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本书立足乡村振兴战略，运用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服务理论，在文献梳理的过程中，将理论结合实践、国内外研究并举，尽可能提炼现有研究的理论共识、学术视野，提出本书可能拓展的方向。
国内关于“公共文化服务”概念的正式提出是在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对该领域的研究，近年来有较大的进展。但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一直被边缘化。其理论基础不厚实、政策实践缺乏激励机制。现有的研究侧重于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主体、机制和模式等方面，研究的视角不够全面。
（1）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机制研究
在供给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应以政府供给为主，并鼓励相关社会资本的积极参与，形成多元主体供给的保障机制。从财政责任角度来看，马海涛和程岚认为，需要合理划分财权和事权，科学设计公共财政框架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经费的投入机制。
吴高和韦楠华认为，目前我国公共文化投入仍旧存在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投入总量不足、投入结构失衡、投入主体单一、投入管理不足、投入评价缺失。
马艳霞认为，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已有研究存在实践可操作性差以及微观、个案、定量研究少的问题。
夏国锋和吴理财认为，政府作为公共文化的责任主体，并不意味着大包大揽，提出多元化投入的重要性。
吴理财认为，行政部门效率不高、地方政府间竞争以及考核机制落后，导致现行公共文化服务机制运行不畅。
马洪范、王瑞涵认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政府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提出要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经费保障机制。
张建欣认为，现有的公共文化供给模式已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政府应该利用财政政策和相关配套政策来建立一个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刘德吉在研究中发现，以财政分权、以GDP为基础的官员考核模式及其引致的政府间竞争，诱使地方政府将大量财政资金投向增长效应明显的经济建设领域，明显挤压了民生类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
邹林和方章东认为，要确保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巩固提高、持续发展就必须在政策法规、组织领导、资金投入和制度管理等方面探索建立一套完善的多重保障机制，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傅才武、陈庚、彭雷霆认为，需要通过“补齐增量，开放业务，评价激励”的政策设计思路，来实施“分类保障、分级分担、量化标准”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财政保障。
滕翠华和许可认为，在文化领域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城乡文化发展问题的新思维和实践路径。
（2）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
耿达和卫雅琪认为，处理好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乡村文化自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抓手。
冯献等基于受众视角，建立了一套移动互联下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评价指标体系，从可达性、可接受性、可获得性、可适应性、可利用性五个维度进行评价。
罗娟从智慧化建设角度探讨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的路径。
彭雷霆和张璐认为，“十四五”时期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须转变发展理念，建立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价机制，着力于过程质量和结果质量的优化提升。
金栋昌、王宇富和徐梦真认为，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要义，应从“空间—人—资源”三位一体的总体逻辑中邃密空间再造、供需匹配与资源融合逻辑。
王涛和王丹认为，示范区创建城市具有良好的文化基础，表现出显著的同群效应，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
周锦、张银芬、郭新茹认为，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发展是促进城乡村民文化消费水平的重要手段。
马菊花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从低质量到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沿革，与我国的财税政策支持密不可分，须构建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格局，并提供相应的财税支持、补贴、鼓励政策。
蔡璐和伍艺认为，需要构建一种以网络为基础、机制为保障、人财为关键、资源为核心、服务为目标的农村公共文化信息服务网络平台。
何晓龙认为，城乡互动融合发展的“市民农民化”实践新形态，使农民家庭制度从传统“一家一制”转型为“一家两制”的生活方式，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相应嵌入城乡新公共文化空间，展现家庭代际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分殊的特点，形塑不同村庄整体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偏好。
（3）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实施绩效、优化路径研究
解学芳采用非参数检验方法对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绩效满意度不同人口变量的差异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性别、收入、受教育程度对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满意度有所差别，进而影响了公共文化产品总体的供给绩效。
吴浩然、吴祁宗运用DEA窗口模型，对2005—2014年全国公共文化服务支出效率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支出效率的总体水平较高，但呈下降趋势，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
姚林香和欧阳建勇基于DEA-Tobit两步法的分析框架从社会、经济、文化等视角对影响财政政策绩效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政策绩效有待提升，资金使用存在浪费情况，投入产出绩效不稳定。
刘飞、杨盼琳、王欣亮认为，财政分权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率间存在倒“U”型关系，财政分权会通过地方政府行为影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率。
之后，相关学者针对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对策研究。李少惠和邢磊认为，社会组织从群众的需求出发，以多主体、多维度的方式满足群众多元文化需求，调动了农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显著提升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
张良认为，政府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核心，问题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好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
储梦凡认为，后乡土社会使得现代农村公共文化供给出现了新特性，新的要求随之产生。
江朦朦和张静采用Bootsrap-DEA方法和Malmquist指数方法对2000—2013年间全国30个省级政府的文化财政支出提出了稳增长机制。
（4）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正外部性研究
王军魁认为，因文化产品的外部性因素，文化改革发展中应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充分发挥政府在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曹文和邹婷认为，公共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对提升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弘扬民族文化、传播人类科技和文化知识、提高大众的民主意识等起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由此产生的国家软实力的增强可以为提高公民的社会福利水平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每个公民都可以充分享受，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
李新安认为，自由主义的民族政治理论只有进一步地探讨如何有效地处理民族国家的一元文化要求与多元文化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保障少数民族公民权利和公民文化权利和睦相处才能真正解决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认为文化权利是公民权利的社会基础。
李红认为，公共文化服务是一种典型的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在“互联网+”的时代，公共文化产品正外部性的溢出效应增加，边际成本递减。
（1）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实践研究
