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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只小猪又胖了起来。
猪小，肚子里塞不下太多东西，它也简单，从不要求更多，喂那么两件衬衫、一条长裙、一把梳子和一支牙刷，就满足地饱了。
我拍拍它，说：“小猪！我们走吧！”
窗外，又飘着细雨，天空，是灰暗的。
拿起一件披风，盖在小猪的身上，扛起了它，踏出公寓的家。走的时候，母亲在沙发边打电话，我轻轻地说：“姆妈，我走了！”
“你吃饭，火车上买便当吃！”母亲按住话筒喊了一声。
“知道了，后天回来，走啦！”我笑了一笑。
一个长长的雨季，也没有想到要买一把伞。美浓的那一把，怕掉，又不舍得真用它。
小猪，是一只咖啡色真皮做成的行李袋，那一年，印尼峇里岛上三十块美金买下的。行李袋在这三年里跟了二十多个国家，一直叫它小猪。用过的行李都叫猪：大猪、旧猪、秘鲁猪、花斑猪。一个没有盖的草编大藤篮，叫它猪栏。
其中，小猪是最常用又最心爱的一只。人，可以淋雨，猪，舍不得。
出门时，母亲没有追出来强递她的花伞，这使我有一丝出轨的快感，赶快跑下公寓的三楼，等到站在巷子里时，自自然然地等了一秒钟，母亲没有在窗口叫伞，我举步走了。右肩背的小猪用左手横过去托着，因为这一次没有争执淋雨的事，又有些不习惯，将小猪抱得紧了些。
只要行李在肩上，那一丝丝离家的悲凉，总又轻轻地拨了一下心弦，虽然，这只是去一次外县。每一个周末必然坐车去外县讲演的节目，只是目的地不同而已。
可是，今天母亲在接电话，她没有站在窗口望我。
车子开过环亚百货公司，开过芝麻百货公司，开过远东百货公司，也慢慢地经过一家又一家路边挂满衣服的女装店。雨丝隔着的街景里，一直在想：如果周末能够逛逛时装店，想来会是一种女人的幸福吧！哪怕不买，看看试试也是很快乐的，那么遥远的回忆了，想起来觉得很奢侈。
小猪里的衣服，都旧了，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买新的。在台北，一切都很流行，跟不上流行，旧衣服也就依着我，相依为命。这一份生命的妥帖和安然，也是好的，很舒服。
候车室里买了一份《传记文学》和《天下杂志》，看见中文的《汉声》，虽然家中已经有了，再见那些米饭，又忍不住买了一本。这本杂志和我有着共同的英文名字，总又对它多了一份爱悦。
“你的头发短了两吋。”卖杂志的小姐对我说。
我笑了笑，很惊心，头发都不能剪，还能做什么？卖杂志的小姐，没有见过。
剪票的先生顺口说：“又走啦！”
我点点头，大步走向月台，回头去看，剪票的人还在看我的背影，我又向他笑了笑。
那一班午后的莒光号由台北开出时很空，邻位没有人来坐，我将手提包和杂志放在旁边，小猪请它搁在行李架上。
前座位子的一小块枕头布翻到后面来，上面印着卖电钻工具的广告，位子前，一块踩脚板。大玻璃窗的外面，几个送别的人微笑着向已经坐定了的旅客挥手，不很生离死别。
月台上一个女孩子，很年轻的，拎着伞和皮包定定地望着车内，走道另一边一个大男孩子，穿灰蓝夹克的，连人带包包扑到我的玻璃上来，喊着：“回去啦！回去嘛！”
女孩也不知是听到了没有，不回去也不摇头，她没有特别的动作，只是抿着嘴苦苦地笑了一下。“写信！我说，写信！”这边的人还做了一个夸张的挥笔的样子。这时候火车慢慢地开了，女孩的身影渐渐变淡，鲜明的，是那一把滴着雨珠的花伞。
车厢内稀稀落落的乘客，一个女学生模样的孩子坐得极端正，双手没有搁在扶手上，低着头，短发一半盖在脸上，紧并着膝盖，两脚整整齐齐地平放在踏板上，手里的书，用来读，也用来盖住脸——那本书成了她的脸，上面写着《音乐之旅》。身边又靠了一本，是《观人术》。
