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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先向第一版读者报告第二版有着怎样的变更。书的篇别，一看就知道是更一目了然了。各处新加的注都注明是第二版注。就本文说，最重要的变更则有下述各点。
第一章第一节，即分析交换价值方程式并泛论价值的那一节，是科学地改得更严密了。又，第一版仅仅略述的价值实体和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的关系，也表现得更严密了。第一章第三节（价值形态）是完全改作了。第一版的二重说明，使我们必须如此作。——在这里，我可以附带说一说，这种二重的说明，是经友人汉诺威的库格曼博士（Dr. L. Kugelmann）的劝告写的。1867年春，当初校样由汉堡寄来时，我正好访问他，他劝我为大多数读者计，对于价值形态，必须有一种补充的讲义式的说明。——第一章最后一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也大部分改作了。第一篇第三章（价值尺度）也经过绵密的修正，因为这一节在第一版，不过提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所已提示的讨论，是讨论得不甚周密的。第七章，尤其是当中的第二节，也大大地改作了。
当然，把各处原文的改正一一列举出来是没有用处的。这种改正，多半是文体上的改正，这是全书都有的。我现在正在校订巴黎发行的法文译本，在这样校正时，我发觉德文原本有许多部分，在某场所必须有更彻底的改作，在某场所必须更在文体上改正，或将偶尔的错误加以绵密的删削。但时间不许我这样做。因为1871年秋，我正忙于进行别一种紧急工作时，曾接到通知说，第二版的印刷至迟须在1872年1月开始。
《资本论》迅急在德意志劳动阶级的广大范围内得到了理解。这种理解，对于我的劳动是一种无上的工资。在经济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梅耶先生（Meyer），维也纳的工厂家，也曾在德法战争中发行的一本小书上，力言大的理论感受性——这个东西屡屡被称为德意志的世袭财产——已在德意志所谓知识阶级中完全丧失，但却在德意志劳动阶级当中复活起来。
直到现在，经济学在德意志还是一种外来的科学。古斯达夫·湾·居利希（Gustav von Gülich）在其所著《工农商业之史的发展》，尤其是在1830年刊行的同书第一第二册中，曾详细考察到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展，从而，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树立曾受到哪几种历史事情的阻碍。经济学在德国发展的地盘，依然没有。这种科学，依然是当作完成品从英法二国输进来。德国的经济学教授都还是学生。外国现实之理论的表现，在他们手上成了若干教义的集成。他们周围的世界是小资产阶级的世界。从这个世界的情形来解释，这种种理论是被误解了。他们觉得在科学上自己没有多大的力量。他们还感觉不安地知道，自己所讨究的问题，实际是自己所不熟习的问题。他们大都凭借学说史之博学的美装，或杂凑各种无关系的材料——那是由所谓官房学（Kameralwissenschaften）借来的，那是一种知识的混合物；德意志官僚的失意的候补者，没有一个不要通过这一个炼狱来掩饰。
1848年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在德意志迅速发展了，现今还正好在迷人的开花时期。但我们的专门家时运还是不佳，当他们能够公平研究经济学时，近代的经济关系在德意志还缺少现实性。而这种关系生出之后，在资产者视野之内，又不许再有公平的研究了。经济学，在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限度内，换言之，即不把资本主义秩序视为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却把它视为社会生产之绝对的最后的形态的限度内，它只有在阶级斗争仍在潜伏状态中，或仍为间或发生的现象时，可仍为科学。
以英国为例来说罢。英国古典派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未发展时期的，其最后一位伟大的代表里嘉图（Ricardo），素朴地承认阶级利害关系的对立（即工资与利润的对立，利润与地租的对立）是社会的自然法则，他还有意识地以这种对立为研究的出发点。但从此出发，资产阶级经济学就达到了它不能跨过的限界了。因此，在里嘉图时，经济学已从里嘉图反对的方面，受到西斯蒙第（Sismondi）这样的人的批判。
继起的时期（自1820年至1830年），在英国经济学界，是科学活动极蓬勃的时期，是里嘉图学说庸俗化与普及化的时期，也正是里嘉图学说与旧派互相斗争的时期，这一场比赛真是好看煞人。但因论辩主要是散在杂志的论评上，论述时事问题的著作上，小册书上，所以这种论战不大为大陆方面知道。这一次论战的天真无私的性质——但里嘉图学说，在例外的情形下已被用为攻击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武器——可由当时的情形来说明。1825年发生的恐慌（此为近代生活周期循环的开始），固然是大工业已脱离幼稚时期的证明，但它还是刚刚从幼稚时期脱离。资本与劳动间的阶级斗争，又在下述两种斗争前面不得不暂时搁在幕后，即在政治方面，各政府与各封建诸侯正开始在神圣同盟周围集合，与资产阶级所统率的人民大众互相倾轧；在经济方面，产业资本与贵族土地所有权也互相抗争不止（这种抗争，在法国是隐蔽在大地主与小地主的抗争后面，在英国则以谷物条例为背景公然爆发）。英国这个时期的经济学文献，颇叫我们想起魁奈医生（Dr. Quesnay）死后法国的经济的狂飙时期。但这只好像良辰美景的秋日，叫人想起春天。1830年，决定的危机就发生了。
