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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人可能在更早时就知道了佛教的存在，但它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记载中是公元1世纪。它经由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而来，那里是本章开头提到的画有壁画的寺庙之所在。起初，它鲜有中国信徒，而主要服务于域外的商人及其他群体，但是随着汉帝国在2世纪末走向瓦解，在首都洛阳建立起了佛教机构，系统地汉译佛经随即开始，这一域外宗教逐渐被广泛接受。
佛教的核心教义是，世界既不是确定的，也不是真实的，而自我并不存在。佛教认为，这种幻觉是人类苦难的根源，使人陷入嫉妒、情欲、仇恨、骄傲等世俗情感的泥潭。这些导致他们去做那些给他人带来痛苦的罪行，而这些罪行反过来又使他们陷入无尽的轮回，使他们的来生变成可怕的苦难。佛教声称，他们提供了一条从这一不可改变的过程中获得救赎的道路，呼吁人们放弃这个虚幻的世界，过一种修行的生活，专注于奉献、精神净化和善行。
佛教的许多教义，起源于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印度文化，与儒家有关家庭与社会和谐运行的传统信仰格格不入。这些信仰在中国早已盛行，后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中长期不变的组成部分。比如，儒家以家庭为导向的社会结构中，对孝道的要求包括延续家族的重要义务，这与佛教对修道和独身的要求背道而驰。同样重要的是，儒家思想关注的是现世的世界，而不是来世的世界，孔子特别强调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相比之下，佛教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是生命的无尽轮回、死亡以及人因为前世犯罪孽而在转世后形成的不同境遇。佛教教导人们：人在今世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到他在来世的境况。对一些中国人来说，现时现世服从于理论上的未来存在是不可接受的，而永恒轮回的概念则具有深远的颠覆性，因为它暗示着一个人在生活中的地位，无论是君主还是乞丐，是人还是蝼蚁，都不是固定不变的。
早期的佛教僧侣试图说服中国人，佛教与中国本土的道教相似。这种说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因为道教同样呼吁精神净化，以此作为一种超越世间罪恶、达到完美之世的手段。因此，他们运用某些道教的观念和词语，去介绍佛教的理念。这种“移花接木”的策略相当成功，因为它帮助佛教在已有的道教团体中传播，这可能有助于佛教符号和思想传播到更远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建立起独立的存在，并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之一。它的引人之处在于，它为填补关注今世的儒家与一度越来越抽象的道家之间的真空提供了精神支持。
220年汉朝灭亡后，佛教在进入中国方面尤其成功。随之而来的内战所造成的深远的社会动荡，间接地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佛教需要确保寺院在当地社区作为社会福利机构的地位，这使得他们有可能去反驳那些质疑佛教社会效用的人。比如，许多在战争中丧偶的妇女，到佛教寺院寻求宗教生活的保护。许多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在佛教得以确立地位的进程中获益——佛教日益积极地开展活动，为穷人提供食物和住所。简而言之，中国传统社会在物质和精神利益方面对女性和下层社会贡献甚少，他们往往发现，佛教和寺院生活比儒家框架下的生活更能提供自我实现的机会。
佛教寺院在经济中也开始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僧侣举行需要佛教用具的宗教节日。许多这样的商品只能在国外买到，因此制作香烛的芳香植物、珠宝和贵重金属就成了长途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佛教促进了贸易，提高了价格。寺院还经营典当行和金融互助组织，积极推动手工业发展，例如，他们赞助生产了数以千计的佛像。这些多重角色的作用，不仅整合了中国社会的佛教组织，而且最初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强化了这些角色的政治意义。
佛教在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扩展到了艺术和建筑领域。中国最早的佛教寺庙，遵从独特的印度艺术形式和风格，是以塔为中心的礼佛场所，从此开始经历了一个适应中国的漫长过程。例如，印度的舍利塔最终变成了多层的中国宝塔，成为中国古典景观的缩影。
随之而来的还有新建筑风格的出现，如纪念性的石雕，以及精细的绘画和壁画，这些往往融入了佛教的主题。在这些早期代表性的艺术品中，佛陀和他的弟子的特征和雕像风格显示出印度、波斯甚至希腊—罗马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外国起源的痕迹逐渐减少。延续了数个世纪之久的敦煌壁画，便可证实这种趋势。
佛教在其他方面受益于中国汉代以降的政治分裂。南方诸国认为自己是“更纯粹的”中国人，把佛教当作同化“蛮人”的工具，而这些原住民以前很少接触中国文化。北方诸国往往由外来族群统治，他们发现佛教是一种替代中国既有意识形态的便捷之选，既有意识形态往往敌视他们。一般来说，统治者公开利用佛教来支持他们对正统性的诉求，因为佛教传说提供了极为打动人的王者言行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对宗教的虔诚保证了统治者在俗世的成功，而对佛教团体的慷慨施舍则换来了君主半神的地位。这些模式巧妙地补充了中国古代的普世王权理论。
实际上，作为佛教与君主们达成协议的回报，君主投资于宗教机构，并或多或少地允许佛教机构的运作不受限制。他们安排高僧宣布他们是佛陀的化身。君主们当然希望这种天赐之位的说法能让他们在政治上成为不容置疑的统治者，而佛教徒则希望，国家的认可能让他们在道教和儒家的竞争对手面前变得无懈可击。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策略对双方都有效。佛教的这种政治合作，使得统治者在任何层面上都难以抑制佛教的发展。总之，这种外国宗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而得以推广，作为一种制度变得极其强大，它同时传播到中国的统治阶级和广大普通民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