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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人塑造一个时代，一般的人只能被时代所塑造。我就是一个被时代塑造的普通人。
高秀芹（后文简称为“高”）： 记得2021年的12月25日中午，我们师生还有好友一起相聚，我们用你的话做了一个横幅：“人类友爱，世界和平，佛佑中华。”你对世界的一些转折和文学的转折好像有一种预感性，当时还没有发生战争，但是你已经提出来“世界和平”，现在看来这三个口号有巨大的预言性，当时你是出于什么考虑提出的 ？
谢冕（后文简称为“谢”）： 这是我考虑很久很久形成的，不过那时候欧洲战争还没有开始。我感觉到世界的纷争很多，不断地有战争的言论，我自己很珍惜我们和平的时光，很珍惜这和平给我们带来的幸福感。
因为我的人生饱经战乱，我觉得那些战争的不幸让我的人生很不幸，所以我很珍惜这一切，哪怕是有片刻的和平，我都很珍惜，因为我可以坐下来读书，写作，思考问题，享受生活的美好。
不是因为有什么预感，但是我真是有一种危机感。
世界那么多的事情，为什么人们不断地谈论战争？我是一个很厌恶战争的人，我要人类永别战争，不管是什么人种，不管来自哪个洲，是白种人，黄种人还是黑种人，大家都能享受世界和平给我们带来的幸福感。所以我虽然生活在和平的环境当中，但是我每时每刻都感到战争对我们的威胁，因为有的人好战，有的国家好战，有的民族好战，有的政客好战，我厌恶这一切，我要摒弃这一切。
我虽然人微言轻，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我要表达我的心意。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间是2021年12月25日，我当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战争要起来，我没有预见性，我只是感觉要和平和友爱。但过了两个多月我摔倒以后，骨折了动不了，住进医院时，我觉得对比我个人遭受的不幸，很多人可能比我的不幸要多得多大得多，他们没有家庭，他们有手，但是胳膊断了，他们有腿，但是不能走路，在流血。
那时候我觉得我个人这种不幸其实太微小了，太不值得说了，不值得说！世界上那时候战争已经响了，我摔倒的时候战争已经打响了，但是我觉得我真是很厌恶这一切。我觉得我个人的安危很不值得一提，我关心的是全人类的安危。
高： 2022年2月某日你雪中跑步不慎摔断了腿，在医院动手术——就是后来你写的《换骨记》，你个人当时已经处于一个非常痛苦的状态，但是你还关心着全人类，这是不是跟你诗歌的理想和文学的理想有关系 ？
谢： 文学和诗歌给我造就了一个悲悯的心。和平是我的人生理想，我出生没几年，战争就开始了。我1932年生，1937年卢沟桥就打起来了，那时候我5岁，所以我一出生，战争的乌云布满了我的天空，我的童年就是在战争的环境中寻找和平，寻找可以安全的地方。
我小学为什么不停地换学校，就是在福州城里头不安全，要到福州外国租界的地方，美国也好，英国也好，这些国家那时候还没有宣战，那些租界的外国的领事馆能保护我的安全，结果从福州城又走到了南台，也就是烟台山，在那地方求学，我的父母亲觉得那里可能比较安全，福州城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让我很安心地学习了。
到了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好不容易迎来了抗战胜利，1945年日本人投降，这是好不容易有的战争结果。接着，我们国内又是动乱，又是内战，又是战火满天，又是物价飞涨，又是满街都是伤兵。我看到福州城内街上躺着从前线下来的伤兵，腿被打断了，这是很悲惨的一个画面，就成了我童年对世界的感觉。
我个人家庭很贫穷，人家聚会到福州的聚春园，聚春园是百年老店（最近我们在北京福州会馆的聚春园举行第九届谢饼大赛），是福建非常著名的一个菜馆，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那些飘出来的香味诱惑着我。但是我们家太贫穷不能进聚春园，我非常渴望和向往，所以这样的一种状态——贫穷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伴随着我成长。
高： 在你波澜壮阔的近百年的一生中，对自己的一生做一个评价，你怎么来评价？有什么遗憾 ？
谢： 2012年在《谢冕编年文集》出版座谈会上，我做了一个发言，其中有一句话仍然可以作为我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伟大的人塑造一个时代，一般的人只能被时代所塑造。我就是一个被时代塑造的普通人。”不过，我一旦下了决心，我就要走到底，我绝对不回头，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不是别人要我做的，我必须听从我自己的命运的召唤，我自己选择的道路，我为什么要后悔？不后悔！
《光明日报》曾经用“人生之悔”为标题叫大家来写文章，请我还有季先生（季羡林先生）写，季先生就写人生怎么悔，怎么悔对母亲。我说我不悔，我就写我不悔。为什么不悔？我觉得做一件事情，我想好了我就要往前走，我绝对不后悔。
一个高一学生对社会不满去参军追求光明，我在部队待了6年，我想家但我不脱离部队，我自己脱离部队叫开小差，你们知道开小差——偷偷地跑掉了——我的一些同伴有的偷偷地跑掉了，我觉得他们也有他们的道理，我不偷偷地跑掉。后来遗憾的是他们不让我继续下去，但继续下去现在也有问题，继续下去是什么？我能够有什么前途？那时候没想，十七八岁年纪，太年轻了，后来我冷静下来想，我能够做什么，我在军队里头，我在连队跟战士们一起生活，战争结束了，没有战斗了，偶尔有国民党进来偷袭，但是我没有机会参与，我必须在战斗当中成长。
在战斗当中或者经过血战，我取得了一点成就，能够当上副班长或者班长，再经过大一点的战斗，我能够成为排长，成为连长，这个必须有战斗环境，如果没有，我还能做什么呢？我是一个文化教员，我有可能就在和平的环境当中，文化教育要往政工的方向走，就是变成政治指导员，变成营教导员，经过一些自己的工作成为政委，团政委师政委那是漫长的路，战争年代容易把战士提拔成干部，没有战斗没有战争，你一个人很难走到很高的位置，一个文化教员连指导员都不是，副指导员都不是，副连级都不是，其实我的前途很渺茫，要是我写作，我可以进入宣传科，带一名干事写报道，写小文章，这个路也非常漫长，所以那时候是不计后果贡献我的青春就行，我对得起我自己就行了，后来军队不让我继续下去，不是我自己离开军队，我是“被复员的”。“被复员”，不是我表现不好，我表现很好，但是我不能留在部队，这个话就长了，现在不说这个了。（实际原因是二哥1945年为谋生去了台湾，因为有海外关系而“被复员的”）
高： 1955年4月你复员后等待分配工作时，开始复习中学课本考大学，第一志愿是北大，第二志愿也是北大，第三志愿还是北大！不仅如此，你还把中学同学也是战友的张炯老师的志愿改为北大，结果你俩都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从此开始了不同的命运。可以看出你总是能将消极的状态转化为主动的状态，你在被时代选择的时候，也在选择着自己的命运，是什么给了你自信考北大？你能就此谈谈你的道路选择吗 ？
谢： 大时代是无法选择的，个人的命运有时也是没法选择的，只是在微观的行动上有主动的选择权，积极去行动，认真去做事，踏实向前行，选择了就不停步，一路向前。我的一生中有两次庄严的选择，一次是17岁为了追求光明投笔从戎，一次是复员后考北大，想改变命运，我作出第一次抉择的可纪念的时间是1949年8月29日——那一天，一个17岁的中学生走向了人生血火考验的新路。仿佛是与命运的奥秘相扭结，8月29日对我来说，是一个暗示着生命产生转变契机的密码。1955年我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从福州乘轮船溯流而上，至南平，改乘卡车过分水岭，一路在火车汽笛的呼啸中于8月29日来到北大。
到了北大后才发现这才是我喜欢的地方，从此我就再也没有离开北大。我少年时喜欢诗歌，可以说痴迷地爱上了诗，也学习写作诗，曾经也发表过诗歌和散文。到北大读书后，好像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我的老师都是著名的学术大家，在“反右”和“大跃进”前，我除了参加诗歌刊物活动外，其余时间专心致志地投入到专业学习中。1957年我们集体编写“红色文学史”，1958年受《诗刊》副主编徐迟先生委托，我跟孙绍振、孙玉石、洪子诚、刘登翰、殷晋培等同学一起编写“新诗发展概况”，既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猛之气，也是一种积极的选择和发展自己，因此走上诗歌研究道路。回过头来看自己走过的路，何尝不是自己在特定时期的主动选择呢！作为与这个社会共同成长的青年，我的幸与不幸、我的长处和局限都与那个社会高度的认同。
高： 谈论任何一个人都无法离开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尤其是像你这样介入了大时代文学发展的人更是如此，这也使你过去的经验对于今日之我们还存在有效性。你几乎无一幸免地在历史的碰撞中受到“阵痛”和冲击，2022年洪子诚老师编选《爱简》时谈到谢冕很少言说自己的苦难，你为什么很少言及苦难？你在苦难中，是靠什么度过去的？当时支撑你的信念是什么 ？
谢： 我不喜欢谈论苦难，我经受过无边的苦难，看不到头，但是我觉得我很坚强，苦难压不倒我，我要活下去，而且我追求自己的理想，我一旦追求理想就是不动摇的，当然也不后悔，因为我的理想可能后来会打一个问号，我的所谓理想可能是很天真的很幼稚的选择，但是当时我认为这就是我的理想，这就是我的光明，年纪大了，经历多了以后可能会有别的想法，这不管了。那时候我已经成熟了，懂事了，我认定这一点我就往前走，你问到的苦难我现在还不愿意说。洪子诚老师跟我同一个系，他比我低一个班，他知道我的经历，他很诧异，他说谢冕经历过那么多苦难，他为什么不说？
我就是不说。我不配说。
因为有的人，我知道他们的苦难比我大得多，我们走过的燕南园里曾经发生过很多事情，家破人亡，大教授都没有了，他们都这样啦，我值得谈吗？我一个年轻的教师我值得谈吗？我不会谈这些苦难，谈苦难要有资格，我没有这个资格。
有的人絮絮叨叨地讲自己多么苦难，我觉得我不一定认可，因为我的视野当中那些人的苦难才是苦难的人生。现在有人不爱说，我也不爱说，我说起来充满了悲苦，他们不爱说有他们的原因，我不爱说，因为我说我充满了悲哀，我厌恶那十年，那十年我经历得太多了，我厌恶。我懒得说。我觉得我不配说，所以到现在我都不说，偶尔自己觉得很不公，自己觉得心里是意难平，就写诗。可以这么说，是诗歌给我疗伤，让我跟现实和解。
2022年洪老师编选我的诗集《爱简》（1968—1972年），很多诗都是写在夜里，夜不能寐，我起来写诗，寄托我的悲哀，我不跟任何人说，后来洪老师看到我的文集，他才知道我写过这样的诗。我是安慰我自己，解脱我自己，我追求的理想居然是这样，所以我要告别，我的长诗《告别》几千行，告别很多美好的事情，后来就幻灭了。夜里写诗，第二天去劳动继续被批斗。这么多年过去了，往事不堪回首！批斗我的人我很悲悯他们，他们有的是为了保护自己，有时候他们就听从别人的召唤，过去的这一笔就过去了，历史就只能这么粗粗地过去，不要太纠缠起来，纠缠对自己不利，对别人也不利，所以我说事情过去了，不过一定要了解这个事情怎么起来的。
高： 经过90多年跌宕起伏的沧桑人生，这几年你跟朋友和学生们相聚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为今天干杯”！2022年12月21日的文艺报《凤凰书评》用的题目是《永别忧伤，为今天干杯——访“90后”谢冕》，在2023年5月27日《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的采访中题目去掉了忧伤：《谢冕：珍惜今天，为今天干杯》，你能谈谈“为今天干杯”的丰富内涵吗 ？
谢： “为今天干杯”是2015年我在北大接待俄罗斯著名诗人叶甫图申科时的祝酒词。11月13日傍晚他抵达北京，当晚我们在北大怡园举行宴会欢迎他，我们准备了红酒，诗人举杯闻后打了80分，看来他喜欢红酒，他随和，兴致高，思维敏捷。叶甫图申科跟我同年出生（1932年），他在苏联获得很大的诗名时，我还是大学刚毕业的年轻老师，大学时代读他的《娘子谷》就深受震撼，娘子谷是乌克兰基辅附近的一个大峡谷，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分子在此屠杀了大批的犹太人，诗人说，娘子谷上空没有纪念碑。那晚叶甫图申科讲了三个故事，我们喝酒很酣畅，好像跨越了时代和国别，站在人类的无限宽广的同情悲悯下，夜已深，酒已酣，我与他碰杯，欢迎他的到来。我举杯致辞：“我们共同把握了今天，我们就是世上最幸运的人。昨天已经过去，它不属于我，明天不可预料，它也不属于我，今天，只有今天，是我们共同的拥有，属于我，属于我们。让我们为友谊，为和平，为正义干杯！”经过翻译，叶甫图申科听懂了我的祝词，作为相应，他后来给我写了一首诗，感谢刘文飞教授精彩的译文：
献给我的中国朋友谢冕教授，在为欢迎我抵达北京而于2015年11月13日举行的晚宴上，他的一句祝酒词给了我写作此诗的灵感。
生锈的念头又在脑中哐当，
称一称吧，实在太沉
昨天已不属于我，
它不告别就转身
刹车声在街上尖叫，
有人卸下它的翅膀。
明天已不属于我，
它尚未来到身旁。
迟到的报复对过去没有意义，
无人能把自己的死亡猜对。
就像面对唯一的存在，
我只为今天干杯！
（2015 年11月20日，北京，刘文飞译 ）
这几年我们每个人都受到疫情的困顿以及各种磨难，人在一个大的时代中有时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对未来无法预测，我们唯有活好每一天，美丽每一天，才是对生命踏实真切的热爱。
高： 和你的文字一样，你的人生也追求真、善、美，但从我自己的所闻所见和多年来的观察，你的人生也充满了曲折、困难，遭遇过不公的待遇，甚至也有很不幸的时刻，你怎么能够一直做到如此的乐观，让人感触不到你其实也不是从来都是那么幸运的，是苦难造就了你的坚强和乐观吗 ？
谢： 王瑶先生曾经讲：“不想死，不等死，不怕死。”这里面有朴素的哲学，不想死，就是现在流行的“活着的感觉真好”；不等死，就是我说的“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一切照旧”；不怕死，就是“人人平等，怕也没用”。有了这三条，思想就会大解放。明知前方是终点，但行走就是一切。等到实在走不动了，那就停下来。只要我们在行走，就快乐着，享受生命的每一天。
我曾郑重地说：“人生到底是一个悲剧”，我的局部的乐观是建立在整体的悲观之上的，我并不肤浅。但是我到底还是乐观主义者。我主张以快乐的态度对待人生的一切苦厄。我的主张就是认真每一天，快乐每一天，享受每一天，也美丽每一天。
我的局部的乐观是建立在整体的悲观之上的，我主张以快乐的态度对待人生的一切苦厄。我的主张就是认真每一天，快乐每一天，享受每一天，也美丽每一天。
无论我们活得多么艰难，我们应当尽一切可能，让生命美丽每一天。刚开始我还不好意思用美丽这个词，面对那么多丑陋，用美丽有什么不可呢？我们能把握的只有今天，生命对于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苦难再多，也要咬着牙过去。我不喜欢消极地对待人生，也不想发牢骚，更不喜欢抱怨，要直面，乐观，快乐，美丽。
我在《花落无声：谢冕自述》序里写道：“我经历了人生的长途跋涉，一步一步，不苟且，不畏缩，也不漫不经心，矜持地、持重地望着脚下的路，绕过陡峭，踩过荆棘，疼痛、红肿、瘀血，但不停步，只是一径地坚持着前行。”这可以作为我对自己的人生自况吧。
高： 宽容，是你一生的追求，无论对诗歌还是对人，在上世纪80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二次学术会议上，你在大会发言《迎接诗的新时代》中就非常明确地提出：“我主张对一切有益于人的诗的宽容，也主张对一切有偏激情绪的人的宽容。”你的学生性格各异，你好像都兼容并包，你可能是我见到的最宽容的人，你是怎么做到的？你培养了一大批学生，你对他们的学问如何评价，还有什么期待 ？
谢： 这点你说对了，我是一个非常宽容的人，你们同学好像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我看你们的优点和长处，对于别人看起来明显的短处——我都看作是特点，我也不去批评和矫正，我觉得没用，如果是缺点，他在生活中受到惩罚后，会自我反省，就会改正过来。你们同学里我唯一批评过的是老孟（孟繁华），我们约好时间，他迟到了，我批评过他。据他自己说，从此他开会再也没迟到过，孺子可教也！当年你们读书时，我根据你们每个人的特点开书单，一起商量论文题目，每个人对学问的领悟不一样，个性和方法也不一样，宽容些，再宽容些。
高： 可以理解为，你的宽容是对世界的悲悯吧，这点你更像胡适先生，而不是鲁迅先生。在朋友眼里你是一个宽容的人，真挚的人，通透的人，也有人用“圣婴”来描述你，你希望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
谢： 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可爱的人！当我们活着的时候，要记住那些在困难时帮助过我们、在痛苦时安慰过我们的人，当我们不在的时候，也让人们记住我们的一些好处，至少人们会给你这样的评语——一个可爱的人。
高：在我们大家眼里，你不仅是一个可爱的人，还是一个有趣的人，你浑身散发着激情和青春活力，记得有一位年轻作家为你90岁画了一幅画题名为：青春万岁！我们在背后称你“90后”新青年，你喜欢这个称呼吗？
谢： 哈哈哈，随便你们怎么称呼我，伟大导师也好，伟大导吃也好，“90后”新青年也好，都表示我跟你们是一起的！我们一起“为今天干杯”！
高： 你一生追求美好的事物，美文、美食、美酒、美人，你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你说过：“文学批评只是我人生一小部分，我喜欢探险漂流和登山”，是这样的吗 ？
谢： 我喜欢玩！喜欢所有美好的事物，喜欢跟朋友们吃喝玩乐！说到探险漂流，更是我的喜爱，70岁我在衡阳辖内，叫作长宁西江的一个山溪上漂流，皮艇从十余米的高处抛掷而下，让人丧魂落魄；最难以忘记的是2006年7月在福建长泰漂流，我专门写了文章记录这一次漂流：《寻找一种感觉——福建长泰漂流记》，“而在我，我需要对我的生命可能性，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试探和检验……在雨中，在风浪中，在极端惊险中，只有此时，才能感受到一种平时未能拥有的快乐。”
登山也是我的极爱，2003年我曾在大风雨中登上黄山的莲花峰绝顶，2004年在暴风雨中步行七千九百九十六级石阶直逼梵净山金顶，我有几次登临泰山的经历，一次写了《中天门的槐花》（2004年5月18日，72岁），十年后晚了一天登泰山，后来写了《槐花约》（2013年5月19日，81岁），我登山后大都会写文章。这部分文章刘福春帮我编辑了一本行旅文集《碎步留痕》，已经交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听说今年10月份能出版。
高：我知道你不喜欢养生，甚至一直“冒犯”着流行的健康理念，比如你口味重，你有一句名言：“该咸不咸，不吃；该甜不甜，不吃；该油不油，不吃”，你倡导学生朋友们一起组织吃馅饼比赛，反抗中关村精致虚假的白领生活，建设一种健康的，波澜壮阔的生命哲学，你能具体谈谈你的健康观和生命观吗？
谢： 养生养生，这也不要，那也不要，活着有什么意思呢？生不是养的，是活出来的！我也不是故意“冒犯”那些所谓的健康理念，只是觉得过犹不及也，什么都不要绝对化，事物本来的味道，美食本来的滋味，活着就要健康而宽广，宽广的口味，兼容并包，不拒绝“南腔北调”，酸甜苦辣咸，各有其味，人生方有味道呀！我跟同学和朋友们已经连续十多年一起组织“馅饼比赛”——后来被幽默成“谢饼大赛”，洪老师和周校长都来参加过，还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们，我们在一起以最质朴的方式庆祝生命迎接春天！
高： 你说过写作让人长寿，你的长寿秘诀是什么 ？
谢： 我一直坚持身体锻炼，慢跑，冷水浴一直洗到89岁。2022年正月十六早上跑步不慎摔跤，摔断腿换骨后，我无法跑步了，但是每天坚持走路一万步，一般来说上午5000步，下午5000步，有时会多一些，有时少一些。坚持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凡事想得开，我告诫自己也奉劝他人：“放下！”即使是无可推卸的重压，也要适时地、坚定地全部或部分地“放下”。
写作可以延年益寿，此话你可能不信，然而我信。写作对于我，是一种“放下”，我相信文字能创造虚空中的实有，我相信文学的特异功能就是无中生有。文学也好，诗歌也好，总是在人们感到缺憾时的充填，特别是诗歌。
高： 您觉得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是什么样的？文学性应该表现在哪里 ？
谢： 比较文学性而言，重要的是思想性。用文学来思想的不一样，思想家没有文学性。
我们说鲁迅的作品的时候，首先他作品中的思想——救救孩子——《狂人日记》《明天》《在酒楼上》，当然也要有很多艺术性，比如最后乌鸦那个叫，最后这个墓上面的一个花环，他有思想的，他有美学的。但鲁迅首先是思想，通过美学传达他的思想，这思想归根结底是救救孩子，也许没有吃过人的，可能还有希望。还有大家都在喝我们自己的血，吃人血馒头，都在很愚昧当中追求出路，以为人血馒头就可以给我们健康，其实不是，这里头很悲哀，他是救国救民心切，用艺术的方式来表达的。我们应该学习鲁迅，应该学习我们前辈扛起文学的闸门，思想的闸门，唤醒我们全民族，追求我们的理想和命运。
