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统治的头几个世纪里,许多外来宗教在唐朝繁荣兴旺。佛教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今天佛教在中国如此普及,并在政治上如此强大,以至于中国人通常忽视了它的异域起源。
虽然政府不鼓励中国人加入外国宗教,并任命了一个特别的官员来监视他们,但是唐朝早期对外国宗教总体上是宽容的。他们对于这些外国宗教的态度不尽相同,这要取决于他们对宗教影响的性质和程度认知的转变。在唐朝,信仰犹太教、伊斯兰教、祆教、摩尼教和景教的外国商人经常在中国建造自己的礼拜堂;其他宗教,如印度教,也可能有其代表。例如,仅在8世纪早期的长安,就有4座波斯“庙宇”,分属于祆教和摩尼教。
祆教是一种波斯宗教,其信仰基础是宇宙中善恶力量的对立。早在6世纪初,它就得到了唐皇室的祖先拓跋魏的保护。唐太宗(应为高宗。——译者注)为正在瓦解的萨珊帝国的王子卑路斯(Firuz)的政治避难提供了庇护,他允许卑路斯在长安修建一座祆教寺庙,服务其流亡的宫廷。虽然没有支持祆教,但唐朝表现出了帝国的宽容,祆教在中国赢得了一些信众,但它的主要支持者仍然是波斯商人。摩尼教是另一种融合了东方基督教、佛教和祆教二元论元素的波斯宗教,它于694年传入中国,但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由于“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在中国本土被禁止。然而,外国人仍然被允许信奉摩尼教,人们也一定程度上相信摩尼教徒声称的他们有改变天象的能力。例如,在8世纪晚期,摩尼教(中国学者欣赏他们的天文学知识)被邀请用他们神奇的仪式为干旱的乡村带来雨水。在这些方面以及唐朝对他们的矛盾态度中,摩尼教预示着17世纪到18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的境遇:摩尼教显而易见的求雨技能使普通百姓十分敬慕,就像清朝皇帝敬慕耶稣会士的天文学知识一样。
中国最早提到基督教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纪早期,但当时基督教的影响有限。在中国,早期的基督教大多是聂斯托利派。这个基督教的分支脱离了罗马,在巴格达选任了自己宗主教后,在5世纪时被斥为异端,因为该教派主张基督的神性与人性是分开的,因此贬低了人子基督和童贞玛利亚的地位,使其低于正统天主教所给定的位置。公元7世纪,聂斯托利派传教士到达中国,在一块树立于长安、共781字、用叙利亚语与波斯语写成的石碑碑文中记录了他们的经历。尽管他们属于异端教派,但很久以后,关于这些早期基督徒曾在中国兴盛一时的发现,在那些希望使整个中国皈依的欧洲传教士中仍然激起了极大的热情。
在像广州这样的商业城市中,可以看到清真寺和犹太教堂,也就是说,最终外国商人把伊斯兰教和犹太教都带到了中国。例如,中国第一座伊斯兰教清真寺于627年在广州建成,此时距使者穆罕默德去世尚有5年。但在当时这些信仰仍与中国本土人相隔绝,传播相当有限。
8世纪中叶开始,汹涌的排外情绪标志着唐朝宗教宽容政策开始终结,一种更倾向于本土宗教与信仰的转变也随之发生。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叛军安禄山的异族血统,他的叛乱造成了大范围的灾难,也使唐帝国的财富大幅下滑。政府开始对外人居住区施加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在这样的氛围中,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回忆起佛教的异族起源,并对佛教机构的政治力量感到忧虑。
这种对佛教的敌意并不新鲜。公元8世纪早期,佛教与武则天和韦皇后联系起来,而她们的名字成了极端腐败的代名词,这让天平开始朝着反对外来宗教倾斜。之后在玄宗统治时期(712—756),寺院各种滥用权力的行为引起了民众的注意。例如,富户可以通过受戒为僧、沙弥,或建造私家寺庙来逃税。这个问题不仅限于富人。例如,714年,政府命令数以万计的自称为僧侣或尼姑的人还俗,回到税赋册中,此前他们凭借僧尼身份得以豁免赋税和徭役。这些滥用特权的行为,以及佛教机构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促使唐朝朝廷寻求方法限制佛教势力。朝廷将对佛教的全部控制权移交给鸿胪寺,此举旨在通过明确将其定性为域外之物来削弱佛教的影响力。与此同时,皇帝对佛教的主要竞争对手——道教越来越感兴趣。
外来者和他们的宗教思想的失势,最终导致845年颁布了大规模取缔所有外国宗教的政令。几千名外国宗教人员——几乎是所有当时在中国的外国宗教群体,被勒令还俗。外国宗教——甚至佛教,在中国都再没有完全恢复到从前的地位。
儒家思想处于这种反对外来宗教的最前沿。伟大的儒家政治家、散文家韩愈(786—824)在一篇著名的讽刺文章中,批评了皇宫里陈设的佛教物品。韩愈之所以反对佛教,一方面是因为他认为佛教是反儒家道德的迷信,另一方面是因为佛教是外来的。他的驳斥读起来颇有几分道理: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
这篇著名的奏表其余部分在语气上甚至更加强硬。韩愈张胆直言,被流放到遥远的南方。但他的观点与日益高涨的民意是一致的。
唐王朝于907年灭亡。之后是一段六十年的中间期,根据中国的算法,这是一轮历法周期(甲子),其间几个小国互相争夺霸权,最终继承这一局面的是宋朝(960—1276)。
从这段过渡期开始,区域和国际贸易大为扩展,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技术进步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产量的大幅增加,以陶瓷工业最为显著。因此,无论是与国内其他地区的贸易还是与海外的贸易都有盈余。与此同时,对外国奢侈品的需求也增加了。贸易扩张的第二个原因是,唐朝解体后,因为各自军事力量薄弱,各个国家间保持了相对的和平,试图利用贸易来建立政治联系,他们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巩固自己的支持力量。这种贸易扩张的趋势在宋王朝掌权后,仍然有增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