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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艺术，其范围的广泛，远过于写作的技巧。实在说起来，凡是期望成为作家的初学者，都应该叫他们先把写作的技巧完全撇开，暂时不必顾及这些小节，专在心灵上用功夫，发展出一种真实的文学个性，去做他的写作基础。这个方法应该对他很有益处。基础已经打好，真实的文学个性已经培养成功时，笔法自然而然会产生，一切技巧也自然而然地跟着纯熟。只要他的立意精辟，文法上略有不妥之处也是不妨的，这种小小的错误，自有那出版者的编校员会替他改正的。反之，一个初学者如若忽略了文学个性的培植，则无论他怎样去研究文法和文章，也是不能使他成为作家的。布封（Bufon）说得好：“笔法即作者。”笔法并不是一个方式，也不是一个写作方法中的制度或饰件，它其实不过是读者对于作者的心胸特性，深刻或浅泛的、有见识或无见识的各种特质，如机智、幽默、讥嘲、体会、柔婉、敏锐、了解力、仁慈的乖戾或乖戾的仁慈、冷酷、实际的常识和对于一切物事的一般态度所得的一种印象罢了。可知世上决不能有教人学会“幽默技巧”的袖珍指南，或“乖戾的仁慈三小时速通法”，或“常识速成十五法”，或“感觉敏锐速成十一法”。
我们须超过写作艺术的表面而更进一步。我们在做到这一步时，便会觉得写作艺术这个问题其实包括整个文学思想、见地、情感和读写的问题。当我在中国做恢复性灵和提倡更活泼简易的散文体的文学运动时，不得不写下许多篇文章，发展我对一般的文学的见地，尤其是对于写作的见地。我可以试写出一组关于文学的警语，而以“雪茄烟灰”为题。
做文法教师的论文学，实等于木匠谈论美术。评论家专从写作技巧上分析文章，这其实等于一个工程师用测量仪丈量泰山的高度和结构。
世上无所谓写作的技巧。我心目中所认为有价值的中国作家，也都是这般说法。
写作技巧之于文学，正如教条之于教派——都是属于性情琐屑者的顾及小节。
初学者往往被技巧之论所眩惑——小说的技巧、剧本的技巧、音乐的技巧、演剧的技巧。他不知道写作的技巧和作家的家世并没有关系，演剧的技巧和名艺人的家世并没有关系。他简直不知道世上有所谓个性，这个性其实就是一切艺术上和文学上的成就的基础。
当一个人读了许多本名著，而觉得其中某作家叙事灵活生动，某作家细腻有致，某作家文意畅达，某作家笔致楚楚动人，某作家味如醇酒佳酿时，他应坦白地承认爱好他们、欣赏他们，只要他的欣赏是出乎本心的。读过这许多的作品后，他便有了一个相当的经验基础，即能辨识何者是温文，何者是醇熟，何者是力量，何者是雄壮，何者是光彩，何者是辛辣，何者是细腻，何者是风韵。在他尝过这许多种滋味之后，他不必借指南的帮助，也能知道何者是优美的文学了。
一个念文学的学生第一件事情就是：学习辨别各种不同的滋味。其中最优美的是温文和醇熟，但也是最难于学到的。温文和平淡，其间相差极微。
一个写作者，如若思想浅薄，缺乏创造性，则大概将从简单的文体入手，终至于奄无生气。只有新鲜的鱼可以清炖，如若已宿，便须加酱油、胡椒和芥末——越多越好。
优美的作家正如杨贵妃的姐姐一般，可以不假脂粉，素面朝天。宫中别的美人便少不了这两件东西，这就是英文作家中极少敢于用简单文体的理由。
作品的优劣，全看它的风韵和滋味如何，是否有风韵和滋味。所谓风韵并无规则可言，发自一篇作品，正如烟气发自烟斗，云气发自山头，并不自知它的去向。最优美的文体就是如苏东坡的文体一般近于“行云流水”。
文体是文字、思想和个性的混合物，但有许多文体是完全单靠着文字而成的。
清澈的思想用不明朗的文字表现者，事实上很少。不清澈的思想而表现极明白者倒很多。如此的文体，实可称为明白的不明朗。
用不明朗的文字表现清澈的思想，乃是终身不娶者的文体。因为他永远无须向他的妻子做任何解释，如：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之类。萨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英国作家，译有《荷马史诗》）有时也是这样的古怪。
