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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致命的教训，王端午不敢像其他流浪汉那样去垃圾桶翻找食物，他的肠胃已经十分脆弱。他又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宁愿选择饿死也不愿意张嘴乞讨。在连续两天没有进食之后，王端午来到宝安二十五区，在夜市排档区来来回回寻找食物，他一次次安慰自己，这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反正没谁认识你。当他靠近那些排档时，他遭到了驱赶。他尾随一个拎着炒粉的打工妹，想夺走她手中的食物，一直没找到下手的机会，最后眼睁睁地看着她进了厂门。王端午知道，今晚他必须获得食物，无论是讨、是偷、还是抢。他选择了偷。在他看来，讨，要付出尊严为代价，而此时，他尚且把尊严看得比生命重要。抢，他没有勇气，万一遭到反抗，他可能就会被围殴。偷是最佳选择，既不用担心被人拒绝、嘲笑、呵斥，又不会被围殴，只是他会因此感到羞耻，相比活下去，羞耻是他不配享有的奢侈品。主意已定，接下来他要做的是将偷落到实处。他在排档区来来回回走，他在观察、在思考。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事实上，偷并不容易，他现在是个蓬头垢面的流浪汉，只要他靠近排档就会被驱赶。晚上十一点，机会终于来了。随着周围工厂下夜班，大排档迎来了消夜高峰，每个排档都围满了打工仔和打工妹，老板忙于生意无暇他顾，况且有夜色和影影绰绰的树影做掩护，他终于从人缝中准确而迅疾地抓到了一个包子。
根本没有谁注意到他。
或者排档老板发现了，但老板忙得焦头烂额，没时间理会他。
他迅速离开排档，躲在远处紫荆树的暗影里将包子往胃里塞，全然不顾包子馅的滚烫。“天啦，太棒了，我做到了。”他的内心在欢呼，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山呼海啸而来。滚烫的热沿着食道、胸腔、胃壁，随着血液在身体里蔓延。他的双腿不再发抖，他为自己而自豪。他决定再去拿包子，第二次比第一次要顺利得多，他不用再做心理建设，只需掌握好技术要领，趁人多的时候在外围看好食物的位置，果断地挤过去，以一种平和的心态，稳、准、狠，他甚至不再慌乱逃走，他觉得可以用气定神闲来形容第二次操作。他不再躲在树影里进食，而是边走边吃。在第二次轻松获得食物之后，他的羞耻心在瞬间消逝了。他发现，当人具有强烈的羞耻心和道德律时，这个人是不自由的。这是他对自由的全新认知。他要说服自己，如果依然坚信过去的准则，他只有死路一条。
王端午很快就熟练掌握了偷拿食物的技术。
当然，他开始使用拿、获取一类的词汇。有时他获取食物的过程被打工者发现，不过打工者们并没有揭发他，他甚至发现，那些打工者看他时眼里并没有鄙夷，他从他们的眼神中确信，他们对他只有同情、怜悯。可他不需要同情与怜悯。他拿到一个鸡腿边走边啃，有个打工者冲他竖起大拇指。还有一次，两个打工妹走到他面前，递给他一盒饭。他坚决不要，打工妹将盒饭放在他脚下就走。他被深深刺痛，做出了一个不近人情的举动，将盒饭当着众人的面倒扣在地上。
过了最初的，也是最艰难的几天之后，他的生存不再成为问题。现在，他白天在烂尾楼里睡觉，夜幕降临，再到二十五区的大排档区获取食物，并在吃饱之后拿到第二天的食物带回烂尾楼。白天烂尾楼里栖身的人都出去找工作了，他便到楼下的水塘里痛痛快快地洗个澡。获取食物也有失手的时候，不过大排档的摊主并不会因此丢开生意追打他，他们不过冲他骂几句。他收到过不同省份人的咒骂，湖北人骂“通你姆妈”，湖南人骂“贼牯子压的”，广东人骂“叼你老母”“冚家铲”，他在心里用同样的语言骂回去。他不再盯着二十五区的工业区，二十三区、十九区、五区，甚至夹岸村那条著名的红灯区兼美食街他都有光顾。
他不仅能拿到包子、面包，还能拿到猪脚、鸡腿、火腿肠之类的肉食。如果不考虑天气越来越冷，他甚至有些爱上了这种没羞没臊的流浪汉生活。
他啃着鸡腿，看着那些刚加完班、满脸疲惫匆匆忙忙出来吃夜宵的打工仔打工妹，想着他们累死累活一年到头不过和他一样混饱肚子，而且他们在工厂饭堂吃得还不如他好，也不如他自由。他想睡懒觉就睡，想到哪里逛就去哪里，除了不能进关内，他甚至不用害怕治安队查暂住证，这真是让他意外的惊喜。治安队员从来不会多看他一眼。他甚至会在治安队查证的卡点围观，看他们喝令打工人双手抱头蹲在地上，踢打工仔的屁股，摸打工妹的胸，看打工人哭求治安队员放过她们。他见过一位年轻的母亲哭号哀求，说她一岁多的孩子还在家里没人管，如果把她抓走了，她的孩子会饿死。治安队员当然不会被她的谎言蒙骗，他们火眼金睛，他们铁石心肠，他们执法如山。
他没有愤怒，也没有悲悯。
他笑看这一切，看这人世间的不公与荒诞。
有时治安队员会恐吓他，让他滚远点儿，否则就将他送去收容。当然也有痛苦，水泥地冰凉入骨，经常在半夜小腿抽筋痛得他想死，除此之外，当流浪汉不比打工差。
最让他痛苦的，是他总是想宋小雨。
走在工业区，看到那些打工妹时他会想宋小雨。晚上睡在烂尾楼里他想宋小雨。白天坐在马路牙子上发呆他也想宋小雨。开始他会任由自己想宋小雨，后来他决定忘记宋小雨。每当想起宋小雨时他就疯跑，疯跑也不能抑止对宋小雨的思念，他就边跑边喊。
打工者们就会说，看，那个疯子又发癫了。
他也不总是这样发疯，他也有流浪汉的高光时刻。
吃饱后，他溜达到十九区的旧书摊，蹲在那里看书。
他没钱买书，蹲着看看总是可以的。旧书摊老板并没有鄙视他。对于流浪汉他们见怪不怪，都知道，他们是落难的打工者。
旧书摊老板对王端午说：“喜欢看书？”
王端午抬起头，看着旧书摊老板，他看到了书摊老板眼中的善意，这让他略感羞愧。
老板说：“喜欢什么书你就拿，反正我这旧书是论斤收来的。”
但他并没有接受旧书摊老板的好意，他现在拒绝一切好意。他受不了好意背后的同情与悲悯，他故意要做出愤世的模样。他傲然地说：“老板，你这里的书档次太低了，没有我要看的。”书摊老板说：“你想看什么书？我这里金庸、古龙、琼瑶、雪米莉、席绢都有。”
王端午略带不平与傲慢地说：“第欧根尼、尼采、叔本华、康德，有吗？”
书摊老板认真地说：“没听说过。”
王端午说“你没有听说过第欧根尼吗？”
旧书摊老板说：“没有。”
王端午得意地站起来，他想到当年县城读书会时听人分享的一则故事，于是他将双臂抱在胸前说：“有个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你知道吗？他是马其顿的国王，少年时师从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二十岁时，他的父亲被刺杀，他继任国王，说起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几天几夜都说不完，我这个故事是要讲第欧根尼的，就说有那么一次，亚历山大大帝在巡游时，遇见了躺在墙根下晒太阳的第欧根尼，亚历山大大帝骄傲地说，我是大帝亚历山大，第欧根尼白眼一翻，自报家门，说，我是犬儿第欧根尼。犬儿，就是狗崽子，我是狗崽子第欧根尼。亚历山大大帝听说过第欧根尼的大名，肃然起敬，说，我有什么可以为先生效劳的吗？第欧根尼回答说，请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他讲完这些时，发现刚才蹲在书摊前找书的人都站起来在听他讲故事。还有几个路过的打工仔、打工妹也停下了脚步，看蓬头垢面的他侃侃而谈。
他停止了讲述。
书摊老板问他：“后来呢？”
王端午看着围观的人群，得意地说：“后来，亚历山大大帝很感叹，他对随从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意做第欧根尼。”
有人接话：“你的意思，你也是第欧根尼，给你国王做你都不做。”
另一个人说：“听他瞎吹，给他个主管干，他答应得比谁都快。”
不过，大家还是报以热烈的掌声。后来他再次来到旧书摊，书摊老板都会热情地和他打招呼，并对蹲在那里淘书的人说：“你们别小看这个人啊，他是个落难的大学生，很有文化的。”王端午不解释说他并不是大学生。在当时，上万人的工厂里也没几个大学生。在打工人心中，大学生就是有文化的代名词。听说这个蓬头垢面的流浪汉是大学生，那些淘书的人都对他报以崇敬和同情的目光。书摊老板对王端午说，“今天再给大家讲点什么吧。”王端午略带羞涩地一笑，说他可讲不了什么。有人鼓动他讲。王端午说这也没有个题目，不知从哪里讲起啊。书摊老板说你上次讲的那个什么？王端午说第欧根尼。书摊老板便说你继续讲第欧根尼吧。王端午对第欧根尼的了解也止于那一则小故事。于是他决定讲述柏拉图的《理想国》，他讲洞穴隐喻，讲柏拉图的三个著名的论题，知识就是知觉，人是万物的尺度，一切事物都处在流变的状态。围观的打工人越来越多，他们的眼神告诉他，在这些打工人的眼中，他这个有文化的大学生是值得尊敬的。他们并没有听懂他在讲些什么，正因如此，他越发值得敬仰。每讲完一小段，他都会留给观众鼓掌的时间。有人问：“大学生找工作应该很好找，为什么要当流浪汉？”他说他被抢劫了。那一片摆摊的都知道他是落难大学生。他准备偷包子时，包子铺老板就对他说：“大学生，想吃包子就说一声。”他感到无地自容。不仅包子铺的老板，周边卖吃食的摊子都乐意免费为他提供食物。他甚至还吃到了没全坏的苹果、表皮发黑但果肉完好的香蕉。
他的日子过得滋润了起来。
这段经历对王端午的一生影响深远，也直接导致了他人生最后阶段的选择。也可以说，这段经历，不过是他后来人生的一次路演。如果以小说家的笔法而论，则此处的一节，是后来章节的铺垫，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白天睡在烂尾楼实在无聊，他就沿二线关游走。
有一次，他从南头关往龙华方向走，走了一整天。
沿二线关的勒杜鹃开得如火如荼，他呼吸着山野间清新的空气，再次感受到了自然之美。他站到一处不知名的小山岗上，略带海洋潮气的秋风吹动他油腻的长发，他眺望着远处正在拔节生长的城市，终于从浑浑噩噩中清醒了过来，压抑已久的对宋小雨的思念再次汹涌而至，他的内心如台风过境一片狼藉。他想宋小雨，想四姐，想他出门打工时立下的远大目标，想他曾经的高傲。
他问自己：“王端午，你真的要这样一直摆烂吗？”
他决定，步行回家。
他知道，只有回家，才能重新开始。
无论他多么不喜欢家，不喜欢那些作威作福的乡村干部，不喜欢父亲的粗暴，不喜欢家乡的死气沉沉，但是现在，家是游子疗伤的地方，是他唯一可以重新获得力量再次出发的地方。他开始向家的方向走。他知道，只要一直朝北走，就能回家。只要回家，一切都可以重新来过。
