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的前沿问题探索最新章节_阮博著

第一章
“大思政课”研究：回顾与展望

2021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提出了“大思政课”的理念。他指出，“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此后，“大思政课”便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研究话题，相关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对“大思政课”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归纳，明确“大思政课”的最新研究进展和未来深化方向，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分析梳理，当前学界对于“大思政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思政课”的内涵解读、善用“大思政课”的主要依据、善用“大思政课”的内容向度、善用“大思政课”的推进路径等方面。

一、“大思政课”的内涵解读

何为“大思政课”？这是研究善用“大思政课”的首要问题和逻辑起点。对于“大思政课”的内涵，学界还未形成统一的看法。通过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可以归纳出学者们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来对之进行解读。

其一，侧重从“大思政课”之“大”的特点进行解读。要把握“大思政课”的基本内涵，离不开深入解读其“大”之特点。那么，“大思政课”究竟“大”在何处？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有学者认为，贯彻“大思政课”理念，必须胸怀“国之大者”，正确认识和把握思政课之“大”。思政课之“大”主要在于三点：对象是青少年学生大群体，出发点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落脚点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学者则认为，“大思政课”之“大”在于其关涉“国之大者”，具有“大视野”和彰显“大格局”。还有学者指出，“大思政课”之“大”体现为聚焦国家战略需求的大使命、多维时空协同育人的大格局、知识能力素养并重的大目标三个方面。还有学者认为“大思政课”之“大”即思政课之“大”，而思政课之“大”在于思政课教学中要具有大视野、大历史、大体系三维视角。有学者侧重从课程实践的特点进行解读，将“大思政课”之“大”概括为视野开阔性、时空延展性、内容针对性、方法开放性等四个特点。有学者则侧重于教育主体的角度，对“大思政课”之“大”概括为大思维、大情怀、大视野、大融入、大协同等五个方面。此外，还有学者指出，“大思政课”之“大”体现为课本内容和现实内容相结合，课堂场域和社会场域相结合，引领功能和内化功能相结合。

其二，侧重从“大思政课”之“课”的形态进行解读。从根本上说，“大思政课”是属于思想政治教育范畴的“课”。因此，想要准确把握“大思政课”的内涵，就不得不解读其作为“课”的形态。那么，“大思政课”之“课”究竟是何种形态的“课”？有学者指出，“大思政课”之“课”既是指课堂，也是指课程，二者是内在统一的。其中，课堂是形式，课程是内容，内容决定着形式。因此，构建社会大课堂是“大思政课”的必然要求，“大思政课”只有通过社会大课堂才能得以贯彻和体现。有学者则认为，“大思政课”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表现形态，其具体实施本质是一项课程实践活动。关于“大思政课”具体是一门什么样的课程，学者们侧重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有学者认为，“大思政课”实际上是科学理论与时代特征、社会实践结合的思政课，是学校课堂与社会课堂结合的思政课。有学者指出，“大思政课”是激发使命担当的时代大课，是呈现人民伟力的实践大课，是阐释中国之治的理论大课。还有学者则认为，“大思政课”是加强当代青年以党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的历史大课，是指导当代青年深刻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实践大课，是运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青年头脑的理论大课。

其三，侧重从“大思政课”之“思政”的意涵进行解读。学校教育的初心使命和根本任务就是立德树人，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则是落实学校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开好思政课具有充分的依据，不仅“理直”而且“气壮”。“大思政课”虽有其“大”的特点，但本质上还是思政课，其核心是思想政治教育，其价值旨归是育人。因此，不少学者着重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以及育人功能角度去解读“大思政课”的内涵。有学者指出，“大思政课”的本意就是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贯穿在整个教育教学中，实行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构建全社会协同育人格局。有学者认为，要打造出高质量的“大思政课”，必须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挖掘、整合并运用蕴含在时代、实践和现实中的丰富育人元素。此外，还有学者在阐述“大思政课”的核心要义时，认为“大思政课”遵循“铸魂育人”的价值导向，倡导构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育人新格局，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着眼于教育引导青少年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善用“大思政课”的主要依据

