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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我们在《南方文坛》开始大张旗鼓做“新南方写作”这个概念，自觉地对文学地方性议题做出系统性的理论阐述。我当时重点关注的是当代中国以至世界之“南方”的复魅，以及经由文学的赋形过程。与既往的地方性书写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南方”开始被视作一种移动的边界，从全球/世界的南方，到东南亚“迟到”的南方，一直到将坐标锚定于如今新兴的生机勃发的“南方”——广东、广西、福建、海南、港澳台地区，以及东南亚的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等，如是之“复数”的“南方”循环往复、沟通呼应，充分考虑了其中的开放性和流动性，逐渐形构出我们当下所聚焦的“新南方”。
直至目前，关于“新南方”以及相关“地方”写作的研究已经蔚然成风，很多理论和结论业已深入人心，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新风潮。这里并不打算再复述或综述这样的讨论，而是试图回过头来，重新探询南方之“新”的形成机制及其方法论意义，当然也试图洞悉背后的文化逻辑和精神向度。从这个意义说开去，一轮新的空间美学的崛起，是不是隐含着文化保守主义以及个体的精神危机的抬头？疫情也好，战争也罢，包括贸易壁垒、地区争端，地理的阻隔、封闭、分裂等等，导致了空间的转向和重组，那种对于自我而言可以安之若素/安身立命的所“在”，如今已不复存在，因而不得不面临新的组合/弥合/愈合。我们之所以现在不断回到“地方”这个既熟悉又一度变得陌生的空间，也许恰恰意味着那些普遍化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的分崩离析，因而“新南方写作”所内蕴的那种跨文化、跨地区、跨界域形态，便是在种种断裂和崩颓中，寻求新的连接与新的融汇。王德威专门提到：“新南方人文经验的可贵，正在于夹出于潮汐起落和板块碰撞之间。近年人类学及地理学界关注‘佐米亚’（Zomia）区域——东南亚高地——研究，或可以作为借镜”，换言之，区域在突破狭隘的“地方”之际，正对应着“世界”视野中前所未有的经验和方法，“更重要的是，‘佐米亚’跨越国家、族群或文明的界限，将南方之南的观点延伸到东南亚的半岛高地和山岭。这应该是作家持续发掘题材的区域” [1]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相对于既往地方书写的局限形态，新的审美空间和意义范畴业已打开。对于“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新北京作家群”“新浙派文学”“新西部文学”，乃至于“新南洋”如是等等来说，“地方”已然成为一种正在生成中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当代理念。
我们之所以现在不断回到“地方”这个既熟悉又一度变得陌生的空间，也许恰恰意味着那些普遍化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的分崩离析，因而“新南方写作”所内蕴的那种跨文化、跨地区、跨界域形态，便是在种种断裂和崩颓中，寻求新的连接与新的融汇。
首先是“后全球化”时代的价值探询。我更倾向于将当代世界的精神性征视为一种“新彷徨状况”，如此关乎人类的整体命运，也即当代人固然可以共享发展的机遇，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所承担的共同危机。其既是无处不“卷”的新焦虑状态，也是几无私密的新裸身时代，更是充满分裂和冲突的新忧惧年代，由是形成一种新的创痛/疗愈的精神/文化机制。这是“后全球化”时代的病兆，遭遇碎片式分裂后试图实现的总体性的弥合，将会是一个缓慢重建的过程。东西的小说《飞来飞去》，关切的便是所谓“真相”的无疾而终的失落，以往也许是作为背景或是不言自明的存在，但在“后现代”与“后全球化”境况中，这样的确定性不断被悬置。质言之，“不确定性”成为了普遍意义上的外部事实与内在精神惶惑。那些我们曾经熟悉的并且可以切身把握的东西，那种宏大的整体理念已然不复存在。而确信之理念失效以后，或许更需要去开掘前行的通衢，以免陷入无序的被动；当然这还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仍试图重新走向开放，步入新的连接和沟通，走进能够建构起新的总体性的时代精神状况。这就亟须重建当代主体内部的情感序列和精神结构，虽然如此不得不遭遇曲折而复杂的历程——全球的自由流动一度封闭之后，事实上不可能短时间内完全疏通，而是一个非常缓慢且充满波折的经过，甚至有些通道和路径封闭了以后，就不可能再打开了。这不仅是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也是细化入“地方”甚至是人们内在灵魂的困境，是在宏大状况中求索的人类命运——当然也将落到每一个个体身上——如何在世界语境中重新实践链接并完成整合。这无疑是当下“地方”之崛起的大背景，同时也是文学地方性形成“方法”与“理念”的必要性所在。
