将整座雕像拉倒，落于大教堂的地板上，这与上十字架的画面形成诡异的对比。中殿两边排列着的圣徒像，也随着基督像一起倒在了地面上。弗兰斯·弗洛里斯（Frans Floris）的《圣母升天图》（ Assumption of the Virgin ），连同其他伟大的祭坛画一起，被用凿子和锤子从原来的地方剥离，画作本身被砸成碎片。同样出自这位大师之手的《反叛天使的堕落》（ Fall of Rebel Angels ），被从击剑公会的礼拜堂墙上撕了下来，它就像画中的主人公一样，翻滚着跌入了下方黑暗的空间。这件伟大的画作幸存了下来，但还是遭到了损坏，三联画永远失去了两侧。 [12] 当破坏者们因为一幅画的重量和体积，比如贝尔纳德·凡·奥利（Bernard van Orley）的《最后的审判》（ Last Judgement ），而行动受挫之后，他们就将遭挫的怒火加倍发泄到那些更容易毁坏的目标上。袭击者戏谑地穿着从法衣柜里取出的教士长袍和无袖十字褡，肆意毁坏雕刻精美的唱诗班长凳；他们从装着圣油的器皿里取出油膏，抹在一双双装着重钉的靴子上，践踏着脚下的圣物。既然上帝的荣光除了人类的声音之外，无法通过别的什么来称颂，那么使用了人声音栓（vox humana）的音管就成了首个被从管风琴中卸下的东西，其他的音管很快也被掷下。“我和大概一万人进入了教堂，”一位叫作理查德·克拉夫（Richard Clough）的英国商人这样写道，“那里看起来就像地狱，仿佛天堂和人间都一起消失了，圣像倒地，值钱的艺术品被损坏……［此地曾是］欧洲最富丽堂皇的教堂，而今完全遭毁，连能坐的地方也没有了。” [13]

在圣母大教堂被完全洗劫一空之前，圣像破坏者就已散布到城市各处，对三十座教堂和数不尽的修女院和隐修院下了手，这些地方曾是安特卫普的荣耀所在。他们找到胡贝图斯（Hubertus）、威利布罗德（Willibrord）、海特勒伊德（Geertruid）和巴沃（Bavo）的圣像，砍下它们的头颅，挖去鼻子、耳朵和眼睛，让那些头颅在过道上翻滚。门廊上到处都是被捣毁的雕像的碎片，残肢、断手、截断的躯体就像一个个被肢解的瘟疫受害者一般，等待着运尸车来将它们运走。修道院的图书馆被付之一炬，古代的插画手稿、弥撒书和圣歌书籍在火焰中熊熊燃烧。

又过了一天，安特卫普城完全成了一片带有悔恨色彩的灰烬，一辆辆马车载着圣像破坏者到了城墙之外的村庄，在那里他们的体能得以恢复。到了8月23日，怒火已经退散，城里的地方治安官可以安全地在废墟瓦砾之间巡视了。他们发现，遭遇这次清洗之后，安特卫普的圣地无一幸免。教堂失去了色彩。昔日装饰着绚丽浮雕的拱顶，以及丘比特拍翅振翼、羔羊驮起基督徽章的墙面，现在全都被掩盖在白垩色石灰之下，就像一个个悔罪的妓女一样裹着裹尸布——为破坏者赎罪的牧师如是说。

奥兰治的威廉和扬·鲁本斯从各自不同的立场来审视这场灾难。两人当中，扬·鲁本斯可能在加尔文派教徒圈里更为活跃（这是宗教法庭声称的）。但无论他们的信仰如何变化，他俩都必须懂得， 圣像破坏运动 （beeldenstorm）已经使得温和的宗教态度变得既必要，又不大可行。信仰存在分歧的双方都有一些头脑更为冷静的人，他们对旧教堂遭受的猛烈袭击感到震惊，又担心西班牙报复，于是试图让这个国家重归理性。8月23日那天，禁止洗劫教堂的正式法令颁布了，而在接下来的一天，玛格丽特颁布了一道“调解协议”，该协议体现了由威廉和安特卫普的市议长雅各布·凡·维森贝克（Jacob van Wesembeke）共同倡导的不同教派共存的渺茫愿望。要派遣一支使团去面见国王，（抱着乐观的态度）乞求国王的理解。在等待回复期间，宗教法庭的诉讼程序和平复冒犯的措施也悬置了起来。新教徒将可以获得自己的礼拜场所，条件是他们撤出占领的教堂。这种分开管理的方法已经在法国的部分城市和地区实行了，因为在这些地方，新教主义势力最盛，但这种方法也带来了令人沮丧的结果，它让地方上的冲突变成了全面的宗教战争。

威廉担心尼德兰的遭遇不会比法国好多少，于是他竭尽所能把不安压在心里。1566年秋天，他游历了他作为执政所管辖的三个省份——荷兰省、泽兰省和乌得勒支省——并将信徒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企图安抚他们彼此的焦虑。他自身的焦虑感却越变越强，这在情理之中。尽管玛格丽特声称会遵守调解协议，但她其实心里清楚，腓力二世已决定动用军队的力量前来镇压。威廉亲王在抑制狂热新教徒方面越来越无力，就连他的弟弟拿骚的路易，他也没能抑制住。这些人已经完全投身到反叛行动中。1567年早期，威廉私下放弃了折中的打算，咬紧牙关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斗争。安娜和他俩的小女儿，携带着靠典当金银餐具和珠宝换来的钱，被偷偷地送往位于迪伦堡的拿骚祖传故居里安顿起来。

威廉在跟随家人一起出走之前，为让安特卫普免遭屠戮之灾，拼命做出了最后一项努力。1567年3月15日，距离这座城市几英里开外，就在斯海尔德河边上一个叫奥斯特维尔（Osterweel）的村庄里，一支装备简陋、指挥不当的新教徒军队被政府军包围了，随后遭到了屠戮。城门里，可想而知，人们陷入恐慌。城里的居民担心天主教军队的报复降临到他们头上，于是请求亲王派遣一支远征军来支援残存的新教士兵。亲王与市长安东尼·凡·斯特拉伦（Anthonie van Straelen）一起面对民众，他说道，这样做徒劳无功，只会让城市自身陷入不设防的状态。人群的首领一时间无法确定哪一项举动带来的危害最小，于是决定将他们的挫败感转移到城市护卫队身上，并在迈尔桥搭建起自己的军营，配备了大炮。于是威廉发表了另一场演讲，这次是在市政厅的台阶上，并承诺成立一支民兵队，这才缓解了混合着恐惧和愤怒的危机态势。

威廉心中清楚，在不久的将来，此番不稳固的权衡之举注定会失败，此外，他还未准备好成为随后的惨败中最有名的殉道者。4月10日那天，他正式从国务委员会请辞，一天之后，他向东北方向启程，去往布雷达，准备在那儿与他的大女儿汇合，她那时已经从玛格丽特的王室中脱了身。到了5月的第一个星期，亲王在150名士兵的陪同下，来到了迪伦堡，受到了他的弟弟约翰的款待。约翰继承了父亲的爵位，成了拿骚伯爵。安娜那时身怀六甲，早他一步来到此地，却不那么受人待见。在她看来，迪伦堡就是一座监狱。她忍受着众多拿骚家族成员的无情对待：姐妹们、姑婶们、兄弟们，尤其是对她保持警惕的婆婆——令人生畏的施托尔贝格的朱丽安娜（Juliana von Stolberg）。

