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乡下生活（初中阶段）（1939年~1941年）

水土沱是属江北县的一个大镇，逢旧历一、四、七赶场，非常热闹。这里有一家火柴厂，一所国民小学，二哥的母校求精中学，比我家先疏散来此，街上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有许多旧小说，是我常去的地方。

以前一直住在重庆，只有两次在清明前后同父亲回巴县长生桥川塘湾拜坟，才知道牛怎样犁田，米是从哪儿来的。在城里到处都是人和房屋，只有到公园才看得见树木和青草。乡下人进城来我们笑他，我初次下乡也闹过笑话，那是在路上看见一块刚下种的秧田，以为是块平地，很高兴地就跑下去，鞋袜都陷入稀泥中，好容易才被人家拉上来。

祖屋位置标记：就在竹园村小学下面一点。现在通了高速公路，从四公里隧道出来几分钟就到了，以前从重庆要坐船绕过来再走好长的路，大半天才能到。（摄于2000年）

长生桥川塘湾的祖屋，久无人居住，中间石阶上面原是堂屋，已塌多年。从宽大的石阶还可以看出当年房屋的规模不小。（摄于2000年）

（注：2019年初曾有家人去寻访，因大规模房地产开发，祖屋现已无迹可寻。

我们住的地方叫人定寨，是一块离街不远的高地，房东是地方上的大爷，名王子光 （*这个恶霸地主解放初期怕挨斗争，吓得病死了） ，过去当过什么局的局长，所以有的人叫他王大爷，有的叫他王局长，可是谁也不敢叫王子光。王大爷乡里有田地，镇上有铺面生意，他另外还有一笔不算少的固定收入，这里江边秋天水退后，露出很大一片沙坝，许多穷苦人就在那里搭起简单的竹棚住家，也做一点小生意，主要对象是码头上的船夫和来往的客人，王大爷就在最热闹的地方，画了一块地，算是他的，凡是在此搭棚做生意的就得向他缴租金。沙坝上有几个粪坑，也是属于他的，可以卖钱。他院子里的粪，也是包给附近一个农民的，用粮食计算，听那农民讲，很不合算，可是又不敢退。王大爷每年请一次春酒，坐十几桌人，收不少的礼物。

王大爷个子很高，声音很大，即使没有发怒，听起来也很可怕。五十多岁了，走路还是很快，大步大步的。同他上街赶场，哪怕再挤，也有人会让出路来，用不着你去挤。

他家里的人都怕他，他在家的时候，小孩不敢唱歌，大人不敢高声讲话。我也怕他，住了几个月后，听人说他脸上有麻子，还不敢相信，因为从来没有正面对他瞧过。他有个规矩，住他院子的人，不许吹口哨，据说是招强盗，我是被他干涉过的。他不抽烟、不喝酒，有时打打小牌，但难得打完四圈，中途要是想起点什么事要办，或者是手兴不好，常常牌一推，拿起钱就走了。和他打牌的人不敢捏他的牌，父亲和他打过牌回来很不高兴，说他是“粗人”。

王大爷稍识几个字，对于能有我们这样一户重庆城来的佃客非常引以为荣，知道父亲曾经做过“大事”，更是另眼看待。常常拿我来作比，骂他的二儿王星吉不争气，这是他常看见我看很厚的小说的缘故。

我们只有两间房，一上一下，楼上那间三面当窗，空气好，光线足，可以望见远处的嘉陵江，比城里那黑洞洞的房子好多了。另一面从窗口伸手就够到葡萄架，每年都可以偷到几串葡萄。楼下有个小小的堂屋，夹了三分之一做厨房，其余就是全家吃饭、我睡觉、继母摆观音的地方。

刚来带的东西太少，不能开火，有这样无那样的，很是不便，还需要往城里搬东西，这时华兄在重庆要照顾生意，父亲年纪大，又没有办过这些小事，继母更不用说，嫂嫂有了第三个小孩，也不能去，我不过是十二岁的小孩子，不管事，显然这件事只有母亲去才行。那时重庆还是常常挨炸，向外搬家的人多，找力夫、租船都很难。母亲走了两次，将大部要用的东西都搬来了，事后对我们说：“人是磨炼出来的，什么困苦艰难都可以克服”，大家都很佩服母亲。