说到这就是说中国有很多苦难，很多令人痛苦的事情，不断地说，无休止地说，不给我们希望是不对的。
文学要给人希望，这是我对文学的期盼。有人不断地讲苦难，如同我不讲苦难一样的，因为不是我不敢说苦难，而是我不会讲，我都感觉很羞愧，我活着我很卑微地活着，有的人不在了，但我们应该有信念，鲁迅他是不低头的，他不下跪的，所以他要这样救救孩子，因为他看了这本书翻过来，几千年的历史翻过来就是吃人！文学要给人希望，也许很悲哀，但是我们还是要活下去的。
高： 你刚才说伟大的现代作家鲁迅，我们目前到现在为止的小说家里，有没有思想性很强的，你觉得写得最好的小说 ？
写作对于我，是一种“放下”，我相信文字能创造虚空中的实有，我相信文学的特异功能就是无中生有。文学也好，诗歌也好，总是在人们感到缺憾时的充填，特别是诗歌。
谢： 我不回答这个问题。
当代作家是不是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是不是继承了我们伟大的五四传统？我不回答你的问题，我有看法，但是我不愿意触犯众怒，因为现在有的人经不起批评，实际上我有我的追求，我有我的文学理想，我有我的高标准，我标准很高，你达不到，现在因为我读的作品也很少，一般来说我没有读过作品，我不敢乱说，但是我很关注，一旦有人推荐说某某作品好，我真的去读了，读得我摇头，我真的摇头了，我不说谁了。我对文学有希望，更多的是失望，包括诗歌在内。
高： 当下的文艺批评呢 ？
谢： 对当下的文艺批评，多半都是不知所云，我最近讲过一个诗歌的作品，我跟《解放日报》这次访谈提到过，我说了一个诗人，别人很少提到，但是他的诗歌作品重印了好几次，不是漂亮的女性，也不是年轻才华横溢的人，而是一个做爆破工作的工人，爆破工。
一个编辑跟我交谈中谈到他的作品，我说你给我看看，作者送给我看，是写得不错，诗歌界没有提到他，很多批评家说得天花乱坠，好的作品不多。
我偶尔会发现很多好的诗人被冷落了，那些批评家没有提到他，我非常失望，所以我举了一些例子，某某人这是我读到的，包括沈苇的《一个地区》：“鸟，一只，两只，三只，飞过午后的睡眠”。他在新疆，就是这几句几行诗，我读到了，我推崇了，在这之前也没有人说他，这就是很悲哀的事情，所以问我文学作品，问我诗歌作品，我是读得太少，所以不敢乱说。
那么多小说我读不过来，但是有一些小说满天下都是好评，我读了两页我就放下了，我也不说谁的，也得过很多奖的，我真的读了，我读不下去，这是什么原因呢？
也许有我个人的爱好原因，比如说金庸先生的作品我也读不下去，不等于说金庸不好，陈平原老师研究武侠小说这种文体，他动员我读，可是我读不下去，结果我现在还没读过金庸的小说。
但是我相信严家炎也好，陈平原也好，他们讲金庸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不敢说，我知道金庸作品很多，我很尊敬他，但是我不喜欢，这也可能是我的文学追求，我的理想文学没有出现。
高： 你能再具体谈谈你的文学理想吗？再具体化一下，比如你刚才举了鲁迅作品的思想性，能不能再举一个例子谈谈你理想中的文学或你的文学理想是什么 ？
谢： 其实我谈的都是老话，我还是说巴金作品，就体现了我的文学理想，因为《家》《春》《秋》，还有曹禺先生作品，都体现了我的文学理想，这些作品是有追求的。
巴金的作品简单地说是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对于封建家庭采取批判的态度，觉民也好、觉新也好、觉慧也好（《家》里的大哥、二哥、弟弟），都是一代青年，他们的追求跟我们靠得很近，因为我岁数大，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喜欢，但是他还是影响了我的人生。
我在中学的时候就跟同学们在一起组织读书会，读了很多巴金的作品，还有茅盾的《子夜》等作品，影响了当时我们的梦想和追求。
我常常说现在的网络，现在的股市那么发达，茅盾先生在股市不发达的时候写出《子夜》，写出金融寡头怎么操纵股市，如此深刻地揭露当时的上海资本内幕，通过高老太爷的“驾崩”把各阶层人物提起来，整个隐喻通过美学影响了我们，我们现在的金融这么复杂，股市起伏波动下能够有这样的作品吗？好像没有。
现在是不是物质太富有了，人们反而没有精神的东西了？富有的是物质的财富，贫乏的是精神，我不知道应该倡导什么东西来振作我们的文学。我说的话可能像橡皮子弹，射出去一打就打回来了，也不疼也不痒，在诗歌界我也说了一些话，一下就有反弹感。
后来我知道我岁数大了，我也不必让人那么讨厌我，老头让人开心，让大家喜欢就行了。
高： 你，是妥协了 ？
谢： 我不妥协。
我不说，我不再说了，我妥协什么，你知道我想什么，你不知道我想什么。
其实文学就是美学，文学就是艺术，文学作品要人家喜欢，给点美感。我常常想我们这些作家不会写细节，不会写对话，还有不会描写风景。这是要命的，这很要命。我们中国的风景多好，江南有江南的风景，华北有华北的大平原的风景，你写一写呀。河南有个作家，我一下子说不出他的名字，我读他的作品，一下就被迷住了。他写华北野草野菜，一下写了好多，写得太好了，特别写了好多野菜都能够说出来。这太了不起了，这么细节，我觉得华北平原也好，齐鲁大地也好，天山南北也好，我们中国有那么多的大江大河、江南风景，那么美的江南烟景作家没有好好地写出来。
高： 我记得你以前说过汪曾祺先生小说写得好，是名家，不是大家，你怎么看名家和大家 ？
谢： 我说过这话吗？我怎么没有这个记忆呢，也许说过，不过现在我逐渐觉得汪先生是大家了，也许当时我不觉得。
名家和大家是不一样的，有的作家是名家，但不是大家，大家一定是名家。汪先生作品后来我读了很多，我们又一起出游，互相了解。现在要说短篇，他是第一。
高： 同意汪先生可以做第一。白先勇呢 ？
谢： 也了不起。《永远的尹雪艳》。
白先勇先生《台北人》写得真是好，《游园惊梦》多好！
但是他跟汪先生一样都有限制，他写的就是中国大陆的最后一个梦境，梦幻对它是一种很感伤的一种乡愁，他写的就是过去这些大家闺秀或者很著名的交际花，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她的落寞他写得很深刻。
我们把现代和当代分开的话，我们当代起码出现两位短篇小说大家，汪曾祺先生和白先勇先生。他们作品在艺术的成就上，甚至比“五四”的时候还要成熟，这是真的。
假如沈从文先生和汪先生比，因为他俩有师承关系，又都是短篇，他们俩要比的话我都不敢比了。
沈先生真的好！因为在沈从文以前，那些小说有些粗糙，你说急于表达一种理想，无非就是革命加爱情，包括巴金先生，包括茅盾先生都有一些画面，《动摇》《新生》《家》《春》《秋》等都有一点文字上面的粗糙，到沈从文先生，那是精益求精的，艺术上炉火纯青。
汪曾祺，你读他的《陈小手》，陈小手是最后一个妇产男大夫，给军官老婆难产接生，最后一回头，军官给陈小手一枪，小说的结尾就是一枪。还有《异禀》开头，各色人等谈论异禀，蹲在茅坑里头不出来的那个人说怎么不出来？他要看看自己大便先出来还是小便先出来，因为他们聊天的过程当中谈论到有出息的人都有异禀，他一定要看看自己先大便还是先小便。汪曾祺先生写出一个人物，他没有多说的话，这个细节就很重要。
汪先生的散文也非常好，我就说他的散文被小说掩盖了也遮蔽了。这个是洒脱，非常的随意，散文就是很随意的，随意当中见功夫，他写西南联大的散文《跑警报》，写得太棒了，真的是躲警报跑警报；还有写一个普通人的散文《文嫂》，偷鸡吃那个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联大学生惟妙惟肖。写金岳霖先生也写得好，到北京饭店请朋友们吃饭，金先生一生爱着林徽因，但他不能成为她的丈夫，他跟梁思成是好朋友，他就一生跟着她，这是什么日子在北京饭店请客？今天是徽因的生日，但徽因已经没有了——一下子我就记住了，就写得这么好，这就是我们理想的好作家，要这样就能让我们动心了！
高： 刚才你谈到什么是你的理想文学，什么是好作品，你举出了两个作家，你能不能谈谈什么是好诗 ？
谢： 刚才谈到了好小说，好诗跟好小说在文体上虽然不同，但是一些在文体中呈现的品质有共通性：诗言志，对现实人生的关怀；诗咏怀，诗歌对个人情感的自由表达。当然，诗歌有自己的节奏，语言的节奏、音乐的节奏，朦胧诗那一代的北岛、舒婷，后来的海子。
我来说说海子吧。与海子是在北大相遇，80年代吧，他是法律系的学生，由别的同学陪同来看我。记得是手抄本上他的诗，其中有《亚洲铜》，“击鼓之后，我们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做月亮”，意象新异，与当时流行的不同，一下子就记住了。他是朦胧诗以后全新的一种写作，那也是仅仅属于他一个人的写作，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拥有中国农村的厚重和质朴，又有中国文化中心的现代感和创造性，海子是一种综合，这种综合是诗化的，他在抒情诗和史诗方面的实践已经超越了新诗潮的前驱者。海子是北大诗人的骄傲，骆一禾和戈麦也是。
前一段时间看到洪子诚老师发来一首路翎的诗，我很震撼：
盼望着各样的正直事业取胜，
盼望着新来者和归来者叩门和出行者启程，
盼望着升起新时代的信号，
盼望着找到旧时代的钥匙，
盼望着读完市场的重要书籍和预先知道明日人类的著作。
口渴的时候盼望水，
忧愁和快乐的时候盼望酒和永远的青春。
盼望与亲爱的朋友，
与闯开新的道路者，
开辟新的路。
坚持和持恒奋斗者，
瞥见新的闪电和知觉到新的风雨
在新的崇山峻岭、平原同行
盼望于中国平原的最深处。
（《 人民日报 》1989 年1月）
这就是我要回答的什么是好诗的问题，或者什么是好小说的问题。我读了《盼望》以后非常感动，因为路翎先生他历经了苦难，诗也写得好，小说也写得好，比如《洼地上的战役》，他有他的盼望。
我觉得我想象的诗就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有胸怀和眼光，尽管历经苦难，甚至在苦难的深渊当中，他有他的盼望，所以我当时非常感动，因为这个诗不是一般人写的，是“胡风分子”路翎写的。尤其那两句“口渴的时候盼望水/忧愁和快乐的时候盼望酒和永远的青春”，这样的诗歌艺术上也许并不是特别成熟，但是他有视野和愿望，还有深远的抱负，特别作者经历了很多苦难，不是一般的诗人，他是进过监狱的，受过冤屈的，但是他有盼望。这就是我所盼望的诗歌，也就是我盼望的声音，是诗歌传达的梦想和他的追求。
我现在要问我们诗人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吗，我等了几十年都没有等到这样的诗句。我盼望了很久，但是我没有盼望到这样的诗；特别是这样的人写这样的诗。所以我很失望。很沉重，所以我继续盼望。
我就不说蔡其矫先生的《祈求》了：“我祈求爱情不受嘲笑/跌倒了有人扶/我祈求/总有一天，再没有人/像我这样的祈求”。这是他在七八十年代的“祈求”，他写于1975年，发表于80年代初，这样的诗太打动人了。
80年代蔡其矫先生的《祈求》和90年代路翎先生的《盼望》，这两首诗是我盼望的好诗，有丰富的生活和深重的希望，好诗在当下也仍旧很有价值的。
说起来有点悲哀，我们的前辈诗人是这样过来的，我们怎么继承这样的现实而富有理想精神的诗歌？
2024 年6月28日上午9点29分，忽然接到谢老师微信：想谈谈时代 。
我马上回复：好呀，明天过去吧。
谢老师说：去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诗刊》的活动，下午你过来吧。
下面是谢老师的自述——
我想谈谈时代。
动乱结束以后，我们迎接了一个新的时代，时代的开始是从音乐开始的。
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从北大出来进了蔚秀园，突然间，听到海淀公社大喇叭放的音乐：“洪湖水浪打浪”，在冬天的萧瑟田野上，我听到了久违的歌声，我当时精神一振：觉得一个新的时代要开始了！
洪湖水浪打浪
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啊
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
晚上回来鱼满仓
这个歌曲虽然也是革命歌曲，却被封禁，在文革当中只有那种杀杀杀砍砍砍冲冲冲的音乐，听惯了那些歌曲，突然间在萧瑟的冬天出现这首歌曲，我在心理上得到安慰，一个新时代到来了！
我当时骑着自行车，就问我们北大的一个年轻的老师，那时候他很年轻，现在也不年轻了，我说你听到这音乐没有？这个音乐给了我一个特别大的欣喜，我下意识地想到新的时代到来了，我终于迎来了新的时代。他怎么回答我的呢？他说我听到了，这是软绵绵的一个腔调。我当时感触就比较深，这个老师是做文学的，他是文学培养出来的人，他却失去文学的品位，欣赏文学、欣赏音乐、欣赏美好的机能都丧失了。
我当时没有责备这个年轻的老师，但是我很伤感，内心很伤感，因为我觉得新的时代到来了，他居然没有感觉，我问他的时候，他居然说这是软绵绵的，于是我知道一个时代培养了一种审美趣味，因为他习惯了硬邦邦，对软绵绵的美学是拒绝的。我认为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到来，而他竟然无动于衷。他是文学的老师，我心里有种感慨，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被固定了。
这个歌曲本身是好的，是革命歌曲，曾经被断绝，一旦它重新播放的时候，读者、听者不接受，这个审美趣味真是培养出来的。
为什么想起这个，想起一会要说的朦胧诗的问题，为什么写诗的人，他还是诗人，他居然不了解，鸽哨也会成熟的。
还有一首歌，也引起了我关于时代的记忆——
那一天我有个聚会，酒喝多了以后，一个女士对着我耳边，就唱起歌来了，什么歌呢？《乡恋》。
李谷一的，1983年春节文艺晚会李谷一唱的。那一天我听到那个女士唱了以后，引起了诸多感想。我问了咱们中文系的高远东老师，我说：“杂家，李谷一唱的被认为是‘气声唱法’的歌曲你能提供给我吗？谢老师请教你了。”
高远东马上给我回答了，谢老师你指的是1983年春节晚会唱的歌，叫《乡恋》，接着他就把歌词发过来给我了。这歌了不起！于是，这两天我就沉浸在歌里头。
一首歌，唤起了一个时代的记忆。你们可能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时代，它在春节晚会上出现的时候，全国为之震惊，怎么能唱这样的歌呢？“你的声音/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昨天虽已消逝/分别难相逢/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当时是不被允许的，也不被接受的。
诗怎么能这样写，歌怎么能这样唱？特别是唱法，她用气声唱，吞下气又吐下气，音乐界都知道这是气声的唱法，当时不被允许，当时被允许什么呢？就是激昂慷慨杀杀杀干干干歌颂歌颂，我觉得这个歌能够唱出来，就是一个时代到来了！这是什么时代？告别黑暗，理解光明，思想自由，自由表达。
这个时代到来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的，很多人甚至格格不入。所以我想起蔡其矫先生的诗，没有人给你规定高低，给你规定唱法，但是我们已经过去的，那个时代就给我们规定唱法，一旦不按照这规矩来唱，你就是逆流，你就是另类。
其实，“你的声音/你的歌声”，没头没脑的，是电影插曲，放在电影中可以的，有语境。关键是李谷一又有新的表达方式，这表达得非常好，吞吞吐吐，又不是那么完全放开，不是放声歌唱，因为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爱情也没有地位，爱情有固定的唱法，甚至爱情本身就没有地位，就是为什么叫爱情的位置呢？
刘心武一篇小说叫《爱情的位置》，为什么要寻找爱情的位置呢？爱情本来就在我们生活当中，本来生活当中就有爱情，但爱情没有地位，不被允许。要歌唱爱情的歌，你必须按照他的想法来，必须像战歌，那才是正确的。你按照你的深情（吞气法）就不行了，全国为之震惊，全国舆论界在讨论这个问题，李谷一有一段时间被封杀，后来问了一个老革命，福建的向南先生，当时是福建省委书记，他说这歌有什么错？他在病房里说这歌没错，这样唱就很好呀！
我很感慨，我真的感慨一个时代到来却不被接受，我觉得很兴奋的东西，包括文学的教师在内，他说是软绵绵被禁止的，我们听惯了雄赳赳的歌声，不能容许软绵绵的歌声，即使在歌唱爱情的时候也不能软绵绵。
时代到来了也不会接受，他怎么能够表达这个时代呢？他没有能力表达这个时代，他没有能力，他没有这个积累，他也没有经历。我就想起大家谈到的所谓朦胧诗的崛起等等，这是一个时代造成的一个断裂，真是一个断裂。一旦这个诗出现了，质问马上就来了，一个公鸡可以打鸣，小公鸡却不能打鸣，小公鸡有没有成长？老公鸡一打鸣就叫鸽哨，但它是怎么能够打鸣呢？鸽哨怎么能成熟呢？这是写诗的人问的，太让人伤心了，不仅伤心，而且很震惊，一个写诗的人，一个号称诗人的人，他怎么不懂鸽哨的哨音也会成熟呢，他怎么能够不懂一个月亮，在海南岛的月亮掉下来，一个月亮，两个月亮，10个月亮，他怎么能理解？不能理解！
我刚才讲的是杜运燮的诗叫《秋》，还有李小雨的诗，海南岛的椰子掉下来，海上一个月亮，2个月亮，10个月亮，但有人不能理解，不能理解有许多月亮，除了天上的月亮以外，还有海上的月亮，还有变形的月亮，他不能理解。
所以我觉得一个时代到来的时候，真的能够接受，能够理解，是特别不容易的事！
今天参加“青春诗会”，我又讲到了路翎先生的《盼望》，“忧愁和快乐的时候盼望酒和永远的青春”，这首诗是洪老师给我的，我把它忘了，我不知道放在哪了，我后来就问洪老师，我说你告诉我那首诗叫什么，洪老师找了半天也没找出来，后来洪老师发到“元老院”群里，才有了答案。
路翎先生平生坎坷，蹲过监狱，受尽煎熬，即使到了1989年1月，他还在盼望，什么叫诗歌的时代精神？就是要有盼望，甚至要有“祈求”，祈求跌倒了有人扶，祈求爱情不被嘲笑，甚至祈求今后不再有这样的祈求，非常可怜，但是他留下了时代的声音，这就是我们的大时代。为什么我对蔡其矫先生充满了敬意？不是因为他是我的同乡，而是他写了《祈求》，我要问我们现代诗人，你能够写祈求吗？
你口口声声讲我要怎么技巧，这个技巧那个技巧，你有再多的技巧，你会发出盼望的声音吗？你有盼望祈求的声音吗？讲不出来，因为他对时代没有感受，他也缺乏承担，我非常难过。
我讲这些他们一定喊：谢老师下课！你还在主张什么？我说我的话发出去以后，像橡皮子弹一样被打回来，他们不了解这些，他们不懂这些，谢老师提倡的，不是要你去讲这个伟大那个辉煌，而是要传达出时代的盼望和祈求的声音，你懂吗？不懂！缺乏知音，这就是我今天路上感受的，我说我必须把这话告诉你，你的访谈当中要没有这些就讲不清楚。这就是朦胧诗的理解和朦胧诗以后的我的盼望或者我的祈求。
祈求是非常卑微的。发出祈求的声音的人完全可以理直气壮，我号召，我主张，我倡导，甚至我引导，都可以，可是没有，可怜巴巴的祈求，我很深重的悲哀就在这。
有的人家破人亡，蒙受了许多苦难，人家还在这样的岁月里头盼望，我们做到了吗？我们做不到，我们愧对前人，对不起他们，对不起那些受难者，受难以后仍然发出声音的人。我们现在掌握的是碎片，而且承认这种碎片，承认这种卑微，我们嘲笑崇高，拒绝崇高，凭什么要拒绝这些？我们凭什么要那些碎片来充斥我们的生活，为什么我们承认这种瞬间？我知道生活是瞬间，我也在瞬间当中，我也是在碎片当中，我也在一地鸡毛当中，我知道我的处境，但是你是诗人，你是文学家，用句老话来说，你是人类灵魂的缔造者，你不引导，谁来引导？这就是我今天要发出的感慨。
我们对现代诗歌要发表一些意见，但是发表意见很难，听不懂！
我现在为什么在普及时代发生变动时透露的信息，什么叫“洪湖水浪打浪”，什么叫“乡恋”？“洪湖水浪打浪”是被禁止的革命歌曲，“乡恋”在一个新时代的出现时候被嘲笑，被讨论，谁来规定我们唱歌必须这样唱，必须那样唱，谁来规定我们要唱什么，不应该唱什么？谁在规定？你凭什么来规定文学？你凭什么来规定诗歌？应该说你没有这个权力，诗歌是独立的，文学是独立的，学问是独立的，思想是自由的，我主张这些包括我们前辈都没有完全理解，臧克家是我的好老师，应该说是好老师也是长辈的，他给古远清写信说谢冕善变，谢冕现在纠集一波北大派，北大派都受谢冕的影响了，杨匡汉，刘登翰，孙绍振，他们是北大派，古远清先生了不起，他说没有北大派，他问我也问洪子诚，也问孙玉石，有没有北大派，一概否认，没有北大派，北大没有派，北大的老师一再否认有北大派，要说我们有派，我们是独立派。
鲁迅先生一个也不饶恕，我不饶恕一个人
我平生没有敌人，不树敌，一些人他活着很难，鲁迅先生活着很难，腹背受敌，我们很敬爱的鲁迅先生，腹背受敌，前面后面都有暗箭，鲁迅先生活的很难，我不是鲁迅的好学生，我不树敌，所以鲁迅先生可能看我看不惯：他很庸俗。鲁迅先生说过，我不饶恕任何一个人，一个也不饶恕，但我饶恕，我活着就饶恕。
但是我跟你今天讲，我最近讲过，包括批判我的人我都饶恕了，而且批判我的人，我逐渐地与他成为朋友，这个就是我和鲁迅不同的地方，也就是我感觉到鲁迅先生对我责备的地方，说这个人很不成才，我说的一个都不饶恕，他饶恕了许多人，但是牵涉到大的问题，牵涉到原则的问题，我不饶恕一个人，一个，只有这一个。
我今天跟你们讲，在一个非常庄严的大会上，一个香港来的诗人，也是我的朋友，那时候他健在，现在他已经不在了，他平生做了好多好事，我的朋友年纪可能比我小一点，但他是我的同代人，他由他的夫人陪着到这来开会，讨论他的新作品，关于以色列，中国台湾的东岸和西海岸，关于科索沃战争，这位老诗人写过很多诗，都没有这些诗写得好，就在这个会上，很多朋友都在此，台湾来的，香港来的，还有《诗刊》一个我的老朋友，我不能讲他的名字了。我说某某先生写了许多诗，这些诗我觉得特别好，我举了台湾的东岸和西岸，以色列的石头诗，特别好的是写科索沃战争的诗，怎么好呢？我说他写拳头来不及举起的，拳头被打断了；腿来不及抬起的，腿被打断了，我说战争造成了这样的伤害。他写的战争，这种伤痛给人类带来了伤害，我觉得他太了不起了。我发言完了，一个老先生就出来了：“谢冕同志我问你，某人讲过战争有正义战争有非正义战争，你怎么看？”我能够对某某人讲的战争有正义战争、非正义战争做出回答吗？我回答不了，我也不能为我的语言辩护，但他对我的伤害太大了。我从此认为我和他不能成为朋友，但是也不是敌人，和他断绝来往，到现在都没有来往。你知道我本身不树敌，所有的人包括许多批判我的人，时间过去了我都一笑了之，只有这位先生我不能宽恕他，到现在都没来往，他还健在，我希望他健康长寿。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我也不认为他是我的朋友，因为事情关系到这个问题，你对我伤害太大了，你拿大人物来压我，没有必要，你在大的场合里头，而且是国际性的场合里头，你在质问我，我怎么回答你呢？
