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陵镇

十几年前初访建陵，网络不彰，线索全无。

礼泉县城东环路，路旁候着北去叱干镇的客车，途经建陵。车过泔河，爬坡而上，路旁种满葡萄与柿子，葡萄叶浅绿，柿子叶深绿。在老汉烟的熏烤与老汉眼的打量之中，一路颠簸，忽然在一片喧嚣中停车，司机吆喝着“建陵”。下车伫立路旁，却不见陪侍千年的石人石马，只见着丁字坡下的一片烟火市井。

烟火市井，是阴历三、七、十逢集的建陵镇。

一条东西走向的老街，不足百米，当地人简称“街道”。街道挤满四乡赶集的村民，自家田产的菜蔬，肉贩趸来大扇的猪肉，街南街北两锅滚油正热，新炸的油糕色如枣泥，小心翼翼咬开，红糖馅儿熔浆般涌出。还有沿街的小食摊，各色切面凉皮叠如山高，成盆的油泼辣子，染红了撂下的每只空碗与起身的每张嘴唇。

十几年后，乡镇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而且他们不再依赖定时定点的集市购物，他们有超市，他们有网络，于是逢集的建陵镇冷清下来，只有最后一口油锅，倚斜在案板上的油糕凉透，没有宠溺的娃娃缠在身边，老汉不会买来油糕粘牙，默默蹲在路边，碎碎掰一块锅盔就好。

老人必需的集，老人却还不容易来。

总会越来越老，行路越来越难，尤其村庄再远。

街道向西，丁字路口，南街是镇政府所在。若干年前撤乡并镇，建陵镇与昭陵乡合并后，已改名昭陵镇，毕竟唐太宗比起唐肃宗、昭陵比起建陵而言更值得攀附，所以镇政府门外挂牌“昭陵镇”，可老旧招牌与村民口中仍称“建陵镇”，外人若是不明就里，难免感觉混乱。

路口转角一家超市，我想进店买水，前面老汉艰难步上台阶，干瘦，一双黑色灯芯绒面敞口布鞋，一条黑裤满是污渍，屁股后面两坨白灰。柜台站定，老汉伸手从怀里掏出钱来，折起的两张十块夹着一张五块，颤巍巍捋平那张五块钱。

正好又有年轻人进店，开口大声问道：“‘中华’多少钱？”

“包还是条？”老板这才坐回柜台。

“条，多少钱？”

“四百一。”

“拿四条！”嗓门更大。

花白头发之外，老汉还留着寸许的花白胡须，戴一副镜片硕大的茶晶眼镜。老汉捏着他那张五块纸钞，如同他的茶晶眼镜一般沉默，安静地等着老板从背后柜台深处翻出四条烟来，仔细码进塑料袋，递到年轻人手中——年轻人电话响起，接起来回过一句：“在街道上买烟呢！”——老汉这才递上钱去：“买十个打火机。”

后来我们一起坐在店外的台阶上——我也给我的屁股后面烙上两坨白灰——老汉掏出他三块钱一包的“猴王”，点上一支，恰坐我上风，烟味辛辣。

老汉也姓董，家住北社村，他指着街道尽西告诉我，“十里地”。年轻的时候，老汉两口子起早赶集，一个钟点也就到了，如今却成妄想。只能搭村里人的三轮车过来，可是年纪太大，“村里人都不爱带”。

老汉屈起他大骨节的手指头比画着告诉我：“八十六岁，属虎。”老伴小他一岁，“属兔”，却再也不能来赶集，“走不动了”。

走不动的老伴，也难浆洗衣服，老汉穿在外套里面的淡绿色线背心脏到几乎看不出本色。日日吃的馍，也要在集上买。镇政府对面的“纯碱馍店”，大笼屉蒸出来的小圆馍，一块钱三个，三十个装一袋，十块钱。十块钱的馍，老两口能吃上五六天。

“下个集再来买吗？”

“不来咧，一个月一集。”

“一个月只赶一集？那吃馍怎么办？”

“唉。村里还有人赶集。”

老汉半截化肥编织袋改的手提袋，装着他这个月这一集的全部购买：十个打火机，一袋馍，半把蒜苔，总共二十三块钱。老汉问了几家菜摊，才决定买些新鲜蒜苔，整把捆扎好的蒜苔并不多，老汉却让菜贩分出半把，“七块钱”，菜贩又添上一根，凑足分量。