神龛没有搬来，只带回来个神主牌，没地方放，每天的烧香敬神就免了。继母的观音和经书是第一次就带来的，照常每天念经。侄儿、侄女叫她念经婆婆（第二个婆读坡字音，是重庆人对祖母的称呼），以和母亲区别。

在城里每逢过年，堂屋八张太师椅要铺红垫纸，桌上铺毡子，点红灯，除夕时在堂屋摆上蒲团，给老人磕头拜年，老人照例是一番祝福：百病不生，升官发财，做大总统，弟兄间作揖。下乡后什么都改变了，排场不用说免除，头也不磕了，对老人拜年是三鞠躬，平辈一鞠躬。第一次还觉得有点那个，以后也惯了，这是家庭里对礼仪的一次革命。

家庭的经济情况起了急剧变化，以前一切用度都是靠父亲薪水，后来靠积蓄支付，华兄（*大哥名远华）虽然可以赚钱，并不要他养家，薪水除了两人的用度外，都存入中央信托局，准备将来作儿女的教育费。下乡后，父亲将他的现款和合伙做生意的本钱统统收回，大概有5000元，在银行开户头存起来，为了想多得利息，是存的长期定期存款。当时计算乡下的生活比重庆还低，每月的利息是绰绰有余，认为是万全，哪知后来物价天天上涨，利息还是那一点，几个月后，利息的钱就只够菜钱，几年后，连那本金5000元也只够买几斗米，并且还拿不出，利钱更微不足道，早就没有去取了。父亲一生光打小算盘，吃了这个大亏，一生的积蓄就这样完蛋，其伤心是可想而知。

从此乡下这个八口之家（三个老人、我、嫂嫂、三个小孩），就只靠大哥的薪水养，另外二哥在陕西读书，也得时时由他寄钱。当初父亲不放心，没有拿钱给华兄做资本合伙，华兄没有别的收入，只有多兼事。有一个时候做了一家五金店的经理，两家五金店的会计，就这样还是每月借支。好在轰炸时期是五金业的黄金时代，每年有很大盈余，分的红利可抵借支。只是人家几年就开店自己做老板，他却总是丘二（*重庆话丘二就是兵）。

刚下乡的时候，家里的衣服是包出去洗，后来是嫂嫂提到很远的一个小溪和洗衣妇一道洗，回来要爬七八十步坡，每次我在家就帮她提回来。

父亲也做事了，赶场天提着篮子站在场口买菜，也不顾什么面子不面子。本地的火柴厂老板徐湛元，是他的老朋友，家就住在附近，但父亲也很少去，父亲是不肯求助于人的。没事父亲就逗逗孙子，看小说，和院子里的太太们打小麻将。父亲常说以前打过很大场面的麻将，但我看他打小牌输了还是很当一回事的样子，面孔红红的，绷着脸，嘴巴角拉得下下的，还微微发抖，将牌用劲在桌上挞。喝酒抽烟的习惯照旧。

物价不断涨，大哥的钱常常接不上，向王大爷借钱借米的时候很多，乡下的物价算比城里便宜得多，但家中伙食远不能同以前比，有个时候长久没有吃油，父亲大便拉不出来，很是痛苦。

家中别的人穿衣服不成问题，旧衣服多，成问题的是我。以前在城里我是怕穿新衣服，现在是不能穿新衣服。幸好二哥留下的学生制服很多，都很完整，我就找到什么穿什么，但是怪里怪气的样式，大小也不太合身，穿到学校去有点不好意思。尤其是夏天找不到薄一点的衣服，还穿厚咔叽，热得受罪。下乡后就没有穿布鞋，夏天草鞋，冬天麻窝子，念书的时候常走长路，草鞋不经穿，常常赤足。夏天中午，赤足走石板路的滋味是很难受的。