至于亲王，他现在已经沦为了一个逃亡者，他的出生地反倒成了安宁的避难所。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威廉心中依旧摇摆不定，不知道是否要站到反叛军那一边去，这个想法对于他想要寻求秩序和安稳的内在本性来说，无疑是难以接受的。阿尔瓦公爵（The Duke of Alva）于1567年8月22日抵达布鲁塞尔，随后迅速替他做出了决定。反对格朗韦勒和玛格丽特的叛军领袖，无论是主战派还是折中派，在未加细细区分的情况下，统统以谋反罪遭到起诉。威廉在这一连串叛变者名单中的地位已经十分清楚，因为他的儿子菲利普·威廉遭到扣押。菲利普·威廉那时还是勒芬大学的学生，他被直接送往西班牙，由他的教父，也即与他同名的国王监护。当这所大学的院系代表大胆地向阿尔瓦的西班牙议员德·巴尔加斯（de Vargas）抗议劫持事件的时候，后者发表了一通赤裸裸地主张权力的摄人宣言作为回应，意在挫一挫这些教授们可怜而敏感的内心。“ 我们对你们的特权不屑一顾。 （Non curamus privilegios vestros.）”他宣称。不久之后，亲王所有的领地、庄园和财产都被国王没收。九艘驳船从威廉位于布雷达的宫殿出发，将那里的家具、挂毯和画作沿着运河运走，并将它们存在根特，归国王享有。即便到了这一刻，已经没有回头的可能了，威廉印制的“无罪声明”（这是尼德兰反叛运动中第一份重要的宣传文件，与凡·维森贝克共同起草）依旧坚称，国王是听从了邪恶劝谏的蛊惑而误入歧途，并强烈希望马德里能涌现出更多开明的劝谏。

恰恰是这种拖延之策，让威廉失去了在1567年的秋天发动军事袭击的最佳时机。那时，西班牙军队占领佛兰德和布拉班特所引起的怒火还在燃烧，而阿尔瓦的恐怖行动还未造成广泛的威胁。等到威廉、拿骚的路易和布雷德罗德合力集结起一股军事力量（主要靠征召德国和法国雇佣军）的时候，他们的任务已变得更为艰巨。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尼德兰民众对帮助“解放者”会带来的后果情有可原地感到担忧。那时，路易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保皇党阿伦贝格公爵（此人也曾是威廉的朋友），从而在北部的海利赫莱（Heiligerlee）取得了唯一的胜利。但仅仅两个月后，路易的军队就在耶姆古姆（Jemminghen）遭遇了一场大溃败，他手下的两千名士兵要么被杀害，要么向阿尔瓦投降了，他们的指挥官为了保命被迫跳水逃生。威廉企图在林堡（Limburg）南部调动自己的部队，发动军事入侵，但部队因为军饷和补给问题而迅速溃败，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掠夺当地村落上。此后，威廉把自己的姿态放到了最低，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杜伊斯堡（Duisburg）和科隆之间长途跋涉，企图向德国和法国的亲王借兵、借钱，以此来对抗阿尔瓦那支纪律严明、装备精良的部队。这一下，他真的沦落为“乞丐”了，先前的“乞丐绅士”还算有点意思，如今可笑不出来了。“我们可以把奥兰治亲王，”阿尔瓦开心地写道，“视为一个死人了。”对此，鲜有异议者。

在1568年的春天，维森贝克骑马来到迪伦堡的宫廷，其境遇比乞丐亲王好不到哪里去。他把这座城市因新政权带来的苦难以一手资料的形式报告给威廉，尽管亲王早已知晓了这些凄惨的故事。帕尔马的玛格丽特目睹了尼德兰即将遭遇的命运之后，辞去了摄政的职务。这恰恰是阿尔瓦希望看到的局面。尽管腓力二世原本打算留住这位摄政，与此同时允许公爵继续发动全面的镇压战争，但是阿尔瓦为了散布恐怖而设立的最为重要的机构——纷争调解委员会（受其迫害的人称它为“血腥委员会”），让她的存在显得多余了。阿尔瓦公爵瘦削、易怒，且极其聪明，在做这件事时有条不紊地投入了热情，并得到了由多位西班牙顾问和190名训练有素的公诉人组成的心腹团队的帮助。此外，他还如往常一样，配备了询问官、狱卒、拷问者和刽子手。西班牙宗教法庭卓有成效地训练了这群人，让他们用行之有效的方法展开各自的工作：在夜间查扣文件；劝导（有时需要借助断头台的垫头木和拇指夹的帮助）秘书和仆人检举他们的雇主；流水线般生产认罪供词。目标有大有小。阿尔瓦的恐怖之网捕捉到的大多数人都出自商贸阶级。但是公爵心里非常清楚，只有迫害从精英阶层挑选出来的人，才能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贵族的地位越高，打击的效果就越震撼。

1568年1月4日，84名尼德兰贵族和上层公民被送上断头台。随后到了3月，另有1500人被捕，他们生还的希望一片渺茫。共有大约9000人因信奉异端、叛国或兼而有之的罪名而受到了惩罚，在这些人当中，大约有1000人丢了性命。 [14] 运气好的人，会在断头台上遭到即刻处决。而那些被判定攻击教会的普通公民，则会在遭受火刑之前经历碎轮刑或四肢裂解刑。如果他们犯了亵渎《圣经》罪，就会在上绞刑架之前，被用烫热的针头刺穿舌头。大约有9000名嫌疑人被传唤到宗教法庭接受审讯，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要么遭到多次严刑逼供，要么被扔在监狱里任其消瘦，等待最终的审判。现代的历史学家迫切地想要纠正老一套爱国主义编年史中的片面之词，他们煞费苦心地（这是正确的）强调说，阿尔瓦的恐怖行径带来的每一桩伤亡背后，事实上都有至少好几百个同样的人无法被历史看见。但是，这是一场更注重恐怖效果而非伤亡数量的行动，通过残忍而简单高效的方式来实施。“必须确保每一个人都活在时刻担心天花板会在头上坍塌的恐惧中。”1568年，阿尔瓦公爵在写给腓力二世的信中如是说。 [15] 1569年在马德里起草并在布鲁塞尔出版的《禁书名单》问世之后，人们就有可能因为阅读（更别提拥有）煽动性的漫画，或者诸如《捣蛋鬼提尔》（ Till Eulenspiegel ）这样的讽刺作品而遭到逮捕。新政府记得，深深动摇教会权威的不仅仅有印刷物带来的猛烈抨击，还有街头的戏班子，于是这一届政府还出手禁止了“歌唱、演奏或者创作滑稽剧、叙事诗、歌曲、喜剧、诗歌叠句，以及其他用新的或者旧的语言写成的、涉及我们的宗教或者基督教会人士的作品”。 [16] 为了防止安特卫普的市民忘了还有绞刑架在等待着他们的脖子，阿尔瓦在城市的南边建了一座五角形的城堡，这座城堡由意大利军事建筑专家弗朗切斯科·帕乔托（Francesco Paciotto）和巴尔托洛梅奥·孔皮（Bartolomeo Compi）设计。城堡每一侧的墙壁大约有325码 长，城墙上设有带射弹口的棱堡，并配有大炮。其中两门大炮直接对准这座城，那里的民众为了建构这座城堡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他们，公爵曾强调说。驻扎在那里的西班牙部队就住在这个小型的、自给自足的城市里，城里配备小教堂、总督府邸、磨坊、铸造工厂、肉铺、烘烤铺和酒馆。城中央有一个集合广场，那里自然矗立着一座全副武装、坚不可摧的巨型总督——公爵雕像。