他一路北上，经过了西乡、福永、新桥、松岗，进入东莞长安的霄边、陈屋、乌沙，来到虎门。他在虎门逗留了一段时间，还去了威远炮台，参观了林则徐虎门销烟的遗址。他终于近距离看到了海，还在威远炮台睡了一晚。枕着大海的涛声，他睡得很香。他辗转了大半个厚街，涌口、珊美、寮厦、河田、赤岭、宝塘，厚街居然也有个溪头。然后他到了麻涌，麻涌水道纵横，那些密布在村庄间的沟渠每天都会潮涨潮落。他看见一条白海豚游进了村中的河沟，许多人围观，他也挤在围观的人群中，和孩子们一样笑得很开心。他绕到了东莞南城。东莞很热闹，他是多么热爱东莞啊，那些鞋厂、电子厂、玩具厂，那潮水一样从工厂里涌出的打工者，灯火璀璨的夜总会，他知道夜总会里有什么。工业区晚上在放露天电影，他站在人群最后看了一场电影，他一直记得，那部电影叫《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那些从旧上海百乐门到台北夜巴黎的乱世红粉，那些风花雪月轻歌曼舞，那些灯红酒绿山河入梦交织的醉梦人生，他看得涕泪横流。越走越冷，走到中堂镇时，他意识到，这样走下去，走到湖南境内已是冬天，他只有这身夏衣，肯定没办法对抗湖南的寒冷，而温暖的南方，即便是冬夜，总还是可以坚持。他在中堂、高步、望牛墩逗留了许久。终于，他进入了增城的新塘。那时的新塘，还不是后来那个以制作牛仔裤而闻名于世的新塘，也不是牛仔裤产业凋零后的新塘。他偏离了最热闹的镇街，有时一天也弄不到食物，开始饥一顿饱一顿。天越来越冷，白天还好，到了夜晚，他能感受到寒气直逼心肺与骨头。神奇的是，他依然没有生病。他在白天睡觉夜晚走路抵御寒冷，偷了一户菜农晾晒的衣服。在短袖外套了两层上衣，里面一件很长，外面一件短，有点像长衫配马褂。他已经几个月没理发，胡子疯长、乱发如草。也有意外收获，他捡到过打火机、一元、五分的硬币。在珊美，他还捡到了一盒红双喜牌香烟，他尝试着吸，一盒烟两天就吸完了。他开始留意丢在路上的烟屁股，取出烟屁股中的烟丝做成烟卷。抽烟让他忘记了许多烦恼，有一次，他在水塘边照见了自己的样子，心里涌起无限的酸楚。
一九九四年二月，王端午走到了广州，在广州火车站广场附近逗留了几天。在广州火车站前的立交桥下，他见到了许多和他一样的流浪汉。
有些流浪汉精神正常，有些精神显然已经失常。
这样的描写，在今天的读者看来，可能会觉得过于夸张，而事实上，《盲流无业者令广州头痛》之类的报道，充塞着当时的主流报纸，“流动人口有碍社会观瞻”也是当时社会的主流观点。有心人只要翻看当时的报纸，便知作者所言非虚。
王端午走到火车站后不想继续北上了。深夜，他来到火车站广场，看着火车站广场辉煌的灯火，看着“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八个硕大的宋体字，看着火车站广场上密密麻麻、摩肩接踵等候回家过春节的打工者，他的心里涌起了深深的不甘。他失败了，并不是因为他没本事，也不是命运没给他机会，他只是太过理想主义，沉醉于虚空的幻想，他是个名副其实的醒宝。现在，他想，如果就这样灰头土脸蓬头垢面走回家，父亲会如何看他？烟村的人会如何看他？那些攀高踩低的村干部乡干部会如何看他？在外面混得再失败也无妨，反正没人认识他。如果回到家，他的失败可就人尽皆知了。
留在广东，就意味着一切还没有结束。
他活下来了，但他不甘心只是活下来，他还想活出人样来。
怎样才能活出人样呢？
他在火车站广场逗留了几天，他一直在观察。
他目光锐利，明察秋毫。他知道，机会就在这拥挤的人流中。只是他尚需要一点儿时间做心理建设。当然，这心理建设，既有道德的突围，更有安全的考量。
一九九四年二月三日，农历腊月二十三，中国北方人的小年。王端午白天在立交桥下睡了一整天，他在养精蓄锐。天黑下来后，他来到火车站广场。广场上的人比前几天更多，地上几乎坐满了三五成群、拎着大包小包等候回家的人。他在人群中寻找着单身旅客。看见单身的，他就在附近坐下。他发现，在拥挤的人群中，就算他这样的流浪汉也没人会嫌弃。不是不想嫌弃，是人太多，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大脑是迟钝的，感觉是麻木的。王端午在观察、比较、筛选。他一直没有下手，有时挑选好了准备下手的对象，对方就警觉了。他还发现有警察，或者疑似便衣。这天晚上，他没有找到适合下手的目标。第二天晚上，中国南方人的小年夜。他继续，并对自己说，不要再犹豫了，就在今晚。
功夫不负有心人，晚上十一点，他终于发现了一个完美落单者。
年轻人戴着眼镜席地而坐，两个手护着行李，一大一小，大袋鼓鼓囊囊，小袋也不空。
经验告诉他，重要的东西在小袋里。
在锁定猎物后，他的心跳加速，像喝醉了酒一样，喧嚣的广场，他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他的眼睛再没有从年轻人的包上挪开过。年轻人看上去和他差不多大，或者小一点儿，文文弱弱，像两年前的他。年轻人没有同伴，他很警惕，将包护得很紧。王端午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他确定，他早就想这么干。年轻人偶尔会打开小包，可能是在确认重要物品是否安全。王端午一直在等，他有足够的耐心。他在心里祈祷年轻人不要走开，不要走开，祈祷年轻人放松警惕，最好睡着。
这一次，上帝听见了他的祈祷。
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他要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代价。
一切如王端午所愿，火车站的大钟指向凌晨一点，广场上候车的人没有丝毫减少，而年轻人依然没有离开。此时的王端午，道德与羞耻被兴奋所替代。他像蛇一样潜伏，直到火车站广场的大钟指向凌晨两点三十分，年轻人终于坚持不住了，头往下垂，抱包的手已经松开。王端午确信他睡着了。他果断地从年轻人的怀里轻轻抽出小包。年轻人没有醒来，周边也没人注意到他。或者有人注意到了，但没人提醒年轻人。王端午成功地将包移到自己面前，虽说下手之前有些慌乱，但伸出手的一瞬间他异常冷静。他将包转移到自己脚下，迅速打量四周。有人在睡，有人醒着，有人在来回走动。他看见了巡逻的警察，他早就摸清了警察的规律，警察走过去后二十分钟内不会再回来。他担心的是便衣，因此不敢轻易拿包走人，他这样一个流浪汉提着行李太容易被人怀疑。他慢慢移动，离开年轻人，在确信移到安全距离之后，假装趴在包上睡觉，拉开提包拉链，摸到了一个牛皮纸大信封，里面鼓鼓囊囊。从形状判断，他知道里面是钱。他的内心充盈着狂喜，手开始剧烈地抖动。他将纸袋揣进怀里，悄然离开了火车站广场。离开广场时他走得很淡定，离开广场后越走越快，几乎是在小跑。他一口气走了很久。他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他只有一个想法，离火车站越远越好。终于，他看到一个公园，便走了进去。公园里有公厕，他快步走进公厕，确定公厕无人，他这才将怀中的牛皮纸袋拿出来。他看到了一沓钱，快速数了一遍，二千三百元。他还看到了一张身份证，和一本华南大学中文系的毕业证书。
有了这二千三百元，他就可以摆脱流浪汉的生活，而身份证和毕业证是意外之喜。他可能有过那么一丝丝愧疚，被他偷走了身份证的人，他借着光看清了，名字叫李文艳，他觉得有些对不起李文艳。愧疚很快被新的惊喜淹没，他发现这年轻人和他居然有几分相像。第一代身份证，证件照和本人普遍不怎么像，他相信，凭这张身份证，不会有哪家用工单位细究，这就意味着，他可以用李文艳的身份在广东打工。而且，此人还是名校毕业。他相信，以自己的知识储备，不会有人怀疑他是假冒大学生。旧书摊的老板就称他为大学生，十九工业区的摊主们都叫他大学生。
他将钱和身份证放在贴身的口袋里，将毕业证放回牛皮纸袋子。不知为何，他在那一刻觉得很委屈，他的泪水汹涌而下。
后来他经常回想这一幕，他自己都不太明白他为什么会感到委屈，也不明白他何以如此悲伤。被别人抢劫时他没哭，腹泻躺在烂尾楼里差点死掉他没哭，可是在这一刻，在他成功偷到了一大笔钱和急需的证件后他哭了。他居然想到了八岁那年。父亲罚他下跪时说的话，父亲说：“小时偷针，长大偷金。”他的人生被父亲不幸言中。
他在痛哭过后就释然了。
他想，从此，王端午死了，醒宝死了，我叫李文艳。
王端午以李文艳之名获得的第一份工作，是东莞长安霄边思普电子厂的企业文化专员。
面试前，王端午担心弟弟出来捣乱，他央求弟弟，如果他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安定下来后，保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他又威胁弟弟，如果出来捣乱，他就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好工作，钱花完后，又得继续做恶人。
人事文员接过王端午的毕业证和身份证，确认身份证和毕业证为同一个人，她又拿着身份证朝王端午扫了一眼就算通过了。事实上，当时大多数的工厂，就算明知应聘者用别人的身份证也不会多说什么，借身份证打工是普遍现象。王端午以李文艳之名获得了第一份工作，岗位是厂刊编辑。思普电子厂是霄边最大的电子厂，有三万多名员工。经过三个月试用期，他成了正式员工。这期间，弟弟再没有出来干扰他的生活。现在，人们叫他李文艳，这也让他不可避免地生活在偷窃李文艳人生的暗影之中。他的工作很出色，如果不出意外，一年时间应该能做到主管，两年时间做到部门经理也不成问题。在他任厂刊编辑后，写了几篇部门经理的采访稿，得到主编赞赏。第四个月，他获得了采访公司副总的机会。主编对他说：“李文艳，这次采访很重要，之所以安排你去采访，是给你机会，林副总是你的学长，他也毕业于华南大学中文系。你要好好把握机会。”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他决定不辞而别。不过这次他只丢了当月工资。思普厂是新加坡和中国的合资企业，管理更加人性化，工资都是当月结清。王端午又进了一家大型台资厂，也是在写字楼工作，没干多久，又遇到了新问题。这家企业的日常文书处理要用到基础英文，他初中时学的那点英文，到现在还能读写的单词不超过五十个。主管问他：“你不是华南大学毕业的吗？这么简单的英文都不认识？不会是假大学生吧。”他再次落荒而逃。经过大半年的折腾，他决定不再进大型企业，也不进台资厂、港资厂和外资企业，他将目标锁定在本地有发展前景的小微企业。
很快，他入职了东莞名匠广告公司。
名匠广告公司从老板到员工总共七员大将，公司在莞城区租了一百来平方米的写字楼。站在写字楼的窗口，可以看见浓荫掩映下的可园，和不远处船来舶往的东江。老板黄盼弟比王端午大三岁。面试时，她连王端午的毕业证和身份证都没看。这样的小公司，在当时根本不可能招到大学生，听说来了个华南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黄盼弟深感意外。闲聊过几句，黄老板就打定了主意要留住这个人才。当时的情形是，王端午害怕老板看出他用假身份，老板担心名校毕业生瞧不上她这小公司。
