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19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一直被东南沿海海域的海盗团伙困扰。在高峰时期，这一人数达到五万之众，他们有两千条舢板，这些舢板被组织成两支舰队，以越南境内的江平镇的口岸为基地。他们的大胆行为颇具传奇色彩。1805年，他们封锁了葡萄牙人占领的飞地澳门数周，在几天中断绝了处于恐惧中的当地人的饮食。三年后，他们劫持了三艘暹罗运送贡品的大船并驱使五艘美国船只在澳门火炮防御范围内避难。这一事件的高潮是，他们劫持了来访的葡萄牙殖民地东帝汶岛的双桅帆船，为了加大羞辱所带来的伤害，海盗们可耻地将该船拖曳过澳门城，并将船旗拖在船尾的水中。

解决海盗问题既符合中国清朝满洲统治者的利益，也符合外国各种贸易上的利益，这些外国人作为商人更容易受到海盗的攻击。清廷坚持认为，只有他们有权巡查中国海岸线，但是他们无力肃清海上航道。所以，与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许多寻求外国作战力量和军事技术的前朝一样，在这一地区，清廷在葡萄牙和英国舰船的帮助下募集武装。但是，他们偶尔的联合出征并不太成功，还会引发相互指责。欧洲人指责中国方面与海盗勾结，中国人则抱怨欧洲人吃水深的船舶无法在浅海海域航行，因此常常让海盗溜走。

这些海盗——渔民、小贩、樵夫、店主、米贩子、水手以及其他来自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和清政府一样希望利用外国人和他们的技术。例如，海盗头子张宝的船自从从一艘发射24磅（约10.89千克）炮弹的英国船只侧舷逃出后，据说敬畏地检查了炮弹的大小。仅仅几个月后，使张宝骄傲的是，他自己的船也装上了这样的火炮。海盗经常会放过他们所抓捕的外国人的性命，从而跟他们学习专业的炮术和医药学知识，或者仅仅从他们那里学习读写外文的能力。

这些事实表现出两个特点：第一，显而易见，在19世纪末，中国人参与到更广泛世界交往中已经是常态。第二，由此推论，不论是官员们还是普通民众，很少有中国人在意他们所需要的技术和工艺是否源自国外。换句话说，那些被归结为中国人通常都具有的传统的孤立主义思想、敌视创新以及恐惧外国人的特征，在他们自己对事物的评估中并没有什么影响。

然而不幸的是，甚至早在18世纪，这种误解很快成了大多数抵达中国海岸的欧洲人的习惯认知。无论这些观察者看到了什么，他们对于中国和中国文明的观念更多地受到了自身偏见的影响。这些偏见主要受形成它们的环境如启蒙运动、工业化等的影响，此外，也受到由美法两国革命所证明的政治自由的新激情的影响。这些外国人的判断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中国的理解。

中国对这些观念的形成也负有责任。首先，宣传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中国方面高傲的公共宣传表达使很多观察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认为自己的文化远远优于其他竞争者。但是实际情况是，这种措辞隐藏了相当大的灵活性和思想开放性。当我们审视中国的行动而非言辞时，显然，中国从很早的时代起，就没有比其他大多数社会表现出更文化沙文主义。

积习难改。很多我们自以为对中国的了解，现在看来不过是一套刻板印象。然而，将这种“认识”提升到必然层面，影响却非常深远。因此，那些见多识广的人显然从常识上（但不准确地）仍然认为，中国多元而充满活力的广袤地区是一个整体，且与世界其他地区永远隔绝。这些误解主要反映了西方殖民列强的观点，甚至成了中国人自我认知的一部分。因为西方非常成功地削弱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和自信心，这使得许多中国人承认了西方对中国的精确描述，特别是在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问题上。

本书来源于这样一种信念：我们必须消除一些长期以来受重视的神话，比如西方国家“开放”了一个直到他们到来时“封闭”的中国。首先，我们认为，自古以来，中国、中国的君主、中国的政府和中国整个社会范围内的民众，一直积极热心地与外部世界接触，他们允许、鼓励并主动寻求外国货物和思想的流播。但是与此同时，当权者始终不愿意让任何一种外国的思想自由发展，因为一部分民众的头脑中，外国的意识形态可能会战胜中国的价值观和传统，而统治者担心会失去对这些人的政治和道德控制。

