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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传教士是向中国介绍欧洲及其文化的先锋。在当时派传教士到中国的几个不同修会的成员中，数量最多、最引人注目的是耶稣会的传教士。耶稣会成立于1540年，他们的目的明确，就是让海外的异教徒皈依。第一批来中国的耶稣会士于1583年在中国定居，希望能吸引大量的人皈依他们的天主教。许多人在中国度过了他们的余生，生活在中国人中间，讲中国的语言，学习中国的文化。
耶稣会在中国的宣教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它1540年由军事神秘主义者罗耀拉（Ignatius Loyola，1491—1556）创建，是一个高度军事化的修会，肩负着使海外异教徒皈依的特殊使命。耶稣会有时被称为“反宗教改革的突击队”，他们称自己的领袖为“将军”，认为自己的首要目标是为基督征服世界。耶稣基督自己“从一个安静崇敬的对象转变成一个军事化人物，带领他的纪律严明的修会与魔鬼作战”
。
耶稣会非常重视教育。他们利用他们的学院来推进欧洲上层阶级的天主教教育，并为未来的传教士提供西方经典著作、历史、神学、数学、物理、形而上学、天文学、逻辑学和道德哲学等方面的全面通识教育。年轻的耶稣会士也接受了严格的训练，以便在不同的知识分支之间建立联系，并能够剖析和捍卫他们的信仰。简而言之，这些传教士往往是第一批在海外代表欧洲文化的人，他们都来自那个时代的知识先锋。这些对于中国尤为适合，中国文明的悠久和复杂孕育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传教士希望这些知识分子能够在皈依基督宗教的道路上起到带头作用。
17和18世纪，约有九百名耶稣会士在中国工作。其他的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奥古斯丁会和世俗的法国驻外使节会也在中国有优秀的代表，但他们的人数一直较少，而且存在感相对较低。不同宗教团体的成员常常在教义或策略问题上彼此有激烈的分歧，甚至在某一修会内部，就某些问题也存在着争论。这些分歧所产生的争吵和相互对立对在中国传教的长期目标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这些破坏了对身涉其中之人以及基督宗教事业的尊重。
中国皈依者的总数很难确定，因为传教士有时会挽救并皈依垂死的人，而一些皈依者后来放弃了信仰；此外，我们也无法一直评估传教士宣传的准确性。17世纪上半叶，皈依的汉人可能至少达到了数万人。在那个世纪末，据当时耶稣会的观察者估计，在中国工作的大约60名传教士每人每年都要使500到600人皈依天主教，每年的总数都超过3万人，这还不包括每年被传教士收容的数千名被遗弃的儿童。在18世纪，周期性的打压造成了相当大的摩擦。尽管如此，据估计，到1800年，中国各地可能已经遍布20万到25万皈依天主教的人。这个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耶稣会传教士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