黄盼弟说：“李先生不要小看名匠，咱们公司虽说是初创企业，但我们和省内主流媒体都有深度合作，将来公司做大了，你就是元老，几年之后公司上市，你就是公司的原始股东。”
王端午当然知道老板在给他画大饼。
有人画饼的感觉真好。
这半年来，王端午也算是在大厂历练过了，说起话来滴水不漏。黄老板问他为什么想到来名匠这样的初创企业面试，他说之前他在外资企业，发现在外企能力再强，也只能做到中层，高管的门对打工者是紧闭的。美资企业的高管只用欧美人，港资企业的高管都是香港派来的。他现在想找一家心仪的初创企业，和企业一起成长。两人谈得投机。这时的王端午，经过半年时间的休养，肤色是恰到好处的黝黑，散发着健康的光泽，给黄老板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王端午留在了名匠广告公司，并很快适应了这里的工作与生活。整个名匠公司，没有一个对广告真正内行的人，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学习。
黄盼弟从香港买回了许多与广告相关的书，要求所有人都要学习。王端午只要有时间就在钻研，他要恶补相关知识。他算不上是聪明人，但他比一般人能吃苦，肯下功夫钻研，他付出了加倍的努力，很快就对广告有了初步的了解，广告策划、文案，从不熟悉到应对自如。少年时的阅读给他打下了好的基础，这使得他的谈吐、文笔和学习能力，丝毫不逊色于真正的大学中文系毕业生。
从来没有人怀疑他是冒牌大学生。
黄盼弟带他出去见客户，在向客户介绍他时，总是很自豪地说：“李先生是我请来的策划高手，华南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
开始他会羞愧，慢慢习惯了，也就坦然了。仿佛，他真是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
他很快升任了名匠广告公司的策划总监，从老板到同事都叫他文艳总。当然，此时的名匠广告公司，八个人有四个老总，除了老板黄总之外，还有市场总监刘总、财务总监安总，他这老总手下只有一个排版设计师阿霞。老板给他配了BP机，印了名片，名片装在精致的印有名匠公司LOGO的金属名片盒中。他很快就能独当一面，在广告方面的能力也慢慢显现。他总是能准确领会并抓到客户的核心需求，在客户和媒体之间做好联结的纽带，他也总是能拿出一些出人意料的点子让客户击节赞叹。
他深得黄盼弟信任。
黄盼弟是个热情而开朗的人，长的说不上好看，但也不至于算丑。她爱笑，她的笑很有感染力。
她总是批评他：“文艳总啊，你什么都好，就是看上去太忧郁了，心事重重的样子。”
王端午的忧郁是有原因的，他担心身份败露。他太爱这份工作了，打工这么久，他从来没有如此舒心地工作过，感觉他不再是打工仔，而是在做他喜欢的事业。他在广告业找到了充分的施展空间。他也相信，假以时日，他能成为行业翘楚。他忧心忡忡还另有原因，弟弟越来越不安分了，过去只在他身体不好时出现，自从他偷了李文艳的包后，弟弟整天在他的脑子里唠叨，提醒他不要忘记了自己是个冒牌货。在别人叫他文艳总时，弟弟就在他的脑子里发出吃吃的冷笑。他在黄盼弟面前一直提心吊胆，害怕弟弟突然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
好在，弟弟似乎也并未想到将他往死里整，毕竟，这样对他也没有什么好处。他们是拴在一条线上的两只蚂蚱，是命运共同体。自从进入名匠广告公司之后，他不再和弟弟吵，而是以安抚为主，打悲情牌。但他知道应该未雨绸缪，要想办法将弟弟从脑子里永久清除。
为了工作方便，黄盼弟一个电话，就给文艳总在东莞办好了边境证。
他终于可以自由地进入深圳特区了。
拿到边境证，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深圳关内找宋小雨。他认为，现在他可以去见宋小雨了。当他的双脚踩在深圳关内真实的大地上时，他却觉出了无尽的虚幻。他没有一点儿激动，相反，却感到无尽的悲伤。进关，为了这个可笑的执念，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现在回首，深感这一切就是个笑话。望着深圳关内的高楼和来往的车流，他生出了前所未有的荒诞感。在踏进关内的那一瞬间，深圳特区对他就不再构成任何意义。
他直奔蛇口，找到宋小雨打工的建筑工程公司。但通信地址上的公司已经变成进出口贸易公司。他问贸易公司的前台，之前在这里办公的建筑工程公司搬去什么地方了，贸易公司的前台说她不清楚。她还去问了同事，回复王端午说：“对不起，先生。您可以去这栋大厦的物业管理公司打听，就在23楼。”
他坐电梯去到23楼，打听之前在这栋楼里办公的建筑工程公司搬到哪里去了。
物业工作人员警惕地问他打听这个干吗。
他实话实说，是来找他女朋友的。
物业的工作人员这才说：“唉，公司老板跳楼了。”
王端午心里一紧：“为什么跳楼？”
“为什么，遇上了股灾呗。听说赔光了家产，还欠了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就从这栋楼楼顶跳的。惨不忍睹。”
站在蛇口的街头，王端午的心里空落落的。
刚才还是烈日当空，天说变就变，一阵风来，转眼就是暴雨倾盆。王端午在公交车候车亭躲雨。雨越下越大，对面的高楼被雨幕淹没。站在候车亭下的他浑身被浇得湿透。他索性走到暴雨中，任凭挟带着土腥味的暴雨冲刷。找不到宋小雨是意料之中的事，来找这一趟只是为了让自己死心。但是他相信，现在，此刻，宋小雨和他在同一座城市。深圳如此之大，许多人只要错过，一生将无缘再见。在被暴雨冲刷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他想到过李文艳。但他强迫自己不要想。暴雨浇得他睁不开眼，他将脸上的雨水不停地抹开，看着雨幕中朦胧的高楼，深圳的高楼，工地高耸的塔吊，被狂风拉扯揉搡的紫荆花树，挺立着阔大叶子逆风飞舞的大王椰。他被风吹得东摇西摆，浑身都浇透了，但他感到很痛快。他一分钟都不想在深圳关内停留，就在狂风暴雨中往南头关方向疾走。
到了一九九五年底，名匠广告公司发展壮大到三十人，他这个文艳总的手下，正儿八经有了六员大将，创意策划部门成了公司最忙碌、加班最多的部门，名匠广告公司也成了东莞广告界的新锐。黄盼弟兑现了她的承诺，王端午的收入远远超出了当初的预期。
黄老板给了王端午十二个月工资的年终奖金。
他专门去黄盼弟的办公室，向老板表达了感激之情。
黄盼弟说：“这是你应得的。”
说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盒子：“给你买了个小礼物，看看喜不喜欢。”
他接过，推脱说：“黄总，这，也太贵重了。”
黄总笑着说：“收下吧，也是工作需要，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老板送了他一台摩托罗拉手机。
公司办年终酒会，他喝得有点多，他实在不能再喝了，但同事们还在给他敬酒。好在阿霞站出来为他挡酒。阿霞说：“我来替老大喝。”同事们起哄。王端午知道阿霞喜欢他。阿霞知道文艳总喜欢喝什么咖啡，出去会餐时喜欢吃什么菜，出去唱K时喜欢点什么歌。王端午也在业务上尽量带着阿霞，这一年多，她进步不小。但他们是上下级关系，又在同一家公司。阿霞不敢表白，还不仅仅因为她是文艳总的下级，她看得出来，老板对文艳总和对其他老总不一样。她不清楚老板和文艳总是什么关系，也许就是纯粹的老板和员工的关系。可是阿霞凭女人的第六感，敏锐地察觉出，老板那掩饰得很好的表情中隐约有不一样的东西。她很清楚，自己只是个打工妹，对于她来说，有这样的一份好工作，收入可观，成长空间巨大，还有真心带她的上司，她不敢轻易越过雷池。王端午当然明白阿霞对他的心思，可是他很清醒，他不是李文艳，他是王端午，他的身份迟早有一天会被戳穿，在身份被戳穿之前，他只能做一件事，拼命工作，疯狂挣钱，同时积累工作经验和人脉。
他不敢爱，也不配爱。
当然，也包括他感受到的，老板对他的心意。
他很好地把握着分寸，化解着无论是阿霞，还是老板的言语间传递出的信号。黄盼弟是聪明人，她欣赏文艳总，但她能感受到文艳总有意和她保持着距离，因此，她自然将两人的关系牢牢控制在老板和员工的区间。
面对同事们的起哄，王端午没有领阿霞给他挡酒的情。他看见阿霞红着眼圈进了卫生间，但他不能让她产生错觉。不一会儿，他看见整理好心情后走出卫生间的阿霞又开始和大家喝酒、说笑、唱歌，还邀请了男员工跳舞。各部门的男经理纷纷邀请黄老板跳舞，只有王端午没有。黄盼弟大大方方地说：“文艳总，你好没绅士风度哟，我来邀文艳总跳舞，不会不赏脸吧。”王端午忙说他是不敢请老板跳，怕被老板拒绝。
他和老板跳舞时，员工就播放老板最喜欢的《涛声依旧》。黄盼弟高声说：“文艳总，你这身子都是僵的，害怕我把你吃了吗，哈哈哈哈。”
老板的笑感染了王端午，他也笑了起来，自然了许多。
王端午是孤独的。因为公司的商业性质，加之当时的社会风气，只要晚上不加班，就要和老板一起陪客户喝酒、唱歌。那时的生意几乎都是在饭局和KTV谈成的。那时的东莞，娱乐业蓬勃发展，是真正的不夜城。那时的人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沉醉于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纸醉金迷。身在其中的王端午依然没有学会和大家一样享受生活，也没有真正融入当时的商业氛围之中。
“干吗总是这样心事重重的。”老板这样说他。
“如果把阿霞当朋友，有什么心事，就对阿霞说说。”阿霞这样说。
他的心事不敢对人言。他不敢喝醉酒，害怕喝醉酒后说胡话，害怕醉酒后弟弟出来胡说八道，害怕一不小心将秘密泄露。
拥有越多，越害怕失去。
随着收入越来越高，王端午想起李文艳的时候越来越多，他经常在和客户喝完酒唱完歌之后，带着七分酒意回到单身公寓，长时间盯着镜中的自己，会产生莫名的恍惚与虚无，他对着镜子中的自己说：“呵呵，李总，文艳总。”这两年来，他习惯了别人叫他文艳总，他已经快要忘记自己本来的名字了。他借着酒意嘲讽镜中的李文艳，清醒过来后，他会控制不住地想，那个倒霉蛋李文艳现在在哪里？是否也和倒霉蛋王端午一样流落街头？他还活着吗？七分醉的时候他还能控制住自己的嘴，顶多会让真情有更多流露，到了八分醉，他开始找酒喝。如果是黄盼弟不在的酒局，他会和客户们一样，搂着夜总会的陪酒小妹。他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稚嫩而单纯的王端午，更不是过去那个一根筋的醒宝，他是心机深沉的冒牌货，表里不一的伪君子。
名匠广告公司成立三周年之际，黄老板决定带公司全体员工去新马泰搞团建。
这对王端午来说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坏消息。去新马泰意味着，他必须要回到李文艳户口所在地办护照。江西上饶地区的横峰县，那是他名义上的故乡。借他一万个胆，他这个冒牌货也不敢送上公安机关的大门。况且，他这个冒牌货，根本不可能以李文艳的身份办到护照。他得找个不让人起疑心，又顺理成章不出国的借口。
