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徒一（海孔飞机厂）（1941年10月~1942年3月）

到了重庆后，在大哥的五金店里住了几个星期，天天在报纸求职栏里找，不是资格不够，就是年龄不足。终于在有一天，在《时事新报》上找到一条占地颇广的广告，题目很诱人：“失学青年好机会！”内容是某国防工厂机械士训练班征求学员。训练期中供膳宿还有零用钱，只要初中毕业或同等学历，资格条件也完全合格。这简直是天掉下来的好机会，我正想找个能供膳宿，又能接受职业训练的位置，顿时高兴得了不得，告诉大哥，他也觉得很适合，就赶着去报名。报名的时候，听登记的人讲，这个国防工厂是飞机厂，心里更加高兴，恨不得马上就到工厂去造飞机。

招收的名额是一百二十人，报名的却有七八百人，可见失学青年并不少。报名时意外地发现以前邻居旧友金志炳也参加报名了，久别重逢，又志同道合，分外高兴。金志炳现在改名叫金怀志，用的假证书，从他口中知道他曾祖父已经去世，父亲又讨了一个太太，他和父亲搞不来，这次说是到学校报到，其实是将行李搬到朝天门一家旅馆住了起来。还有一个姓宋名德哉的流浪青年，和他住在一起，也报名了。

考试过后，回乡等候通知，看看时间已经过了，通知还未来，以为是落第了。隔了一个多月，才接到金怀志一封信，开头就是“恭喜你，高高地中了第一名了！”原来他们一接到录取通知，就按照规定日期报到，现在已经开始训练两个礼拜，因为看见我一直未去，知道我一定没有接到通知。他的信很简单，很少提到厂中情形。接信后，一下又高兴起来，谁说考不取，还挣了个第一名。家里的人也为我高兴，当即收拾行装进城，到厂办事处打听后，才知通知送得较迟，地址也有错误，其他录取生，大多是根据办事处发的录取榜。说到榜，我赶快跑去找，瞧瞧名列榜首的神气，不幸得很，前面一段被失望的落第者撕掉了。办事处的说，现在去还可以，明天有部厂里的卡车回厂，可以搭便车。

和我一同搭车赶去报到的，还有一位南京人，名叫张义勇（他本名张勇，后来在台湾又碰到了），他比我大两岁，父亲是地位颇高的公务员，因为不会弄钱，家里积蓄贴光，供不起他的学业了。他说见过榜后，就记着第一名的姓名，准备以后求教，想不到碰在一起，并且发现我比他还小。

我们坐的车是辆老爷车，从海棠溪到南川县附近的厂，不过120公里，按说一天足够了，可是车子毛病百出，一会不发火，要下车推，一会轮胎又爆了，轮胎打气又得几点钟，反正行个三五里路就得抛锚一次，这是我第一次坐大卡车，还以为车子就是这样的。120公里路从清晨出发，路上露宿两夜，第三天下午才摇摇摆摆到厂。

这个厂的全名叫“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地点在四川南川县丛林沟。这厂是以前由意大利设计建立的，原来在江西南昌，所以大部分老工人都是南昌人。厂办公室、材料库，以及大部作业机器，都建在一个很高很大的天然山洞里，洞口高广各约十余丈，两层楼的厂房，平整的水泥地，看起来很神气。动力部也建筑在另一山洞里，就在附近，很便当。只有机器设备较少的机身股，在洞顶不远的公路旁边。所以全厂来说，是不怕空袭的。洞子旧名海孔，现在改叫海空，洞顶上刻有“霞光万丈”几个大字，还可见到以前的香火痕迹。因为地势偏僻，附近洞子又多，听说曾经做过土匪的巢穴。

厂长广东人黎国培，是空军少将阶级，听说留过学，照官阶来说，他算是很年轻的。他很严厉，常常穿着蓝色工作衣，微服出巡，当面刮胡子，工人都怕他，背地叫他土匪。

我们这批一百多人，住在一所很大的夹竹壁、茅草顶的大屋子里，由一位中队长和几位区队长管理，军事管理。宿舍进门就是左右两排，上下层的木板统铺，互相挨着睡，每人约占一公尺宽。冬天大家都披棉军服，久了大家都长虱子，出太阳的时候，三个五个地坐在露天捉虱子。

同伴中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改变姓名来的特别多，招考时要求的程度是初中，可是我们里面却由小学一直到大学都有。有的是和家庭闹意气，偷跑出来的；有的是打烂仗跑码头的失业青年；也有从军队里跑出来的逃兵，平均的年龄比我大好几岁。

