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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文艺铸魂这一具体提法是近年来才成为热点的，但这一思想认识古已有之，古今中外，人们对文艺的社会功能特别是育德功能的探讨从未停止。中国先秦儒家的艺德学说，西方哲学家对美与善、文艺与道德、美育与德育等内在关系的研究，均是对文艺育人功能的探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前人的基础上，从唯物史观出发揭示了文艺的意识形态本质，并不断发掘文艺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使命方面的可为性；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集体也高度重视文艺的作用，充分运用文艺的社会功能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仅积累了较多有价值的实践经验，亦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文艺铸魂思想。此外，由于近年来思政课的地位不断提高，有关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探讨也成为学界焦点，如何巧妙运用文艺的育德功能提升思政课的实效性、真正帮助思政课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是从事思政课教学与研究的人，特别是艺术院校思政课教师孜孜探索的课题。这一系列思想理论成果为我们更加系统和深入地研究“文艺铸魂”提供了大量可借鉴的资源。
中国自古代起，就已经非常重视文学艺术的教化与德育作用。中国古代早已有“教化”一词，意指“由统治者主导实施的、以人文教育为手段的、旨在改变和提升社会民众的政治伦理素质的教育活动”
。那时的“教化”实际上就已经与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内涵上颇为接近了。因此，当时的文艺教化可以类比为当下的文艺铸魂来理解。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就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艺德观，强调艺德合化、文道合一、礼乐合一，认为“优美高尚的文艺能够移风易俗，是修养道德、陶冶性情的利器”
，从而“确立了艺术审美与思想道德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和实践途径”
。而其他诸子的观点虽与儒家有异，但实际上他们著书立说归根结底也是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所以对于先秦诸子而言，文还是为德与道服务的。这一传统延续至唐宋后被表述为“文以载道”或“文以贯道”，文艺的社会教化功能愈发凸显，文艺“教化论”也愈发成熟。至明清时期，则强调文艺的经世致用功能，认为文艺“应对社会产生扶风教、正人心的有益影响”
，勇担时代责任。纵观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史，大体来说，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主要从政治教化、道德教化与个体修身三个层面来阐述文艺的教化价值。第一，政治教化。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因而儒家文化中的入世情怀持续渗透在中国古代文艺发展过程的始终。在这一文化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礼记》中的“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也不难理解孔子对诗“兴、观、群、怨”功能的概括及其“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的论断。换言之，在中国古人的认知中，文艺是有辅佐政治、干预政治、培养政治人才的作用的，这些作用就是文艺政治教化价值的集中体现。第二，道德教化。在中国古代，文艺多被视作道德的附庸，中国人尚文，看重的是它的效用而不是美本身，如“孔子袒护诗文，全从道德政治着想，以为诗文是道德政治中所必须有的一个节目”
；扬雄提出言必学经，文学不能言之无物，而要体现微言大义；韩愈的“文以贯道”和周敦颐的“文以载道”，更是将实用与道德的功用刻在了中国古代文艺的骨子里。一般来说，古人在阐述文艺的道德教化作用时，往往强调文艺在规范阶级内部与阶级之间的道德秩序以及感化民心两个方面的价值，旨在引领社会的道德风尚，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第三，个体修养。孔子就曾将诗和乐视作修身养性、陶冶情感的重要内容与手段，从而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而他对文艺能够提升个人道德修养、完善个人人格的正确认知，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古代的西方哲人同样也认识到艺术的美与道德的善之间的融通。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明确提出“艺术特有的美感作用的对象是人的心灵，文艺作品对人的灵魂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认为它们“能够进入灵魂深处，把优雅带进灵魂”
。亚里士多德也曾多次探讨美与善、文艺与道德、美育与德育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艺的本质在于模仿，且文艺作品本身又能引起受众的模仿，换言之，文艺作品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是起着示范影响作用的，因此，文艺作品中的思想道德倾向需要进行严格考察。在模仿论的基础上，作为艺术功利主义者的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了艺术的道德教育作用，认为“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它善”
，即好的文艺理念或文艺作品必然包含道德情操，并能鼓舞人心，因此文艺工作者必须“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准并借助自己的艺术作品提高民众的思想道德水准”
。此外，他还提出了著名的“净化说”，强调文艺对净化人的情绪、激发人的善良情感、升华人的道德情操等方面有重要影响。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文艺的社会教育功能再一次得到强化，当时的理论家普遍认为“文学艺术能净化心灵，寓教于乐”
。如锡德尼特别强调了文学形式之一的诗“创造了引人入胜的意象来表征道德，于娱乐中教导人心，为人类铸造了一个黄金的世界”
。
事实上，不论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是西方哲人，在对文艺与道德关系的认知上，对文艺育德铸魂功能的重视上基本一致，并且，回顾中西方古代优秀的文艺作品，我们确实能够深刻感受到艺术形式与思想精神的完美融合，也清晰地看到文艺推动道德升华、传承精神品质的历史轨迹。当然，由于时代条件与阶级立场的限制，古代思想家关于艺德关系的论述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且多数时候是为维护与巩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服务的，并且由于以往教育普及度较低，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无法在更大范围内对普通民众的思想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文艺应当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文艺铸魂思想对于当下开展专门研究更具指导意义与理论价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相关思想。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未曾明确提出过“文艺铸魂”的概念，但其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实则体现了文艺铸魂的思想实质，为我们当下研究文艺铸魂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从考察文艺的本质着手，提出“意识形态说”和“精神生产说”，指出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形式，具有强烈的思想政治性，它们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亦能以其所具备的认识功能与阶级倾向性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帮助人们在获得精神享受后更好地投入生产生活；并且文艺作为精神生产的过程，是人获得自我确立的一种方式，能够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和思想水平，乃至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与解放。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铸魂思想的萌发状态与初始形态，尚未在充分的实践中得以升华，那么列宁则基于当时苏联的具体实际，对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艺和无产阶级事业的关系、文艺育德与党的领导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高屋建瓴的论述和与时俱进的理论改良，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具体运用到实际问题的解决当中。列宁认为写作事业是无产阶级的重要工作，是“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并且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