念初中的学校是江北县立中学，地点是悦来场徐家坝，从水土沱到悦来场水路是二十里，由场上到学校约七里。二十里的水路可以坐木船，船费很少，但是我每星期回家一次都是沿着江边走两小时的路，只有开学的时候有行李才坐船。学期结束前是将行李分批背着走路回家。每个礼拜六我是一定回家，礼拜天下午返校，往返五六十里，为的是在家里打一次牙祭，因为学校的伙食，比家里还坏得多！

有个时期家里生活实在难维持，嫂嫂吵着要去帮人（就是给人做仆佣），大家都在想办法开源。继母是用手工缝帽子，用以前剩下来的料子，她是在准备走三姐家用的钱。有一次算是想出开源的方法，糊火柴盒子，材料是向厂里领的，糊的方法也很简单，很快，工资是以一万个盒子多少钱算。那时我在学校，家中是全家动员，有空就糊，父亲的劳动热情最大，连吃饭时也是一边吃一边糊。糊了十几天，屋里到处都堆着火柴盒，可是算一下，离一万的数目还很远，平均全家动员糊一天的工资还不够当天的菜钱，计算过后，大家都泄气了，生气地将剩的材料作引火柴烧了。

第二次开源的办法是嫂嫂想出来的，买了些地瓜、水果，煮了十来个蛋由我和她提到两三里外的求精中学去卖，她从来没想到会做这样的事，很不好意思，我真是陪伴，也觉得有失我这中学生的身份，送她到门口就跑开了，生意不好，两三次后就不再去了。

家庭经济状况不好，不过大家还算能忍受，没有怨这个怪那个，但是嫂嫂性情起了显著的变化，常常叫头痛，躺着不起来，和我吵过几次架，有一次差点打起来了，在母亲面前也常顶嘴。这些事发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钱，再一方面是大哥几个月才回家一次，生理上又有点小毛病。

父亲早就有意思“出山”，可是实在也难找到一个适当的工作，他只能在钱庄里找工作，但是以他的历史，人家也实在难给他找个适当的位置。以他的能力，那就更成问题，他已经六十出头，离开钱庄七八年，以前账簿是直写的中式账，现在都用横写的西式账。又是一千多度的近视眼，提毛笔手也有点发抖，钢笔是从来没有摸过，阿拉伯数字长一点的就很难认。这些当然人家和他自己都是知道的，父亲也说得明白，出去是混口饭吃，解决烟酒问题。后来总算老朋友帮忙，在宜宾聚丰钱庄找到一个出纳主任的位置，我想不外是盖盖章，很明显的是位吃闲饭的角色。父亲平时个性也是很好强的，到这般田地，心里当然很难受，听说还常听到冷言冷语的，受年轻人的气。在这段时期，他曾破天荒地和我写了一封信，充满鼓励和慈爱之情，我才认识父亲原来也是很富于感情，不过是平常没有流露罢了。父亲的收入不多，但除了他自己用的一点外，都拿回家。经济情况未见好转，我的学费是无论如何继续不下去了，我也不愿坚持一定要念完初中。二哥还有一年多才毕业，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

我初中只念了两年，在江北县立初级中学，我认为这两年里毫无所获。这学校并不好，离家二十七里，也不算近，唯一的好处就是收费低，主要就是伙食费。房东的二儿子王星吉在那里念书，并说有他在，入学考试没有问题，言下表示他在学校很吃得开。进校后果然发现他是知名人物，以“横”著名。他班次高，常带头欺负低班的同学，身强力壮不讲理，大家都怕他。他爱玩篮球，技术不高明，可也是校队选手，赛球时哇哇乱叫，指挥这个，指挥那个的，一张嘴不停。学校的风气是高班的有权欺低班的同学，哪怕高班的是个年纪小、个子小的，低班是个大个子，碰见了也只得忍住，要是胆敢反抗，就会激起高班次一群有“正义感”的同学的公愤，要吃大亏。我有王星吉保护，没人欺侮，只是他爱向我借书和其他小东西，都是有去无回的。

