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年（十二岁前）（1927年~1939年）

一九二七年冬天，我出生于重庆。（丁卯年腊月十二，公历应是1928年1月4日）

我们的家住在一座古老的大院落里，房子是一个早已没有往来了的远房亲戚（姓胡）的，是个地主，由于家里人口少，渐渐没落了，每年收租是由他管事经手。我们佃的这个独立小院，楼上楼下共有八间屋，堂屋、天井、厨房都很宽。房子住不完，经常总有几间是转租出去的。

和城里别的旧式大院子一样，我们四面都被很高的风（防）火墙围住，中间的天井，名副其实地像个井一样。太阳光只有当顶的时候才能落地。即使在这种时候，房子里还是显得阴沉沉的，夏天还在天井上扯起布棚，太阳更是没有落地的机会。水井的另一头，是洗衣服的地方，总是湿漉漉的，生着很厚的青苔。

家里的人，都是近视眼，有“满门进士”之讥。以前我以为这和遗传有关，但有的书上又说近视是后天性的，不能遗传，常常想不通。照我现在判断，我们的近视和住的房子有直接的关系，不然为什么嫂嫂进门后几年也变成近视，打牌看电影也要借重眼镜呢？

我们这整个院子分为三个独立的小院，共一个大门。我们上街时就必须经过另一个小院，那个小院是由一个做棉花、棉纱生意的金老掌柜租的，又作字号又住家。另一个小院也是做同样生意的字号，因为进出不从那里经过，就很少进去。

金老掌柜是湖北人，年轻的时候来重庆，白手兴家，在花纱场中，执了多年牛耳。他没有儿子，只有个过继来的不成材的孙子，和一个比我长四岁的曾孙，名叫金志炳（以后改名金怀志），他曾经在顽童中招兵买马，做寨主，其事迹是上过报的，是我幼年崇拜的偶像。金志炳的母亲是疯子，一直被关在靠街的一间小屋里，不时大哭大闹，唱她湖北的家乡戏，声音从那高高的，竖着大指头粗铁柱的窗子里传出，往往会吸引一群路人。听金志炳说，她是被她的丈夫气疯的。金掌柜为她观花、跳端公，花了不少钱，可总没有治好。

金志炳的父亲，和老掌柜一样，鸦片烟瘾很大，香烟也不离嘴，都是好牌子，还剩大半支就扔了。金志炳倒不像他父亲那样浪费，就将这些半截烟头收集起来，充分利用。他常常把那熏得黄黄的指头，伸给我看，使我对这“半截大人”，更加尊敬起来。

老掌柜对他的小曾孙子很喜欢，却很不满意他的孙子。我们家的人也没有一个和他说过几句话的，我尤其怕他那张经常板起的黄面孔，他常常骂他的儿子不成材，金志炳也很怕他，抽烟、看小说都是背着父亲干。

当大门的那条街，名叫行（hang）街，因为这一带住着很多“花行”得名。这条街很陡，下端接着千厮门码头，上端经过七八十级石梯坎，到马路。我们的院门刚好在街的中间，下半条街终年响着抬棉花包子苦力的号子声，和他们用的头上包铁的木棍，有节拍地敲击着街上石板的清脆声音，轿夫抢生意的争吵声，和堆栈旁喊着名字发牌子的声音。听大哥说，抬棉花包子的苦力，有许多是从贵州买来的不会说汉话的“蛮子”（可能是苗族同胞），他们气力大，只吃饭，不要工钱，姓名也是老板随便取的，因此同名同姓的很多，你叫一声张兴发或王洪顺一定有一大堆人跑出来。

另一种最多的苦力是挑水夫，他们大多是光着膀子，肩上鼓起长年被扁担压成紫疙瘩的肌肉，小腿上突起一团团蚯蚓似的青筋。从江边到这里要爬一百多级梯，走三四百公尺远，在路上要歇好多回。夏天，当他们歇气的时候，另一些口渴的苦力，就会招呼一声，伏在水桶边，大口大口地喝起那三四寸深就见不到底的泥水（嘉陵江夏季水很浑浊）。

一挑河水大概可卖四百钱（两分钱），是要讲价还价的。后来街背后的“机器水”站修起了，也有挑机器水卖的，那是用大桶，是花本钱买的，为了想早点卖掉，他们都放得满满的，可是出门时还是被管门的用瓢舀出一些。机器水每挑卖八百钱，虽说是清亮，但买的人还是不多，我们是中等人家，也一直是吃的过滤的河水，像金掌柜他们自己有伙房挑水的才是吃机器水。路上口渴的苦力也很少向挑机器水的讨水喝，因为他们多是衣服穿得整齐点的厨子之流，不大好说话的。

街上头是大院子多，饭馆、茶馆也是“讲究人”去的多。街下头则不然，是“下力人”去的稀饭馆和干胡豆酒馆多。小时我常常去买酱油打酒的香烛铺，一边就是摆几张方桌卖酒的，座客都是光膀子的居多，有时候他们还抓几个胡豆请我吃，但是我从不敢接，怕的是碰到偷卖小孩的“拐子”，这是大人们常常叮咛过的。

街上除了苦力多外，就是告花子多。那时还是刘湘、杨森等军阀的天下，四川连年打仗，又碰上大旱灾，农民活不了，都往城里跑。运气好一点的，能在“人市”里等到个需要请仆人的东家，混口饭吃。但绝大多数还是流落街头，挨门要饭，做被称作“好吃懒做”的叫花子。