其次是文艺思潮的生成与衍变。关于“新南方写作”一度似乎存在着某种误解，那就是理念先行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相关的文学创作没有跟上，而有关的写作形态则试图迎合先定的“新南方”理论上的言述；然而事实却是，一方面作为理论杂志、文论期刊，对文艺思潮和文学流派的倡导，自近现代以来，已形成了相当的传统，至于“新南方写作”，包括“新东北文学”“新北京作家群”“新浙派文学”等，几乎都是由文学或文论刊物直接推动，在这个过程中，也许是否理念先行并不重要，近现代历史上先建构理论和理念，再付诸文学创作的例子也所在多有；另一方面，也是同样重要之处在于，正是因为不断涌现的文本现象、作家作品，倒逼我们重新回到熟悉的“地方”，反思既往对于地方的狭隘理解，而“地方的就是世界的”，也对也不对，事实上只有“地方”去回应那些总体性、普遍性或者具有价值衍生性与意义可现性的状况时，“地方的”才是“世界的”。循此而论，“新南方写作”是具有询唤功能的，这也是反身/正面理解“理念先行”的关键所在。对于文论期刊而言，这样的召唤机制一方面有助于引领具有规模性的文艺思潮，尤其如今缺乏“思潮”的年代，同时也是饱受诟病的文艺“无现象化”时代，这里面折射的问题很多。毫无疑问，新一轮的地方性写作浪潮给予了诸多的解答而形成了自身的方法论意义。当然，在这其中也无不提示着一种文艺思潮崛起过程中，理论与创作并重是必不可缺的路径，只是二者是螺旋式前行的关系，而并没有孰轻孰重、孰先孰后。
确信之理念失效以后，或许更需要去开掘前行的通衢，以免陷入无序的被动；当然这还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仍试图重新走向开放，步入新的连接和沟通，走进能够建构起新的总体性的时代精神状况。
第三是区域贯通和跨文化融合。当下的任意一种地方性写作，似乎还会引起某种误解，那就是其中的局部与整体、地方与中心的分立，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当代中国的地方书写恰恰是取消了中心和边缘的陈旧而狭隘的二元分化，特别是以边缘或边地的文学、小众或少数的写作，以及地缘性的与权威的话语之间，事实上能够激荡与启发更宏阔的视阈，如此反过来对接和充实“中心”，区域贯通和跨文化融合与其说是挑战毋宁说是充实和补益那个“中心”。这其中实际上可以进行一种置换，或者说中心和边缘的这种相对固化的框架，有待于新的文化勾连以激荡更具想象力和未来感的形态。不仅如此，我更倾向于认为，并不一定非要预设这样的二元形态，而更应回到“地方”的内部，探究更具价值的所在，以及如何融会贯通更多的“局部”，以此延伸更为广阔的意义。因此，对于这一轮文学地方性的属性和走向而言，我个人最看重的还是区域的融合，这是问题的关键，也是解开当下新的地方性写作浪潮的关键。这么说的意思，不仅仅是针对“新南方写作”所蕴蓄的跨文化形态，又或“新东北文学”寻求的复兴与振兴、“新浙派文学”寻求的重新集结，又或“新西部文学”所引领的新的异质性书写，如此都将形成新的方法论形态；而且更在于不同“地方”之间的相互助益和彼此参照，也就是说，即便是当下有的地方写作还是延续或更新以往路径，如“新北京作家群”“新浙派文学”等以单一的地方命名为旨归，但依然不妨碍其中对于新的空间美学和价值伦理的重建。这在由“新南方写作”演化出来的“新海洋文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关于大陆与海洋可以延伸出非常多的问题，包括文化的和文明的融合或冲突、交锋或交融。王德威在编《南洋读本》时，分岛屿、半岛、海峡和海洋四大部分来讨论，充分开掘近现代以来华文文学关于海洋写作的现状与问题，而且将海洋所勾连的国族与宗教、地方与区域、虚构与真实以及现实与想象，置于更广阔的地理视野和更开放的价值维度之中，极大地冲击了既往文学局限于某一个地方或地域的状态，而更为强调文学本身的流动性与生成性，同时试图重组/重铸新的理解和构思世界的形态。
当代中国的地方书写恰恰是取消了中心和边缘的陈旧而狭隘的二元分化，特别是以边缘或边地的文学、小众或少数的写作，以及地缘性的与权威的话语之间，事实上能够激荡与启发更宏阔的视阈，如此反过来对接和充实“中心”，区域贯通和跨文化融合与其说是挑战毋宁说是充实和补益那个“中心”。
因此，我们在提“南方”的时候，很多人误以为我们在提某种地方，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是在提文学的革命，促生艺术理念、文艺理念的更新，更重要的是形成某种新的“世界观”，这里“世界”是加引号的，既是关乎“世界”的观念，同时也是以南方为视角创生“观看”世界的方式。
第四是跨文化交际与跨艺术门类的融通。我们提“新南方写作”而不仅是“新南方文学”，目的就在于尽可能地拓宽“新南方”的界域，与此同时，从一个更阔大的理论视阈探究“写作”的内涵和外延，又从更为多元的视阈中勾勒“地方”的彼此生长、相互链接。比如我们在《南方文坛》专门刊发“新南方影像”的文章，意在探讨摄影、影视等领域的“南方”视景；“南方风景”“亚热带色彩画派”等，则主要涉及的是美术领域；包括音乐、动漫等也在其列。在这里所强调的“地方写作”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形态，构筑成整体性的美学理念，将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精神共同体极大地扩展了，从而使得在这个过程中的地方性写作显示出自身包容、前沿和先锋的姿态。