这一天终于要来了，他不无悲哀地想。
名匠公司在年初搬了新写字楼，公司现在兵强马壮，是广东省排名靠前的广告公司，可谓前程似锦。他不想轻易放弃，他还没做好离开名匠的准备。在他的计划中，这一天来得越晚越好。他和其他员工一样，表现出对即将到来的新马泰之行充满期待。
黄盼弟说了，这三年来公司一直很忙，特别是策划部门天天加班，她对此深表感谢。她让文艳总借办护照的机会回家陪陪父母。劝文艳总不如将父母接到东莞来生活，还说文艳总回家往返的费用凭票报销。王端午本来想着假装回家，随便找个地方住几天，再找个借口说没办成，现在老板要给他报销往返路费，他就必须得去一趟李文艳的家乡。公司给他买了从东莞到上饶的卧铺大巴车票，再从上饶转车到横峰县。这两年来，他收集了不少横峰县的信息，比如横峰县的建县史，大致的地理位置，与什么地方相邻，下辖哪些乡镇，他害怕遇到对横峰熟悉的人，害怕谎言被揭穿。除了横峰县，他还收集了许多华南大学的信息，比如校长是谁，中文系主任是谁，系主任有何著作、长什么样子，中文系有哪几位著名教授等等。这些年来他没遇到过老乡，却多次遇到校友。好在有了准备，他都能应付自如。
现在，他要去李文艳的家乡。
随着离横峰越来越近，他的内心也开始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东莞到上饶时，他想的是如何编谎言应付老板。车进入上饶，他想的不再是如何撒谎的问题，他的内心升腾起巨大的恐惧与不安。那个被他刻意忘记，却又如影随形无法忘记的人牢牢占据了他的大脑。车到上饶时还早，但他不敢再往前走，决定先在上饶住一晚。
近乡情更怯。只是，他近的，是李文艳的家乡。
住在上饶的那天晚上，他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他站在一座拱桥上，李文艳变成了一只状如蜘蛛的怪物，静静地沉在水底。见到王端午，那蜘蛛状的怪物迅速地在水底爬行，忽地又从水底倒挂上桥，静静地立在王端午的面前，冲着他不停地流泪。从梦中惊醒，他不敢朝宾馆窗外看。这几年来，他不敢想象李文艳在失去身份证件后的遭遇。在东莞的时候，他拼命工作、加班、喝酒、抽烟、唱K，他麻醉着自己。现在，他闲了下来，身在李文艳的故乡，他无法不去想李文艳。这一夜，他抽完了两包烟，梦中醒来后再无睡意。早上洗脸时，他发现自己脸色发青，胡茬一夜之间长了不少，嘴唇起了焦枯的死皮。他决定，不仅要去横峰县，还要去李文艳所在的镇、村、小组，他要去打探李文艳的消息，如果有可能，他还想去见见李文艳的父母。当然，他不会对李文艳的父母说他偷走了李文艳的人生，他只是想要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想知道这些年来李文艳过得好不好。
他希望李文艳过得好，这样他才能心安理得。
清晨下起了牛毛细雨，王端午坐上了从上饶到横峰的汽车。他麻木地看着车窗外的风景，却像什么也没有看见。横峰是个小县，县城就一条直街，其繁华远不及东莞的一个镇，甚至一个社街。将要中午时，他下定决心，租了辆三轮车，前往李文艳所在的镇，到得镇上，没有勇气再往前走。他犹豫了，不确定是否真要去寻访李文艳的家，如果去了，得到好的消息固然可喜；若是最坏的消息，他将如何自处？不去就不会知道结果，不知道结果，就可以安慰自己，说李文艳是名校毕业生，肯定有办法渡过难关。
他对三轮车师傅说：“你等等我。”
师傅将三轮车停在路边。
他递一支烟给师傅，自己点上一支。狠狠地吸。
王端午在吸完第三支烟后，将烟屁股辗灭，正要对师傅说回横峰县城。弟弟说：“哥哥，你不能再逃避了。”他又点上一支烟，深吸一口，对师傅说，“走。”快到李文艳所在的村口时，王端午决定在此下车，付了三轮车费。他站在路边，远远地打量着李文艳的家乡。
在进村的路口，他看到一座和他昨夜梦中几乎一模一样的石拱桥，后背袭过一阵凉意。拱桥下面横过一条小河，河水不深，河中有露出水面光滑的白色石头，水底的青荇顺着水流招摇，河边长着绿得发亮的篱蒿、三角草。河的两岸，一边平坦，一边陡峭，平坦的这边，越过长满青草的阡陌，是层层叠叠次第延伸向远方越来越高的梯田，他刚才就从那高处过来。河岸另一边，整齐地列着两排巨大的叶如鸟羽的水杉，偶尔间以一株绿得发黑的香樟，形成一条树木带。树木带后是一条砂石铺出的乡间公路，越过公路则是沿公路而建的零星农舍，农舍的屋后也是树，却不像屋前以水杉为主，屋后的树木品种芜杂，王端午认得出的有香樟、苦楝、悬铃木，泡桐树缀满一大团一大团紫色的花，给人一种如烟如雾、如梦如幻之感。人家屋后，依然是层层叠叠向高处延伸的梯田和一片片竹林。
整个村子安静得像一张画，没有鸡鸣、没有狗叫、没有人声，只有小河淌水、清脆如琴，细雨如丝、不紧不慢。
这是和王端午的家乡不一样的风景。
这是和珠三角的乡村不一样的风景。
王端午想到一个词：凄美。
他疑心自己在做梦。但他知道这不是梦。
他在桥上站了一会儿，选择了朝左手边的那排人家走去。走过第一家，没见到人。到第二家，也没见到人。家家大门洞开，却不见人。他继续往前走，走到第五家，才见到有个中年男子呆坐在大门旁。他看着那男子，男子也看着他。他冲那男子笑，男子也朝他笑，露出一嘴黄牙。于是他朝那男子走去。男子站了起来，没有说话。他拿出烟来，敬上一支，男子接过。他给男子点上，自己也点了一支。
男子将他坐的竹制小椅拖给王端午，自己则坐在堂屋门槛上。
王端午说：“大哥，向您打听一个人。”
男子没说话。他的表情，在等王端午说出打听之人的名字。
王端午说：“李文艳，大哥可认得？”
男子说：“李文艳？”吸一口烟，问，“是哪个的女儿？”
王端午说：“不是女儿，是儿子。他在广州上的大学。”
男子脸上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哦，我晓得，我晓得，你找他做什么？”
王端午说：“我是他高中同学，高中时关系很好，他考上了广州的大学，我考到了武汉。好多年没见面了，这次回来，就想来看看他，也看看他的父母。”
男子说：“他的事，你们同学都没听说？”
王端午一惊：“什么事？”
男子眼里露出悲戚之色：“死了。”
王端午感觉眼前的男子隔了一层雾，声音像从遥远处传来。这是他最不愿意听到的结果：“死了？年纪轻轻，怎么就死了？”男子长叹一声：“自己用电打死的。”又自言自语，“死了也好，不死活受罪，只是可怜了他娘老子。”王端午感到冷，他抬头，看见远处站了个蜘蛛样的活物在朝他默默流泪。他隐约听见那男子在讲李文艳，说他在广州，也不知因为什么，被人打瘫了，扔在大街上。有人报了警，广州那边的公安打电话到县里，县里找到乡里，乡里找到村里，村里找到他的屋里，他两个姐姐去广州把他接回来。在床上瘫了两年，一年前喝农药没死成。半年前，将台灯的电线抽出来，缠在手上，把自己电死了。
“可怜哪！”男子说，“你去看看他老娘吧，他的屋还要往上走，走到前面有个抽水机屋，他的屋就在抽水机屋那里。走过去，也就十几二十分钟的事。”
王端午沉默了许久，说：“他父亲呢？”
男子说：“他的老子早死了，只有个老娘，今年怕是六十好几了吧。”
王端午嗓子发干，想想，又问了李文艳母亲的名字。
男子说只晓得叫余芝音，余是多余的余，芝音是哪两个字也搞不清楚。
王端午看男子手中的烟吸到烟屁股了，给他又递了一支，男子接了，将烟夹在耳朵上。王端午腿发软，扶着竹椅站起，说了声谢谢。没有说出声音来。他按男子的指点朝前走，远处那蜘蛛状物一直遥遥跟着他。王端午停下，那物也停下；王端午走，那物也走。王端午刚点上的一支烟还没吸完，看见靠河边有间抽水机屋，抽水机屋的另一边有几间农舍，也不清楚哪间是李文艳的家。他站在抽水机屋旁，犹豫着要不要去接触一下李文艳的母亲。他拿不定主意，不知不觉天暗了下来，家家升起了炊烟，有些人家已经开了电灯，在外觅食的鸡也回笼了。村子比先前多了些人声。他看见路对面有户人家，门口坐了个瘦小老妪，端了饭碗蹲在门口吃饭。想，她也许就是李文艳的母亲。老妪似乎发现了站在路对面的人，朝他这边看了几眼，回屋去了。王端午终究没有勇气上去打招呼。他继续朝前走，走过几户人家再打听，果然，刚才这女人就是李文艳的母亲。他依然以李文艳高中同学的身份和人说话，得到了明确的信息，李文艳在广州为什么被打、被什么人打，公安也没查出结果，他回来后也不说。李文艳母亲的名字叫余芝英，他确定了准确的写法。李文艳还有两个姐姐，都嫁了人，一个嫁在上饶，一个嫁在横峰县城，家境都不差。他心下略感安慰，不敢逗留太久，更不敢去李文艳家。这次来，坐实了他的罪行。他往横峰县城走，双腿沉重，走到小石拱桥时，他回头望向那一排灯火中的农舍，这情形，依稀如他当年离开烟村出门打工时的那一幕。他分辨不出哪一点灯火是李文艳的家。当年，李文艳也曾在清晨，或者夜晚背着书包走在这条路上吧，他一定也曾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吧。
他呆得一呆，又见那蜘蛛状物呆立在公路上，看着他默默流泪。
他想，那一定是李文艳的冤魂。
他的脑子里像被灌满了水泥。他不会思考了，机械地往县城走。也不知走了多久，到了横峰县城，找到一辆愿意拉他到上饶的车，连夜逃到上饶。
逝者已矣，生者还要继续苟活。
他让自己忘记李文艳，他该想想怎样对老板撒谎了。
他给黄老板的中文传呼机留了言：“黄总，母生病住院，请假晚回几天。可否。”不一会儿，他的传呼机收到了黄总的回复：“安心照顾伯母。”他去上饶出入境管理局了解办护照流程，得知提交相关资料申请之后，十五个工作日可以收到护照。他算着公司团建出发的日子，只要多赖上几天，就算他真的能以李文艳的名义办好护照，也赶不及参加团建了。他打定主意——拖。过了两天，黄总打电话问他办好护照没有。他说一直在医院，老人家身边离不开人。黄总说：“照顾好母亲，有时间抽空去办好护照，最好能赶上。”又过两天，阿霞打来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问阿霞公司是不是有什么事。
阿霞说：“老板接了个重要的单，出了两稿方案客户都不满意，老板交代了不要打扰你，可我们真的搞不掂，今天被老板骂得狗血淋头。”
王端午说：“知道了。”
王端午买了次日从上饶到东莞的车票，晚上十一点赶到公司。
策划部还在加班，他和策划部的几个人碰了头，详细了解客户的想法，分析之前的两稿方案，弄清楚客户不满意的点，大家讨论了新思路，同事们按照新思路将方案进行优化，加班到凌晨四点赶出了新方案。他让部下回去休息，上午如果没有电话就不用过来上班，他则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和衣而睡。黄盼弟早上一到办公室，他就将新的企划案递了过去。黄盼弟见到他，吃惊地问：“文艳总？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现在听人叫他文艳，他总是会想到那无声流泪的蛛状物，想到触电自杀的李文艳，心里五味杂陈。
他说：“昨天晚上十一点到公司，加了个班。知道您在等新的方案，怕回去睡着了醒不来，就睡办公室了。”
