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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将唐朝描述为一个“本土”帝国，以便与汉朝联结，并将其与前几个世纪分裂时期的一些“非本土”的王国以及后来的蒙古和满洲王朝区分开来。然而，这样的描述具有迷惑性，这一方面是因为它暗示着一种不受外国影响的固有的“中国性（Chineseness）”的存在，另一反面则因为唐朝皇室本身的起源和习性很复杂。拓跋鲜卑在一个世纪前建立了北魏王朝，统治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作为其后裔，唐朝的皇帝在同族中喜欢说他们祖先的语言，而不是汉语，他们的婚姻家族关系和社会习俗也与本土的中国传统不同。他们避免与本土贵族的密切联系，而这些贵族也在一段时间内拒绝与帝国建立任何联系。唐朝统治者急于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他们成功地确立起一套凭证，将自己的家族确立为一个完全的中国家族，并压制了相反的证据。但同时他们也受外国很大影响，欣赏进口商品，大量使用外国人的服务。
例如唐朝的军队中就充斥着外族人。帝国在7世纪得到扩张，这是唐代中国权力与威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朝对沿丝绸之路的众多国家施加政治控制，其影响向西远达波斯边境，而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伟大的唐太宗（627—649年在位）对外敌的征讨。唐太宗的军队中还有其他外族人，例如，一位唐朝将领（译者注：王玄策）在当时的印度北部指挥着数千名泥婆罗（今尼泊尔）骑兵和吐蕃兵。一个世纪后，一位百济出生的唐朝将军在边境击败了一支吐蕃军队，与此同时，在中国腹地，另一支由一位契丹将军率领的有多民族背景的唐军，击败了由安禄山（703—757）发动的大规模叛乱。安禄山本人血统有一半是粟特人，一半是突厥人；他的军队包括许多非汉人的边境部队。分崩离析的唐朝在镇压叛乱后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安抚众多躁动不安的外族军队。
在安禄山叛乱之前的几十年中，唐朝正值极盛之时，唐朝的首都长安是世界上最大、最多元、最国际化的城市，拥有近200万的赋税丁口。只有巴格达和君士坦丁堡可与之媲美。长安的人口来自世界各地。其中有来自中亚的东、西突厥人，来自日益衰落的萨珊王朝的波斯人，来自中国西北边境的回鹘人，还有来自撒马尔罕地区的粟特人——他们的语言是丝绸之路的通用语，还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印度人——包括印度教徒和佛教徒，朝鲜人，吐蕃人，马来人，日本人，还有许多其他的外国人，他们的出身有时也不能确定。他们带来了商品、宗教、语言、风俗和文化，又将中国的器物、制度和信仰体系带回了自己的国家。
许多人从叙利亚和波斯出发，沿着丝绸之路的不同路线穿越中亚，从陆路来到中国。这些由历代行旅走出的道路或者向北通过索格底亚那的撒马尔罕和费尔干纳盆地的浩罕，或者从更遥远的南方经巴克特里亚通向今新疆的边缘。从那里又可以分为北方或南方的路线。北线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外沿，沿天山山脉边缘，通向到吐鲁番和哈密的绿洲。南线是从帕米尔高原沿昆仑山山麓经和田，与敦煌绿洲北线交汇。还有其他一些旅客较少的路线。其中一个向南走得更远，从印度穿过缅甸，到达中国西南部的云南，这条商路至少在公元8世纪前一直通畅，之后与唐朝敌对的南诏兴起，这条路的危险性大大增加。另一个特别受佛教朝圣者青睐的路线，取道今天的尼泊尔和中国西藏地区。
还有一些人走海路，他们或从波斯湾的尸罗夫、乌剌国出发，或从南印度、锡兰出发，途经马来亚、爪哇和其他东南亚转口港，还有一些人从朝鲜半岛、日本出发，向南航行抵达中国。广州仍然是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但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外国商人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与长安一样，广州的外来人口也数以万计。那里的高棉人来自今天的柬埔寨，爪哇人来自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来自今天的斯里兰卡，占婆人来自现在的越南，此外还有印度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广州有理由被称为一个真正的多元文化城市，那里是名副其实的语言大熔炉，作为水手间通用语言的波斯语在当地的使用频率可能仅次于汉语。
从广州出发，可以通过广阔的陆路和水路网络在中国各地旅行，其中许多是为了适应迅速增长的交通状况而新建的。大多数人会前往扬州，它位于长江和连接中国南北的大运河的交汇处，是一个繁荣的商业中心，几乎所有的海运进口都要经过这里。他们从扬州出发，前往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就像丝绸之路沿线的吐鲁番、敦煌等城镇以及其他海港一样，在沿途的许多城镇里，外国人都在聚居地经营着他们的商品。在向旧有的政治中心以外拓展经营的市镇与城市中，这些外国人社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们同时也将国外的物品与观念传播到内地。
尽管唐朝人有着世界主义情怀，但他们似乎对外国人怀有某种矛盾心理。外来陌生人所带来的东西，无论是精神上的愉悦还是物质文化都使唐人痴迷，但他们并不总是喜欢或信任传播这些的人。有时，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们用刻板印象对此加以掩饰。因此，他们倾向于将波斯人描述为富有的（因此令人嫉妒），将马来人描述为黑人（因此丑陋），将占婆人描述为赤裸的（因此不道德）。
对学者来说，从士兵、商人和宗教旅行者的叙述中，可以获得对中国以外世界相当多的了解。这样的作品——即使在这个前印刷时代还仅仅是手稿——也一定已经在唐代大城市的书店有售，此外还有多语种词典和被翻译的进口书籍。当然，有些说法也算是有所见地，也不那么异想天开。例如，帝国秘书省校书郎和收藏家段成式（863年），很喜欢了解奇闻异事，他的笔记中提到，东非人“（拨拔力国，在西南海中）不食五谷，食肉而已。常针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食。无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妇人洁白端正”。
虽然段氏的作品以现实为基础，但其他人的作品则充满想象力，其中还置入真实地点或事件的名称，以给人真实感。段氏自己也写虚构和描述性地理。他关于“波斯国王女儿”的故事，就发生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反映了他对外界神奇潜力的感知。
唐诗中充满了对外国人、外国风格和外国方式的借鉴。一些诗人持中立态度，但另一些诗人则谴责这种明显全盘接受外国文化的做法：
自从胡骑起烟尘，
毛毳腥膻满咸洛。
女为胡妇学胡妆，
伎进胡音务胡乐。
在元稹（799—831）的这首诗中，“胡”一词被用以蔑称“不文明”。“咸”和“洛”指唐代的两个都城——长安（古称咸阳）和洛阳。胡乐是指隋朝（581—607）引入的一种叫“法曲”的音乐，在唐代非常流行。在另一首诗中，与元稹同时代的白居易明确指责，玄宗对这类音乐的热情导致了唐朝的衰落。
在唐代中国，外国居民在特别指定的地区居住和经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地方政府。他们有自己的群体领袖，享有一定程度的治外法权，在只影响自己群体成员的案件中，并不使用中国法律，而使用本国法律。正如我们将提到的，他们被允许崇拜自己的神。但就商业而言，他们的自由度要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