我能够说什么是正义战争非正义战争，我能够判断以色列科索沃战争是正义还是非正义吗？我回答不了，但是我反对战争，他断了手，断了腿，他断了胳膊，我同情他，你不懂我，我们不要谈朋友了。你知道我的生平当中很多人伤害了我，我都宽恕了，鲁迅先生一个不宽恕，我都宽恕了，只有这一个人不行。
因为饶恕说到鲁迅先生，我还要好好说说胡适先生。
我觉得北大欠胡适先生一个雕像。
胡适是蔡元培先生把他引进来当文学院院长的，到了48年49年之后，他成了北大校长，后来他到了台湾，胡适对北大和新文化运动不一样，他不光是新诗的缔造者，还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他是领袖人物，他是北大的骄傲。
陈独秀是共产党的领导人，胡适不是，胡适始终是共产党要培养，要批判的人。但是胡适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当中，在倡导新文学的革命当中，特别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在新式的变革当中，他是居功至伟，伟大的人物。
我作为北大的后生后辈，对他充满了敬仰，我没有批判过胡适先生，但是我的老师批判过他，我的老师批判胡适先生，那是出于无奈，也许是为了保护自己，也许是响应号召，但是我觉得批判胡适批判错了，不应该这样批判他。《红楼梦》研究也好，文学革命也好，所有的批判都错了。
我为什么有这个痛，我一直对胡适先生充满敬意，我觉得他非常好地代表北大精神，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等等，这些话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批判他批判错了，也不承认错误，我说为什么在北大校园里头没有胡适的像呢。
李敖在北大演讲，我没听到，但后来听说李敖在北大胡说八道，他敢说话，他说捐献35万，是美金还是人民币，我不知道，他说要给胡适先生立像，李敖没有做到，我也不是李敖，我也不是北大校长，人微言轻，我说不了别的，但是我一直想在北大给胡适先生立像。那一年我当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在采薇阁院子里头，我跟同事说咱们给胡适先生立个像，好不好？黄怒波、陈晓明都同意，就请了一个雕塑家，吴为山先生，很著名的一个雕塑家，我们见了面，谈得很具体了，立像还是坐像，我说是什么像在什么地方，就在院子里头，在北大的后院，在北大后湖那边有个采薇阁，在诗歌研究院的小院子里，很小，在那边立个像，说好了钱没问题，反正我们可以掏钱，几十万块钱就可以解决了。
我和雕塑家就达成一个协议，学校让做一个计划，我们去做了。
后来告诉我不行，说凡是在北大任何地方都不能做，那么我就是非常的难受，我这一辈子我哪怕有这么一点点权力，这个小院子是我们的，我们又不在大的地方大庭广众来立像，就在小院子里头给胡适先生立像也不行，甚至有领导说，只要我在位就做不成，这就是我的心中的痛。
我常常感觉无力
伟大的人塑造一个时代，一般的人只能被时代所塑造，我就是一个被时代塑造的普通人。
我时时有种无力感，我只能被时代所塑造，这个时代塑造了我。
这是我的真实的一个表达，我只能被许多时代所塑造，这个时代它塑造了我，真是这样，尽管我这个人有一些地方和一般的人有一些不同，就我心里不服，我不能心甘情愿地这样，但是我又无力，我无力反抗这一切，压力太大了。尤其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我不能反抗，我只好表面上认同，内心里我有反抗的意志，但是我知道反抗的结果是悲剧，我懂得这些，所以我比起我的一些同学来说，我有点懂事，他们不懂事，我不能阻拦他们，我跟他们讲，讲不清楚，他们不懂得这些我懂的，我知道什么时候我应该隐身，我躲藏下来，低调，甚至表面上的附和，这样的处理，有点委屈，也是卑琐，不崇高。
我的同学当中很多都是很崇高，结果要么经历非常多的苦难，要么就是没有了，我很多这样的故事，但是我选择保存自己，坚韧地保存自己。
我说要做一个好人，我真的不害人，我不出卖朋友，我也尽量地不出卖老师，我能够尽我的力量保护他们，保护得了就保护，保护不了也不过就忍着眼泪看着他受苦受难。特殊年代里，我一个同学我保护不了他，其实也想保护他，结果他就被发配到宁夏六盘山底下，他其实什么话都没说，也就是略微表现了一下不满，对别人的批判有点不满，对批判别人有点不满，无非是表达了一种情绪而已。后来几乎饿死，在六盘山底下遇到一个牧羊老人，中国老百姓了不起，牧羊人看着这个小伙子，上海人挺机灵的，就救了他，当时他几乎冻死。牧羊人把他救活了以后，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所以他获得一个美满的爱情，最后成就了一个美满的家庭。我这个同学在六盘山底下成了那个地方的特级教师，你想那么一个贫困的地方，北大中文系一个右派在这个地方培养了一批人，成了一级专家，固原一中的特级教师。这就是我的同学。
高：《 在新的崛起面前 》—— 这篇“划时代”的伟大文章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特别是新诗史可能都必须谈“崛起”，你能谈谈当时发表这篇文章的“前世今生”吗 ？
谢： 朦胧诗现在是很大的事件，对我来说当初并没有这么隆重的感受。当时也不过很平凡的一件事情。在北京的一个街头，我看到《今天》杂志，油印的刻印的诗歌刊物，一本卖多少钱我忘了，是1毛钱还是4毛钱的样子，昏黄的灯光底下，看着这本油印的刊物，散发着油墨的香气，我翻看了诗歌，感觉又新鲜又陌生，为什么亲切？就是我想象当中的诗歌应该是这样写的，所以很亲切；我感到陌生，经过这么一些年代，我好久没读过这样的诗了，有陌生感，于是又陌生又新鲜。
我注意到了“今天”这两个字，这些作者我一个都不认识，很陌生，名字也陌生，也很新鲜，这个事情就这么开始的。
后来在墙上，看到了这些张贴的诗歌，这些诗歌张贴出来了，我当初的感受就非常激动，多少年了有梦想的东西终于在北京的地面，昏黄的灯光底下，在墙上，看到了，特别激动，这就是我所希望看到的诗歌，就是我所希望看到的文学艺术，这也就是我所希望的时代，一个伟大的时代降临了！
我那时已经是中年人了，这种感受是梦寐以求的，做梦也想的，做梦都想不到，居然在我眼前出现了。这样的诗歌和我们生命有关，和我们个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有关，和我们国家的兴盛衰败有关。
我当时是北大的一个青年教师，也可以说接近中年的一个教师。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北大的学者，一个老师，我又是教文学的，还是研究诗歌的，我能够在它们面前沉默吗？我觉得不会，也不应该！一个学者，一个专门研究文学的人，面临着这么伟大的时代降临了，难道对我们都没有触动吗？我觉得我应该为这个事情发表我的意见。
这意见很简单，也就是我们要宽容一些，你别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这也不允许那也不允许，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么做，不对！诗歌是自由的，我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爱写什么就写什么，你管不了！当时就这么想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时代，我讲这些话，是发自内心的。
有人说你胆子真大，我胆子一点不大，你说我是战士，我好像还差一点。
我就说一个学者一个研究者，他面临着一个新的事情的时候，新的事物出来的时候，要有一种敏感，这种敏感在于，你感受到这个是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它的价值在哪儿？它有什么必要存在？或者有什么必要不存在？
100年过来，我们太艰难了，我希望不再重复，不要说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诗歌本来是自由的，我爱怎么写怎么写，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可是那个年代限定你诗歌应该这样写，应该写这个不应该写那个，这个受不了。好在现在时代已经变了，你们已经很自由地可以写作，可以表达意见，那时候不行，那时候渴望追求的呼喊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要这样的自由。
再补充一下当时的发表政策：我要是想发表意见也要批准，发表什么意见要审查，要审查你的身份。我记得比较早的时候《诗刊》可以公开地发稿的，但是《诗刊》不能自由地投稿。《诗刊》要发表意见的时候，要发表稿子的时候，需要拿着介绍信到北大党委会，此人叫谢冕在中文系，他能不能发表文章，单位审查说可以或者不可以，不可以我就永远不能发表文章，可以的话经过审查，但也要审稿，甚至要改稿，但是发表权利不在我手上。
高： 1980年4月8日，中国当代诗歌讨论会（简称南宁会议）在南宁召开。关于朦胧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很多矛头已经对着你了，你当时面临着很大的围攻和压力吧，你能回忆一下南宁会议吗 ？
谢： 南宁会议召开的初衷，是由于出现了《今天》杂志，以及出现了以这个刊物为基点的一批新诗创作。这些创作带来了普遍的陌生感，也随之带来了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巨大的诗学分歧。会议的参加者基本上是来自民间的诗歌研究者、理论批评工作者和大学教师。这样，由几所大学和相关研究所、学会共同筹划的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就在广西南宁隆重召开。
南宁会议的议题，基本上围绕着对当日出现的“朦胧诗”的评价而展开，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进行了尖锐的交锋。会议上我以《新诗的进步》为题发言，认为新诗要获得第二次解放，“读得懂或者读不懂并不是诗的标准”，呼吁对那些“不免古怪”的诗先去尊重和理解，我的发言当即遭遇到激烈的争论甚至围攻。我是一个并不善于争论的人，我的同学孙绍振是急先锋，敏于言辞，口无遮拦，奋不顾身上前迎战：“你读不懂不是你的光荣，是你的羞耻！你读不懂，你儿子会读懂，你儿子读不懂，你孙子会读懂。”
会上《光明日报》黎丁先生约我专稿，返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着手写作，把“南宁会议”上的主要观念更加鲜明地呈现出来。日记中记载：“1980年4月28日日记：作《在新的崛起面前》，近三千字。下午，寄《光明日报》。”
《光明日报》5月7日用大版面推出，后面的结果都是当初料想不到的了。
高：《 在新的崛起面前》可以用“石破天惊”来表述吧，一石激起千层浪，发表后引起的反响和震动是你没有预料到的，当时各方压力还是很大的，超出了预期，你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
谢： 现在说到胆子大不大，我胆子一点也不大，可是，后来事情变得非常大。
我也有点害怕了，好像泰山压顶，我从来没经过这样一件事情，不过一个小小的事情，一个小小的教员写了一篇小小的文章，大概3000多字，而且很温和，里头甚至缺少你说的战士的勇气。
一个非常权威的人士说，他们已经向我们扔白手套了，他们就是指的我。接下来的重庆诗会等着要批判我，都准备好了，柯岩先生在那坐镇（《诗刊》副主编），他们准备好了向我开炮。邵燕祥先生劝我：你别去！（邵燕祥先生当时也是《诗刊》副主编）我听从了邵燕祥的建议没有参加重庆诗会，我没去会议他们还是批判我了，后来在首都剧场开大会传达重庆会议精神，好玩，诗歌界的一个会议，还需要在首都剧场传达。兴师动众，莫大的殊荣，我也不去，我不去心里很安心，我过我的日子挺好的。
当时也不是特别害怕，因为我觉得我没错，我是对的。
我是一个学者，我讲这些话，我都是对的观点，没有错的，因为我不是乱说的，我是研究了全部诗歌史的人。
批判我也不怕，我不过一个普通的北大老师，那时候还不是副教授，我对于未来不敢预期，但是我必须面对它，我就面对今天。真的面对，今天以后怎么样不知道，40年以后我变成正面人物了，这挺怪的。
那时候我是反面人物，我是非常孤立的，孤立无援，没有援助的，只有几个朋友，但是泰山压顶来头太大了，诗歌界的元老级的人物（现在当然我变成元老级的，但不是诗歌界拥有权力的人）——当时元老人物艾青先生，臧克家先生都反对我，臧克家给古远清写信说：“谢冕太善变了，现在又变了，谢冕是北大派，他领了一批人，孙绍振、刘登翰和杨匡汉都是北大的，你不要跟他们来往。”
臧克家先生我是很敬佩的，老诗人艾青先生也很厉害，艾青先生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他说谢冕的“崛起论”是为了自己崛起才制造这个理论的。“崛起论”是迷幻药，他写长篇文章，《文汇报》整版登了，我当时诗歌界的朋友很少，长辈支持的人很少，但我也不怕，因为我说这些话不是乱说的，我是读过书的人，我真正读过五四以来重要的诗人的作品，理论作品，你们可以乱说，我不能乱说。
也就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弄得惊天动地到什么程度呢，连最高领导都说话了，1983年有一次高校宣传工作会议，时任中宣部部长与会，北大哲学系有个总支书记还是什么老师参加此次会议，回来跟学校党委汇报，说在会上点了北大两个人，一个叫朱光潜，一个叫谢冕。学校没有反应不行。学校就跟我商量，我那时候才是一个讲师，连副教授都不是。
校方跟我说谢老师咱们商量一下怎么回应，后来他们就给我出主意，是谁我忘了，总之是北大宣传部或者北大党委给我说的。学校派个编辑跟你对谈，编辑问你问题你来回答，由校刊出面以回答记者采访的方式做个“回应”。1983年11月23日，《北京大学校刊》第339期发表了《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得到提高——访中文系副教授谢冕》（发表时已经是副教授了），后来这篇文章被收进《谢冕编年文集》（高秀芹、刘福春、孙民乐编）第四卷，他们能找到这篇文章也不容易！
这个就算我的检讨了，唯一的一次检讨就是这个。后来他们要我检讨，我没检讨，是北大保护了我，我现在很感激北大。我这些话说了以后（《北大校刊》记者访谈），我自己觉得我心里很坦然，我反正不跟你辩论，我该讲什么讲什么，你不让我讲，我就不讲，就这样过来了。我不看他们围攻和批判的文章，一篇都不看。我很骄傲的，因为我读了书，所以我骄傲，我有了自己的东西，我骄傲，我不看他们的。今天跟你说我瞧不起他们，我瞧不起！（ 谢老师声音很大了，甚至有些激动，很少看到他为朦胧诗辩护的情绪 。）
高：“ 朦胧诗”很快成为燎原之势，“第一个崛起”被认为是为“朦胧诗”辩护和肩起黑暗闸门的宣言（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徐敬亚《崛起的诗群》称为“三崛起 ”）， 你个人也遭受当时诗歌界相当长时间的围攻和批判，你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是对即将到来的变化更乐观了，还是坚定你是对的而不怕或许面临着可能到来的风暴 ？
谢： 当时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发生在1980年，也是80年代。在这伟大的80年代，70年代过去了，黑暗过去了，曙光出现了，我们是迎接今天、迎接黎明的那一代人，所以我今天想到这一点有点激动，我参与了那个时代。
岁月蹉跎一晃就是40多年，今天回忆起来像谈个笑话一样的，但是我个人的人生经历当中的这件事情很难忘的。我感谢这个时代，因为我和时代同脉搏，我是从那个地方走过来的，所以我感谢这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让我能够自立自强、自尊自重。特别是作为北京大学的一个老师，要是在学术面前作假，在真实的状况下说假话我就对不起这个学校。
站立今天，相信未来。相信时代的变化，相信文学常识，即使那个时刻还幽暗不明，未来总会有光。
站立今天，相信未来。相信时代的变化，相信文学常识，即使那个时刻还幽暗不明，未来总会有光。感谢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他们和我们心心相印，他们支持了我，不是我支持他们，而是他们支持了我。这个局面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大概整个80年代，到1986年我还是处在很困难的时候。那个时代的校园跟想象中的五四很像，大家都在呼唤一个新的文学现象。
高： 大学校园里因为“朦胧诗”引发了汹涌澎湃的创作高潮，“不写诗无以言”，你能谈谈当时你在北大诗歌教学的情况吗 ？
谢： “朦胧诗”代表了一代人的心声，引起了青年人强烈的共鸣和写作狂潮，当然也跟我在北大讲授新诗有关系。1982年我为北大中文系1977级、1978级、1979级开设《中国新诗研究》专题课；1983年为北大中文系本科生开设《中国诗歌研究》；1984年为北大中文系1982级、1983级、图书馆1983级开设《中国当代新诗问题》；1985年为北大分校中文系、历史系、法律系等本科生开设《新诗潮研究》；连续四年我都开设诗歌专题课程，每次都是盛况空前，除了中文系的学生，还有全校不同的院系热爱诗歌的大学生，也有来自校外热爱诗歌的青年朋友，当时的北大校园自由出入，我跟校内校外热爱诗歌的青年人打成一片，虽然外面诗歌届权威大佬们对我攻击和批判，但我不看他们的批判，我依然故我，讲课，谈诗，支持青年诗人，在诗歌的海洋中获得激情和安慰。另外，还有其他学校大学生的诗歌社团，他们办的诗歌刊物来声援我们，我和青年在一起，和诗歌在一起，和时代精神在一起。
高：你积极支持热爱诗歌的青年人，1985年11月出版的《朦胧诗选》是第一本以出版形式命名“朦胧诗”并且影响深远的诗选（编选者是辽宁大学四个年轻的大学生），你为此书写了序言《历史将证明价值》；同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老木（高远东同班同学）主编《新诗潮诗集》，由北大五四文学社印行，你写序言《新诗潮的检阅》，编选者都是年轻的大学生，这两本诗集影响都非常大，你能谈谈这两本诗集的情况吗？这些青年学生怎么跟你联系上的？
谢： 《朦胧诗选》的编选者是辽宁大学四个年轻大学生，其中一个是有军人身份的女生，大概在辽宁大学上课，还是做访问学者的不清楚。最熟的是阎月君，她是打头的，是一个组织者，可能通过在诗歌界认识的人找到我。也可能是出版社的编辑邓荫柯找到我，邓先生是北大中文系86级同学邓锦辉（诗人雷格）的父亲，比我高一级（北大中文系1954级），我们在北大读书时就是诗友，他当时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当编辑，可能是邓荫柯先生让我写的序，他是《朦胧诗选》的责任编辑。我看到他们编选的诗选，跟我的想法是合拍的，就写了这篇序，用作《朦胧诗选·序》，叫“历史将证明价值”，我简单陈述了新诗潮体现的美学价值以及所受到的压制，肯定了这部诗选，编者的举动无疑是无声的抗议与声援，并从发展的角度大胆肯定，“时间最终将证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半期中国出现的诗的变革运动，其意义是深远的”，《朦胧诗选》对朦胧诗在全国范围的传播以及对青年诗人的诗歌阅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老木是北大学生，高远东那个班的同学，本名叫刘卫国，他当时诗名老木，大学时期就开始写诗写作，老木的《新诗潮诗选》没有正式出版，由北大五四文学社刊印，白色封面，很简朴，在北大热爱诗歌的学生中间流传很广，这两个选本在当时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新诗潮诗歌发展的作用。
高： 中国当代文学，我觉得你对这个学科很重要，有人说乐黛云老师凭一己之力建构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而你之于中国当代文学学科不能说凭一己之力，也可以说是你和学术同伴把中国当代文学建立起来的。你能谈谈1980年左右当代文学研究整体状况吗 ？