黄盼弟说：“你母亲的病怎么样了？”
王端午低下头，不敢看黄盼弟：“过两天可以出院了。只是，很对不起，黄总，护照，这次没来得及办，团建我就不去了。”
新方案的思路送给客户，原则上通过，提了一点小意见。王端午以急着回来做方案，没时间办护照为由，将这事搪塞过去。倒弄得黄盼弟心里很过意不去，大会小会，拿这事说了好几次，明着批评，实为表扬。这次危机，有惊无险地过去了。黄盼弟对文艳总自然是加倍的信赖。
自横峰回来后，王端午一直心神不宁。
李文艳的死对他的冲击是巨大的，想到一条生命因他而沦落到自杀，无论如何，他再也不能心安理得。每当听人叫他文艳总，就像听人在叫他杀人犯。他想，再不能用这个名字了。为了减轻内心的不安，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改名。
他对公司的人说：“李文艳这个名字太女性化了，我要取个笔名。”
同事调侃他：“你又不是作家，取什么笔名？”
他说那就叫艺名吧：“从今以后，请叫我醒宝。”
黄盼弟说：“醒宝？”
他说：“相当于广东的薯佬，四川的瓜娃子，就是傻子的意思。”
黄盼弟说：“别人怎么叫我不管，我叫文艳总叫习惯了。”
同事们大多数还是习惯叫他李总，或者文艳总。醒宝这个名号，倒成了夜场专用。
他做的第二件事，是每个月给李文艳的母亲余芝英寄三百元生活费，逢节多寄二百。后来，随着他的财富增加，汇款数额也有小幅度增长。
寄出的钱都被有效兑付了，他的心里安妥了许多。
名匠成长为明星广告公司，地方媒体上经常会出现与公司有关的新闻。黄盼弟时常出面接受媒体访问，她希望文艳总也多接受访问。
她说：“我们不仅要成为明星公司，还要有自己的明星策划人。文艳总，你不能太低调啊！”
黄盼弟深知，广告公司要保持适当的媒体曝光度，在公众中的影响力，这些都是公司的无形资产。王端午每次都借故推脱，说他更愿意做幕后广告人，也想在同行中保持足够的神秘感。
他深知，作为一个隐形的杀人犯，低调一点会更安全。
他隐约有种不祥的预感，仿佛头顶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
王端午在迅速积累财富，他拼命挣钱，却很少花钱，除了给父亲寄点钱，给李文艳的母亲寄点生活费这两笔小小的开支外，他几乎不怎么花钱。其他几个副总都买了车，他一直没买。那个年头，许多有点儿小钱的老板和芝麻绿豆大点的官员都在包二奶、包三奶，他连恋爱都不谈。租住的还是单身公寓，他害怕回到身无分文的日子，这也让他在投资理财方面显得过于谨慎。他不沾股票，结果错过了股灾后抄底的机会，其他几个经理的资产在中国股市的第二轮牛市迅速翻番，而他只能空羡。
他在一九九六年春节回家补办了身份证。
现在他有了两张身份证，根据不同情况，使用不同的身份证件。
名匠公司给他的待遇丰厚，工资奖金加提成，他顺利地积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当然，如果再激进一点，就可以实现财务自由了，但他心里清楚，现在的一切来得名不正言不顺，他要未雨绸缪。
黄盼弟结婚了。
黄盼弟在决定结婚之前，约王端午在穿城而过的运河边散步。其时正值黄昏，落日将金色铺满东江，江对岸是一丛丛在风中摇曳的凤尾竹，竹影倒映在水中，弯曲成半江碧玉。黄盼弟对王端午说母亲给她介绍了对象，姓陈，浙江大学材料系的博士。“陈博士长得很帅，比你还帅。”黄盼弟说。
王端午说：“那很好啊，祝贺黄总。”
黄盼弟说：“你觉得好？”
王端午说：“博士，人又帅，当然好。”
黄盼弟没有再说什么，她看不透李文艳。这次谈话后没几天，黄盼弟让王端午去到她父亲的集团公司参加会议，会议结束后，黄盼弟的父亲特意留下王端午和他聊了足有半小时。老黄老板一团和气，笑眯眯像尊弥勒佛，那双眼睛却像刀子一样锋利。王端午回答得小心翼翼，害怕将他的家庭、经历和李文艳的家庭、经历搞混，因此他不能谈少年时在县城织布厂做工的经历，不能谈对他影响深远的读书会。老黄老板问一句，他谨慎地答一句。走出老黄老板的办公室，他的背后一身汗。
这次谈话后不久，黄盼弟和陈博士订了婚。又过半年，他们办了婚礼。
后来据王端午讲，当时黄盼弟在陈博士和李文艳之间有些摇摆，她父亲和李文艳谈过话后对她说，陈博士一眼能看得透，他看中了咱们的家境，这样其实很好，他一辈子都不会、也不敢对不起你；李文艳是个人才，但他心思太深。老豆很少有看不透的人，这个李文艳，老豆看不透。当然，这件事的真实性存疑，毕竟黄盼弟不会对王端午透露这些，据王中秋猜测，这一切应该是出自于王端午的杜撰。后来黄盼弟把她父亲对李文艳的评价转告给李文艳，当然她没有说她父亲对陈博士的评价。
王端午干笑：“老黄总抬举我，我这人最简单了，哪有什么看不透。只是老黄总气场太强，威压大，我在他面前，紧张得要命，生怕说错了什么话。”
黄盼弟说：“你呀，就是心重。”
黄盼弟结婚后，王端午也谈过一场恋爱。
他恋爱的对象不是阿霞，而是在夜场认识的阿媚。
自从得知李文艳自杀后，王端午去夜总会的次数明显多了。从前去是叫小姐一起喝酒，亲一亲摸一摸的，现在不仅叫小姐陪酒，还会去开房。阿媚是金太阳夜总会的坐台小姐，她本名叫什么王端午不知道。王端午从阿媚身上找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纯肉欲的放松。和阿媚在一起时，他的心没那么重了，那些束缚他的道德律不存在了。他每次去总是点阿媚，阿媚在坐别人的台他就纯喝酒。一来二去，他们就住在一起了。他和阿媚的恋爱谈得不咸不淡，阿媚依然在夜场上班，他不是阿媚唯一的男友，不过是阿媚众多粮票中的一张。他偶尔也会给阿媚一些零花钱，买点儿小礼物。和阿媚在一起，他可以暂时忘记李文艳。那个将电线缠在手腕上，果断拉开开关的年轻人，他经历了什么？他的腿是怎么断的？他和坐台小姐恋爱的事传到了黄盼弟的耳中，黄盼弟很恼火。按说他们这样的民营企业，高管的私生活老板是管不着的。况且在当时，这样的事也是司空见惯，不能算丑闻，只能算风流韵事。
黄盼弟找他谈了一次，冷着脸说：“李总，听说你和一个坐台小姐搞得不清不楚，当然，这是你的私事，我本不该过问。不过我要提醒你，我们是有头有脸的公司，别说我老豆的集团公司，就是咱们名匠，也是隔三岔五上报纸电视的，你还是要注意一点影响。这事传出去不好听，什么样的女人不好找，偏要找个坐台小姐？”
王端午沉默。后来一段时间，黄盼弟一直没给他好脸色。
阿媚在王端午洗澡时翻了他的钱包，她只是想拿些钱用，结果发现王端午有两张身份证。王端午洗澡出来，阿媚突然喊他王端午，而他平时是醒宝或者李文艳。王端午愤怒地夺过钱包，指着阿媚的脸让她滚。他和阿媚果断地分了手。他觉得自己挺卑鄙的，老板找他谈话后，他就想着要和阿媚分手，只是没有找到借口，现在阿媚给了他借口。
黄盼弟听说文艳总和坐台小姐分手了，什么都没有说。
从这之后，王端午拿到的奖金比之前多了一倍。
王端午对老板的加薪表示感谢。
黄盼弟说：“这是你应得的。”
和阿媚的这段感情，在王端午的生命中没有留下任何印痕，只能算是他人生大海中一朵小小的浪花。十多年后的某个夜晚，他突然想起当年那个曾经和他同居的坐台女子，想起那段荒唐岁月逢场作戏的情感，他想了许久，也没能想起那女子叫什么。又过了几天，脑子里突然冒出了阿媚的名字。他才意识到，从头到尾，他就没有尊重过阿媚，只是将她当成了隐秘生活中填补空缺的性伴侣。
和阿媚分手之后，王端午再没有固定的性伴侣。
但他经常泡在夜场，有时还会一次叫两个坐台小姐。
他告诉自己，他就是个烂人。烂人嘛，难免做些烂事，这世界做烂事的又不止他一个。他不过在偷偷做烂事，而那么多人在合法地做烂事。
他在夜场里不是王端午，也不是李文艳，他是醒宝。
而那些陪他的女孩子，她们是X小姐、Y小姐和Z小姐，是阿媚、阿红和阿咪。
一九九七年五月的一天，广州一家广告公司通过猎头想挖他过去，开出的薪水比名匠高，还承诺了股权与分红，他拒绝了。他不跳槽，倒不是对黄盼弟的忠诚，只是因为他的身份经不起猎头公司的背调。王端午无数次想过离开名匠回归王端午的身份，可是他发现，一旦抛开李文艳的身份，他依然什么都不是。
一九九八年，王端午的家乡发了大洪水，他从电视里看到总理站在江边指挥抗洪的画面，他认出来，总理站的地方离他家不远。他想起矶头的那片林子，冬天树上总是落满了寒鸦。想到寒鸦，他又想到了卡夫卡。想到初来广东，睡在造漆厂的铁架床上读《卡夫卡传》的那些夜晚。想到接送宋小雨的那些单纯而快乐的时光。想到他曾经的梦想，开书店。想到县城的那些朋友，沈亦知、老曾。想到读书会的美好时光。
他终于想到了四姐。
他意识到，他已经很久没有想起四姐了。
他还意识到，他已经很久没有阅读于心灵有益的书籍了。
他开始怀念青少年时代不带任何功利的读书时光。“我之所以堕落，是因为我远离了那些伟大的心灵啊！”这是王端午人生中的一个重大发现，也是重要的转折。他是多么感恩上苍，在他迷茫的时候、在他无助的时候、在他自甘堕落的时候，让他突然获得了神启，有了这重要的发现。也是在这一刻，过去那个只是嘴上说说，并没那么强烈的开书店的念头在他心中变得清晰起来。他为自己在二十八岁时终于找到了奋斗目标而热泪盈眶。他想，他还要积累更多的资金，然后在合适的时机离开名匠，去开一间属于自己的书店。他在那一瞬间无比清晰地认识到，如果说人生是在大海的惊涛骇浪中前行的一叶小舟，有益的阅读，便是那随时锚定小舟的锚。有了这锚，无论生活的洪流多么泥沙俱下，他都能获得对抗人生风浪的定力。想到这里，他一刻也没有停留，去到不远的南城新华书店。
他要重新开始阅读。
他想重新找一本克劳斯·瓦根巴赫所著的《卡夫卡传》，很遗憾，没有找到他想要的版本。他买了一本梅里美的短篇小说集，只因这个集子里收录了《卡门》，这是他的来处。因为卡夫卡，他想补一课，于是买了在造漆厂就想买的基尔凯郭尔、尼采、叔本华。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尼采的著作，随手翻到一页，他读到了这样让他触目惊心的句子：“我把良心谴责看作一种痼疾，人们患上这种痼疾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压力。”他翻开一本叔本华的著作，却在前言里读到，“叔本华的父亲是个脾气暴躁的银行家，母亲是个爱交际的女作家”；在卡夫卡的《城堡》旁，他看到了黑塞的《荒原狼》。他随手翻开《荒原狼》，读到了这样的一段：“从前有个叫哈里的，又称荒原狼，他双腿行走，穿着衣裳，是个人，可其实他是匹荒原狼。智力好的人能学会的东西，他学了不少，是个相当聪明的人。但他学不会的，却是对自己和生活感到满意。这一点他办不到。他是个不满意的人。”这段话像火光，瞬间点亮了他。他觉得自己也是个不满意的人，他这不满意，是对自身的不满意，他总是觉得，他应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道德更加高尚的人、一个更能体现自我价值的人，他甚至觉得，他并未真正成为一个人。他离他理想中的人的状态越来越远了。“也许，我也是一匹荒原狼。”他还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玛佐夫兄弟》《群魔》《死屋手记》，《罪与罚》这三个字再次刺激了他，他站在书架旁翻看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到了这样一句话：“我唯一担心的，是我们明天的生活，能否配得上今天所承受的苦难。”后来，当他拥有自己的书店时，他在书店的书架上印上了这句话。他觉得，就是这短短的一句话，也能成为阻止他继续滑向深渊的力量。他太需要这样的力量了。他果断地买下了《罪与罚》，还有上面提到的那些书。后来的一段时间，他读完了《罪与罚》。开始时，他觉得这本书特别难读，他讨厌陀思妥耶夫斯基沉闷、冗长、啰唆的语言，讨厌他没完没了的心理分析，可是慢慢他被书中人物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痛苦吸引，他觉得，他很像书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但他的内心依然是迷茫的，他没有接受流放的勇气，他的身边，也没有能拉他一把的姑娘。
