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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年，“全球南方”一词在国际舞台上到处飘扬。2023 年底，一直专注于报道重大金融事件的英国《金融时报》，将“全球南方”一词评为年度全球“热词”，但却又无奈地暗示这是“一个地理上模糊但又能引起情感共鸣的术语”。 [1]
“全球南方”在西方世界引起“情感共鸣”完全是因为俄乌冲突。2022年3月，时隔近30年后，联合国大会再度召开一次特别紧急会议，以141票赞成、35票弃权和5票反对获得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投弃权票的国家，包括东亚地区的中国、越南、老挝和蒙古，南亚地区的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西亚地区的伊朗、伊拉克，南非在内的一大批非洲国家，以及古巴、尼加拉瓜和玻利维亚等拉丁美洲国家。 [2] 对这些地区，我们有一个熟悉的称谓是“亚非拉”，过去也曾命名为“第三世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改为“新兴市场国家”。俄乌冲突以后，更是被赋予具有强烈地缘政治色彩的“全球南方”新名称。
全球媒体在报道此次联合国投票时的立场和分歧差异十分明显，西方媒体突出的是141个国家赞成，非西方媒体则关注35个投弃权票的国家。罗列35个投弃权票的国家的基本情况，我们发现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与美国的关系不那么好，二是不少国家是金砖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西方媒体认为，赞成票占据绝对多数，说明乌克兰站在天平“正义”和“胜利”的一边，而俄罗斯属于“少数派”和“失败”一方。但全球媒体中也出现了另一种说法，35个投弃权票的国家中，既包括人口在10亿规模以上的中印两国，还有人口1亿以上的孟加拉、巴基斯坦，以及人口数量接近1亿的越南。显然，这35个国家总人口合计将远远超过30亿，按人口算，投弃权票国家的总人口占比超过全球人口的40%，不能说少。因此，一个疑问随之而来，为什么这么多人口大国并不赞同联合国的决议，没有像美国所期待的那样谴责俄罗斯，或者说没有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选边站队？
自冷战结束以来，通常都是美国发起一场战争，其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要么协助美国，要么置身事外。而俄乌冲突表明另一个常任理事国正通过“特别军事行动”改变国际秩序，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这一行动有分化和分歧。对于这样一种复杂的地缘政治变化，应该如何加以认识呢？有人称之为“后冷战时代”的结束。由于中国长期并不处于世界舞台的中央，不易知晓国际权势博弈最后关口的交易细节，但是凭借几千年历史积累的智慧，也还是能够猜到“全球南方”不再那么信奉欧美主导的金科玉律。事实上，长期以来很多“全球南方”国家对欧美不遵守国际规则有怨言，但慑于美国的霸权，敢怒而不敢言。现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有两个和美国意见不同，加上人口第一的印度也不赞同美国的意见，很多发展中国家据此直观地认识到，世界政治的格局再度进入转折期。
35张弃权票代表着一种非西方力量的崛起，预示着“全球南方”再度登上了历史舞台。2011年，当美国左翼政治活动家卡尔·奥格尔斯比（Carl Oglesby）去世时，估计他未能想到由他构造的一个术语竟然还能在全球如此之普及。据悉，1969年，年仅34岁的奥格尔斯比在一篇批评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评论中构造了“全球南方”这个术语，意在控诉北方国家长达几百年主导国际秩序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从批评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态度这个意义上来讲，“全球南方”一词的精神内涵，与沿袭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依附论者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评是一脉相承的。
“全球南方”的前辈是“第三世界”，但“第三世界”一词更具强烈的反叛色彩。20世纪50年代初，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借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个等级的阶级结构，发明“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等术语描绘当时的世界格局。“第一世界”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世界”指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第三世界”主要指当时新独立的一批发展中国家，不少甚至仍处于殖民主义的枷锁之下。西方国家发明“第三世界”这个词，主要是担心这些国家发动革命，推翻西方主导的格局。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因当时即便是温和的发展中国家，也认可依附理论的基本结论。拉丁美洲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在其所阐释的“中心-外围”理论中认为，欠发达经济体之所以不能发展起来，原因是受到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制约，因而欠发达国家必须打破资本主义体系的这种约束才能实现发展。20世纪60年代，主张世界革命的中国，同样也接受“第三世界”的身份定位，自认为是“第三世界”的一员，甚至是领导者。因此，与仅仅起源于越战背景下的“全球南方”一词相比，具有深厚历史渊源的“第三世界”一词更具革命意义，因而传播面更广。
