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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南亚、中亚诸国、印度之间的交通——如果没有更远的地区，其非正式的开始时间一定是在帝制时代之前。但是我们的故事从汉朝开始，大约在公元前200年，汉朝将自己的首都建在了丝绸之路东端的长安（今西安）——位于中国的西北方。大约在同一时期，罗马和亚历山大各自在地中海地区的政治和文化上崭露头角。
汉朝显然有意通过外交使团，以及官方和非官方贸易的形式，与其他国家建立政治和商业联系。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野心勃勃的汉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两次派遣使者张骞前往西域（前125年左右）为外交和商业探路。张骞在中国的宿敌——匈奴游牧部落中被囚禁了数年，匈奴人理所当然地将他视为间谍。最终，张骞回到家乡，带回了大量关于中亚和更远的西方生活环境的信息，这些地方他要么亲自去过，要么派人去调查过。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和后来汉朝使者们的“西域之行”，中国开始与中亚进行定期贸易。
汉代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是丝绸和黄金。相应的，中国进口香料、羊毛织物和对于军事至关重要的马匹。机缘巧合下，异域的细菌也不可避免地会随着国外商品溜进中国；一般认为，天花就是在1世纪从印度传入中国的。
战争和贸易以各种方式相互促进。一方面，汉朝军队有时会招募中亚商人加入他们向西推进的军队。另一方面，驻扎在边境上的普通士兵会用一些朝廷发给的服装换取金钱；他们可能还越过中国与其敌对邻国的边界，走私武器和其他商品，但我们对这些活动并不了解。对这些战争频仍的遥远地区的认知至少激发了人们的一种欲望——对具有异国情调的外来奢侈品的冲动。至少班氏兄弟交流的例子反映出这点。两人一个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另一个则是争战中亚的高级将领。这位历史学家（班固）敦促弟弟给他买一些当地的好地毯，然后把它们寄回家。
外交使团和商团之间有时很难区分，因为货物交换是汉朝与其他国家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人和官方使节的角色可以互换。数个来自波斯北部帕提亚的使团到达中国，中国人则称其地为“安息”。其中一个使团出现在公元10年，因向中国皇帝赠送鸵鸟而闻名。在此8年前，一个不可考证的国家自海上而来，带来了同样不寻常的犀牛作为礼物。在1世纪的晚些时候，据说中国特使在前往罗马的行程中被帕提亚人阻止，按照中国的传统认识，帕提亚人竭力维持自己在这两个大帝国之间的中间人角色，为此，他们跟任何想取而代之的人大肆渲染旅途中的困难。罗马上层社会非常渴望中国的丝绸，并称中国为“丝绸之乡”，而中国人则看重地中海的玻璃和珊瑚。
尽管帕提亚人阻止中国和罗马帝国直接接触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在166年，还是有一支著名的使团代表“安敦”到达汉地，而“安敦”已被确认是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121—180）。使节们带来了象牙、犀角和玳瑁等礼物，这些东西可能是他们在长途航行中从所经的北非港口获得的。
汉朝末年，中国开始巩固与通过海路交通的诸国间的零星联系。这一发展一方面是因为在汉朝做出收缩后，陆上丝绸之路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也是因为汉朝在中国南方重建秩序努力的崩溃。无论如何，丝绸之路的直接通道被切断了，所以他们必须找到其他途径来获得他们想要的进口奢侈品。由于这些原因，不迟于公元3世纪，广州已成为一个繁荣的海外贸易港口。与此同时，中国人开始向海外迁徙，特别是迁往日本和东南亚，同时也沿着陆路贸易路线外迁。从这个时期开始，由于移民、商业交流、军事远征，以及越来越多的佛教僧侣和朝圣者在中国和印度之间旅行，大量关于域外国家和文化的文字记录开始出现，使中国国内的人也可以更多地了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