要饭的人太多，要竞争。在这方面，残废的人，比较容易获得“同情”，因此许多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的残疾人就出现了。街头上有了烂了大半边大腿，红红绿绿爬满苍蝇的乞丐，他们是不能也不愿医治那靠它吃饭的烂疮的；扶着竹棍的瞎子，两眼皮用细竹条撑得大得吓人，表示并非冒牌；耳朵、鼻子全烂掉了，光板的脸上只剩几个洞的女人；割掉舌头沿户哇哇怪叫磕响头的；头上顶着砍进去的菜刀，血淋淋地要强饭的；头上插着蜡烛，晚上出现向人“劝善”的；也有当街表演吃观音土、吞煤炭的；也有背着满头白发老人要饭的“孝子”；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活像冲破地狱出来，受尽折磨过的一群鬼魂。街头上也常常躺着半截破席裹不住，露出蜡黄的像棍子似的脚杆的死尸。

照老一辈人的说法，这些人不是这辈子小时候不读书，好吃懒做的结果，就是前世作了孽，罚在这辈子来受罪的。因此我小的时候，一方面对他们所说的掌管人间善恶的神、菩萨，心中生着由畏惧而生的尊敬，一方面把读书看成是人生一件大事，把它的地位提高到不正常的程度。

战争、灾荒的另一副产物，就是铤而走险的人。重庆是大都市，是军阀们的财源，因此他们做的“治安”工作很好，电线杆上常常挂着血淋淋的人头，街上也常出现写有戒字加红圈的告示。后来他们也学文明了，不砍脑壳而改为枪毙（老一辈的人叫“砲毙”），杀人不计其数的候市坡刑场也改为公园。枪毙人是吹着军号先游街到河坝去执行，小孩们也学着杀人，站在背后念“脸朝河对门，二世为好人”，然后“蓬”的一声，或用手在颈子后砍一下，“咔”的一下。

街上的扒手（重庆叫抓鸡）也猖獗得很，女人上街不敢戴耳环，否则会破着耳朵回来；小孩上街也不敢戴新帽子，连坐在黄包车里的大人戴的帽子也常常被抢走；烫手的刚出笼的包子、还未离锅的大饼，也常常被抢走，在这种场合往往是四五个人一道，抢到手一边吃一边四散跑了。后来就连学生的书包、雨伞都成了他们的对象了。小饭馆门外跪着顶板凳的也多起来了（*这是重庆饭馆惩罚吃了东西不付钱的人的办法）。

但是这些对我们家中生活影响很少，还是过得很好。

我们家的在早几辈大概也是耕读传家，听说是曾祖父抽鸦片烟卖了地才搬进城的。祖父是干什么的，连父亲也不清楚，他骗我们说祖父成仙了。他留下来的东西很少，只有几瓶用了几十年，据说很灵的“刀口药”，和几个已经不知道装着什么的小瓷药瓶，除此再没有什么可以“考据”的东西了。据我猜测，他可能是个不务正业，一心想修道，以至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留下我父亲、叔叔、姑母三个小孩“出家”了。祖母没有改嫁，家中也没有财产，不知那段时间是怎样过的。她老人家活了八十几岁，我没有赶上见她，听说对我母亲这个媳妇很刻薄，有偏心。

想得到的，父亲在十二岁就开始工作了，听说是给一个钱庄拉炼银子的风箱开始，后来由徒弟、先生、庄客，一直爬到最高的掌柜，四十多年，一直在钱庄里和算盘、账簿打交道。因为自己不是老板，聚不起钱来，在我七八岁的时候，他做事的那个钱庄在新兴的银行资本家打击下，倒闭了。好在这时手里多少也积蓄了四五千块钱，大哥也成家，被送去学五金生意了，他也没有再干下去的勇气了，就将钱一部分存起来生息，一部分去做生意（*投资在关庙街“宏开西服店”，制高档西服），每天坐坐茶馆，高兴时到铺子去看看，准备就此过太平日子，了结这一辈子。

父亲积钱不容易，更何况他是干那种锱铢必较，算毛毛利的生意的，所以他在用钱方面也紧得很。我们是八口之家，生活费用是由他按月交给母亲，再加上一部分收来的佃钱，吃的穿的还看得过去，不失为“讲究人”，再早也请过奶妈、女仆。

父亲最心痛的就是那一年得掏几次，一次一大笔的我们弟兄的学费。他自己没有上过洋学堂，可说是从工作中自学来的，他是一心想我们多受教育，但又舍不得钱。

大哥读书天分很好，但是常在外面闯祸生事，父亲又想早抱孙子，就在他初中毕业，再进了短期商业学校后，就送进重庆一家最大的五金店（大安）去学生意，嫂嫂也是这时进门的。我不知道大哥对学生意是不是自愿的，我总觉得他是走上错路，他的才智，是被父亲坑害了。我却确信在结婚方面，他至少是没有多加考虑，就乐于接受了。

大哥体格魁梧，比父亲还高，十三四岁就发育得和成人一样了。他聪明，有才气，学校里成绩总是第一名。他很早就接受了新文学，我曾经看过他中学时的作文簿，白话文和新诗都很好，每篇都是密密加圈，评语是用尽了一切好字眼，甚至有得一百满分的。在写字上也花过一番功夫，独成一派，我看了觉得很好，可是学不来，父亲则说它是怪里怪气的。