同学中绝大多数家庭背景是中小地主，本县人居多数，很多年纪是二十出头，成天不读书，这大半是绅粮的子弟，是借读书躲抽壮丁，听说早几期同学里连棒老二和抽大烟的都有。（*棒老二，四川方言，指强盗、土匪）

校址是一个姓戴的大地主的院子，三四百学生的宿舍教室都在这里，填了几块水田作球场。他家挂的匾很多，人口似乎很少，就住在教室旁边，平时很少见进出，可是从不时飘出一两股鸦片烟味这点，证明确实住得有人。

前一任校长姓戴，是房东同族的。这学校的校长很少干上三年的，都是一两年一换，由地方上士绅中的知识分子轮流来，听说是个肥缺。江北是个穷县，教育经费不多，油水就出在学生身上。学校是以学费低作号召，所以人数多，每学期收的膳食费是按当前物价收全学期的，膳食费收来后，就由学校（也就是校长）自行处理，或放高利，或囤谷子，学生无庸过问。物价上涨，币制低落，校长管不着，于是每学期上了一半光景，学校计算原来的伙食费不够了，以前每月8元，现在每月是12元，赶快通知补交膳食费。物价上涨是必然的，于是每学期缴两次费也成了定案。其实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第一次收齐膳费，就买好全学期吃的米和其他必需品，就不会受物价上涨的影响，再不就学生每月缴膳费，也可以不吃物价上涨的亏，但这样一来，这校长还有啥当头？

除此以外，还有搞头，几百学生的伙食是由学校包给“伙食老板”做，论月议价，名义上学生也派代表参加，但是起不了作用。刚开始几天，饭菜都还看得过去，以后就越来越差，老板借口物价涨，赔老本了，同学只有摔破他几个土菜碗出气，后来学校规定哪一桌缺碗全体赔，就不再摔碗了。那时的伙食是饭尽吃，八人一桌，四样菜，用浅平小菜碗盛。小菜不外是南瓜、空心菜、胡豆等最廉价的时令菜，用不着抢，照例是第一碗饭未吃空，就四个碗底朝天，这时就只好拿出自己的私菜或买附近农民提来卖的萝卜干、泡菜。这使我最为难，通常都是一人买来招呼全桌吃，我是几乎没有零用钱的，老吃人家的固然不好，独我一人不吃也显得太特殊。从家里带菜罢，人多，几顿就吃完，解决不了问题。有一次使我最难堪，同席的一位同学，带来了私菜，上了桌他叫了声请，就有三四个动筷子，我是按兵不动中的一个，后来他又对另几个未下手的一个个的请，独不叫我。我和这同学平时并无恶感，真猜不出他是何用意。我们的席次是自由找八个人组合，一学期要重新编几次，我最怕的就是编席次，谁都愿找自己亲近一点的同学编一席，有小集团的很快的嘻嘻哈哈一阵就组成了，剩下的就是那些谁也不愿同席的捞菜大王、粪船（对那些不讲卫生，不修边幅同学的称谓）和那些没有小集团的“惰性元素”（不活泼分子）。我是属于后者，自己出头组织不起来，运气好碰上人家七缺一，拉我去写在名单后面凑数，运气不好就编入混合席或最末凑不足八人的零头席。平时伙食不好，过年过节却打大牙祭，肉多得吃不完，饱一顿，饿一顿的，常闹胃痛，有人统计我们平均每天不到一钱油！

伙食不好，有钱的就吃零食，同寝室有位外号“骚骡子”的同学，每天晚上睡在床上剥花生吃，就在我旁边，常常引起我的食欲，口水直往上涌，又怕吞时发出声音惹人耻笑，这是生理反应，控制不住。心里把那头骚骡子恨透了，那学期放假前一天，有几个高班次同学来找他的麻烦，我心里好高兴。

学校的教师每期差不多全换新的，待遇低，请不来好教师，有办法的等到有了好差事就挂冠而去，不中用的就留下，这也算淘汰，不过是淘汰好的。同学心目中的好教师是讲书会扯把子，能讲笑话，使听的人不瞌睡，考试题目容易，先勾范围，打的分数高。记得有位大家认为最好的物理教师，是本县有名的教书匠，上课时就是比手画脚，从黑板这头跑那头，不时夹几句下流话的老头。