为什么要善用“大思政课”？这涉及善用“大思政课”的依据问题。对善用“大思政课”的依据进行解析，关系到善用“大思政课”命题本身的合法性，因此是学者们研究“大思政课”的一个焦点。通过梳理学者们的代表性观点，善用“大思政课”的依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善用“大思政课”，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观的逻辑指向。就其本质特征而言，“大思政课”就是将思政课与社会现实有机融合，即善用社会、时代、实践以及历史资源等这些鲜活生动的现实素材讲好思政课。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的一条基本原理就是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为善用“大思政课”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中国共产党人在论及人的发展时，多次揭示出：教育不应只是立足于意识、思维、理论等主观世界，而要根植于社会存在、现实生活等客观世界；只有将教育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紧密联系实际，教育才能发挥更大的效力。善用“大思政课”，正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应然指向。还有学者认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乃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而“大思政课”强调的正是深刻把握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不但强调对理论知识的讲解，而且更加重视引导学生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实践，并通过实践来检验所学的理论，符合马克思主义之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之基本观点。

其二，善用“大思政课”，是“两个大局”背景下的应然选择。善用“大思政课”，有其特定的现实背景和时代背景。如果脱离社会背景，不从具体的社会需要出发，单纯去谈“大思政课”，那必然是空洞的。“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正是当前善用“大思政课”的重要现实依据。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得“大思政课”成为时代新课题。在其看来，全球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科技的洪流导致了重大变化，当代的大学生已经可以“平视世界”，用好“大思政课”，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才能有效地应对时代和学生的变化。有学者认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势”，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两大基本背景。时势结合之下，“大思政课”呼之欲出。换言之，“大思政课”理念的提出深刻体现了崛起中的中国对思政课成熟而广博的视野的诉求，“大思政课”的实践探索则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具体行动。还有学者指出，在“两个大局”背景下，思政课的改革与创新正面临一个关键时期，“大思政课”理念的提出，指明了新时代思政工作守正创新的方向。

其三，善用“大思政课”，是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客观需要。改革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品格，也是推动新时代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推进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内蕴着善用“大思政课”的实践要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思政课是一类极具包容性和综合性的特殊课程，其对学术深度、广度要求很高，因此“大思政课”理念的出现正是思政课本身大容量特点的必然要求。有学者也认为，树立“大思政课”观，既是推动新时代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的新方向，也是促进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必然要求。还有学者指出，“大思政课”理念的提出，不但传承和发扬了思政课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此同时，也进一步深化了对新时代思政课建设规律的认识。善用“大思政课”，能够切实有效地提高思政课建设的质量和水平，有利于推动思政课在新时代守正创新、铸魂育人。有学者也认为，善用“大思政课”能够使思政课教学顺应时代潮流，从而推动思政课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常讲常新。此外，善用“大思政课”还可以有效破解当前思政课教学中面临的突出问题，这也是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的重要向度。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讲好思政课是有困难的，其困难就在于如何让思政课切实有效地入脑入心。在他看来，善用“大思政课”充分调动各种资源，推动思政课的改革与创新，将课堂、网络、实践三种教学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有助于让思政课入脑入心。有学者也认为，当前思政课建设面临着时效性、亲和力、针对性不足等问题，善用“大思政课”能够补充、拓展和深化思政课的场域、视野和格局，是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新方向。

