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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往昔，我的人生充满羞愧。
我不明白其他人是如何生活的。
由于出生在东北（ 注：指日本东北地区，包括青森、岩手、秋田、山形和宫城等县 ）乡下，第一次看到火车时，我已经挺大了。我在车站的天桥上爬上爬下，完全没意识到那是用来横跨铁道的，只觉得它仅仅是为了将车站修得像外国的游乐场般结构复杂、有趣时尚才建造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那么认为。在天桥上走上走下，对那时的我来说，毋宁说就是一种新潮游戏，我甚至觉得那是铁路服务设施中最令人满意的。而当我发现它不过是为了方便旅客跨越铁道而建造的实用性阶梯时，便顿觉无趣了。
另外，小时候在画册上看到地铁时，我也天真地以为那不是出于实际需要的设计，而是因为在地下乘车比在地上乘车更加别致有趣才修建的。
我自小就体弱多病，常在床上躺着，一边躺着，就一边想：床单、枕套、被罩之类的，都是些无用的装饰品吧。快二十岁时才发现，它们竟是特别实用的东西。我不禁对人们的节俭暗自难过。
还有，我也不知饥饿是何滋味。这并不意味着我生长在一个衣食无忧的家庭—我还不至于说这种傻话。我是说，我完全不知道“空腹”是种什么感觉。说来也许可笑，即使肚子饿了，我也感觉不到。上小学、初中，每次一回到家，周围的人就会七嘴八舌地对我说“饿了吧”“记得我们那时也是这样的，放学回来就饿得不得了”“吃点纳豆吧”“有蛋糕和面包”，于是我就发挥自己生来喜欢讨好人的特性，一边嘟囔着“好饿啊”，一边将十来颗甜纳豆塞进嘴里。其实，我一点也不清楚饥饿究竟为何物。
我很能吃，可几乎不记得曾因饥饿而进食。珍馐和豪华大餐，我都吃。去别人家做客时，即便非常勉强，也会吃完主人端上来的食物。对童年时代的我来说，最痛苦的时刻是同家人一起吃饭的时间。
在乡下的家里，吃饭时，全家十来口人分成两列，面对面坐，面前摆着各自的餐盘。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自然坐在最边上。用餐的房间有些昏暗，吃午餐时，十来口人只是默默地嚼着饭菜，不吭不响，那场景每每让我不寒而栗。加上我家是乡下的旧式家庭，菜肴的花样基本一成不变，珍馐和豪华大餐根本指望不上，我因此越发恐惧吃饭那段时间。坐在昏暗房间的最边上，我打着冷战，将饭菜一点点塞入口中，甚至还曾思忖：人为什么要吃一日三餐？大家都表情严肃地进餐，仿佛在完成一种仪式。一家人每日三次，在固定的时刻集中到这间昏暗的房间里，饭菜井然有序地摆在面前，即便不想吃也得低着头静静地吃，或许是以此向盘踞在家里的先灵祈祷吧。
“人不吃饭就会死”，在我听来，这句话不过是恐吓而已。可这种迷信的说法（至今我还坚信这是迷信）总让我感到不安与恐惧。“人不吃饭就会死，所以不得不为此劳动、进食。”对我来说，没什么言辞比这句话更晦涩难懂，且更具有胁迫性了。
这似乎可以说，我至今不懂人的营生是怎么一回事。自己对幸福的理解与世人完全不同，由此而来的不安甚至令我辗转难眠、痛苦不堪。自己究竟是否幸福？虽然自小就常被人认为是幸福的，可自己却感觉像活在地狱里。在我看来，反倒是那些认为我幸福的人比我快乐得多，我根本无法与他们相比。
我甚至想过，自己身上有十个灾难，旁人即便背负其中一个，仅那一个也足以要了他的命。
