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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船只在16世纪初抵达中国海岸，但由于不可避免的相互误解，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朝廷与欧洲商人之间的关系即使不算完全敌对，也显然是冷淡的。葡萄牙人希望输出他们的物质产品和宗教，但由于许多原因，他们在中国没有在日本那么成功——在中国，中央集权的政府实行更严格的控制。当时，中欧间的商贸仍处于走私贸易阶段。
到16世纪中叶，中日关系的持续衰退为葡萄牙商人带来了机遇。中国沿海被“倭寇”劫掠——他们实际上是来自中国和日本的走私商人，与日本进行非法贸易。日本的各种权力竞争者对贸易及对其认定的要求，使得中国首先限制与日本的贸易，继而在1560年，完全禁止了与日本的贸易。但因为不久日本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银矿，中国对来自日本的廉价白银有需求，日本对丝绸和其他中国奢侈品也有需求，二者保持着极其强劲的势头。因此，官方的禁令并没有结束中日贸易，这种贸易事实上没有中断，或是间接在东南亚港口由中国人偷偷进行，或者在葡萄牙人的船上进行。葡萄牙中间人的角色在白银贸易中是非常有利可图的。这一利润使他们有资本于1557年在中国人的默许下在中国澳门建立了前哨站（立足点），同时也资助东亚的耶稣会传教士，为其传教活动提供资金。就日本方面来说，白银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为控制它的人赢得了政治权力，最终日本退出了中国的朝贡体系，实际上在亚洲建立了一种商业资本主义。
来自新大陆的白银开始与日本白银争夺中国市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早已融入了亚洲内部复杂的贸易网络。然而，此时亚洲、欧洲和美洲之间的联系激增，其中也包括欧洲人在东南亚建立殖民地，这为国际贸易增加了一种新的维度。不仅如此，中国对白银的渴望正如欧洲人对丝绸与瓷器的孜孜以求，同样极具热情。白银不论是作为货币还是商品，都大受欢迎。最终的结果是，它在中国的价值是在其他任何地方价值的两倍。因此，有愿意冒险多次长途旅行的大胆的交易者，比如说，在欧洲购买白银，在中国以两倍的价格出售，然后将中国制造的货币兑换成欧洲两倍数量的白银，以此类推，他们因此发家。
国际白银流动的规模是巨大的。从西属美洲进口的白银数量很快就远远超过了从日本进口的白银。17世纪早期，在西属美洲开采的白银中，大约有一半流向了中国。在西属美洲，新技术进一步降低了生产成本。有些白银直接被所谓的“马尼拉大帆船”（Manila Galleons）穿越太平洋，从阿卡普尔科（Acapulco）起航运至菲律宾——后者从1571年起由西班牙控制，之后从马尼拉用中国的帆船转运到中国。更多的新大陆白银途经欧洲，或是经过海路，或是通过中亚的贸易路线达到中国。17世纪中叶左右，供需规律使中国白银的价值与其在其他地方的价值趋于一致，白银贸易的利润和发货量开始下降。
这其中的关键问题是，由于白银的存在，世界各地的经济通过一个高度复杂的国际贸易网络，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个网络中，欧洲人主要扮演中间人的角色。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实际上为西班牙帝国、日本德川幕府提供了资金，更间接地，还为大西洋奴隶贸易提供了资金。在美洲部分地区，非洲奴隶被用来交换白银，白银最终流入了中国。总之，随着16世纪结束进入17世纪，中国已经不可逆转地融入了快速增长的全球经济。
世界贸易流动格局的变化和中国沿海海盗的衰落，促使更多的中国人移民到东南亚。自宋朝以来，海外华人的定居有了长足的发展，并一直持续至今。一些人是为了躲避13世纪蒙古人毁灭性的入侵而移民的，而在明朝，包括中国穆斯林在内的其他一些人则脱离了明朝庞大的舰队，分散在沿途地区。随着华人群体的扩大，他们开始获得政治影响力。到了16世纪，中国人在越南地区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在明朝所处的时代，儒家思想已经成为越南的国家意识形态；华人影响力增大的情况同样发生在今印尼境内的诸王国和在当地继之而起的荷兰殖民地以及菲律宾。
欧洲殖民者经常感到来自中国的威胁。但与此同时，他们也离不开中国人的服务，比如在与当地人打交道时充当中间人，在当铺和收租等不受欢迎的行当中充当中间人，以及在参与利润丰厚的中国贸易时充当敲门砖。由于中国政府拒绝西班牙人在中国建立前哨站，马尼拉的中国商人在中国和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中变得至关重要。
到1603年，马尼拉的中国人已经多到足以让西班牙人认为起义一触即发。为了先发制人，西班牙人发动了一场大屠杀，大约有两万中国人在这场大屠杀中丧生。这一暴行并没有得到已经衰落的明朝政府的回应。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幸存者和新移民与他们的家庭所保持的联系，帮助中国与外部世界建立了一种新的关联，这种关联变得越来越重要。
总之，从很早的时候起，中国就已经成了从叙利亚到日本、从朝鲜半岛到印度尼西亚的国际网络的一部分。将这个网络连接在一起的是商业、宗教、知识分子以及所有其他人。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途径，中国主动与外国接触的次数至少和它被动接受的一样多。中国深知其他强大文明国家的存在，审时度势，而以战争做后盾通过外交手段同其他国家建立联系，时而通过商业贸易建立关系。在国际商业流通中，中国对丝绸和瓷器生产的垄断使其商人占据了优势地位。远途商旅既有海路也有陆路。回程旅行者的记录，使那些没有走出去的人有可能对更广阔的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往往极大地激发他们对其他文明的兴趣。
不仅中国走向了世界，许多国家的代表也来到中国，追求其他文明所羡慕的中国特产。作为交换，他们给中国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本土产品，中国人对这些产品十分喜欢，以极大的兴趣和愉悦的心情接受了它们。外国人引入了新的宗教，分享了科学知识，并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极大地丰富了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和知识。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一系列商品、思想和中国人走出国门，他们在传播中国思想和物质的同时也把中国一些最具特色的制度带到了海外，比如政府体制。简而言之，潮流是双向流动的，流入和流出中国，创造了一个遍布亚洲的关系网。早在欧洲人出场之前，中国就不可避免地以多种方式卷入了这个网络；而欧洲人的到来使这个网络的触角伸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