这座城市向亵渎圣物的暴民投降时，扬·鲁本斯作为市议员却对此听之任之，现在他自然就成了阿尔瓦派出的警察要对付的目标。早在阿尔瓦公爵到达此地之前，玛格丽特就曾下令清查安特卫普的市政官员的行为。1567年8月2日，一份长长的文件呈现在玛格丽特面前，上面详细地陈述了市政官员为他们的集体行为所做的辩护。阿尔瓦认为文件毫无诚意，粗暴地将之推到一边，并在12月时下令递交一份新的报告。这份报告将用以与他的亲信从搜查到的文件和告密者口中整理出来的信息相互核对。这份意在自辩的全新报告共计85页长，其中包含293项证据论证，于1568年1月8日递交给了阿尔瓦，随后再递交给他手下最冷酷无情的公诉人卢多维科·德尔·里奥（Ludovico del Rio）做进一步的核查。扬·鲁本斯想必非常担心这份报告的说服力，三天之后，他请求一位叫作扬·希利斯（Jan Gillis）的律师朋友在法官面前担任他的辩护代表。随后，此事经历了漫长而累人的拖延过程。直到1568年10月——正是在这个月里，奥兰治的威廉那支小部队在林堡的南方遭遇了屈辱性的溃败，他们的指挥官卖掉了剩余的枪支，乔装打扮、孤身一人回到了迪伦堡——扬·鲁本斯才被传唤至安特卫普的市政厅，对有关异端罪和煽动罪的指控做出应答。 [17] 他对自己从这场审判中幸存并不抱乐观的态度。这座城市最受人爱戴的市长，也就是主持1561年“城市珍宝”（landdjuweel）庆典的光彩照人的指挥，安东尼·凡·斯特拉伦，已经在上个月因为同样的罪责，在同样缺少更具说服力的定罪证据的情况下，遭到了公开斩首。一位天主教修士称扬·鲁本斯为“这座城市的第一市议员，并且是最有文化的加尔文派教徒”，这些身份对他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博学并不能减轻异端罪，实际上反倒更容易被当成是轻信的表现。扬·鲁本斯在回答“血腥委员会”的狂热询问官盘根问底的问题时，尽全力进行了辩解。他承认共听了大概四到五场布道，但从未出席过归正会的集会或圣餐仪式。他之所以参加布道会，是出于好奇，而不是出于邪恶的心理；他声称，他如今是，也一直是忠实的天主教会教徒，也是国王忠诚的奴仆。

他同样也知道，这样做对德尔·里奥或者公爵本人不会起到一丁点作用。秋季早些时候，鲁本斯已经将他的妻子玛利亚和四个孩子（孩子的年龄从一岁到六岁不等）送往了南方，他们在瓦隆尼亚（Wallonia）和林堡翻山越岭，那里有大量落草成寇的叛乱雇佣兵出没，其中有些人还是威廉的残部。母子一行人在途中参加了玛利亚的家人举办的一场洗礼仪式，随后穿过了哈布斯堡尼德兰辖区的边境，进入了克莱沃公国。扬·鲁本斯成功地将案件拖延了下去，降低了审判的速度。但是他的时间快不够用了。最后，他终于亲手拿到了安特卫普市政部门开具的证明文件，该文件证明他整整当了八年的市议员，并且在任职期间忠心耿耿。之后他就立马溜出了这座城市，沿着和家人同样的路线向莱茵兰地区逃亡。他们一家的最终目的地是科隆，那里聚集了一大群遭受阿尔瓦的压迫而流亡至此的难民。科隆当时依旧是一座主要信奉天主教的城市，但是实用主义至上的当局却在（携带着金块的）荷兰和佛兰德难民身上看到了商机。他们默许难民入城，甚至纵容他们设立私密的礼拜场所，只要他们的出现不搅扰公共秩序就行。但是，扬·鲁本斯却被这座城市的当局当成了潜在的捣乱分子：一个“不去教堂的人”。 [18] 1569年5月28日，当局的这些疑虑变成了一份专断的命令，勒令扬·鲁本斯于八天之内离开这座城市。扬·鲁本斯只能打出他最后一张王牌了。他拿出了两封信件，信上详述了他受人爱戴的往昔岁月，并且确认他来科隆是为了从事辩护律师的职业。此外还有一个细节，驳斥了任何想要驱逐他的企图。他宣称，他受雇于奥兰治王妃殿下，她甚至曾在旅行时任命他为她的孩子的监护人。

于是，这一家子人获准留了下来，因为扬的这番吹嘘看似不可能，但其实是真的。到了科隆之后，扬就找到了以前在安特卫普的同僚扬·贝茨（Jan Bets），此人来自梅赫伦的一个地方治安官家庭。众所周知，他正担任威廉亲王和路易亲王的法律顾问，他们也都信赖他所掌握的有关德国法律和习俗的深奥知识。1569年，他主要忙着处理安娜王妃的嫁妆归属，试图提起诉讼，让这笔嫁妆免于与威廉亲王的财产一并被没收。尽管安娜一直以自己的贫穷状况为由申辩，并把自己的困境归咎于威廉，但贝茨的任务不一定就是对威廉不忠。根据尼德兰的法律，虽然在婚姻存续期间，妻子的嫁妆为夫妻双方共同享有，但妻子依旧保有对嫁妆的所有权。考虑到威廉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想钻法律的空子，将安娜的财产从这场破产中拯救出来，这是合乎情理的。再退一步讲，他一定算过了，救回这笔财产或许会捂住她尖锐的指责声。贝茨的策略是，尽力拉拢那些有影响力、有同情心的人——马克西米利安皇帝（Emperor Maximilian）、黑森伯爵，以及帕拉蒂诺亲王（Prince Palatine）——来声援她的主张，希望以此说服腓力国王。