四姐小的时候常常生病，脾气很不好，后来在相当于初中程度的妇女校读书，成绩也是第一名，还是领导人物，毕业后和佃我们房子住的一位姓汪的民生公司的一位高级职员结婚。（*汪受益）二哥比我大七岁，是我们兄弟姊妹中读书最用功，成绩最好的，因此他能进当时重庆第一流的，也可以说是贵族学校的求精中学读书。他每科成绩，体育、音乐、劳作在内，几乎都是甲等。要是出了一个乙等，他是非常生气，甚至要向老师质问，调试卷来看。不用说他的成绩是一直保持第一名的。父亲每次接到二哥的成绩通知单，总是高兴得不得了，口中不停地念甲、甲，一面还到处给人看，连平常不大往来的金掌柜也在内。随着高兴来的，就是痛苦，成绩单后面就是缴费通知单，他是住宿学校里，虽然学费、杂费免缴，其他的费用还是要三四十块，一次拿出来，哪能不心痛？因此这笔学费，总得由母亲催几遍，二哥再催几遍，一直延到注册的最后一天，他才唉声叹气地拿出来。

我是他最小的一个儿子，所谓：“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这一点，他是做到了的。但是对于他，钱也是同样可爱的，因此轮到我向他要学费的时候，一点不例外，很难。

我小学的成绩是远不能和哥哥姐姐比的，总平均能上七十分就算是很好的了，能够保持个不补考，就够不容易。虽然也发过几次狠，自己对自己赌咒发誓要用功，都管不了多久，没得办法。因此要学费时也似乎不像二哥那样有理由。一向父亲拿学费就是扭扭捏捏的，不幸在高小一上时，不争气给我们家里创了第一个留级的记录，这一下他更有理由了，死也不给学费，说：“送到乡下放牛捡狗屎去，不读书了”。这当然不是认真的话，可是要想赖过这次的学费的事，是很明显的。母亲看见实在没有办法，就送她的皮袍子进当铺，当了6块钱才应付过去了，事后父亲还说这是他在“鼓励”我，真亏他想得出这个新字眼。母亲没有拿话来“鼓励”我，也没有教训我，我却为这件事深深感动！

母亲为了想弄几个私房钱，免得走人户、送礼要用钱的时候向老太爷伸手，就和继母和另外一个亲戚合伙买了两架缝衣机，顶了一个门面，开起家庭实业社来，生产的是老太婆和小孩的帽子。后来生意不好，就将缝衣机搬回家来自己做，成品由继母送到商店去寄卖。经过商人剥削，一顶帽子是赚不了几个钱的，但是母亲仍是很愉快地工作，晚上很晚才睡。

父亲看见母亲有私房钱了，手里更扣得紧，能够推的就推给母亲去付。他用的方法可妙，该到要付钱的那几天，就无事找事，挞家拌伙地发脾气：比如衣服上的印泥没有洗掉呀，口袋里的什么重要的票据不见了呀（在这种情形他还装得很发急的样子到处找），闹得全家不安宁，谁也不敢向他要钱了事。钱要付的总得付，母亲当家，自然该她掏腰包。

母亲搞实业社留下来的纪念，在我额上。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三岁的时候，母亲带我坐轿子到外婆家，因为头一晚她在实业社做帽子，工作很晚，轿子一颠一颠的，她就打瞌睡了，围着我的手也渐渐松了，不知轿子怎样一动，就把我从轿子里摔出去了，重庆的小街都是石板铺地，硬得很，我头朝下硬碰硬，额上撞开了一个“娃娃口”，鲜血像水一样地涌出，母亲吓慌了，也顾不得她的一件新衣，想按住伤口，结果是半件衣服染上血污。我还记得那时在地下大哭大骂，叫把抬轿子的送到公安局去，打他的狗腿。幸好旁边正是一个小小的西医馆，当时就送进去止血包裹，医馆里的那股石炭酸味，在二十年后于实验室里再度闻着的时候，还能记得起。轿夫也吓坏了，虽然不一定他们有错。我的叔父曾在警察局做过事，曾经威风过来的，依他的主意，是要送轿夫去办。轿夫害怕了，向母亲求情，自愿每天送我去换药，不要轿钱。后来真是由他两个抬送，医好了后母亲还是照数补轿钱。父亲为这事，生气得不得了，大骂母亲。母亲当然不敢向他要医药费，于是做帽子辛苦工作来的钱，一下都花在我的头上了。

继母（*我们叫婶）很小气，看钱很紧，听她诉苦也是吃过父亲倒账的。

奇怪得很，父亲在过年的时候，大方得很，会意外地买回许多很贵的玩具。记得有一年他和他长孙女买的玩具中，有一个机械的洋婆子推婴儿车，是外国货。另外还有一个很精巧的，有锁的小保险箱，我想他一定认为这是非常富有“教育意义”的。我在小的时候也得到过他给的橡皮做的，吹得胀的动物玩具，在当时也是很贵的，可见父亲也很富人情味。又过年我得的压岁钱，他常骗我叫交给他去存起，放利息，我也怕吃他的倒账，宁愿交给母亲。

父亲喜欢喝两杯，带醉回家，发酒疯，睡个一两天的事，我见过好几次。平时午饭和晚饭饭前要先喝一大杯酒，下酒菜是咸鸭蛋或香肠、猪肝。吃鸭蛋时用他的象牙筷偏着头一点一点地挖，酒喝完了把剩的鸭蛋给我，办理善后。运气好可以挖出点蛋白，但还是只剩一个空蛋壳和一张膜的回数居多。他喝的是零买来的廉价烧酒，每次一斤的打酒工作，是我担任的。

喝酒之外，父亲还抽很厉害的叶子烟，由一张张的烟叶裹成烟卷的工作，是他唯一的劳动。这本来不是件难事，不必他亲自动手的，但他怕别人把碎烟渣、烟骨头丢掉了，才自己动手。烟骨头就是烟叶中间的那根粗脉，照我看是大可丢掉的，他却很仔细地用剪刀剪得很细，裹在烟卷中间。这种剪烟骨头的工作，有时也叫我帮着做。