尽管如此，到了20世纪7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似乎并未如依附论或者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所预期的那样快速发展起来。美苏争霸，以及“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的主动脱钩，反而使世界陷入更加动荡的处境中。当时的人们对此已经有一些感受，亚非拉地区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不少地区冲突、内战和战争不断。今天借助于更扎实细致的数据，可以对当时的力量对比给出更宏观性的判断。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从1950年至1970年，亚洲、拉美和非洲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上涨幅度分别为4.7%、0.4%和-0.02%。与此同时，由于美国陷入越南战争，其经济占世界比重从1950年的27.3%下跌至1970年的23.2%。 [3]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亚非拉地区的经济占比上升了5个百分点，但主要靠亚洲经济中日本以及“四小龙”的崛起。中东战争及其紧密联系的石油危机对西方世界影响深远，西方经济滞胀，增速大幅度下降，失业率飙升，布雷顿森林体系接近于解体。美国经济停滞不前，苏联经济也好不到哪儿去，且其占比只有美国的四成。为了争霸，美苏在“第三世界”实施代理人战争，并挖对手墙脚，由此进一步推动大国关系重组，中美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中美苏大三角构成了那个时期国际政治的底色。
从批评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态度这个意义上来讲，“全球南方”一词的精神内涵，与沿袭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依附论者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评是一脉相承的。
在此背景下，崛起的德国经济体和日本经济体吸引全球注意力。凭借德国的经济影响，前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在辞去总理职务后，担任“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主席，主持编撰报告《北方与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将“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的对抗性关系推向舆论风口，当报告于1980年初发布时，迅即引起国际关注。 [4] 勃兰特报告提出，各方要正视南北经济差距越来越悬殊，并呼吁改革不合理的经济关系，包括北方向南方大量转移资金，解决北方资本“过剩”和南方资金不足问题；扩大世界贸易与市场，反对“保护主义”，稳定初级产品价格；保护世界环境和资源，力促石油价格指数化等重要政策建议。勃兰特报告发布时，实际上正是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陷入重大危机的时刻。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1980年的世界GDP增长率不到2%，不足1979年的一半，1982年更是下跌至0.3%。而1960年至2022年这50多年来的世界经济名义增速年均达到了3.5%。 [5] 后来有学者认为，1982年前后是康德拉季耶夫经济周期的低点。
在世界经济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美国和英国联合推动了被后世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进程，有些内容与勃兰特报告建议的一致。但与之相对的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被认为是拉美国家“失去的十年”，因深陷债务危机，很多拉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后退。例如，拉美第一大经济体巴西的经济增速，从过去二十年的年均7%下跌至20世纪80年的3%。在20世纪80年代的这个十年间，发展水平较高的拉美地区年均经济增速只有2%，不到亚洲新兴经济体的三成。“全球南方”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有所下降，年均稳定在20%。在国际舞台上以弱胜强毕竟很难，“全球南方”终于认识到难以改变既有的国际秩序，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多数国家不再提当时很流行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转而承认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这个现状，根据这个根本的力量结构制定适合本国的发展战略。发展中国家日益接受的是发达国家金融部门构造的新词汇——“新兴市场”，那些股票市场蓬勃发展，因而可以吸收到跨国资本的国家，成为学术界和媒体关注的宠儿。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了“孤独的霸权”，经济一骑绝尘，其他国家在实力地位上与美国差距甚大。在经济领域，美国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大肆推销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领域，多数学者公认的事实是，美国将原本适用于西方国家之间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推向全球，使经济全球化成为必然，由不得其他国家选择，美国金融经济统治阶层也拒绝国内反全球化人士的意见。在此过程中，多数人认为，西方将一统天下，类似“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等说法都将进入历史博物馆。
