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学徒二（五金商号）（1942年5月~1945年5月）

回来重庆，已完全康复，看不出是刚生过病，大哥说我身体更结实，胸膛也挺高。大哥说就在他店子暂时住着，等他给我找事。

大哥做生意并不在行，心软手不狠，尽吃人家的亏，人也太老实，不会做亏心事，这些缺点，都不是做生意人的材料。但是也由于他老实而不傻，又有点歪才，比方哪家商店新开张，他就作副对联，将招牌和股东们的名字嵌进去，或利用同业人名，出个相当巧妙的灯谜，在公会茶馆聊天的时候叫大家猜，这一类事，他很在行。正事方面，他文笔好，同业中有人要做做呈文什么的，多半找他。他又爱出人头，哪家商店开张，或同业中哪个有红白喜事，他常常是会首。他又会新式簿记，算账行。由于这种种条件，他在重庆小五金界里，很吃得开，哪个都认得他。重庆的五金业有两帮，一起是下江帮，是上海等地的外来资本，他们做的是大五金，即机器、钢管、角铁等大件，他们集中在林森路一带。另一起就是川帮，做洋钉、铅丝、小工具等买卖，叫作小五金，集中在大樑子。

那时大哥正和其他一些圈子里、外虽不是巨头，也称得上是知名人物的结拜金兰交，按年龄算排行，大哥是老六。除了前面三个是中年的老资格，后面这些算是当时“后起之秀”，是公认为年轻有希望的人物，这是当时五金界里一件盛事，大哥是颇引以为荣的。

没有等多久，大哥就介绍我到一家新成立的百货商号“聚源贸易行”作练习生。十兄弟里有四人在此有股，所以很顺利就进来了。生意刚成立，还是一个空架子，我和另外两个练习生每天来此报到吃饭，无事可做，学习拿烟、倒茶、盛饭等基本动作。第一次服侍人，很不习惯，处处显得笨手笨脚的，单是送了烟给客人点火这动作就不容易，越急越点不着。我的嘴巴又笨，问一句，答一句，职员们介绍我的时候，简简单单一句，这是周远华的兄弟。

贸易行的董事长姓庄，两夫妇都是大胖子。庄董事长的西服很崭，大肚子，很有资本家的派头，是个暴发户。两口子暂住在行里，因为应酬多，晚上很晚回来，白天要吃中饭的时候才起床。他们对我这新徒弟笨手笨脚的早就有点看不惯。我说徒弟是有原因的，一般商店老称呼学徒为徒弟，但是新兴的商号为了表示进步，不叫徒弟，叫练习生，骨子里还是一样。

买卖虽然没有开始，来往的人可不少，都是年纪不大，穿西服的客人，谈的尽是钱呀、货呀、头寸呀，我感到很陌生。我在这里只有十多天，就奉命辞职了。事情是这样的，有天上午庄董事长夫妇还在睡觉，外面有客人问他在不在家，我说在、在，就去叫他，事后庄董事长大发脾气，说我不把客人身份打听清楚就答应他在家，要是碰着绑票的怎么办，这点见识都没有！

第二天早上，正准备照常上班，大哥怒冲冲地说，不要去了！他已经代我写了一个辞职书，叫我抄好送去，工钱也没得，白服侍人家十几天。仍旧住在大哥铺子里等他代找工作，哦，记得当天下午我一气之下跑去找四姐，求她在民生机器厂里给我找个学徒干，再不想进商店学生意了。四姐在厂里当职员已有两三年，她年前死去的丈夫在民生公司是老干部，所以她在厂里兜得转，介绍学徒是毫无问题。但是她觉得有个弟弟做学徒对她面子不好，又怕工人讲怪话，没有答应。

大哥有个中学同学，叫周游的，在重庆很有点名气，到处都有他写的颜字体的招牌，他是一家规模很大，成立不久的百货公司“民新公司”的总经理，这公司在西南各大城市都有分号。大哥拜托他将我安插一个练习生位置，大哥先就为我吹嘘过，说我英文好，能够读莎士比亚《乐府本事》。周游要先和我见见面，再做决定。他见了后随便问了几句话，大哥就带我告辞，以后就无下文。事情很明显，取店员的标准是态度讨人喜欢，应答如流，而我是态度拘束，口齿迟钝，当然条件合不上。碰了两处壁，大哥对我脾气也躁了。这也难怪他，谁叫我给他丢面子呢？

1942年5月15日那天早上，大哥突然对我说，今天你就到对面蜀丰五金号去，我已经先讲好了。既然先就讲好了，还有什么话说，就跟着他一同过去。进门后，他就指着一个三十几岁的人对我说，这是你老师，向老师磕头，事到如此，还能不磕？憋着一肚子气，就对那个叫老师的磕了一个头。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不容我考虑，就拜了老师。

这家商店的老板姓罗，是由一个新兴的发国难财的暴发户罗永钦开的。罗永钦在大哥金兰交里数老九，只有二十几岁。在重庆大轰炸那个时期，他刚从一家五金店里出师，就摆五金摊子，专跑官井巷旧货摊收旧洋钉和挖出来的火烧洋钉卖。轰炸过后，大家要建筑，当时洋钉是进口货，俏得很。他人聪明，眼快手快，人家不屑干的生意，只要有利可图他就干，因此几年来找了大钱，现在是独资经营三家相当具规模的五金店。将他乡下做庄稼的两个哥哥请进城，各自管一家，他自己管一家，亲自跑广州湾办货。三家店子十多个徒弟，都是拜他为师，因为他不在重庆，我才改拜他的三哥罗河清门下。

三老板年轻的时候当过游击队，不过这个游击队不是打日本鬼子，照他们的说法，是打“红圈圈”，是地方上地主阶级的雇佣兵，准备对付过境的红军长征部队的。罗家并不是地主，属于自耕农，因为兄弟多，生活很困难，三老板除做庄稼外，还操木匠的副业。罗永钦发达后，在乡里买了田，变成地主，将他两个哥哥带来重庆看铺子。老大太老实，由于长期劳动得了痨病，弯腰驼背的，看样子无法“改造”，就留在乡下管收租纳粮的事。

他们原籍璧山县河边场，乡场里的人看罗家突然发了财，买田买地做生意，就谣传他家有印票子的机器。罗永钦的志气大得很，他三家铺子十几个徒弟，不是亲戚就是同乡，他夸下海口，将来要把半截大樑子变成罗家的天下！

我未到蜀丰五金号前，原来的三个徒弟都是罗永钦从乡下带来的，两个是侄子，一个是同乡，因为三个联合起来偷货出去卖，被发觉了，先开除了两个，我来的时候还留一个，也是不久就要滚蛋的。除了我们两个徒弟外，还有一位经理陈锡斋，是老生意人，他只管生意不管账，一本暗账是另外请人逢比期来结算一次。老板娘（我叫师母）是贵州人，幼年逃难被罗家捡便宜收作童养媳，在乡下是个劳动力，进城后饮食好，运动少，发福了，矮矮的像个皮球。她的弟媳想将她改造，硬拖去打散髻子，烫了发，乱绷绷的，实在难看，把她弄得怪难为情的，好几天不敢见人。老板给她买了个手表，她只会戴，不会看，问时候还是要求人。不过她心地善良，不像她丈夫、兄弟那样一进城就忘本，变成剥削者。自从出了偷窃这回事后，他两口子就特别小心，总要留一个看家。

