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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明末的中国确实社会繁荣。中国的地理面积与欧洲大致相当，而人口超过1.5亿，远远超过当时欧洲的人口。空前的农业繁荣赋予商业交易新的重要性，也推动了地区和全国市场的扩张。与此同时，政府将之前的实物税和徭役并行的税收形式，合并为单一的用白银支付的货币税，促使人们将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铜钱兑换成白银。换句话说，此时货币特别是白银的使用无论是在新兴的市场经济中还是在国家的财政收入体系中都变得更加普遍。
这些潮流促成了城市化的趋势，特别是在长江下游繁荣的江南地区。城市化反过来又推动了一系列有关的发展，包括男人和妇女中识字的普及，各种书籍出版更加宽松，对妇女教育有了新的关注——在此之前，教育的主要目的一直是为男人的科考做准备，在这样的环境下，这一关注具有高度创新性。
同一时期，消费文化的迅速发展，赋予了物质财富新的社会意义。上层社会的成员开始前所未有地大规模收集艺术品和古董，以此作为高雅品位的标尺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奢侈品——不仅仅是进口商品——风靡一时。精美的日本工艺品，尤其是漆器和金属制品，成为奢侈品消费的支柱（在日本，中国的奢侈品进口同样受到重视）。当时其他流行的收藏品还包括作为宠物饲养的来自新大陆的火鸡、藏文的宗教典籍——对它们的钟爱多出于仰慕其声望而不是宗教虔诚，以及来自朝鲜半岛的纸和毛笔——用它们来为书画艺术的表现力增光添彩。总之，晚明文化既不敌视对外贸易，也不排斥外来影响。
在晚明，我们也看到了知识生活领域的宽松氛围。几个世纪以来，儒学被迫做出一些调整，以对抗来自佛教的竞争。在11和12世纪，宋代学者朱熹（1130—1200）和其他人发展了一种修正后的哲学，它比原始的儒家思想更加形而上。后来被西方人称为儒家新版本的理学。它特别强调道德的严谨性，通过教育和学习来追求自我修养，以及热心公义的行动主义。它成功地抵御了佛教的挑战，成为科举制度的正统思想基础。因此，它形成了每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的教育之基础，直到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
在15世纪，大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试图修改朱熹的论点，提出理在人心，因此人心自秉其精要。这表明，对儒家美德的追求可能根本不需要强化教育，甚至根本不需要任何正规教育。对于一些晚明学者来说，王阳明的思想也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在儒家的框架下，更多的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也许是可行的，尽管这是一种相对非传统的框架。与此同时，其他寻求新方法的人，也尝试了用不同方式创新性地结合儒释道三家的思想。
这种折中主义精神遭到一些学者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放弃正统会直接导致堕落和私利。但重点是，就文化、思想、经济和社会而论，晚明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是一个真正开放的时代，此时，人们对脱离传统生活和思维模式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它为植入基督宗教的种子创造了肥沃的土壤。
在繁荣的表象下，明朝开始显露出动乱的迹象。皇帝对朝政失去了兴趣，退回到宫廷生活的乐趣，留下太监和官吏来管理国家。派系纷争和极端腐败成为当时的政治法则，这似乎证实了儒家学者最可怕的担忧。中央政府对帝国的铁腕统治逐渐削弱，基础建设开始崩溃。
天灾人祸并行。现在的研究将17世纪早期异常恶劣的天气作为全球小冰期的一部分，这种天气毁坏了农作物，也就破坏了众多民众的食物来源，以及牲畜赖以为生的依靠。政府因不能维持国家仓储而无力再提供救济，以瘟疫形式出现的一系列可怕的流行病蹂躏了大半个中国，一些地区损失了一半的居民，尸横遍野。总人口——衡量繁荣程度的一项指标——开始明显下降。幸存者往往极度贫困，几近绝望。一些人聚在一起组成武装民团，地方官员无力阻止或镇压，起义之火燃遍全国。
这些团体往往互不相干，没有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斗争目标。但是，随着越来越多心怀不满的人投充其中，他们开始占领大片领土，掠夺居民，甚至破坏了政府表面上维持的权威和控制。与此同时，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扩张，导致了国防和经济领域的长期问题；北方边境的外敌发现，当他们频频进入明朝境内时，几乎遇不到任何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