但是，也有意见认为，“全球南方”国家仍存在其他发展前景。例如，时任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阿拉伯研究项目主任巴赫贾特·古兰尼（Bahgat Korany）认为，虽然新的全球格局使南方在面对强加的北方中心主义时更加边缘化，但南北两极仍将持久存在。北方的“当权派”意识到，“全球南方”仍然很重要，如果没有“全球南方”国家在难民或移民问题上配合北方国家，北方国家恐陷入灾难境地。同时，虽然国家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被显著减少，但内战仍未被消除，而“全球南方”爆发的内战也会扰乱世界经济。 [6] 历史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古兰尼的预期并未落空。古兰尼后来移居埃及，担任开罗美国大学论坛主任、国际关系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并于2015年被国际研究协会（ISA）授予“全球南方奖”，以表彰他在协会内推动“全球南方”国际关系研究的贡献。据悉，这是ISA首次将这个奖项颁发给来自阿拉伯世界的人。
无论是“第三世界”盛行的时期，还是目前“全球南方”的崛起阶段，美国事实上均居于西方国家的头部位置，这一格局未显著变化。但发生了显著变化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其他西方国家相对于美国的衰落，二是原本属于“第三世界”的中国后来居上，在经济体量上仅次于美国。尽管美国政府多次表示，美国没有衰落，但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世界，其经济总量的占比远不如冷战时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发达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从1980年的63%下跌至2020年的42%，萎缩了20多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超过三分之一。同一时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37%上升至57%。 [7] 也就是说，西方的份额损失几乎就是“全球南方”的份额增量。“全球南方”的经济崛起被看作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危机的象征。
美西方在寻找危机的成因时，注意到这种力量格局的转换，主要发生在近二十年间，也就是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力量的巨大转变，引发了美西方的担忧，但更重要的是，美西方发现这些经济力量被集中到少数几个国家，例如金砖机制的成员，其中一枝独秀的中国尤其让西方担忧。过去二十年新兴市场占世界经济比重上涨的20个百分点中，有至少一半多来自于中国。 [8] 当经济力量集中在一两个大国手中时，其产生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要远比分散在十几二十个国家来得强。在看待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源时，美西方断言是由于中国搭上了美国开放市场的便车。正是因为美国同意中国参加WTO，中国借此进入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充分发挥了比较优势，获取了国际市场上的资金、技术以及买家。更进一步的是，美国政府还认为，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但却没有为稳定国际体系作出相应的贡献。美国总统奥巴马曾放言，中国是国际体系中的免费搭车者。 [9]
由于认定中国占了便宜，不愿意做贡献，甚至还威胁到美国在体系中的领导地位，美国的解决方案是试图将占比增幅最大的中国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踢出去。全球南方国家对“脱钩”并不陌生，因为“脱钩”原本是依附论所主张的话语和策略，由于曾经有过“脱钩”的经历，很多全球南方国家是不看好美国的这番主张的。此外，美国“脱钩”论也不易说服其他西方国家，因在同一个秩序中，其他西方国家没能像美国那样维持其地位，因而自2023年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之后，美西方新的用语是“去风险”。
近期，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明确宣布，冷战结束后被扩展至全球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经结束，且不再回来”。 [10] 沙利文告诫美国民众，尽管大国竞争正在回归，但与冷战时代不同的一个特点是，主要大国的经济仍密切联系。为此，美国打算避免零和博弈，坚信国际贸易和投资的互惠互利，仍致力于奉行正和的战略。但与此同时，美国也将“在极少数但至关重要的情况下，基于原则对关键国家安全技术进行控制；免受有害的非市场行为、劳工和环境虐待以及经济胁迫”。沙利文在讲话中多次点名中国，并直言“为了防止第二次中国冲击，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11] 除了前文提到的中国经济的增量巨大这一原因之外，还有非经济因素让美国对中国感到深深的忧虑。
伊肯伯里借用冷战话语，将俄乌冲突后的世界描述为“新三个世界”——全球西方、全球东方和全球南方。其中，“全球西方”由美国和欧洲领导，“全球东方”由中国和俄罗斯领导，“全球南方”由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组成。