他变了，在沉入阅读之后，他变得平静了许多。
朋友们再叫他去唱K，他再也不去。姑娘X、姑娘Y和姑娘Z打电话约他也不去。
他开始留心东莞、广州、深圳、香港的那些特色书店，开始为未来属于他的书店做准备。
他对工作的激情明显不如从前了。
公司行驶在良性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上，许多工作不再需要他像过去那样冲在第一线。阿霞在迅速成长，已经能独当一面，在他的提议下，已经提升为他的部门副总了。到一九九八年底，王端午一直在阅读，他开始享受这宁静的读书时光。阅读让他变得冷静、理性，他开始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开始思考人的问题、人与时代的关系，思考他所处的这个时代，思考他犯下的恶行，甚至于思考改革开放的得与失。他甚至读了一遍《资本论》。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九十年代的金钱至上，他并不做简单的二元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他也不简单地肯定谁和否定谁。他越来越觉得，这个世界是如此复杂，同一件事物，换个角度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见解。
读书让他清醒，读书也让他痛苦。
有些书对于他来说是天书，每个汉字他都认识，可这些认识的汉字组合成的文字，对他却是难以逾越的高墙。这时的他，最后悔的是，初中毕业后没有听从父亲的劝说去复读。他本可以成为读书人，安安静静地做学问。可是，他处所的时代，并不是个推崇学问的时代。因为工作关系，他经常会接触到一些专家学者，他见到太多一生清高的学者为了出一本书而不顾尊严，他又见到太多知识分子扑通下海并淹死在海里。他甚至为黄盼弟的先生陈博士感到惋惜，寒窗苦读十几载，却要依靠婚姻来改变命运，然后从事与所学完全无关的工作。
他能理解这一切。
这是个美好的时代，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也将对金钱的热爱、渴望和欲求发挥到了极致。
年底，黄盼弟受邀参加长安商会的年会。
商会会长、副会长，还有那些会长单位，许多都与名匠有业务往来。黄盼弟让王端午陪同她一起去参会。在路上，黄盼弟问他，最近几个月来，很少见文艳总出来社交，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他说没有，就是想读点书。时代发展这么快，不读书就落伍了。
黄盼弟说读书好啊。我也想有这样的心境来读书。
黄盼弟换了另一个话题，说公司发展迅速，她想在合适的时候推行管理层持股，让公司的元老、骨干分享公司发展带来的红利，另外，公司计划在新的一年启动上市辅导，争取在新千年到来时成功上市。若是在以往，王端午肯定会无比兴奋，这是他刚到公司时黄盼弟定下的发展目标，他们正是在这个目标的激励之下才一路走到今天。现在，这一切不再是画饼，王端午却有些淡然、索然，仿佛这一切与他无关。如果老板此时让他出局，他丝毫不会感到难过。黄盼弟说明年她可能会考虑怀孕生宝宝，公司又正值上市的紧要关头，她希望文艳总能再帮帮她，挑起更重的担子来。
她说：“现在还没有到泄劲的时候。”
王端午知道，黄盼弟这是要再升他的职。现在公司的管理构架是，黄盼弟之下，几个老总各司其职。黄盼弟之前在会上说到过，为了公司的发展，她想改革公司的构架，她任董事长，董事长下设总经理，总经理下是各部门老总，并暗示，总经理可能从各位老总中产生。
王端午当然明白黄盼弟的意思。
不过他并未对这一提议表现出应有的热情。
商会年会大同小异，会长总结说些什么并不重要，不过都是务虚，年会后的酒会才是重点。往年参加这样的商务活动，王端午都紧跟着老板，像猎人一样随时捕捉商机，敬老朋友酒加深感情，敬新朋友酒扩大社交圈，还要随时注意为老板保驾护航，不能让老板喝多，又不能扫老板的兴，什么时候挡酒、什么时候帮腔、什么时候消失，他和黄盼弟配合得天衣无缝。这次他意兴阑珊，但还是尽了下属的本分，随时关注着老板黄盼弟。事实上，老板长袖善舞，用不着他操心。
在酒会上，他意外地见到了李中标。
应该是李中标先见到了他。李中标早就看到他了，几年未见，王端午的变化太大了，形象、气质、气场完全变了。李中标看了餐桌上的名牌，名匠广告公司李文艳总监。他轻声对身边的刘祖之说：“你看那个人是不是王端午？”刘祖之顺着李中标手指的方向，一眼认定：“是，就是，化成灰也认识。他怎么在这里？”李中标说：“你看他的名牌，李文艳总监，他现在不叫王端午，叫李文艳。”刘祖之说：“用了假身份呗，不然一个初中生，怎么能混到名匠这种大公司的高管？”李中标说：“小声点，不要乱说，我们去打个招呼。”刘祖之说：“要去吗？”李中标说：“当然要去，走，咱俩一起。”李中标和刘祖之各自端着杯中的洋酒，李中标在前，一瘸一拐地，刘祖之在后。这时王端午、黄盼弟正和一政府官员端着酒杯站着说话。王端午一手托着酒杯，一手拿着半瓶洋酒，他的老板在敬酒，官员喝完，王端午就给续上。李中标和刘祖之远远地等着，待那官员落座后，李中标走过去叫了一声李总，刘祖之则大叫一声王端午。李中标叫李总，王端午没太注意，听到有人叫王端午，一时没反应过来，循声见到李中标和刘祖之，骇出一身冷汗。好在这时黄盼弟已经落座。
王端午走到宴会厅人少的地方，脸上露出惊喜之色：“李中标、刘祖之，这么巧，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们。”
李中标说：“你这变化太大了，没敢认。你现在自己当老板？”
王端午说：“哪里，打工仔一个。”
李中标说：“名匠广告，大公司啊！”
王端午说：“混口饭吃。你呢，你们俩在一起，自己做老板吧。”
李中标笑着说：“做点小生意。”
王端午见李中标不停换姿势站立，右腿是不太灵便，也不便此时细问。
刘祖之说：“我看你的名牌了，你现在改名字叫李文艳了吗？怎么连姓都改了？”
王端午脸露尴尬，掩饰说：“说来话长，改天咱们细聊。”
说着，从西装口袋里拿出名片夹，取出两张名片，李中标、刘祖之各发一张。李中标、刘祖之也回赠了名片。李中标，长安中标印刷厂总经理，名片背面是公司业务，丝印、转移印之类；刘祖之，长安中标印刷厂厂长，名片背后是相同的内容。王端午就明白了他们二人的关系。王端午说：“真的太意外了，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们。一晃好几年没见了，我敬你们一杯。”说着给二人倒上酒，三人干杯。李中标回敬王端午，刘祖之也回敬了王端午。
刘祖之再次高声说：“王端午，你怎么改名叫李文艳了，这名字，好像女孩名字。”
王端午黑下脸来不说话。
刘祖之说：“还是王端午这个名字好。”
王端午举杯和李中标又碰了一下，说：“我老板在那边，我得过去了，结束后，找个地方喝茶。”李中标说：“你去吧，一会儿联系。”
酒会结束后，王端午上了黄盼弟的车。
回到公寓，王端午拿出李中标和刘祖之的名片又看了一遍。
看一会儿书，凌晨一点，他还是打了李中标的电话。电话一拨通，李中标就接了。李中标很开心，问王端午回到莞城了没有。王端午说不好意思，本来说好结束后一起喝茶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像你自己当老板。
李中标说：“我这小老板，比起你来差远了。今天很晚了，我看你很累的样子，你什么时候方便，咱们一起吃饭细聊吧。”
王端午说：“我随时方便，就看你的时间。”
“明晚怎样，”李中标说，“我和刘祖之一起过来？”
“刘祖之？”王端午说，“也行吧。”
“那，明天见。”
王端午说：“我明天订好位置后，把地址发你的传呼机上。”
王端午订了位于运河边的一家顺德菜馆。
这家菜馆的包间比较私密，坐在窗口朝运河的房间，可以看运河夜景，顺德菜做得也正宗。接到李中标的电话，说他已经从长安出发，王端午就从家里拿了一瓶五粮液、一瓶XO，步行去到顺德菜馆先点了菜。这家菜馆的鱼生是招牌，另外点了几样家常菜，坐在窗口，看着窗外渐次亮起来的灯火发呆。没想到，李中标是单独来的。王端午问刘祖之怎么没来。李中标说他临时有事。王端午心头一热，知道李中标听出他不太想见刘祖之。李中标比几年前胖了一些，更加成熟稳重，也更贴心了。他收到了李中标的善意，心照不宣，便说下次咱们三人再聚。李中标拐着腿艰难落座，王端午起身想扶他一把，李中标示意不用。王端午说，当年被郁金香的老板打的？李中标说，也算是一个人生教训，太久的事了，不提也罢。王端午便递过菜牌让李中标再点菜，李中标说你点了就行。王端午问李中标喝白酒还是洋酒？李中标说喝白的吧，他说他喝不惯洋酒，但现在生意场上流行喝洋酒，没办法，今天是兄弟重逢，喝白的。
王端午说：“鱼生配白酒更搭。那就喝白酒。”
王端午问李中标抽不抽烟，李中标说不抽。王端午就将烟放在桌子上，打火机放在烟盒上。
李中标说：“没事的，你想抽就抽。”王端午没有抽。