，因而文艺实质上就是对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他们获得精神享受与思想洗礼。在这里，我们除了看到文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辅助作用，也能看到文艺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先进思想。
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文艺铸魂思想又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铸魂思想体系，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较早的且颇为成熟、自成系统的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因此，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摸索“文艺铸魂”的发展脉络，必绕不开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和中国革命建设事业的领导人，其文艺思想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整体格局之中诞生的，因此政治性、革命性是其文艺理念的关键词，为人民服务则是文艺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而进入新时期之后，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针对西方社会思潮在国内产生冲击、文艺发展摆脱束缚后难免突破界限等现状，邓小平指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提出了培养“四有”新人的战略目标，并由此强调文学艺术在建设精神文明、培养“四有”新人方面的重要性。近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艺工作，“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这一提法正是出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他在2014年10月15日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而后于2016年出席了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且做重要讲话，此外，更是在多种场合、多次重要讲话中强调文艺的铸魂作用，并对当下中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提出了不少前瞻性建议。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文艺工作中一系列带有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明确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指导性观点，为新时代中国文艺工作的健康理性发展指明了方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社会主义文艺理论。
除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对文艺铸魂备加重视并提出诸多有价值的思想观点，近年国内学术界也对文艺铸魂展开了深入研究，大致聚焦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基于文艺学的学科视角，从文艺的功能论角度，解读文艺诸多功能之中的培根铸魂功能。如有从纵向、横向及纵横双向三个维度展开，分析文艺的多元功能，而众多功能中就包含了文艺的教育功能特别是思想教育功能，因为“作为特定阶级的思想体现者的作家艺术家，总要通过文艺反映本阶级的思想意识来教育群众”
，故“凡是能够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有助于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的，能够包括在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领域范围内的”
，就可以被视作文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具体体现；有从文艺功能的历史变迁角度，指出当代社会文艺承担着“引导—规范、价值—示范”的功能，“在人们的公众生活中起到一种引导思想和行为的方向、规范人们活动的路径的作用，并通过表达社会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起到对于社会进行示范的功能”
；有以道德治理为切入点，从美与善的关系等角度出发，对文艺与道德伦理之间的契合点进行综合性考察，认为文艺是道德治理的一种特殊形式，可以帮助人们“培育道德情感、提高道德认识、坚定道德意志”
，从而间接发挥社会治理的作用；也有立足传统与现代的双重视角，认为培根铸魂思想“贯穿于文艺发展史，是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
，要一直传承下去，因而当下仍然需要推动文艺扎根新时代火热的社会实践，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
第二，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视角，探讨文艺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研究者们将文艺视作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载体，认为文艺能够“在理论与实践、理论与群众之间搭建起一座沟通的桥梁，由情入理、由浅入深，寓庄重严肃的教育内容于如痴如醉的艺术享受之中”
，从而“有利于通过审美教育更好地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有利于扩大思想政治教育在空间上的广延性和纵深性，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氛围，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底蕴，有利于更好地对人们进行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自我教育”
。换言之，充当思想政治教育文艺载体的必须是“蕴含、承载、传导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和内容，并能为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交互运用的文艺形式或活动”
，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一切文艺形式与活动。基于此，要有效选择能够充当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文艺作品或文艺活动，并充分开发与挖掘这类作品或活动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与元素，借助文艺的形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学习与实践探索，增加教育主客体之间的互动联系，与此同时，也要“提升运用主体的审美能力，遵循文艺自身的规律，优化文艺作品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的教学方法”
，以切实有效地实现价值内化、培根铸魂的目标。