英法二国的资产阶级，都已在那时夺得了政权。从此以往，无论从实际方面说，抑从理论方面说，阶级斗争都益采取公开的威吓的形态。科学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的丧钟敲起来了。从此以往，成为问题的不是真理与非真理的问题，只是于资本有益抑有害，便利抑不便利，违背警章抑不违背警章的问题。超利害的研究没有了，代替的东西是领津贴的论难攻击；真正的科学考察没有了，代替的东西，是辩护论者（Apologetik）的歪曲的良心和邪恶的意图。反谷物条例同盟在工厂主科布登（Cobden）与布赖特（Bright）领导下滥发的小册子，因曾对土地贵族提出论争，故虽无科学的意义，但还有历史的意义。但庸俗经济学的这个最后的刺激，自庇尔爵士（Sir Robert Peel）就位以来，也被自由贸易主义的立法夺去了。
1848年大陆的革命，在英吉利也曾发生反应。不愿单为支配阶级辩护，不愿单向支配阶级献媚，仍相当要求科学意义的人，就尝试以资本的经济学和已不容忽视的无产者的要求相调和。于是，一个浅薄的折衷派发生了。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就是一个最著名的代表。这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破产的宣告。关于此事，俄国的大学者大批评家车尔尼舍夫斯基（N. Tscherneschewsky）曾在其所著《穆勒所倡导的经济学说的纲要》中说得很明白。
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在德国还没有成熟时，其对立性质，已在英法二国，在历史斗争的形态上，成为众目昭彰的事实了。同时，德国的无产者，又比德国的资产者有着更确实的理论的阶级意识。所以，这时候资产阶级经济学好像可以在德国成立了，但实际依然不能成立。
在这情形下，德意志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辩护论者，分成了二组。一方面是聪明的营利心重的实际的人。他们集合在巴斯夏（Bastiat）（庸俗经济学辩护论者中最浅薄最成功的代表）的旗帜下。他方面是以经济学教授资望自负的人，他们追随在约翰·穆勒之后，企图调和那不能调和的东西。所以，德意志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古典时代，固然只是生徒，是盲从者，是摹仿者，是外国大商行的小贩子；在其没落时代，也是这样。
德意志社会的特殊的历史发展，使德意志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上，不能有独创的造就，但批判是不包括在内的。这种批判如果可以代表一个阶级，那么它只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这个阶级之历史的使命，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颠覆和阶级的最后的废除。
德国资产阶级的代辩人，博学的，无学的，当初都想用沉默把《资本论》闷死，这是他们对付我以前各种著作的老法子。当他们发觉这种战术已不合时势之后，他们才以批评为名，想写下一个单方，来“镇静资产阶级的意识”。但在工人报纸——例如狄慈根（Joseph Dietzgen）在《共和国》发表的论文——上，他们却发现了较他们强而有力的战士。对于这些战士，他们直到现在还是没有答辩
。
《资本论》已有一个优秀的俄文译本，于1872年春出版于圣彼得堡。初版3000册差不多销完了。1871年基辅大学经济学教授西伯尔君（N. Sieber）已在其所著《里嘉图的价值理论与资本理论》中，认定我的价值、货币与资本的理论，根本是斯密、里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完成。他还说，西欧人阅读这个优秀的著作而感到惊异，是因为著者能一贯保持纯理论的立场。
《资本论》应用的方法，常不为人理解。这一点，可由各种关于本书的解释的互相矛盾而知。
例如，巴黎的实证主义评论既责我以形上学方法讨究经济学，又责我仅从事于一定事实之批判的分析，不为将来的食堂，写出调味的方法来（实证主义的吗？）。关于形上学云云的责难，西伯尔教授曾答说：“在所论为纯粹理论时，马克思的方法，不外是英吉利学派所通用的演绎法。其缺点与优点，也为最上乘的理论经济学者所共有。”布洛克君（M. Block）在《德意志社会主义理论家》一文（1872年7月号8月号《经济学杂志》曾将该文摘录）中，却发现我的方法是分析的，并且说：“著作这书的马克思，必定是分析能力最强的人。”德国的评论家则大声非难我的黑格尔式的诡辩。圣彼得堡的《欧洲通信》曾有一篇论文，专门讨究《资本论》的方法（见1872年5月号427页至436页）。该文说，我的研究方法纯然是实在论的，但我的叙述方法，不幸是德意志辩证法的。他说：“骤然依照它的叙述的外形来判断，我们一定会说，马克思是一位最大的观念论哲学者，并且是德意志式的从恶意方面解释的观念论哲学者。但在经济学批判的工作上，他与任一个先驱者比较，都更是实在论者。……我们决不能称他为观念论者。”为答复这篇论文的作者，我最好从他的批评摘录几段在这里。这种摘录，对于不能直接阅读原文的读者或者有点益处。
这位作者，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自序（柏林，1859年版，序第6页至第7页）——在那里，我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论的基础——中引用一段话之后，说：“在马克思，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所研究的现象的法则。但他认为重要的法则不仅是已在一定时期具有完备形态且保持相互联系的现象之法则。他更着重的是现象变化的法则，是现象发展的法则，是由一形态到他一形态，由一系列关系到他一系列关系的推移的法则。这种法则一经发现，他就进一步，详细研究这个法则在社会生活上表现的种种结果。……所以，马克思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由严密的科学研究证明社会关系的次序的必然性，并对于当作出发点和根据点的种种事实，尽可能予以完全的确认。