为萨克森的安娜工作肯定是不轻松的。鉴于此，贝茨很可能会觉得，需要大部分时间离开科隆，辗转于法兰克福、莱比锡和维也纳的几个亲王宫廷之间，这样做不仅非常方便，而且很有必要。正因他常常因外交事务而不在本地，才让他的朋友扬·鲁本斯有机会在他不在时，照看王妃的家庭和法律事务。一旦与安娜接触，扬立刻就获得了她的青睐。只不过，法律咨询是在何时变成贴心爱抚的，那就不得而知了。以几百年之后的眼光再度审视，会发现他们是非常不适合的一对——佛兰德律师沉着冷静，尤其喜欢引经据典，而沉迷于酒精的王妃连紧身衣都要撑爆了。但是，扬的儿子彼得·保罗，最终会成为西方艺术史中最热衷于称颂女性之妖娆的人。所以，这位父亲表面看来留着整齐的胡须，行为得体大方，私底下却可能同样具有蓬勃的动物本性。她那戴满珠宝的双手会满怀感恩之情地长时间停留在他那浆洗过的袖口，而他的双眼会紧张地游走在她的脖子和胸脯上，他俩这种毫无顾忌的举动，彰显出一种炽热的迷恋，这份迷恋让他们发狂，陷入了盲目的幻觉之中。

不幸的萨克森的安娜会不会实际上是令人渴望的呢？如果你听过历史学家的讲述，你就不可能这样想了。自尼德兰的反叛运动在18和19世纪受到诸如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约翰·洛思罗普·莫特利（John Lothrop Motley）等美国人的称颂，从而被当成自由主义的奠基史诗之后，沉默者威廉自然也就成了这场运动中的无畏英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在离开尼德兰到1572年“乞丐舰队”在布里尔（Brill）取得第一场军事大捷之间的那段黑暗岁月里，威廉肩负的不仅仅是国之命运，亦是西方自由民主的命运。因此，那些加重他负担的人，不仅是亲王事业的叛徒，也是西方民主大业的叛徒。可惜，安娜丝毫没有察觉到，她那不管不顾的自我放纵，正在危害民主的命运。悲哉安娜，她的名字甚至让在19世纪50年代发现她卑劣往事的荷兰档案管理员巴克赫伊曾·凡·登·布林克（Bakhuizen van den Brink）博士厌恶到颤抖，忍不住将眼睛从那些下流的细节中移开。 [19] 她被人们描述成各种样子：无美感，无魅力，无理性，身患脊柱侧弯症，一个心肠恶毒、大喊大叫的泼妇，管不住下半身的酒鬼，在文艺复兴臭名昭著的女性名单中，她处于中心地位。

也许这一切都是真的。但实际上，我们对这位萨克森的安娜知之甚少，所知道的不外乎那个反复被重申的观点，即自一开始她就是个不好对付的人。我们知道的是，她从一个会写信表达对未婚夫难以启齿的热情的少女，变成了一群迅速从摇篮进入坟墓的孩子的母亲，这些都是16世纪的女人惯常的经历。但也有一些例外——两个女儿，安娜和艾米丽，以及一个叫作莫里斯的儿子（以他萨克森的外祖父的名字命名），他也体弱多病，差点儿无法存活。然而，莫里斯最后还是活了下来，并成了第二伟大的尼德兰执政和帮助荷兰获胜的总司令。在历史学家看来，莫里斯的优良品德——勇敢、智慧、自律——一定完全来源于他父亲那一脉，且奇迹般地没有受到母亲的恶习的污染。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威廉和安娜的这场婚姻确实成了一场悲剧。那些私人的过错，无论出于想象，还是真实存在的，都被暴躁的王妃变成了公开的闹剧。早在威廉举步维艰之前，安娜就常常因威廉与那些毫不掩饰对她的厌恶之情的人（尤其是他的弟弟路易）商讨问题而责难于他。她变得焦躁不安，歇斯底里，有一点妄想狂的倾向。她深切地感受到，她的丈夫也不是一位对婚姻忠诚的圣徒，他对宫廷里的女子优雅地鞠躬或者随便开一句玩笑，都在她过于紧张的想象力之下，变成有预谋的引诱行为。王室里许多注定成为生育机器的年轻女性，一边等着继承丈夫的爵位，一边任她们的丈夫忙于处理他们口中女人一无所知或毫不关心的政治策略。安娜同她们一样，也开始独自行动，参加狩猎派对或骑士比赛。在这些场合，安娜不缺殷勤地用歌曲和韵文将她比作维纳斯、狄安娜、西布莉（Cybele）和伊西斯（Isis）等女神的追求者。

为何一位女神要像一个流浪汉那样活着？安娜怎么也想不通威廉的权势和官运为何会颓败，在她看来，这说明他一定具有一种特别能招惹厄运的古怪能力，于是她疯狂地想要找到一个出气筒。在他俩结婚之前，她的丈夫曾承诺让她过上幸福、华贵的生活，但是婚后却带给了她无尽的哀伤。她眼睁睁地看着这位完美的求婚者变得憔悴又忧郁，他的头脑里塞满了她无法理解的策略，所有这些策略似乎都加重了他们的麻烦。渐渐地，她自己独处的时间越来越多。早在威廉成为通缉犯，其殷实的家业被毁坏、抢夺、典当之前，安娜就已决定绝对不要被他拉下水。迪伦堡之行是一趟苦修之旅，她的身孕成了严峻的考验，肚里的孩子带来了巨大的不便。她恨透了拿骚家族的人。1568年年末，她带着一群喧闹的跟班，逃往了科隆。威廉绝不会抱有幻想地认为，他这位出轨的妻子是出于爱国之心才这么干的。科隆享有宝石市场的盛名，又盛产莱茵白葡萄酒，这两点或许要比此地的虔诚和政治环境对她更有吸引力。他有足够的理由对安娜的任性恣情感到担忧。如果她像往常一样行事，那她的恶名只会让他在军事和政治上的窘境雪上加霜。果不其然，有关王妃不端行为和巨额开销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威廉这边。他给他“亲爱的妻子”写了一系列的信件作为回应，试图提醒她作为妻子应尽的责任。 [20] 起初，他希望她能听劝，和他一起游走于法国和德国之间。但是，安娜根本不愿回复，好不容易回复时，也只是坚决拒绝了所有说服她接受此类不便之事的提议。据说有一次，她在收到威廉寄来的一封信件后，当着信使和她的全体随从的面，公然将它撕毁，并在提起他的名字时尖声大笑。

威廉筋疲力尽，仕途也跌入了低谷，但他仍尝试表现柔情。1569年11月，在一封感人肺腑的信件中，他温柔地向她提起：“你曾在上帝和教会的面前承诺过要抛弃世间的一切追随你的丈夫，在我看来，你应该将丈夫放在心上，而不是只关心那些琐碎和轻佻的事情……我这么说，并非劝你来我这边，因为如果这样做有悖于你的初衷，那么解决方案应当由你定。我只是想要提醒你，我与你结合是应了上帝的旨意，并怀有相敬如宾的 感情 （amitié）。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世上最抚慰人心的事，莫过于妻子的安慰，莫过于看到她愿意与丈夫共同肩负万能的主放在他身上的十字架，更何况这副十字架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和他国家的自由而背的……只要［与我的妻子］相见数日，我就能幸福地忍受上帝给我的一切痛楚。” [21]