坦白说，我不清楚，也实在摸不准旁人痛苦的性质和程度。对他们来说，或许现实中的痛苦、没有饭吃就化解不了的痛苦才是最强烈的痛苦，才是凄惨的阿鼻地狱，其痛苦程度足以让我所说的十个灾难变得不值一提—对此，我无法理解。然而，他们竟然不自杀、不发疯，继续谈论政党，不绝望、不屈服，继续与生活搏斗，何来痛苦一说呢？他们沦为了彻底的利己主义者，并深信这一切都理所应当，而且从未自我怀疑。倘若这样，倒也轻松。可人这种东西，都一个样，是不会轻易满足的吧，我搞不清楚……他们在夜晚沉沉睡去，次日便能迎来神清气爽的早晨吗？做了怎样的梦呢？边走边思考什么呢？思考钱，怎么会呢？也不仅仅是钱吧。我确实听说过人是为了吃饱饭才营生的，但会有人为了钱而活着吗？……不，可是要看情况……不，我还是搞不懂。我越来越想不通，反倒被不安和恐怖侵袭，似乎只有我一个人迥乎不同？我无法与旁人交流，不知该说什么，也不知该怎么说才好。
于是，我心生一计，即搞怪。
那是我对人类最后的讨好。尽管我极度恐惧人类，但似乎无法斩断与人类的情缘。我靠搞怪勉强维系着与人类的互动。表面上我笑容不断，内心却小心翼翼、战战兢兢，拼尽全力地讨好着他们。
从小时候起，哪怕是家人，我也完全搞不清他们活得有多辛苦，都在想些什么。家里的气氛尴尬得让人难以忍受，我只有谨小慎微地去应对。渐渐地，我就成了一个搞怪能手。换言之，不知不觉中我变成了一个一句实话都不说的孩子。
回顾那几年与家人的合影就会发现，其他人都一本正经地板着脸，唯独我歪着脑袋在怪笑。其实，这也是我的搞怪举动之一，幼稚而可悲。
还有，无论家人说我什么，我从不还嘴。他们轻描淡写的一句批评，在我看来就犹如晴天霹雳般可怕，让我几近发狂。别说还嘴了，我甚至认为那种批评就是万世不变的人间真理，因为自己不能践行这一真理，从此就无法与人类生活在一起。因此，我既不反驳也不辩解。一旦被人指责，我就觉得对方言之有理，错误全在自己。于是默默忍受着攻击，内心恐惧得要死。
无论是谁，在遭人责难或呵斥时，心里都会不舒服，可我还从发怒的人脸上看到了比狮子、鳄鱼更可怕的动物本性。平时，他们似乎掩饰着这一本性，但在某一刻，就像温驯地躺在草地上的牛冷不防地甩起尾巴，抽死了叮在自己肚子上的牛虻一般，他们会因发怒而突然暴露这一本性。每当看到这种场景，我就吓得汗毛直竖。一想到这种本性或许是人类得以生存的资本之一，我便对自己感到绝望。
对人，我始终心怀恐惧，甚至因恐惧而战栗。尽管同为人类一员，我对自己的言行却毫无自信。我将懊恼锁于心中一隅，深深隐藏自己的忧郁与神经质，一味装作天真无邪的快乐样子，逐渐使自己变成了一个装傻的怪人。
只要能逗人发笑，无论做什么我都无所谓。这样一来，即便我处在他们所谓的“生活”之外，也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总之，我不能成为他们的眼中钉，我要变成虚无、风或空气。这种想法在我心里愈发强烈，我凭着装傻搞怪取悦家人，甚至于在比家人更可怕、更难理解的下人面前，我也竭尽所能地插科打诨。
夏天，我会在浴衣里套上红色毛衣，在檐廊上走来走去，逗得家人哈哈大笑，连平时不苟言笑的大哥看到了也忍俊不禁。
“哎，阿叶，这么穿不合适哟！”大哥的语气充满怜爱。哎呀，再怎么说，我也不至于冷热不知在大夏天穿件毛衣四处走动呀。我只是将姐姐的毛线护膝套在手臂上，让它们从浴衣袖口露出一截，故意让人以为我穿了件毛衣而已。
父亲在东京有不少公务，便在东京上野的樱木町置办了一栋别墅，一个月的大半时间都住在那里。每次回家，父亲都会给家人，乃至亲戚带回很多礼物，可以说这是父亲的一大喜好。
某次，在去东京的前一晚，父亲将孩子们召集到客厅，笑着问每个人，希望自己下次回来时带回什么样的礼物，并将孩子们的回答一一写在了记事本上。父亲很少与我们如此亲近。
“叶藏，你呢？”
