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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我又订正了一次，希望使原文和注解尽可能取得决定的形态。在此且一述订正的方法。
我再参考法文本和马克思的原稿，将若干新材料增补到原文去。又依英文本与法文本的例，加入一个很长的关于矿工的注解。此外，还有一些小地方的改正，都是技术上的改正。
在若干处所（特别是历史状况已经变化，似必须附加说明的处所），我曾补入若干注解。这种补注都用括弧括着，附记着我的姓名的简笔字（F. E.）。
英译本近顷的刊行，使若干抄引语有完全改订的必要。马克思的幼女爱灵娜（Eleanor）曾不惮劳苦，替英文译本，比较抄引语与原语，使一切由英文抄引过来的文句（在本书的抄引语中占着极大的部分）不再是德文的重译，而尽是英语的原文。因此，在编订第四版时我不得不参照这个版本，并由此发现了若干细微的不正确处。页数有错误，这种错误或由于抄写或由于排工，引号及省略号的位置也常常弄错。从笔记簿抄录这样多的引语，自不免发生这种错误。有时，我还发现若干抄引语的翻译不甚妥当。有一些引语，是从马克思1843年和1845年的旧稿转录下来的。那时候他在巴黎，还不懂英文，必须从法文译本读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他从法文译本翻译过来，这种重译自不免丧失原文若干意义；从斯杜亚（Steuart）、乌尔（Ure）诸人引用的文句，就有这种情形。因此，又不得不再参考原文。许多这样的小错误和小疏忽都改正了。但若不惮烦，把第四版和前几版对照着读，便知这些细处的修正并未稍稍改动本书的内容。其中只有一个抄引语（里查·琼斯Richard Jones的话，见本书第7篇注47）是不明出处的，那多半是马克思把书名写错了。其余一切抄引语都还保持完全的指证力。不只如此，自本版订正之后，它们的指证力是更增加了。
在此，我们且追溯一件往事。
据我所知，马克思的引语是否确实，只有一次被人怀疑。这个问题一直继续到马克思去世之后，故不能不讲一讲。
1872年3月7日《康科第亚》杂志（德意志工厂家协会的机关杂志，在柏林出版）曾登载一篇匿名的论文，题名“马克思的引语”。在此文内，作者义愤填膺，责马克思引用的格莱斯登（Gladstone）1863年4月16日预算演说的话是伪造的（这一句话，马克思曾引用二次，第一次是国际劳动者协会成立大会的演说，后又在《资本论》第1卷第7期引用）。这一句话是“财富与权力之陶醉的增加，……悉以资产阶级为限”。这位匿名的评者，说《汉沙特》（ Hansard ）议事速记录（这是半官性质的报告）没有这一句话。他说：“在格莱斯登演说中，无论哪里也寻不到这一句话。格莱斯登的话正好相反。马克思把这句话插入，那在形式上、在实质上，都是伪造的。”
马克思于同年5月接到《康科第亚》这一期，他乃在6月1日的《共和国杂志》上答复这一位匿名的作者。当时他已记不清这一句话是从哪一个报纸抄引过来。他不得不求其次，说明这句抄引的话可以在两种英国出版物上找到。他又抄引《泰晤士报》的纪事，按照这个纪事，格莱斯登是说“以上所言，系我国财富的现状。假使我相信，财富与权力之陶醉增加是以养尊处优的阶级为限，我是应当以忧虑和痛苦的心情看待这个事情，这种增加，对于劳动人口的状态毫无关系。根据正确的报告，这种增加是完全以资产阶级为限的”。
格莱斯登在那里是说，倘事实果然如此，他必深以为歉，但事实确乎是完全以资产阶级为限。关于半官性质的《汉沙特》，马克思说：“当格莱斯登氏整理他的演说稿付印时，他觉得宁可把这几句话删掉。以大英财政大臣的资格，这样的话似乎不应该出自他的口。这是英国国会常见的办法，决不是拉斯凯尔（Lasker）为欺骗培培尔（Bebel）发明的手段。”
这位匿名作者更激怒了。在7月4日《康科第亚》的答辩中，他把自己使用的间接的资料搁开，却含羞地说，“习惯”是从速记录引用国会的演说；说《泰晤士报》的纪事（包含这伪造的文句）与《汉沙特》的纪事（不包含这伪造的文句），实质上是相同的；说《泰晤士报》纪事所包含的意思，“和这一段话在成立大会演说中所包含的意思正好相反”。但《泰晤士报》在这所谓“正好相反”之外，还包含“这一段话”的事实，这位匿名的作者却不曾说起。不过，他也觉得自己难于招架，不得不采用新的法术来自卫。因此，他既用“不诚实”“不公平”“记述不实”“伪造引语”“不要脸”这一类骂人的话来装饰他那一篇极不要脸的文章，又觉得有使论点转一个方面的必要。并预约在下一期“再发表一篇文章说明在我们（这个不说谎的匿名者）看来，格莱斯登这一句话应如何解释”，好像事实是可以任意曲解的。这篇预约的文章，果在7月11日出版的《康科第亚》登出了。