父亲似乎没有什么知己的朋友，过年来家里拜年的，除了亲戚外，就只有他的那个徒弟，后来连徒弟也不来了，这使我后来相信商人都是势利的，只有银钱往来，没有友情可讲。

父亲并不信教，僧道无缘，拿着化缘簿来的三姑六婆被他一句“我们是信基督教的”就顶跑了，我看他信的是“犹太教”。

父亲先娶继母，生下三姐，因为无嗣，又娶母亲。

继母的娘家和我们很少往来，她的兄弟也是做钱庄生意的，似乎很发达，抗战后期还买田买地的。大表哥有点傻气，每逢新年都是他来拜年，二表哥的样子已记不得了，听说抗战时曾去过延安，后来又逃回来了，结了婚，跟他父亲做生意，走“正道”了。

继母人小心眼也小，爱嘀咕，嘴巴比母亲厉害，听说年轻的时候爱走三家、拜四户的，母亲刚进门的时候曾经吃过她和祖母的亏的。后来她的女婿死了，我们弟兄也大了，她的脾气才收拾起来。就是这样，她每年还是要同母亲或嫂嫂吵一两次架，赌气装病，睡在床上不吃饭，一定要对手亲自去慰问赔罪才罢。她吃斋拜佛也有很久历史，考其原因，恐怕是认为今世子女少，说不定会老来无靠，不如趁早修修来生。

家里有个人多高的黑漆描金的神龛，供的祖宗的神位，神龛旁边是她供的观音，天井靠水井的那头有个香架，是敬天地的，另外还有厨房的灶神。每处早晚一炷香，点神灯、敲磬、作揖，这份差事在我刚长得够高，能在神灯上点香的时候，就落在我头上了。刚接手的时候还颇自豪，对早晚敲三下磬，初一十五点油烛、烧虔纸这类工作，也非常喜欢。

继母每天上午的例行功课是和神灯上油，坐在观音旁边的太师椅上，数作佛珠念经。如果那几天有人惹着她生气，她就脑壳略偏，点点勺勺地嘀咕得更勤。据大嫂说她这时不是在念经，是在咒人。她念的经书有好几本，有时也换新经，遇到认不得的字就问我，往往一个字前后要问好几遍，听说念错了字是有罪的，所以她很认真，认得的字也不少。不过怪得很，搬不得家，看书看信就念得不那么顺口，也不知道内容说的是什么。至于经上说的是什么，我敢相信她是一无所知，反正念经是消灾，又不是读书！

她每月初一、十五吃素，每年要吃一天清斋，吃清斋按文明话说就是绝食，是纪念不知是观音或太阳菩萨落难的日子。吃清斋那天，照例是大半天不起床，与其说这是由于饥饿，毋宁说是前一天吃得太饱更恰当。晚上就聚精会神地瞧着钟，计算时间，有时实在熬不过了，就先吃点水果，据说是只要心诚，菩萨是会通融的。吃素也是一样，如果碰上那天有人请客，可以将日子顺延一天。有时也许忘记了，没有人提，动荤了，第二天再补一天也可以。

她每年要到她唯一的女儿那去住一二十天，谈谈家常诉诉苦。三姐十六岁就出嫁，大女儿和我年纪差不多。丈夫姓李（*李庭辉），家道和我们差不多，姐夫在三姐二十六岁的时候就生肺病死了，留下两男三女。姐夫很温柔，夫妻感情很好，因此三姐曾一度吞安眠药片自杀。后来总算想开了，担起抚养遗孤的担子。还好他有两个兄弟，很会做生意找钱，跟着他们，生活也过得去。她二弟李厚荣似乎没有做什么事，可是挣的钱却不少，讨了两个姨太太，都是青楼出身，在乡里买地造房子，哥老会里海大爷，成了地方名人。老三在银行做事，也有钱，但比他哥哥正派。

三姐喜欢看小说，打麻将的技术高人一等，嘻嘻哈哈地爱吵爱闹爱说笑，父亲叫她三疯子。她曾多次诅咒发誓戒赌，她不会管教儿女，因此在他们那暴发户大家庭环境熏陶下，小孩多少有点少爷、小姐脾气。

母亲的身世是个谜，她姓戴（戴素贞），可是我们叫外婆的姓李，根本就没有姓戴的亲戚，并且像外婆那样大户人家，也不会把女儿嫁给人做小。外婆家是地主阶级，城里也有院子、街坊，一直在城里居住，和我们一样，是城里人。外婆守寡多年，丈夫是做官的。收租、放债，以及儿孙教育等大小事情，都是她一人料理，大家都说她能干。