两人的叙旧，从当年被卖猪仔下车之后说起，你一句我一句，说起来不过是几年前的事，却已然恍若隔世。王端午说那时真单纯。李中标说你现在也没变啊。王端午长叹一声：“变啦，回不去了。”指着自己的心口说，“这里，早已千疮百孔。”竟然哽咽，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李中标说：“这些年，兄弟吃苦了。”王端午平复了情绪，说到当初他回家办边境证，没有办到，回到松岗去找李中标，结果得知李中标被老板打了并被炒了的事。那时没有手机，连个传呼机都没有，实在找不到他，但这些年来，他一直在留意着，一直想着什么时候兄弟能重逢。他以为是不可能再重逢的了，广东那么大，打工的人那么多，来来去去，想再见到真是太难了，没想到，山不转水转。兄弟两人，你敬我一杯，我敬你一杯。李中标也将他当年的经历讲了，他们的小厂刚做起来，被老板知道，砸了他们的作坊，他的腿被打骨折了，也没找正经的医院接骨，他们不敢在松岗待，就到长安，想着再把厂子搞起来，但拿不到大单，坚持了不到半年就黄了。后来他进了一家印刷厂打工，先是学丝印、转移印，后来又跑业务，慢慢摸到了一些门道，自己接业务做。一开始只做丝印业务，投资小，租间房子，扎个丝印台就开工了，不用多大投入。慢慢从一个印刷台到两个、三个，工人也从三个到四个到八个十个。他就去松岗找刘祖之，刘祖之还在老地方做流水线，他将刘祖之叫过来，给他个厂长的衔，其实就是带几个人干活。不到一年，作坊就有了二十多人，次年，就不仅仅做丝印，也不仅仅手工印，他购进了丝印机，后来又添了移印机，一路发展到现在，工厂有了二百来号人。刘祖之是兄弟，又是元老，之前一直做厂长，但他的管理能力有限，因此生产管理交给另一个厂长，刘祖之就成了他的跟班，还拿厂长的工资。李中标说明年想再扩大生产，主要是扩展业务面，贷了款，前不久刚订了一台海德堡四色印刷机，印刷这一块的产品就都能做了。
广告公司经常和印刷厂打交道，王端午当然知道一台海德堡印刷机值多少钱，知道现在李中标的企业做得有模有样了。他为李中标高兴，又敬了李中标。李中标就问王端午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李中标说：“我听刘祖之说过，你当时找工作一直找不到，手中没钱了，找他借钱，他把手上所有的钱都给你了，后来就没有你的消息了。我还一直在想着，你王端午不像这种卷款潜逃的人啊！”
王端午苦笑：“也的确，刘祖之还是很够义气的，他把手上的钱全都给我了，一共一十八块五毛，我到现在都没有还给他，真是欠下了他天大的人情，改天我要好好谢他。”
李中标沉默许久，他没料到，刘祖之无数次在他面前演绎的慷慨相助居然是十八块五毛。
他转了话题：“你和宋小雨后来怎样了？当时宋小雨寄了两封信给你，我代收了，这些年，我一直带在身边，搬了几次家我都留着，今天从厂里直接过来，就没有带过来。”
听说宋小雨写给他的信李中标一直留着，王端午还是很激动，嘴上却说：“时过境迁，她写什么也不重要了。你一定好奇，我为什么现在叫李文艳，而不叫王端午。”
李中标说：“你肯定有自己的苦衷。”
这句话差点让王端午再次破防，就将他当初的经历细说了一遍：来找李中标不遇，写信约宋小雨，结果被抢劫身无分文，连夜从宝安走到松岗找刘祖之借钱，刘祖之给了他十八块五毛后再也没露面，他无奈之下又走回宝安，因为生病没有见宋小雨，后来流浪几个月，靠偷食物活下来。当然，他还是没有勇气说出全部的真相，他说后来在流浪时捡到了一张李文艳的身份证，凭着这张身份证，他找到了工作，慢慢再换工作，进入刚创业的名匠广告公司，跟着公司一起成长。李中标听他说完，当然明白，所谓捡到身份证是怎么回事。他摸过桌上的烟，给王端午递上一支，自己也拿过一支。给王端午点上，自己也点上。
李中标吸一口，忍住了咳，说：“我陪你吸。”
兄弟二人沉默无语。王端午一连吸了两支烟。
李中标说：“是我不对，我该和郁金香厂的保安打个招呼的。”
王端午将第二支烟摁了，提高声音说：“都过去了，我前不久看书，读到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我唯一担心的是，我们明天的生活，能否配得上今天所承受的苦难。”
王端午许久都没有这样放心地醉过了。
是年腊月，王端午回到久违的故乡。
他发现，故乡的地貌变得陌生了，从前，他家后面有座山，现在山不见了。父亲告诉他，夏天发洪水，整座山都被挖去筑堤了。果然，他熟悉的长江干堤比从前宽了一倍。之前，从干堤到长江中间还有一道子堤，现在，子堤被洪水撕成了几段，巨大的缺口下面是窄长的水凼，还能看出洪水决堤时的狂暴。父亲讲述了抗洪中的许多故事，有些是他从电视上看到过的，有些是他不知道的。父亲没问他这些年怎么过的，他也没问父亲这些年是怎么过的。
家乡还有一个大变化，过去镇与村之间设有管理区，几年前管理区撤了，那个为难他的乡长，现在升任了副镇长。王端午回家后，镇委书记带着镇长、副镇长一行数人到他家来慰问，希望在外面干得好的老板关心家乡建设。
书记、镇长们坐在堂屋喝茶说话时，父亲将王端午拉过一边，让王端午给家乡捐钱。
“你以为书记镇长平白无故来看你呀，”父亲说：“外出打工，当老板的、发了财的，回到家，都要捐钱的。”
王端午问捐多少。
父亲说当大老板的捐十万八万，当小老板的捐三千五千。
王端午说：“我又不是老板，打工仔也要捐吗？”
父亲说：“你就捐一点儿吧，都说你在外面当老板发大财，书记、镇长都上门了。”
王端午说：“我是个打工仔，干吗要打肿脸充胖子？”
父亲生气了，说：“你捐点钱，也是做好事，修路补桥，也体面，说起来，哪个的儿子捐了多少、哪个的女儿捐了多少，我们这些老倌子们，在一起说话腰杆子也硬气。”
王端午说：“那个副镇长，我一想到他就来气，要是他不来，我还真捐个万儿八千，他来了，我一分也不捐。”
父亲说：“你呀，你呀，还是这么犟。”
王端午回到堂屋，继续和书记、镇长闲扯，说到为家乡建设捐钱的话，王端午便说他是有案底的坏人，连边境证都没资格办，他倒是想为家乡建设做贡献，就怕有案底的人钱不干净，镇里不敢要。
书记听他话里有话，便问怎么回事，王端午指着副镇长说：“书记、镇长，当着父母官的面，我可不敢说半句瞎话，您问他，当年还是他给我定的罪呢，在派出所铐了一整天。”
王端午去看望了二姐、三姐。给二姐、三姐各塞了三千元。二姐的女儿墨墨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也要出门打工了。王端午记得他出门时，墨墨还是个小黄毛丫头，现在已经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二姐求王端午，把墨墨介绍进他打工的公司。王端午说广告公司对文凭要求高，墨墨才初中毕业，不行的。二姐说：“你初中毕业经理都做得，墨墨打个普通工还不行？”王端午知道解释不清楚，想到李中标的厂，于是打电话求李中标帮忙。李中标问帮什么忙，只管吩咐就是。王端午就说他二姐的孩子想出来打工，问能不能进他的厂。李中标说这算什么帮忙，你让她来，我会安排好的。
给二姐的孩子找了工作，三姐说她和三姐夫过完年也想出门打工。
王端午说：“孩子上学你们不管？”
三姐说：“有爷爷奶奶管。”
王端午说：“我又没开公司，只能尽量想办法。”
三姐说：“一碗水要端平哦，你给墨墨找了工作，就不能给我们找？我们也可以进墨墨进的厂啊。”
王端午说：“你以为厂是我开的啊，说进就进？”
家里人都觉得他在外混好了，是成功人士，要么请他帮忙找工作，要么问他借钱。请他找工作的加起来都能凑一条拉，问他借钱的张口就是三五万。他一个个耐心解释，说不是他不想帮忙，是真没这个能力。亲戚朋友们并不相信，认为他就是不想帮忙。回来没几天，把亲戚朋友得罪了不少。他从来没对家里人讲过，这些年他在外面是怎么过来的，吃过什么苦，内心有怎样的黑洞，怎样一步步熬到今天。家里人不管这些，在他们的意识里，既然你混得好了，就该帮帮兄弟姐妹三亲六眷们，帮了二姐的女儿，三姐家总是要帮一个的。父亲让他别那么无情，有能力就拉大家一把。王端午只有苦笑，答应了再去求别的老板。不过他说，三姐和三姐夫还是要有一个在家，两个孩子如果能读书，一定要读大学。你看隔壁莫大叔，一儿一女，都考上了名牌大学。
三姐说：“上大学有什么用？现在大学生不包分配，毕业了还不是打工？你没上大学，不比那些大学生混得强？”
王端午知道和三姐说不清。
他也不想对他三姐说，她弟弟就是偷了大学生的毕业证才混到了今天。
他无力地说：“好好好，过完年给你介绍进厂，你们以为进厂打工是去享福，等进厂打过工，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三姐说：“不想帮忙就直说，打工能有多苦？难不成比在家里栽秧斫谷苦？”
王端午想说那是不一样的苦，但他知道，这些解释没有必要。
大年三十傍晚，他按烟村习俗，去给母亲、姐姐、弟弟的坟头送灯。
他们的坟被荆棘野竹包围着，费了好大的劲才走进去。母亲、姐姐、弟弟的坟头长满了野菊和结着红色浆果的刺藤。看来自他离家后，他们的坟便没人来打理，王端午觉得这是自己的罪过。他恭敬地给每座坟头点上三根一簇九根香，烧了纸钱，点上一盏简易的煤油灯，围着灯的四周插上四根小木棍，外面套上白纸糊就的防风罩。在鞭炮声中，他给母亲、大姐、四姐磕头，给弟弟作揖。看着坟头忽明忽暗的灯火，想到他在外犯下的恶，想到李文艳的坟头怕也是生满了荆棘，他不敢久留。
正月初一，他带着墨墨回到广东。
至于三姐，则要等他帮忙找好工作后再叫她过来。
过完春节后一直忙。
黄盼弟没有宣布让王端午任总经理，却让他担起了总经理的工作，公司里的人都明白，他就是未来的总经理。
他想着和李中标再见一面，却一直抽不出时间来。
往往是，他有时间李中标没时间，李中标有时间他又没时间。
到他再次和李中标见面，已是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九日，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这天，王端午过长安，李中标带他参观工厂，又带他去看墨墨工作的车间。李中标安排墨墨跟师傅学开海得堡印刷机。王端午知道，李中标这是把墨墨当自己人，让她学最核心的技术。王端午叮嘱了墨墨几句，要用心学技术，学会了，这辈子都不愁找工作，不要觉得自己特殊，越是这种关系，越要踏实工作。王端午又对李中标说孩子要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该批评的就批评，千万不要留情面。李中标笑着说她干得很好，总不能没事找事，为了批评而批评。
参观完工厂，到李中标的办公室喝茶。
王端午说：“没见到刘祖之呢？”
李中标说：“安排他去中山跟单了。”
喝了一会儿茶，李中标说：“你看，差点儿忘记了。”说着，从文件柜中拿出一个牛皮纸袋。
王端午知道是宋小雨写的信，说：“这么多年了还留着。”
李中标笑着说：“要不你先看？”
王端午说：“不用啦，回去再看。”
两人喝茶，聊的都是各自的工作。李中标说他过完年一直在忙着扩大生产的事。王端午说公司在做上市辅导，虽说有专业的券商负责，但上上下下方方面面要配合，要规范的地方不少，事情多了很多，加之老板怀孕了，担子都压在他肩上。
李中标说：“那要提前恭喜你了，公司上市，你可就是上市公司的CEO了。”
王端午说：“能否顺利通过IPO还不知道呢，就算能顺利通过，最快也是二三年后的事了。”
李中标说：“本来是有事想求你的，看来没必要说了。”
王端午便问李中标什么事，别说一半又不说了。
李中标说：“你也看到了，我这里，小工厂，又是做实业的，前景当然比不上名匠，如果你愿意过来，以我俩的能力，我是有信心将公司做大做强的，我可以给你干股。刚才听你说名匠在推动上市，老板又要给管理层持股，我这点干股就显得太寒酸了。”
