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化的中国世界观

古代的中国人——由他们的君主所代表——声称身负天命，承因天命他们就有充分的理由以明确的政治、文化和道德权威来统治他人。即使在外来者的统治下，这一原则也完整地保留下来；因为重要的是道德的操守和仁慈的统治，而非种族出身。最初，中国古代文明与周边其他各民族相比，那种相对较高的发展水平和复杂的政治组织，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种文化自信。至少在中国的古典时代，其临近地区大多是未定居的部落；很多是游牧民族，而非中国那样的定居农民。他们的文化并不发达——例如，他们中少有本民族的文献，而他们的政治结构也不够稳定，没有一个集团可以自认为是国家。

到早期帝国时代（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这种世界观的前提已经酝酿了好几个世纪。他们设想宇宙分为内圈和外圈，有时更具体地设想为一系列渐变的同心圆。在这个宇宙中，一个人的文明程度取决于他与内环中心的关系。与许多其他社会一样，中国把自己置于中心；换句话说，它把自己看作是最文明的，把离中心最远的人看作是最野蛮的。至少在理论上，假设大多数外来者都渴望“更似中华”，并最终或多或少会被同化。然而，这一论点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因为从其逻辑结论来看，它意味着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中国人都是中国以外世界的后裔，这些外国人此前经历了文化适应的过程。

汉朝（前206—220）建立了一个处理外部事务的理想模型，希望能够解决不如人意的现实，即一些外部的人并没有特别倾向于被同化或抛弃自己的文化。这个模式后来被历史学家称为朝贡体系。这实际上是一系列的措施，象征外来者臣服于中国的统治。它最重要的特点如下：首先，朝贡国的统治者或是他的使节必须到中国来表示臣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使者不得不拜倒在中国皇帝面前，在仪式上承认自己的归属地位。其次，朝贡国必须将一名重要人质，比如储君，送到中国宫廷。第三，朝贡国必须向中国皇帝进献土产作为贡品。

这个系统的功能是互惠的。作为朝贡者象征性臣服的回报，中国会保证朝贡国的安全，但是实际的军事干预往往取决于朝贡国的稳定与中国的利害关系。中国还会回赠以奢华的礼物，并赐予其精心设计的荣誉及头衔。这些都意在收买朝贡国，虽然往往耗费巨大，但是比起建立和维持一支常备军来迫使朝贡国臣服，还是划算的。最后，这些外国人被允许在几天内开展受到精心控制的贸易活动，然后被带往边境，礼送出境。

然而，这一模式过于乐观，因为尽管中国声称，仪式性的效忠并提供当地土产表明了朝贡国臣服于中国的君主权威，但朝贡国并不一定也这样认为。相反，对于朝贡国家来说，整个过程主要意味着以和平的方式获得必要的中国物资，而不必在边境的突袭中窃取。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中国皇帝的认可可能会提高首领在地方争端中的威望，但他们并不太关心相对地位的问题。

此外，一个根本性的悖论使朝贡框架存在缺陷。因为只有当其他国家默许或至少同意不公开质疑中国时，它才能正常运作。而只有当中国强大到足以迫使其服从时，这种默许才有可能实现。但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事实往往并非如此。中国只是简单地适应了现实。事实上，中国的君主从很早的时候就很清楚，他们的帝国及其周边地区只是文明世界的一小部分，中国之外也存在着其他类似的文化。例如，汉朝给罗马帝国最东部的领土，即当代叙利亚，授予了尊号“大秦”，完全省去了他们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偏爱的居高临下的词汇。

中国自认为远远领先于邻国所需的先决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特别是在220年汉朝灭亡后，中国本身在政治上常常分裂成几个小政权，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有足够的力量要求其他政权臣服。此外，尽管中国声称外国人渴望进入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轨道，但现实并非如此。尤其因为周边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和稳定，且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这些人也不再去寻求中国保护的可行性。

简而言之，虽然朝贡制度所体现的理想一直延续到20世纪，但从很早以前，中国就必然会经常背离这种理想。也就是说，无论理论基础如何，无论中国在公开场合如何坚定地表明自己的优越性，中国处理同其他国家和文明的关系都是高度务实的。 vBsdVEjNIp/DckjmItQdGL8YmZQS8YazEZbzdnwUwSbdlPgnHMtY+q9KZ7MKbeB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