校长是张君仪，当了一年半，继任的是左树屏，我在左任下面读了一学期就退学了。张校长是江北县国民党青年团方面的有力人物，胖胖的脸，哔叽中山服，金丝眼镜。他同他太太住在学校附近一所小洋房里，平常少见，每周礼拜一主持周会从不缺席。他很会讲演，声音抑扬顿挫，慷慨激昂。同学们爱学他捏紧拳头，伸直颈子，高叫“现在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应该咬紧牙关吃苦啊！”讲到咬紧牙关时他是的确在咬紧牙关，苦字拉得特别长。

同学都很高兴参加纪念周，用不着点名，保证无人缺席，这倒不是校长的卖座力强，主要是大家想看Miss。原来我们还有一个女生部，离学校约五里远，平时大家不往来，周会是合在一块开，她们坐前面，我们也争着往前面挤。同学们神通广大，她们中间几个模样好看一点的姓名，是哪一个场的人，大家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学校很少活动，两年来只去过女生部一次，是她们邀请全体男同学看话剧。男女同学既无往来，中间也没有罗曼司。同学都很封建，要是谁敢去追女同学，被大家知道了，是会“幽”得他下不了台的。

同学大都是从农村来的，很少一部分是自耕农，家里卖谷子读书，他们大都很刻苦，人也老实。但最多的还是所谓绅粮的大小地主，和住在县城里生意人的子弟，他们不是来读书的，也不怕开除，说是“开除了老子回家，当保国民学校校长去，有啥关系！”那时规定是每保办一个学校，但是经费少，常是一个学校只一个校长，兼教员、校工。校长因为没人干，就不讲什么资格，只要小学毕业，能识几字，“管”得住学生就行。校长说来也很威风，名称好听，下面几十个小鬼，任打任罚由他，逢年过节还有“尊师礼”可收，并不是完全没出息。

我们学生和兵差不多，附近农民很伤脑筋。常常集体出动，去堰塘摸鱼，晚上打牵藤杆火把到田里捉黄鳝，甚至晚上大伙去田里挖荸荠，硬是等于偷窃了。这些对我很感新鲜，常常跟着一道，不过成绩总不如别的来自农村的同学。此外还学会了钓鱼、摸螃蟹，夏天也常到塘里学游泳，总学不会，认为身体特殊，根本就浮不起。

我的眼睛，在小学末期就感觉到近视了，看电影坐前面还看不真，那时根本就没见过像我这样的小孩戴眼镜，自己也没有想到配眼镜的事，就是家里给我配了，怕还不敢戴，因为人家一定会把我当怪物看。为了解决问题，在家里找到两块浅的眼镜片，在必要场合，如像看电影、考试的时候看黑板上的题目、钓鱼时看浮头，就用手执着镜片，用一只眼睛看。这动作有点奇怪，总是偷偷的，怕被人瞧见。在初中念书问题就大了，老坐第一排，还是看不清，不能抄笔记，考试要向教师要题单底稿，不然就得跑到黑板面前，这样听讲的能力就减少一大半，并且眼也用得太过度。天天过着混混沌沌的日子，加以营养不好，就常常头痛，思想不能集中，得了神经衰弱症，不但对读书兴趣索然，就对生活，对周围的同学都感到讨厌。学习能力降低，觉得自己处处不如人，自卑的情绪非常重，慢慢地和同学也合不来，不合群了。这一切，和环境的恶劣也有密切的关系，学校是水电俱无，吃用的水是从井里弄的。夏天水枯了，要跑很远去找水，煮饭用黄泥水，常常可以发现饭里有鱼虾。没有电，晚上自修每人自备菜油灯一个，有的同学点桐油，黑烟四起，火光摇摇，这对我的近视眼也有很大的帮助，对晚自修我是尽量避免不上。平日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考试时大家都开夜车，不能睡觉 （*同学叫考试为“坐月”，即妇女生产） 。寝室潮湿得很，夏天进门就是蚊虫扑脸，声如几百架轰炸机临空。我没有蚊帐，根本就睡不着觉，后来用几根竹棍、床单、被面通通用上，做成布幕，好了，蚊子钻不进来，可是密不通风，又闷又热，照样睡不着。并且臭虫之多，胜于蚊子，捉不胜捉。我曾经发誓，将来做事有了钱，第一件事就是买床好蚊帐。夏天是摆子季节，最盛行的时候，全校打摆子的同学总在一半以上，全学期一次摆子也没打过的寥寥可数，很幸运地，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许多好赌的同学，天天晚上摸到附近农家去打麻将，他们的术语叫开方程（城）式，或堆砖，或照相。附近农家靠租牌抽头，成了副业。赌得最厉害的时候是开学前和放假后，有的同学将学费输光了不能注册，也有的同学将被盖卷和回家的路费输光了走不得。这些场面都很大，现钱往来，我参加不上。并且他们大多是白天睡觉，晚上工作，我也没有那样大胆。