因此，这本书主要是关于中国是如何衡量世界的。同时介绍了过去几个世纪中进出中国的种种商品和思想。然而，读者也不要误认为本书关注外国的影响是为了说明中国的一切发展，特别是现代的发展，都是受外部驱动的。恰恰相反，本书的论点是：中国的许多历史经验是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其中一方面是本土发展，另一方面是外国舶来品和各种影响。

本书以综述中国与其他文明的早期联系为开端，时间上，从公元前200年开始——从这时开始，存留的记录可以使我们重建无数的既有联系——直到16世纪欧洲人来到东亚为止。第一章的主题是，中国积极参与了复杂的国际交流网络，这一网络从西方的叙利亚延伸到东方的日本，从北方的朝鲜半岛延伸到南方的印度尼西亚，到了16世纪，还包括欧洲和新大陆。这种交通最具影响力的特征之一，是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了中国，继而传播到东亚，特别是朝鲜、日本和越南。在传播的过程中，佛教又结合了儒家思想以及中华文明其他的文化、知识、政治、商业和艺术等的因素。

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介绍了中国在16世纪到18世纪间，与欧洲及欧洲文化第一次持续性的互动。在近代早期，中国与欧洲的首次接触，主要是通过耶稣会士进行的。第二章着重分析了16世纪后期到18世纪初中国与天主教的关系，并论证了中国不愿意接受天主教的各种原因。首先，传统中国宗教的折中主义与基督宗教的排他性要求从根本上不可调和。其次，在宗教直接为国家服务，或特别具有颠覆性的情况下，许多中国人怀疑，外国宗教也许会变成外国侵略者的先头部队。第三，在17世纪中叶明清鼎革高度紧张的政治气氛下，为新的清王朝服务的耶稣会士，在一些中国人看来似乎是与敌人勾结，这让他们失去了至关重要的支持，特别是精英阶层的。最后，欧洲天主教会内部的激烈争论，要为耶稣会无法在中国实现其全部目标承担部分责任。

第三章主要集中于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反驳了依然固有的一种信念：中国当时固执地反对一切形式对外贸易和思想的引入。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1793年发出的上谕中有一句话明显地代表了这个观念：“并无更需尔国（英国）制办物件。”这一章描述了在乾隆皇帝及其祖父康熙皇帝的内廷，耶稣会士进行了广泛的世俗活动。其中由弗拉芒人、耶稣会士南怀仁（1623—1688）所制作的六分仪及其他天文仪器，至今仍然可以在北京市中心附近的天文台看到。皇帝对于欧洲和其他地方舶来品的热情非常强烈——这一反应正如18世纪欧洲对中国风的狂热，进而在中国的精英阶层中引发了对欧洲商品的广泛热情。第三章还讨论了亚洲国家间的大量贸易与中国在海外（主要是东南亚）不断增长的移民点之间的关系，随着欧洲人在亚洲的殖民活动，这种与欧洲人联系在一起的贸易不断扩大。

第四章和第五章讲述了从1799年乾隆皇帝去世，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漫长的19世纪”。这一时期，中国被强加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给予西方列强广泛的在华特权。回顾历史，历史学家们曾严厉谴责列强们强加的这些条约，但在当时，这些条约的负担一开始似乎并不特别繁重，甚至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因为这些条款，与几年前中国和中亚邻国达成的处置非常相似。然而，不久之后中国发现，这些条约的累积效应是在各个领域横加践踏中国主权，试图迫使中国变得更“现代化”，或者换句话说，变得更像西方。这些条约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大众对欧洲、美国以及之后对日本的看法。不过，中国19世纪签订的其他国际协议，在保护当时世界各地的大批中国移民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因此，一种关于中国经常被重复提及的看法是错误的：中国国内虚弱不堪，对海外侨民漠不关心。

到19世纪后期，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对他们的文化深感失望，因为无论儒家思想还是中国传统中的其他因素，似乎都不足以应对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战。他们对这些国家的财富和权力感到敬畏，强烈希望效仿并最终与之匹敌，与此同时，也对他们深感不满。他们对外国人日益加剧瓜分中国极度恐惧——那将使中国丧失作为独立实体的地位。这种情绪再加上对中国满洲统治者无能的日益绝望，鼓励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而这种情绪的最终目标，是回归中国的自治。简而言之，中国希望通过有选择性地接受西方的发展模式，从而达到战胜西方、保存自己文明的目的。