她的两本新书，我都有，这个景象使我又有些高兴，顺便又观察了她一眼。这个孩子是一枝含羞草，将自己拘得很紧张，显然的孤单，身体语言里说了个明明白白。火车，对她来说，是陌生的。
告别那个月台女孩的男孩，放斜了位子，手里一直把玩着一个卡式小录音机，开开关关的，心思却不在那上面，茫茫然地注视着窗上的雨帘。
出发，总是好的，它象征着一种出离，更是必须面对的另一个开始。火车缓慢地带动，窗外流着过去的风景，在生命的情调上来说是极浪漫的。火车绝对不同于飞机，只因它的风景仍在人间。
车到了桃园，上来了另一批挤挤嚷嚷的人，一个近六十岁的男子挤到我的空位上来，还没来得及将皮包和杂志移开，他就坐了下去，很紧张的人，不知道坐在别人的东西上。那把湿淋淋的黑伞，就靠在我的裙子边。
我没有动，等那个邻位的人自己处理这个情况。他一直往车厢的走道伸着颈子张望，远远来了一个衣着朴素而乡气的中年女人，这边就用闽南话大喊了起来：“阿环哪！我在这里——这里——”那个女人显然被他喊红了脸，快步走过来，低声说：“叫那么大声，又不是没看见你！”说着说着向我客气地欠了欠身，马上把那把湿伞移开，口里说着：“失礼失礼！”那个做丈夫的，站了起来，把位子让给太太，这才发觉位子上被他压着的杂志。
上车才补票的，急着抢空位子，只为了给他的妻。
我转开头去看窗外，心里什么东西被震动了一下。那边，做丈夫的弯腰给妻子将椅子放斜，叫她躺下，再脱下了西装上衣，盖在她的膝盖上，做太太的，不肯放心地靠，眼光一直在搜索，自言自语：“没位给你坐，要累的，没位了呀！”
我也在找空位，如果前后有空的，打算换过去，叫这对夫妇可以坐在一起，这样，他们安然。
没有空位了，实在没有，中年的丈夫斜靠着坐在妻子座位的扶手上，说：“你睡，没要紧，你睡，嗯！”
我摸摸湿了一块的红裙，将它铺铺好，用手抚过棉布的料子，旧旧软软的感觉，十分熟悉的平安和舒适。那个相依为命——就是它。
又是一趟旅行，又是一次火车，窗外，是自己故乡的风景，那一片水稻田和红砖房，看成了母亲的脸。
扩音机里请没有吃饭的旅客用便当，许多人买了。前面过道边的妇人，打开便当，第一口就是去喂她脸向后座望着的孩子；做母亲的一件单衣，孩子被包得密密的，孩子不肯吃饭，母亲打了他一下，开始强喂。
那个《音乐之旅》的女孩子姿势没有变，书翻掉了四分之一，看也不看卖便当的随车工作先生。她，和我一样，大概不惯于一个人吃饭，更不能在公共场所吃便当，那要羞死的。
我猜，我的母亲一定在打长途电话，告诉举办讲演的单位，说：“三毛一个人不会吃饭，请在她抵达的时候叫她要吃东西。”
这是一个周末的游戏，母亲跟每一个人说：“那个来讲话的女儿不会吃饭。”忍不住那份牵挂，却吓得主办人以为请来的是个呆子。
随车小姐推来了饮料和零食，知道自己热量不够，买了一盒橘子水。邻座的那个好丈夫摇摇晃晃地捧来两杯热茶，急着说：“紧呷！免冷去！”做太太的却双手先捧给了我，轻轻对先生说：“再去拿一杯，伊没有茶……”
我道谢了，接过来，手上一阵温暖传到心里，开始用闽南话跟这位妇人话起她和丈夫去日本的旅行来。也试着用日语。妇人更近了，开始讲起她的一个一个孩子的归宿和前程来。
然后，她打开皮包，很小心地拿出一沓用塑胶小口袋装着的彩色照片，将她生命里的人，一个一个指出来请我欣赏。
当我年轻的时候，最不耐烦飞机上的老太婆噜噜苏苏地将一长条照相皮夹拿出来对我东指西指，恨死这些一天到晚儿女孙子的老人。现在，那么津津有味地听着一个妇人讲她的亲人和怀念，讲的时候，妇人的脸上发光，美丽非凡。她自己并不晓得，在讲的、指的，是生命里的根，也许她还以为，这些远走高飞的儿女，已经只是照片上和书信上的事了。
“你有没有照片？你亲人的？”
“没有随身带，他们在我心肝里，没法度给您看，真失礼！”我笑着说。
“有就好啦！有就好啦！”