金志炳一来就成了风头人物，高中学生，动作又潇洒，肯交朋友，因此身边就吸引了一群人，我去了很快就加入其中。我们这小集团除了金志炳外，还有周运乾，贵州遵义人，师范没有念完，因和继母不和，跑出来的。他也是近视眼、小说迷，有强烈的正义感，非常不满现实。另一位是陈明禄（原名官德文），除了一件破人字呢大衣外，一无所有的流浪汉，来此以前在西康什么地方当过护士。另外还有两个看来比我还小的小孩，李昂和曾宪禧，都有很好的家庭背景，偷着跑来的。

我们的中队长叫曹介中，他的名字是取介石、中正的头一个字凑成。他是我前所未见的一个最卑鄙无耻的家伙。他大概也进过初中，一向是在部队里，自视甚高的以为是了不起的“知识分子”，对我们这一批知识水准和他差不多，甚至高出于他的小伙子，怀着仇恨的心理。首先，报到后他还要来一次于法无据的口试，卖弄他初中学过，还没有忘记的那一点东西。我到后，他们就告诉我中队长口试的几个问题，如钢笔的英文是怎样等，果然他都问到了。他翻看我的记录后，含着恶意地笑道：“你怎么考取了第一名？”很不服气似的。

我们这“机械士训练班”，一般工人都觉得莫名其妙，他们只知道来了一批艺徒。最初一个月，我们每天上课、军训，上课是由厂中技术员教，包括简单的机械常识，认识机械图等。军训是中队长的事，不外稍息、立正、步伐。生活管理也是军事化，早晚点名，吃饭集合。他对我们是采取欺善怕恶的态度，对年纪大点，敢和他据理力争的就采取笼络的手段，有时为了面子，不得不打的时候也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好叫你知道他是多么的好。对那些年纪小一点，老实点，自己不敢反抗，也不会有人出头论理的，他就是另一副面孔，军训时专找错，当众拳打脚踢，罚跪、罚跑步，这就是他带兵的方法，“恩威并施”。他经常找人到他房间去个别谈话，一时铁青着面孔，一时又带着不自然的伪笑，不可捉摸。集合的时候，也爱来一次“精神训话”。厂里发给我们的东西，经过他手里，就舍不得发，要发也总得拖好久。受训时厂里发了一批圆规，被他吞没了，等同学知道的时候，他说已经用不着了，准备还给公家，谁知他还不还。伙食也是由他管，糙米饭，五人一桌，蹲在地下围着一碗菜吃，这菜换来换去不外罗葡、青菜，冬苋菜，因为他是湖南人，就规定每桌一碟油炸辣椒个菜。他是牙祭主义，每月杀猪大吃一顿，用大面盆盛肉，谁也吃不完。有一天正在吃饭的时候，远远看见厂长来了，他吓慌了，告诉我们注意他的口令，赶紧回他的寝室，换上从来不见他穿的长筒皮靴，紧张透顶地站在营门等。一声立正后，就是报告，报告时上气不接下气，声音打战，在人数上重复了好几遍，大家见他一副惊慌失措相，忍不住要笑。

有一天不知哪个同学拉夜屎，不到茅坑就干上了，第二天清早集合时他破口大骂，说是畜牲不如，一定要查出来严办，结果到底没有查出。不到几天后，他在一个什么宴会上喝醉了回来，在寝室又唱又闹，又哭又笑地发酒疯，后来踉踉跄跄地出来，连爬带滚地往茅坑跑，不到半路就稀漥漥地拉了一裤子，睡在地上爬不起来，丑态百出，还是几个厨工看不过去，将他扶回寝室。

我们的区队长倒很好，他是行伍出身，不是正牌中央军，教会我们了好几首很好听的抗日歌曲，如像“战黄河”“青年歌”等，同学们和他相处很好。

（*这两首都是共产党在那时期的军歌，后一首开头是青年青年要复兴，我们中国被人欺……）

（“战黄河”歌词是：我们战黄河，我们战淮河，微山湖水今又生洪波，不能战者不能守，只有抗战到底，没有活，敌人速战不决奈我何？我们地广人又多，父亲也不顾鬓毛白，弟弟战死还有哥，嘿，军民合作，官民合作全国成一个，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

入厂前学习，我只赶上两个礼拜，跟不上。因为考了个第一名，初来时还有点瞧不起别的同学，后来发觉自己的学习能力还不如人，这观念才渐渐改过来。学习结束后跟着就是分发入厂中各部门，交指定的老师傅学技术，大概是两年后吧，才升为技工。分发这件事，同学都非常关心，因为这也算是终身大事。大家进厂，都想学技术工作，特别是车工、钳工、电焊。学电焊的几位早就挑出来，送到昆明去学习，曾宪禧就是其中之一，是大家认为天之骄子，将来有办法。大家最不愿意的就是学锻工、木工、油缝，认为这是铁匠、木匠、漆匠、裁缝，没有出息，丢人。