一个人的文体常被他的“文学爱人”藻饰。他在思想上和表现方式上，每每会渐渐地近似这位爱人。初学者只有借这个方法，才能培植出他的文体。等到阅世较深之后，他自会从中发现自己，而创成自己的文体。
一个人如若对某作家向来是憎恶的，则阅读这作家的作品必不能得到丝毫的助益。我颇希望学校中的教师能记住这句话。
一个人的品性，一部分是天生的，他的文体也是如此。还有一部分则完全是由感染而来的。
一个人如没有自己所喜爱的作家，即等于一个飘荡的灵魂。他始终是一个不成胎的卵子，不结子的雄蕊。所喜爱的作家或文学爱人，就是他的灵魂的花粉。
世上有合于各色各种脾胃的作家，但一个人必须花些功夫，方能寻到。
一本书犹如一个人的生活，或一个城市的画像。有许多读者只看到纽约或巴黎的画像，而并没有看见纽约或巴黎的本身。聪明的读者则既读书，也亲阅生活的本身。宇宙即是一本大书，生活即是一所大的学校。一个善读者必拿那作家从里面翻到外面，如叫花子将他的衣服翻转来捉虱子一般。
有些作家能如叫花子的积满了虱子的衣服一般，很有趣地不断地挑拨他们的读者。痒也是世间一件趣事。
初学者最好应从读表示反对意见的作品入手。如此，他绝不致误为骗子所欺蒙。读过表示反对意见的作品后，他即已有了准备，而可以去读表示正面意见的作品，富于评断力的心胸即是如此发展出来的。
作家都有他所爱用的字眼，每一个字都有它的生命史和个性。这生命史和个性是普通的字典所不载的，除非是如《袖珍牛津字典》一类的字典。好的字典和《袖珍牛津字典》，都是颇堪一读的。
世上有两个文字矿：一是老矿，一是新矿。老矿在书中，新矿在普通人的语言中。次等的艺术家都从老矿去掘取材料，唯有高等的艺术家会从新矿中去掘取材料。老矿的产物都已经过溶解，但新矿的产物不然。
王充（27—约97）将“专家”和“学者”加以区别，也将“著作家”和“思想家”加以区别。我以为当一个专家的学识宽博后，他即成为学者，一个著作家的智慧深切后，他即成为思想家。
学者在写作中，大都借材于别的学者。他所引用的旧典成语越多，越像一位学者。一个思想家于写作时，则都借材于自己肚中的概念。越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越会依赖自己的肚腹。
一个学者像一只吐出所吃的食物以饲小鸟的老鹰，一个思想家则像一条蚕，所吐的不是桑叶而是丝。
一个人的观念在写作之前，都有一个“怀孕”时期，也像胚胎在母腹中必有一个怀孕时期一般。当一个人所喜爱的作家已在他的心灵中将火星燃着，开始发动了一个活的观念流泉时，这就是所谓“怀孕”。当一个人在他的观念还没有经过怀孕的时期，即急于将它写出付印时，这就是错认肚腹泻泄时的疼痛为怀孕足月时的阵痛。当一个人出卖他的良心而做违心之论时，这就是堕胎，那胚胎落地即死。当一个作者觉得他的头脑中有如电阵一般的搅扰，觉得非将他的观念发泄出来不能安逸，乃将它们写在纸上而觉如释重负时，这就是文学的产生。因此，一个作家对于他的文学作品，自会有一种如母亲对于子女一般的慈爱感情，因此，自己的作品必是较好的，犹如一个女子在为人之妻后必是更可爱的。
作家的笔正好如鞋匠的锥，越用越锐利，到后来竟可以尖如缝衣之针，但他观念的范围必日渐广博，犹如一个人的登山观景，爬得越高，所望见者越远。
一个作家因为憎恶一个人，而拟握笔写一篇极力攻击他的文章，但一方面并没有看到那个人的好处时，这个作家便没有写作这篇攻击文章的资格。
十六世纪末叶，袁氏三弟兄所创的“性灵派”或称“公安派”（袁氏三弟兄为公安县人），即是自我发挥的学派。“性”即个人的“性情”，“灵”即个人的“心灵”。
写作不过是发挥一己的性情，或表演一己的心灵。所谓“神通”，就是这心灵的流动，实际上确是由于血液内荷尔蒙的泛滥所致。
我们在读一本古书或阅一幅古画时，其实不过是在观看那作家的心灵的流动。有时这心力之流如若干涸，或精神如若颓唐时，即是最高手的书画家也会缺乏精神和活泼的。