马克思复在八月七日《共和国》上发表一个答辩，指明格莱斯登当日的演说曾登载在1863年4月17日《晨星》与《每晨广告》二种报纸上。照这二种报纸，格莱斯登都曾说，假如财富与权力之陶醉的增加以养尊处优的阶级为限，他是应当以忧虑的心情来看待。又说，这种增加，实际是“悉以资产阶级为限”。这二种报纸都包含这所谓“伪造的文句”。马克思还曾经以这三种独立的但相同的报纸记载（它们都包含格莱斯登实际说过的话），和删削以后的《汉沙特》纪事相比较，证明他前次说过的话；即，《汉沙特》所缺少的那一段话是格莱斯登事后照惯例删去的。最后，马克思声明，他不愿再费时间来和这一位匿名者辞驳。这位匿名的评者好像也不要再多事。此后，再没有《康科第亚》杂志寄到马克思那里来了。
问题表面好像已经解决了。此后，虽有某一些与剑桥大学有关系的人不时露出口风，谣传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经犯着一种莫须有的著作上的罪过，但无论怎样调查都不能得到确实的消息。1883年11月29日，马克思去世后8个月，《泰晤士报》才登载一篇自剑桥三一学院寄来，署名西特勒·台娄（Sedley Taylor）的通信。剑桥的谰言，和《康科第亚》那位匿名者究竟是谁的问题，在这个帮闲的小子手里方才有解决的线索。
三一学院这位小子说：“这篇大会的成立演说，恶意地从格莱斯登的演说引用这一句话。很奇怪，这种恶意一直要等待布棱塔诺（Brentano前任布勒斯洛大学教授，现任斯托拉斯堡大学教授）来暴露。马克思在辩护自己时，他的胆量是可佩服的。布棱塔诺的巧妙的攻击使他计无所施，乃说：格莱斯登将演说发表在《汉沙特》以前，曾将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演说的纪事修改，把那一段与财政大臣口吻不合的话删掉。但布棱塔诺详细比较原文，证明《泰晤士报》的纪事与《汉沙特报》的纪事皆绝对不包含断章取义者凭空窃取的意义时，马克思又以没有时间为口实退却了。”
这便是问题的核心！这便是《康科第亚》杂志布棱塔诺的匿名论战在剑桥帮闲家想象中的光辉的反映！这位德意志工厂家协会的圣乔治，在他们的“巧妙的攻击”上就是这样布置、这样挥剑的。而站在魔鬼方面的马克思，就这样在圣乔治足下计无所施了。
但这种“阿里奥式”的战争纪事，仅足以掩饰我们这位圣乔治的诡避。他不说“伪造的插入”，不说“伪造”，只说“断章取义”了。问题是全部换了方向。转向的理由，圣乔治和剑桥的卫士是非常明了的。
爱灵娜所作的答辩，因《泰晤士报》拒绝登载，乃改在《今日》月刊1884年2月号提出。她把辩论归纳作一点，即这一句话是不是马克思伪造插入的。西特勒·台娄答说：“在他看，在马克思与布棱塔诺的论争中，重要的问题不是格莱斯登演说有没有包含着这一句话，却是抄引这一句话的目的，是正解还是曲解格莱斯登的意思。”他以为，《泰晤士报》的纪事固然包含着用语上的矛盾，但从上下文气解释（那就是从自由主义的格莱斯登的立场解释），则格莱斯登说话的意思极为明白（《今日》月刊1884年3月号）。关于这件事，最滑稽的一点是：匿名的布棱塔诺虽说，从《汉沙特》抄引已成习惯，《泰晤士报》的纪事必然是不可靠，但剑桥这位小子却不从《汉沙特报》抄引，而从《泰晤士报》抄引，当然，这一句不祥的话，是《汉沙特》速记录没有的。
爱灵娜在同期《今日》月刊上把这个辩论结束了，台娄君或已读过或未读过1872年辩论的文章。若已读过，他就不仅是“伪造插入”，而且是“伪造省略”。若未读过，他最好是三缄其口。但无论如何，他再不敢说布棱塔诺指责马克思“伪造插入”的话是不错的了。反之，他现在不说马克思伪造插入，却非难马克思曾抹杀一句重要的话。但这一句重要的话，马克思不是在大会成立演说第5页内引述过了吗？这一句话和那一句被认为伪造插入的话，不过相隔数行而已。关于格莱斯登演说的矛盾，马克思不是又在《资本论》第7篇注105内指摘过了吗？不过，他不曾像西特勒·台娄那样，以自由主义的幻想来把这个矛盾解决罢了。最后，爱灵娜把答辩总括起来说：“反之，马克思未抹杀任何重要的东西，也未伪造插入一言半语。他不过把格莱斯登演说中一句话——确实说过但未记入《汉沙特》速记录中的一句话——提出来，使其不致湮灭而已。”
西特勒·台娄先生不曾再有答辩。这个无稽的大学教授间的谣言，在二大国流传二十年之久。但其结果，任一个人也不敢再怀疑马克思在文献上的诚意了。自此以后，布棱塔诺先生将不复信《汉沙特公报》绝对无误，台娄先生也不复信布棱塔诺先生在文献上的战斗日记了罢。
恩格斯
1890年6月25日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