其四，善用“大思政课”，是落实学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立德树人是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其承载的重大使命。要落实学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需要善用“大思政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大思政课”与其他单纯传授理论知识的专业课程不同，它是既教授学生理论知识，又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特殊课程，其在继承与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提高全民族特别是青年的思想道德素质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还有学者认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使得国家对于人才的需求进一步加强。因此，善用“大思政课”，能够切实增强思政课的实效性，不但能满足青年学生对成长发展的期待，而且能够更好满足新时代对人才的需要。还有学者强调，“大思政课”凝结了思政课建设经验和规律的长期认知，是思政课在立德树人系统工程中的一种新形态，它将在思政课培根铸魂的导向功能中占据新方位。还有学者也指出，“大思政课”的核心要义就是将鲜活的时政素材融入思政课堂，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完成立德树人的教学宗旨和计划，更好地铸魂育人。

三、善用“大思政课”的内容向度

善用“大思政课”到底要“善用什么”，这是“大思政课”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关于善用“大思政课”的内容向度，学者们普遍认为是运用传统思政课堂之外的各种资源。但具体是何种资源，不同的学者侧重从不同的角度分析。

其一，善用社会资源。“大思政课”善用社会资源，强调思政课教学突破“学校”以融入“社会”，凸显“社会大课堂”的作用。有学者指出，“大思政课”善用社会资源主要有两方面途径：一是拓展内涵，把社会资源引入思政大课堂；二是拓展时空，让思政课堂走入社会大天地。还有学者认为，“大思政课”建设意味着需要突破传统的学校场域，向社会场域延展，实现思政课与社会现实的良性互动。为此，要建立对接社会现实的机制，抓住那些具有育人效果的社会资源，按照思政课的标准和要求转化为课程资源。有学者则强调，善用“大思政课”，必须拓展思政课的课堂范围，利用课堂之外的社会生活载体（如学校社团、课外实践基地、网络空间等），塑造浓厚的社会育人氛围。还有学者在解读善用“大思政课”时指出，“思政课+社会实践”是理解“大思政课”基本内涵的维度之一。这里的“+”和“社会实践”，就彰显着思政课堂的社会延伸。换言之，“大思政课”强调从学校场域的局限性中突破出来，延伸到社会实践领域，善用广袤的、生动鲜活的社会资源。

其二，善用历史资源。“大思政课”善用历史资源，强调将历史资源融入思政课教学，突出历史与现实的鲜活联系。有学者指出，善用“大思政课”，必须具备历史大视野，即能够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汲取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厚资源。有学者认为，历史长河中包含了数不胜数的可歌可泣的育人故事，五千年中华民族文明史、五百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史、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党史、七十多年新中国史、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史中蕴藏着丰富的思政课教学资源。善用“大思政课”，就是善用好这些历史资源。有学者则强调，善用“大思政课”就要善于“活化”历史文化资源，包括文物、遗产等五千年中华文明积淀，以及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革命历史文化资源。有学者则指出，讲好“大思政课”需要以红色历史资源为鲜活素材，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大思政课”。具体方式有“活化”红色文化资源、开展红色研学活动、创新红色文化供给。有学者则认为，善用“大思政课”需要基于厚重的百年党史，运用丰富的党史学习教育资源，在党史学习教育中铸魂育人。还有学者指出，善用“大思政课”需要抓住重要的历史节点，挖掘厚重的历史资源。例如，在建党百年这样的重要历史节点，在全社会上好“大思政课”，需要用好各种“四史”资源。

其三，善用时代资源。“大思政课”善用时代资源，强调要把握好“变”与“不变”的关系，在思政课教学中注入时代性元素。有学者认为，善用“大思政课”就是要强调顺应时代变化和善用时代资源的重要性。在其看来，“大思政课”不仅要“理直气壮”地开，而且要与时俱进常开、活学活用善开。也有学者指出，善用“大思政课”的重要向度就是要用时代任务激发时代担当、以时代精神孕育时代新人。即是说，“大思政课”要引领学生走进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和社会生活，切身体悟时代之变、时代主题和时代使命。还有学者认为，只有结合时代背景，“大思政课”才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促进学生的思想跟上时代脉搏。关于“大思政课”要善用好何种时代资源，一些学者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有学者指出，新时代思政课的环境、对象、方式等和以往相比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要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吸引力、感染力，就要以“大思政课”的思维搭乘新技术的潮流快车，推动“互联网+思政课”新模式。还有学者指出，“大思政课”立足的时代主线就是“两个大局”，讲好“两个大局”也就把准了时代的脉搏，也就找到了讲好“大思政课”的第一要义。