我的“老师”没有进过新学，事实上他家就没有一个进过学校。即使已经有了钱，他的妹妹和子女仍在乡下由冬烘先生教四书和《增广大全》。他只识很少几个字，勉强读得出数目字。写字弯弯曲曲的像蛐蟮滚沙，一个字要描半天，见不得人。算盘只会慢慢凑加法，也拿不出来。不过这些缺点并不重要，他很快就学会耍奸使刁，抬价杀价，掺假偷秤这一套本领，生意也做得蒸蒸日上，同业都说三老板狠，会做生意。（*冬烘先生：旧指昏庸浅陋的知识分子，后多用来嘲笑古代私塾老师，或不明事理、不识时务的书呆子）

差不多整个小五金业的商人，出生都差不多，十多岁由乡下进城拜老师学徒弟，三年满师后作店员，分红息作股东，有了钱就合伙或独资当老板，招徒弟。像大哥和我这样进过中学的，真是凤毛麟角。刚来的时候，老师心想他是读书人，脑筋灵活，一定很容易学会生意，后来才发觉并不如此。

做生意就是一个买和卖，买是向同业或游击商人买进，无商不奸，那是要彼此斗心眼，所以不是当徒弟的事，除非是哪个徒弟特别突出。但是做生意赚钱主要还是靠卖，靠一点一点的零卖，当徒弟的主要就是学着拉买主卖货，成功与否，在乎于此。老师在卖货这方面特别出色，看人叫价。如果对方是机关和营造厂的采购员，他价钱就叫得低一点，发票上开高一点，让对方吃点甜头，下次好再上门，一回生，二回熟，这次忍痛少赚点，下次再捞回来。如果这个采购员是生手，胆子小，发票上怕多价钱，老板就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外人来我就是这个价钱，你们在公家做事辛苦，加点车钱是规矩，哪个都是一样。据我所见到的采购员，十有九个在报账的发票上都要高开货价，或虚报数量，心狠的往往多开一倍以上！有时没有买东西，也找我们给开假发票报账，老板为了拉买主，很少拒绝，反正只贴贴印花税。对付乡下贩子，老板又是另一种态度，拿烟、倒茶拍肩膀，称兄道弟，他知道这种人一定要讲价还价，就漫天叫价，也不脸红地高喊个一半以上，一个减，一个加，好久谈不好，顾客走了，等他走过两三家铺子，老板又追出去喊：“喂，胡子，回来，回来！生意是谈好的嘛！”回来后又缠着不放，再让一点价，赌咒发誓地说再不少了，就这样演“捉放曹”把买主拖垮。即使买主给的价早就可以卖了，他还是要这样放出去，再拉回来，非到买主死心不再添钱才卖给他。他这一手，很有名。有时候看见买主快进另一家同业店去了，他还在后面高喊：喂，卖给你。如果买主生气回答，不要了，老板就说：不要了？你脸要不要？他这一放一捉的办法，要徒弟向他学，我是不愿学，也实在学不上来，总是几句话，将价格减到最低卖价，就是要不要随你。他常常板着脸骂我，说生意不是这样做法。他还有许多欺骗买主的事我非常看不过去，比如有老太太想箍桶，比了一个尺寸来买铅丝，他就不论斤而论尺计算，价钱可以高出好几倍，反正大家都是论斤卖，她也无法比较。卖洋钉也是一样，有些外行来买个数，他就照个数卖，比如每两一元的洋钉约三十个，人家买一百个，他就算成一角钱一个，三块多钱的东西卖成十块钱。他卖整桶洋钉总要在事前敲开桶底，抓一两斤出来，换一个较厚的盖子。遇见秤大件货用大秤的时候，他总不让我们动手，自己来，这秤的性情他摸得清，轻轻一抬，趁秤杆将掉未掉的时候一把抓住，就有个一两斤的出入。好货里掺坏货的事更是常有，他向买主解释是“米里还有一两颗稗子，五根手指头也不一般齐”。

他经常跑官井巷向荒货摊收买黑货，像扳手、钳子之类。我们最怕的就是他图便宜买回来的乱七八糟的车胎钢丝和大小混在一起的洋钉，那种钢丝很硬，是用机器硬捆成圈的，一松开就蹦成一乱团，理不出头，很费手脚。杂洋钉一来几百斤，要依大小分开，成天不歇。有时他还买些锈烂了的铰链回来，叫我们用镪水泡，擦亮了充新的卖，这些东西利钱都很高，所以我们不愁没事干。

他作亏心买卖是不分人的，说是“人情送匹马，买卖不饶针”，就是他弟弟铺子来取货，也一点不让，更不要说亲戚朋友。

商人追取最高利润的手段，是无所不为的。俗语：钱找钱容易，人找钱艰难。我们铺子就靠罗家这块金字招牌，大量吸收存款，囤积投机。存款的利息也是看人说话，像他同乡张大爷介绍来的自称是院长，其实是个卖假药的老拆白，就算得最高，并且每半月一结算复利。另有一个无靠的寡妇，老板收他的存款是当作在做好事，就算得很低，她三月半载才进城一次，从来不给算复利。那时利息高，不算复利要吃很大的亏，物价涨得快，一两年她这点存款就值不到什么了。

“将本求利，我又不犯法”，这是他做亏心买卖图暴利的借口，但真的他不犯法吗？当铺子的资产达到十几万元的时候，营业执照上的资本还是登记时的2000元，这使造假的营业账也很难，好在直接税局的查账员是熟人，改成每月估税，当时我们上给国民党政府的税还没有给查账员的多。营业税偷过了，还要偷印花税，方法就是用一个假字号的图章开发票，随便贴张印花。

我做学徒每天的生活日程大概如下：

早上六时起床，这是用不着闹钟的，到时候要是没醒，老师就会在他房子里粗声粗气地叫：“周远宁，起来！”起来后提着篮上菜市买菜，买完菜回来开铺门，扫地、抹桌、摆货架、烫水烟袋，忙完了就摆饭桌，准备吃早饭。吃饭时坐的位置照例是靠甑子旁边，便于给老师、师母和他们的小孩子盛饭，这也是用不着客气的，他们吃完一碗饭后就往我这边将碗一推。从早饭后一直到晚上就是应付川流不息的买主，讲价、取货、包装、收钱、开发票这一串手续都是自己办，有时同时来了几个买主，更是难以应付。我在那里三年中，除老板外最多的时候是三个学徒，一个先生，最少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其忙的程度可想而知。不管人多人少，当徒弟的不许在营业时间离店，就是去投一封信，也得经过许可，快去快回，否则要遭盘问，挨一顿臭骂。刚来的第二天，我看见店里无啥事可做，就从后门出去到邻街联合出版社（*五十年代出版社，邹容路）看书混了半个钟头，回来老师问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以为无事，照实说了，当天晚上大哥就知道这回事，告诫我学生意比不得做客，想到哪去就走。我们的营业时间一直拖到晚上七点钟，比同业中别的店子关门得晚，目的当然是老板想多卖几笔钱，就是关门后，如果有买主敲门要买东西，还是得开门做生意，不过这时讨的价就要高一些，因为知道他一定要得急，并且在别家根本晚上就买不到。当徒弟的晚上得守铺子，不能外出，如果偷着出去，那问题就更大，要背偷窃的名。况且晚上也并不是无事，要印发票、搓纸媒子、绞麻绳、整理老师买回来的烂货。夜里十时左右睡觉，当徒弟的没有床，就用一块竹的凉床，放在洋钉桶上，打开自己的被盖卷睡觉。头靠近铺门，一方面是防小偷，二方面是便于给老师、师母们开门、关门。因为他们每晚上茶馆，要十一点钟以后才回来，有时老师在别家打牌，清晨三四点钟才回来，要是睡熟了没听见敲门是要吃大排头的。晚上睡不好觉，白天就在柜台里打瞌睡，眼睁不开，老板看见又是一顿臭骂。夏天老板自己也瞌睡，这时他在店里摆了一张帆布躺椅，戴上黑眼镜，使你分不出他是睡是醒，不敢偷懒。

