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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是一个经济、文化和社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时期，在许多学者看来，在这段时期里，中国文明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1127年以前，宋朝的都城在中国北方的开封，而后宋朝被来自东北的入侵者赶到了南方。从1127年到1276年被推翻前，南宋在其重建的都城——杭州统治着一个领土被缩减的帝国。与此同时，在中国北方，外来入侵者宣布建立金朝，这个政权一直持续到13世纪初，之后被蒙古人灭亡。南宋也在1276年被蒙古人灭亡了。
正如我们所见，唐代中国已经融入了进出其东部沿海的海上贸易，并通过东南亚诸国进入印度，然后进入中东。与此同时，早在欧洲人出现之前，各种各样的外国团体在中国建立，中国的制度被其他国家采纳，海外华人团体的建立也加强了中国在亚洲贸易世界的存在感。
在唐朝灭亡后的几个世纪里，中国在海上崛起，处于领先地位。中国船匠开始建造巨大的远洋帆船，最长可达90多米，容量约1250吨，可运载500至1000人。这些技术部分借鉴自阿拉伯造船术的中国帆船，能够进行非常长距离的航行和运输大量货物。与此同时，在唐朝鼎盛时期主导海上贸易的印度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由于被国内的其他问题分散了注意力，到达中国的外国船只数量也减少了。这就留下了一个真空区域，新出现的强有力的中国商船队已经准备好，并能够填补这个空白。
宋人在地理、天文、制图、造船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技术进步。他们发明了指南针，从根本上提高了导航能力；不久，指南针就配备到了每艘中国船只上。他们还建立了灯塔和信标，比以前更精确地观测潮汐、风向、天气模式和星象，计算距离，并探测水深。经验丰富的水手们把所有这些新知识都记录下来，形成了一种新的技术文献体裁，其中包括海图、航路图、岛屿、洋流和暗礁的精确方位记录。
宋朝的作家还创作了大量有关外国资讯的最新的文献。这些广为流传的新信息中，大多是与生产技术相关的，但宋朝学者准备通过研究阿拉伯和印度航海家、地理学家的成果，扩大自己有限的研究视野，从而使与海外有联系的中国人有可能受益于外国人的经验。这其中最著名的，是赵汝适于1225年后所作的《诸蕃志》。赵汝适曾于福建沿海的泉州任福建路市舶提举，当时泉州已经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此外，泉州既有清真寺，也有印度教寺庙，供东南亚、印度次大陆和其他地方的商人使用。泉州允许外国人按照自己的法律自治，以示尊重穆斯林习俗，这说明当地有相当多的穆斯林侨民。赵汝适在叙述中详细地讨论了商业、异域国家以及他在工作中遇到的异国产品等话题。例如，他对埃及的描述是可查的中国文献中最早的，节录如下：
勿斯里国，属白达国节制。国王白晰，打缠头，着番衫，穿皂靴。出入乘马。前有看马三百匹，鞍辔尽饰以金宝。有虎十头，縻以铁索。伏虎者百人，弄铁索者五十人，持擂棒者一百人，臂鹰者三十人。又千骑围护，有亲奴三百，各带甲持剑；二人持御器械导王前。其后有百骑鸣鼓，仪从甚都。
国人惟食饼肉，不食饭。其国多旱；管下一十六州，周回六十余程，有雨则人民耕种反为之漂坏。有江水极清甘，莫知水源所出。岁旱，诸国江水皆消减，惟此水如常；田畴充足，农民藉以耕种。
宋朝政府坚决促进国际贸易，因为它是财政收入中非常可观的一部分。在王朝建立后不久，他们的政策就定位在“招来与鼓励”外国商人。宋朝采取了多种形式的积极商业政策。988年，皇帝派遣了一个使团到各个国家，带着精美的礼物打算吸引商人到中国来。与此同时，宋朝的使臣们会购买一些珍稀物品回来出售，如象牙、珍珠、药用的植物与动物角，以及香料等。在中国主要的贸易港口，市舶监官每年备办宴设以及其他庆祝活动，以鼓励外国海员和商人。被吹到海岸或损坏的商船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其中包括免受当地官员虐待。如果这些官员成功地鼓励了对外贸易，他们可能会得到赐宴或升迁作为奖励。