这“神通”是在早晨，当一个人于好梦沉酣中自然醒觉时来到。此后，他喝过一杯早茶，阅读一张报纸，而没有看到什么烦心的消息，慢慢走到书室里边，坐在一张明窗前的写字台边，窗外风日晴和，在这种时候，他必能写出优美的文章、优美的诗、优美的书札，必能作出优美的画，并题优美的款字在上面。
这所谓“自我”或“个性”，乃是一束肢体肌肉、神经、理智、情感、学养、悟力、经验偏见所组成。它一部分是天成的，而一部分是养成的；一部分是生而就有的，而一部分是培植出来的。一个人的性情是在出世之时，或甚至在出世之前即已成为固定的。有些是天生硬心肠和卑鄙的；有些是天生坦白磊落、尚侠慷慨的；也有些是天生柔弱胆怯、多愁多虑的。这些都深隐于骨髓之中，因此，即使是最良好的教师和最聪明的父母，也没有法子变更一个人的个性。另有许多品质，则是出世之后由教育和经验而得到的。但因为一个人的思想观念和印象乃是在不同的生活时代，从种种不一的源泉和各种不同的影响潮流中所得到，因此他的观念、偏见和见地有时会极端自相矛盾。一个人爱狗而恶猫，但也有人爱猫而恶狗。所以人类个性形式的研究，乃是一切科学中最为复杂的科学。
“自我发挥派”叫我们在写作中只可表达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感觉，出乎本意的爱好，出乎本意的憎恶，出乎本意的恐惧，和出乎本意的癖嗜，在表现这些时，不可隐恶而扬善，不可畏惧外界的嘲笑，也不可畏惧有悖于古圣或时贤。
“自我发挥派”的作家对一篇文章专喜爱其中个性最流露的一节，专喜爱一节中个性最流露的一句，专喜爱一句中个性最流露的一个语词。他在描写或叙述一幅景物、一个情感或一件事实时，只就自己所目击的景物，自己所感觉的情感，自己所了解的事实而加以描写或叙述。凡符合这条定例者，都是真文学，不符合者，即不是真文学。
《红楼梦》中的女子林黛玉，即是一个“自我发挥派”。她曾说：“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
“自我发挥派”因为专喜爱发乎本心的感觉，所以自然蔑视文体上的藻饰，因此这派人士在写作中专重天真和温文，他们尊奉孟子“言以达志”的说法。
文学的美处，不过是达意罢了。
这一派的弊病，在于学者不慎即会流于平淡（袁中郎），或流于怪僻（金圣叹），或过于离经叛道（李卓吾）。因此后来的儒家都非常憎恶这个学派。但以事实而论，中国的思想和文学实全靠他们这班自出心裁的作家出力，方不至于完全灭绝。在以后的数十年中，他们必会得到其应有的地位的。
中国正统派文学的目标在于表现古圣的心胸，而不是表现作者自己的心胸，所以完全是死的。“性灵派”文学的目标是在于表现作者自己的心胸，而不是古圣的心胸，所以是活的。
这派学者都有一种自尊心和独立心，这使他们不至于逾越本分而发危言耸人的听闻。如若孔孟的说话偶然和他们的见地相合，良心上可以赞同，他们不会矫情而持异说。但是，如若良心上不能赞同时，他们便不肯将孔孟随便放过去。他们是不为金钱所动、不为威武所屈的。
发乎本心的文学，不过是对于宇宙和人生的一种好奇心。凡是目力明确，不为外物所惑的人，都能时常保持这个好奇心。所以他不必歪曲事实以求景物能视若新奇。别人觉得这派学者的观念和见地十分新奇，即因他们都是看惯了矫揉造作的景物的缘故。
凡是有弱点的作家，必会亲近性灵派。这派中的作家都反对模仿古人或今人的，反对一切文学技巧的定例，袁氏弟兄相信让手和口自然做去，自能得合式的结果。李笠翁相信文章之要在于韵趣。袁子才相信做文章无所谓技巧。北宋作家黄山谷相信文章的章句都是偶然而得的，正如木中被虫所蚀的洞一般。
用家常文体的作家是以真诚的态度说话。他把他的弱点完全显露出来，所以他是从无防人之心的。
作家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不应像师生的关系，而应像厮熟朋友的关系，只有如此，方能渐渐生出热情。
凡在写作中不敢用“我”字的人，决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
我喜爱说谎者更胜于喜爱说实话者。我喜爱不谨慎的说谎者更胜于喜爱谨慎的说谎者。他的不谨慎，表示他的深爱读者。