做学徒就这样一天二十四小时被束缚在店里，毫无自己可以利用的自由时间。做生意的没有礼拜天休息这回事，照干，就连五月端阳、八月中秋也得看老板高兴才关半天门，放半天假。阳历新年照例开门，春节可以回家去住一两天，这也得几个徒弟商量着轮流来。

我们是廉价出卖，薪水简直少得可怜，甚至不得不长支才能应付生活零用。到年终结账赚了钱，老板表示待人厚道，给当徒弟的提一笔花红，作为下年股本，这样受剥削的徒弟们就得感恩，再干下去。同时和那微不足道的薪水比较，花红的数字很诱人，当徒弟的图年底拿红利，舍不得中途离开，这是资本家剥削劳力的一种狠毒的手段。

我来后不久，老师对我由最初的不满变成极端的憎恶，原因很简单，第一是我不会用他那种手腕拉生意，对买主直心直肠的，简直不像个生意人；第二是我并不是一个百依百顺的好徒弟，我虽然无言地忍受着那时学徒应有的各种工作，但我却不愿接受他无理的指责和侮辱，敢当面顶撞，这是被认为“大逆不道”的。

我这近视眼也引来很多麻烦，我看不清货架上货物的品名，往往叫我取这个，结果拿成那个，因此老师认为我笨，好像识的字还不如他似的。另外我上街遇见熟人因为看不真，往往误了打招呼，因此有人认为我大模大样的，瞧不起人。

刚来半年内，我就和老师大冲突过两次。第一次是旧徒弟都开除了，只有我一个人，为了表示我一个人也干得了，那段时间我就特别卖力，虽然忙一点也不在乎，我想老师总该看得出我是勤苦的，谁知却不然，有天我看见纸媒子快完了，当时生意少，我就裁开草纸搓纸媒子，老师看见了竟大不高兴，说：你晚上干啥去了，白天搓纸媒子。我听了气得不得了，一个人给顶两三个人干，还要受气，纸媒子一丢，不搓了。第二次更气人，吃饭的时候，我旁边放着一碟香肠，大概是我多夹了几次，老师就将这香肠端开，放在女仆面前，对我说“这不是为你一个人预备的，晓不晓得”“刘嫂，你吃一点！”我当时气得直要哭，饭也不吃了，干不下了，费力不讨好，还不如一个烧饭老妈子。当天晚上我写了一封信，给我一位堂兄周钦岳，他是重庆《新蜀报》的主持人，我请他给我在报馆找个不拘什么职位的事，排字工人、小工都行。我说自己兴趣不合，不愿和市侩打交道做生意人。他回信约我晚上见面，晚上大哥代我请了假，陪我一道去见钦岳二哥，大哥是并不坚持要我学生意。钦岳二哥是留法勤工俭读学生，回国后一直主持《新蜀报》，但当时他已快被挤出报馆，由另一位据说是中统方面叫张斌的把持住。他向我们滔滔不绝地发了两个钟头的牢骚，不容我们插嘴。事情没有成功，还得回铺子。从这件事发生后，我是将老师恨透骨了，我走不了，但一有机会我就要报复，只要任何于他有损的事我都干。

（*周钦岳，1899—1984，著名新闻工作者，重庆巴县人。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1919年10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春回到重庆，出任重庆《新蜀报》主笔、总编、总经理、社长等职。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重庆“三·三一惨案”后离渝到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6师政治部主任。后流亡上海、日本等地，参加工人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秋返回重庆，续任《新蜀报》总经理、社长。抗战时期，周钦岳受周恩来的委托，为《新华日报》迁重庆提供帮助。1945年《新蜀报》被军统特务占用，周钦岳到香港参加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1949年11月赴北京参加政协会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重庆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重庆市文化局长、重庆市副市长、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摘自百度百科）

我仍旧留下来后，表面上工作仍很积极，不过心中的怀恨和不愉快的情绪，是无法隐瞒的，成天马着脸，见不到一丝笑容。做生意的格言是“和气能生财”，我那一副相的确不像生财的样子，照师母的说法是像有人借了我的米，还成糠似的，老板也传出话要在端阳节开销我。

到时候我并没有被开除，因为在老板眼中，我这个劳动力还是大有价值，原来我虽然不会做生意，可是会算账，店里以前有个徒弟，学了几年算盘，但只能打加减乘法，除法他也能照着“珠算大全”上背口诀，打飞归，可是不能实际应用。我对数学本来就很有兴趣，刚进铺子对算盘是一窍不通，但是经大哥用笔算的原理向我分析后，很快就把归除、斤求两、两求斤那些常用的东西弄熟。并且自己学会捷算，有时一方面取货包装，心中就慢慢将货款算出。最初老师和经理还不敢相信，经多次证明不误后，也不由佩服我这“脑壳算盘”了，对我算的账也从不怀疑会有错误了。大约一年左右，铺子里以前请的算账先生就辞退了，每逢比期算几十个户头的利息，和年终算资产盈余红利的工作，就由我担任。不过徒弟总归还是徒弟，薪金还是那一点，老板就看这一点上面，舍不得开除我。

我是不甘心受剥削的，一有机会就想法搞他一下，作为补偿，简单点说就是有机会就用舞弊、偷窃等手段使店中受损失，充实自己。

我必须说明，在刚到店不久那段时间，我是洁身自好，生怕做出不名誉的事，使自己和大哥将来都见不得人，抬不起头。但是虽然我小心翼翼，“忠心耿耿”地为老板的发财而努力，却没有取得他的信任。他常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可是实际上还是处处将我像贼一样地防住，晚上出去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总要搜索我的口袋，这种不信任的眼光，使我非常难受，同时也激发我反抗的情绪。

第一次偷窃还有一个伙计，他叫李舜玉，是二厂的同学，开小差跑出来后，在中国国货公司做练习生，宿舍离铺子很近，和他的工作比较起来，我简直认为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他们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半月轮班休息一天，工作完了就无拘无束，逛街、看电影、会朋友，不管多晚回家没人管，往自己的床上一躺，多舒服，但是他还是不满意，要回家当小学教员。他有女朋友，想弄钱结婚，我是想积钱读书，目的虽然不同，对象可是一样，一说就合。晚上我偷偷地用粗线袜装了两袋三分洋钉，大约有两三斤，那时候正是缺货，很贵，论钱卖。在晚上约定的时间，我打开铺门，装着在门外玩，偷偷将两袋洋钉放在黑暗角落的消防沙袋上，待我进去后，他再去取。我们约好的是他去卖，钱平分，可是不久他就回乡去了，写几封信无回音，洋钉就被他独吞了。