外婆知书识字，每天要躺在鸦片烟灯旁边用放大镜读报纸。大儿及大儿媳妇也是抽烟能手，每天总有二十小时以上的时间是在床上过的。大母舅一度做过县知事，被告垮了就一直待在家里。大舅娘个子很高，涂脂抹粉，穿金戴银的很喜欢打扮，母亲说就是她整天把男人迷在房子里。二母舅受过高等教育，暨南大学毕业，可一直没有做过事（*解放后在南山重庆市第五中学任英语教师）。重庆大学曾请他去担任英文教授，没有去，那张聘书他还保存着，好多年后还常常拿给人看。他的洋文书很多，大半是英国古典文学。他是个“娃娃头”，很会摆龙门阵，我最喜欢听他谈鬼的故事，我的名字就是母亲找他取的。后来二哥进大学，嫌原来的名字远富不好，也请他取了个名字忠域。他常常在烟灯旁边和我们小孩猜谜、对句，或叫几个人轮流说一个尾音相同的名词和别的文字游戏，这些小玩意他知道得很多，很喜欢小孩。他的前妻疯病死了，续弦的是一个香铺的女儿，很美丽，是唯一不抽鸦片的大人。外婆的大孙女名叫李宛，聪明美丽，和我二哥一道在二母舅那里补习英文，她个性强，读书用功，成绩很好，和二哥两人中间有点意思。她是母亲认为在她家最有志气，最有希望的人。她对那样的家庭极端看不惯，很气愤，后来和我二哥一道考大学，意外地因为英文不及格失败了，从此一病不起，终于死了。外婆有个女儿，我叫三姨妈的，嫁给一个姓刘的，也是走在死亡边缘的地主阶级，丈夫是不做事的旧知识分子，两口子都抽鸦片烟，儿女一大群，但没有一个能自己站得起来。

外婆是母亲唯一的亲人，她常常带我去玩。外婆家的人却从不到我家里来，这件事我小时认为很奇怪。

据我猜测，母亲和外婆间不是血亲，她可能是外婆的一个贴身丫头，再不就是她家一户人口绝了的远房亲戚，一直由她们收养的。母亲心地善良，对人厚道，勤劳、慷慨、不自私这些美好的德性，证明她身上流着劳动人民的血液，绝不是像外婆家那样腐败没落的寄生阶级所能培养成的。她识字，以前还会记豆芽账，长期没有写字的机会，就忘光了，但是认的字却不断增加，看写得整齐点的信是没有问题的。她闲了的时候，常顺手抓本小说书来一句一句地念，又像是在唱，有时是一边看书一边巴巴地抽叶子烟。她是年纪大了才学抽烟，是抽着玩的，没有当着外人抽过。

（*据母亲后来说，她是丰都人，她的父亲是私塾老师，逃荒到重庆，她很小就寄居在李家）

在我十岁的时候，大哥在成都做事，四姐婚后随丈夫在长江下游几个大城市跑，二哥进大学，到陕西西北工学院读书，家中能写信的就只有我（父亲是很难给儿女写信的），每次写信，都是母亲念一句我写一句，总是要我按她的口气写，总是那些话，二哥说像流水账。我作文不好，写作不好，母亲是要负责的。我写错了字母亲能指出，但又不知错在哪里，只知道不像。嫂嫂是小学程度，刚来的时候也能提笔和大哥写信，后来懒了就让我写，她又不看书，日子久了以前认得那几个字都忘记了，连看信都要找母亲或我帮忙，想起往事，常常自怨自艾，说自己变成了“伸光瞎”。

母亲管教子女不算太严，不外是要我们听大人的话，要发狠读书。她最恨的就是懒，就是她说的好吃懒做，常常挨她的打就是因为她认为太懒，有几次挨打是很冤枉的。她和她那代的人一样，认为儿女要绝对服从父母，否则就是不孝，就该挨打。等到我们进中学，她认为懂事了，除了做人处世方面，她也认为我们比她懂得多，也能接受我们的意见，改变她那不科学的旧观念。比如她从前不吃牛肉，认为有罪，搬到乡下，经我们弟兄说服，也吃了。这是继母去世后的事，她在的时候谁也不敢把牛肉摆在桌子上去。

大哥比我大十几岁，他对我的影响最大。

大哥读书的成绩虽然好，可是也挺顽皮，会胡闹，在中学时因为把一条死蛇丢到墙那边女生部去，被记了过。喜欢打架，衣服常扯得破破烂烂地回来。曾经在街上掷骰子，花了不少钱，赢回来一个大糖罗汉，挨了父亲一顿臭骂。最严重的是和几个同学一道去堂子打茶围，把人家的床坐坏了，被扣起回不来，写条子给父亲钱庄取钱放人。这是他少年大胆不拘的几个最显著的例子。

大哥爱说大话，扯上不沾天，下不落地的把子。小时他告诉我，院子里的那口井，是佃客中一个姓王的，拿手枪对着地一枪开成的，好几年我对这都是深信不疑。他还喜欢说俏皮话，跟着我也学上了。

（*佃客即房客，那时我们承佃了一个内院，自己住不完，转佃了几间出去）

1927年重庆有名的三·三一军阀屠杀学生惨案，他差一点也被杀了，那时他还在读小学，游行的队伍被冲散了后，他被王方舟（即王陵基）的兵追得跳城墙，终于被捉住，在押赴刑场的途中，幸好一位好心的老太婆出面，认大哥是她的亲戚，是从乡下来看热闹的，不是学生，那士兵才将大哥全身检查，搜去一把小洋刀，一方新手巾，放了。

大哥喜欢看书，新的、旧的，小说、诗歌、文学评论、经济、哲学都看，从小就订有《小朋友》杂志。以后订《东方杂志》《世界杂志》《小说月报》《良友画报》。我刚识字，他就给我订一份《儿童良友》。他已经算是大人了，每期收到后，还是他先看。他爱买书，常常带新书回家，充实他那人多高的新书柜。有段时间，每本新书上都用金粉漆画一个猫头。