但是在中学我也赌过，输得太多，下不了台。

那是在初二上的时候，我的寝室在楼上，上楼后要经过弯弯曲曲一大段路才能到寝室，寝室三面是墙，只有一个窗户，冬天小便就用一个粗竹管从窗洞里伸出去撒。因为房子地势好，训育主任晚上查铺还隔老远我们就知道，所以是赌博的好地方。同寝室的六位同学，五个好赌，因此每晚照干，碰上白天无课，还加班。记得那四个同学是胡来鑫、孙显武、干从德、陈旺才。胡的哥哥是江北县城的大流氓，他本人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天棒”；孙同胡是密友；干是一位军官的少爷，年纪比我还小一点，每天吃喝玩耍，不读书；陈是个小地主的儿子，最初和我交情很好。赌博的道具是胡带来的一副旧扑克牌，玩十点半。我认为从小就玩惯了，还怕你们不成。起初大家是打着玩，输家凑钱买点儿花生、地瓜之类来请客，后来就干脆赌钱，但是大家钱都不多，玩不起来，最后变通办法，记账！那时我从家里能够拿到的零用钱不过一两元，赌博开始不几天后，就欠了差不多五六元，已经超出能力负担以外，心里有点着慌，希望转运，继续干，一两个礼拜后，赌账已积到十几元，除了姓干的以外，三家都是我的账主，这时还执迷不悟，心想再干下去，等到只欠五六元了就停止，将来放假把退伙食费的钱扯来还。以后就是我们四人赌，偏是越累越多，像做噩梦一样，突然发觉自己已经欠了四十多元赌债，对“转运”也绝望了，这数目甚至令那些成天打麻将的绅粮同学也感到吃惊，私下告诉我他们一定联合起来在搞鬼。这时我也感到再赌也还是难除清，兴趣也大大减少了。姓胡的也突然变好人，说是赌博误人，发狠将他那副旧牌烧了，表示决心洗手不干。他是我最大的账主，由他出头做好人，打了个对折，分期在学期终了还清。学期快结束，他们催账也加紧了，要我从家里拿钱，这哪可能。这学期我担心的倒不再是期终考试，而是如何应付赌债，还债的能力不用说是没有，就是有我老实说也不愿意，因为多少也觉得有点被欺骗的迹象。

学期还有几天就结束了，他们也不来催债了，我预感到他们是在决定采取行动。按规矩，没钱还赌债，或还附近小食摊的食债，放假离校那天，债主就守在大门准备押被盖卷，下学期开学有钱还账就取回，无钱就对不住，被盖得换主人。以前几次这种事情是看见过多起的，这次显然就要落在我头上。这时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求情没用，硬打硬冲不是他们的对手，最后想到找学校当局解决。我写了一张报告，将受骗原委和目前情况详细说明，请学校作主保护。偷偷写好后，自以为人不知鬼不觉，就到办公室去，准备见训育主任，谁知他们毕竟神通广大，发觉了，就在路上搜出这篇报告，说好说歹将我拖回去，说大家同学一年多，有话好商量，何必走绝路，闹开了大家没脸见人。事情解决了，被盖卷不扣，退伙食费的8元多，由他们代退抵账，其余的账如何处理没有提，这学期总算这样圆满解决了。

