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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府

次晨。

辰正,裴景福发骊山行馆。

平明,董醇发骊山行馆,天色沉沉。

光绪十七年九月初四日(1891年10月6日),下起了雨。昨夜亦住环园的陶保廉 (拙存,1862~1938),“登楼纵眺,烟景苍茫,不啻米襄阳画帧” 。襄阳米芾(元章,1051~1107),擅画江南烟雨,所谓“米氏山水”,纯以水墨点染,烟峦缥渺,雨树迷离。

那日临潼宛若江南。

不行路时,可以尽日登眺;将行路时,烟雨却是恼人的羁绊。

等不到雨休,不得已,冒雨行泥泞。

二月廿三日(4月1日),陶保廉之父、陕西布政使陶模(方之,1835~1902)改授甘肃新疆巡抚;四月,奉召入觐;八月,再赴兰州新任。

陶保廉侍父同行,九月初三日,进临潼,至骊山,住环园。

环园的陶家车马喧嚣,京师的董醇已是风前残烛。

咸丰十一年(1861),皇帝驾崩。十月初九日(1861年11月11日),皇太子载淳承继大统,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十二日(11月14日):

户部奏事并片奏:臣醇查臣名与御名字音相同,字义亦复相近,虽功令在所不禁,于臣心实有未安,拟请改避,以申诚敬。遂更名恂。

随轺扈从的董醇,成为官运亨通的董恂,户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一路擢升。同治八年(1869)六月调补户部尚书,直至光绪八年(1882)正月以年力就衰开缺,主管天下钱粮十有二载。

开缺九年之后,陶模开府封圻,踏着四十二年前董醇的足迹出京入陕,也进临潼,也住环园。而这年在董恂亲撰的《还读我书室老人手订年谱》之中,除却元旦例行的祭典,无有其他。之前两年所记亦是寥寥,想来已抱沉疴。果然越年,闰六月十五日(1892年8月7日),曾经渡陇的董恂溘然长逝,享年八十有六。

《还读我书室老人手订年谱》末页,是董恂的自题挽联:

北京,户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董恂。同治八年(1869)。
Peking, Pechili province, China: Dong Xun (1810-1892),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lateQing. 1869.
©John Thomson, Wellcome Collection.

不惠不夷,渺沧海之一粟。

而今而后,听史论于千秋。

其实不过谦辞,若果然一粟,又何以能千秋?

董恂不是一粟,他是四朝重臣,身负匡扶大清的重任。大清却是沧海,已如雨后道路般泥泞的沧海,转瞬桑田。

董恂身后短短二十载,大清亡祚,换了民国。

又五年(1916),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的湖南清泉县(今湖南衡南)人谢彬(晓钟,1887~1948)学成归国,供职湖南督军署,旋奉财政部命,以特派员前往新疆调查阿尔泰财政。返湘辞卸军署职务,十月十六日,买得咸泰汽船官舱船票,由湘入都,“即于役新疆首途之第一日也”

六十天后,十二月十五日,抵骊山。

一里,临潼县,住。是日行一百里,南门外有华清旅馆,即唐华清宫故址,为临潼官有财产,修葺于民国三年夏间。正屋一楹及廊房,皆宿旅客,温泉则左傍别院。

骊山行馆的环园,也换作华清旅馆。不再仅为“冠盖往来游憩之区”,普通百姓既宿得旅馆,也洗得温泉。哪怕困乏,“馆外左傍,有大池一,为贫苦土人群浴之所”;哪怕女客,“有女浴池,在院左隅”。

改朝换代,变革之际,眼见得新风拂动,未来可期。

陇海铁道大通而后,邦人必多来兹访古,借以浴身,当日趋于繁盛矣。

预言如今成真,陇海铁路早已大通,骊山北麓更有他们皆未得见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何止邦人,世人趋之若鹜,华清宫地处必经之道,喧嚣何止“繁盛”?

可是在此之前,不论董醇渡陇、谢彬赴疆,还是陶保廉侍行、裴景福赴戍,七十三载之间,所经所行,大同小异。

一里入临潼南门,一里出临潼西门,过潼水。

十里斜口镇。

二十里灞桥。

桥长三百步,宽约二十余步。桥西岸老柳四五株,心空皮裂,百年前物,而自有旖旎缱绻之姿,盖为离人折残矣。

灞桥最为长安冲要,客人东返,送至灞水西岸,折柳赠别,故而“灞桥”“灞柳”向来意味别离。“古名‘销魂桥’”,董醇写道。

灞桥设有行馆,斜对道别的离亭,旅人至此,打尖小憩。

董醇记录行程的《度陇记》、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记》与裴景福的《河海昆仑录》均有食于灞桥行馆的笔墨。

远道自东而来,行至灞桥已无离愁,裴景福眼中已见得灞柳“旖旎缱绻之姿”。董醇来日,灞水“时已浅涸,而沙滩辽远,想见夏秋霖潦波澜壮阔也”。

而侍父往返的陶保廉,触景而生一句:“屈计行踪七度此桥矣!” 不过纵然慨叹,也不是离愁,而是七渡此桥,却无有一次为己渡吧?