当我第一次代表家人同在成都的大哥通信，他接到了非常高兴，回信要买几部小说我读，记得书名是：《红楼梦》《水浒传》《荡寇志》《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福尔摩斯侦探案》《镜花缘》《儒林外史》《老残游记》。信上在福尔摩斯后面注了一个“馥儿摩屎”，馥儿是他刚出生不久的大女儿生馥。我读小说的兴趣，就是从那时候提起的，约十岁。这些书中，那时我最喜欢看的是《水浒传》和《福尔摩斯侦探案》，《荡寇志》里把《水浒传》里我崇拜的英雄人物一个个地都消灭光了，看后很不痛快。最不感兴趣的是《红楼梦》和《老残游记》，看了前几回再把后面挑几段看就丢在一边。

大哥的书柜，我可以自由取书，看完了放还原处，爱惜书的习惯，在那时候就养成了。小时看书，着重情节，情节不重要的就跳过不看。家里的书多，从没有新式标点的像《广陵潮》《海上繁华梦》等民国初年的海派小说，文言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江湖奇侠传等神怪剑侠小说，和鲁迅、老舍、张天翼等作家的新小说都有，我是一视同仁，只要情节、故事好就看，其中以神怪剑侠和历史章回小说居多。

邻院的金志炳和其父亲都是小说迷，没事我就和金志炳在大门口各站一边吹小说，从他那里我又得到许多剑侠小说和张恨水的言情小说，偶尔还有一两本《红楼新梦》《性史》《性艺》这一类家里找不到的书。我们两个都喜欢侦探小说，常很有劲地读《亚森罗蘋》。

家里的人认为金志炳不正派，不赞同我和他往来，二哥尤其瞧不起他。这些事金志炳本人也清楚，我还是爱和他一起，家中也未明令禁止。他还爱谈他在学校（精益中学，一个名誉很不好的中学）生活的放浪行为，和他们朋友间的“侠义”行为，并且告诉我许多性知识，这些都是使我和他更接近的原因。

金志炳对我是无所不谈，连他幼时偷过曾祖父的钱也向我讲。他家里有一些已经作废了的地方银行1元的票子，他常常拿出去碰运气，不管成功与失败他都向我报告。我也和他一道去试过，也有成功了的，对象多是不大识字的小摊贩，每次还要找一大堆钱回来。最后一次差点被一个鞭炮铺的老板抓起来，他才收手了。我当时觉得这玩意很新鲜、刺激，没有联想到犯罪上去。照他说人家也会一样用出去，有啥关系。我同时也觉得他干这类事很老练，同书上一样。

他有好几部很新的剑侠小说，不是买，是从书店“混”来的，原来他常常跑书店，有时一边看书，偷眼瞄着店员不注意的时候就藏一两本在大衣里面，有时是买一两本，趁人不防的时候顺手偷一两本。我曾同他一道去参观过他表演，自己胆子小，不敢下手，颇感到不如人。

我知道他另一件了不起的举动是偷卖了曾祖父给他的一个四钱多重的金戒指，去买回一个照相机。为了不让老人疑心，他戴上一个样子差不多的铜戒指。我们一同研究这照相机，照了两卷胶片，冲出来都是白的，相机后来被邻街另一个比他还高明的朋友骗去了。

我幼年犯罪的事情不多，能够记忆的只有三件：一次是被派去交信时，信没有投，将五分邮票钱吞了。对方没有收到信这件事家中也发觉了，但没有人疑心是我搞鬼。第二件是用硬纸片从母亲和我共同的积钱罐里偷钱，去买一本金志炳郑重介绍，叫《生财宝库》的书，这本书真是好，种菜、栽花，做牙膏、肥皂，破布做糖，什么都有，共好几百条，每一条叙述不多，一个配方，十几句话就完了，照着书上的方法“生财”很难。第三件是用报纸包裹，偷偷地将大哥中学时候玩的一个篮球壳子，卖给收荒货的，得了三角钱。那时我家已作疏散下乡的准备，常常叫收荒货的进来卖不用的旧东西，如煤油桶、汽灯、旧报纸之类，还有一支不知谁用过的鸦片烟枪。我偷卖那旧篮球壳，自认是很有眼光的。

小时候的零用钱是每天两百文（一分钱），走人户、拜年得来的钱照例是入库，缴给母亲，曾经要求过零用钱一次整付，母亲不答应。

二哥的年纪和我最接近，相差七岁。他是正派人，动不动就板起面孔教训人，对他有点怕，不敢亲近。他除了教科书外，不看“闲书”，也不赞成我看小说。他在小的时候就立志学工，在家里读英文、做功课、装矿石收音机，不像我那样满街闲荡。他的图画很好，画的炭精人像很真，亲戚中都知道。他也有一个小小的书柜，里面是用包书纸包得好好的，拆开和新书一样的教科书，和字写得很工整，一满本一满本的练习簿、笔记本。抽屉里塞得满满的是松香、牛胶、雕刀、画笔和收音机线圈、耳机。他每学期的成绩单，卷得很好地放在一个镔铁筒里。他的柜子不许我翻，总是锁着的，他进大学后，我第一件事就是设法开他的柜子。

（*上个礼拜天，1965年8月1日，母亲将找出来的那个铁筒交给二哥，说让他的孩子们看看爸爸过去的成绩。此时生燕、生放都已初中毕业，已隔了一代人，30年了）

比起大哥来，二哥小气得多，家人常说他是继母生的，朝她（*实际上并不是，继母只生三姐一人）。他的脾气不好，惹着了就大吵大闹，大家都有点怕他。

大哥做事后，家中没有人和我玩，就向外发展。

在校期间课余回家，吃过饭就上街外是合法的，只要不回来太晚，否则先吃闭门羹，后吃干竹笋炒肉（母亲对篾片打屁股的称谓）。假期按规定只要“鬼画桃符”，大、小楷各写几遍交卷就自由了。父亲和母亲都很重视我们的书法，常说：“字是打门锤”。