问到我时，我竟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当被问到想要什么时，我突然一下什么都不想要了。这时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无所谓，反正也没什么东西能让自己高兴。同样，别人送的东西，无论多么不合口味，我也不敢拒绝。对讨厌的事物，说不出讨厌，对喜欢的事物，也像做贼似的畏畏缩缩，不敢明说。这令我极其痛苦，那种难以名状的怯懦让我苦闷不已。换言之，我连两者择其一的能力都没有。日后之所以愈发感觉自己的人生“净是羞愧”，想来，这种脾性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
见我扭扭捏捏不出声，父亲面露些许不悦：
“还是想要书吧？浅草的商店街有过年舞狮子用的玩具狮子，大小刚好适合小孩子戴在头上玩，不想要吗？”
因为无法回答得惹人发笑，这句“不想要吗”，让我一下慌了神。我这个搞怪高手这次彻底败下阵来。
“还是买书吧。”大哥表情认真地说。
“是吗？”父亲一脸扫兴，“啪”地合上了记事本，记也没记。
太失败了！我竟然惹怒了父亲。父亲肯定会记恨我吧。我得趁现在做些什么补救一下啊。那晚，我在被窝里吓得瑟瑟发抖，苦苦思考对策。我悄悄起身来到客厅里，打开父亲放记事本的抽屉，拿出记事本，哗啦哗啦翻开，找到记录礼物的那页，舔了舔记事本专用的铅笔笔尖，写下了“舞狮”二字后就去睡了。其实我一点也不想要那种玩具狮子，倒是更想要书。可我发觉父亲更想买玩具狮子给我，为了迎合父亲的心愿，讨他欢心，我便冒险潜入了客厅。
果然，我这招十分奏效。不久后，父亲从东京回来，我在自己房间里听到他大声对母亲说：
“我在商店街的玩具店打开记事本一看，咦，居然有‘舞狮’两个字。可这不是我的字啊。怪了，是谁写的呢？我猜肯定是叶藏干的。我问他想要什么礼物时，那小子磨磨叽叽不说话，后来可能想要得不行，才这么干的吧。真是个奇怪的小家伙儿！假装没兴趣，却又写到本子上。真那么想要，直接跟我说不就行了嘛。我在玩具店实在忍不住笑了出来，快把叶藏给我叫来吧！”
我还会将男女用人召集到房间里，让一名男佣在钢琴上胡乱弹奏（我家虽在乡下，不过几乎什么都有），我则和着那不成曲的调子为大家表演印第安舞蹈，逗得大家捧腹大笑。二哥打开相机，镁光灯一闪，将我的印第安舞姿拍了下来。照片冲洗出来一看，我的小鸡鸡竟然从腰巾（其实是块印花布的包袱皮）开合处露了出来，这又引得全家哄堂大笑。这或许算是我的一次意外壮举吧。
我每月都会买十几种少年杂志，还从东京邮购各种各样的书私下阅读。所以，对什么“奇问奇答博士”呀，“古里古怪博士”呀，我都耳熟能详，至于鬼故事、评书、落语、江户趣话更是了如指掌。我经常故作正经地讲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成了让家人捧腹的开心果。
然而，说起学校，我就完了。
在学校，我也开始受人尊敬。当我意识到我“受人尊敬”时，我感到十分恐惧。我近乎完美地蒙骗他人，若被某个全知全能的人识破，并当众揭穿的话，我将蒙受比死亡更可怕的羞辱—这便是我对“受人尊敬”的理解。即使通过蒙骗赢得了他人的尊敬，也早晚会被人看穿，不久后众人都会从他口中得知真相。当大家发现被骗时，该有多么愤怒，又会如何报复我呢？只这么一想，我就汗毛直竖。
能在学校里得到大家的喜爱，与其说因为我出身于有钱人家，倒不如说得益于世人所谓的“脑瓜子好使”。我自幼体弱多病，经常因病一两个月不去学校，甚至还曾卧病休学近一年。尽管如此，我还是拖着刚刚病愈的身体，乘坐人力车去学校参加了期末考试，结果竟然取得了全班最好成绩。即便身体状况好的时候，我也根本不学习。去到学校，也是在上课时画些漫画什么的，课间休息时就讲给大家听，逗得他们大笑不止。作文课上，我也净写些滑稽可笑的文章，即使被老师警告，我也全然不理。我很清楚，其实老师暗地里也盼着读到我写的滑稽故事。