旅人看见的不是风景,旅人看见的只是自己的欢心与愁肠。

十里浐桥。

六里金花落。

近郊平野中展,土厚水深。秦中自古帝王州,真不诬也。

再二里,便是那座土厚水深的城,自古帝王州的西安府城。

周汉隋唐帝王州,自唐天祐元年(904)朱全忠(852~912)东迁昭宗(867~904)于洛阳,虽然国都气数已尽,却仍是西北首邑,边圉重镇。宋为京兆府,元为奉元府,明改西安府,清因之,共辖十五县一州二厅,计:长安县、咸宁县、咸阳县、兴平县、临潼县、高陵县、鄠县、蓝田县、泾阳县、三原县、盩厔县、渭南县、富平县、醴泉县、同官县、耀州、孝义厅、宁陕厅。

隋初,文帝厌长安旧城规制卑小,召左仆射高颎(?~607)等创建新都。新都地在汉故城东南,“南直终南子午谷,北抵龙首山以据渭水,东临灞浐” 。由隋入唐,“唐人诗所咏长安都会之繁盛,宫阙之壮丽,以及韦曲莺花、曲江亭馆、广运潭之奇珤异锦,华清宫之香车宝马,至天宝而极矣” 。然而盛极而衰,长安随唐祚而式微,先有安史之乱,再有吐蕃剽掠,后有黄巢之乱,待到僖宗还京,长安已是荆棘满城,狐兔纵横。天祐元年(904)昭宗东迁洛阳,留守佑国军节度使韩建(佐时,855~912)缩建长安城,减去宫城与外郭城,重修皇城为新城。明太祖洪武初,都督沐英(文英,1345~1392)增修门四,东曰“长乐”,西曰“安定”,南曰“永宁”,北曰“安远”;穆宗隆庆二年(1568)巡抚张祉甃砖,思宗崇祯中叶巡抚孙传庭(伯雅,1593~1643)筑四郭城。

东郭城,东郭门,西安抚标弁勇出迎归来的前任藩台、新任甘肃新疆巡抚陶模。陶模诣接官厅,与时任陕西巡抚鹿传霖(润万,1836~1910)暨都统司道诸公相会。从者自接官厅向南经东郭中大街、西大街,三里西安府城东门长乐门。

长乐门内东大街,民国改称中山大街。

西行三里,谢彬住关中旅馆。

西行四里,钟楼,省城之中。

陶保廉折南行南大街,一里半折西为湘子庙街,半里住浙江会馆——陶模父子籍贯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通衢大邑,常住浙江会馆。

裴景福与董醇均直过钟楼行西大街,再过鼓楼,遣戍新疆的南海县知县入住街北的桥梓口客店,随轺的户部主事下榻街南的南院。

南院初为陕甘总督衙署,乾隆二十九年(1764)陕甘总督迁驻兰州,后南院辟为陕西巡抚部院新署。原陕西巡抚部院建于鼓楼以北,故对称“北院”与“南院”,而门前街道亦别名“北院门”与“南院门”。

西安的饮水苦的多,但是普通当作饮料的水都要向西门边甜水井去买来,所以水价也很贵。大约在上海老虎灶上用一枚铜元买得来的一瓶沸水,在西安就要八个铜元(约合大洋两分)。

吃水,在西安乃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近城无河,每家都有水井,吃的水也就是井水。井有甜水井与苦水井之分;苦水井则味咸。在西门内有个大的水井,是西安唯一的甜水井,有钱的人家,皆买这里水吃,但一般的人家都吃不起,都从自家井里取水吃,就是苦水,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如长久不落雨,井水甚少,打起来的水,都是混着泥土,不但吃不了,就是洗衣服也是洗不干净的。

西安城内多苦水井,甜水井少,西门安定门内最大一眼,水量丰沛,大旱不涸,不仅周边取用,且可供给全城。然而此井却也并非“西安唯一的甜水井”,仅就相邻的西南城而言,即另有朱雀门内西侧两眼、南院大门外照壁后一眼——或许亦是总督衙署择址的原因。宜饮则宜居,迨至清末民国,地处西南城中的南院门左右商贾辐辏,会馆云集,已成西安最繁华处。