我问老汉多少钱一斤，老汉回道：“我没问价。”

老汉早早坐在捎他来赶集的三轮车旁边，生怕错过。

一辆天蓝色的奔马牌农用三轮车，车主人六十左右年纪，手里攥着一叠碎钱，看起来自家的田获在集上有了好收成，于是红光与笑容满面。搭车的还有三个中年女人，采购不少蔬菜瓜果。女人腿脚灵便，早早与蔬菜瓜果共坐车斗，背倚前侧靠板，姿势舒适。老汉最后上车，踩上车尾焊接的踏板，跪进车斗，再缓缓腾出腿脚坐定，车斗活动的后挡板不敢抵实，只好虚撑着后腰，紧紧抓牢扶手。

还有十几里颠簸。

老汉有五个孩子，可是如同所有背井离乡的人，总是因为异乡会有更好的生活。

“娃在西安打工，也有在外省打工。”

又不像彼董老汉，儿子安家在近处的礼泉县城，往来方便，此董老汉于是留在建陵镇，留在北社村，陪着走不动的老伴，一个月赶一次集，最重要的是买上一袋馍，一斤蒜苔只是美好的添头。

我问了价，蒜苔六块五毛钱一斤。

如今我已明白当年的误会，对于礼泉人而言，“建陵”即建陵镇。若要去那石人石马的建陵，需说“石马岭”；若要去那石人石马已空的昭陵，需说“烟霞村”。

石马岭村在武将山深处，搭乘礼泉县城往返叱干镇的客车，只能落在李洼村口。十几年前的村口，竖着简陋的钢铁牌楼，额书“李洼村”，左右“发展经济”“兴村富民”。村口正对一家养猪场，石马岭上的老董告诉我从岭上到养猪场的准确距离：“四点八公里。”

十几年前我也知道李洼村口去往石马岭路途遥远，新修的柏油路端直向东，放眼四望，麦田连天，不过当时不知准确距离。

踌躇之间，一对老夫妇骑着摩托回村，打听石马岭还有多远，女人回答：“没多远，二里地。”

信步进村，遇着牵牛耕田的老汉，打听石马岭还有多远，老汉回答：“没多远，就隔两道沟，沿着路走，二里地。”

可是直路走到尽头，左转上梁之后，赫然眼前的却是纵横的沟壑，盘旋的山路。下山的娃娃大概能够明白我为何来，于是指向山峰路尽处。

何止二里？

黄土塬上，“看山跑死马”。黄土塬上的人，对于距离的判断自由心证，类似现在的导航软件，搜索时给出直线距离，导航时却是道路里程。于是黄土塬上自由心证的“二里地”，让我“上了一当又一当，当当上得都一样”。

坡路初起，尚不陡峭，路旁还有连排的人家，家家院门开敞。有老汉和碎娃在院外给新栽的树木浇水，停着运水的农用三轮车。我赶紧上前搭讪，商请能否开车载我上山。老汉踌躇不语，与碎娃转身回院进屋，商议许多，出来允我“可以”，然后仿佛下定天大决心似的小声补上一句：“那给十块钱吧！”

求之不得，只用纸钞的十几年前，身上又恰无零钱，递去一张百元纸币，老汉拿钱再度回院进屋，然后之前在屋里商议的女人同走出来，热情却又腼腆地找零——那种不收钱舍不得，收钱又觉得不应该的腼腆。

于是碎娃开车，我像董老汉那般坐上车斗，沿着沟壑壁立于侧的山路，惊心动魄地盘旋上山。

上得武将山巅。

那是十五年前的阴历五月十七日，午后，山路那么遥远，阳光那么炙烈，若是没有老汉与碎娃相助，也许我至今仍是武将山间的孤魂野鬼。

石马岭村，村民几乎全部姓董。

知道山路准确距离的董家在石马岭村最高处，建陵南门阙台之下。南门两尊石狮子所在，就是他家的田地。十几年前初来，刚开始退耕还林，侧柏新植，如今长已数丈。

我和他说起在礼泉县城遇到的董老汉：“他叫个啥？”

“董益勤。”

“那是我碎爸，”——他父亲最小的弟弟——“住在下面。”