大门正对着的一条街，叫姚家巷，虽然名叫巷，只比行街窄一点，那是我常去玩的地方，有座潘家院，是附近野孩子聚会处。最初我们玩洋画（香烟画片），以它代替钱赌博。玩的方式很多：最先是每人出几张，架在地上，远远地用铜板轮流地打，打倒了就是自己的，后来洋画太多了，每个人至少都有几百张，对这小输赢的玩意不感兴趣，就改为用洋画自己作的扑克牌玩十点半，下注设限制，有吃有赔，输赢快，可以很多人同时玩，输光了花两百钱就可买回一百张再接再厉。赌博场合中，谁也懒得一张一张地去数，只比比厚薄，买卖的时候用中指量，两指节算一百张。另一种玩法是将洋画从中对折，在地上挞，翻转来棚（bong）起就算赢，叫“挞棚子”。再一种比较文明点的是看背面猜正面的人数，考记忆力，当然也是犯输赢的。在这些游戏中，我算是出色人物，最多时积过一千多张洋画。

抗战开始后，洋画被新兴起来的玻璃珠子淘汰了，我听从金志炳劝告，跟上时代，将一千张洋画，换来七颗“下江珠”。最初大家玩进洞，后来珠子贱了，大家就赌珠子，这是要靠技术，我并不弱。

除了这两样外，汽水瓶盖、废印花票我们也玩，各有适合其特性的赌博方法，儿童是富有创造性的。

二哥要是碰见我趴在地上和野孩子一道玩，是要拖我回去告状的。

假期中常到河坝和别的地方听说书，看卖打药，耍把戏。

我如此贪玩，学校的成绩可想而知。小学是市立第二小学，离家约一里路，从一而终，没有换学校。市二小在当时颇有名声，学生上千，校址是一个很大的庙，叫三元庙，正殿的菩萨，被用木板壁关起来，同学们就在殿上跳绳、修房子，热闹得很。关菩萨的屋子，门是经常锁着，没有窗户，黑森森的非常可怕，曾经一度被学校用来作“思过室”，禁闭小犯人，这个陋规后来取消了。

学校里有的地方的菩萨，没有被隔离关起来，有一学期我们教室旁边就是关帝的像，头上披着一块积满灰尘，许愿的红布。我们大家对他还是心存畏惧，不敢用手指他，据说是会肚子痛。这些迷信，大家都是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后来在一个什么节日，有人趁我们上午去游行，来向关帝烧香，大概是虔纸引着红布，着火了，游行回来见教室没有了，地上一堆堆的泥，和被水淋湿，发出怪味的烧焦了的木头。关帝身上东掉一块泥，西露一团草，头的地方只剩一个木桩，一点也不威风。大家才认识了菩萨原来是木头、泥巴、稻草做的，再也不怕他了，有人爬上去在他头上顶一个破脸盆。这次火灾我损失了一个墨盘，收获是破除对神的迷信。

在初二下的时候，校长程道南从南京考察回来，决定在学校办一个实验班，我被分到实验班上课。实验班不用制定的教科书，而用油印讲义和活页文选，特别着重爱国教育，对孙中山先生的推翻满清的十次革命，讲得很仔细。他的遗嘱要背诵，印象最深的一课是日寇侵略东北，有统计数字，说明我们有多少万军队，多少架飞机，多少门大炮，一枪不放就退了，对东北的财富也叙述得很详细。老师红着眼睛讲，大家静静地听，都气愤得很，认为政府不争气。老师还在教室旁边养蝌蚪，让我们在教室养蚕，教我们做风筝，还带我们到河边去放，这一切都很新鲜。有个老师叫我们每人买一部《水浒》，在国文课就讲《水浒》，后来发现一般的程度跟不上，就停止了。

高小时由实验班回到男女合班，班上女同学不多，各玩各的，我和别的男同学一样，爱在她们背后说怪话，当着面就变成老老实实的，说话都不成句数，女同学都说我规矩、老实。有个叫刘光宇的女同学，和我是近邻，是我幼年的“对象”，她并不知道我对她有好感，我也不敢有所表示，常常梦见她，但即使在梦中，我还是规规矩矩，不敢摸她一下。这事金志炳知道，曾为我打气，其实他自己也和我一样，单恋着同街一位叫刘文玉的女孩，由他口中，才知道原来二哥也在追她，还向她递过情书，在大学时他俩曾有书信往来，大学毕业二人见面后不知为点什么小事闹翻扯开了，这是后话。

奇怪得很，我幼年是两面人。在家里、做客、在生人和女孩面前的时候，我是彬彬有礼，不大讲话，羞答答的，是受人称赞的好孩子，但是在学校或街上同野孩子一起的时候，我的下流粗话，也和他们一样流利，开口就“带霸子”。从小我身体就结实，有把力气，在年纪差不多的同伴中，是不怕人的，打架总是占上风，因此自命不凡，后来竟吃了一次大亏。不知为了什么原因，我和一个素来认为不是对手的小孩打开了，一开始我就将他按在地上，得意洋洋地用拳头在他背上擂鼓，他不出声，静静地忍着，突然他一个翻身，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右眼就重重地挨了一拳，只觉眼睛好像被一道强烈无比的光突然照射着似的一亮，同时一阵好像眼珠爆炸了似的痛苦，疼得在地上打滚，按着眼睛高叫打爆了。对手早就吓跑了，观战的扶我起来，仔细一看，眼睛没有爆，黑肿得像个胡桃，立即许多急救的办法就提出来了，记得有人提议用药酒来揉，幸好没有动手实施。回家后扯了个谎，说是傍晚在学校看赛篮球，被飞来的球打中的。