其四，善用实践资源。“大思政课”善用实践资源，强调思政课教学要处理好学理性与实践性的关系，实现理论诠释与实践回应的统一。有学者认为，实践与现实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元素，当我们对这些教育要素进行挖掘、整合，并将其运用于立德树人的过程中时，实践与现实就会成为非常有效的“大思政课”。有学者强调，善用“大思政课”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大思政课”最生动的教学主题就是社会现实与生动实践。还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大思政课”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善用“大思政课”就要善用鲜活的实践资源，就是让学生不局限于学校课堂教学，而是要走进广阔的社会实践中，切身体会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变迁。有学者也强调，实践教学是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的重要连接点，善用“大思政课”就是要既运用理论指导实践，也要通过实践悟得真知。还有学者认为，善用“大思政课”，必须用好“两本书”：一是理论的“有字之书”，二是社会实践的“无字之书”。此外，还有学者结合疫情防控实践指出，新时代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抗疫斗争实践是一本思政课的“活教材”，善用“大思政课”就要善用好这本“活教材”，讲好疫情防控“大思政课”。

四、善用“大思政课”的推进路径

如何善用“大思政课”，是“大思政课”研究的实践指向，因而也是学者们热烈讨论的话题。通过对学者们的观点进行梳理，善用“大思政课”的推进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提高教师善用“大思政课”的能力和水平。“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作为“大思政课”的实施主体，教师的作用无可替代。善用“大思政课”，讲好“大思政课”，从根本上说依靠思政课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大思政课”有效推进的首要条件和关键环节，乃是教师主体性作用之发挥。为此，一方面，思政课教师要从课堂中“走出去”，走入社会生活，在社会生活中挖掘资源讲好思政课；另一方面，要将一线社会实践工作者引进思政课堂，在思政课堂中讲述和呈现鲜活的社会实践。有学者也认为，善用“大思政课”就要提高教师善用“大思政课”的能力和水平，这对思政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教师要拥有“大思政”的格局和视野；二是教师要拥有雄厚的思想理论基础和系统的知识结构；三是教师要拥有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宽广的学科视野；四是教师要不断提升实践教学能力，并善于设计、指导并与学生共同参与社会调研和社会实践。还有学者强调，善用“大思政课”意味着教师要有“大视野”和“大情怀”。所谓“大视野”，意指思政课教师需具备知识、国际、历史、现实和前瞻等多种视野；所谓“大情怀”，则意指思政课教师要拥有家国情怀、传道情怀和仁爱情怀。

其二，创新善用“大思政课”的方式方法。善用“大思政课”的有效实践，有赖于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的创新。有学者认为，“大思政课”意味着更加强调对育人方式的创新。因此，在“大思政课”建设中要做到三个统一：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统一，教学内容与教学手段的统一，教学表达与教学研究的统一。有学者则指出，思政课的主要方式是课堂教学，为此要善用好“大思政课”，就要创新课堂教学方法，构建思政课教学和思政课教师和谐共存的“大思政课”生态体系。有学者从时代变化和科技发展的角度指出，善用“大思政课”，就要积极迎接新变化和新技术，将高科技引入思政课堂，创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的学习环境，采用案例式、探究式、体验式、互动式等多种教学方式。还有学者指出，要善用沉浸式“大思政课”，增强思政课身临其境的场景感、真实感和历史感，激发教育对象在现场教学中的深度学习意识，聚力教育方式的多元整合与变革创新。有学者认为，善用“大思政课”，需要用好网络视频的思政叙事。所谓网络视频思政叙事，是指以网络视频为媒介来进行思想引领和价值塑造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它能够充分发挥媒介融合优势，增强思政课叙事的实效性，从而把握叙事时机、贴近叙事对象、创造叙事燃点和丰富叙事载体。此外，还有学者从平台化转型的视角指出，在新技术时代，善用“大思政课”就要实现从“传统媒体思维”向“平台化思维”的系统转型，创新善用“大思政课”的平台载体，即在充分洞悉新媒体平台系统和平台功能的基础上，既要聚合性生产以适应新媒体平台的渠道分发机制，也要守正创新保证新媒体平台的优质内容供给，讲好面向青少年的“大思政课”。