分发这件事，落到曹介中手里，上方规定的原则是考虑学习成绩、体格、性情等条件，他老先生却主观地依其个人的“印象”好坏分发。平时离他近一点的就私下商量商量，分个好地方，不会走门路的，就凭他的主见。只有学习成绩最佳的几个，才是依照厂定的原则分到制图股，其余我熟识的几个人中，金志炳钳工股，宋德哉动力股，周运乾材料股，李昂车工股，张义勇和张德庸（原名李舜玉）油缝股，我和陈明禄分到机身股。

这个厂名字虽然叫飞机制造厂，其实也只能算装配厂。发动机是昆明第一飞机“制造”厂造，螺旋桨、仪表和其他某些部分是外国来的，木料、层板、铝皮，甚至白钉洋钉无一不是从外国买来的。生产的是教练机，由各部门分工做成机身、机翼、方向、水平舵后由装配股凑起来，再交油缝股蒙帆布、喷漆。生产量说来也可笑，如果上面催得紧，三个月可勉强凑成一架。厂中没有试飞的场所，出厂前加油发动，看见螺旋桨能转，听听声音，没大毛病就送出，用卡车分装交给接收单位。常常退修，据说很少飞行员敢试飞我们的飞机。

各部门的生产能力也非常不配合，机身股如果认真干，敲敲打打一个礼拜就可出一个壳子，虽然他们并没有这样故意捣蛋，一向就是慢吞吞的，库房里也早积起了五六十个成品，嚷着放不下了，专凭这点，就够厂里用一二十年。工人的待遇又低，根本就没有工作热情，尤其是机身股，孤零零地在山上，股长有事一去厂办公室，就得一两个钟头，这时三四十个工人，就临时罢工，做私活的做私活，喜欢吹牛的就吹牛，好赌的就收拾开一张工作台，围着几层人赌押宝。还有些什么也不想干的人就坐在工作台上，用榔头敲木板打拍子唱戏。我们这些新来的学徒就被派去路口放哨，一有警报，顿时各就各位，榔头的敲打声，惊天动地。这种情形，股长久了自然也明白，也没有办法。他也姓曹，名字忘记了（*像是叫曹克恭），交大毕业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厂房里他办公室内看洋文书，有时听见外面声音小了，就出来巡视巡视，挑几个没有做事的打一顿官腔。因为他管考勤，工人都怕他，不敢得罪他。

机身股一看就知是人多事少，哪知还有个夜班！夜班是姓安的股长管，他是南川县某小学的教员，人很好，大家似乎是看他面子过不去多少也做点活。夜班是由六点到十二点，只六个钟头，有时安股长请假，大家也就放了一夜假，围着火炉取暖，躲在机身里睡觉。冬天室中间生火炉子，为的是增加温度，使粘层板的胶易干。生火炉的燃料，是用层板和桦木的废料，因为中间有胶，烧得很熊。这种层板普通是五层或七层，可以胶合很厚，是进口货，很贵，但是大家却不爱惜，锯来做木桶、拖板鞋。晚上下班，许多人将大块的料，锯成手掌宽一条条地钉起来，点着当火把。

给我指定的师傅是蒲云安，是这里唯一的四川师傅，常常受大伙的欺。他是高小毕业，活路很好，考进来的。对我这小徒弟很好，他教我手艺，我教他英文，就在层板上写字母教他认，他很想学习，当时我和大家一样，觉得拉锯子、刨木板的木匠活路，不是中学生干的，起码也得拿锉刀，开车床才不委屈。我这种想法，蒲师傅渐渐也知道了，似乎也不反对。我后来做报告请改调，被调到洞里机翼股，两个礼拜后，又调回来。

机身股就是做机身躯干的壳子，先分工作骨架，再钉上层板，完全是木工，没有大机器，完全是手工活，不过许多工具是洋玩意，和中国的不一样。起初我以为木工还不简单，拿起木板就锯、刨，后来才发现并不那么容易，看见人家锯起一点不费劲，喀嚓喀嚓地就锯开啦，不知怎的锯子一到我手就变了，摇摇摆摆的不听指挥，锯得弯弯曲曲的，不几下就夹住了，费好大劲才拉出来。用刨子也是一样，总嫌刨铁装得不是太深，就是太浅，人家用起来好好的，到我手也变了，不是用力太轻刨不着，就是用力太重刨不脱，更不用说刨平。蒲师傅做的是骨架，弯弯的像月亮，我的工作就是帮着他拉大锯，这问题就来了，我这近视眼，根本就瞧不清木板上画的铅笔线，又不能靠得太近，所以往往两人辛苦了半天，完了蒲师傅一看，倒抽一口冷气，我这面拉进线一大段，前功尽弃。以后就特别小心，锯子轻轻握着，让他用力，自己不使劲。另一件工作就是帮他用刮铁刮毛要胶合的木板，这件工作简单，不会捅娄子，但是很用力，往往工作后手指抓筷子要发抖。

