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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在下令第十九师团回撤时，曾让尾高留下少部分兵力，以加强国境守备队。尾高便以此为由，认为自己也拥有边境管辖权，他下令守备队出兵，将沙草峰的苏军驱逐出去。
当天下午，守备队派出两个小队，分路向沙草峰进击。沙草峰上的苏军一看这么多日本兵涌了过来，赶紧溜之大吉。
守备队完成任务后，即返回驻地进行监视。隔了一个半小时，又有八十名苏联兵在坦克的掩护下重新回到了沙草峰。
阵势越来越大，守备队不敢再随意进击，双方形成对峙，你望我、我望你地僵持到了晚上。
那边厢，“朝鲜军”司令部已接到尾高的报告。中村及其幕僚们熬了一整夜，推敲来推敲去，迟迟难以做出决断。到30日凌晨，中村终于得出结论：不能扩大。
下午，参谋本部的回复电报也来了，与中村不谋而合。
两份命令都到了尾高手上，却是负负得正：不能扩大加不能扩大，等于扩大。
尾高并不是无脑，知道违抗上级命令是什么后果。不过他同样清楚另一个历史经验，那就是如果你赢了，即便背道而驰也没什么了不得，相反，一不留神还有成为英雄的可能。
比如驻东北的关东军就是个再好不过的例子。一直以来，关东军始终我行我素，也没见上面拿它怎样，反而是“九一八”的冒险成功，使这个原本只属于警备性质的驻屯军炒热了名气，并一步步走向“辉煌”。
显然，赢才是关键，抗命是其次。
可是苏军毕竟不同于张学良的东北军，中村为此焦虑了一夜，尾高也思考了一天一夜，都在想有没有赢的可能。中村认为没有，尾高则认为有，让他坚定信心的事例，是发生在1937年6月的“干岔子岛事件”。
时间往回倒转一年，同样的情景曾经出现过一次。这个干岔子岛也属于“界线不明地区”，苏联国境警备队的士兵率先在岛上登陆，将其据为己有。
关东军所属第一师团奉命前往。三艘苏联炮艇见到后高速逆流而上，对着岸上的日军进行猛烈射击。日军立即还击，当场击沉击伤炮艇各一艘。
事后，第一师团连岛都不用登，苏联就同意“恢复原状”，并撤走了部队和炮艇。苏联人为什么会如此服软？日本军部对此做出的解释十分简单明了：被打疼了呗。一共三艘炮艇，一沉一伤，你想他们还能怎么办？
自从日俄战争之后，日苏基本没有什么直接过招的机会，“干岔子岛事件”给日军留了一个教案，这个教案上说，苏军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一旦出现边境纠纷，只要你果断出手，它就必然会乖乖地缩回去。
早在重光葵出面与李维诺夫交涉的时候，日军内部就议论纷纷，认为单纯交涉不会有结果，必须得像“干岔子岛事件”那样，先打到苏联人疼，李维诺夫才会做出让步。
重光葵的交涉失败，似乎进一步验证了教案，即“外交途径总不如使用武力解决收效快”。
尾高正是这一教案熏陶出来的孩子，那种急功近利对极了他的胃口，而相对于第一师团，第十九师团在训练中一直以苏军为假想敌，都练这么多年了，若是比画比画，怎么也不可能被第一师团给甩下去。稻田说第十九师团是与苏军作战的最佳种子选手，并非信口乱捧，其中有着一定的事实依据。
尾高拳头一握：“必须趁此机会给苏军一次打击，让它尝到日本军的威力！”尾高把正回撤的部队召回一部分，并且决定当晚就部署进攻，他让作战参谋通过电话向中村做了汇报。
中村当然不同意，可他同意不同意并不重要，尾高已经来了个边斩边奏。
在第十九师团内，尾高另有一支亲信系统，那就是佐藤联队，指挥起来最为得心应手。他打破常规，超越旅团，直接在电话里给佐藤下达了进攻命令。
佐藤联队依令渡过图们江，向张鼓峰两端开去。图们江流速缓慢，河床宽仅百米，所以渡河行动并不困难。过河之后，佐藤将联队指挥所设于沙草峰东南的将军峰，随即展开了作战部署。
调兵遣将的时候，尾高给人一副义无反顾、天塌下来也要一肩扛起的气势，可是佐藤一走，他却又有些心虚起来。
在后方坐不住，下午尾高便渡江来到将军峰，想再探一探虚实。
国境守备队队长千田贞季中佐也在指挥所，他向尾高报告了苏军的最新动向。据千田观察，沙草峰除了那八十名苏军士兵外，另有坦克战车十一辆，从早晨开始，活动就非常频繁。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活动频繁”四个字一下子触动了尾高。他从身上掏出名片，把这些话唰唰地写在了上面，然后交给佐藤。
在名片上，尾高还加了一句话：“贵官（指佐藤）如察知敌之进攻企图，应断然彻底地加以反击。”
作为尾高长期的亲信部属，佐藤对上司的一举一动皆心领神会。简单说来，这张名片不是给他看的，是为了战后给“朝鲜军”和参谋本部看，当然是在事情搞砸的情况下。其逻辑关系为：敌人早有“进攻企图”，我佐藤认为他们要进攻，所以先发制人，以免部队受到损失。
尾高的名片，不过是一张堵人嘴巴的护身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