因此，我们在提“南方”的时候，很多人误以为我们在提某种地方，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是在提文学的革命，促生艺术理念、文艺理念的更新，更重要的是形成某种新的“世界观”，这里“世界”是加引号的，既是关乎“世界”的观念，同时也是以南方为视角创生“观看”世界的方式。“按照学界对新南方写作的普遍理解，这一行动力概念在地域上以两广、福建、海南等中国南方沿海省份为主体，同时延伸至台港澳、东南亚的华语文化圈，并不断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南方’拓展，形成富含多维文化因子的整体性话语。” [2] 有了这种新的对于南方、世界以及写作的理解之后，还存在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关于叙事和写作。可以说，我更倾向于将“写作”的理解不断地张开，重新赋予“写作”本身新的生命状态，在此过程中沟通不同的艺术门类及其表达，勾连不同阶层的人群以及他们之间的流动和变动，提示每一当代个体所面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链接或者超链接。再宕开一处谈，我们讨论“新南方写作”的时候，涉及很多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议题，自然也包括港澳台地区，那么是不是在书写文学史的时候，以往很难去汇通的港澳台文学，似乎可以经此统摄起来谈，以一种新的地方美学形态，弥合文化政治上的某些裂隙。从这个意义上说，便形成了文学史书写中的“地方性”意义，甚至包括海外华文文学这一块，也由于“新南方写作”囊括的东南亚华文文学而获得了容纳的可能。
第五是“新南方写作”试图包孕及衍生出新的文学/文艺命题。诸如新海洋文学、新乡土叙事、新边地文学、科幻写作、方言写作，等等，源自地方性的“写作”慢慢地涌现并从自身内部不断胀破出来，形成新的边界并创构己身的世界想象，当然也包括新的关于文学自身的理解；大而论之，还可以“地方”为契机观照和关切人类的总体命运，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但又至关重要。由此而言，在这一波文学地方性的思潮或曰浪潮中，其实我更感兴趣的与其说谈什么是空间、什么样的地方更重要，不如说我们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间谈更有意思。“后全球化”时代面临新的“历史的终结”，种种“新”学的提出和阐析，不同话语之间的黏性如何，譬如我们在谈到“新时期文学”的时候，其中的黏性是很强的，一个是因为它有内在的文艺理论和审美流变在里面，美学的脉络在这个过程中是非常明晰的；另一个其中存在着某种前史，比如说十七年文学，又如文革文学等，而在谈地方性时频繁出来的“新”，显然也存在着内在的价值和流变，当然也有其自身的前史或传统，这个也许是我们要考虑的，概念或理念所牵引出来的意义之间黏性是什么，而并不是“新的”地方叙事，这里牵涉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如何打造这个新的“地方”，或者是新的文学地方性、路径能够提供怎样开放性的理念，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我们如何重新回归，处理地方的经验，也回应当代人的精神状况，这是需要重点考虑的，而不单单是一种新的南方、东北、北京等，更要讨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或理念，其内在的修辞理路、美学精神、审美流变等，也求索完整的时间链条以及意义生成的肌理与机制，在碎裂和坍塌中重建精神之塔。
此外，作为方法的“南方”，并不是说仅仅探究其中之“方法”，也不是空对空地建构那些准确而无用的理论。其中的危机和抒情、边缘与中心、创伤与疗愈、自我与他者等问题，实际上都关切我们当下的处境尤其困境，涉及当代人的命运走向和精神结构问题。无论是世界的南方与南方的世界，又或者世界中的中国文学与中国的世界文学，等等，“地方”所催生的“世界与中国”的视角转化，都指示着“地方”所带来的理念变革；但是，其实我更愿意看到从方法到实践、从视角到立场的变化，也就是说，“地方”在这里不仅是美学的和修辞的，更可以视作一种行动的与实践的观念，我们能不能将如是这般眼花缭乱的视野切换或者理论建构，转化成变革当代世界的精神资源和行动指南，转化成从永恒到瞬间、从虚无到实在、从自我至他者的共情和兼思，并且完成从“方法”探究到“转化”形制的嬗变，如何以“地方”的思想资源，开拓行动和突围的路径，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我们如何重新回归，处理地方的经验，也回应当代人的精神状况，这是需要重点考虑的，而不单单是一种新的南方、东北、北京等，更要讨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或理念，其内在的修辞理路、美学精神、审美流变等，也求索完整的时间链条以及意义生成的肌理与机制，在碎裂和坍塌中重建精神之塔。
（作者单位：《南方文坛》杂志社）
[1]王德威：《“写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块、走廊、风土》，《南方文坛》2023年第1期。
[2]卢桢：《行走的诗学与新南方写作的域外生成》，《南方文坛》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