一席话说得王端午感动不已：“我知道你是看在兄弟情分上想拉我一把。”又问李中标给刘祖之多少股份，李中标说刘祖之没有股份。王端午再次对李中标表达了感激之情，说现在实在走不开，将来在名匠混不下去了，就来投奔李中标。一起吃过午饭，王端午回东莞。公司给他配了专车和司机，在回东莞的车上，他就将宋小雨的信拆开读了。宋小雨的两封信写得都极简洁，第一封信告诉王端午她换岗位了，还是之前的公司，但不再做文员，去跑业务了，是她向老板提出来的。她说只有跑业务才会有更好的前程；否则，文员做得再好，充其量做个办公室的小头目。第二封信，写她跑业务一周所受的委屈和收获。她说业务就是信息、是资源、是无形资产，很多老板都是跑业务起家的。想要当老板，没有资本，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当业务员，当手上有了足够的业务渠道，就有了资源，这是无形的财富。宋小雨还写道：“你总是说不想学技术，因为学会一门技术后，一辈子就被技术束缚，之前我不同意你的说法，现在越来越认同你了，我不能被打字技术束缚，不能一辈子做打字员。而且用不了多少年，人人都会打字，人人都会使用计算机。”她在描绘了一番跑业务的美好前景之后告诉王端午，她买了数字寻呼机，这样跑业务方便，同时，她也渴望收到王端午的寻呼。
这是一封来自于一九九三年的信。
王端午收到信时已经是一九九九年，整整迟到了六年。
这六年啊！
王端午早已不再幻想着能得到有关宋小雨的任何信息。可是现在，他有了宋小雨的寻呼机号。一个数字寻呼机号。他在车上就拨了寻呼台的号码，谢天谢地，寻呼台还在。接通之后，传来了寻呼台小姐好听的声音。他说：“您好，请呼2233，回复本机。”寻呼台小姐回复说：“对不起先生，2233机主欠费停机。”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他还是联系不上宋小雨。他想，联系不上也好，也许宋小雨早就结婚了。毕竟六年过去了。不过现在，他总算拥有了宋小雨写给他的两封信。他将这两封信放在床头柜上，躺在床上看书时，转头就能看到，有时会拿起来读一读，看着她熟悉的字体，回想当初的甜蜜，有时会想象一下，宋小雨现在是否达成了梦想。以宋小雨的能力，在这个时代，她是能抓住机遇，成就一番事业的。他的内心慢慢恢复了平静。
他觉得这样很好，心中有个念想。
宋小雨留给他的念想，这就足够了。
三姐和三姐夫还是来东莞了。
王端午找了一个和名匠有业务往来的老板，把三姐和三姐夫安排进电子厂做普通流水线工人。他偶尔在周末去看望他们，听他们说说打工的情况，请他们吃顿好的。三姐说打工还不如在家种田，一点自由都没有，在家种田，农闲了还可以搓麻将。
他说：“你们可别轻易出厂，出了厂，我再也帮不了你们。你们不是哭着喊着要出来打工吗。”
三姐说：“不求你，我去求墨墨。”
公司几乎天天加班，他只能在每天临睡前读上一小会儿书。
他读书越来越杂，哲学、文学、历史、自然科学、社会学，甚至有关宇宙大爆炸、平行宇宙、超弦理论之类的科普读物也读。他读到了量子力学，薛定谔那只不死不活又死又活的猫深深地吸引了他。量子物理让他变得虚无，世界因人的观测而改变，双缝干涉实验，波粒二象性……他想，如果我闭上眼睛，那么这个世界就不存在，房间里的电视机不存在，床头柜上的书不存在，宋小雨写来的信也不存在，甚至于，宋小雨也不存在的。那，李文艳也是不存在的，他曾经的罪恶也是不存在的。是啊，当你闭上眼，当你没有测量这个世界时，你如何证明床头柜上有两封信。当然，他并不会对此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也没有能力去研究，他阅读，只是单纯地享受阅读，阅读让他感受到宇宙如此浩大，人类如此渺小。这让他有时痛苦，有时超然。阅读帮助了他的创意，他的思维打开了另一重天地，在做广告创意时，他总是能突发奇想，给出让人眼前一亮的方向。从前他是有些自卑的，觉得自己真是个醒宝，是名匠公司，让他找到了自信，觉得自己也是一个人才。
不过他其实更喜欢做纯粹的策划者，而不是现在这样，要操整个公司一大摊子的心。他又是个责任心极强的人，接下这个担子，他就结结实实地挑了起来。
每周只来公司一次的黄盼弟托着大肚子对他说：“我就说了，你有无限可能。”
他在名匠看似风光，其实孤独。
他没有真正的朋友。
黄盼弟是他的老板，其他人是他的同事。
好在不远的长安镇，有他真正的朋友李中标。
只要两人都有时间，他们就会约着一起吃饭，只有在面对李中标时他才能放下戒备。
他对李中标说：“不用每次我过来，你都刻意把刘祖之支开，我早就不怪他了。再说了，他也没有帮我的义务。”
李中标说：“那就太好了，我一直想劝和你们俩，兄弟之间，一笑泯恩仇。”
王端午淡淡地说：“也没有什么恩仇，我也不想让中标兄你为难。”
五月二日这天，李中标做东，约王端午和刘祖之一起吃饭。席间，李中标将话说开了，说当年刘祖之也很难，他也是尽力了。刘祖之也解释说，他当时把手中的钱都给了王端午后，转身就进厂去找人借钱，他借遍了熟悉的工友，没有人愿意借给他一毛钱。他觉得对不起王端午，没脸出来见王端午，这才躲着不出来的。他敬王端午的酒，赌咒发誓，说他当时真的回去借钱了，如果没有回去借，他出门被车撞死。
王端午说：“不用发誓，我真没怪你。来，敬你，一切都在酒里。”
话说开了，大家都高兴。这天李中标喝得多了点儿，喝多了，又提到想请王端午过来帮忙的事。
李中标说：“刘祖之你是不知道，这几个月，厂里遇到的好多困难，都是端午兄帮忙才顺利解决的。端午兄是个大才，可惜我们这庙太小了。端午兄，你要是肯来，别说给你百分之十的股份，就是给你百分之二十我都愿意。”
刘祖之说：“王端午，你要喝一杯，老板给你这么多股份你都不肯过来？你们老板给你多少工资？”
王端午说：“不是工资的事，无功不受禄，我和你不一样，你是和中标一起创业过来的。”
刘祖之讪讪地说：“我们一起创业，老板都没说给我股份，你再不过来就太不够义气了。”
李中标说：“名匠公司准备上市，上市他就是亿万富翁了。”
刘祖之说：“你们老板这么大方？”
王端午忙说：“中标喝多了，你别听他的。”
聚会过后没几天，刘祖之过莞城，打电话给王端午，说他就在名匠公司楼下，想上来坐坐。王端午请他上来，他要开会，递瓶矿泉水给刘祖之，让他等一会儿。王端午去主持会议时，刘祖之就在王端午的办公室里东看看西看看，看到一本名匠公司的宣传画册，宣传画册上有公司董事长黄盼弟的简介，接下来就是公司二号人物李文艳的简介：
李文艳，江西横峰县人，毕业于华南大学中文系……而照片上的人却是王端午。
王端午、李文艳。刘祖之心里五味杂陈。他将宣传画册顺进手提包，站在窗口看楼下的风景。真是个好地方啊！他感慨。
王端午忙到十二点才结束会议，过来陪刘祖之在公司附近一家湖南菜馆吃饭。刘祖之再次给王端午赔罪，说他万万没有想到王端午会流落街头。王端午笑着说都过去了。刘祖之说：“你现在一直用李文艳的身份？你们公司不知道？你用到现在，为什么不改回自己的身份？”连珠三问。王端午没有回答。刘祖之走后，王端午心里发慌，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他的直觉是对的，刘祖之来过后不到半月，这天上班刚到公司，黄盼弟的秘书就过来对王端午说：“李总，黄总让你过去一下。”
王端午去到黄盼弟的办公室。
黄盼弟面冷如霜，不像平时见了王端午那样笑眯眯的，只是冷冷地让王端午把办公室的门关上，她则坐到茶桌前，洗茶、泡茶。王端午忙说：“我来，我来。”黄盼弟腆着大肚子，没有理会王端午，坚持自己泡好茶，给王端午倒上一杯，自己倒上一杯白水。黄盼弟平时不会这样严肃，也不会这样客气，今天这客气中带有一丝丝生分。王端午心里发虚，喝了一杯茶。黄盼弟给他再倒上一杯，说：“这茶怎样？”王端午说：“黄总的茶，当然好。”黄盼弟说：“说是五夷肉桂中最好的牛肉，我不懂茶，也不知是真，还是假。”王端午觉得黄盼弟话中有话，特别这是真，还是假，她在真和假这两个字上，明显加重了语气。这不是她平时说话的风格。
王端午说：“我也没有研究。”
黄盼弟缓和了一下气氛，说：“文艳总来公司几年了？”
王端午说：“九四年，公司刚成立没多久就来了。”
黄盼弟说：“你是名匠的功臣。”
王端午说：“我刚进公司时，什么都不懂，是公司给了我成长的机会。”
黄盼弟说：“是啊，短短几年，公司发展到今天，当时创业，什么都没有，反而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歪招邪招咱们都用过啊，就像邓公说的，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现在不同了，公司走到了上市的紧要关头，反而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王端午低头喝茶，知道黄盼弟不会无缘无故腆着大肚子和他说这些，他等着黄总接下来的话。黄盼弟又给他倒上了一杯茶，说：“我也不和你绕圈子了，是这样的，我前几天啊，收到了一封信，你看看。我觉得，这是对你的恶意诽谤，是无中生有的事。本来想扔一边不理它，但现在，上市的关键时期，怕有人拿这些有的没的做文章，咱们现在是竞争对手的眼中钉，无风都起三尺浪，所以找你谈谈。你看看吧！”说着，从茶几上拿过一个文件夹，再从文件夹里拿出一个信封。
王端午接过信，A4纸打印，内容很简单。
名匠黄老板：
贵公司李文艳是个大骗子。他本名不叫李文艳，他叫王端午。他也不是大学毕业生，他初中都没毕业。他是个小偷，他偷了李文艳的身份证和毕业证。那个李文艳，没有了身份证和毕业证，会是什么后果，您可能不太了解，但他是知道的，他这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把人往死里坑。如果你们不处理，我就要主持正义，我要向媒体报料，让大家都看看，正准备上市的大公司，堂堂名匠公司的总经理是什么样的人。我相信黄老板不会将这样的坏人留在身边的。
一个正义的知情者
王端午的手在微微发抖。
他将信折好，放回信封，将信封放回到黄老板的面前。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站起身，对黄总鞠了一躬，说：“这封信上说的都是真的。对不起，我欺骗了您，也欺骗了公司，我对不起您的信任，给公司抹黑了。我一会儿就将辞职报告交上来。”
说完，再次给黄总鞠了个躬。
王端午决定和过去做个了断。
过往的一切，过去认识的人他都不想再有联系。当然，李中标是例外。他给李中标打电话，告诉李中标他离开名匠了。他对李中标表达了感激，为生命中有这样肝胆相照的朋友而感激。李中标问他出了什么事，怎么好好的突然就辞职了。他说没什么，只是想换个活法。李中标说太好了，这是上天在帮他，他现在太需要王端午的帮助了，他希望王端午过长安去帮他。他说那天酒后说的给股份是他的真心话。王端午说他想休息一段时间。他想提醒李中标要小心刘祖之，转念一想，觉得没必要。做完这一切，他退出手机卡，将手机卡扔进垃圾篓里。他拿出李文艳的身份证和毕业证，也丢进垃圾篓，但想了想，重新捡了回来，装进牛皮纸文件袋，放进行李箱。
他知道，他无法真正和过去做了断，他以李文艳的名字生活的这六年是无法了断、无法回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