我深信一个不谨慎的蠢人，而不敢相信一个律师。这不谨慎的蠢人是一个国家中最好的外交家，他能得到人民的信仰。
我心目中所认为最好的杂志是一个半月刊，但不必真正出书，只需每两星期一次，召集许多人，群聚在一间小室之中，让他们去随意谈天，每次以两小时为度，读者即是旁听的人。这就等于一次绝好的夜谈。完毕之后，读者即可去睡觉，则他在明天早晨起身去办公时，不论他是一个银行职员，或一个会计，或一个学校教师到校去张贴布告，他必会觉得隔夜的滋味还留在齿颊之间。
各地方的菜馆大小不一，有些是高厅大厦，金碧辉煌，可设盛宴；有些是专供小饮。我所最喜欢的是同着两三个知己朋友到这种小馆子里去小饮，而极不愿意赴要人或富翁的盛宴。我们在这小馆子里边又吃又喝，随便谈天，互相嘲谑，甚至杯翻酒泼，这种快乐是盛宴上的座客所享不到的，也是梦想不到的。
世界上有富翁的花园和大厦，但山中也有不少的小筑。这种小筑有些虽也布置得很精雅，但它的氛围终和红色大门、绿色窗户、仆婢排立的富家大厦截然不同。当一个人走进这种小筑时，他没听见忠狗的吠声，他没看见足恭谄笑的侍者和阍人讨厌的面孔。在离开那里，走出大门的时候，他没看见门外矗立两旁的一对“不洁的石狮子”。十七世纪某中国作家有一段绝好这种境地的描写，这好似周、程、张、朱正在伏羲殿内互相揖让。就座之时，苏东坡和东方朔忽然赤足半裸地也走了进来，拍着手互相嘲笑作乐。旁观的人或许愕然惊怪，但这些高士不过互相目视，做会心的微笑罢了。
所谓文学的美和一切物事的美，大都有赖于变换和动作，并且以生活为基础。凡是活的东西都有变换和活动，而凡是有变换和活动的东西自然也有美。当我们看到山岩深谷和溪流具着远胜于运河的奇峭之美，而并不是经由建筑家用计算方法所造成时，试问我们对于文学和写作怎样可以定出规例来？星辰是天之文，名山大河是地之文；风吹云变，我们就得到一个锦缎的花纹图案；霜降叶落，我们就得到了秋天之色。那些星辰在穹苍中循着它们的轨道而运行时，何曾想到地球上会有人在那里欣赏它们？然而我们终在无意之间发现了天狗星和牛郎星。地球的外壳在收缩引张之际推起了高高的山，陷下了深深的海，其实地球又何曾出于有意地创造出那五座名岳，为我们崇拜的目的？然而太华和昆仑终已矗立于地面，高下起伏，绵延千里，玉女和仙童立在危岩之上，显然是供我们欣赏的。这些就是大艺术造化家自由随意的挥洒。当天上的云行过山头而遇到强劲的山风时，它何曾想到有意露出裙边巾角以供我们赏玩？然而它们自然会整理，有时如鱼鳞，有时如锦缎，有时如赛跑的狗，如怒吼的狮子，如纵跳的凤凰，如踞跃的麒麟，都像是文学的杰作。当秋天的树木受到风霜雨露的摧残，正致力于减少它们的呼吸以保全它们的本力时，它们还会有这空闲去拍粉涂脂，以供古道行人的欣赏吗？然而它们终是那么的冷洁幽寂，远胜于王维、米芾的书画。
所以凡是宇宙中活的东西都有着文学的美。枯藤的美胜于王羲之的字，悬崖的庄严胜于张猛龙的碑铭。所以我们知道“文”或文学的美是天成的。凡是尽其天性的，都有“文”或美的轮廓为其外饰，所以“文”或轮廓形式的美是内生的，而不是外来的。马的蹄是为适于奔跑而造，老虎的爪是为适于扑攫而造，鹤的腿是为适于涉水塘而造，熊的掌则是为适于在冰上爬行而造，这马、虎、鹤、熊，自己又何曾想到它们的形式的美呢？它们所做的事情无非是为生活而运用其效能，并取着最宜于它行动的姿势。但是从我们的观点说起来，则看到马蹄、虎爪、鹤腿、熊掌，都有一种惊人的美，或是雄壮有力的美，或是细巧有劲的美，或是骨骼清奇的美，或是关节粗拙的美。此外则象爪如“隶书”，狮鬃如“飞白”，争斗时的蛇屈曲扭绕如“草书”，飞龙如“篆书”，牛腿如“八分”，鹿如“小楷”。它们的美都生自姿势和活动，它们的体形都是身体效能的结果。这也就是写作之美的秘诀。“式”之所需，不能强加阻抑；“式”所不需，便当立刻停止。因此，一篇文学名作正如大自然本身的一个伸展，在无式之中成就佳式。美格和美点能自然而生，因为所谓的“式”，乃是动作的美，而不是定形的美。凡是活动的东西都有一个“式”，所以也就有美、力和文，或形式和轮廓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