这对夫妇最终在威廉的旅途中相逢。相互斥责之后，他们掩面对泣地和解了。但是，威廉一离开，安娜断断续续的忠诚也随之消失了。1570年的新年，亲王又给“我的妻子，我亲爱的”写了一些被弃之不顾的信件，但到了春天，从科隆传来了更多有关她与人疯狂调情并公开侮辱他的名声的报告。威廉听后，对重圆这段婚姻不再抱希望。他现在更关心的是，他妻子的恶名会给他在欧洲宫廷里已岌岌可危的地位造成怎样雪上加霜的结果。他曾希望得到幸福。现在他只关心别出丑。1570年4月，他写信给安娜的外祖父，黑森的选帝侯，乞求他劝告安娜走回正道。“我妻子恶劣的名声所招致的后果，不仅会落在她头上，也会落在我和她的孩子，以及她所有的亲戚头上……说实话，我已经忍无可忍……接踵而至的不幸，或许会让一个男人丧失心智、耐心和敬意；事实上，我没有得到她本应给的宽慰，反倒是受到了她成千上万次的侮辱……讽刺和难以忍受的鬼话。”他接着说道，这一点是更让他感到痛苦的，因为“我不惜以我的灵魂受诅咒为代价，向你发誓，许久以来我都希望我俩能像上帝恩准的那样一起生活下去”。 [22]

但是，安娜的心中早已没有了上帝。她一心只想着另一个人。1570年的圣约翰节前夜，长夜漫漫，村里的传说规定，这一晚女人可以自由选择伴侣，男人必须服从，而安娜选择了扬·鲁本斯。他显然已经成了她不可或缺的顾问和助手。她之前住进了一幢华丽的房子，在那里，鲁本斯替她审阅贝茨给她的信件，并向她解释了她的财产可能遭受的命运。或许，他在这样做时，曾特意对这个女人展开天花乱坠的谄媚，而她会像渴饮莱茵白葡萄酒一样将这些话语一饮而尽。或许，他的头脑已经被女恩主身上的显赫气质给改变了。他虽然是法学博士，但终究还是和他的药剂师父亲和粮食商人继父没两样。在某个时候，他俩的谈话一定在酒精的作用下越轨，超出了有关限定继承和充公财产等法律话题的范畴。鲁本斯受邀参加了晚宴。

2. 赎罪

亲爱的上帝，他现在怎么样了？他离家已经三个星期了。他从未像这样因为王妃的事务出门这么久。如果因为突发事件滞留锡根（Siegen），他肯定会和她说的。或许，他寄过信来了？或许，这些信件半道被劫了？又或许，是他半道被劫了？只有天知道他们心里有多恐惧：有人说，那里有乞丐部队；还有从军队叛逃的士兵，他们躲在树林里，打劫路人。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劝导人们要有耐心，要坚强，但是玛利亚尽管尽力安抚了孩子，自己却满心忧虑。 [23] 她的朋友们，尤其是一位叫作雷蒙特·赖因戈特（Reymont Reingott）的亲戚，在城里四处打听，并给在锡根做生意的熟人写信。她自己也写了好几封直接寄给王妃的信，请求她原谅自己冒昧，并恳求她告知丈夫的下落和境遇。最终，她在绝望之中，派赖因戈特的两个仆人作为信使前往锡根，看看能否发现一些线索。他们有过种种猜测，但没有什么确切的消息。玛利亚的心悬在半空，痛苦不已。她游走在那些商贾之妇之间。她们的额头上奇怪地绑着一块薄片，上面悬挂着鞍环，这使得这些科隆商人的女人看起来就像一群忙碌的昆虫。而她则戴着一顶浆洗过的佛兰德便帽，在她们之间非常显眼。她还要这样忍受多久？

1571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她收到了回复。28日那天，在四旬节的阴冷天气中，一名信使送来了一封信。这封信并非来自锡根，而是来自迪伦堡拿骚伯爵的城堡。或许，玛利亚在知道她丈夫还活着之后，暂时松了一口气。但随后的消息却像一把剑般刺穿了她的身体。原来，扬·鲁本斯在离开锡根的那一天——确切地说，刚一踏上伯爵的领地，就被捕了。他被关进了城堡，生杀大权掌握在了亲王手中，他玷污了亲王的名誉，也玷污了他自己妻子的名誉。

要命的消息来了。3月28日那天，另一个人在她那所砖墙立面的房屋前下了马，带来了一封寄自迪伦堡的信，这一次，信是她丈夫亲手写的。她最担心的事不但发生了，而且还更糟。除了她害怕的事情之外，这封信还给她平添了一种不祥的感觉，她觉得这是一封寄自坟墓的临终忏悔信。他坦陈了一切，乞求她的原谅，称自己卑鄙下流，配不上她的爱。他说，他已经向拿骚伯爵坦白了一切。王妃已经一年多没有见过威廉亲王了，却似乎有了身孕，这尤其给他的境遇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不指望亲王的家人能怜悯他了。但是，从他的妻子这里，他或许觉得可以获得一些理解，因为在表示极度悔罪和悔过之余，扬想尽办法详细地嘱咐妻子，尽量不要让他的朋友、科隆的流亡社区，以及他俩的亲戚和生意伙伴知道这桩丑闻。他还是那样，既是一个罪犯，又是一名律师，集挫败和自负于一身。尽管他一点也配不上妻子的谅解，却料到了她会原谅他。甚至在读到他的第一封信之前，玛利亚就已经决定原谅他，并尽她所能来保住这个家。他依旧是她口中“亲爱且挚爱的丈夫”，并且她无限地给予他“你所寻求的原谅，无论现在还是永远， 只要你依旧爱我如初 ［作者做的强调］”。 [24] 这句佛兰芒语，“你依旧爱我如初”（dat gij mij zult liefhebben alzoo gij pleegt），包含了一个妻子所有的恐惧和疑虑，毕竟对于玛利亚来说，她不得不怀疑扬·鲁本斯是否还会要她。“只要你还需要我，”她接着写道，“别的一切都不在话下。”她已经派她的亲戚赖因戈特带着一份请愿书前往迪伦堡，但是她担心这份请愿书不会被各位领主接受，因为“这其中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真知灼见，只有我的愿望，我已尽我所能表达清楚了”。

更令人震惊的是，玛利亚在给她丈夫的回信中认为，他对于这桩丑事可能被公之于众的担忧相较于她，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她竭尽所能向他保证说：“我没有把你的事说给任何人听，甚至都没有向我们的朋友提起过，也没有寻求别人的帮助，而是尽力自己解决，至少在我们这边，你的事情是保密的。”但是，她补充说：“至于为你的离去寻找借口，已经为时过晚，因为你如今的去向［监狱］已是众人皆晓的事了。不仅此地的人，就连安特卫普的人也都知道了。我们与赖因戈特统一了口径，说你很快就会回家，这才把流言压下去许多。我还给你的父母写了信，他们和我们所有的朋友一样，一直沉浸在难以言说的悲痛之中，只要没有收到你即将回家的消息，他们就会惶惶不可终日。你在来信中说，我不该表露出痛苦和沮丧，但这实在是强人所难，因为我无时无刻不陷入其中。有句话说得好，于悲伤中强颜欢笑最为伤人。尽管如此，我还是尽全力忍受着，但我从未离开过家……我总对那些来找我谈心的人说，我被那些广为流传的有关你的流言蜚语搅得痛苦不堪。”而他俩的孩子，她补充说，一天里要为他祈祷两三次。他也应该相信上帝，她希望上帝“不要严惩我，也别让我们如此悲惨地分离两地，因为这对我来说是最为严酷的审判，实难忍受”。