经过这次尝试后，我就胆大了，常常晚上借故出去，口袋里多少带一点东西，回行街放在没人住的屋子里。次数多积得颇不少，可是从来没有卖过，这并不是怕失风，而是不愿意将这冒险勾当弄来的钱胡花。我当时能够问心无愧地干那些事，对自己是有借口的，我偷窃、舞弊为的是对老板所加的剥削压迫的报复。我积钱并不是为享受，而是为了早日脱离这火坑，回到学校去继续学习，我要读到大学毕业，像二哥一样，将来作工程师，那时再好好为国家服务，洗清以前的污点。因为我坚持这两点，所以良心上并不痛苦，并且没有和别的徒弟一样，被恶劣环境所吞没，堕落。

我有个师弟叫别举才，以前是排字工人，因为他本家有好几个人在五金帮里找了钱，家里就送他来学生意。他比我会讲话，会拉生意，虽然比我后来，可是在老师眼中比我有分量。他有个哥哥开了家小五金店，一次我发觉他偷带货出去，我并没有检举他，协商结果是二一添作五。有天晚上我俩在防空洞存货的地方取了许多货，装了一皮箱，由他提去卖给他哥哥。我们这铺子虽然也有几个小股东，但老板是大头，为了漏税，没有立账簿，所以少了货短了钱，不容易被发觉。我一方面和别举才合作，一方面瞒着他私干，弄来的钱他大半在他哥哥店里晚上赌单双输了，还偷偷去嫖过，我怕他日久事情败露，就不和他再干。

（*六十年代听路64级别祖华和余培荣讲，别举才现在是二钢的汽车司机，家仍住江北黑石子）

比起舞弊玩花样弄来的钱，我偷那一点货是无足轻重的。铺子里有个加锁的钱柜，摆在写字桌上，货款就丢进去，钥匙由老板保管，谁经手卖的钱，就由他自己收点，投入钱柜。我就常常耍手法，虚做一下，钱捏在手心里不投，趁人不注意放进自己的口袋。生意经常很忙，空子很多，虽然每天搞，没有被发觉。后来老板要我们将当天收付的钱记在一叠草纸里面，每晚结算是否相符，但事实上生意忙，忘记写上的时候很多，每天晚上钱总有多，所以对我还是没有妨碍。有时老板和老板娘都出去了，卖的钱就是我和别举才的，对买主也特别客气，就怕他不买。

不知道是不是老板不厚道的关系，这铺子经常新人来，旧人去，三年中先生、徒弟、伙房、厨娘换了不下二十个。我干了三年，是最久的元老，其次是别举才，不到两年分到红就去另立门户，其余的多则半年，少则一月、半月，大多数还是他亲戚本家。换得最勤的是做饭的，最初他们来时，很忠实地做老板的看家狗，晚上监视着我们，可是不久仍免不了因细故被开除的厄运。

老板有一个妹妹，年纪比我稍大一点，小时许配给同乡周家的，这周家子弟是学中医的，罗家发迹了后，看着姓周的有点不“门当户对”了，他们是旧脑筋，也不便就退婚，老师就要姓周的到铺子来学生意，看他可不可造就，结果是认为不堪造就，打发回乡。妹妹接进城，由老板做主，改嫁给街上一位妻子已去世，留有四个儿女的中年商人。妹妹读过好几本旧书，深明在家从父，长兄当父这一套道理，没有反对。

后来店里又来了一位店员罗泽甫，是老板本家侄子，五十多岁花白的头，成天有说有笑，嘻嘻哈哈的，大家都喜欢他，叫他老先生。老先生年轻的时候吃喝嫖赌样样都精，后来像是改邪归正了，老师叫他来的用意是自家人，等于多一双眼睛，他不在的时候，有人照应。他来后不久，就串通我和别举才三人一同舞弊，瓜分货款。最初是我们见隔壁百货店到了一批袜子很便宜，都想买，老先生就自作主张，用铺子的货款每人买两双，老板不在，当然很容易就通过了。以后又用货款给大家买过几次东西，如果某人不需要那东西，老先生提议照价给钱，也没人反对。就这样很自然地当老师不在时，卖的钱大多数被我们三人平分了。老先生没有子女，也从来不带钱给他的妻子。后来我们发现他在外面有个相好，并且和新来的女仆“周小姐”有一手。这女仆很年轻，原来的丈夫是乡下人，她进城后最初在当时的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徐继庄公馆当佣人，被徐局长的汽车夫看上了，做了他的“外室”，到我们这来不过是找个住处，并不是为了生活。她从大公馆出来，不喜欢我们叫她什么嫂，要叫周小姐，师母看不惯，没多久就请她走路了。

进铺子一年多老师就把银行存款，黑市吸收存款往来账务的工作交给我，虽然没有额外薪金，但我却从中大大地捞了一笔。存款、开支票、写欠据这些工作，照例是我经手，老师核过数字后盖章。银行里经常存进支出，到底有多少钱老师摸不清，因此有时我就撕一张空白支票，等机会趁老师不注意，用他的私章时偷盖一下，日后填个不大不小的数目自己去取。用这方法我搞过好几次，总数不少，得来的钱，一部分用我姐夫的名义存在铺子，另外存一部分在大哥铺子里，年终结账后我又转为来年的股本。

在第三个年头，我统计一下手里的钱已相当多了，并且每月舞弊来的额外收入，源源不绝。但是这时我个人的用度，还是和初来铺子时差不多，因为行动比较自由一点，有时看看电影，在小摊子上吃碗面，就是我唯一的享受。穿的衣服是从拍卖行或旧衣摊上买来的布料衣服，没有做过新衣。曾经在花纱布管制局挤到几段布，但是舍不得用，交给母亲保管着，说是将来读书的时候用。我积钱准备读书的计划，家里的人都知道，没有人反对，母亲尤其赞成，说：做生意坏人子弟，终究不是办法，有钱没钱无关系，要有本事才能一辈子不饿饭！

这时候二哥已从学校毕业，在磁器口二十四兵工厂炼钢车间做技术员。公务员的待遇很低，他又正在求偶期间，微薄的薪水还不够他做衣服装饰。但他也给家里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他在厂里报眷属，分到房子，大哥的几个小孩就住在厂里，读书、吃饭不花钱。母亲也住在厂里，嫂嫂从水土沱搬到离厂五六里外的乡下。厂里米、煤、水、电不花钱，还分到一个小工做饭打杂，母亲也就清闲得多了。我也常常拿钱回家补贴，并且买了两条小猪。母亲对这两条小猪喜欢得很，每天亲自喂它，看它们抢食，常常给它们抓痒，用棍子量长短，没有事就站在厨房内窗子口看猪，一站往往好几点钟。猪病了她急得什么似的，到处去找单方。我们家因为大半住在重庆的时间多，连想也没想到会有自己养猪的一天，全家都对这两头猪关心，我回家第一件事也是看猪。猪长成架子，加了膘，一天一天地肥了，母亲又为它们担心起来，舍不得杀，推了好久，到不得不杀的时候，大家都在门外看杀猪，她红着眼睛躲在屋子里，过后还替它们烧虔纸，祝福它们来生变人。我看见她爱猪，以后又陆续买了几只。

二哥的对象是一个在国库做职员的小姐，家庭成分是小地主、商人，就经济情况来说，我们好像是在高攀。二哥的小资产阶级习气很重，将贫穷当耻辱，常常埋怨父亲不会找钱，大哥没有发国难财。他对于外出穿着很考究，白衬衣是自己洗，自己熨得笔挺。有次母亲给他洗了晾在竹竿上沾了迹，闹得天翻地覆。在他还未离开学校的时候向我多次表示，毕业后一定要供给我继续读书，现在他是自顾不暇，再也没有提起那回事，同时看见我已有了积蓄，找钱似乎也比他容易，倒有点羡慕了。