说完，那沓照片又被仔细地放回了皮包，很温柔的动作。然后，将皮包关上，放在双手的下面，靠了下去，对我笑一笑，拉拉丈夫的袖口，说：“我困一下，你也休息。”
那个拉丈夫袖口的小动作，十分爱娇又自然。突然觉得，她——那个妇人，仍是一个小女孩。在信任的人身边，她沉沉睡去了。
“今天去哪里？”随车的一位小姐靠过来笑问我。
“彰化市。”我说。
“晚车回台北？”
我摇摇头，笑说：“明天在员林，我的故乡。”
“你是员林人呀？”她叫了起来。
“总得有一片土地吧！在台北，我们住公寓，踩不到泥土，所以去做员林人。”
“真会骗人，又为什么特别是员林呢？”
“又为什么不是呢？水果鲜花和蜜饯，当然，还有工业。”
“去讲演？”
“我不会做别的。”
我们笑看了一眼，随车小姐去忙了。
为什么又去了彰化？第三次了。只为了郭惠二教授一句话：“我在彰化生命线接大夜班，晚上找我，打那两个号码。”
生命线，我从来不是那个值班的工作人员。可是，这一生，两次在深夜里找过生命线，两次，分隔了十年的两个深夜。
“活不下去了……”同样的一句话，对着那个没有生命的话筒，那条接不上的线，那个闷热黑暗的深渊，爬不出来啊的深渊。
“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啊——”
对方的劝语那么的弱，弱到被自己心里的呐喊淹没；没有人能救我，一切都是黑的，黑的黑的黑的……那条生命线，接不上源头，我挂断了电话，因为在那里没有需要的东西。
就为了这个回忆，向郭教授讲了，他想了几分钟，慢慢地说了一句：“可不可以来彰化讲讲话？”
那一天，只有两小时的空当和来台北的郭教授碰一个面，吃一顿晚饭。记事簿上，是快满到六月底的工作。
“要讲演？”我艰难地问。
“是，请求你。”
我看着这位基督徒，这位将青春奉献给非洲的朋友，不知如何回绝这个要求，心里不愿意，又为着不愿意而羞惭。
生命线存在一天，黑夜就没有过去，值大夜班的人，就坐在自己面前。我禁不住问自己，这一生，除了两个向人求命的电话之外，对他人的生命做过什么，又值过几秒钟的班？
“好，请您安排，三月还有两天空。”
“谢谢你！”郭教授居然说出这样的字，我心里很受感动，笑了笑，说不出什么话来。
回家的路上，经过重庆南路，一面走一面抢时间买书，提了两口袋，很重，可是比不得心情的重。
公开说话，每一次要祈祷上苍和良知，怕影响了听的人，怕讲不好，怕听的人误会其中见仁见智的观念，可是，不怕自己的诚实。
我欠过生命线。
那么，还吧！
本来，生日是母亲父亲和自己的日子，是一个人，来到世间的开始。那一天，有权力不做任何事。吃一碗面，好好地安心大睡一天。
既然欠的是生命线，既然左手腕上那缝了十几针的疤已经结好，那么在生日的前一日将欠过的还给这个单位；因为再生的人，不再是行尸走肉。第二日，去员林，悄悄地一个人去过吧！
员林，清晨还有演讲，不能睡，是乡亲，应该的。
然后，青年会和生命线安排了一切。
你要讲什么题目？长途电话里问着。
要讲什么题目？讲那些原上一枯一荣的草，讲那野火也烧不尽的一枝又一枝小草，讲那没有人注意却蔓向天涯的生命，讲草上的露水和朝阳。
就讲它，讲它，讲它，讲那一枝枝看上去没有花朵的青草吧！
火车里，每一张脸，都有它隐藏的故事，这群一如我一般普通的人，是不是也有隐藏的悲喜？是不是一生里，曾经也有过几次，在深夜里有过活不下去的念头？
当然，表面上，那看不出来，他们没有什么表情，他们甚而专心地在吃一个并不十分可口的便当。这，使我更爱他们。
下火车的时候，经过同车的人，眼光对上的，就笑一笑。他们常常有一点吃惊，不知道我是不是认错了人，不太敢也回报一个笑容。
站在月台上，向那对同坐的夫妇挥着手，看火车远去，然后拎起小猪，又拿披风将它盖盖好，大步往出口走去。收票口的那位先生，我又向他笑，对他说：“谢谢！”
花开一季，草存一世，自从做了一枝草之后，好似心里非常宁静，总是忍不住向一切微笑和道谢。