其三，建立与善用“大思政课”相匹配的育人体系。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的取得是多方面因素正向发力的结果，“大思政课”的实践推进也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因此，善用“大思政课”，需要建立与其相匹配的育人体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大思政课”不是孤立的，而是内容体系、施教体系、保障体系在思政课中完美连贯的反映。善用“大思政课”的重要前提，就是做好顶层设计、教学组织、资源配置、服务保障等多方面的协同，为“大思政课”的有效运行提供体系化的支撑。有学者也指出，“大思政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善用“大思政课”需要善于衔接整个过程，纵向上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横向上将“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相结合，实现同向同行、协同发展。还有学者认为，善用“大思政课”需要健全校内外思政课一体化体系，有效衔接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还有学者强调，面对立德树人这一兼具复杂性、系统性、长久性、战略性的工程，协同思维必不可少。善用“大思政课”，需要在坚持以学校思政课为中心的基础上，将思政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学校之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相联系，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统一，广泛调动育人主体，有效整合育人资源，普遍建立育人机制，以构建起“大思政课”协同育人的“大格局”。

其四，完善善用“大思政课”的体制机制保障。善用“大思政课”除了需要在教育主体层面提高教师素质，教育手段层面创新教学方式方法，教育体系层面整合现有育人体系，也需要坚实的体制机制保障。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善用“大思政课”，需要深化思政课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思政课评价机制改革，建立有利于“大思政课”的体制机制，同时加强党对思政课建设的全面领导。有学者则认为，善用“大思政课”需要加强“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协同化推进的体制机制建设。具体来看，政府部门要制定并出台建设“大思政课”的相关政策，实现“大思政课”建设的制度化、系统化和常态化；学校部门要加强对“大思政课”建设的领导力度，确保“大思政课”工作机制在各级的落实；社会和家庭要积极支持配合，为善用“大思政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还有学者强调，善用“大思政课”，需要完善“三全育人”的体制机制保障。具体来说，要制定科学的促进“三全育人”的制度并且严格执行，并建立有效的监督评估体制予以保障；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由党委领导、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各个部门协同落实、专业院系主动作为、全体师生共同参与的“大思政课”机制，实施“一体化”育人和上下“一盘棋”。

五、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学术界关于“大思政课”的研究，是在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思政课建设的优良传统中萌发的，也是在新时代背景下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发展趋向下出现的。学者们从各自的视域出发，对“大思政课”进行了多元化、立体化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这主要体现在：其一，对“大思政课”的内涵进行了多视角的解析，使得“大思政课”的科学内涵呈现更加明确；其二，对善用“大思政课”的主要依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使得善用“大思政课”的实践推进有了更加坚实的根据；其三，对善用“大思政课”的内容向度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和总结，为善用“大思政课”的贯彻落实提供了基本遵循；其四，对善用“大思政课”的推进路径进行了多维度的深入发掘，为善用“大思政课”的有效实践提供了更多启迪。学者们关于“大思政课”研究的这些学术成果，为进一步推进“大思政课”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

但是仍然需要看到，由于“大思政课”理念正式提出的时间还不久，其学术论域还有待进一步开拓深化。换言之，“大思政课”作为一个重要学术议题，依然有继续深化研究的空间。面向未来，学界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力。

