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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全年我国出生人口902万，人口出生率为6.39‰；死亡人口1110万，人口死亡率为7.8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当年年末人口总量比2022年末减少208万，而此前的2022年末我国人口总量比2021年末减少了85万（这是1961年以来出现的首次负增长），意味着我国已连续两年出现人口负增长。
育娲人口研究智库在《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中，对人口预测的参数为：从2023年起生育率逐渐递增，2028年回升到1.1，从2028年起固定为1.1。生育率，是指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出生活婴数与同期平均育龄妇女数之比。如果没有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出台，生育率下降趋势将难以扭转。2050年我国总人口数量将下降至11.72亿，2100年将降到4.79亿，占世界人口比例将从现在的17%降至4.8%。如果生育率一直较低，那么总人口将陷入持续负增长。
生育率为何如此低迷？生育观念改变、生育基础薄弱、生育机会成本和直接成本高，是影响生育率的主要原因。
第一，“养儿防老”观念逐渐改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年轻一代的生育观念已发生改变。与他们的父母辈不同，现在的年轻人并不把生育作为人生的必然选择。70后、80后生育观念保守，认为生育是必须完成的任务，现在的90后、00后则更加追求自我满足，不愿被生育束缚，倾向于晚生、少生，甚至不生。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很多女性不愿因生育而被困在家中，从而导致生育意愿降低。并且，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渐完善，社会养老功能逐渐强化，“养儿防老”观念逐渐被淡化。
第二，社会婚育基础发生变化。晚婚晚育、不婚不育、不孕不育等因素削弱了生育基础。我国结婚率从2013年的9.9‰开始逐年下降，2022年下降到4.8‰。2023年全国结婚登记数止跌回升，较2022一年增长12.36%，但离婚登记数增长了28.23%。结婚后选择丁克的家庭在增多。2022年40岁以上的城市大龄男性和女性未婚比例分别为2.5%和1.3%。此外，生育年龄推迟、环境污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卫生保护缺失等导致了不孕不育率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不孕不育率为12%～18%。
第三，生育成本高企抑制生育行为。住房、教育、医疗成本居高不下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大因素，叠加家庭养老负担，女性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女性生育欲望下降。根据梁建章等人的研究，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53.8万元；0岁至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8万元。上海和北京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达到了101万元和93.6万元。从国际比较看，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年满18岁所付出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澳大利亚是2.08倍，法国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国是3.64倍，美国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国是6.3倍。由此看来，这毫无疑问会影响国人的生育意愿。
上述原因造成了少子化现象。少子化是指由于生育率下降，导致少儿人口不断减少的过程。少儿人口一般是指0～14岁人口。一个国家或地区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越低，少子化越严重，少儿人口数量和比重减少，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相对增加，这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原因。
寿命延长是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共同进步的结果，追求健康长寿是人类共同的愿望。因此，寿命延长带来的老龄化是好事。但少子化带来的老龄化则是真正的危机所在。
少子化不仅会拉升老年人口比例，使社会失去活力，而且，只要生育率一直低迷，人口规模将持续萎缩。其后果是技术迭代趋缓，经济先停滞后萎缩，社会进一步内卷，整体国力大幅下降。在这个过程中，人口将加速向核心城市集聚，而大量农村和中小城市将变得萧条甚至被废弃。因此，我们面临的人口问题与其说是老龄化问题，不如说是少子化问题。
少子化的不断发展，会导致养老金体系难以为继。2022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4.9%，已经有不少省份的养老保险金当期入不敷出。东北三省由于生育率长期过低、老龄化程度较高，养老金亏空严重。
未来，大部分人还是要依靠社会养老体系来养老，年轻人的负担将会大幅度加重。当人类平均寿命达到90多岁以后，一个几代独生子女家庭，就会形成8:4:2:1的结构，2个年轻人将面临需要养14个老人，这不是危言耸听。当前我国的生育率已经跌到1，年轻人已经在面临这种倒金字塔形的养老压力。未来，养老负担如果急剧上升，将对经济和社会的活力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