如此一来，海外贸易迅速扩张。不过宋朝政府还是对其进行了控制，一方面为了维持其作为重要收入来源的功能，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硬通货的外流。当时的进口关税约为10%。中央政府垄断了那些利润最高的商品，如象牙、珊瑚、犀牛角和鳄鱼皮。他们禁止私人买卖一切奢侈品，并保留了优先购买进口商品的选择权。政府也密切关注出口。一个中国商人想到海外去，必须申报目的地。如果后来他声称被风吹离航道，到达了其他地方，他必须立即报告，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提出证据。他需要一份出口商品的清单和一张已付税款的收据。与唐代一样，虽然与东南亚非法的铁贸易依然繁荣，但可以用来制造武器的产品仍不能合法出口。同样，大米也不能出口，这大概是在饥荒或战争时期，朝廷需要存有多余的粮食。为了防范海盗的威胁，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被允许携带武器，但他们返回中国时必须将武器存放起来；如果他们再次出海，他们可以拿回这些武器。
这些限制促使一些商人移民，主要方向是东南亚的商业中转站。还有一些则成了海盗。在整个亚洲海域，海盗和走私都是区域性的，且两者都非常有利可图。这样的不法行为给守法的商人带来了强烈的诱惑和威胁。但在海外贸易方面的合法投资也颇具吸引力，史料显示，那些不是特别富有的人，愿意把仅有的一点富余资金投入海外贸易。
宋代进出口商品种类繁多。当然，不同的市场寻求并提供不同的商品，但总的来说，中国最受欢迎的出口产品仍然是丝绸和其他纺织品、丝线、金属（包括金、银、锡、铜、锡铅合金）、陶器（从细瓷到粗陶器）以及茶叶。其他出口品还有漆器、半宝石、纸张、竹子、荔枝和书籍。
中国的进口商品同出口商品一样丰富。宋朝从契丹人建立的辽国进口马匹、毛皮、羊毛和奴隶；从日本买入用于制造火药的硫黄，进口珍珠和鹿茸以入药，还有寿材木料、武器和装饰工艺品；从东南亚进口诸如丁香与小豆蔻之类的香料，此外还有檀香、芦荟、水果、龟甲等；用四川的茶叶换取藏地的马匹；从印度和东非购入象牙和犀牛角；从叙利亚购入玻璃器皿；还有来自波斯的珍珠和来自地中海的珊瑚。其中一些进口商品，如象牙和犀牛角，受到政府的垄断，但就像铁矿石贸易一样，由于潜在利润相当可观，个体商人往往愿意冒着被捕的风险从事非法贸易。
宋代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交往的一个重要影响，是10世纪从印度支那中部的占城引进了早熟水稻。长期以来，政府努力推广这个一年两熟且相对耐旱的水稻品种，它使土地利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并为人口增长创造了先决条件。换句话说，早熟水稻是对中国影响最深远的进口产品之一。
尽管我们的相关了解不多，但在宋代，中国与其他文明的知识交流仍在持续进行。医学知识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交流领域。例如，一份14世纪早期的波斯手稿中，复绘了一份更早的中国解剖学文本的插图，这表明其他国家重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专业知识，就像中国重视其他国家的专业知识一样。此外，在11世纪，接种天花疫苗的技术传到了中国，它可能是从印度或波斯传入的。
繁荣的对外贸易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外国宗教团体的重新引入，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宗教团体可能从未完全消失。在1127年宋朝都城南迁之前，开封建立了一个犹太人聚居区。他们来自波斯、巴勒斯坦和也门，主要使用波斯语——这是中亚大部分地区的通用语言；他们在这里售卖“西洋布”——也许是棉布。1163年，他们在开封建立了第一个犹太会堂，该会堂一直存续到19世纪才被毁坏（根据当地记载，这个会堂应该是晚清毁于火灾）。开封地区的犹太人从来没有超过1500人，分成7个宗族。但尽管有异族通婚，他们仍保持着独特的身份，部分原因是中国政府认为这些犹太人是伊斯兰教的一个分支，后者（伊斯兰教）仍在中国默默流传。一些中国犹太人确实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吃猪肉，而猪肉是中国的主食。即使在今天，开封的穆斯林也可以分为两类：一些人声称自己是穆罕默德的后裔，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自己的祖先是亚伯拉罕——他们可能是古老犹太群体的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