她一定写到快午夜时才放下笔，但在她封好信件之前，一名信使自黑夜中抵达，带来了扬·鲁斯寄来的另一个便条，显然对她的怜悯和慷慨喜出望外。玛利亚在浏览完丈夫的字句之后，于凌晨动笔回信。从她的回复可以判断，扬之前那种几乎不通人情的自私以及对保密的强调，现在才姗姗来迟地化为悲伤、内疚和恐惧。但是，虽然玛利亚极力安慰他，并努力重圆破碎的婚姻，她自己却一边写信，一边陷入了崩溃的边缘。“我很高兴看到你因为我的宽恕而感到快乐，”她动笔写道，“［但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认为我会为此事为难你，事实上我也没有这么干。你身陷如此险恶的境地，而我若有可能便愿意倾尽心力来帮助你，这时候我又怎么可能会对你如此严厉？再者说……我没有一天不在为自己犯下的诸多深重的罪过向天父祈祷，如此说来，憎恨之情怎么可能抹杀了我们一直以来的长相厮守，让我不能原谅 这一丁点你对我犯下的错误 ［作者做的强调］？”

扬的消沉让玛利亚感到“悲伤过度，几乎哭瞎了双眼，无法再写下去”。她写道，他的信件里没有什么能让她安心的。“我几乎无法读下去，因为这封信表明，你本人已放弃了希望，说起话来就像一个快要死的人，看到这些后，我的心都碎了。我无比悲伤，不知道该写什么。似乎在你看来，我巴不得你去死，因为你希望我把你的死亡视作赎罪。啊，你这么说，给我带来了多么大的痛苦啊！这种痛苦根本无法忍受。如果不再有仁慈，我还能去哪里？我还能去哪里寻找仁慈？我只能用无尽的哭喊和泪水向天国祈求。我希望上帝能听到我的祈求，让诸亲王心软下来，这样他们就能听到我们的祷告，并对我们施以同情；否则你必死无疑，我也将死于心碎。若我收到你的死讯，我的心也将即刻停止跳动……我们的灵魂紧密相连，浑然一体，所以我的感受和痛楚与你一模一样。若那些好心的绅士能看到我的泪水，就算他们是石头或者木头做的，也一定会心生怜悯。”如果别的方法都失败了，她就打算亲自去见亲王的弟弟约翰伯爵，尽管所有人，包括各位领主和扬本人都明确禁止她这样做。

信写到最后，或许就在玛利亚止住泪水，转而悲叹之际，她又打起了精神，请她的丈夫不要失去希望。“我恳求你不要总想着那些不好的事情，而应该尽可能勇敢起来。恶魔会不请自来。比死亡本身更糟的是，你一心只想着死亡，害怕死亡。所以，你要驱散这种念头。我希望并且相信，上帝会宽恕我们，会在这些悲伤中赐予我俩一些幸福。”此外，她在附言中说：“请不要再称自己为‘不值得你爱的丈夫’了，因为我真的已经原谅你了。”

如果说玛利亚相信天国的主宰能够听到她痛苦的祈求，那么她对地上的主宰则不抱有多大的希望。她的朋友们曾乐观地认为鲁本斯很快就会获释，但这种想法却是虚妄，当这一事实越来越明显时，她再也不想干坐在家里，等候生死不明的决判了。于是，尽管伯爵的手下严令玛利亚待在科隆，她还是在5月的第三个星期私自去了锡根。她在锡根这个永远印上了她丈夫罪过的地方，给约翰伯爵写了一封满怀激情的信，乞求他能饶恕扬，并冒昧地向他询问，她是否能去探望他。尽管身处在一个满是新教徒的圈子里，但她本能地像那位与她同名的求情者那样行事：圣母马利亚曾袒露胸脯，乞求天父宽恕罪恶之人。她倒不至于袒露胸脯，但她会尽一切所能，向权贵索要怜悯。他们不屑给她回信，于是她朝那把怒火更近了一步，来到了距离迪伦堡不到一英里的一个村子。她接着又写了许多信，焦急地询问扬·鲁本斯的健康状况。扬被她的坚持不懈打动，随后向逮捕他的人问起，他们能否允许他与妻子，这位坚定不移的典范，短暂相处，好让他能听到“她亲口说出‘宽恕’二字”。 [25] 哪怕在夜晚的城堡门口见上一两分钟，也足够了。如果这一请求无法得到批准，那是否可以允许她在城堡底下行走，以便他能透过铁窗看她一眼？

他们并没有心软。他们断然驳回了扬的请求，并勒令玛利亚离开迪伦堡。这不是一个好的信号。扬的信件中，又一次，流露出了绝望。“如果我被判处死刑，你就写信告诉你的父母，说我突然被派到了另一个国家。” [26] 1572年10月，玛利亚·派伯林克斯的磨难到了一个临界点。扬被人从迪伦堡带到了位于拜尔施泰因（Beilstein）的另一座拿骚城堡，安娜自罪行被揭露之后，一直被关押在那里。在那里，两个罪人被迫面对彼此，在一个更像是听证会而不是正式审判的程序中交代了他们的罪行。两人都一副可怜的样子，过去的精气神荡然无存：这位律师不再能言善辩，王妃也不再大吵大闹。在扬被捕之后的几天里，他俩的情况还不致如此。安娜在看到约翰伯爵出示的有关她行为不端的报告之后，拒不承认所做的一切，还给威廉写了一封信，表明自己是无辜的，并且愤慨地抱怨那些“叛徒”玷污了她的名声。三天之后，也就是3月25日，她悄悄地给扬·鲁本斯写了一封信，口气正好相反，承认了自己有罪。直到6月，她还在法国新教牧师面前坚称，她受到了不公正的指控，并且毫不犹豫地拿自己的境况与那位传说中因为拒绝屈从于两位老者的淫欲而被老者污蔑的苏珊娜相比。 [27] 但是到了夏日，她的肚子一定已经大到哪怕最宽松的鲸骨衬箍都掩饰不住的地步。

安娜坦白一切之后，立刻被带到了拿骚家族的另一个居住地，位于迪茨（Dietz），她在那里作为一名囚犯和被遗弃者，度过了孕期的剩下月份。她的通奸罪给萨克森家族以及他们曾颇费周折促成的这段婚姻蒙了羞，他们几乎都与她断绝了关系。尽管他们清楚安娜的罪行，但安娜所遭受的待遇仍使黑森伯爵和萨克森的选帝侯受到了侮辱，当他们知道威廉正在启动分居和离婚的法律程序时，他们立刻要求退回安娜的嫁妆。1571年8月22日，安娜产下一名女婴，取名为克里斯蒂娜·冯·迪茨（Christine von Dietz），威廉亲王即刻与之撇清了父女关系。这个孩子和安娜生的所有子女一样，自小体弱多病，活下去的希望渺茫。尽管这个孩子的存在十分碍眼，但她还是活下来了，并且勉强暂居于迪伦堡，注定要过上一种忧郁且异常的生活。她的舅舅约翰和同母异父的哥哥莫里斯称她为“那个小女孩”（la fillette）。