某天，我一如往常，用凄凉的笔调描述了自己的一次丢人经历。那是我跟着母亲乘火车去东京时的事。我把尿撒在了车厢过道的痰盂里（其实我知道那是痰盂，不能撒尿，但为了表现儿童的天真无邪，我故意这么做的）。作文交了上去，我自信我的描述肯定能逗笑老师。于是，我悄悄跟在老师身后，一起朝办公室走去。只见老师一出教室，就从一沓作文中抽出我的，迫不及待地在走廊上看了起来，边看还边哧哧地笑。走进办公室时大概看完了吧，只见他满面通红地放声大笑，随即将我的作文拿给了别的老师看。看到这一幕，我心里别提多得意了。
真淘气！
我成功地让人认定我就是个淘气鬼，成功地摆脱了“受人尊敬”对我的束缚。我的成绩单上所有科目都是满分，唯有品行操守这一项要么七分，要么六分，而这又成了全家人的一个笑点。
然而，我的本性与自己表现出的淘气恰恰相反。那时，我就被男女用人教会了做那种事，童贞受到了侵犯。我至今认为，那是人类所犯的罪行中最卑劣、最下流的行径。可我却忍了下来。我甚至觉得由此窥探到了人类的某些特性。对此，我只能无奈、无助地苦笑。倘若我习惯于说真话，或许我会勇敢地向父母告发他们的罪行，可我并不完全了解我的父母啊。向人求助—我压根儿不敢指望这种方法。无论向父母求助，还是向警察或政府求助，最终也不过是被老于世故之人用一堆冠冕堂皇的说辞侃晕吧。
我很清楚，求助的结果必定有失公允。向他人求助，归根结底是徒劳的。所以，我不会说出实情。我感觉除了默默忍受、继续装傻之外别无选择。
或许有人会嘲笑我：“哎哟，你是说你不相信人类吗？嘿，你什么时候成基督徒了？”可在我看来，对人类的不信任，未必直接通向宗教之路。事实上，包括那些嘲笑我的人在内，人们难道不是若无其事地生活在相互猜忌中，从未将耶和华及其他什么放在心上吗？还记得我年幼时的一件事。父亲所属政党的一位名人来我们镇子发表演说，我被家里的男用人带到剧场去听。剧场里座无虚席，镇上与我父亲关系密切的人都到场了，听众拼命地鼓掌。演讲结束后，众人三五成群地踏着积雪的夜路往家走，可他们却把当晚的演讲骂得一文不值，其中竟有与父亲交情不错的人。父亲那些所谓的“同志”以近乎恼怒的语气批评父亲的开场致辞糟糕透顶，那位名人的演说不知所云，简直狗屁不是。之后，这些人顺路来我家小坐，拥入客厅后，他们竟然面带着由衷的喜悦之情，对我父亲夸赞今晚的演说非常成功。甚至连男用人们也如出一辙。当母亲问起今晚的演说如何时，他们居然若无其事地回答“真是太有趣了”。可就在回来的路上，他们还一直抱怨“没有什么比这演讲更无趣的了”。
可这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例子罢了。人们相互欺骗，却又神奇地毫发无伤，仿佛没有察觉到互相欺骗似的。这种毫不遮掩、堂而皇之的互不信任案例，在人世间可谓俯拾皆是。然而，我对人们相互欺骗这类事实却提不起什么兴趣，自己也是靠着装傻搞怪整天蒙骗他人的。对于道德教科书式的正义或道德，我不太在意。倒是那些在相互欺骗中活得大大方方、光明磊落，或从中得到了生存自信的人令我费解。人们终究没有教给我人生的真谛。倘若掌握了那些真谛，我就不必那般畏惧人类，也不必拼命讨好他们了吧。那么，我就更加不必站在人类生活的对立面，日日夜夜承受这地狱般的痛苦了吧。我之所以没有向任何人倾诉男女用人对我犯下的无耻罪孽，并非出于我对人类的不信任，当然，更不是因为对基督的信仰，而是人类对名叫叶藏的我关闭了信任之门。即便是父母，也不时显露出一些令我费解的方面。
不过我感觉，自己身上那种不向任何人倾诉的孤独气息，被很多女人本能地嗅到，而且成了日后我被女人趁机纠缠的诱因之一。
也就是说，对女人来讲，我是个守得住恋情秘密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