民国二十一年(1932)“一·二八”事变,侵华日军进攻上海,国民政府随即颁布《迁都洛阳宣言》,以示抗战决心。三月五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决议案:

长安为陪都,名西京。洛阳为行都。

远离东部兵燹,局势相对安定的西北地区,进入国民视野。“开发西北”“到西北去”,亦成为时代的口号。

民国二十三年(1934)十二月,陇海铁路一等西安站始建于东北城垣之外。次年(1935)六月,陇海铁道潼(关)西(安)段贯通。为连接车站与城内交通,西安凿通城墙,并将城内尚仁路(今解放路)向北延伸至车站。

西安东北城,“前为满城,辛亥之役,陕人毁之,建筑市街以赁商民,整齐宽敞类租界” 。东北城外的车站建成,迅速成为西安乃至西北最重要的交通枢纽,自然也昌盛了尚仁路并向南辐射至东大街。

于是西安的最繁华处,渐自南院门趋向东大街。

西行游客日多,西京也有了自己的旅行指南,比如民国二十五年(1936)天津大公报西安分馆《西京游览指南》与西京快览社《西京快览》。

盖开发西北之口号,高唱入云,适值南方商业衰落,火车新通西安,企业者纷至沓来。惟所谓来西北开发者,从事建设事业殊少,挟其过剩商品,来西安设铺倾销者为多。而西安市房有限,于是此涨彼抬,房租大增,业房产者,莫不利市倍蓰。又因远来旅客众多,菜馆旅舍之发达,如雨后春笋。

得西安车站地利,食宿二事,也多麇集东大街。

菜饭馆以东大街为最多。其著名者,北平馆有玉顺楼,北平饭馆,及什锦斋。均在东大街。豫菜有第一楼,新华饭店,豫秦楼等,亦在东大街。

旅馆在东大街为多,比较清洁之上等旅馆,以东大街之西北饭店,西京饭店,关中大旅社,冠世大旅社,西北大旅社,华兴大旅馆,广仁大旅馆,大华饭店,花园饭店等。

二十年前谢彬入住的关中旅馆,《西京快览》写作“关中大旅社”,《西京游览指南》则与谢彬行记《新疆游记》相同:

关中旅馆,中山大街中间。

《西京游览指南》统计“西安逆旅约三百余家”,并且细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旅馆五家,花园饭店、西北饭店、西京饭店、大华饭店,东大街居其四。

关中旅馆属于中等,“中等旅馆之设备,虽较逊于前者,然床帐被褥以及房间中一切用具,亦大致齐全,性好俭约者自以次等旅馆,较为经济合宜”

中等旅馆房间等级,各家划分不同,“大致自四角起码最高二元,价码较低房间,尚须自备行李,茶水每客每日一角,多则类推,小费在外,膳费炭火自理”

当时陇海铁路车票,西安至潼关三等票价二元,二等加倍,一等四倍。关中旅馆好房一宿,等于潼关三等车票一张——不是房价太廉,而是票价太昂。

至三等旅馆(客栈),西大街桥梓口,中山大街大差市一带,钟楼南之涝巷均有之,专寓乡农及担贩者,取价低廉,十足平民化,故份子极复杂,至寄寓其中者,不惟膳食炭火自理,即饮水亦不供给,仅予油灯一盏而已,设备之简陋,与中等旅馆较,则有霄壤之别矣。

大差市,地在尚仁路与东大街交会处,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1542)《陕西通志》记作“大菜市” ,顾名思义,初为市菜之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陕西通志》因循。光绪十九年(1893)舆图馆测绘《陕西省城图》,已如今名注为“大差市”,不知何时雅化。