在美国主流学术话语圈中，中国不属于“全球南方”，甚至被界定为意识形态对立面的“全球东方”的一员。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普林斯顿大学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约翰·伊肯伯里。伊肯伯里借用冷战话语，将俄乌冲突后的世界描述为“新三个世界”——全球西方、全球东方和全球南方。其中，“全球西方”由美国和欧洲领导，“全球东方”由中国和俄罗斯领导，“全球南方”由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组成。在伊肯伯里看来，美国的噩梦是，“全球东方和全球南方联合起来，将西方置于其外部，使其全球地位变得更弱、更小”。 [12] 当美国政界表示要和“全球南方”建立良性关系时，实际上是指一个不包括中国的“全球南方”。目前，不包括中国的“全球南方”，其经济占比与“全球北方”旗鼓相当，均为全球的40%。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这个缩小版的“全球南方”的力量上升了10个百分点，不过这种增量分散在十几个国家中，其地缘政治影响力要远远弱于中国崛起。美国到底选择缩小版还是扩大版的“全球南方”，关键在于中国的角色和位置，一旦中国演变为“全球南方”的领导者，美国就会遭遇“伊肯伯里噩梦”。从美国的角度看，缩小版的“全球南方”更好对付。
比起仍怀揣着霸权梦的美国当权者，欧洲人不再执迷于霸权，乐于将“全球南方”当作平等的一方。在这方面，德国总理朔尔茨的言论具有典型性。2023年9月，在联合大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朔尔茨作出重大论断，“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南方国家是重要的合作伙伴。” [13] 实际上这并非朔尔茨首次发表类似看法，德国深受俄乌冲突影响，已经强烈感受到地缘政治冲击的巨大影响，能源成本飙升，作为经济支柱的汽车出口受阻。德国要在全球经济中维持其竞争力，则必须确保稳定的能源供应和开放的市场，必须与崛起的“全球南方”共同加以维护。2023年5月，朔尔茨在柏林举办的全球解决方案峰会中指出，当今时代最核心的问题，是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平衡性的国际新秩序，而这种新秩序的关键特征之一，是北方国家和“全球南方”之间的平等合作。朔尔茨认为，单极或两极世界已经是过去时，并且很难再回来，目前亚非拉国家不应该只被当作是全球经济中的原材料供应者，或者只在联合国投票时刷存在感，这些国家应当凭借其庞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在全球治理中获得更匹配的代表权，完全有权利追求与欧洲和北美公民相同的繁荣、参与和全球影响力。 [14]
因此，美国真正的困境在于，它的西方盟友并不希望将中国单独归类，美国要获得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变得更为困难。而中国的挑战在于，除了美国之外，“全球南方”中也有若干国家并不希望中国扮演领导者角色。
美国欲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但其真实的理由并非是因为中国变得富裕而不再属于发展中国家，而主要是中国被当成了美国霸权地位的最大威胁者。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四十多年来“全球南方”也有了新的变化，不仅是经济力量的上升，其内部关系也有新的重组。
经济总量是衡量两个集团之间权力转移的普遍方法。计算总量除了购买力平价这一方法之外，还有汇率法，两者的结果会有较大的差异，因而也就容易引发争议。从理论上讲，使用汇率法的前提，是承认国际市场的重要性、认可经济相互依赖，因为一国需要从国际市场上购买货物，无论是资源、资金、技术还是人才，或者偿还债务。如果两国经济“脱钩”了，回到经济自给自足的地步，那么汇率的重要性就有所下降，至少当前美国主导的美元体系就不那么重要，不是所有国家都必须通过美元进行交易。一旦“脱钩”，在两个国家发生冲突时，主要靠本国及其盟友的资源以及技术水平进行抗衡，而无法像相互依赖时凭借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提升其抗衡能力，当前俄乌冲突就是这种典型案例。按照市场汇率计算，新兴市场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上升幅度最快的阶段，出现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约为20个百分点，从2013年至2023年，占比仅上升了2个百分点，远不如第一个十年。特别是，最近十年中国占比上升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其他南方国家的占比下降了。事实上，以市场汇率衡量，在过去十年中，占全球经济比重明显上升的国家只有少数几个，例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就连位于前十大经济体的巴西其占比也是下降的，土耳其和沙特的经济地位似乎也没多大变化。
这种状况看上去与最近热议的“全球南方”有反差，原因在于“全球南方”的崛起更多是一种政治现象，而不只是经济现象。甚至夸大一点讲，“全球南方”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崛起，与当前美西方热议的“脱钩”“去风险”有很大的关系。一旦实施“脱钩”，那么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就很重要，它意味着一国自给自足的能力。经济总量与人口数量关系密切，但经济总量大并不意味着一定对全球其他经济体具有吸引力。例如，目前按照经济总量排名，无论是购买力平价还是基于汇率，印度均在前十大经济体中，显然多数中国人也不会认为印度是令人向往的国度。
容易找到工作和较高的工资水平是跨国迁移的最大动力。对大多数全球精英人物而言，高品质的生活方式则可能更为重要。国际移民组织（IOM）发现，美国是第一大人口流入国，而印度是第一大人口流出国。出生在A国后又居住在B国，这种流动被国际移民组织称之为“双边移民走廊”，代表着随着时间流逝所积累起来的移民数量，目前“墨西哥—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双边移民走廊。 [15] 从人均收入水平看，印度、墨西哥分别只有美国的3%和17%。促使墨西哥大量移民美国的另一项重要条件是两国边界临近，基于同样的原因，印度移民的很大一部分去往地理上更靠近的中东地区。