建陵神道地形特殊，阙台之下，一道沟壑向下愈宽愈深，最宽处五百米，最深处一百米，左右两梁可望不可即，看山跑死石人石马。

董家所在高处是石马岭一队，其他董家所在低处是石马岭二队。

有唐二十一代皇帝，十八帝葬于关中，或封土为陵，或因山为陵。

不止建陵，十八唐陵，皆是我最初入陕的原因。唐陵原址保存大量唐代石刻原作，即那些俗称“石人石马”的石仪，虎狮犀马、文臣武将，不一而足。初唐两代，高祖献陵、太宗昭陵，正门即南门石仪尚无定制，比如献陵有其后未有的石犀，昭陵有其后未有的走狮。自高宗乾陵以后，石仪种类、顺序与数量，渐成定例：华表一对；翼马一对；鸾鸟一对；仗马与进马官五对；左文臣右武将翁仲十对；蕃臣若干；石坐狮一对。

就其形制而言，初唐石仪雄浑壮阔，愈向后期规格愈小，刻工愈差。气势而论，高宗乾陵与其后中宗定陵、睿宗桥陵为冠；刻工而论，太宗昭陵因北门六骏而天下闻名。但我私心最爱玄宗泰陵与肃宗建陵，尤以建陵为唐陵石仪之冠。

有唐一代盛衰，世人皆知以安史之乱为界。玄宗介于盛衰之间，而肃宗已是衰世之始，国运大不如前，但为建陵造陵的石工，却是来自开元天宝盛世的石工，他们有空前绝后的造型艺术，且尚有财力为肃宗皇帝不惜工本，于是建陵石仪虽不如乾、定、桥诸陵雄阔，却极精巧，纤毫之间，皆见匠心。

尤其右翼马，华美婉约，高浮雕的双翼层层生于胁间，有如流云掠身。马鬃繁复，一千二百载风雨抹不去其间的丝丝缕缕。马首微垂，内敛含蓄，眉眼之间若有愁思，仿佛欲言又止。

鬼斧神工。

于是十几年来，我数次拜谒建陵，为此鬼神技巧而来，却眼见得输电线路恰在翼马上方跨越，眼见得马蹄之下，灌木丛生。

十几年来，由李洼村至石马岭，越来越觉清冷，越来越多关门闭户。曾经载我上山的碎娃一家，包括左右邻居，家家院门落锁，锈蚀斑斑，门前杂草丛生，显然久已无人居住。

石马岭曾经三百余口村民，如今还有多少？

“四五十口人吧，”老董答我，“二队还有三四十口，一队就十几口人了。”

家住石马岭最高处的老董，大名董基祥，属兔，恰在耳顺之年。兄弟姊妹六人，他是老碎。最高处是董家老宅，曲尺形土壁上的三眼窑，一眼朝南，两眼朝西。兄弟姊妹出嫁娶亲，陆续搬出，只留下他与父母住在老宅。

“百分之八九十，父母都和老碎住。”他说这是石马岭上的风俗。

后来娶妻生子，建起砖瓦的西厢房与院子，东南角倒座的厨房，院外东侧是牛棚，上个月刚卖了七头公牛，每头牛千把斤，“今年价格不好，一斤十五块钱”。还剩下四头母牛，“过牛娃子”。中午把母牛牵出牛棚，院外树下砌着石桌，摆着圆木墩的坐椅，桌边一口水缸，母牛饮饱了水，和牛娃子一起拉去西侧的牛圈晒太阳。牛圈外堆满劈好的柴禾，铁丝笼里一条凶猛的德国牧羊犬，冲着陌生人疯狂咆哮——可是见你和主人闲聊，知道熟识，慢慢也就安静下来。

忽左忽右的鸟鸣，忽右忽左的山风，间或几声犬吠。恼人的是有飞蚂蚁——黑翅土白蚁——落在赤裸的颈后，蜇一口，断断续续地刺痛，然后肿起红包，半月难消。

梁上种着将近二十亩地的小麦。石马岭村，家家差不多都分着近二十亩田，曾经的人多地少，如今的地多人少，方便机械化的梁上还在耕作，沟里的也就撂荒了。

机械化耕作不难，难题在于浇灌。“还是靠天吃饭。”老董媳妇说。

老董媳妇刚做完骨囊肿手术，还跛着右腿，却依旧里里外外忙碌不休。如今靠天吃饭的石马岭，曾经却是她一家人的生机，困难时期，她们举家从陕南流落于此，得以活命。

“陕南哪里？”