在安娜分娩产下女儿之后，为避免她做出进一步的害人之举，他们将她带到拜尔施泰因关押起来。一等离婚生效，她就被送回了德累斯顿，她在那里度过了短短几年的严密监禁生活，直到1577年12月去世，她才卸下了一切与她的不幸之事相关的重负。待到长眠地下之时，她至少得以体面地埋在位于迈森（Meissen）的祖坟里。两年前，威廉迎娶了另一位妻子，刚从女修道院出来的波旁的夏洛特（Charlotte of Bourbon）。这将是一段幸福的婚姻，两人将迎来另一位亲王：腓特烈·亨利。

安娜和扬正式签署的悔罪书，让亲王得以再婚。现在，无论是好是坏，扬·鲁本斯的境遇都将得到改变。尽管扬时不时会陷入悲观之中，但是玛利亚似乎一直坚信，哪怕只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威廉也不会发起一场公开审判和行刑。亲王正极力重整旗鼓，恢复他在尼德兰的政治和军事行动，在这期间，他没有必要将令他恼羞成怒的欧洲最著名的绿帽子事件昭告天下。在听证会过去后不久，玛利亚首次获准在迪伦堡的囚室里探望扬。她在科隆的朋友们的帮助下，一直在支付他的食物和他按亲王的意思安排的生活起居的各项开支，但她不可能再幻想着还能找回那个在3月的清晨起身前往锡根的男人。她的丈夫的确变得惊人的苍老和憔悴。探监后不久，她忐忑地等了两年半的消息终于来了。约翰的秘书施瓦茨博士（Dr. Schwartz）确认说，死刑被解除了。尽管这一消息让人欢欣鼓舞，但扬是否会被判终身监禁依旧不清楚，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玛利亚相信，他所剩的日子也不多了。

1573年3月13日，玛利亚绝望极了，不得已拿即将到来的复活节做起了文章。她写信给伯爵说：“不为我丈夫祈求自由，就无法过耶稣受难日。愿阁下可怜我俩，让我们夫妻团圆，这么做不仅是为了我丈夫，他在这两年里受尽了折磨，也为了我，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是无辜的，还有我可怜的孩子们，他们不仅见证了父亲的崩溃，也见证了母亲的哀愁和精神上的痛苦。” [28] 在这之后不久，玛利亚收到了等待已久的回信，信中阐明了她丈夫终见天日需要满足的条件。在支付6000泰勒的保释金之后，扬·鲁本斯将获准待在锡根，受伯爵的管辖，并由伯爵手下的一位官员负责监管。他可以与妻子和孩子团聚，但他们的自由将受到极大的约束。扬·鲁本斯被严令禁止以任何理由离开家，包括踏入任何类型的教堂。只有伯爵批准的人才能去见他们。由于扬·鲁本斯再也无法施展职业技能，他们一家将以每年5%的利率获得这6000泰勒的利息。经计算，这笔钱如果省着点花，足够维持日常开销了。相关人士——亲王、伯爵以及被冒犯的萨克森伯爵和选帝侯——全都享有随时撤销这项安排，重审扬·鲁本斯，要求他无条件入狱的权利。若有任何违背协议的举动，将自动剥夺他的自由，并即刻判他死刑。

尽管这些条件非常苛刻，但玛利亚感到了难以言表的安慰和喜悦，全都答应了下来。5月10日是五旬节，庆贺圣灵即真正的安慰者（当然，扬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的节日，迪伦堡城堡的大门为这位囚犯敞开了，还为他备了一匹马。在锡根安顿下来之后，扬·鲁本斯马上发现此地有许多可抱怨之处。这是一座拥挤的、烟雾弥漫的小镇，四处都是铁匠和金属工匠，与雄伟、优雅的科隆相比，实在相去甚远。他们不许上街、逛集市，禁止拜访别人，别人也不许拜访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发现，要想把六个孩子和两个大人安顿在几间拥挤的房间里，无疑是另一种形式的监禁。扬冒着被人指责背信弃义的风险，马不停蹄地向迪伦堡的理事大臣提出请求。他想要获准在护城墙附近散步，因为那里的空气有助于恢复他衰弱的身体。此外，他还想获准参加教会组织的某种“对有罪之人来说极为必要”的礼拜活动。第二个请求被无条件地拒绝了，但是约翰打算批准鲁本斯在指定官员的监管下，偶尔去散散步。 [29]

由于受到种种约束，扬·鲁本斯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在锡根重操律师的旧业。而且战争断绝了从佛兰德的家人那里获得帮助的可能，所以扬·鲁本斯一家完全得靠之前那6000泰勒保释金所承诺的每年300泰勒的利息过活。然而，通常情况下，这些钱在半年后就无法兑现，有时甚至一分也拿不到。玛利亚写信抱怨了这种怠慢行为，但与此同时，她也知道，她唯一能唤起伯爵和他的兄弟良心的武器，就是她自身无可挑剔的美德。然而，她的丈夫却差一点玩火自焚。1575年12月，迪伦堡寄来了一封愤怒的信，把他所做的各种自以为是的坏事控诉了一通：在不受人监管的情况下在城里四处走动；接收从海德堡和科隆寄来的未授权的信件；其中，最可耻的是，他竟然在一个周五晚上与一位朋友共进晚餐。既然他如此厚颜无耻地违反了保释条例，那么就别怪伯爵施加更为苛刻的限制条例。他们一家人自此无论出于何种理由，均不能离开家，否则他将再次被监禁；至于获准参加公共礼拜活动，几乎不用抱任何希望了。有关他违反规定的报告看上去相当具体，但扬否认了每一项指控，声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完全有可能是由心怀恶意的人杜撰的。扬意识到他的妻子比他更具道德说服力，所以让她（由他口授）给迪伦堡写信，询问是否能恢复他的一点点自由。 [30]