这些工作都还不算什么，最可怕的就是股长临时拉差，去领材料背层板和扛木料到山下洞里去用机器加工。层板倒不重，但是五英尺宽、七英尺长，不好拿，材料库又远，走时板子一闪一闪的，很不对劲，遇着风更麻烦。扛木料的事我只碰到一次，但却令我终身难忘，这种使力气的临时工作，曹股长是叫不动工人的，只叫我和陈明禄两人扛。陈明禄有二十来岁，个子大，就挑了一根较大的，我这根约有六英寸见方，七、八英尺长，从来没扛过，以为不重，一上肩，差一点站不起来，摇摇晃晃的，这时放下来已不行了，一方面也充狠，怕人说不中用，就跟着陈明禄走。这时是刚上夜班不久，天未全黑，电灯未亮。由机身股到厂如沿公路走要兜一个四五里路的大圈子，上下班都是走的小路，约有百来级不整齐，弯弯曲曲的石梯，我还没有走到小路口，就感到压得受不住了，腰酸腿疼，眼花气喘，心跳得打鼓似的。这块木料的确远超过我年龄体力所能负担的，如要勉强挣扎，到小路恐怕只有连人带木头滚下去，但是任务不完成也不行，就找陈明禄商量，以一包香烟的代价，由他代我搬。从此以后，我对股长就怀恨了。

我从机翼股调回机身股后，就分到夜班，夜班虽然只有六个钟头，可是大家还是认为受罪，值不得。晚上要在一点钟才能上床，清早就被上日班的闹醒，白天也很难睡觉。日班下工的时候，我们上班，见不着面。夜班工作不久后，我就生病了。

从小学开始，除了偶尔伤风咳嗽外，我是从未生过别的大病，一向以为自己的身体好。我这次生病不是突如其来的，开始足踝有点浮肿，上坡感到气喘，心跳加速，后来脸也肿了，眼皮肿得把两眼眯成一条缝。有次上班，在路上迎面碰见曹股长，没打招呼，他骂我“猪猡”，想必就是因为细眯眼的缘故。后来更严重了，走路也喘气心跳，到厂中医务室看病，医生问过病状，用听筒听了一听，开过药方，写了一张证明条，简简单单几个字“系心脏病，宜长期休养”！旁边一个医官看了说，年纪轻轻的就得了心脏病，怎么搞的！我吓得不得了，因为知道心脏病是会死人的，就先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一方面赶紧写信通知家中，准备请长假不干了。

医生嘱不能吃盐，厂里又没有病房，每餐就买橘子当菜下饭。病中脾气古怪，不理人，和朋友们也一个个地疏远了，我还以为是他们对我冷淡，更加憎恨。有天晚上金志炳拿面镜子给我照，苍黄发肿的脸，连自己也认不得了，难过得很。

这医官的诊断是否确实，我以后一直很怀疑，因为每次检查身体，我总特别请医生们注意心脏有无疾病，回答都说是正常。根据我的判断，恐怕是由于营养不良，缺乏维他命B，故有足踝发肿现象。说那医官诊断不正确罢，他开的药我吃了后就慢慢复原了。可能是属于因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所引起的“心力衰竭症”，这是没有后遗症的。

这时同学们对生活、对工作不满的情绪已非常普遍，好几个开了小差，他们多是晚上走小路偷过卫兵跑的，等中队长发觉派人去追，已追不着了。中队长说，追回来了要当逃兵整，但是跑的人还是有。油缝股的张德庸，秀秀气气的像个姑娘，就是最先跑的一批中的一个。

曹中队长后来不知道犯了什么案，被关在警卫队里，换来个姓黄的，官和年纪都比姓曹的大一点，因为大家白天上班他管不着，倒也相安无事。日子久了，大家发觉姓黄的也有他一手，是个耍刀作恶的老流氓，原来他和厂长有点亲，以前在厂警卫队干过，大家都怕他。过旧年的时候，厂里可以半公开地赌博三天，姓黄的想做庄，下了几次大注没有把旧庄轰垮，最后掏出手枪往桌上一丢，说就押这个罢，当庄的不敢开宝，只得让他来。这个赌场吸引的人很多，同学里也有很多人去，有人钱输光了回来找人卖衣服后又去。听说赌场卖东西的很多，很便宜，我颇感兴趣，跑去结果什么都没买到。