我至西安,十有其九住在大差市。当然不同时代,格局不同,正如裴景福也住西大街桥梓口,但我们落脚的肯定都不是只有一盏油灯的三等客栈。

大差市,玄风桥南巷。

一道窄巷,略有弯折。顾名思义,附近曾有一座“玄风桥”。据说玄风桥跨于入城的龙首渠水支流,然而《陕西省城图》已无影踪。渠与桥,湮没久矣。

旅馆在巷深处,独立院落,远离街道,难得安静。

初宿大差市,十一年前十一月。

清晨赶路,天光未亮,巷内的小馆已经开门,门外支起两架煤炉,火舌舔着炉上的两口铁锅。一锅花干鸡蛋,质轻的花干——双面交叉斜切网纹的薄豆干,又名蓑衣豆干,可以拉伸,相较普通豆干更易入味——飘浮在上,纠缠许多整根整粒的红椒与花椒,而剥壳同卤的鸡蛋则于天光未明的冬日清晨沉默地沉没于锅底;一锅腊汁肉,大块的猪肉,肥瘦间半,卤汤浓酽,肉香跋扈,恶汉一般充斥窄巷。新烙的馍,比巴掌略大的白吉馍,一刀切开,或者夹片花干,再捞一枚卤蛋,碾碎在馍间,或者肥瘦得宜的一块腊汁肉,在年久凹陷有如砚池的案板上剁碎,横刀抄起,砌筑在馍间——无论素荤,最后皆要再浇一勺腊汁,皆要再为夹馍注入灵魂。接来攥紧,指掌下酥脆的饼皮随之迸裂,腊汁浸透饼瓤,将要溢出,忙不迭一口一口,手暖腹暖,那是清冷清晨的骄阳。

归已入夜,忽然急雪,灯下雪如扑蛾,窗台积雪一忽一厘、一分一寸。将至午夜,忽然停电,越来越冷,一晚睡得脆而薄。

转过天来,若无其事地晴朗,速融的雪水,泥泞湿滑。路树枝杈不堪雪负而弯折,折枝挂断线路,以至各处停电。四方城内,一片凄惶。

当夜返程的火车,行李寄存在旅馆,再去南院门闲荡。

曾经陕甘总督与陕西巡抚部院衙署的南院,后来成为陕西省政府与陕西省人民政府驻在,省政府迁出后,今为西安市碑林区政府占用。迁入路南新址,几乎与衙署正对的西安市古旧书店,地上一层新书,地下一层旧书。民国旧书与旧装古籍,因为存世愈来愈少,愈来愈难搜求,所以惜售,标价高昂,于是难以问津,却可望梅止渴,消磨半日时光。

将昏,信步回还。那年,西大街北的都城隍庙牌坊重漆未久,朱红耀眼,火气腾腾。深处,都城隍庙大殿却仍破败不堪,暮气沉沉。殿顶塌陷,雪水渗漏,洇透半堵后墙。廊檐下几只接水的铁盆,滴滴哒哒,如我童年的简易平房,暴雨时此滴彼落,一片凄惶。

却是轻闲安谧,道士睡眼惺忪,铁鼎烟火缭绕,四五名游人,三两位香客。

冬日的阳光却迅速掠过庭院,攀上东墙。

搭公交车回大差市,坐在车尾。右边一个不知哪里进城的老汉,魁梧厚实,面庞的赭色,是黄土塬上经年累月的风与日头——也漂白了他身上蓝布中山装。

老汉捏着一枚装在纸袋里的肉夹馍,最后几口,囫囵吞完。仰首张口,磕净纸袋内残留的馍渣肉屑,然后就势撕开,摊平在掌心,毛巾一般,将内壁的脂油涂抹在脸上。扔掉再无可用的纸袋,反复搓手擦脸,确定脂油均匀而妥帖,舒一口气,挪挪身子,四平八稳坐定。

一切如此坦然,仿佛理应如此,仿佛非此才是离经叛道。

我太多次到西北来,东府西府、陇东河西,在无数晨昏,许多店铺,曾以各色肉夹馍果腹,可若问我谁家最好,我却会说起那天公交车里的老汉。

艰难生长于黄土的一切都值得敬重与珍惜,纵然多余的油脂,也可以在塬上,滋润枯肠,屏隔寒霜。

那天,东大街依旧繁华,尤其西段渐近钟楼,客商云集,宛如天宝而极的长安城。当然也如长安城,天宝以后,东大街日渐衰耗。

近十几年来,西安同样依托商业地产带动经济发展,城墙束缚,城内难兴土木,于是越城而南,在唐时曲江位置建筑新城。新城愈繁华,老城愈凋蔽,另之东大街匪夷所思地连续十五载修路不休,没落之外,更成畏途。时至今日,东大街清冷更甚南院门,行人寥落,店商萧索。

未来陇海铁路大通,谢彬想到临潼将会因此而繁盛,却不曾想到南院门也会因此而衰落。大雪那年,西安南郊,曲江新区初创,我隐约想到西安南郊将会因此而繁荣,却无论如何不曾想到东大街也会因此而衰落。

谁人又能想到?谁人又能未卜先知?

恰如去年今日,董醇哪知要渡陇?陶保廉、裴景福、谢彬又哪知皆要远赴新疆?

恰如去年今日,我因被防疫而被封家中,又哪知今年今日,皆宿西安城中,西南东北,共一弯夜月? i98ZP1YGgR3gsobdLLD0uyL669CHcf4gFmrug7arAkW91AA9bx8b21PvW6uZEv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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