谢： 1979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在长春成立，我当选为常务理事，同年10月29日到11月16日，我跟王力、魏建功、杨晦、吴组缃、林庚、王瑶、朱光潜、季羡林等14位北大老师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我邀请白桦、刘绍棠、张洁等到北大讲演，受到北大学生的热烈欢迎。1982年我第一次在北大课堂上讲新诗，给1977、1978、1979三届北大学生开“中国新诗研究”，这应该是“新时期”以来全中国第一堂新诗课。1982年我开始招第一届研究生，黄子平、季红真、张志忠，第二届就是吴秉杰、钟友循、李书磊，两年收了6名当代文学研究生，当代文学招收专业研究生，对于学科来说有重要意义，对于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传播也很重要。当然，当代文学的盛况跟当时文学和现实状况有关，也是当代文学研究者集体做出来的。在我上学的时候没有当代文学，当代文学还没有形成，我们上的课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学的王瑶先生是主讲老师，后来严家炎、乐黛云他们都讲过，我的同学孙先生（孙玉石老师）也讲过，但是王瑶先生主讲的是现代文学，诸位知道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学，新文学到了1949年以后，因为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或者42年讲话以后出现的一些作品，很难纳入现代文学史当中。一般来说讲到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讲到赵树理就结束了是吧？“讲话”后出现了一些好的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山乡巨变》《暴风骤雨》，到这为止就匆匆忙忙地结束了，所以那时候大家说一个光明的尾巴，因为现代文学从五四开始，鲁迅先生开始的，到了49年就不再研究了。我是作为一个中文系的学生和教师，我觉得49年以后的文学研究也充满挑战。
从49年到80年代又是30年了。这时候我觉得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学科，新的学科就面对当代，面对着新中国的新文学，对49年以后到现在应该有研究。
当代文学是一个小弟弟，但小弟弟的岁数比哥都要大了，一个光明的尾巴越来越长，所以建立新学科势在必行。
高： 你能谈谈当代文学教研室筹建的情况吗？当时中国当代文学教研室还有哪些老师？洪子诚老师是什么时候进入当代教研室的 ？
谢： 当时北大没有当代文学教研室，我和张钟老师张罗这个事情，就请洪老师到当代文学教研室。洪老师引进很成功，我看周先慎老师文章写得很好，学问做得很细，我也建议他到当代文学教研室，但他兴趣不在这，他去古代文学教研室了。然后加上汪景寿老师，加上赵祖谟老师、曹文轩老师，还有陆颖华老师（主要研究戏剧，也是从文艺理论教研室转过来的），这些老师凑起来建立了中国当代文学教研室。教研室成立以后就着手编教材（《中国当代文学概观》），编教材以后，就编“作品选”，我们在北大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当代文学教研室，而且开始招生，研究生就这样开始招的。
（洪子诚老师回忆：“当时北大中文系写作教学组解散，原来学语言的仍留在汉语教研室，部分去古典文学，如周先慎。马振方去文艺理论，我和汪景寿、赵祖谟到当代。教研室怎样成立的，是上面的指示还是自发的？我想应该是上面有这个意见。张钟和谢冕原来都在文艺理论教研室，抽出来组建。张钟问我愿不愿加入，我说可以。曹老师毕业后好像回家一年，78年才来就职。所以他没参加编教材什么的。谢老师当时已很有名气，外面活动、约稿很多，也没参加编教材，他也从未系统上过当代文学史课，而专注诗歌。”）
高：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你为第三批博士研究生导师，北大中文系从此开始了培养中国当代文学方向博士生的历史，你是北大第一位被授权指导中国当代文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意味着你要为这个还没有学科化的学科“立法”，你能谈谈当时第一次招收博士生的情况吗，你是怎么培养学生的？
谢： 据苏州大学王尧教授考证，“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有一条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线索，这就是五十年代的文学史写作、八十年代谢冕先生创建中国当代文学博士点，南有复旦大学潘旭澜先生主持的中国当代文学博士点，南北二点的创建是当代文学第一次以学科的名义和现代文学对应”。那就是说北大和复旦几乎同时招收了中国当代文学博士生。1987年我招生第一届博士生程文超，他来自于华中师大，那时候批准博士点的时候，别人不知道我这个导师，也不知道这个专业，可能南方有复旦大学，有潘旭澜先生在里面做，但大家互相不通气。程文超信息很灵通，当年只有他一个人，没有竞争对象，后来人就多起来了，韩毓海、张颐武、马相武，再后来李杨、黄亦兵，王利芬是李杨引荐进来的，他俩是校友。李杨把王利芬带过来说跟我面谈，那天我正好在学校要上课，李杨让王利芬跟他一起去听，路上我们一起走着去教室，王利芬后来回忆说这一段路走的太短了。
我们当代文学博士点虽然是第一次建立，但是前面现代文学方向王瑶先生已经在做了，已经有很多经验了。一般来说入校必须跟老师有个交谈，老师问一下学生的基本情况，对当代文学有一些交流，聊天了解一下学生究竟有什么准备，入学后我就要给学生开书单，开书单是非常重要的，让学生去读这些书，那时候开的书单大概100多本的样子，大都是我最喜欢的一些书，我希望学生从中学到一些方法论，还有历史感。书单不全是当代文学的书，有文化史、社会学、历史学的，我希望扩展他们的思路，也很重视历史感和方法论，在写作上面特别培养学生对事实说话，不能空谈，做学问要有学科规范，避免空谈。
高： 1995年我来北大读你的博士研究生时，才深深地感触到当代文学面临着其他学科的挤压甚至碾压，当时的学科鄙视链是：古代瞧不起现代，现代瞧不起当代，面对这门正在“生长”的学科所面临的难度、困境，以及学科的合法性——洪子诚老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直到1999年才出版——你好像只做自己的学问，研究诗歌，潜心学术，你能谈谈当代文学的学科状况吗 ？
谢： 当时确实压力很大，就像洪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当代文学被认为是没有学问的一个学科，因为谁都能够读当代作品，谁都能说上几句，认为这里没有学问。其实洪老师把当代文学做得很好，做得比我要好得多。我们当代文学教研室建立的学科叫什么？当代文学。当时编写当代文学史的课本叫什么？《中国当代文学概观》，编写教材我没参加，因为我太忙了，忙于诗歌研究和诗歌活动以及其他学术活动。
大家认为当代文学还有学问吗？看起来当代文学没有学问，因为当代文学，谁都能说上几句，其他学科有考据，有史料，有规范。现在洪老师把当代文学做得比较完善了，他建立的史料，他写的文学史，他编的作品选就比较完整。我们放开说洪子诚的学问谁能够比得上？没有人比得上。
这不是乱说的，对！第一届文代会、第四届文代会洪老师掌握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周扬的材料和胡风研究拿来比一比，难道没有学问吗？这种史料太丰富了，而且很难做，比五四、比什么时候要难做得多，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纠结在一块，和文学的艺术的追求纠结在一块，太难做了，我们做到了。最近他的研究已经涉及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中国当代文学的“苏联化”和“去苏联化”》，我非常表扬他这一篇文章，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从“苏联化”引进来，到逐渐地把它去除，把“苏联”的因素去掉，这是洪子诚的功劳。《中国当代文学史》输出了多种语言的版本，北大没有几个学者的著作能如此在国际和国内广泛地被阅读。当代文学教研室，不敢说北大是第一，我就关着门说当代文学全国肯定我们做得最好。
邵燕君现在研究网络文学，她研究的是最好的。曹文轩儿童文学小说研究也是最好的，北大中文系当代教研室目前状况而言在全国应该是最强的，刚才说到曹文轩和邵燕君，还有陈晓明、张颐武、韩毓海、李杨、贺桂梅、计璧瑞等都术业有专攻，还有更年轻的老师，人们再也不敢说当代文学没有学问了。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我没有多大贡献，无非就是和我的同事们一起把这个事推出来了，建立了这个学科，建立了一个博士点，成立一个学术的中心，我们做到了，后来又有刊物，又有研究会，我们都参与了。
高： 作为当代文学学科，它的学科性怎么定义？刚才您提到别人认为当代文学学科没有学问，洪老师把它做成了。但是当代文学又面临着学科性建设，我们怎么界定文学的学科性，或者它是不是跟社会学跟历史学划清边界，现在我们谈文学的很多不再谈文学，而谈社会科学，谈革命，谈性别，文学的学科性怎么来界定？应该怎么来从事文学研究 ？
谢： 当代文学这个学科，它当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延续和发展，定位就是这样的，是当代文学的源头，当然，也是中国文学几千年文学传统过来的，跟我们最亲密的学科就是现代文学，叫当代文学，其实叫现代文学也可以，但因为当代很长，时间很长，从49年或者40年代以后到现在已经另外一个世纪，所以现在为了研究方便把它隔开也好，但其实仍是五四新文学传统。
有的学校里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是合在一起的，但是也有分开的，分开也对，合在一起也对，看你研究方便而已。合在一起的话就是当代太长太长，你还可以分段，因为现代文学只有30年，当代文学它不止30年，所以合在一起也可以，但是它是一个文学传统，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延续，五四新文学在新的时代里头的一个继续，这是没有错的。
洪老师写当代文学史时从体制上叙述了当代文学史一体化结构的形成，以及在80年代的多元化和瓦解，还是按照时代和文学来处理文学史资料，后来也有用文化研究和性别研究来处理文学史的，都有各自的角度，会带来不同的看法。再后来研究文学的方法就更加多元，社会学、历史学、性别研究、文化研究等等，当然也有湮没文学的时候，全篇都在谈革命就是没有文学，文学研究还是要有文学，这是核心，文学研究没有了文学还叫文学研究吗？各种理论都是方法，为了更好地研究文学，这也是当代文学的边界和学科性。
高： 我们选博士论文题目时，你希望选大题目，做大文章，比如不要选作家论，你对学生的题目又很宽容，有的老师自己做诗歌研究一定要学生做诗歌研究，你的学生里好像一个也没有写诗歌题目的，你怎么看待博士论文的选题 ？
谢： 对对，博士论文写某一个作家，我一般都反对，太好写了，假定说写丁玲或者写什么，你就随便找一个写。举例来说，他要写王蒙，我怕他写了王蒙以后，他忘了整个王蒙的同时代作家。我希望这个博士生有全部的大的视野，掌握这个学科整个的脉络。
除了王蒙，还有汪曾祺，除了汪曾祺，还有蒋子龙，除了蒋子龙，还有很多。你写一个作家太便宜你了，我不能这么轻易地放你走，我希望你掌握更多的资料，在大的视野当中你可以讲王蒙，你可以讲汪曾祺，你可以讲萧也牧，你都可以讲，但是你不能写一个作家，写一个作家你太容易过了，而且容易影响你的视野。
既然是博士生，对这个学科你要全面地掌握，所以一般我不愿意放这一点，所以我记得你那时候毕业论文选了都市与乡村，我同意了。
你写到莫言以后，你把别人都忘了，把余华把什么都撇在外面了，我不希望你这样，所以这个博士论文是锻炼和考验一个博士生对整个的学科掌握的水平的，我希望你抓问题。我最近表扬老孟（孟繁华），我表扬他了，其实他的文章我没有太细地看，但他是抓问题的，当代文学当中慢动作慢节奏，他专门就这个问题来讲，我说老孟你这有新意了，我表扬你了。
因为现在很多文章大而无当，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洋洋大观10万字几十万字，不知道他讲什么，老孟提出新问题，我就表扬他了。
高： 80年代末你创建著名的“批评家周末”，差不多活跃了十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都有重大的引领作用，你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
谢： 大约就是 20 年前，也是一个周末，很可能就是周五——许多个周末我们就在北大校园一个冷僻的地方度过，还常常打游击换地方，那时候校园里面也没有别的人，主要都是一些年轻人，大家安心地在安静的校园一角从事思想上的交流、学术上的探讨。那是非常难忘的上个世纪80 年代、90 年代之交的一个又一个的周末。
“我是学者，我要发声！”（陈旭光后来总结的，他继续做“批评家周末”）——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背景，也是那个时候我的心声。毫无疑问，“批评家周末”是一种学术沙龙的方式，是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学术交流与学术研究的方式：老师指导、策划、出题目（或学生思考出几个题目由老师来判断与决定），给学生指定与选题相关的阅读材料和范围。然后，这位指定的学生做主题报告，老师点评、学生讨论。沙龙的选题非常重要，我们不是什么都讨论的，而是有标准或者说是有“门槛”的。要根据学术的重要程度、学理性的强弱程度，以及与现实的某种关联程度等来定夺，要根据学生学习、学业发展和成长布局、学术心胸格局的需要来讨论。所以老师的指导很重要。这种方式也是一种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独立承担学术研究任务的学术训练，一种科研尝试。从某种角度说，这也是北大的伟大传统在我们手上的一种承续和发扬光大。北大的精神源于伟大的“五四”，宗旨或精髓就是学术独立，思想自由，而且勇于吃螃蟹，敢于冒险，致力于创新，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北大是常为新的”。
“批评家周末”引导学生关心文艺发展的现实动向，北大做的是活的学问，不是死的学问，尤其是我们面对今天日新月异、蓬勃发展的文艺现实。我们都密切关注当前的创作状态、评论状态，还有受众状态。我们不是把活的东西变成死的学问，而是始终抓住很鲜活的东西，抓住活生生的现实，文艺发展的现实，我们在沙龙现场实践与保持的，是一种时间和心态上的“现在进行时”。
高： 你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有预感性，这来源于你的高度敏感，思考力和判断力，你提出过世纪末文学，百年中国文学，世纪之交的文学，你不仅提出，而且身体力行地组织学术同人编著大型图书，比如你总设计策划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2种 ），“ 手风琴式的展开；拼盘式的组合；大文学的视点。”把文学和文化，学术史和思想史通过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时段的透视，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整体文学精神——时代精神，你能谈谈当时组织这套书的构想吗 ？
谢：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丛书最初的构想，受到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的启发。我们文学的切入点和写作，也不同于通行的文学史，在纵向的层面上，在一百年的文学发展中，选取一个我们认为有意义的年代，在这一年中，选取我们认为有意义的事件和现象，灵活地、有弹性地横向展开我们的考察，从而综合出一个阶段文学规律的认识。这就是我很得意的这套书的创意和写作的三个特点：手风琴式的展开；拼盘式的组合；大文学的视点。我们摒弃遗忘文学史研究的模式，也不把目光仅仅停留在文学上，我们把文学和文化、学术史和思想史作出了自由的打通和组合。
百年中国文学这样一个题目给了我们宏阔的视野，它引导我们站在20世纪的苍茫暮色之中，回望19世纪末中国天空浓重的烟云。我打头写第一本《1898：百年忧思》，百年中国是充满苦难和忧患的一百年，这也是中国百年文学发展的大背景，我把1898文学定位“百年忧思”。钱理群的《1948：百年玄黄》，洪子诚的《1956：百花时代》和孟繁华的《1979：激情年代》等12本书，涵盖一百年中国文学，从关键的一年入手来深入解剖文学百年。
“批评家周末”引导学生关心文艺发展的现实动向，北大做的是活的学问，不是死的学问，尤其是我们面对今天日新月异、蓬勃发展的文艺现实。
这套书以及它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百年文学研究有很重要价值，1998年在山东教育出版社推出，在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两年间海内外有近百篇评论文章发表，去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新版，我请老孟为新版写总序，他饱含激情地写下了《怀念那个学术年代》，深情回忆了产生这套书的“批评家周末”学术沙龙对话和讨论形式，包括洪子诚先生在内的书系的作者，都是这个学术群体的成员，宽松、民主、平等地提出问题，师生一起讨论一起成长才有了这套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老孟说，“不仅对百年来中国文学实施了一次重新书写，同时也以新的观念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方式，为学科建设注入了新质”。
高： 还是回到中国当代文学，它还在蓬勃地生长着，并一直生长着，你对这门曾经参与创建、现在还时刻关注的新学科——当然现在已经是老学科啦——有什么建议和期待 ？
谢： 我祝福这门新鲜的“老学科”，它已经是很规范的学科了，但是，它毕竟又时时在发展着，时刻和现实发生着关系。希望年轻的当代文学研究者重视材料和史料，关注新理论和动态，关心当前文学的现状，既要有“学问”，也要有问题意识，让当代文学研究具有蓬勃的生长性。
高： 你的诗歌重新被讨论缘于2022年洪子诚老师编选诗集《爱简》的出版，引起诗歌界和当代文学研究界对你诗歌创作的重视，还有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是你近年散文创作的丰硕，诗集和散文集的出版重新界定了作为诗人的谢冕和作为散文家的谢冕，这些身份有时好像互相遮蔽，你如果给自己定位，更喜欢哪种身份，是作为一个文人、作家、诗人，还是批评家、学者 ？
谢： 我的职业是北京大学的教师。大家称我为诗人、散文家等，或者是美食家，这些我都是喜欢的。我最看重的一个称呼应该是教师，是老师。你们常说的导师就是我身份，我希望定位在学者，希望是学者。现在说“被遮蔽”，或者说被忽视的一些部分，不叫遮蔽吧，那是我的副业。我主要的工作还是在学校，因为一辈子都在北大，就是教学培养学生，然后以学者的身份出现在各个场合，而且是北大学者的身份。
我很看重北大，因为北大是独立的，是自由的，我是渴望这些精神的，所以我很看重这个身份。如果要是给自己定位我希望首先是学者，遗憾的是在学者方面我做得很不够，比如谈到当代学科的问题，我就做得还不够。作为一个学者的我常常感觉到是做的事情很少，而且后来越来越觉得做起来不容易，年轻的时候好像是踌躇满怀，我虽然不及孙绍振老师（1955级老同学）那种目空一切，但是也自视甚高，但是我自己不是很用功，天性上面比较自由，渴望一种自由，渴望一种很放松的生活，我个人兴趣广泛，也有很广泛的朋友交往，我不是一个书呆子，我也不愿意当书呆子，我自由狂放的一个天性，在学术的范围里头要受到一些约束，因为学术是来不得假的，必须认真做，约束的结果也影响了我学者的身份，因为我发现一生做一件事情，研究一门学问，付出是一辈子的，一辈子的积累，一辈子的思考，一辈子的加以发挥出来，学海无涯，年轻人不知道自己选择什么，一旦选择，你就发现这个领域要付出很多你才能得到，你不付出你收获不了那些多。
高： 学者里你的理想人物是谁 ？
谢： 学者当中我很佩服闻一多和王国维，闻一多先生40多岁就去世了，王国维先生50岁跳的昆明湖，当然他们的死亡是来得太匆忙，和他们的追求有关。王国维先生的死亡有一种很复杂的背景，改朝换代的背景，迷恋过去的背景等等。闻一多先生是个有理想的人，他作为诗人斗士，但他本身又是个学者，在短短的人生里头，他做的工作了不起，常人比不上，他的学问真的太丰富了，从甲骨文开始到《诗经》《楚辞》研究；王国维先生还是清华的四大导师，他更是不简单，王国维先生还研究敦煌，宋元戏曲，词话，还有美学，他们是天才。
我的老师当中也有这样的，比如杨晦先生，延续着北大的传统。杨晦先生学问很大，满肚子的学问道不出来。杨先生给我们上课，讲九鼎讲了一个学期，序言都没讲完。九鼎是什么？我们都不太清楚，鼎是什么？为什么是九鼎？鼎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什么？跟学问有什么关系，跟考据有什么关系，跟历史有什么关系，非常丰富，作为学生听不懂跟不上。杨先生学问太大，他作为文艺评论家的一些事情我记下来了。在文艺评论方面他有敏锐的部分，他作为五四时代的青年，冲锋在前，呼唤我们民族的尊严。有人说他放火烧了赵家楼，杨先生未必是放火的，可能冲在前面有几个，其中有他这么一个很火热的心肠的青年。他作为文艺批评家，有很了不起的地方，我记得他批判过曹禺，当时正是曹禺先生盛名之时。他怎么批判我忘了，大概意思说《原野》当中那些主人公始终没有走出原野，在黑暗当中摸索，没有走出来，大概批判是这一点。他对《关汉卿》也有很多很尖锐的批判，也是50年代《关汉卿》很红的时候，他用非常尖锐的一些话语来形容，他说关汉卿是一头猪，在那拱，在拱什么我不知道。杨先生这样的批评家是独立的自主的，是很锐气的，可惜他著作不多，述而不作，满肚子的学问，就是来不及清理出来。
