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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伦对前线战场进行了观察，他发现张鼓峰东南方向的52高地上只有日军一个中队，显然这是防守上的最大薄弱点，于是决定用两个营的步兵，从52高地进行突破。
就在日军防线摇摇欲坠之际，日军援兵的先行部队恰好到达张鼓峰，使尾高的可控兵力一下子多出两个大队，他赶紧全部派往52高地。
两个大队对两个营，苏军在局部处于劣势，激战到下午只得后撤，双方形成近距离对峙。
加伦指挥经验十分丰富，初步接触和试探下来，他对日军的防御能力已经心中有数。尽管从兵力和火力上看，苏军的确要超过日军，但日军在张鼓峰构筑了较完备的防御工事，加上所使用的步兵又是日军精锐部队，作战十分顽强，所以防线并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攻破的。
加伦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将领。他擅长在对峙中创造战机，比如过去的中苏同江之战，加伦就一直等了两个多月，最终找到东北军海军的破绽，从而得以完成致命一击。
这一次，他也打算等一等，不用两个月，也许几天就成。
加伦能等，不等于苏联高层也有同样的耐心。仅隔一天，远东军事高层再次出现令人匪夷所思的人事大调整。
1938年8月3日，在苏联高层的授意下，远东方面军编成了步兵第三十九军，直接负责张鼓峰之战。不过指挥第三十九军的，不是加伦，而是原远东方面军参谋长施特恩，后者被任命为第三十九军军长，全权指挥张鼓峰一役，加伦转瞬之间便被抛于局外。
施特恩接到的绝密命令是：“实施猛烈的全线打击。”远东方面军及后贝加尔军区的所有苏军进入了完全战斗准备状态。
日军方面，通过不断升级的作战规模，尾高终于知道自己这娄子捅得有多大了。自个儿捅的娄子，还得自个儿给糊上，尾高想来想去，决定使出日军的看家绝招：大规模的迂回进攻。
迂回进攻战术，是包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在内的日本军校的主课程。军校老师们会告诉自己的学生：在实施正面进攻后，一定要辅之以侧翼包围，而且用于包围的兵力越多越强，时机越出其不意，歼灭敌人的效果就会越明显。
迂回进攻最初只是日军中流行的一种战术理论，但后来却编入作战条令，成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义，以至于一谈到进攻，如果没有实施迂回包围，几乎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在这一思维的影响下，当战场上的任何一个日军指挥官被问及，进攻的目的是什么时，他都会根据条令回答你：“包围敌人并将之歼灭！”
尾高一遇到坎，本能地便想到了迂回，他准备等援兵主力一到，即派一个联队绕到苏军后方。
和尾高一样，参谋本部和“朝鲜军”高层的脑袋里，也无一例外地灌满了迂回战术。在这些人的概念里，进攻等于迂回，迂回等于进攻，此外别无分店。尾高把方案往上一报，他们立马跳了起来：什么，你要进攻？这不摆明是要“扩大事态”吗？绝对不行！
尾高其实不是要进攻，他只是要更好地防守，可惜无人能予以理解。方案驳回后，他只得老老实实重回原点。
第十九师团被固定在张鼓峰的山脊上，进退不得，等于是自己将自己绑在板凳上挨揍。在援兵到达战场后，尾高据此做出了新的部署，但仍感相当吃紧，于是要求将留在朝鲜的最后一个联队编制——长勇联队也调过来。
“朝鲜军”中村司令官又是一番扭扭捏捏，装腔作势，不过尾高费尽周折，总算拿到了调兵令。至此，第十九师团已大部分集结于张鼓峰。
都是在增兵添将，跟苏联人一比，日军只是小巫见大巫。苏军新成立的第三十九军共拥有兵力2.3万人，机关枪有一千多挺，坦克、火炮、飞机的数量均在两百以上。这些数据里面，仅步兵和坦克，参战苏军就是日军的三倍。
有加伦的前车之鉴，新任军长施特恩哪敢懈怠，他一边继续对张鼓峰发动攻势和战术侦察，一边大规模调兵遣将，以便发动总攻。
人还没见，嗓门已经先从门外传了过来。施特恩的动作让尾高心惊肉跳，步兵是不可能多出来了，他就向参谋本部讨要航空部队。
这时日苏已重开谈判，重光葵和李维诺夫又念起了停战经，而在中国关内战场上，侵华日军已踏上了进攻武汉和广州的行程。参谋本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根本不想再跟苏联发生纠纷，因此他们既不允许尾高迂回出击，也不肯投入航空部队，以免飞机飞来飞去，造成越境作战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