商人剥削阶级是堕落、无耻、追逐暴利的吸血寄生物，当我在五金店做学徒的时候，已有深刻的认识。我所憎恨的对象不只是直接施压迫于我的老板，而是他们整个阶级。我是一开始就抱定不与他们同流合污，尽量避免沾上各种恶习。许多本来也是有为的人，进入商界后，不是由劳动者变成剥削者，就是随波逐流，在私生活上开始腐化。

我大哥就是被侵蚀而腐化中的一个例子，说是为了应酬，学会抽烟；为了应酬，常常不顾自己能力，请客吃酒席；为了应酬、做生意，每天照例坐几点钟茶馆，将时间消磨在说俏皮话、吹牛里面。到后来他又醉心于赌博，终于弄得身败名裂，无法再在五金界立足。开始赌博的借口当然还是“应酬”，麻将太慢，改玩单双，后来就干上输赢无限制的梭哈（show hand）。他对于赌博是富有研究精神的，赌单双时一边将每次骰子的点子登记下来，推求它的“路子”。打梭哈自持聪明，能观对方脸色，偶尔运气好，赢了钱就到处吹自己手段高明，大大地慷慨一番，输了是照例不出声。在1944年的时候，他主持一家五金号，店名“隆大”，股本大部分是亲戚、同业中朋友帮忙，另外吸收了很多存款，也是以亲戚居多。他是经理，可以任意支钱，同时家中生活有二哥帮一把，他的担子轻了很多，因此就丢了铺子生意不管，日夜在店子楼上聚赌。他这铺子门市零卖的钱还不够维持开支，在柳州、衡阳买的货又被庄客搞鬼，全部损失，每个比期（半月）要付一笔极大的高利贷存款的利息，为了应付这些利息，唯一的办法是用更高的利息吸引存款，这可怕的结局，他是应该很清楚的，但他是毫无办法，拖着让末日来临，对债主仍旧放空气说外面的大宗货马上就要到了，亲友都一直相信他老实，仍旧继续送进存款，我非法弄来的钱也大部分存在他店里，对他店的危机，他是从不向我说的。

后来可怕的结局终于到来，消息最灵通的当然是同业，争着提款子，蒙在鼓里的亲戚们，知道风声也赶来要债。大哥上街有债主跟着，店里有债主守着，急得他团团转，亲戚也好，朋友也好，这时为了逼债，翻脸不认人，什么恶毒的话都落上大哥的头上。他维持了十多年的私人信用，也完全破产。平日吃喝玩耍，一起赌博的同业朋友们，称兄道弟的金兰交们，通通对他关上大门，在金钱上谁也不伸出援助的手。我的存款不用说是完全落空，并且还另外拿了几次钱给他应付几个最凶恶的债主。人情的冷暖，我想他是应该知道了。

最后没得法了，大哥竟悄悄跑到乡下躲起来，我和家人怕他会自杀，非常担心。结果是几个债权人组织起来，查封存货，将全部资产抵价，打折扣还债，但也并不是就此了事，还得由大哥立一个文契，宣告破产，所有其余债务，将来本人如有发达之日，再行偿还。其实这商店是合股，大哥并无承担全部债务的义务，但他早被逼得昏头昏脑，只想能够结束，也就答应了这个耻辱的文契。我是自动放弃一切债权，对大哥也从无怨言，他很感激我。大哥经此重大打击后，不用说是不能再在五金界立足了，回到家中，失业了。这件事更使我认清商人阶级的无情义、自私性，因此更加痛恨它们。

学徒三年，烟、酒、嫖、赌的习惯均未染上，这点许多人都认为是很难得的。拿抽烟来说吧，铺子里水烟、香烟可以免费取用，才十一二岁的小老板都学会了，在这种优越条件下，很容易上瘾。赌钱也很方便，只要想玩，麻将、单双、梭哈的场合在附近每天都有，徒弟们偷着玩的有的是。我之所以能抵抗这些，主要的原因就是将我的精神寄托在读书上。

老板自己不认识几个字，也就不喜欢他徒弟看书。白天开店时，即使空闲的时候，看看报纸也是不许可的，看书当然更违法。以前店里有过经理的时候，订过报纸，经理走了，报纸就没有续订。我只有在他派我上街的时候看贴报，和读买来做包装货物用的旧报纸，这也不能正大光明地看，整叠报纸放在一边，斜着眼看，正和学生在考试时偷看临坐的试卷一样。刚到的时候，晚上看书也挨过骂，可是我却让他骂去，书还是照看。过了两年光景，我已具有老徒弟的资格，不再睡洋钉桶，在楼上弄到一张固定的床，用几块木板悬起来作为书桌，读书的环境是更好了。

那时读书还是以文学作品为主，旧小说是完全不看了，读得最多的是抗战期中在后方印行的新作品，如巴金的《家、春、秋》，矛盾的《子夜》《腐蚀》，鲁迅的杂文，徐仲年的短篇小说，张恨水大量生产的中篇和长篇社会、讽刺小说，以及无名氏、徐谕的富于传奇性的小说。我这时对作家的立场、作品的好坏已多少有了认识，对书籍有所取舍，不像以前那样见着书就看。

这时我开始接触到西洋的古典文学，最先提起我兴趣和热诚的是俄国果戈尔著，鲁迅译的《死灵魂》。就是因为二厂一位同学托我给他买这本书才开始认识的。作者对所创造的典型人物深刻突出的描写，尖锐无情的讽刺，深深地吸引了我，此后我就努力去搜寻他的其他作品。和果戈尔同样为我热爱的作家还有法国的莫泊桑和俄国的普希金。仅次于《死灵魂》为我最爱读的小说是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吉柯德先生传》。除这些之外，我还读了些屠格涅夫、莎士比亚、大仲马的作品。关于苏联的作品读得比较少，记得清楚点的有《铁流》《在暴风雨里诞生》《第四十一个》《死敌》等叙述革命时期故事的小说，高尔基的作品好像只读过一篇《烟斗》。关于政治、哲学方面的书，我是一本也读不进，所以我的思想很模糊。

我那时对现状已感到非常不满，这一方面是由于自身遭受迫害，主要的还是当时的局势，前方老是打败仗，百万大军，一触即垮，尤其是湘桂大撤退，日寇前锋打进贵州独山的时候，真是气愤得不得了，觉得中国军队真是太差劲，太丢人了。同时大后方生活着的人们又明显地分作两面，一面是吃不饱、饿不死的薪水阶级公教人员、士兵，和保甲长横行，在抽壮丁、捐税等重重压迫下的农民，另一面是政府里贪污淫腐的高级官员、豪门、囤积居奇发国难财的商人，他们吸取老百姓的脂膏血汗以自肥，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我那时只觉得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看不到一点出路，只希望日本人来了，大家一起灭掉完蛋。对于解放区，中国光明的一面，我是毫无所知，看不到革命的前途。最使我气愤的是我圈子里接触到的商人，对时局是漠不关心，没有一点爱国观念，认为只要日本人不杀我，让我做生意，亡国奴又有什么关系？他们对打败仗，失地方的反应是某种货物来源断绝了，得将价钱提高，或囤积起来。