我作为基层的学生干部偶尔和杨先生有接触，我们那时候开会多半在他家里，在燕东园他的住宅里，到他家里就谈各种各样的事。杨先生对我还是很爱护的，他希望中文系的学生不是急功近利的，做学问就要往深里头做。我记得他说过：你们不要学李希凡、姚文元，不要学他们年纪轻轻就忙着写文章，那时候正是他们如日中天的时候，所以杨先生了不起。他跟我们说不要学那些野草闲花，做学问一定要扎下去，向深里扎。后来我留校任教的时候，杨先生托人捎话给我，告诉谢冕“要上套”！你知道“上套”什么意思吗，他是东北农村来的，驴马要工作了，要上套了，不能海阔天空的，他为什么告诉我？因为他知道我喜欢舞文弄墨，所以他一再告诫学生不要野草闲花，不要忙着求名求利，忙着出名。我遵从杨先生对我的教导，我觉得北大的老师都有自己的定位，他定位了以后都是一辈子做学问。作为后学，我不应该议论老师，很遗憾杨先生学问大，但来不及整理出来。
高： 你对你同时代的人的学问是怎么评价的？你怎么看待你自己的学问 ？
谢： 我是一个不用功的人，真的不用功，就包括青年时代我也不用功，我有的同学很用功，因为很珍惜学习的机会。
我有一个同学，复旦大学的王水照教授，水照教授跟我同班同学，他现在是苏轼专家，宋代文学的专家。他就非常用功，我说过我不用功，我是忙于什么办刊物什么的，写一些小文章什么。他非常用功和专心，后来他跟着钱锺书先生又学了好多东西，在社科院。他在上学的时候是怎么学的，你知道吗？我们的课程表他都填满了，北大的课程表是不满的，比如说一周当中有三个空格，他把所有的空格都填满了，包括晚上晚自习填得满满的，他的五年学习一天都不浪费，所以他能成为一个宋代文学大专家，苏轼研究的专家，在复旦他是终身教授一类的。他从不声张，也不跟我们老同学见面，一心做学问，他学问做得苦。我不像他那么苦，我爱玩的一个人，所以到了晚年以后，我跟大家喝酒吃肉，大家一起快快乐乐，人生很短暂，你稍微把握不住就过去了，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很珍惜这些东西，我珍惜快乐。
我的老同学孙玉石老师学问做得也很苦，一个事情他放不下，不断地做，做了一辈子，就这样学问做得很好。开始研究《野草》，后来研究现代诗，一直到生命晚期。他说阿垅还差一篇序文没写，最后不知道是不是写出来了，他找阿垅的两首诗找了一辈子，年纪大了以后记忆力衰退了，问孙老师你在做什么，他还在研究阿垅。他做的学问很不快乐，我比较快乐，他这样就成了学问家了，我成不了学问家。
高： 据我的理解，陈寅恪主张的“独立之精神、自由的思想”其实是一种学者做学问时必须具备的批判性的态度和立场，我想你的学术生涯很长时间内是无法完全发挥你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即使是退休以后的近二十年，学术研究也还是会受到各种影响，你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怎么做到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依然尽量保持学者的良心和批判性态度的 ？
谢： 这个问题很大，一下子说不太清楚，这样为着追求自由，或者为着这个争取自尊和独立，在个性不被尊重，自由不被尊重的时代里头，我们也许会很绝望。无论怎样，知识分子都要有自己的独立精神，这很不容易，需要智慧。
我的意思有两层，一个是我不屈服，一个是我能够很智慧地躲开那一切，我要学会保护自己，不保护自己，我将失去一切，既要独立，又要保护自己，又不是做出奴隶的样子，我不当奴隶，这就很难。
我的行事比较谨慎，我不乱来，要是遇到一些难处理的问题时，我就非常谨慎来处理它。要是遇到更难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很注意了，就要很谨慎的，我的发言提纲准备好了，哪个角度来说比较好，因为角度有时候很怪怪的，躲都躲不开的，我必须要躲开这个角度，我必须很认真地想好怎么谈这个问题，躲不开的就这样，我不硬碰硬，这时候就需要很小心，很谨慎。
我跟陈寅恪先生不一样，郭沫若给陈寅恪写信要他从广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职，陈寅恪直接就拒绝了，不从广州北上，他可以做到，我做不到，因为他学问太大了，我做不到那一点，但是他真是自由了。
他的《柳如是别传》学问真做大了，研究她在游艺界或者叫诗词界的名人聚会当中的交往，研究她和钱谦益来往的诗。陈先生研究到家了，从考证材料和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研究钱谦益怎么给她弄了别墅，他们怎么样约会，怎么样运营诗词。
过去就说学问能够做到这个样子，不是玩物丧志吗？
我觉得陈寅恪先生的学问体现了独立思想，学术自由。他不仅具有历史学家的眼光，还掌握了好多材料，三卷本里有整个明朝的交往史，这就是我们的大学问家，他用了毕生的精力来做学问。
我做不到陈先生的学问境界，但是我知道我的定位，我是很卑微的一个人，很委屈的一个人。我怎么能在这种情况下保持自己的独立尊严，对学术保持尊严，一个学者的尊严，一个北大人的尊严，因为学术自由，独立思想，这是北大的传统，很难。
高： 你一直牢记杨晦先生“要上套”的叮嘱，做好你的文学研究，作为一个教授学者而独立存在，退休后还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比如波澜壮阔的《中国新诗史略》（后来进入国家外译项目），不过，这十多年来，特别是80岁以后，你写作了大量的散文，继《觅食记》后，你的另一本散文集《碎步留痕》即将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你能谈谈你的行旅和探险漂流吗 ？
谢： 我非常崇拜徐霞客，从小就喜欢他，小时候我买了徐霞客的书，旧版的现代版的《徐霞客游记》我都买，我佩服这个人，他是一个旅行家，他不是一般的游客，旅行下来以后就是油灯底下写字写日记。他要记日记，包括水文，有的还要画出来水文怎么样，路怎么样，住的旅馆是什么样的。他条件那么差都做到了，没有灯，没有电，没有汽车，基本上徒步，偶尔雇了一些马什么的，驮着他走一段，基本上靠两条腿走路。登天都峰怎么登的你知道吧？徐霞客当时没有路的，他这个是几乎成匍匐状态的，后面的人跟着一步一步走上去的，你的头就是我脚底下，几乎垂直着上去的，特别恐怖的是鲫鱼背，就鲫鱼背那么窄，只有一米多宽，正好鲫鱼背。鲫鱼背下面是万丈深渊，徐霞客都上去了，他走了好多地方，闽游记、滇游记，走云南、走福建、走浙江，徐霞客了不起！我从很小就崇拜他。
我也有像徐霞客一样的志向，游遍名山大川，写出锦绣文章。以前没有条件，等到有条件的时候我却老了，这倒难不倒我，心有所向，路在脚下，碎步犹留痕，山河万里行，我也期待《碎步留痕》早点出版。虽然不能跟《徐霞客游记》相比，起码我用“碎步”和“游记”向伟大的徐霞客先生致敬！
我徒步登泰山三次，两次写了文章。登泰山，我很低调，泰山不仅仅是泰山，更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最后一次登泰山，除了陈老师（谢老师夫人）别人都不知道。山东朋友王路给我发消息：“谢老师，中天门的槐花已经开了”，我跟陈老师说咱们直接去泰安，谁也不告诉，老孟不知道，你不知道，张剑福老师都不知道，完全低调。王路的副手在北京用车子送我们到车站，直接奔泰安，到了泰安先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就开始行走，这是最后一次，82岁，一步一步走，登到南天门以后，吴丽艳（老孟的夫人）给我发微信，谢老师你在哪儿？我说我在泰安，我已经完成登泰山了。那天的记录我是登泰山的最年长的一个，有一个人是登了没上去，是爬上去的，真的爬上去的，他经常登的，这个人好像比我大一点。
那一天从泰山下来以后我才向大家报告，很多朋友问是真的吗？我说真的。我还赶着回来，第二天赶回来到北大开会。
高： 很期待你的行旅散文集《碎步留痕》早日出版，从《觅食记》到后来你写的“伤痛三记 ”（“ 失足三记”《换骨记》《学步记》《登楼记 》）， 再到很快要出版的行旅散文集《碎步留痕》，你的散文越写越好，你怎么看待散文这种文体 ？
谢： 小说诗歌相对来说容易讨论，文学评论相对来说也容易讨论，散文是很难讨论的！文学可以说是重构了另外一个世界，没有虚构就没有文学，诗歌是有虚构的，有想象和幻想；小说更是虚构的，没有虚构就没有小说，可以说没有虚构就没有文学。但是，唯独散文不一样，散文是真的，散文要有真性情、真阅历、真境界。从散文里能看出真品格，文章里面是真人。很多人把散文写得看起来汪洋恣肆，天花乱坠，却是假的，那不行。
我登泰山和长泰漂流都是战胜恐惧以后，真的欢喜，自我安慰也是真的。我说我既然来到长泰，就要漂流，我要冒这个险，那年我75岁；泰山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最后一次81岁。
长泰漂流那天还下着雨，同时有好多朋友，包括阎纲先生在内，那次是一个散文的聚会，很多散文家诗人都去了，大家都在岸上待着，有怕水的，有怕出现危险的。漂流是什么东西？圆的小皮筏子，为什么要圆？因为那地方不可拐弯，山涧里头就下去，圆的可以随便转，有各种险滩，小皮筏子随水流和冲击转，最害怕碰撞到石头上，碰撞就翻过来了，翻过来也有的，每个皮筏艇上有一个水手，水手驾驶，同时保护着我。我们的小皮艇子在岩石上翻停下来，把水倒掉，水倒掉继续走，大概有十几里，马洋溪一个溪水从上面下来的，上岸后很开心，大家都在岸边祝贺我。
后来我写了《寻找一种感觉——长泰漂流记》，就是找到了这样的感觉。
高： 所以你挺喜欢刺激的，假如不当文人，不当大学教授，你是不是也可以像徐霞客那样，成为伟大的旅行家和散文家 ？
谢： 我想要挑战自我，但是，挑战之前一定要低调，一定要做好准备，包括81岁那年最后一次登泰山，我不声张，我悄悄地做了准备，带上速效救心丸和保护腿的一些药，抹的药，因为膝盖要保护，膝盖坏了就不能走了，带上一瓶水，不要拐棍，拒绝拐棍，拒绝助步器，必须用两条腿走，5个多小时，要合理分配时间，登过泰山的人都知道，下面是2/3的路，上面是1/3的路，1/3的路用了2/3的时间，5个小时2个小时用在下面，3个小时用在上面，最难的是十八盘，十八盘难到什么程度？一步都很困难！
十八盘最难的是什么？路上有游人坐在那儿，我必须绕过他，绕过他就很困难，因为消耗体力，我给自己立下的规矩是不用拐棍，不休息，一口气上去，除了撒尿，有卫生间的话去撒泡尿，其他的都不停下来。不坐下来的，登山怕坐下来，坐下来起来就很困难，很累，与其那样不如不坐下来，一步一步地走，走一步是一步，最难的是十八盘，经过十八盘就到了南天门。
散文要有真性情、真阅历、真境界。从散文里能看出真品格，文章里面是真人。很多人把散文写得看起来汪洋恣肆，天花乱坠，却是假的，那不行。
好了，这时候觉得大部分路已经走过了，然后就是天街，南天门那一条路上有一个天街，有一段稍微平坦的路，这时候就可以喝咖啡，喝啤酒，轻松顺利地到了南天门。
所以散文这个文体，必须亲自经历，必须亲力亲为，不可虚构；而且一个人的境界有多大，他的散文境界就有多大，散文就怕假模假式的！
高： 你其实写每一篇文章，是很费心思的，不是很随意来的。从结构开始，然后准备材料，再最后就是写作的过程，写作过程跟你经验的过程有相通之处吧 ？
谢： 对，写作的过程有时很愉悦，有时也有停滞，再琢磨，继续打磨，怎么写下去，这个时候需要把自己写进去。那天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的《昨夜闲潭梦落花》和《以诗为梦》座谈会上，北大两位毕业的博士陈思和杨早的发言都深得文章写作之妙。陈思的发言我记得很清楚，他是从散文的结构来讲，他说谢老师写福建的除夕夜，怎么开头的呢？进入腊月母亲就忙起来了。我下面写母亲怎么忙，过了腊八以后才是腊月忙年的开始，最后写除夕宴，母亲把宴席弄好后，这个时候母亲招呼大家入座，让大家给父亲敬酒，她自己默默地坐在一角，他说这就是谢老师这篇文章的结尾。母亲完成了整个忙碌的腊月后，到了除夕的宴会上，安排大家入座给父亲敬酒，她自己安静地坐在一旁。
陈思看出来我这篇散文的匠心，写散文不是开头怎么样，结尾怎么样，有时反而是无迹可寻的。我觉得陈思在研究文章的写法，一篇小小的文章怎么开头，母亲是主角，在整个腊月里头她怎么忙，最后腊月的结束即是除夕的宴会。除夕宴会，母亲忙过一阵以后安排大家入座，要大家向父亲敬酒，在男性社会，要向父亲敬酒，母亲这时候安静地坐在一边，她享受到一个月来的辛苦和欢乐。陈思的发言我很看重，因为他知道散文的结构是怎么样的，散文的结构无例可循，一篇散文，就是一种样子，每篇散文都不一样，所以散文是最难写的，张中行、季羡林、金克木、汪曾祺，到晚年的时候写的散文好看，反而年轻人写散文这个文体是很难写好的，就跟他的经验无法可循有关系，散文真是一个生命的体验过程。假如诗歌更属于年轻人，那么散文更属于中年以后的人，是跟经验和经历有关的真性情的文体。
高： 可以这样说，你到现在完全是放下了，可以表述为水落石出了，反而写出了好散文。人生的大苦难大悲哀大欢喜你都经历过了，“失足三记”写得好极了，不仅散文好，还鼓励了很多遭遇此境的人（我认识的两位老人都跟你一样的遭遇，换骨，我把《换骨记》发给他们的家人，受伤的老人备受鼓舞，换骨后都站起来了），给正在遭遇苦难的人以信心。听说你正在写“饮中三品”，能谈谈你正在进行的写作吗 ？
谢： 饮中三品是写：咖啡，茶和酒。本来想写一篇文章，后来发现不行，要分开写，三品单独写，已经写完酒了，要去写茶了，我自己实在很懒，应付各种各样的事，就搁在那儿了，写茶是写“茶韵”，篇目都列下来了，已经完成了将近2000字。茶韵已经开了头，资料也收集得差不多了，要积累一些东西，写茶需要背景，茶怎么从福建走出去的？怎么走向世界？山西的商人怎么从福建买的茶，一路运输到了欧洲，到了地中海走向世界的？这需要一些背景资料，也需要一些种植的历史。要知道红茶、绿茶、花茶，但不是在那里卖弄，我是文人的散文，要讲文气要讲文脉，需要知道茶在文人著作当中的表现，茶在过去的社会交往当中它是起什么作用的。但是不要卖弄知识，卖弄这个散文也没有味道了，也假了，要写自己的经历，所以不可虚构就在这儿，自己的经历必须加强，写茶韵中我要讲到张仃先生送给我的字，“松火夜煎茶”。张先生用魏碑写的，张先生的字和唐人的诗，还有松、火，这个茶不是一般地煮的，是用松、火煎出来的。
客来茶当酒，齐白石的一幅名画叫《寒夜客来茶当酒》，文人讲的味道，茶当酒这个味道就出来了。松火夜煎茶，多么有味道呀！散文要有真性情，这就是真性情！
写茶韵的散文要有一些准备，要做案头的工作，光准备还不行，掉书袋也不行，还得有气，有的人写了很多散文，都在掉书袋，不可一读，写千篇文章都不好读，古人怎么说，古人怎么样，大家看得就索然乏味了，光在那边卖弄所谓的学问，其实也没有学问，真性情更没有了。
所以好散文好文章是很难写的。周作人先生的散文是有真性情的，他的文笔很恬淡，不像徐志摩浓得化不开，两个作家不一样，周作人很淡，徐志摩很浓，各有各的好处。我是不浓不淡不浅不深，是跟着自己的心来写的，写茶需要把茶写出来，光掉书袋没有用，有《茶经》在那儿了，我去引《茶经》没意义，要写喝茶你自己有什么经历和体验，刚才谈到我跟文人交往，跟大画家张仃先生的交往，我读过什么茶的书，这样才能够写出来，自己的经历不可虚构，放大了也不合适，有意地缩小也不合适，假模假式的更不行！
高： 在“卷”和“躺平”的时代，文学还有什么意义 ？
谢： 告别这种碎片式的文学观念，要有整合时代精神的文学，我就是用表达整合，怎么整合呢？就如同路翎和蔡其矫那样整合，整合不是技巧，绝对不是技巧，是境界，是胸怀。
现在的诗人们很多没有了对这个时代的超越性的理解，没有了超越性的，悲哀在这里。甚至是崇高，因为你刚才还说到了一个拒绝崇高，就希望他们还是有理解。
很多写作的人混同于碎片化，混同于庸俗的人生，是很卑微的一个境界。
但是我们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应该有对文学的理想，这个理想可能是一种高于现实的，就是说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力量，带有理想之光的文学观。
能够没有理想吗？没有一个理想，没有超越性的东西，我们活着干什么？
我前不久看一个作家写生死，我不以为然，作家我也不讲他了，我本身是很宽容的，他可以表达他的自由，我尊重他的自由，他畏惧死亡，我觉得他很真诚，但他写作是要证明自己没有死亡。我说这个是我们的理想作家吗？我们作家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还要文学干吗？我们抱有深情讲罗密欧朱丽叶，讲梁山伯祝英台，生生死死的恋爱，那么崇高，我们不讲这些，我们就在那扯淡，我们讲死亡，我们写作只为了证明我们活着，我们还有意义吗？文学和诗歌是让人往前走的，让人觉得我活着是有意义的。
我活着不是为我自己，我活着是用我的诗句，文学的题材和人物，鼓舞人前行，鼓舞人往前走，鼓舞人觉得生活有意义，生活不是没有意义的，生活不光是死亡，死亡谁都恐惧，恐惧有什么用？死亡对所有的人都无一例外的，恐惧什么？讲这个没有意义，讲什么才是有意义的？活着有意义，活着有盼头，活着为社会做贡献，活着做善事、做好事，活着做好人，帮助人，这才是意义。
我不唱高调，尽管我资格很老，我不讲这些高调，只帮助人，做善事，做好人，帮助人以后，人家得到好处，我们心里高兴，就这些，意义就在这儿。我不高谈阔论，不讲那些高调，没有意义。
我们用文学和诗歌来呼唤理想之光，呼唤人往前走。
（作者单位：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高秀芹：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
1932年
1月6日（旧历辛未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生于福建省福州市。
1937年
9月，入福州私立化民小学读书，至1938年7月。
1939年
9月，入福州私立独青小学，至1943年7月。
1943年
9月，入福州仓山中心小学。在此遇李兆雄先生，得先生帮助。1944年7月毕业。
1945年
9月，考入福州三一中学（TrinityCollege of Foochow）。这是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在此遇到文学启蒙老师余钟藩先生和林仲铉先生。在此读完初中和高中一年级至1949年8月。高中时结识张炯，为同班同学。
1948年
11月26日，散文《公园之秋》发表于福州出版的《中央日报》，此为第一次发表文学作品。
1949年
8月29日，在福州参军，驻防福州城守前，后移防甘蔗。
1955年
4月，复员回福州。
7月，参加全国高考。8月录取北京大学中文系（张炯同时录取，再次为同班同学）。8月29日抵京，开始为期5年的大学生活。此年，加入北大诗社。
1956年
任《红楼》诗歌组长。
6月15日，南京军区政治部颁发奖状，奖励所作诗歌《好像还是在家里一样》。
1957年
与张炯合作长篇报告文学《遥寄东海》（载《红楼》1957年第4期）。
1958年
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任编委。历时一个暑期，国庆节前夕二卷本成。翌年，改为四卷本，仍任编委。
1959年
在徐迟的倡议和鼓励下，与孙玉石、孙绍振、刘登翰、洪子诚、殷晋培合作编写《新诗发展概况》，并在《诗刊》连载。
1960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
1962年
为北京大学本科生开设《文艺学概论》。
1963年
2月2—7日，在北京市文联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市文联第三届理事。
1968年
在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劳动之余，偶有诗作，有《扁担谣》等。
1972年
北京大学中文系1972级学生入学，带领学生赴西双版纳收集材料进行文学创作，又带领全体学生在京西斋堂乡洪水峪和燕家台深入生活，开展学习和写作训练。在此期间，指导部分学生创作长诗《理想之歌》。
1976年
带领北京大学中文系1974级学生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实习，亲历了丙辰清明的“天安门事件”。
1977年
学校秩序逐渐正常。为适应文学教学急需，开始选编《诗选》、《短篇小说选》、《散文选》以及《外国小说选》等，由北大印刷厂印行。
12月27—31日，应邀参加《人民文学》举行的文艺座谈会。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文艺界大聚会，被认为是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恢复工作的“筹备会”。北大参加者还有曹靖华、吴组缃、王瑶等。此年，陆续进行《北京书简》的单篇写作。
1978年
8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在长春成立，当选常务理事。会后访问大连，应邀在大连作家协会召开的文学座谈会上讲话。
10月29日—11月16日，中国文艺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与北大王力、魏建功、杨晦、吴组缃、章廷谦、林庚、王瑶、曹靖华、金克木、朱光潜、闻家驷、季羡林、段宝林、费振刚参会。会后，邀请白桦、刘宾雁、刘绍棠、张洁到北大讲演。
1980年
4月8日，中国当代诗歌讨论会（简称南宁诗会）在南宁召开。这是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讨论诗歌理论问题的学术会议。会上发表题为《新诗的进步》的发言。发言引发了随后长时间的“朦胧诗”大论争。该文后收入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编的文集《新诗的现状和展望》一书，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出版。
5月7日，在《光明日报》发表论文《在新的崛起面前》。此文后被称为“第一个崛起”。
7月，诗歌评论集《湖岸诗评》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年底，在南宁诗会中酝酿创立的中国第一家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创刊，任主编。