答案必然是不能。但是，约翰伯爵的秘书在拒绝鲁本斯夫妇宽大处理的请求时，却给了他们一丝微弱的希望。他暗示说，约翰伯爵本人并不反对宽容处理，但是萨克森的选帝侯、威廉和黑森伯爵，这三人依旧一点也不打算原谅他。扬和玛利亚真正希望的是结束他们在锡根的监禁，并有机会搬去某个离这里很远的地方，丈夫在那里可以继续干他的本职工作，而妻子也不会害怕集市中流传的流言蜚语。到了1577年的年末，一连串对他们有利的情况重新燃起了他们的希望。安娜于12月去世了。威廉亲王已幸福美满地度过了两年的新婚生活，并且他的政治仕途也有所好转。反对阿尔瓦的叛乱行动，其中心已北移到了荷兰省和泽兰省的海港和城镇。在这两年里，阿尔瓦发动了一场掠夺和围攻的战役，试图牵制和击溃反叛军，但以失败告终。莱顿接收了一大批来自南方的新教徒难民，如今已经成了加尔文主义的要塞。这里的人们宁可忍饥挨饿，抵抗长达一年多，也不愿屈服于阿尔瓦的部队。当“乞丐舰队”打破了围城之势以后，阿尔瓦公爵的强压政策也随之瓦解。阿尔瓦于1573年12月离开了尼德兰。西班牙国王于1575年宣布破产，未得到军饷的军队倒戈成了叛军，在安特卫普造成了令人记忆深刻的恐怖后果。1577年2月，新任的西班牙总督雷克森斯（Requesens）被迫放弃了阿尔瓦恐怖政策的所有措施：惩罚性征税、镇压异端，以及驻扎军队。荷兰省、泽兰省（威廉是掌管这些地区的执政）和布鲁塞尔的议会之间签署了停战协议。根据协议条款，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恢复，新教占据北方，天主教占据南方。到了秋天，威廉以凯旋之态进入了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就在十年前，他沦为逃犯，背负着叛国罪从这两座城市逃走。

欧洲的政治和军事版图改变了，这种改变显然是良性的，那么新的和平会给扬·鲁本斯一家带来更为安逸的未来吗？这个家里又添了两位新丁：1574年，菲利普出生了；1577年，在纪念圣彼得和圣保罗的节日里，一个以这两位圣徒来命名的孩子也出生了。那一年，玛利亚和她的母亲克拉拉（Clara）都给伯爵写了信，再一次请求他为扬·鲁本斯向威廉说情。她俩在信中提出，现在和解已降临到了他们的祖国，他们或许也应获准回国了。亲王一直担心先前的丑闻会以某种方式偷偷地渗透进公众的视野，所以并不想答应。但是到了1578年的春天，约翰伯爵经授权，与扬·鲁本斯达成了另一份协议，打算批准鲁本斯一家搬离锡根，去往别处安顿，只要这个地方不在尼德兰边境线之内就行。

到了1578年的年末，在扬·鲁本斯被捕七年之后，这家人回到了科隆。他们是否能重新拼凑起过去生活的碎片，现在还很难说。尽管扬或许再也不能重操法律旧务，但他与法兰克福一位金融家往来的商务信件表明，他找到了某种养家的门道，或许在两次战争的间隙，他在北方失去的部分资金和收益得以恢复。限制这家人行动自由的严令不再执行，于是他们一家人成了这座城市的一个路德教会的成员。甚至连他们从施特嫩巷（Sternengasse）当地的商人那里租来的房子，其不祥的名字“乌鸦之屋”也没有对他们的正常生活投下任何黑暗的咒语，“体面”也再一次降临在了这家人身上。1581年，最小的一个孩子巴托洛梅乌斯（Bartholomeus）出生了。

1583年1月10日，由约翰·凡·拿骚伯爵签署的一份官方文件中，约翰以自己和亲王的名义宣布，扬·鲁本斯从今日直至以后，再也不受任何监禁所限，并且再也不会受到进一步的惩罚。 [31] 他的刑期终于服完了。伯爵在一封私人信件中确认说，他（一直以来）深受“鲁本斯妻子的祈祷”感动，才最终做出了这项宽恕之举。但是，扬·鲁本斯如果想获得长久以来一直在追求并做出了巨大牺牲的自由，还需要满足最后一个条件：他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永远也不能出现在奥兰治亲王威廉殿下的视线范围内，以免让这位领主想起之前的恶劣事件，使他一时情绪激动，理性屈从于愤慨，从而忍不住再对作恶之人下手。为了完全避免这种可能性，他们将扬·鲁本斯放逐，余生皆不准踏入尼德兰十七个省，无论北方还是南方。

十八个月后，这项判罚沦为了一纸空谈（尽管它从未撤销）。1580年6月，腓力二世正式判定威廉为“我们这个基督教国家里的头号叛徒”，并悬赏25 000埃居来要他的命。天主教“不满者”认为威廉是和土耳其异教徒一样的无耻之辈，而加尔文派中的激进分子对他未能实行新教神权统治感到失望，在这两群人当中，不乏志向远大的杀手。1582年3月，威廉在安特卫普被一位受雇于葡萄牙商人的杀手——胡安·豪雷吉（Juan Jauréguy）于近距离刺杀。手枪在刺客手中开火，射出的枪弹划过了亲王的一侧脸庞。尽管威廉流了很多的血，甚至两次被认为已经死亡，放弃了抢救，但他还是活了下来。先是他的医生用一枚铅弹按压住撕开的口子止血，随后一群助手轮流用手指按住伤口。这位病人的忍痛能力让许多人感到震惊，却让他的宿敌格朗韦勒感到失望，他抱怨说：“这个烦人的奥兰治怎么死也死不掉。”全欧洲的新教徒大臣都赞扬上帝赐予的此等奇迹。

两年以后，1584年7月，就在威廉完全放弃落入亚历桑德罗·法尔内塞（Alessandro Farnese）统帅的西班牙军队手中的佛兰德和布拉班特（包括他的家乡布雷达）之后，他将总部迁到了位于代尔夫特的一个朴实之地，那里先前是一座女修院。在那里，就在亲王离开卧室下楼时，一位叫作巴尔塔萨·热拉尔（Balthasar Gérard）的家具工匠朝他开了两枪。由于热拉尔的枪是朝着下楼的亲王向上瞄准的，枪弹先是射入了威廉的腹部，接着进入他的肺部，然后穿过他的身体，嵌入了灰泥墙中。“我的上帝，请饶恕我的灵魂，请饶恕这个可怜的人。”这就是他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完整的话。当被问起是否死前已告解并与基督和解时，这位垂死之人用虚弱的声音表示肯定。热拉尔在企图爬上亲王庭院的墙壁时，被人抓住。他身上没有其他物品，只有一对充气囊，他本想用它们游出护城河。

三年之后，就在1587年3月的第一天，扬·鲁本斯在科隆的一家大宅院里死在床榻上。在他罹患重疾之前，他似乎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心灵转变，或者说，他毕竟需要得到重大的宽恕。他回归了最初的忏悔之地。他重新获得了荣誉，甚至也重新获得了尊严，被安葬在圣彼得教堂里。他的妻子玛利亚早已习惯了悲伤，但却依旧没能接受悲伤。她的三个孩子——亨德里克（Hendrik）、艾米丽（Emilie）和巴托洛梅乌斯——在父亲去世之前，就已离开了人世。她的不幸是多么沉痛，所遭受的放逐——离开她的国家、家庭以及父辈的教会——是多么痛苦。现在到了回家的时候，是时候去尽力弥补这一切了。

（本章校译：陈少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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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昂·布劳（Joan Blaeu）的《大地图集》（ Atlas Maior ）是17世纪出版的一本大而昂贵的地图集。——译注 pfq6+j4N7FEDMW566VhcIKLp4s6cryEc8IxNUrvgQP8uw8QLX/pe3HcuJWY+4I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