第一，从明晰内涵与厘清外延入手，进一步探究“大思政课”的核心要义。究竟何谓“大思政课”，这是“大思政课”研究的元问题。能否对这个元问题进行深入解剖，准确揭示“大思政课”的核心要义，科学厘定“大思政课”的内涵外延，直接关系着“大思政课”研究的学术走向，也直接关系着“大思政课”实践的基本路向。当前，学界对“大思政课”的基本内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相关议题依然需要继续深化。例如，“大思政课”究竟是学校思政课的一种特殊形态，还是不同于学校思政课的一种另类形态？“大思政课”有何内在特质，其确证自身的本质意涵是什么？“大思政课”具有怎样的主体构成、对象构成、内容构成、场域构成？什么样的课可以称之为“大思政课”，其评判标准是什么？“大思政课”有哪些基本形态和主要形式？“大思政课”与“大思政”二者有何关系？“大思政课”与一般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究竟关系怎样？……这些问题都涉及“大思政课”的“本源性”，或者说是研究“大思政课”无法绕过的“根基性”问题。只有将这些问题解答清楚了，“大思政课”的内涵外延才能得到科学的揭示，其核心要义才会得到真正的澄明。因此，今后学界要直面“大思政课”议题学术化进程中的相关理论困惑，通过深度学理研究和比较研究科学划定“大思政课”的概念边界，从而廓清“大思政课”的内涵外延。

第二，从理论、历史和现实等层面出发，深化对善用“大思政课”依据的研究。善用“大思政课”的依据问题，直接关系到善用“大思政课”命题的合法性，需要进行深刻阐明。从当前学界关于善用“大思政课”依据的研究来看，主要集中在现实依据方面，而对于理论依据和历史依据的研究较为薄弱。今后，学者们在加强对善用“大思政课”现实依据研究的同时，需要夯实对善用“大思政课”的理论依据和历史依据研究，为善用“大思政课”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历史支撑，使得善用“大思政课”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能性能够呈现得更加清晰明了、立体丰富。就善用“大思政课”的理论依据而言，今后学界需要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教育教学的重要论述，夯实善用“大思政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另外，学界还需要合理借鉴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学科的有关理论范式、思想资源和研究方法，为善用“大思政课”提供更为丰厚的理论滋养。就善用“大思政课”的历史依据而言，今后学界需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善用“大思政课”历史经验的研究，并在爬梳中外“课程德育”“生活德育”“实践德育”等相关德育理念之思想史和实践史的基础上，提炼和概括出可供善用“大思政课”借鉴的历史经验，使得善用“大思政课”具有充足的“思想史”和“实践史”支撑。

第三，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着眼，推进善用“大思政课”的实践路径研究。善用“大思政课”的实践路径，是“大思政课”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因而也是学者们讨论的焦点话题。但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学者们对于善用“大思政课”的推进路径研究大多是着眼于宏观层面。毋庸置疑，从宏观角度探讨善用“大思政课”的推进路径是很有必要的，这有益于明确善用“大思政课”的总体理路。今后学术界要深化善用“大思政课”的实践路径研究，除了要提出“大思政课”实践推进的宏观理念与总体方向，还需要从微观层面深入探究“大思政课”具体的推进方法和有效策略。在“大思政课”的实践路径研究方面，既突出战略视野又重视操作策略，方可为实践中“大思政课”的有效落实提供有益的学理支撑。同时，今后学界在探讨善用“大思政课”的实践路径时，也需要紧密结合如何破解善用“大思政课”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实践难题、风险挑战、制约因素等。如此，关于“大思政课”的实践路径研究就能够更加系统化、深入化，也更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从研究方法来看，今后学界在推进善用“大思政课”的实践路径研究时，在注重运用相关理论研究法的同时，也要注重运用基于典型经验的个案研究等实证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