1981年
2月，诗歌创作论《北京书简》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82年
本学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1977级、1978级、1979级开设“中国新诗研究”专题课，还为北大分校中文等系讲授关于当代诗歌思潮研究的课程。
开始招收第一届中国当代文学硕士生。季红真、黄子平、张志忠入学。长篇论文《历史的沉思》在《当代文艺思潮》杂志连载，该文获北京大学优秀论文二等奖。
1983年
本学年，为北大中文系本科生开设“中国诗歌研究”。硕士研究生吴秉杰、钟友循、李书磊入学。
6月，诗歌论文集《共和国的星光》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1984年
本学年，为北大中文系1982级、1983级，图书馆系1983级开设“中国当代新诗问题”为必修课。硕士研究生张颐武、于慈江入学。
1985年
本学年，为北大分校中文、历史、法律等系本科生开设“新诗潮研究”，为必修课。
3月，经教育部批准，建立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1986年11月28日，北大校长办公会议决定，任命为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
9月，获教授学衔。
11月，由阎月君等编的《朦胧诗选》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为此书作题为《历史将证明价值》的序言。同年，老木主编的《新诗潮诗集》由北大五四文学社印行，为本书作题为《新诗潮的检阅》的序文。
12月，诗论集《论诗》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6年
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第三批博士研究生导师，开始招收指导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博士生。北大为国内第一个中国当代文学方向的博士点，谢冕为国内第一位指导中国当代文学方向博士的导师。
4月，文学评论集《谢冕文学评论选》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6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五届年会在呼和浩特举行，未与会，当选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本届年会还设立首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成果表彰奖，《谢冕文学评论选》获奖。
10月，专著《中国现代诗人论》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11月2—7日，去上海金山参加由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在会上就朦胧诗的地位与价值作发言。会上，与苏联的契尔卡斯基教授阔别二十余年后重逢，并结识了瑞典的马悦然，美国的周策纵、李欧梵，苏联的费德林，德国的马汉茂、顾彬等。
1987年
第一位博士生程文超入学。
7月7—20日，赴奥地利，参加在维也纳举行的中国改革与文学的国际学术会议。结识卡明斯基、燕珊、李夏德等奥地利友人。
1988年
5月，北京大学90周年校庆，为纪念文集《精神的魅力》撰写《永远的校园》一文。
11月30日—12月3日，北京作家协会举行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当选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
12月，专著《文学的绿色革命》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年，《完整的太阳已经破碎》一文在台湾《创世纪》杂志73—74合刊刊出；《置身于文化冲撞的困惑》和《混乱作为秩序》二文在纽约《美洲华侨日报》先后刊出。
博士生韩毓海、马相武、张玞入学。
1989年
3月，诗学专著《诗人的创造》由三联书店出版。
本年秋后，推出“世纪之交的文学反思与九十年代文学展望”的博士讨论专题，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定期举行的文学沙龙——“批评家周末”。“批评家周末”坚持凡十数年，前后参加此活动的，有来自国内外为数众多的学者。
本年，接受美国康奈尔大学白培德、荷兰莱顿大学贺麦晓为高级进修生。
1990年
博士生黄亦兵、李杨入学。
10月22日—11月23日，访问美国。10月26日，应杜克大学的邀请，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会上作题为《中国改革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言。会后访问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地。先后在杜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Rutgers大学、伯克利大学等校作学术讲演，并专程访问西北大学、芝加哥和耶鲁大学。在耶鲁大学会见了张充和、郑愁予等先生。
本年，博士讨论文集《世纪之交的凝望》编成。
1991年
本学年开始为研究生、本科生、作家班及进修教师、访问学者讲授中国当代文学课。
3月，诗歌思潮论《地火依然运行》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5月2日，北京大学新诗研究中心举办“1991：中国现代诗的命运和前途”学术研讨会。6月25日《诗人报》刊出此次学术讨论会的专号，发表论文《苍茫时分的随想》。
本年，博士生王利芬、祁述裕入学。同年，为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展望二十一世纪”专栏撰写“世纪末寄语”《多元秩序与文化整合》。
1992年
博士生尹昌龙、孟繁华、陈顺馨（香港）入学。
3月，为纪念海子逝世三周年，主持的“批评家周末”举行座谈会，并为此作《思念海子》一文。
5月29日—6月7日，应伦敦大学的邀请赴英，参加题为Recent trends in P.R.C.poetry（中国当前的诗歌趋向）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会上发言，首次与洛夫见面。
6月9—12日，应莱顿大学的邀请赴荷兰，参加题为“现代中国诗歌——时空之桥梁”的国际讨论会，作“中国诗歌研究的新发展”的讲话。
1993年
博士生尹国均、马基迪—阿明（埃及）、史成芳（一年后转比较文学）入学。
6月，专著《新世纪的太阳》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在李杨的协助下，十卷本“20世纪中国文学丛书”亦编成并出版。此丛书是国内有影响的中青年批评家的一次集结，参加者有钱理群、王富仁、程文超、陈晓明、张颐武、李杨、李书磊、王光明、韩毓海等。这是90年代开始的关于中国20世纪文学—文化研究的最初成果。
11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8届年会在苏州举行，出席年会，著作《新世纪的太阳》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本年，接受荷兰莱顿大学柯雷、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胡可丽为国外访问学者。
1994年
博士生孙民乐、林祁、苏秉锡（韩国）入学。
在《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发表《冯至先生对新诗建设的贡献——冯至先生周年祭》一文。
接受日本九州大学岩佐昌暲教授为国外访问学者。
1995年
博士生高秀芹、慎锡赞（韩国）、刘圣宇（后转洪子诚教授名下）入学。12月，与张颐武合著的《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本书首次提出“后新时期”的概念。
接受日本秋田大学佐佐木久春教授为国外访问学者。
1996年
1月18日—2月10日，在海南岛定安伊甸园宾馆，开始《1898：百年忧患》的写作。
10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九届年会上，再次当选该会副会长。
10月，与孟繁华主编的十卷本《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文库》在海天出版社出版。12月，与钱理群主编的八卷本《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两套丛书出版后，引起关于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
1997年
2月，文艺短论集《世纪留言》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7月24日—8月1日，在武夷山出席第一届现代汉诗国际研讨会，在会上对当前诗歌创作提出批评，引发了对80年代后期以来的诗歌评价的争论。
7月，散文随笔集《流向远方的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10月，散文随笔集《永远的校园》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年，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之邀出任《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诗卷主编。10月30日，《文学报》整版刊出所作导言《再现了历史阶段的诗歌形态》。
1998年
5月，为北京大学百年校庆著文《一百年的青春》，此文刊于1998年3月19日《光明日报》。
5月，主编（孟繁华副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作总序《辉煌而悲壮的历程》。5月4日，为庆祝《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出版，在绿杨宾舍主持百年中国文学研讨会。会后作《校园外的庆祝》一文。
7月，著作《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10月，散文集《内心风景》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11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10届年会在重庆举行。出席会议，并提交论文《文学的纪念（1949—1999）》，此文刊于《文学评论》1999年4期。这次年会上，著作《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获研究会第6届优秀研究成果表彰奖。
1999年
本年，最后一位博士生慎锡赞（韩国）毕业。北大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接受第一位中国当代文学的博士后肖鹰进站，任导师。接受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岛由子入校，任导师。接受最后一批访问学者，也是历年接受访问学者为数最多的一年。至此，近二十年来接受并予以辅导的进修教师、国内外高级进修生以及国内外访问学者总数已达百人左右。
本年，北大实行教师岗位津贴制，被评为一级。
6月，当代学者自选文库《谢冕卷》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
9月，诗歌史论《浪漫星云》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年
1月，论文《百年中国文论述略》在《东南学术》2000年第1期发表。
2月，从北大离休。坚持了十余年的“批评家周末”亦告结束。
5月18—29日，应德国图宾根大学的邀请，赴德参加为纪念闻一多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提交论文《中国新诗史上的闻一多》（此文载《香港文学》2001年5月号），并在会上即席讲演《人格与学养的统一》（此文载2002年3月24日《人民日报》）。会后访问法国、比利时、卢森堡、荷兰等国。
6月，文艺短论集《西郊夜话》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12月24—28日，赴大连，出席20世纪最后一次诗歌会议，在会上作题为《告别二十世纪》的讲话，并参加起草会议宣言《2000：大连意见》。
2001年
10月25日—11月3日，赴湖州参加“21世纪首届中国新诗研讨会”，在会上作题为《一个世纪的梦想》的发言。此文后载《绿风》2002年第3期。
11月26日—12月2日，赴深圳，受聘为深圳读书月特别顾问。11月28日在深圳读书月论坛上发表题为《从文学建设想到文化建设》的讲话。会后接受《深圳商报》《深圳特区报》《深圳晚报》以及深圳电视台等媒体的采访。
2002年
1月，散文随笔集《燕园问学》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4月，《谢冕论诗歌》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
5月，东南大学百年校庆，邀请百名人文学者到校讲演。5月13日和5月15日在东南大学分别作《新文学一百年》和《人文精神与现代社会》的学术报告。5月15日，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作学术讲演。
9月19—24日，应邀访问金门，参加金门举行的诗酒文化节，以及中秋夜晚的金厦两门海上联欢赏月活动。作散文《一生中最美丽的月亮》。
本年，论文《百年中国文论述略》获《东南学术》1998—2001年度优秀论文奖。
2003年
4月，应山东省教育厅之聘，任教育部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语文教材主编。10月15—17日赴济南与省教育研究室、山东人民出版社有关人士研讨编写事项。10月31日，出席教育部举行的编写研讨会。
论文《论中国新诗》被评为第三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一等奖。11月13—19日赴太原出席颁奖典礼，并参加关于当前文艺的理论研讨会。本年，主编《小学生古诗文读说背用》六册，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2004年
1月1—8日，应云南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及个旧市的邀请，赴个旧参加该市第二届文代会，并出席巴金题碑的“金湖文化广场”及沈从文题碑的“文学林”揭幕仪式。1月5日作题为《文学的理想与理想的文学》的学术讲座。
1月27—30日，赴济南，出席所主编的部颁普通高中必修语文教科书定稿会。
2月10日，出席北京文联举行的第2届文艺评论奖颁奖大会。论文《论中国新诗》获一等奖。
2月，《厦门文学》2月号在“百年福建文学”专栏刊出“谢冕专辑”。刊发《文学是一种信仰》《暴风从生命的窗口吹过》等文和王利芬、季红真、张志忠、李书磊等人的评介文章及胡杨的《谢冕学术纪事》。
3月25—30日，赴福州，应福建天趣文化传播公司的邀请，为《作家谈创作》作《快乐每一天》的电视讲演。
6月19日，北京大学诗歌中心及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成立，主持成立大会，并出任北京大学诗歌中心副主任（林庚先生为主任）及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在会上作《诗歌的自由精神》的开幕词。
10月26—29日，出席由福建省文联及晋江市人民政府举办的“蔡其矫诗歌研讨会”。闭幕会上，作《最公平的是时间》的闭幕辞。
11月1—3日，出席福建省文联及福建省文化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2004海峡诗会——台湾诗人海峡西岸行”，与痖弦共同主持会议。本年，散文《这城市已融入我的生命》获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和北京文联庆祝新中国成立55周年征文评奖佳作奖。同年，散文《悲喜人生》获《人民文学》萧山杯新世纪最佳散文奖。
2005年
1月，学术论文集《那时很年轻》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3月，与朝全主编的《好看文粹》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8月18—21日，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诗歌中心和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新诗一百年国际研讨会”在达园宾馆召开，在会上作《中国的诗歌梦想》的主题发言，并为会议提供题为《百年回望——论中国新诗的历史经验》的长篇论文。
10月25—28日，应邀参加由文化部、中国作家协会和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一届中国诗歌节。在主题为“中国诗歌民族性和当代性的统一”的诗歌论坛上发表题为《古典的压力》的讲话。
10月31日，赴深圳。11月1日作为特邀顾问在第六届深圳读书月启动仪式上致辞。会后接受香港凤凰卫视、深圳电视台、《深圳特区报》等媒体采访。11月2日，在深圳大学文学院作题为《我们面对的文学》的讲演。
2006年
5月18—21日，赴南通，出席南通市人民政府、江苏省作家协会、文汇报社等联合主办的中国旅游文学论坛，并以评委的身份参加首届徐霞客旅游文学奖颁奖典礼。
8月28日，《北京大学学报》2003—2005年度第7届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在北大举行。论文《回望百年——中国新诗的历史经验》获奖。
9月11日，在北大作《北京大学与中国新诗》的专题讲演。这是谢冕主持的中国新诗研究所本学年为北大开设的“现代诗歌与文化暠系列”讲座的第一讲。
9月19日，出席在西苑饭店举行的“2006帕米尔诗歌之旅”开幕式，在会上致辞。
11月28日—12月2日。出席由香港艺术发展局举办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回顾与21世纪的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发表题为《中国新文学的宿命》的论文。
12月3日，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作题为《一个世纪的背影》的讲座。本年，编选的《余光中经典》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版权页注明出版时间为2007年1月）。
2007年
3月31日，于武汉黄鹤楼接受《芳草》杂志授予的第一届汉语文学“女评委”大奖，获奖作品为发表于该刊2006年第2期的《我的学术叙录》。
4月29日，中国国土经济学会、中国景观村落评审委员会聘请为中国景观村落评审委员。
6月26—30日，赴福建长泰，出席《生活—创造》杂志社与福建省长泰漂流旅游公司联合举办的“长泰漂流杯”旅游征文颁奖礼，散文《寻找一种感觉》获一等奖。
12月15—16日，出席由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举办的《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研讨会。
本年，完成《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诗卷》的选编，导言《一个世纪的背影》刊于《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
2008年
5月17—18日，赴绍兴，参加首届“沈园诗会”暨“沈园杯”全国青年爱情诗大赛颁奖会。作《哀伤的日子在沈园》，刊于2008年6月17日《新民晚报》。
5月，散文集《红楼钟声燕园柳》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同月，专著《浪漫星云》由金素贤翻译成韩文，以《中国新诗讲义》的书名由韩国学古房出版。
本年，主持《中国新诗总系》的工作基本完成，完成稿陆续发往人民文学出版社。完成总系的五十年代卷，该卷导言《为了一个梦想——中国新诗1949—1959》发表于《文艺争鸣》2008年第8期。本年，编成中国现当代论文集《回望百年》，作家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受北京大学委托，接受黄怒波为论文博士。