对于我们铺子老板的漏税、抬高物价，我曾很天真地去向当时政府告密，想让他们来整治一下。那时正是雷厉风行限价、议价的时候，每种商品都由同业公会自己订一个价目公布出来，标价出售，不许抬价，事实上公会定价的时候就比当时市价要高，因此一公布后商人就自动提高向公会价格看齐，就法定的涨价一次，隔几天他们觉得又该涨价了，就将货物收起来，看买主身份出售。等到市面缺货已成普遍现象了，有关机关不得不召集同业公会再来一次议价。这样反复下去，涨价的速度比未颁布这法令时还快得多。商人乐呵呵，因为涨价似乎有保障了。在这方法刚兴不久，我就将我们铺子如何不按限价，不开发票等违法情形，写了封信，向主管物价的“经济评价委员会”检举。隔了一个多月，他们果然派了一个人伪装买主，来买了几斤洋钉，事后亮出身份，人赃俱获，没得话说。这案子后来移到警察局去办，老板一听交警察局办，就放心了一大半，马上拜托地方上的大爷们，利用帮会关系和法币关系，经过侦缉队疏通上去，很快就了结。铺子里另一个徒弟顶替老板在拘留室里押了三天，老板除了花不多一点的活动费外，只损失了被当作证据拿去的几斤洋钉，可以说是不足轻重，还好我的检举信是用的假名姓，否则被他们查出来，那真糟透了。从此才知道到底是他们神通广大，不是我这小徒弟搬得倒的。

有个叫田甄的，据说在警察局侦缉队当队长的大特务，这附近商店的大老板们都认得他，像烟案、赌案和收买黑货这类的小案子，只消拜托他给弟兄们送点茶钱就可以了事，老板对他巴结之至，田大哥长，田大哥短的，遇着他上门拿点小东西从来就没有要过钱。有天晚上他敲门进来找老板，只有我在家，他说他需要一张砂布擦手枪，好像怕我不明白他身份，特别将手枪露出来给我看。这个恶霸后来因开枪杀死一个电力公司的工人，舆论攻击得太厉害，被枪毙了。

还有一个叫何仲篪的鸦片鬼，冒充是侦缉队的，到处在商店敲诈，弄不清真相被他敲去钱的很多，后来经人调查出他是冒牌，布置个圈套，找几个真资格出面，把他捉去枪毙了。

有次老板和一个高高的，脸像很凶的外省籍买主不知怎的几句话不合，那人脸一翻，穷凶极恶地破口大骂，拿出手铐要带老板走，老板脸青面白的地吓成一团，不敢开腔。幸亏邻店的一些人出头说不尽的好话，那人才走了。他始终没有亮身份，但居然敢在重庆大街上无缘无故要铐人，当然也有点来历，那时我真想他将老板带走。

做生意的时候，我也碰见过好几个不讲理的买主，本来物价涨得快，几天一个价，难怪他们不生气，但他们不找老板，却找我这个小徒弟出气，拍柜台，指着我鼻子骂奸商，骂四眼狗，说我小小年纪戴眼镜吓唬人。有一次一个喝了酒的皮鞋店老板还扣着碗要打我，吓得我饭都不敢吃。他们一闹，店门就围着一堆人，有理无理总是我错，只有赔小心，认错，希望他快点骂完离开，至于价钱是老板定的，还是不敢做主减低，两边为难，事后老板还要教训我一通，讲讲“和气能生财”的道理。有些买主是认定无商不奸的，当老板不在的时候，我对买主是很老实的凭良心和他们讲货色好坏，价钱也开得最低，但是常常得不到他们的信任，有时还受到“小小年纪就扯谎，就学得油腔滑调做欺心事”的辱骂，想一想当时自尊心是受到多大的损害啊！

我那时年纪还小，到十六七岁时，身体很结实，但是似乎已成定型，再不会长高了。老实说我是有点怕事，当别人吵开了，我多半是不出声，怕他真的动手打我。并且我嘴笨，生气着急的时候，更是说不出话来，等事后想起好多有理由、可驳倒人家的话，已经时过境迁了。

因为受过几次欺侮，就感到有锻炼身体，到必要时可以和对手拼一下的必要。对身体健康我一直很注意，在学校有体育活动的时候我总是尽量参加，不过因为环境关系，这种机会并不多。小学时因为在庙里，没有广大的场地活动，唯一的运动是打乒乓。在中学校长只管自己弄钱，根本不关心体育，几百学生就只有两个泥地球场，一个活摇摇的双杠，学校每学期添两三个新篮球就什么事都不管了，而这几个篮球照例是被几个球队的队员选手们把持住，球场尽是他们的天下，像我这样又小又瞎的根本就插不进去。好在是乡间，走路跑腿都可算是运动。作了商店的小徒弟则连走路这点运动的机会都被剥脱了，大部分时间活动的圈子，就在那不到两丈见方，到处是桶子、架子、柜子的店里。地上常常有老师吐的浓痰（他后来是生肺痨病死的），常常在充满红的铁锈，灰色的水泥飞舞尘埃里工作，洋钉翻桶后脸上、鼻孔里尽是铁锈，哪谈得到卫生！我常常好想要是能在街上跑一趟，出一身汗，累得个精疲力竭该多好，但是又不敢这样做，因为一个人在大街跑，别人不把你当扒手，就当做疯子，我没有那勇气，有个时期我真希望拉空袭警报，让我痛快地跑一趟。

后来机会到底来了，老板派我去参加街坊的义勇警察，这是地方上训练来维持空袭时秩序的，每家铺子一定要派人。训练的时候是清晨，天上亮就去集合，吃早饭的时候才散，每天不过是练习点立正、稍息、转法，应付检阅前练练步法、敬礼，间或也在大街上跑步，当两旁人们好梦正酣的时候，往往被我们杂乱的脚步声，和高喊一、二、三、四的号子声惊醒，我是非常喜欢这样长跑和放开喉咙高叫的。

后来义勇警察不上操了，我就每天早上到不远的公园去散步，任意动动手脚，做柔软体操。晚上也在楼上床前两三尺见方的空地里做弯腰、伏地挺身、振胸等动作。还买了一个旧扩胸器来拉，将几根方钢条捆起来练习举重。同事看见我“练功夫”，很是好笑，我也不管，比力气他们都不是我的对手，我可以将一百斤重的洋钉从地下防空室抱起来搬上楼。

老板和老板娘都讲究吃，所以铺子里伙食很好，鸡、鸭、肉不断，当后方大家都吃夹砂石、稗子、霉黄的平价米的时候，我们吃的是雪白的山米（那时有从小河嘉陵江运来的河米，巴县长生桥一带来的山米，后者质量较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食物太精细的缘故，那几年我一直闹便秘，光吃不拉。不知从哪里看来了关于便秘之害处，我把它看得过分严重，一天不解大便就愁眉苦脸的，解出来了就高兴得不得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经常服大黄泡水通便，我将它当成了不起的疾病来治。

那几年学徒生活，我的心情一直是很恶劣的，总想早点跳出这火坑，揽镜自照，竟是一个小老头。我虽然有颗活泼进取的心，但在那种环境下，常常要做到少年老成的样子。

我憎恨老板一家人，连我们这几家联号的徒弟在内，他们大多会奉承老板，过年过节给老板们拜年拜节，老板伤风咳嗽生点小病他们就去问安。他们拍马屁的主要对象是发国难财起家的五老板夫妇，五老板才二十几岁，逢着生日几个得意的徒弟就出头邀徒弟们给他做寿。这些“人情世故”，我是一点都不会，也不愿去讨好他们。我最怕的是徒弟们在一起的宴会场合，我不会像别的聪明徒弟那样给老板和客人们说恭维话，油腔滑调，死皮赖脸地劝酒，像个木偶似的坐着，有时还成了那些师兄们恶作剧灌酒的对象，我和他们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物。