第三，剖析重要代表人物的文艺铸魂思想。该类研究主要聚焦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中国共产党历代重要领导人身上，通过梳理他们各个时期关于文艺铸魂的思想内涵、时代价值、方式方法、目标任务等问题的论述，来逐渐完善马克思主义文艺铸魂思想的逻辑理路和丰富内涵。事实上，学界此类研究成果还是很丰硕的，仅知网上搜索到的关于重要代表人物文艺思想的论文就有上百篇之多，这里仅概述较具代表性的几篇。汤国元基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度解读了江泽民文艺论述的核心内涵
；沈壮海基于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论视角，重点阐述了文艺育德论作为毛泽东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论体系中的重要层面在感召、教育、引导、激励人方面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刘晓哲从马克思、恩格斯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对二人的文艺育德观点进行了辨识和梳理，“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文艺育德思想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和理论意义”
；闾彬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毛泽东文艺育德思想的回顾，确立了邓小平文艺育德论的理论基石，并重点阐明了邓小平对前人文艺育德思想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
；温玉林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出发，系统阐述了胡锦涛的文艺思想在和谐文化建设、文艺管理以及文艺创新三个方面的具体体现
；庞桂甲则深入研究了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理论命题，对新时代文艺育人的逻辑体系进行了系统解读
。此外，也有几本重要的专著全面深入地研究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铸魂思想的发展始末，内容翔实、逻辑严密、思想深刻，是我们开展研究的重要文献基础。如刘晓哲在其专著《马克思主义文艺育德思想研究》中，从马克思主义文艺育德思想的源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文本出发，详细阐述了文艺育德的理论基础，继而基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有关文艺育德的相关论述，对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文艺育德的代表性观点进行了客观评述
；何小勇在其专著《中国共产党的文艺育德思想与实践研究》中，通过分别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育德思想来系统论述中国共产党文艺育德思想的历史渊源，进而在此基础上立足中国实际，重点从价值论、方法论、结构论、目的论及管理论等方面逐一呈现了每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针对不同的时代特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育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冯宪光在其专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艺理论思想》中，立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原著文本，深入解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邃而富有现实指导意义的重要文艺观点
。
第四是从实际教学中的具体做法着手，探索文艺铸魂的有效实施办法与路径，以丰富和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论。在实际生活中，由于思政课的开展主要有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两个基本渠道，因此围绕思政课借助文艺形式强化铸魂育人效果的路径探索大致也是从这两个渠道展开的。一方面，学界普遍认为，课堂教学应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指导下，尝试用多元化的方法发挥文艺资源的效用。如“依托教材的逻辑脉络，针对具体的知识点挑选合适的文艺素材进行案例编写，并在课堂讲解的过程中有效呈现”
；或通过对主旋律电影、文学经典作品、红色歌曲、红色美术作品、红色舞蹈作品等不同文艺形式作品的赏析解读来传达、输出并渗透主流思想和核心价值观，“在共享经典文艺作品的过程中引发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
。另一方面，学界一致认可，实践教学应在兼顾趣味性和思想性的基础上，结合各校实际条件灵活有序开展。如立足本地与本校的红色文艺文化资源，有力发挥地域优势和学校特色；激发学生的创作活力与参与热情，充分体现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力；搭建联动平台，举办各类文化文艺活动，积极调动更多力量协同育人。事实上，基于教学论视角的研究除了散见于一些小论文，也有一些专著相继出版，其中不乏探讨艺术院校思政课教学实践的专门论著。如周国琴、徐平华基于其所在的广州美术学院多年来对思政课教学规律的探索与把握，在《艺术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一体两翼”教学模式与方法研究》一书中，全面总结了该校富有艺术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经验，向读者呈现了“艺术作品教学法、艺术案例教学法、传统文化教学法”三种典型教学方法，并详细介绍了这三种方法在四门具体思政课程中的运用情况
；陈平在其专著《艺术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论》中从艺术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发展历程、教研成果、教学对象、教学环境、特色方法、合力保障等方面，结合自身在星海音乐学院的多年从教经验，对艺术院校思政课教学的特殊性做了系统梳理和创新研究，其中，他提出的“艺术四名教学法”“艺术职业法律法规教学法”“艺术特征考试法”让人耳目一新，颇受启发
；陈颖立足新时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在《新时代艺术院校思政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研究》一书中，从教学理论、教学方法、教学技能、教学策略、教学评价五个方面出发，系统阐述了新时代艺术院校思政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创新探索，从中可以看到综合性艺术院校自十八大以来在思政课建设方面的积极努力与开拓进取
。
纵观当前学界关于文艺铸魂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把文艺视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并将文艺问题放在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任务中，强调文艺铸魂、以文化人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并且在实际的思政课教学实践中，不少高校已经有意识地在建立思政与文艺的紧密联系，并积极尝试一系列彰显文艺特色、发挥文艺优势的思政课教学改革。因此，对文艺“铸魂”功能的解读实质上充实了当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为当下高校的思政课改革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尤其对艺术院校而言，其指导思想与方向意义更是有助于艺术院校思政课的特色探索。换言之，文艺铸魂成为新时代艺术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题中之义和必由之路。与此同时，虽然文艺与思政的融合这一理念已经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同，近年来也有不少相关论文与专著问世，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参考和指导，但关于思政与文艺何以结合、思政与文艺如何有机融合、如何在思政课这一关键课程的开展中借助更加多样化的文艺形式和可操作方式是摆在人们面前的难题，目前还缺乏强有力的学理支撑与行之有效的路径模式，多数研究流于表面，或浅尝辄止，或隔靴搔痒，理论性与系统性欠缺，有待进一步研究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