我们的工资很少，大概只是一个中士的饷，但我用得很少，寄了几块钱给母亲，其余就积了起来，因为旧痛犹存，不敢上赌场开戒，不过新年上还是和李昂等小孩几角钱一次赌牌九玩。

这厂职工眷属上千，可是康乐福利少得可怜。两个篮球场，一个中山室，和一个眷属开的茶馆，中山室好像也不是为工人设的，一个布置得很漂亮但小得可怜的弈棋室，一个高级官长用的有抽水马桶的厕所，同学们初来时也有人上过这厕所，还在壁上题过诗，后来经中队长宣布不许再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公共的理发室，和一个阅书报的地方。妙的是这里国内书报杂志少得很，总是那几本陈年旧货，可是洋文杂志却经常有来。那时我正希望找点精神食粮，来填充头脑和排遣枯寂，到此只有望“洋”兴叹，心情和一个文盲看见书报一样，那时我就发誓以后一定要争取学习的机会，将自己的知识水准要提高到能阅读英文书籍。

大哥每隔几天给我寄一次《新民晚报》，这些报纸像宝贝一样传来传去。我们倒并不是关心国家大事，主要的还是在看他副刊里的幽默小品，说俏皮话、讽刺性的故事，从那时起我就有了小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

记得那些时候正是苏德战争最剧烈的时候，德军集中精锐，发动冬季攻势，屡叩莫斯科大门而不得入，我很是为希特勒着急，希望他早点打进去。这倒不是由于我思想反动，那时我对政治观念很模糊，对德国和苏联均不了解，觉得他们打仗，与中国无关，对于希特勒是盲目的英雄崇拜，迷惑于他初期的胜利，至于侵略的目的、后果，我是懒得去想它。我想对拔都、成吉思汗、拿破仑之流盲目的英雄崇拜，在我那些年代里的少、青年中间，是很普遍的。但是对于日寇，我就是另外一种想法了，巴不得我们给他几个大败仗，但不幸总是事与愿违，地方丢了不少。可是从报纸上看来还老像天天在打胜仗似的，这使我根本就不相信报纸上的国内战事消息了。

请长假的报告送上去，转来转去地转了很久，厂长批了一个可字又转了回来，这时我病也好了，人家开小差都想离开这里，我还有什么留的理由。立即办离厂手续，到处跑找人盖章，许多从来未到，没听说过的单位都跑交了，盖了十几个章子，跑了一整天，才办妥了。这天厂里出了一个布告，说我藐视长官，记大过一次，罚薪半月，看了莫名其妙。布告里也没有写详细情形，反正我手续已办妥，让你去记过罚薪吧。我想一定是姓曹的股长搞的，但是我从没有和他冲突过，难道就是那天我碰见他没敬礼打招呼，他骂我猪猡引起的？他骂我的时候好像还在笑，这两个字有点耳生，过后才回味出来。

走的那天，金志炳和别的几个以前很好的同学上日班，并且病中和他们都疏远了，没有告诉他们，几个素来不理睬的同学，他们做夜班，殷勤地请我吃包子饯行，对他们的友谊，感到又感激、又惭愧。

我在二厂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五个月，但是这段时间却是我回忆中最珍贵的一页，那些有着和生活斗争勇气的同伴们，还时刻出现在我的脑中。据我所知，在我离开后半年内，陆续逃跑了许多。后来换了厂长，一切管制得更严，来往信件都要经严密检查，动不动就禁闭。我和周运乾通信他就是用的化名，改为周乘熹和周沧麦。他在洞里最深处的材料库工作，见不到阳光，事情少，成天在电灯下看书，不到一年就来重庆配眼镜，竟有一千多度。我和他通信有三年多，最后我开玩笑说我有爱人了，他要照片，我就寄了一张法币去，其实那时我正在准备考高中，追求的目标已不是钱，他想必因此误会。他最后一封信说也有了爱人，就是工作，为了追求她，他最近即将离厂，还特别说以后通信照新地址写，可是找遍了全信，就没有写新的通信地址，从此就失去联络。向别的同学们打听，所得的结果差不多一样，我想他比我年长，认识清楚，当会走上正路。 Hkvb8XtqN9WhcQA3YhZ+u06nR/zT5q0U+vmAMDWgaLsMJ7WFyl8LsZFNKEcyX7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