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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麦田逃离者

01

王端午六岁那年,意外害死了四岁的弟弟王中秋。他后来一直记得,那天大清早空气中就晃动着肥皂泡一样的水汽,远处的物体在热浪下弯曲成虚幻的波状。他从邻居家的柴堆里找到了一根巴掌宽的椽子,那椽子像极了一把马刀。他如获至宝,拿着“马刀”连劈带砍,嘴里模仿着冲锋号的声音。四岁的弟弟王中秋只穿件红色小背心,赤裸着下身,跟在后面喊着“哥哥哥哥给我玩”。他冲着弟弟比画着,不给弟弟玩。他玩累了,才将“马刀”扔在门前的禾场上,对眼巴巴等着的弟弟说给你玩。弟弟跌跌撞撞跑过去捡“马刀”,一脚踩中了椽子上的锈铁钉。他的父母回来后,只是用盐水给孩子做了简单的伤口清洗,挤出发黑的血水,用布条垫了棉花做包扎。父亲质问王端午椽子哪来的,他说不知道。父亲盯着他看了许久。他第一次见到父亲对他如此凶狠、阴沉。弟弟当时并没有表现得特别痛苦,除了受伤的脚不能落地,没有其他不适。原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到第二天早上,弟弟开始发烧,原本清亮的大眼睛黯淡无神,红润的嘴唇干燥乌青,他的身体像烧红的铁一样烫手。

父亲背着弟弟去到大队卫生所。

赤脚医生说要打破伤风针,卫生所没有。

送到公社,公社也没有。

七天后,弟弟王中秋死于破伤风。

这是王端午第一次面对死亡,他认为弟弟是他害死的。弟弟死去后那青灰色的脸,微微张开的、发黑的嘴唇顽固地铸在王端午的灵魂深处。弟弟生前,兄弟俩睡一张床,现在弟弟死了,他不敢再睡那张床。他提出要换张床睡,被父亲断然拒绝。事实上,家里没有多余的床。

弟弟埋在屋后不远的山坡上,一个小小的黄土堆。

在他的记忆中,这土堆似乎只存在了一年,第二年就变成了一蓬比别处更加茂盛的野草,再过两年,这里的野草与别处无异了。

他父母并没有悲伤多久,至少在王端午看来是如此。母亲是个冷漠的人,他从母亲的脸上并没发现什么特别的变化。弟弟死后,他就生病了,高烧不退,说胡话。他总说脑袋疼,脑袋深处疼。过了几天,他发现,那疼痛的地方似乎隐藏着一个无可名状的活物。那东西并没有实体,但他却能感觉到那活物的存在。他能感觉到脑袋里的那活物在他疼痛时也在瑟瑟发抖,像一个幼小的生命,他对那生命生出了怜悯之心。父母不相信,认为他是烧糊涂了,他们请来医生,给王端午吃退烧药、打庆大霉素、刮痧,医生把他能想到的法子都用上了。

在他退烧之后,那活物好像也在慢慢舒展,像刚睡醒的孩子,伸酣畅的懒腰。

“弟弟。”他惊叫起来。

他发现脑子深处的那团活物居然是弟弟王中秋。

“弟弟,你怎么跑到我脑袋里了?你不是死了吗?”

弟弟没有说话,弟弟也许解释不清他为何会在哥哥的脑袋里,也许听不见他说话。“你别怕,有哥哥在,哥哥保护你。”

他对父母说弟弟没有死,弟弟住在他的脑袋里。

他的父母忧心忡忡——可真是命苦,一个儿子死于破伤风,一个儿子烧坏了脑子。

高烧退了,他却卧床不起。

弟弟死后,他迅速消瘦,瘦成了一根麻秆,仿佛一口气就能吹倒,轻轻一敲就会折断。他长得越来越像弟弟,或者说,他成了王端午和王中秋的综合体。

时值农忙,父母没有精力照顾他,由他睡在床上。他只能躺着,一坐起头就晕,呕吐。他忍住想吐的感觉坐起来,下床,可他不会走路了。他发现弟弟也想指挥他的身体,他想迈左脚,弟弟指挥着他迈右脚;他想迈右脚,弟弟却指挥他迈左脚。他总是直挺挺地扑倒在地,直到姐姐们将他抱上床。有时,他想和脑子里的弟弟说话。他对弟弟说对不起,他错了。奇怪的是弟弟一直沉默着。他明明能感觉到弟弟就住在他的脑子深处,弟弟总是躲着他。

