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正面抗战对日军力量消耗极大,按照日本战史中已有所隐瞒的数字,日军仅在淞沪会战中的死伤就已接近十万,约合八个师团,这些死伤人员均为一线精锐师团里的老兵。以后虽然一次性伤亡再没有如此惨重,但到武汉会战结束,如果把历次战役中的伤亡加起来,也是一个让参谋本部坐立不安的数字。
一批死了,就得另一批上,“全民总动员”即缘于这一背景。松本的医院开业才不久,尚处于初创阶段,可是被“爱国”的宣传口号一鼓动,松本“一颗赤诚之心燃烧起来”,脑子一发热,立即报名加入了军医预备队。
几天以后松本才知道,附近报名的医生寥寥无几,加他一块儿,不过才四个人,而宣传上说“所有医生都有义务报名”,难道“所有医生”就只有四个?
都这个时候了,老实的还是老实,滑头的还是滑头。松本为此后悔不迭,有一种上当受骗后的失眠感觉。
松本被编入第二十三师团卫生队,并担任见习医官,随后便跟着师团前往海拉尔。因为是秘密行动,出发时连家属都不知道,这些人就匆匆地踏上了行程。
沿途“漫长而无聊”,师团官兵所乘坐的列车全挂着窗帘,基本与外界隔绝。士兵们只有趁带队军官疏忽之际,才能掀起窗帘偷偷地往外瞄上两眼。
当列车经过东北时,即便只能透过窗缝暗瞧,松本仍然被惊得目瞪口呆。车窗外,是一大片一大片一眼望不到头的高粱地,如此景观,在国土狭窄的日本难以看到。
其实好多年前,当石原莞尔第一次踏上东北土地时,他的那种惊异与激动,和松本别无二致,当然,除此之外,他的目光中还有更多属于强盗的贪婪。自此以后,就有了“九一八”,有了“七七”,军人们的欲望无穷无尽,且长江后浪推前浪,越来越难以遏制,连“老前辈”石原最后都落伍了。
可是强盗也不是那么好做的,还未到达目的地,松本就有了这种体会。
熊本气候温暖,与东北完全不同,第二十三师团的官兵大多不甚耐寒,但他们开赴东北时,正值寒冬,到处冰天雪地。士兵们靠近窗户呼出的气,马上就会冻成白冰,松本在观看窗外时,都不敢把脸靠车窗太近,唯恐鼻子被冻到玻璃上拔不下来。
到了海拉尔更要命,当地晚间气温常常低于零下四十摄氏度,师团的医务室天天“门庭若市”,被冻伤或因寒冷引发其他疾病的伤号络绎不绝。
由于伤号太多,屋外又过于寒冷,第二十三师团不得不推迟野外训练计划,就在这一时期,松本有了与诺蒙坎的第一次接触。
别的部队怕冷可以窝在屋子里,只有搜索队不行,外出侦察是他们的本分,哪怕被冻成一条条僵尸也得出行。因为哨所报告蒙古军时常“越界”,小松原便临时从搜索队抽了二十多人,前去诺蒙坎进行侦察。
松本作为军医随行,那次侦察行动让他遭了大罪。
去的时候是拂晓时分。海拉尔至诺蒙坎一带,昼夜温差极大,一早一晚的气温都低于零下四十摄氏度。松本跟侦察兵们挤一块儿,乘的是顶上没篷子的大卡车,这时天上下着大雪,地上刮着寒风,简直是在受酷刑。没过一会儿,松本就感觉全身都被冻僵。
偏偏目的地还不是一会儿就能到。诺蒙坎除了哈拉哈河东岸那一块湿地外,植被非常稀少,抬眼望去,全是一座座绵延起伏的小沙丘。这些沙丘千篇一律,很难作为自然地标,行军时,要保持一个易于确定的参照物或不迷失方向,是件十分困难的事。
整整颠簸了三个多小时,不知走了多少冤枉路,总算到了哈拉哈河附近。一些侦察兵拿着望远镜前去侦察,松本站在卡车上待命,可怜他已经被冻得迷迷糊糊,手脚麻木,连意识都有些模糊了。
那些侦察兵大概常年在外,挨冻受累惯了,竟然没有一个人叫苦。大家都不说,松本也不好意思再说受不了的话,他只好在卡车上一个劲跺脚,活动身体,同时不停地咀嚼冰糖,这才缓过劲来。
那是3月份的事。到了4月,第二十三师团真正开始进行野外训练,经过一个月的适应性训练和恢复,病号减少了三分之二,松本对严寒的承受能力,也比先前要好了许多,可是诺蒙坎仍让他心有余悸。
当进军诺蒙坎的动员令传到卫生队时,松本既紧张又不安,不知道这次诺蒙坎会给他什么苦头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