“你的妈妈在电话里说，你整天还没有吃一口东西，来，还有一小时，我们带你去吃饭。”
果然，妈妈讲了长途电话，猜得不会错。
接我的青年会和生命线，给我饭吃。
“很忙？”雅惠问我。我点点头：“你们不是更忙，服务人群。”“大家都在做，我们也尽一份心力。”高信义大夫说。
我们，这两个字我真爱。我们里面，是没有疆域的人类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我们这里面，也有一个小小的人，顶着我尘世的名字。这个，不太愿意，却是事实。
“还有十分钟。”雅惠说，她是青年会的人。
“只要五分钟换衣服，来得及。”
侧门跑进礼堂，小猪里的东西拔出来，全是棉布的，不会太皱，快速地换上衣服，深呼吸一口，向司仪的同工笑着点一下头，好了，可以开始了。
你要将真诚和慈爱挂在颈项上，刻在心版上，就能够得到智慧。
箴言第四章的句子，我刻了，刻在心上很多年，越刻越深，那拿不去、刮不掉的刻痕，是今日不再打生命线那支电话的人。
既然躲不掉这个担在身上的角色，那么只有微笑着大步走出去，不能再在这一刻还有挣扎。走出去，给自己看，给别人看；站在聚光灯下的一枝小草，也有它的一滴露水。告诉曾经痛哭长夜的自己：站出来的，不是一个被忧伤压倒的灵魂。
讲演的舞台，是光芒四射的，那里没有深渊，那里没有接不上的线，那里没有呼救的呐喊。在这样的地方，黑暗退去，正如海潮的来，也必然的走，再也没有了长夜。
没有了雨季，没有了长夜，也没有了我，没有了你，没有了他。我的名字，什么时候已经叫我们？
我们，是火车上那群人；我们，是会场的全体；我们，是全中国、全地球、全宇宙的生命。
“你要送我什么东西？”那时，已经讲完了。
我蹲在讲台边，第一排的那个女孩，一拐一拐地向我走来，她的左手弯着，不能动，右手伸向我，递上来一个小皮套子。
“一颗印章。”她笑着说。
“刻什么字？”我喊过去，双手伸向她。
“春风吹又生。我自己刻的——给你。”
我紧紧地握住这个印，紧紧地，将它放在胸口，看那个行动不便、只能动一只手的女孩慢慢走回位子。全场、全场两三千人，给这个美丽的女孩响彻云霄的鼓掌。
在那一刹那，我将这颗章，忍不住放在唇上轻轻快速地亲了一下，就如常常亲吻的小十字架一样。这个小印章，一只手的女孩子一刀一刀刻出来的；还刻了那么多字，居然送给了我。这里面，又有多少不必再诉的共勉和情意。
我告诉自己，要当得起，要受得下，要这一句话，也刻进我们的心版上去，永不消失。
那是站着的第七十五场讲话——又一场汗透全身、筋疲力尽的两小时又十五分钟。是平均一天睡眠四小时之后的另一份工作，是因为极度的劳累而常常哭着抗拒的人生角色——但愿不要做一个笔名下的牺牲者。
可是，我欠过生命线，给我还一次吧！
那是第一次，在人生的戏台上，一个没有华丽声光色的舞台，一个只是扮演着一枝小草的演员，得到了全场起立鼓掌的回报。
曲终人不散，每一个人都站了起来，每一个人，包括行动困难的、包括扶拐杖的、包括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们站着站着，站成了一片无边无涯的青青草原，站出了必来的又一个春天。
晴空万里的芳草地啊！你是如此的美丽，我怎能不爱你？
也是那一个时刻，又一度看见了再升起的朝阳，在夜间的彰化，那么温暖宁静又安详的和曦，在瞳中的露水里，再度光照了我。
尘归于尘，土归于土，我，归于了我们。
悲喜交织的里面，是印章上刻给我的话。好孩子，我不问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就是我。
感谢同胞，感谢这片土地，感谢父母上苍。
感谢慈爱和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