中国的情况与印度、墨西哥迥然不同，地理距离遥远而不便于移民，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增长十分迅速，大幅度缩小了和美国的收入差距，在一代人之内中国人的生活改善幅度几乎是全球独有的。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中国的人均GDP开始超过印度，中国加入WTO之后更是大幅度上超越。目前中国的收入水平和墨西哥相当，是印度的五倍以上。就生活改善幅度而言，巴西的幅度也不算大，严格来说，现在巴西年轻人的生活水平甚至不如其父辈，巴西人均GDP占美国的比重从2011年的26%下跌至12%。由此不难理解，当美国人说中国人占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便宜时，中国人根本不接受这些说辞，因为在同样的国际环境中，墨西哥、巴西这些原本国际舞台上的弄潮儿也没变得更好。印度的发展尽管令人瞩目，但与中国相比，其发展成就仍不算出彩。简而言之，“全球南方”的经济分化同样引人注目。
过去，国际社会勾勒南北国家的政治分界线是“勃兰特线”。就经济层面而言，这条线类似于中国语境中的“胡焕庸线”。1980年，当勃兰特在其有关南北关系的报告中首次划出这条线时，该线的南方包括蒙古、朝鲜半岛、中国、东南亚、南亚、伊朗、中东、土耳其、地中海以南以及墨西哥以南区域，但不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四十多年来，显而易见的变化是，墨西哥和韩国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加入了经合组织（OECD）这个被认为是富国参与的俱乐部，尤其是韩国已被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认定为发达经济体。
有研究认为，从政治上看，“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立场要比过去更为一致。如果不算中国、韩国、墨西哥等，以七十七国集团 [16] 为核心的“全球南方”，当前的发展水平罕有超过北方国家1980年水平的，并且，“全球南方”之间的差异性正逐步扩大。从政治的观点看，全球收入水平的等级结构未发生根本变化，北方和南方的总体位置仍维持不变，北方的主导地位并没有被削弱。 [17] 尽管南方国家之间的异质性有所增强，但从各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看，以七十七国集团为核心的“全球南方”仍是一个在国际政治中拥有相似偏好的国家集团。而且，中国和印度等较大型的南方国家，目前的立场与七十七国集团要比20世纪90年代更为接近。20世纪末是中印对美国单极化最不满意的时期，也是与七十七国集团立场差距最大的时期。 [18] 中国虽然不是七十七国集团的成员，但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经常以“77国集团和中国”共同发声。最新的一个例证是，在“77国集团和中国”2024年部长级会议上，中国代表观点相近国家在联大第三委员会，重申反对单边强制措施，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抵制这种不法行为。 [19]
2024年是七十七国集团成立六十周年。在此前一年，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参加了在古巴举行的“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并表示“不论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都将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大家庭的一员，永远是‘全球南方’国家的一员。” [20]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将此举称之为，“中国发起了一场新的、协调一致的运动，将自己塑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天然领导者”，并且试图将“发展中”改编成“非西方”的意思。 [21] 一年后，国际原子能机构第六十八届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77国集团和中国”共同提交的“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技术合作活动”决议，其中首次写入“全球南方”概念，强调机构秘书处支持成员国加强技术合作的重要性。这在七十七国集团历史上并不常见，原因在于这个组织首次有了一个秘书处，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过去，由于缺乏秘书处，七十七国集团的行动能力不足。
十年前，在纪念该集团成立六十周年纪念会上，一位密切参与七十七国事务的印度官员曾表示，冷战结束后，七十七国集团屈服于经合组织的压力，将该组织的行事原则从投票改为协商一致，结果导致该组织“成为少数群体或特殊利益集团的极端观点的人质”。更让人忧心的是，该组织的许多成员国由于缺少专家，因而几乎不派专家参加专业性的会议，结果导致七十七国集团的专业性不足，无法解决具体的问题，总是在政治立场上纠缠，不少会议甚至沦为少数发展中国家官员谋求私利的场所，最终导致该组织越来越没用，甚至走向边缘化。 [22]
从美国将中国视作最大挑战者的角度看，无论是组织能力还是专业能力，中国无疑都处于世界一流地位。随着中国和七十七国集团合作机制的组织性和专业性的提高，可以期待中国将带动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获得发展，甚至可以实现古巴领导人迪亚斯·卡内尔在哈瓦那峰会上的憧憬，“在北方根据自己的利益组织世界这么长时间之后，现在轮到南方来改变游戏规则了。” [23]
当然，未来的挑战也是极其巨大的。《经济学人》代表“全球北方”发出了两项质疑，一是“全球南方”可能并不想要一个领导人 [24] ，二是自2015年以来，全世界的极端贫困率几乎没有下降，今后的重大挑战是如何让穷国增长得更快些。 [25] 从推动增长的已有解决方案看，无论是发展中国世界曾经用过的进口替代还是出口导向，似乎都走到了尽头。世界需要新的想象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1]Alec Russell，“Year in a word：‘Global south’，”December 31，2023，ft.com，https：//www.ft.com/content/33566a47-f3c3-4c10-b7fd-97d58d6c5198.
