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思想交流

佛教僧侣是思想交流的主要渠道，他们往往学识渊博。除了传播自身的宗教信仰，他们还是中国和其他地方之间思想和科学知识传递的重要媒介。那些来自印度的人尤其以他们的医术而闻名。唐朝皇帝不止一次派遣印度僧侣率领探险队到爪哇和苏门答腊岛等遥远的地方去采集稀有的药材和树脂，这些药材和树脂被认为是有效的治疗工具。许多中国上流社会的人不仅被那些专精于主流医术知识（例如眼疾）的人所吸引，也迷信古鲁上师、催眠师、瑜伽大师、苦行僧和其他自称可以创造奇迹的人，其中包括与佛教神秘分支怛特罗教有关的符咒师，这一宗教于8世纪从印度传入。

一些印度的智者发现，对长寿的追求——长期以来一直与中国的道家方士相关——特别吸引他们的中国赞助人。公元648年，一位中国使节（王玄策）从印度战场带回了一位战败的国王和一位方士，这位方士声称自己已经两百岁了，知道如何制造延年药。唐太宗在宫中为他提供了一处地方，用来调制炼丹所需的原料，并指派一位高级官员来为他提供他需要的一切。虽然在服用长生不老药后，皇帝的健康确实有所改善，但皇帝最终认为，这种改善是由于他虔诚的信仰，而非药物。这个方士最终被遣散，皇帝不久后的死亡使他名誉扫地。

外国在思想领域的影响扩展到哲学、数学和天文学。大约在这个时候，尽管中国人仍拒绝使用另一种从国外引进的“0”的概念，但是他们接受了外国的逻辑学与三角函数的概念。而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受波斯语希腊思想影响的印度天文学在中国取得了支配性地位。中国早期天文学家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是密宗僧人一行（活跃在720年代），他组织团队绘制星座图，并测量星体的高度。天文学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超出了它作为一门科学的意义，因为预测日食等现象和控制历法是帝国的特权，因此对天象的准确了解就相当于政府的一种工具。在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官方天文学由三个印度家族主导，但从长期来看，印度在中国天文学领域的影响相对并不重要。

外国僧侣还帮助中国研发火药技术，这是中国最著名的“发明”之一。早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就已经在战争和熏蒸消毒中使用了熏烟，但是，制造炸药所需的混合原料的提纯，应该是在唐朝末期发展起来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道家寻求长生不老药的化学实验的副产品。唐代道家文献表明，中国人对硝石——火药的关键成分之一——的化学性质有一定的认识要得益于来自索格底亚那的僧侣们所收集的信息。与其他许多事物一样，火药并不是孤立出现的，而是中国与中东联系的产物。 zRAIsDfDUi1y60CY8LrY5qABmvkxb04EmTxPIJi7U0iWlEysTWk400I+ZKF02ZO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