几个历史久一点的得意门生们，每天晚上和老板一道去坐公会茶馆，这是公会的茶馆，同业们在此聚会，除谈天摆龙门阵外，有时也做做生意。徒弟能去茶馆，一定是被认为很有出息的，我是老师的大徒弟，是有资格去的，并且老师还几次要我去见识见识，我就不去。这个茶馆是个疯疯癫癫的寡妇开的，她四十多岁，信道教，班辈很高。她养有几个不正派，和娼妓差不多的干女儿，也收了一些无赖作干儿子，她最心爱的一个干儿子是拾来的一个瘌痢头告花儿（*乞丐），大约七八岁，可是臃肿得很，重的出奇。据她说这小子骨头特重，是大富大贵的相，将来说不定会当皇帝呢！茶客中很多都成了她的信徒，拜她为师。我的老师和师母都是她的徒弟，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不知她有什么法术。他常常带着小的一个干女儿，和那将来要大富大贵的宝贝干儿子来老师这里做客，这小告花儿现在就被宠得和皇帝的太子差不多，要这样、要那样，胡闹撒野，干妈同师兄们对他百顺百依，不敢怠慢，为的是将来要靠他呢。这老道婆我叫她师爷，她的老师听说住在峨眉山，有一次特别来重庆看他的徒子徒孙们，早几天师母、老师们就紧张得很，就像校长听见督学要来视察一样，我也很想看一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心想总是仙风道骨飘着白胡子的老头吧，谁知却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穿件长衫，样子像个小商人，我想老师和师母一定也很感到失望。听说这个师祖上头还有人，组织很庞大，其作用恐怕不单只骗骗愚民们的钱财。

因为现实生活不如意，我又无力一下结束它、改善它，所以我常常独个沉湎于幻想之中，做白日梦。我那时认为要脱离苦海，只有进学校读到个大学毕业再做事才是个出路，如果只凭我这初中两年的学历，加上我这自己也有点怀疑的“才干”，到哪里也撞不出个名堂。

我常作各式各样的白日梦，比如幻想我像书里故事一样，突然找到一个宝藏，成了头号大富翁，那时再开无数的大工厂，做数一数二的大企业家。另外我要办许多免费的学校，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因此也是全国知名的大教育家。我要有很多儿子，军人、政治家、科学家都有，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我将活到一百岁才无疾而终。有时我也幻想我有超人的体格，比一切人都高大强壮，谁也不敢欺侮，在运动方面我要创无数的世界纪录。受了老师的气后，我就根据脑中侦探小说的资料，设计一个谋杀案，残酷地将他们全家人杀死，而故意布局使任何人也不会怀疑我。关于恋爱方面我明知不会有人爱上我这貌不惊人、毫无出息的小学徒的，但我常梦想交桃花运有艳遇，对象当然是十全十美，她是无条件地热爱我，我也热爱她，终生对她忠实，使她幸福。在幻想这类故事的时候我是从头到尾编得很完整很美丽的，幻想中的爱情也是很纯洁的，没有渗入情欲的成分。

我那时还是没有女朋友，并且自卑感很重，有了对象也不敢表示，我相信是这样的。小学时候的意中人仍旧在脑中保持了很久，后来偶然见了一次，看见她烫发了，心中就凉了一大半，后来听说她嫁给一个钱庄的少老板做姨太太去了，就不再瞎想她了。

我的父亲和继母相继逝世，父亲几十年未生过病，年老了身体还很健康，他开初是胃痛，不能吃饭，辞职回家休养。眼看子女都已成人，快是享福的时候，他实在不愿死去。以前不相信医药，现在也服药了，酒也戒了，无奈病势沉重，消瘦得很快，送到中央医院，诊断是胃溃疡，要动手术。父亲住的是三等病房，母亲在医院对面旅馆里住了一间房，每天去看他。父亲病重我请假去看过他，他已知道自己不行了，拉着我的手说很后悔，没有使我读好书。他对医院气愤得很，每天只是量量体温，他也想早点开刀，医生总推，说是要等一、二等病房空出来了才能开刀，他知道住院费很贵，我们弟兄收入很少，心里很难过。我走时留了点钱在他身边，买点水果什么的。几天后，父亲就死了，终年63岁。遗物里没有钱，显然是被医院里的人搜走了。

父亲的丧事是在二哥工厂里办的，棺材的木料厂里给，并且还拨工人、力夫帮忙，因此花钱不多。照例有和尚道士念经，很像一回事。厂里并且派木船将灵柩送到乡下长生桥川塘湾，祖坟附近埋葬。本来有些排场，像做法事等，是大可不必的，但是上面还有两个老人，她们瞧见会非常难过，可以说是做给活人看的。

不到一年，继母也生病死了，法事照做，但是就在厂址附近选地埋葬，节省很多钱。一年里头死两次人，老师有点不高兴，这次他没有送礼。两次丧事花的钱，都是收来的礼钱顶着用，第二次礼钱不多，我贴了一部分。

父亲留给我们的是他的几大箱衣服，料子很好，但全是老古董花式的长袍、马褂，穿不着，几件皮袍子送到拍卖行廉价卖了贴作家用，马褂卖不掉，嫂嫂拿来做了鞋面。父亲如死而有知，不知要发多大的脾气！继母留下来的东西更少，用得着的都被三姐和他大女儿惠质挑走了。

在这几年内我没有认识新朋友，老师是不高兴有生人来找我的，晚上更不许我在店子里接朋友，留饭留宿那自然更不用想。二厂开小差逃来重庆的几乎都来会过我，每次都只能站在店门外，匆匆几句话，或借一笔钱就走了，再无二度上门的。

金怀志（志炳）也开小差离开二厂，进化龙桥对岸第十兵工厂做了几个月技工，改名金风，因为太出风头，被认为有共产党嫌疑，关了一个多月，后来他转变得很快。父亲病重，他赶去做了好久的孝顺儿子，直到送终。有天晚上我和他长谈半夜，他告诉我将来的计划：要顶起曾祖父留下谦泰行这块牌子，规规矩矩做人，创家业。他说：你怕街上的小汽车不是我们坐的吗，搞得好只要两三年！从此我和他中间的距离就越拉越远，见面也找不到多少话说，对他瞎编的一些他朋友的浪漫故事也不感兴趣了。他父亲也没有留遗产给他，还要负担养活一个重病的继母，和十二三岁的妹妹。他将大部分房子转租出去，自己做地下钱庄的黑市买卖，吸收存款，再高利放给可靠的商号，从中取利。他告诉我这没有多大搞头，为的是“树名声”。他在我脑中就由一个具有反抗性，有侠义心的英雄偶像，变成一个追逐金钱，庸碌的市侩了。