从国外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实践来看，美国、英国等主要采用社会调节型的做法，政府通过公共政策和监督对农村公共文化供给进行调控，由社会力量提供公共文化的产品供给；日本、韩国等主要由政府主导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法国、德国等则主要采取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同发挥作用的多元化、混合型的做法。从这些国家的经验来看，虽差异较大，但主要都是依据本国国情，选择集权、分权或者适当分权的方式，由法律和制度保障公共服务的供给。
（2）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机制研究
供给机制是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佩特里克（Petrick）和格拉姆措（Gramzow）以波兰为例，认为地方政府要联合社会资本提供公共物品，以推动经济的发展，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
登哈特（Denhardt）夫妇认为，伴随公共行政范式的改革，政府与民间关系的变化，需要从一元供给向相互合作转变。
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效率、民主、公共参与三者应紧密联结在一起。政府应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同时出台相关制度，为社会组织提供必要性的经费保障。
政府与社会组织是相互依赖的协作关系，才能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但在实践中双方会有博弈，需要不断地调试双方的合作。
（3）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正外部性和绩效研究
随着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战略地位的显著上升，各国公共文化支出在公共支出中占的比例日益增高。有学者认为，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持续投入能够对地方经济增长起到很好的效益。
在具体财政政策实施影响下，学者对斯里兰卡20世纪50—80年代的研究表明，年收入和社会福利支出对健康的影响呈正向效应。
有学者强调，政府对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应强调其正外部性，以带动社会各主体能力的提升。
关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绩效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伯纳丁（Bernardin）和贝蒂（Beatty），他们认为绩效是对特定的职责与结果的记录，结合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对公共文化服务开展效用研究。
戴斯（Dess）和罗宾逊（Robinson）认为，公共部门的绩效应采取可操作的测量方法，对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与基础设施进行效用研究。
也有学者对公共文化投入的效用进行了比对分析，提出有利于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优化政策。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相关政策做了满意度分析研究，例如莫特纳（Mottner）与福特（Ford）
的研究认为，公共文化服务的相关机制与政策对受众满意度会产生很大影响。国外学者运用各种理论模型对公共服务及政策进行绩效评价，为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绩效评价研究奠定了基础。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国内外学者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机制、正外部性、高质量发展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但由于历史、国情和公共管理哲学的差异，国外的公共文化服务管理在积极运用当代政策理论的同时，更倾向于走市场化的供给方式。国内学者的研究，更倾向于由城乡二元机制所带来的供给差异、供给效度。
相较而言，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加之政策制度不完善等原因，导致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金经常被挪为他用；另外，地方决策者甚少考量民生类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从而加剧了公共财政的结构扭曲程度和效率损失，大大影响了基层政府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
国外学者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较少，对不发达地区的文化供给仅仅做了简单描述。国外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源于塞缪尔森（Samuelson）提出的公共产品概念。经过多年的发展演进，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公共政策体系和文化投入机制。在参与模式上，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文化建设已成为社会主流。而国内对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相对复杂，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第三方机构发展不健全等问题，且各个地方政府对文化的重视程度不一、信息公开透明度不够，给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但公共文化服务在今天又是至关重要的，它关系到这一领域的实施效能和满意度测评。从相关的研究来看，国内学者对近年来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抱有极大的热忱，但把乡村振兴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结合起来的研究相对较少。总体上看，现有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共识：
一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再次把乡村问题提到了少有的历史与时代高度，需要用新理念、新思维认识乡村文化对于乡村振兴的作用。
二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具有精神家园地位的重要价值。对其持续投入能够对地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起到很好的效益。长期来看，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一直滞后于地方经济发展，由于政策实践缺乏激励机制，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具体投入过程中，存在重“送”轻“种”的现象。因此，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优化是乡村振兴战略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是公共文化的政府供给（人、财、物）是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和满意度的重要手段，且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此基础上，很多学者开始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绩效评价进行研究，形成了一些具有特色的框架模型和研究方法。
四是公共文化服务的绩效评估，是测量公共财政投入与产出是否有效的基本方式，有助于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水平。且需要从注重经济和效性的评估指标，转向注重社会效益及公民满意度原则的评价指标。
综上所述，就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而言，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如何发挥各种优势资源实现高效率的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从而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综合前人的研究，结合本书的研究视角，笔者认为，上海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需匹配及政策优化研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第一，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满意度评价方式。绩效评估的目的是推动公共部门承担责任，新公共服务是以公民为中心，以公民满意度为服务绩效的终极标准。在该理念下，评价公共文化部门绩效优劣不仅仅关注投入与产出的关系，而且考察公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即公民实际得到的服务与期望得到的服务之间的匹配程度。
第二，农村公共文化投入的范围和结构有优化调整的必要。一方面，在影响公共文化投入的诸多因素（如公共文化需求、文化政策目标、公共财政规模、公共机构绩效）发生变化时，公共文化投入的范围和结构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变化。另一方面，需要对农民文化生活的结构、内容、传播方式和发展趋势做调查研究，使供需匹配度进一步提升。
第三，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体系如何优化，现有的研究尚未给出一个全面成体系的启示。本书在现有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具体案例的田野调查，进一步提出上海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优化政策。如通过财政支持、融合发展、制度创新、技术突破、产业支持等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本书首先在绩效目标中明确公共文化服务的具体服务对象。其次，针对服务对象的文化需求结构，进行分析、综合、归类，据此绩效指标在设计上体现出更多的外向特征和满意度调查。这不仅可以增加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的工作透明度，还有利于提高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和便捷性，促进与受众对象的沟通，实现科学高效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