“镇安，镇安、柞水。”

后来镇安、柞水的生活逐渐好起来，只有她已嫁作人妇，留在了石马岭。坐在院门的石桌旁，可以南眺礼泉县城，平原沃土。可是沃土再南，还有秦岭，越过秦岭，才是故乡，已在眺望不到的四百里外。

“风调雨顺的话，”老董说，“每亩地能收六七百斤粮食吧。”

今年风调雨顺，“春季雨水好”，丰收在望。

还有一个月吧，“我这里赶芒种，芒种一过，地里就没有麦嘞”。

有自产的粮食，有自产的蔬菜，需要去建陵镇集市上采购的唯有肉类，或者长冬，蔬菜告罄。

石马岭到李洼村十里，李洼村到建陵镇十里，“大路二十里，走小路五里”。

小路翻越武将山巅。

十三年前三月，我也曾翻越武将山巅，坡北，建陵内城北门两尊石狮，蹲坐浅草之间，怒目北望。

驻足山巅，左右眺望，可见西南方近公路旁，隐约两尊石狮，而东门石狮却渺无所踪。于是弃左而右，山下一片苹果林中，得见西门石狮，南侧一尊额前还不知道是谁以红漆涂上“王”字，石狮也是无奈，龇牙哂笑，颇为滑稽。

一日得见三门石狮，志得意满，东门山高路远，于是放弃，就近跳上客车返城。

却不料这一错过，便是永远。

一个月后，2010年4月2日夜至3日凌晨，建陵东门两尊石狮失窃。

建陵内城南门石狮在侧柏林中，西门西狮在苹果林中，北门石狮山高坡陡，唯有东门石狮孤处僻远，北距最近的凉马村尚有五里之遥。石狮前有条通往索山村的山路，猜测可知，窃贼应以名为“倒链”的简易三脚支架滑轮钢索将石狮吊起，然后以农用三轮车运走。

蹲坐建陵一千二百余载，眺望关中一千二百余载云雨风雷的石狮，却遭不肖子孙觊觎，却遭不肖子孙窃盗。

而且十三年过去，依然渺无所踪。

或许永无所踪。

为谨慎故，事后北门与西门四尊石狮，全部迁移至礼泉县昭陵博物馆院内保存。

唯有南门石狮还存故址，还在老董家的侧柏林中。过老董家门，路尽处左转上坡，地势整修如梯田。第一层是老董家的打麦场，第二层是新出嫩芽的土地，第三层即是侧柏林。

新出的嫩芽，是一周前雨水时老董四哥播种的玉米。四哥董军祥，年长碎弟董基祥四岁，家住在低处的二队，背着满满一喷洒壶农药，气喘吁吁爬坡上来，“除除杂草”。

一亩二分地的玉米，大概是石马岭村地势最高的作物，如果风调雨顺，阴历八月大概能收获一二千斤苞谷。可若不能雨顺风调，一切也就白忙活了，种子钱、化肥钱、农药钱，还有这初夏正午暴晒的劳作，也都成了空。

如今蹲坐昭陵博物馆院内的建陵石狮，虽然更加安全，不在原址，不在武将山巅凭风远眺，总是感觉有些悲伤，有些虎落平阳的悲伤，仿佛成为驯养的家猫。

那年山巅果林一见，不想也成原址的最后一见。

最后一见的，还有五年前来石马岭时，老董的老母亲。

之前总能在院外看见老董的老母亲，像老董媳妇一样忙忙碌碌，颤颤巍巍，却总是忙忙碌碌。

今年却没再见，大概猜到原因，问起老董，“走了有二年了”。

“九十八岁！”

石马岭上故去的人，已如肃宗皇帝般，魂灵游荡于武将山巅，庇护所有后来的人。

老董家左右两扇院门，贴着二尺宽的红双喜字。老董三个男娃，碎娃新婚不久。后来的媳妇虽然并不久住石马岭，但终归成为与石马岭有所羁绊的人。春节会回来，未来他们的娃娃或许也会送回来，让老董媳妇照看，就像大娃的娃娃也曾经送回来，在老董老母亲的照看下长大。

然后离开，然后回来，然后再离开，然后再不回来。 qWiga4BohO/yZH6kKuNhpTbhFng6PnlOb5ke+0Zdfx7ixj8okP2+16EF1jWEt3f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