（*金志炳解放后一直在一个工厂做工人，大约2010年我回海孔二厂故地重游，回来后想同他电话叙叙旧，他家人告知他已去世了）

抗战也把我外婆一家人抗垮了，和我们比起来，他们是惨得多。

五三大轰炸疏散下乡后不久外婆就死了，两个抽大烟的儿子都没有当过家，尸停臭了才埋葬。随着弟兄分家，各人守着自己那份产业吃。他们主要的是靠房产收租过活，可是房子都烧炸光了，佃客自己在原地盖起新房，只能收到很少一点租。大母舅的三儿两女全住乡下失了学，他好不容易把烟戒掉（其实是没有钱，吃饭都有问题），不久就生病死了。病里还生了不少气，因为两个表妹都近二十岁了，说媒的很多，使他伤心的是没有一个“门当户对”够得上格的。他有次愤愤地对我说：“你看混不混账，媒人说他是经理，我一打听，原来是煤炭铺老板，什么狗屁经理！”他死后，两个女儿实在留不住，也不管门当户对，胡乱嫁了出去。大儿子由二母舅做主，送去学生意，他认为只有学生意才有出息。二儿子不成器，常偷亲戚的东西，后来跑去当了青年军。人口减少了，最小的儿子才进初中读书。二母舅只有一个儿子，一样的也是收来的租钱养不活三口，戒了烟，当了几学期中学英文教员，后来想做官，进税局作小职员，不久就以贪污罪被判徒刑，关了一年多，出来后他赌咒发誓说冤枉，不知是真是假。他疑心自己有心脏病，不敢再做事，在家里休养，看看中医书，编编川戏曲谱，生活大部分由他妻子做乡村小学教员赚钱维持，他这老牌的大学生，还是一个活废物。后来听说重庆快解放前一场大火，把他家烧光，他心爱的洋文书和常常显示未就任的重庆大学教授聘书都化为灰烬，不知他能否重新建立生活？

我常常和母亲谈话，比较外婆家和我们家，证明钱是靠不住的，所谓三穷三富不到老这句俗话有点道理。他们是寄生虫，不工作，守着一份产业吃，一受打击，产业没有就活不下去了。我们家里虽然没有产业，但因此弟兄姊妹都能自立，能吃苦，并且能互相帮助友爱，再穷也不会闹到饿饭，听任子女失学。

四姐再度结婚，丈夫董鉴沛，甘肃天水人，陆军军官学校九期毕业，失业中校军官，她随丈夫到西北游了一趟，回来仍旧在民生机器厂工作。

1944年终结算后，同事又走了两个，我累积的红利和股本已有20多万元（法币），老板因为乡下买田，街上盖房子，资金提走一部分，同时将一些零星小股东也退了，因此我的股本相对地提高，约占全店资本的四分之一。生意的范围并未缩小，主要的活动资金还是靠高利吸收来的存款。物价涨得快，生意又旺，吸收存款仍有利可图。我估计如无意外，再隔一年，我的钱可能就足够保证我继续学业，那时十八岁，进高中并不太迟。想不到中途发生一件事，使我因祸得福，把计划提前了半年。

自从在二厂医生说我有心脏病后，我每年至少到医院做详细体格检查一次。那年是4月末尾去市民医院检查的，还是和往年一样，一切OK。检查过后第三天的晚上，左眼突然发炎，好像有脏东西飞进去一样，整晚流泪，第二天早上那只眼睛就肿得看不见了，右眼也开始发炎，耳朵好像被东西塞住，听觉不灵。吓慌了，一早就叫黄包车拉到市立医院找眼科检查，医生说是结合膜炎，说不要紧，随便开了张药单。我看他态度马虎，才突然想起一定是我前几天来检查眼睛时，他手未消毒，将我传染上的。用过他给的药，一点效用也没有，严重到双眼看不见，耳朵听不见的程度。幸亏四姐有个朋友，知道有个重庆出名的眼科范大夫，他收的诊费之高也是有名的。我这时只求眼睛不瞎，花多少钱也愿意，就在店里借了5000元和他一同去。范大夫的诊所在美丰银行楼上，的确有点派头。他检查过后，施手术，用一个烧热的小锤在眼皮上烙，另外开了一剂药，嘱第二天再去，前后一共花了约二十分钟，诊费开价1万元，还是带我同去的那位朋友先同他求过，说我是穷学生，请他照顾一类的好话。1万元在那时不是小数目，相当于我两个月的薪水呢！（*钱不够，欠下的5000元说明下次再补，后来没有去，当然也没想到还钱的事，可就这样这一竹杠也够厉害的了）。经他诊治过，我就搬在行街老家去休养，由姐夫给我做饭和照顾我。这病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三两天就痊愈了，耳朵听不见是发炎的副作用，炎消了听力也随即恢复。

我这病太突然，家里还一点都不知道。老师也不知道我这么快就复原，据一个中医告诉他，我这病是个绝症，不是耳聋就是眼瞎，不知是不是老师算计我是残废定了，在我病中他将全店存货资产像年终那样来次总统计，好像是作分家的准备，另外又请了一位名声很不好，当穿穿（*即经纪人，中间人，串串）的作店员。当我病好回店后，发觉自己的被盖已被卷起来，床也由那位新客占了。那一夜我未睡觉，气愤过后，很冷静地分析、考虑，据说是算账结果，狠赚了一点钱粗计我可以分得九十多万元。按那时的物价，每人每月的伙食费不过1000元，高中一学期的学杂费一共也不过5000元，读书的费用是绝不成问题，借这个机会，闹一闹分伙正好，反正他们私自把账已算过了，同时我还盘算着明天怎样和老板开口。第二天清早我就去找五老板，他是罗家成家立业的人，比我老师更能做主。我话一出口，他就再三声明没有排挤我的意思，希望我不要拆伙，并答应给我加薪。我表示得很坚决、强硬，最后他才同意分伙。审核过资产账，经过一番争执，我共分到110几万元。到吃早饭的时候，一张欠据就到了我的手中，这时老师和店中同事还都蒙在鼓里，看着我和五老板忙匆匆跑进跑出，不知是什么事。谈妥了我马上回家去报信，出店门时，师母还用很不高兴的眼光送我，好像是心里在说：上街招呼也不打一下，大模大样的！哈，我从今是自由身，你们再也管不着了！当我随着行李卷离开店子的时候，心里是多么高兴啊！三年受侮辱与迫害的辛酸生活结束了，以后清晨再听不到老师粗声粗气催起床的声音，晚上再听不见老师打牌归来捶门的声音，算盘、秤杆将和我永别了！想着以后又能念书，过集体生活，有寒暑假和礼拜天休息，怎能不高兴啊！

当时我的钱折合黄金约三十两，如果放利息只要一个星期的利息就够缴高中全学期的膳宿学杂费用，算得上是一个小财主，如果打算结婚，组织个小家庭，也是蛮够的。但是我还是兢兢业业的，不浪费一个钱，不置新衣，不进大馆子，短距离内不坐车子。

我的钱虽然绝大部分是由工资、红利作股本累积起来，只有一小部分是偷偷摸摸弄来的，但不管怎样，都不是直接凭工作、凭劳动赚来的，不能完全问心无愧。因此我并不骄傲，并不以为自己小小年纪，就有“本领”找大钱，就有“了不起”之感。

我是1942年5月15日进店拜老师，离开的时间是1945年5月8日，只差一个礼拜就是整整三年。按规矩满师的那一天，做徒弟的要办酒席请客，算是“谢师酒”，从此才算正式“毕业”，以后才可招徒弟做老板。可是我决心永远脱离商界，对这个欺侮压迫我的“老师”也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好谢的，也不稀罕这个资格，所以几天工夫也不等，立刻办离职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