小时好像别的什么都行，就是读书不行，每学期带回家的笔记本、练习簿总是大半本空白。初小时一度对作文很感兴趣，记得有一篇得意之作，一开始就是“小朋友，你知道吗？……”作完了非常高兴，果不出所料，老师还特别提在班上来夸奖。可是好景不长，下学期换了个老师，将我的国文分数打得异常低，又伤心又灰心，以后就最怕作文，文章也常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开始的文夹白了。

幼时记忆力很好，许多初小同学的名字现在还记得，唱的歌也记得。看小说的速度很快，赶得上大哥，看书只有二哥爱管我，母亲则以为喜欢看书就是好事，她不知道也有不正当的书。

家里曾经用过女仆，那时母亲就只管早上买菜、做菜和铺排事情。没有用女仆的时候，洗衣、做饭都是母亲动手，我帮着扫地、抹桌、端菜、摆饭，此外父亲的夜壶也是我倒。我最喜欢的工作是劈引火用的柴，简直当它是一种运动，劈光一大堆抱进厨房，有一种由劳动获来的愉快。

第一次认识“国事”的时候，只有四岁，二哥还在市二小读书，他牵着我从学校回来，一路哭哭啼啼的，告诉我东三省被日本人占了，我问：“为什么不去搬金罗汉来打日本呢？”金罗汉是《江湖奇侠传》里的人物，听大哥摆龙门阵，以为真有其人。

抗战开始后，渐渐懂得多一些，能够分别川军和中央军，大凡队伍里有背大刀、持长矛的，向码头开的就是川军；衣服整齐，武器花样多一点的就是中央军。中央军都是下江人，而大家都认为下江人是不讲道理的。我家离码头近，又是大院子，所以常常为过往部队扎军。最初还能分别个川军、中央军，后来都叫“国军”。有好几次驻的“国军”是刚抓来的壮丁，和以前的部队大不相同，首先就是服装，壮丁的服装很乱，有时冬天穿单衣，夏天穿棉衣，没有皮带，连布的裤带也不许用，裤腰很大，在腰间一褶一卷，走路要常常扶着，听说这样可以防止在路上行进的时候逃跑。没裤带在驻留的时候倒没有什么不便，反正晚上睡觉，白天就在原地坐着，照顾他们的是武装带枪的班长或老兵，他们日夜都是守在楼梯和门口等要冲地方。壮丁大小便要先报告班长，由他派人护送，每次驻的人都很多，是平地的地方就铺有草席、线毯，进出就从人身上跨过。壮丁不许三三两两交谈，所以除了偶尔两声班长吆喝发令外，倒不顶吵闹，只是汗臭和煮饭的霉糙米的味道，实在难闻。

壮丁吃饭没有菜，母亲将家里吃不完的泡菜送去，很受欢迎，连罐子里的盐水都吃光了。

刚来的时候，班长三天两天总要打一次人，躺在板凳上按着用扁担打屁股。听说他们打人很有技术，可以打得肉烂皮不烂，打完后总有人来向母亲要烧酒、草纸，挨打的人们也有特殊方法医治，不久母亲就出面向带队的打招呼，不许在院子里打人。后来又碰上打逃兵，母亲可发威了，站在楼上拍着栏杆大骂，说：“我们这是住家的院子，不是衙门，要打人杀人滚出去干”，班长刚回话，母亲就一顿挨刀的、塞砲眼的骂起来。我从来没见过母亲像这样撒“泼”过，吓得不得了，结果胜利是属于母亲。

另一次是部队开拔前夕，一个壮丁跑进母亲房子，跪着哀求母亲把他藏起来，母亲心里害怕，但终于答应了。第二天早上发觉少了人，要搜查，母亲死也不答应，说他们想打劫，闹着要找保甲，叫带队官的出字据，搜不出人该怎么办？部队因为急于上船，觉得和母亲也闹不清，还是没有搜就走了。这个逃兵是外县的庄稼人，临走时母亲还给他衣服、路费。

高小毕业后，投考市立初级中学，没有取，考取了一个私立的戴英中学，因为家里正准备往乡下疏散，没有去读，耽搁了半年。

重庆还未遭轰炸前，谣言很多，说是一个炸弹就可炸消半个城，到处在挖防空洞，涂黑墙壁。拉过几次警报，飞机没有来，大家也懒得跑。第一次轰炸来的飞机不多，丢了几个炸弹在江边贫民区，威力虽然远不如传说那样大，可是死的人的确不少，并且惨得很，以后空袭进洞的就多了。家里人多，父母年纪大跑不动，警报时就用几床棉被盖在床上，听见飞机响，就往桌下钻，隆隆的炸弹声清晰可闻。有天晚上，从来不到我们这来的外婆一家人都来了，原来他们院子附近街上，中了大批燃烧弹，到我家躲难。

以后飞机越来越勤，越来越多，有名的五三、五四大轰炸后，城里的人觉得不逃下乡简直不行。四姐夫早在离重庆百里嘉陵江边叫水土沱的镇里给我家找好房子，五四那天晚上，忙匆匆收拾一些衣服、被盖之类，搭轮船下乡，这是我家二十多年唯一的一次搬家。

（注：史料记载，1939年5月3日、5月4日两天日本军机对重庆大轰炸，使重庆市区房屋毁损4871幢，市民死亡3991人，伤2287人。仅5月4日一天就炸死市民3318人，伤1973人，是当时全世界空袭史上创纪录的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