第二学期开始后，他们知道我的确榨不出钱，也不追账，只是姓胡的常常明借暗偷地从我抽屉和寝室里取东西。有一次他借了一本字典和一本小说书不还，我趁他不在的时候拿回来放在寝室里，他又从寝室取去，并且向同寝室的人招呼过，说是姓胡的拿走了。另外有一本厚的练习簿，贴得有很多我心爱的外国邮票也被他拿走。这学期姓胡的因为殴打同学，在中途被学校开除，听见这消息，我受的打击恐怕比他更大，因为这样他可毫无顾忌地对我掠夺和报复了。幸好学校对他也有所顾忌，开除后立即通知他家庭，由他哥哥将他领回去，总算逃过了这一关。姓孙和姓陈的没向我要账，也没取东西，但是大家像仇人一样，互相不讲话。

很快这学期又快完了，期终考试结束的前一天，一个晴天霹雳，姓胡的来了，住在姓孙的那里，他传出来话，说是来住两天，看看老朋友的，不是讨债，叫我不要害怕。其实他的真正用意，是很明显的，他的目的恐怕不光是我的被盖卷，还要向我报复，狠狠地揍我一顿。那天我没有见到他，但总感到一个恶魔跟在我后边，等着伙食团最后一餐一过，大家收拾行装高兴地离校的时候，就找我算账。那时我心中的恐惧，比以前热病时做的噩梦更甚，因为即使在做噩梦时，心中到底还明白这是在做梦，当梦一醒，一切可怕均将化为乌有。而现在所碰到的是活生生的人物，摆在前面的问题硬是要解决才行，别无二法。这一天我神不守舍，几乎为突如其来的打击所瘫痪，常常一个人站着发呆，心中为后悔和恐惧所折磨，晚上是彻夜失眠，胡来鑫的影子紧紧抓着我。第二天我总算有了决定，先将东西略略整理一下，不露神色。中饭是最后一餐，打牙祭，趁他们大吃的时候，匆匆溜回寝室，几分钟将被盖一卷，偷偷从后门溜出，到给我洗衣服的农妇家去，说是有人寻仇，借她家躲两天，她答应了。两天过后，才回学校，确定姓胡的、姓孙的都回家了，才办离校手续。

回家后半年内还几乎每晚梦见姓胡的逼债。这年我家经济情况更坏，我也不坚持（不敢）再念书了。

不念书就得找工作做，我这时才十四岁，自己也不知道能做什么事。关于我的志愿，以前想是想过，总拿不准。二哥有一次写信来要我的文章，题目是他拟的“我的志愿”，我拿到了很伤脑筋，最后只得胡乱写了一篇，说是没有什么大志愿，只想做个小商人混一辈子。二哥信以为真，深以我的“没出息”而感遗憾。记得以后他又来信要文章，题目叫我自己定，我最怕作文，就胡乱将自己记得的一篇开始是“深夜不庥，忽闻犬吠”的短文改了一下寄去，回信是一顿教训，信封上我名字下面的先生两个字也免了，以后好久他来信都不提到我。

最初找事是三姐打主意，叫我写信给她婆家的二弟，请他帮忙在银行里找个练习生当。我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工作都可以，只要能挣钱回家，不在家里吃闲饭就行。就依她的话工工整整地写了一封信给她二弟，不久回信来了，说我年纪还小，恐怕做不下来，叫我等等再说。不久我就决定进城去在华兄那里住一会。重庆那时是陪都，是人物荟聚之所，怕还找不到饭吃。由家里到重庆旱路是九十里，几乎整整走一天，那是大热天，路上口渴如焚，看见摊上的凉水无钱买，沿途碰见井水或泉水就喝。以前从学校也进过两次城，可是没有这一次艰难。