2009年
3月，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诗卷》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卷前有长篇导言。
3月26日，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举办第十届未名诗歌节并海子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应邀出席并在会上作题为《每年这一天》的讲话。
5月23—29日，出席在西安举行的第二届中国诗歌节，在诗歌论坛上发表题为《长安遗韵》的讲话。
6月14日，出席《中国作家》举办的理论批评专栏座谈会，作题为《喜见文学刊物重视评论》的发言。
6月22日，出席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的“全国高校现当代文学博士生论坛”，在开幕式上作题为《以平常心做真学问》的发言。
9月16日，出席由《文艺报》举办的“新中国文艺评论60年”座谈会，提交题为《让批评回到文学》的发言稿，此稿刊于2009年9月17日《文艺报》。
10月18日，赴福州。19日，回原福州三一中学母校（今福州外国语学校），参加学生的升旗仪式并讲话。20—22日，出席原83师文艺工作队建队60周年纪念集会，会后作《人生只有一个六十年》。
11月12—15日，赴青岛，接受中国海洋大学的聘请，成为该校客座教授，并在名家讲座作题为《我的诗歌记忆》的讲演。作为该校诗歌节原创作品的评委，出席颁奖及朗诵晚会。
12月13—14日，出席由北京文联和北京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的“现实与文艺：2009—北京文艺论坛”，作题为《说不清的“现实”》的主题发言。
12月20日，出席在老故事酒吧举行的纪念骆一禾去世二十周年座谈会，作题为《雷暴没有放过》的即席讲话。
本年，接受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的荣誉奖章及奖状。
2010年
1月10日，出席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的“林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作题为《先生始终是青春的》的发言。1月13日《中华读书报》刊出此发言。
1月19日，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教研室、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举办“当代文学与文学史暨《洪子诚学术作品集》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并致辞《一束鲜花的感谢》。
6月25—28日，出席由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和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新诗：新世纪十年的回顾与反思——两岸四地第三届当代诗学论坛”，致开幕词《奇迹没有发生》。
9月12日，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成立大会暨“诗歌：古典与现代”研讨会在北大英杰中心阳光大厅举行，被任命为研究院院长，作题为《诗歌的北大》的发言。
10月3—11日，由中坤集团主办的“空间与诗意——亚北欧诗歌行动”在冰岛举行。出席会议朗诵诗作并发表《距离的焦虑》的讲话。
11月26日，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孙玉石文集》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新闻发布厅举行，代表主办方之一致辞，并在研讨会上作题为《玉取其润石取其坚》的发言。
11月26—28日，出席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与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时期与新世纪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16届学术年会”。专著《回望百年》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12届优秀成果表彰奖。
12月12日，北京成立文艺评论家协会，当选评论家协会主席。
本年，担任总主编的《中国新诗总系》（十卷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2011年
1月20日，《诗探索》创刊三十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并发表题为《为梦想和激情的时代作证》的讲话。
3月19—20日，《中国新诗总系》研讨会在北京怀柔的宽沟招待所举行，在会上致辞，题为《寻花踏影到梦端》。
4月，散文集《一条鱼顺流而下》《依依柳岸》《阅读一生》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10月15日，赴厦门。出席在厦门日航酒店召开的《厦门文学》六十周年纪念会，并作《那座小楼被花围困》的发言。
10月15—18日，出席由文化部、中国作家协会、福建省人民政府在厦门召开的第三届中国诗歌节。在诗歌论坛上发表《那些空灵铸就了永恒》的论文，先后接受多家媒体的访谈。
10月21—24日，在香山卧佛山庄出席由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和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召开的“新诗与浪漫主义学术研讨会”。
10月24日，由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和北大教育基金会、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联合主办、冰岛驻华大使馆协办的“中坤诗歌发展基金五周年学术论坛”在北大博雅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在会上致辞《我也有一个梦想》。
12月25日，抵福州，出席在闽江学院举办的“三崛起”诗歌高峰对话会。12月26日，《文艺报》发表记者黄尚恩专访《心仪于充满锐气的批评》。
2012年
1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散文《心灵感恩》。
1月8日，散文《想起一封信》发表于《文汇报》。
1月21日，散文《最是柳梢月圆时》发表于《解放日报》。
1月22日，散文《除夕的太平宴》在《文汇报》发表。
2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记者靳晓燕的专访《在笔端——新春访谢冕》。
3月，岩佐昌暲译的《中国现代诗的步伐》（日文本）由日本中国书店出版。
6月，《谢冕编年文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文集共12卷，高秀芹、刘福春、孙民乐主编。由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大学出版社主办的“诗意的人生和学术——《谢冕编年文集》出版发布暨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中心月光厅举行。
6月28日出席《郑敏文集》首发座谈会。
7月28日—8月1日，经由西宁赴德令哈，出席题为“今夜，我在德令哈”的首届海子青年诗歌节暨海子纪念馆、纪念石的揭幕仪式。
11月9—14日，出席陕西财经学院“文学创作与文体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并参加沈奇诗集《天生丽质》的学术研讨会。
2013年
2月，孟繁华主编的《谢冕的意义》由现代出版社出版。
3月6日，《中华读书报》刊出《那些遥远的星星——在伊斯坦布尔的发言》。
4月6—9日，出席第二届沙溪诗歌论坛及《新诗十九首》首发式。
4月7日，《文汇报》刊出散文《一个时代的奢华》。
6月6日，出席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的刘福春著《中国新诗编年史》研讨会。
8月18—24日，由中冰文化基金举办的第三届亚北欧诗歌节在芬兰、挪威两国多地举办，赴赫尔辛基、伊瓦洛、伊拉里、希尔克内斯、并乘海达路德午夜阳光号游轮前往瓦尔德，在海达路德号会议厅举行题为“诗歌与文化越境”的研讨会，谢冕发表论文《花香没有边界》。
10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散文《槐花约》。
10月，评论《为百年新诗修史》发表于《诗刊》十月号（上半月刊）。
11月24日，出席在北大中关新园1898咖啡馆举行的《湘夫人的情诗》出版雅集。
11月25日，出席在北大百年纪念讲堂举行的第四届中坤诗歌奖的颁奖会。
11月26日，出席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举行的痖弦诗歌对话会。
11月28 日—12月2日，出席第十四届深圳读书月闭幕活动。
11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散文《母亲的发饰》。
12月13—14日，出席由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的：“网络与文艺：北京文艺论坛”。
2014年
1月，《闽都文化》2014年第一期发表谢冕散文《渐行渐远的风景》。1月2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出《他总是一派春天气象》。
1月22日，《中华读书报》刊出《我怕惊动湖畔那些精灵》。
2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出散文《一碗卤煮里的乡愁》。
3月，《闽都文化》2014年第1期刊出纪念冰心的文章：《她认我为同宗》。
4月9日，《中华读书报》刊出散文《朝内大街166号：我心中的文学殿堂》。
4月29日，飞福州，4月30日出席福建耕读书院成立大会，在闽江学院与孙绍振举行“经典文学的阅读与欣赏”的对话会。5月1日，在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与教师座谈。
5月3日离福州。
5月7日，出席中法诗歌节开幕式并讲话，出席王瑶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
7月13日，《文汇报》发表散文《采薇阁记》。
7月，《西部》刊出纪念徐迟百年诞辰的文章《徐迟先生》。
8月7—10日，在宣城泾县桃花潭，出席首届中国桃花潭诗会。在诗歌创新交流研讨会上作“中国新诗的历史与未来”的讲话。
8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8期刊出《漳河水的写作与艺术风格》。
8月23日—9月7日，在英国和法国。先后访问伦敦、剑桥、牛津、曼彻斯特、爱丁堡、约克和巴黎。在英国斯特拉福镇谒莎士比亚故居，在巴黎参观罗丹博物馆。
9月26日—10月1日，出席由福建省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文艺报》联合主办的——文艺批评的变革与创新2014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高峰论坛，应邀在开幕式上发言。
10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他用一颗心守望边地》。
10月20日，《文艺报》发表文艺短论《包容开放自信》。
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散文《忆徐迟》。
10月24日，《光明日报》专版发表为纪念青春诗会三十周年而作的文艺短论《青春如此美好》。
12月7—9日，飞福州。出席《台港文学选刊》创刊三十周年座谈会并“清新福建”旅游征文颁奖会。
12月27—29日，出席在郑州举行的《河南诗人》编委会暨第四届中原诗人高峰论坛。
本年，出版散文集《花朝月夕》。
本年，散文《永远的校园》入选北京大学《大学国文选本》。
本年，论文《我爱这土地》刊于《现代中国》第十五辑。
2015年
1月，《台港文学选刊》314期刊出《感谢这一面窗口》。
1月8日，《文汇报》刊出散文《在开满野花的小岛上》。
3月，《中华诗学》创刊于台北，创刊号刊登谢冕论文《自由与秩序》。
5月15日，作为顾问出席北京大学培文杯第二届创意写作大赛新闻发布会。
5月19—20日，赴福州，应福建师大文学院郑家建之邀，讲学、座谈。
5月，《北京作家》2015年第一期刊出随笔三章：《到新疆看朋友》《我怕惊动湖畔那些精灵》《我的“反季节”写作》。
6月6日，《文汇报》发表《菩提树下清荫则是去年》。
6月20日，飞福州，转福清。出席福清诗歌节并第二届海子诗歌奖颁奖会。
6月27日，应云南民族大学邀请，飞昆明，转腾冲，出席“中国多民族文学高层论坛”，并在开幕式上致辞。7月1日返京。
7月29日，出席培文第二届创意写作大赛颁奖典礼。
9月14—17日，出席在福建永定土楼举行的第31届青春诗会。
9月21日—10月4日，偕同陈素琰访问美国。
10月8—9日，出席“全媒体时代的文艺与批评”的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高峰论坛暨“闽派诗歌”研讨会。
10月，《福建文学》10月号刊出《海滨邹鲁 左海风流》。此文系为“闽派诗文丛书”所作的总序。
10月16日，出席在望京SOHO举行的“诗歌之夜”。开幕式作《这个夜晚属于诗歌》的致辞。
10月22—24日，在黄山，出席孙绍振研讨会，作《在美丽的地方开一个美丽的会》的发言。
10月30—31日，出席在卧佛寺举行的为纪念中国新诗一百年举行的“新诗形式问题”研讨会。
11月15日，出席第五届中坤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会前致辞：《全世界的蜜蜂都在做同样的工作》。
12月27日，《湖州晚报》以第三版整版篇幅刊出《迟到的青春祭——沈泽宜周年纪念，兼怀张元勋、林昭》。
2016年
1月6日，《怡园夜宴记——我在北大与叶甫图申科的会见》刊于《中华读书报》；又刊《新诗评论》总20期。
4月24日，出席由温州大学和瓯海区联合举办的“2016首届温州诗会—山水集”的系列活动。26日，在江心屿浩然楼作闭幕式讲演：《在山水诗的圣地欣赏美丽山水》。
4月27—29日，由温州高铁转义乌。出席骆宾王诗歌奖颁奖典礼，为获奖诗人林莽、雷平阳颁奖。
5月25日，《“我的内心住着一只豹子”——读喻言诗记》刊于《文艺报》。
5月25—28日，出席在浙江金华举行的首届艾青诗歌节，在艾青诗歌学校主持题为“艾青的诗歌精神”的研讨会。
6月6日，出席《中国作家》2016郭沫若诗歌奖评委会。
6月16日，出席由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和中国诗歌学会在采薇阁举行的《新时期诗歌美学——“用我的诗爱你”研讨会》，致辞并发言。
7月5—10日，赴福州，出席刘登翰学术研讨会，作《他的天空博大而恢宏》的讲话。
8月1日，在百年讲堂出席第三届北大培文杯颁奖典礼并应邀致辞：“培文正在做一件伟大的事”。
8月19日，《那只文豹衔灯而来——读灰娃》刊于《光明日报》。
9月5—21日，访问美国。在戴维斯与奚密会晤，送达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聘书。先后访问戴维斯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以及加州首府Saclamento新旧城。
9月23—27日，出席在西安召开的“沈奇诗与诗学研讨会”并发言。
11月18—20日，出席由首都师大诗歌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联合召开的“新诗百年与今天”学术会议。在开幕式上致辞，题为：《今天面对一百年》。
12月23日，出席《灰娃七章》首发分享会并致辞：“送她一束红玫瑰”。12月，文集《花落无声》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2017年
1月，《把寂寞的事业做得有声有色》刊于《文艺争鸣》2017年1月号。
3月，《1898 百年忧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
4月7日，《期待中华民族新史诗》刊于《人民日报》。
5月30日—6月1日，出席在江油举行的第2届李白诗歌奖颁奖仪式，为郑愁予、食指等获奖者颁奖。
6月2—6日，赴扬州，出席由扬子江诗刊和虹桥书院召开的中国新诗百年论坛“缪斯与玫瑰——中国女性新诗创作研讨”暨“千纤草女子诗歌大赛颁奖仪式”。
6月14日，第六届中坤国际诗歌奖颁奖仪式在北京大学举行。本届获奖者为郑敏、杨-瓦格纳和屠岸。在会上致辞：《我们播种爱情》。
8月29日，《倾听思想的花开》刊于《光明日报》。
9月12—14日，赴宜昌，出席第五届中国诗歌节，发表论文《桑间濮上，哀郢怀沙，永远的家国情怀》。
10月10日，出席《文学评论》创刊60周年纪念会。
10月25日，出席2018年北大培文杯创意作文大赛启动仪式，作为顾问嘉宾在会上致辞：《写作是伴随我们一生的大事》。
11月20日，《中华诗词：活的传统，活的创造》刊于《中国文化报》。
11月24—26日，赴南京，出席江苏作协举办的中国新诗百年论坛的“总结论坛”。
12月1日，出席在北大采薇阁举行的首届南方诗歌节新闻发布会并“回看八十年代”研讨会。
12月7日，出席在北大英杰中心召开的北大新诗日历与范曾艺术日历新闻发布会。
12月8—10日，出席在福建师大召开的“当代文艺批评高端论坛”，作题为《有些道理不会过时》的发言。
2018年
2月，《前进的和建设的——中国新诗一百年》刊于《福建文艺界》2018年2月号。
3月28日，《倾听卢文丽》刊于《文艺报》。
4月13日，出席在北大斯坦福中心举行的“大学精神引领与基础教育发展”的培文教育论坛并讲话。
4月27日，《琴韵书香悠远——纪念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刊于《光明日报》。
5月18日，《行走在中国文学现场》刊于《北京青年报》。
5月18—21日，在长春出席《崛起的诗群》（苏历铭主编）首发式，并在会上致辞。
5月，《博雅文章采薇辞》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6月16日，出席在采薇阁举行的《朱英诞集》首发式并朱英诞诗歌研讨会。在开幕式上作《暮年诗赋动江关》的致辞。
6月27日，应邀参加由诗刊主编的90后诗集《我听见时间》的研讨会。
8月2日，出席在北大博雅宾馆举行的第五届北大培文杯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新闻发布会。应邀在会上致辞。
8月16日，《一首诗浓缩了一个时代》刊于《今晚报》。
9月21日，从香山赴北大阳光大厅，中国新诗百年纪念大会在北大正式开始，应邀在会上作《一百年来一件大事》的致辞。
9月，谢冕著，刘福春插图的《中国新诗史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10月9日，飞成都，出席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成立暨刘福春中国新诗文献馆揭牌仪式并致辞。10月12日，出席成都市文联举办的成都—巴黎双城诗歌节以及成都国际诗歌节欢迎宴会。
10月16日，出席第六届培文杯创意写作大赛启动仪式并讲话。同日，举行《中国新诗史略》首发式。
10月25日，出席在北大举行的由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北大培文联合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与前景”暨《孟繁华文集》出版研讨会。
11月1—3日，在贵阳。2日晚在贵阳“千翻与作”食店与唐亚平、张建建举行“诗与生活”的三人对话会。3日，在孔学堂大成殿作题为“中国文学的春天与秋天”的讲座。
11月16—20日，赴常德，出席由常德市委宣传部和《诗刊社》联合举办的昌耀诗歌讨论会。
11月19日，《一个新学科的建立和成熟》刊于《文艺报》。
11月29日，赴深圳。出席第19届深圳读书月活动。12月1日，在深圳中心书城举行《中国新诗史略》分享会。
12月12—14日，赴福州。出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当代文艺批评论坛。会上作《文学的春天和梦想》的发言。
12月18—21日，出席在广东四会举行的首届女性诗人大会。
12月，《文学的纪念》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9年
1月，《呼唤少年精神——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经验表达》刊于《福建文学》2019年第1期。
2月13日，《教育是我的终身职业》刊于《中华读书报》。
4月4日，《用一生体味诗美》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