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只须证明现在的秩序有其必然性，同时又证明现在的秩序所必须推移进去的秩序也有其必然性，至若人是否相信它，是否意识到它，那倒是一点不关紧要的。马克思认为社会的运动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支配它的法则，不仅与人的意志意识意图相对而言时是独立的，并且是人的意志意识意图所由以决定的。……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位置既然如此低，则以文化为对象的批判，自不能以意识的任何形态或结果为基础。这就是说，能做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是观念，只是外部的现象。批判的职务，不是拿事实和观念来比较对照，却是拿事实和事实来比较对照。在这种批判上，最要紧的，是两种事实必须尽可能地同受正确的研究；是这两种事实必须在互相对待的限度内，成为同一发展过程上的相异的要素。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正确研究诸秩序的顺序，研究诸发展阶段的次序与联络。有人说，经济生活的一般法则永久是相同的；适用于过去的法则也必适用于现在。但这正是马克思否定的事情。依他说，抽象的法则是不存在的。……依照他的意见，每一个历史时期皆有它特有的法则。……生命通过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阶段向他一阶段推移时，它就开始受别一些法则支配。经济生活上呈现的现象，与生物学领域内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家以经济法则比于物理学法则或化学法则，他们是把经济法则的性质误解了。……更深刻地把现象分析一下，便知诸社会有机体间，和各种动植物有机体间一样，是有根本的差别的。……且不只此。同一的现象，也因各种有机体的全部构造不相同，因它们的个别器官不相同，因这各种器官作用的条件不相同等等，而须受支配于完全不同的法则。例如，马克思就否认人口法则是任何时任何地皆同的。他主张，各发展阶段有各自的人口法则。……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不同，社会关系与支配社会关系的法则也不同。马克思的目的既然是从这个见地，研究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所以他所不得不做的，只是严密地、科学地把经济生活的正确研究所必须有的这个目标树立起来，这样一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阐明一社会有机体的发生、生存、发展、死灭，以及由它进到高级社会有机体的演变，是受何种特殊的法则支配。马克思这书实际也有这种价值。”
这位作者既如此正确地叙述了我的真正的研究方法，又如此好意地叙述了这个方法在我手上的应用，他所描写的，不是辩证法还是什么呢？
叙述的方法，当然须在形式上与研究的方法分别。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材料的种种发展形态，并探究这种种形态的内部关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则对于现实的运动必不能有适当的叙述。不过，叙述一经成功，材料的生命一经观念地反映出来，那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我的辩证法，不仅在根本上与黑格尔（Hegel）的辩证法不同，且正相反对。在黑格尔，思维过程——他给它以“观念”的名称，把它转化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是现实之创造主；现实仅为思维过程的外部现象。但在我，观念界却不外是移植在并翻译在人类头脑中的物质界。
在黑格尔辩证法仍甚流行的将近30年前，我已批评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的姿容。但我著作《资本论》第一卷时，猖狂的、自负的，在今日德意志知识分子中颇为人所信任的庸人，却已像莱辛（Lessing）时代的摩塞·门德尔桑（Moses Mendelssohn）对待斯宾诺莎（Spinoza）一样对待黑格尔，把他看作是一条“死狗”了。因此，我倒公然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门人。在论价值学说的那一章，我还间或采用黑格尔特有的方法来卖俏。辩证法虽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综合地、意识地叙述辩证法一般运动形态的，仍须以他为第一人。在他手上，辩证法是倒立着。必须顺过来，然后才能在神秘的外壳中发现合理的核。
辩证法，在其神秘姿态上是德意志的流行品，因为它使现存事态显得光彩。但在其合理形态上，辩证法却引起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烦恼与恐怖。这是因为，对于现存事态，它固然包含着肯定的理解，但在这种肯定的理解中，它还包含着它的否定的理解，即现存事态必然归于消灭的理解。这是因为，它认为每一生长的形态是在运动的流中，是暂时经过的；因为，它不甘受任何物的威压，在本质上它便是批判的、革命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充满矛盾的运动，在近代产业的周期循环运动的转变中，最深刻地印在实际的资产阶级心中。这种转变的顶点是一般的恐慌。在当前，恐慌尚在初期状态中，但却在向前进展。恐慌舞台是多面的，它的作用是深刻的，以致连神圣普鲁士·德意志新帝国的暴发户们也不免要领教领教辩证法了。
马克思
1873年1月24日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