大哥在城里似乎并不如我们想象那样苦，在应酬场中，还爱摆阔，吹牛没得个底子，有一次在有女招待陪酒的席上，要我给他做证明家里有两个嫂嫂。他服务的一家五金店曾经被轰炸，据他说他损失了好多套西服，母亲的缝衣机，叔父的一大箱锡器，也都报销了 （*抗战期中叔父一直在上海主持牙刷工厂） 。大哥全年都穿布中山装，冬天披上五六年前父亲给他做的旧大衣，手下也有了徒弟。和父亲一样，一根叶子烟杆不离手。他还是喜欢看书，只是已经买不起大块头的书了，大部分是抗战期中后方用土纸印的书籍，也有几本苏联外文出版社的精装书。

在中学我读小说的兴趣已经有了转变，剑侠小说和旧的章回小说已绝对不看了，对它还存着厌恶的心情。看得最多的是新小说，图书馆有一套万象书局出版的现代作家的小说选，包括鲁迅、巴金、茅盾、老舍、沈从文、丁玲、叶绍钧等的著作，我非常爱读。作家的愤慨、控诉，也在我心中起了共鸣。对于善恶是非，道德伦理，也开始感到怀疑。但我对阶级的觉悟，还是不够，我把鲁迅小说中讽刺贬责的封建势力的维护者，如《啊Q正传》里的赵太爷、《离婚》里的七大人，《肥皂》里的伪君子等，认为是个别现象，因此我憎恨的只是这些“个人”，而不是他们整个阶级。此外，我对侦探小说和张恨水的所谓社会小说，仍保持适当的爱好。

因为我常常到学校图书馆借书，图书馆的管理员对我很注意，但在校时他并没有表露，我也没有发觉。初二下那期暑假，我突然收到他一封信，他说他很寂寞，希望和我通信交友，并申明他没有任何恶意，请我不要害怕，我当时没有回信，进城了更忘记了，后来想起来有点后悔。

在校时期有两三个很要好的同学，可是都没有维持多久，离校后和同学们就都断绝往来了。

在乡下这段时间没有罗曼司，有时还梦见小学女同学刘光宇。我有两次新奇的、愉快的，可以归纳为性行为的经验，一次是在玩耍中强吻了邻家一位九岁女孩，她已经有点懂事了，笑着骂了我一句，以后就再难碰到同样的机会。第二件也可以说是亲吻，对象是不满一岁的婴儿，我将嘴唇送给她，她当奶头一般吮了起来，使我感到几乎瘫痪一般，麻酥酥的快感。后来觉得这有点不道德，没有再尝试。

这两年多没有几次犯罪行为，考试作弊大家一样，并不感到严重。有过一次偷窃行为，原来我从小有个不大好的习惯，爱偷偷打开家里那些陈年不动的箱子、柜子，这种箱子、柜子在家里很多，开箱的目的一方面是满足好奇心，再一方面是想搜集点好玩的小东西，如像祖母时代的纽扣、珠花、旧的挂表、不用了的眼镜等等。在学校我老毛病发了，趁没人偷偷开了同寝室一位同学装零物的盒子，偷了一锭墨和一支坏了的女用钢笔，这墨后来又偷偷还给他，但钢笔舍不得，又不敢放在自己箱子里，就偷偷藏在很远一道围墙的泥缝里。即使如此，还怕被发觉，天天提心吊胆，后来带回家里，怕家里的人问，仍旧不敢拿出来，其实那是一支根本毫无用处的玩意。

另一件至今还觉问心有愧的事是欠了两位穷苦老人的吃食账未还，在初一下的时候，我特别爱和同学“划甘蔗”玩，“划”是动词，有剖的意义。卖甘蔗的是一对六十多岁的老夫妇，我们在那里记了相当数量的账，说是下学期付，下学期这老头不卖甘蔗，而开小店卖零食了，对我们的账也忘记了，我们也就不提，当时也觉得不对，但还是没有给他。

初中时对政治意识很薄弱，常常听见同学讲乡下什么地方杀了多少共产党，心中觉得很奇怪，乡下也有了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