[2]Jacob Magid，“UN General Assembly，including Israel，votes overwhelmingly to condemn Russia，”2 March 2022，https：//www.timesofisrael.com/un-general-assembly including-israel-votes-overwhelmingly-to-condemn-russia/.
[3]数据来自麦迪森构建的世界经济数据库，可参考https：//www.rug.nl/ggdc/historicaldevelopment/maddison/?lan g=en。
[4]Graham Bird，“The Controversial Economics of the Brandt Report，”The World Today，Dec.，1980，Vol.36，No.12 （Dec.，1980），pp.463-468; 刘山、宋光炜：《世界经济向何处去？——介绍〈争取世界的生存〉一书》，《世界经济》，1981年第6期，第75-77页；Edward Heath，“North-South：A Programme for Survival，”The Geographical Journal，Nov.，1981，Vol.147，No.3 （Nov.，1981），pp.298-306.
[5]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经济指标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ZG?view=chart。
[6]Bahgat Korany，“End of History，or Its Continuation and Accentuation? The Global South and the ‘New Transformation’ Literature”，Third World Quarterly，Mar.，1994，Vol.15，No.1，pp.7-15.
[7]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4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4/October。
[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2000年的6.7%上升至2023年的18.7%。
[9]Xinhua，“Obama's labeling China as ‘free rider’ no more than excuse for America's failed policy in Iraq”，2014-94，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879921.shtml.
[10]“Remarks by APNSA Jake Sullivan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October 23，2024，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4/10/23/remarks by-apnsa-jake-sullivan-at-the-brookings-institution/.
[11]“Remarks by APNSA Jake Sullivan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October 23，2024.
[12]G John Ikenberry，“Three Worlds：the West，East and South and the competition to shape global order，”International Affairs，Vol.100，No.1，2024，pp.121–138.
[13]Olaf Scholz：“We need a geopolitical，larger，reformed EU，open to the future，”09-05-2023，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 room/20230505IPR85002/olaf-scholz-we-need-a geopolitical-larger-reformed-eu-open-to-the-future.
[14]Olaf Scholz，”Finding new form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15 May，2023，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breg-en/news/global-solutions-summit-2023-2191030.
[15]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24，Genev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2024，pp.23-26.
[16]七十七国集团成立于1964年，主要目标是维护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独立和主权。1967年发展为一个永久性组织，目前其成员有134个国家，占全球人口的80%，是联合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间组织。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均是其成员，但中国、墨西哥等不是。
[17]Nicholas Lees，“The Brandt Line after Forty Years：The More North-South Relations Change，the More They Stay the Sam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47，No.1，2021，pp.98-99.
[18]Nicholas Lees，“The Brandt Line after Forty Years：The More North-South Relations Change，the More They Stay the Same？”
[19]《傅聪大使代表观点相近国家在联大三委就单边强制措施作共同发言》，新华网，2024年10月23日，http：//www.news.cn/20241023/8378ddf3df824b84809cc26b4fe35069/c.html。
[20]《李希出席“77国集团和中国”哈瓦那峰会并致辞》，《人民日报》，2023年9月16日，第3版。
[21]“China，leader of the global south?”The Economist，Vol.448，No.9364，（Sep 23，2023），p.54.
[22]Satyabrata Pal，“The Group of 77 in a Changing World，”28 August 2014，https：//www.un.org/en/chronicle/article/group-77-changing-world.
[23]转引自Kate Whiting，”What is the G77 and why does it matter?”Sep 29，2023，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3/09/g77-intergovernmental-developing countries/
[24]“Who's the big boss of the global south?”The Economist，Vol.451，No.9392，（Apr 13，2024），p.61.
[25]“How the poor stopped catching up，”The Economist，Vol.452，No.9415，（Sep 21，2024），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