5月19日，出席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的《公刘文存》首发式并研讨会。
5月23日，出席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曹文轩新小说系列暨《草鞋湾》首发式及研讨会。即席发言。
5月30日—6月3日，总主编的《中国新诗总论》（6卷）出版，在银川举行首发式，并召开研讨会。
7月18日，出席作家凌力逝世一周年追思会，作《她因此也被写进了历史》的发言。
7月26—29日，出席在西安召开的第29届全国书博会。出席“红沙发”，谈《中国新诗总论》。
8月27日，应《诗刊》之邀，出席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新时代诗歌座谈会并作《诗与时代》的发言。
9月4日，《诗与时代》刊于《文艺报》。
10月18—19日，出席在香山饭店举行的《中国新诗总论》学术研讨会。
11月14—17日，访问深圳。15日，出席深圳读书月20年纪念活动。出席《让城市的每扇窗户都透着阅读的灯光——20年，与深圳读书月一起走过》新书首发式，并讲话。
2020年
2月，《史诗中国与新时代文学》刊于《福建文学》2020年2月号。
7月22日，《拒绝乏味》刊于《文汇报》。
9月10日，在北大图书馆318厅，接受邵燕君关于北大中文系建系110周年的访谈。
9月17日，出席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中华诗典 黄河卷》首发仪式并致辞。
9月24日，为在上海举行的灰娃诗集首发式录像致辞。
10月10日，飞银川，出席《诗探索》第18届华文青年诗人奖颁奖活动。10月13日返程。这是2019—2020年疫情期间的第一次离京出行。
10月31日，经厦门赴泉州，出席华侨大学60周年校庆。
11月12—15日，出席深圳读书月《读者》经典诗歌40篇评选。
11月18日，应邀出席培文爱学习读写大会开幕式及启动仪式。讲话，并接受媒体采访。
11月22日，出席在英杰阳光厅举行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10周年纪念大会，接受郝平校长的鲜花。
11月27—29日，《诗探索》创刊40周年庆祝大会并学术研讨会在香山饭店举行，在会上致辞。
12月2日，出席在斋堂灵水村三元堂举行的周所同《我的歌谣》研讨会。
2021年
1月6日，《乱书房记》刊于《中华读书报》。
1月13日，出席在友谊宾馆召开的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暨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
3月19日，《将青春融入时代的洪流》刊于《人民日报》。
3月21日，出席由深圳福田区图书馆举办的“穿越世纪的目光——谢冕专场”。
3月26日，出席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70周年座谈会。
3月28日，出席由中央党校文史部主办的“庆祝建党100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历程、经验和启示”学术研讨会，会上作《一个解放军文艺兵亲身感知的百年革命文艺巨变》的发言。
4月29日，高秀芹陪同访问诗人灰娃。
5月9日，出席福州外国语学校（原福州三一中学）举行的特色班命名及揭牌仪式。
5月15日，出席在北大阳光大厅举行的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揭牌仪式。
5月30日，出席诗刊社召开的《致青春——“青春诗会”40年》首发式。
9月11日，出席北大培文举行的周其凤书法集《诗联词韵》发布会，即席讲话。
9月12日，出席《诗刊》社在外文书店举行的37届诗选丛书发布会。
10月16日，出席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严家炎学术思想暨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并作《走在前列的身影》的发言。
12月2日，《盛大华美的大地交响曲——一个传统文体的拓展与延伸》刊于《文学报》。
12月9日，出席在北大中文系举行的纪录片摄影。
12月18日，应《诗刊》之邀，出席在现代文学馆举行的首届中国霞浦海洋诗会暨海洋诗歌论坛新闻发布会。
2022年
1月，《觅食记》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1月6—7日，《诗探索》同仁在顺义意大利农场举行新年聚会，分享新书《觅食记》。
1月10日，在北大培文举行《觅食记》首发式。
1月12日，《祈福2022》刊于《光明日报》。
1月21日，出席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迎春宴会。
1月21日，在北大培文接受凤凰卫视王鲁湘专访，谈《觅食记》及诗歌。
1月，周明全主编的《谢冕研究资料》由云南出版集团出版。
3月16日，《换骨记》刊于《中华读书报》。
5月27日，《学步记》刊于《光明日报》。
7月，洪子诚编的诗集《爱简》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10月13日，接受《文艺报》刘鹏波采访。
11月6日，“谢冕学术思想暨中国新诗研究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博雅酒店中华厅举行。
2023年
1月15日，今年的第一件事是为2023年写的新春感言：《拒严寒于窗外》。
2月9日，完成《家史，宗族史，更是心灵史》的写作。此文是为刘登翰《一个华侨家族的“侧影”》一书所作的序言。
2月24日，《登楼记》刊于《光明日报》。
2月25日，出席《新时代诗库》首发式并发言。
4月16日，在培文书院举行北大博雅讲堂506期“诗意文心”——“谢冕的诗《爱简》诗集对谈”，对谈会后举行诗集《爱简》分享会。
5月9日，接受《中华读书报》舒晋瑜采访，谈诗集《爱简》的写作。
6月10日，《内心的坚定与热爱》刊于《人民日报》（海外版）。
6月11—15日，在高秀芹、林莽夫妇、刘福春夫妇等陪同下访问福州。这是疫情肆行三年后首次出行。12日，为孙绍振祝寿。同日，福建海峡出版集团和海峡文艺出版社举行《谢冕文存》（预计十九卷）编辑出版座谈会。13日，谢冕、林莽、刘福春在福建师大座谈或讲座，高秀芹在福州文学院讲座。14日，全体人员在福州外国语学校廖素娟、林建以及仓山区街道办蒋学伟等陪同下参观鲁贻图书馆、麦顶小学和沈又安蘭记旧厝。午后访问母校三一中学，为紫藤诗社授匾，出席欢迎会并即席讲话。15日，参谒冰心文学馆。
7月6日，出席在现代文学馆举行的第二届邵武是个好地方暨严羽诗歌会新闻发布会。
8月9日，在翰林书院举行“当我们谈论《爱简》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的座谈会。
8月25日，出席在现代文学馆召开的“江西诗派与新时代诗歌创作研讨会”。
9月14日，离京赴武汉。15日，作为专家组成员出席教育部重大课题结项会议。16日，出席中国新诗与外国诗歌传统国际论坛开幕式，应邀在大会致辞。
9月17日，由武汉抵扬州。19日，“两岸四地第11届中国当代诗学论坛”开幕，在会上致辞。20日，出席在虹桥书院举行的“布兰臣诗歌研讨会”。
10月10日，由京抵榕。当日下午在紫藤学堂讨论学堂的功能、布局、装修风格等问题。11日上午参观泰宁古城，下午游大金湖。
10月12日，由福州飞成都。13日，访问眉山三苏祠。14日，访沙湾郭沫若旧居。午后抵泸州。15日，泸州老窖国际诗酒文化节开幕。开幕式上被授予诗歌评论特别贡献奖。
10月16日，从泸州返成都，在川大文学院举行讲座。17日，参观黄龙溪古镇。18日，访问杜甫草堂。10月27日，《媲美唐诗的宋诗时代》刊于《文艺报》。
10月29日，出席“文学初心与传承”活动并讲话，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入会16106天纪念奖牌。
11月12日，参加在福建大厦举行的福建师大建校116周年座谈会，应邀即席讲话。
11月14日，出席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求实——严家炎学术座谈会”并学术成就展。
11月16—19日，赴青岛即墨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出席第11届新锐批评家论坛暨批评家周末活动。
12月1日，在现代文学馆出席屠岸诞生一百年座谈会。
12月6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出席“2023·李白诗歌奖新闻发布会”。
12月15—19日，访福建。16日出席闽派批评家论坛。19日，出席陈晓明文集研讨会。
12月24日，出席北京文艺网2021—2022年度诗人奖颁奖典礼。
12月25日《一部小说的开篇和另一部小说的结语》刊于《文艺报》。
《湖岸诗评》，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
《北京书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2月。
《共和国的星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6月。
《论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
《谢冕文学评论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4月。
《中国现代诗人论》，重庆出版社，1986年10月。
《文学的绿色革命》，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
《诗人的创造》，三联书店，1989年3月。
《地火依然运行》，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3月。
《新世纪的太阳》，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6月。
《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与张颐武合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
《世纪留言》，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2月。
《流向远方的水》，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
《永远的校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
《1898：百年忧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
《心中风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10月。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谢冕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
《浪漫星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
《西郊夜话》，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6月。
《燕园问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1月。
《谢冕论诗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4月。
《每一天都平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
《那时很年轻》，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1月。
《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六人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
《红楼钟声燕园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
《中国新诗讲义》（《浪漫星云》韩文译本，金素贤译），韩国学古房，2008年5月。
《回望百年》，作家出版社，2009年1月。
《新世纪的太阳》（新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新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百年中国新诗史略——〈中国新诗总系〉导言集》（十人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
《一条鱼顺流而下》，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4月。
《依依柳岸》，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4月。
《阅读一生》，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4月。
《咖啡或者茶》，长春出版社，2012年1月。
《中国现代诗的步伐》（日文本，岩佐昌暲译），日本中国书店，2012年3月。
《谢冕编年文集》（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
《博雅文章采薇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
《中国新诗史略》（刘福春插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9月。
《觅食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
《爱简》，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
《以诗为梦》，漓江出版社，2024年1月。
《昨夜闲潭梦落》，海峡书局，2024年1月。
《中国新诗萃（50年代—80年代）》，谢冕、杨匡汉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1月。
《中国当代青年诗选（1976—1983）》，谢冕编，花城出版社，1986年2月。
《中国新诗萃（20年代初叶—40年代）》，谢冕、杨匡汉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10月。
《徐志摩名作欣赏》，谢冕主编，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6月。
《20世纪中国文学丛书》（10卷），谢冕、李杨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6月。
《罗门诗选》，谢冕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7月。
《无终站列车》，谢冕、杨匡汉、张颐武、亦夫编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8月。
《当代诗歌潮流回顾》（6卷），谢冕、唐晓渡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
《鱼化石或悬崖边的树》，谢冕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青少年时代》（15卷），谢冕主编，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年3月—1997年1月。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1949—1989）》，谢冕、洪子诚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
《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谢冕、洪子诚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
《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文库》（10卷），谢冕、孟繁华主编，海天出版社，1996年10月。
《金克木散文选集》，谢冕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12月。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8卷），谢冕、钱理群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
《中国女性诗歌文库》（16卷），谢冕主编，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10月。
《唐亚平集·黑色沙漠》，谢冕编，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10月。
《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诗卷》，邹荻帆、谢冕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
《中国百年诗歌选》，谢冕编选，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12月。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1卷），谢冕、孟繁华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诗歌卷》，谢冕主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
《蓝风筝·中国当代学院批评丛书》（6卷），谢冕、程文超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
《新诗三百首》，牛汉、谢冕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月。
《中国新诗萃（台港澳卷）》，谢冕、杨匡汉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3月。
《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谢冕、费振刚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
《北大遗事》，谢冕、胡的清主编，青岛出版社，2001年10月。
《百年百篇文学精选读本》（5卷），谢冕主编，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
《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谢冕、吴思敬主编，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6月。
《小学生古诗文读说背用》（6册），谢冕、阎纯德主编，新华出版社，2003年9月。
《现当代新诗诵读精华》，谢冕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语文实验教科书》（第1册至第5册），谢冕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
《好看文粹》（4卷），谢冕、朝全主编，华艺出版社，2005年3月。
《2005散文卷》（北大年选），谢冕、高秀芹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
《余光中经典》，谢冕选编，海峡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
《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诗卷》，谢冕主编，刘福春副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3月。
《中国文学之最》，谢冕、李矗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5月。
《中国新诗总系》（10卷），谢冕总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9月。
《中国新诗总系1949—1959卷》，谢冕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9月。
《徐志摩名作欣赏》（新版），谢冕主编，中国和平出版社，2010年10月。
《中国新诗总论》（总主编）（6卷），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