1914年，威胁着中国的各种势力的重心转移，此时它们在中国的力量最为薄弱。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欧洲列强之间的敌意积累放缓，他们的注意力开始转移，与此同时，新兴的现代化的明治日本首先打败中国（1895年），之后打败沙俄（1905年），表明了它已经成为一股主要的势力，值得尊重和恐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列强纷纷把在中国的霸权转让给日本，日本从此成为中国的头号帝国主义敌人。它找各种借口蚕食中国领土，定期发动局部军事打击。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迫使国民党政府远撤到内陆，并在重庆设立战时临时首都。与此同时，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急切地希望消除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对其权威所构成的威胁。

中国与日本的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中国对日本的抵抗对于盟军的胜利至关重要。1945年那场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随即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内战，这场内战最终导致国民党逃往台湾。1949年，毛泽东隆重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为了对抗冷战时代不断转变的政治局势，中国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的许多议程，都能表现出它想要摆脱西方列强与日本一个世纪的支配下所残留的经济与文化影响的决心。

20世纪的中国对于外国文化表现出一种既迷恋又不安的复杂混合的感情。在政治上，中国经常采取矛盾的立场，一方面表现出对外国特别是美国的极大敌意，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但是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因为“失去”中国而来的极强的反共情绪、国民党的游说以及越南战争时代的政治局势，一度拒绝和中国作任何接触。

还有一些定义很必要。在提及“中国”时，人们似乎容易忽视它巨大的地域差异，以及“中国”这一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的巨大变化。最简单的例子是，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在沿海地区大不相同，在19世纪后期，沿海地区的外国人已经很普遍，而在内陆地区，外国人仍然很少见，虽然报纸和电报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情况。同样地，在18世纪晚期，帝国的疆界——构成了今天所认为的国家的一部分——向西一直延伸到毗邻克什米尔与阿富汗的帕米尔山脉，向北到达俄国边境的黑龙江，但是到了19世纪后期，帝国的边界比起18世纪则有所收缩。在其他时期，例如宋代（960—1276），“中国”的概念既不包括现在的东北地区，也不包括甘肃省长城以西的地区。但是，为了避免每一次提到“中国”一词都要加以限定和烦琐的说明，读者自己必须牢记这些时空的变化。

“西方”这个词也是如此。从15世纪到18世纪后期，这个词通常指代欧洲与欧洲人，其含义随着来到亚洲建立了殖民地基地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而发生了转变，最终在英国与荷兰在亚洲取得支配权后固定了下来，虽然这一时期也有其他欧洲人出现在亚洲，但是并没有让“西方”含义再变化。18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一词也包括美国人。但总体上来说，在19世纪末以前，美国人在中国的历史和意识中一直处于次要的地位。自那之后，出于多种原因，美国接管了“西方”的领导地位，欧洲则屈居其次。

尽管本书可以为研究中国史、欧洲帝国主义以及世界史的专业学者提供一些参考，但它不是为他们而写作的。当然，这本书是写给那些想要从历史的角度去更多地了解中国与世界交往情况的普通读者，以及那些持中国长期倾向于孤立、对外部世界怀有敌意的老观点——这些观点并不真实——的读者。虽然单凭一部作品不可能颠覆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但笔者希望这本书能够有助于纠正人们对中国与外国交往历史的错误观念，这种交往往往是中国和欧美的交往，但有时也不尽然。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直到近两百年之前，一直习惯对希望与之交往以及生活在其境内的外国人施加权威——不论是官方层面还是个人层面。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来自国外的知识和思想怀有敌意，只是它更愿意谨慎行事，以防那些可能破坏它按照自己方式运行的思想自由传播。尽管全球力量的竞技场在20世纪后半叶已经相当稳定，但是目前的中国，还在不断努力在吸收国外影响和保持自主权之间做出平衡，并且寻求在许多方面保持特色鲜明的国家认同，这是对既往斗争的更为复杂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