生病之后,王端午很久没有出门,很久很久没有见过太阳,直到这年的九月。

这年的九月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去世了。这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噩耗。九月十八日那天,举行领袖追悼会,村里所有人都戴黑纱,王端午被父亲背着去参加在大队部举行的哀思会。整个会场此起彼伏的哭声不曾间断,王端午的母亲也一直擦眼泪。王端午趴在父亲背上,后来又转到母亲背上、姐姐背上,大家轮流背着他,哀思会一直进行到天黑。王端午在姐姐的背上睡着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再没有机会被背出家门,慢慢就到了冬天。

那年冬天格外寒冷,他睡在厦子房里,听着屋外的风整日整夜尖啸,不时传来寒鸦的怪叫,他因此爱上了寒鸦。后来他知道了卡夫卡的名字在捷克语中是寒鸦的意思,他爱上了卡夫卡。当然,这是后话。他的病一直没有起色,也说不出是什么病,睡在床上时没问题,坐起来就天旋地转,也不能走路,走路就摔跤。他告诉父亲,弟弟住在他的脑袋里。父亲看着说疯话的儿子,眼里满是悲伤。他父亲几乎已经认定,大儿子也保不住了。他并不是悲伤大儿子也将夭亡,而是悲伤自己将成为可怜的孤老,成为无后之人。小儿夭折,大儿久病,王端午的父亲变得颓废起来。从前他父亲只是喜欢使用暴力,打老婆、打孩子在中国农民眼中,并不被认为是多么恶劣的品行。他父亲种田是把好手,每天起早贪黑,耕田、耙地、挑谷子、扬场,没有能难倒他的农活。和所有勤劳能干的中国农民一样,他父亲这样的人在乡村社会受到广泛的尊敬,现在成天和生产队里最没有出息的几个懒汉、酒鬼混在一起,弄只死猫烂狗也能炖了喝一顿,喝得醉醺醺地回家,就拿王端午的母亲和姐姐们出气。他的姐姐们都像他母亲一样,挨打了并不哭,也不反抗,只是默默承受着。

从前,王端午的父亲当家时,他母亲像个不存在的影子。现在,男人成了酒鬼,她倒变得强悍起来。王端午的母亲不肯放弃对儿子的救治,偷偷去求巫医。在那个年代,搞封建迷信要冒天大的风险,王端午的母亲苦苦哀求,以她唯一儿子的生命起誓,保证不会告诉任何人。她还带去了三十个鸡蛋,这对当时的农民来说是笔不小的财富,更是无法拒绝的诱惑。巫医被王端午的母亲感动,也被这三十个鸡蛋征服,这才在寒风号叫、滴水成冰的夜晚悄悄潜入老王家。

巫医进屋,东看看西瞧瞧,装神弄鬼一番后,走进了王端午睡觉的厦子房。王端午头皮发麻、脑袋发紧,弟弟在他的脑子里瑟瑟发抖。他听见弟弟发出了惊恐而细微的声音:“哥哥,我怕。”

巫医突然大喝一声,斩钉截铁地说:“你小儿子阴魂不散,缠住了你大儿子。”

王端午认为巫医是个妖怪,她一定知道是他害死了弟弟,他当时怕得要死,怕巫医说出这秘密,也怕巫医发现弟弟,于是他将头蒙在被子里。后来,他因此养成了将头蒙在被子里睡觉的习惯,这习惯持续到他离开故乡来到炎热的南方才被迫改变。

巫医说:“揭开被子,让我瞧瞧。”

他尖叫:“走开,你这老妖婆。”

“有什么法子?我就这个儿子了,求求你。你看得出我儿得病的由来,就一定有法子救他。”

巫医乜斜看着他母亲,犹豫许久:“法子是有,只是……”

“什么法子都行,我听你的。”

“桃木桩,两尺长,削十根,八卦方位各钉一根,另外两根,钉进阴阳鱼眼,要全部钉没土,要把你小儿子的阴魂钉死,永世不得超生。”

他母亲疑惑地问:“钉哪里?”

巫医说:“坟上。”

他母亲面无表情,连夜削桃木桩,连夜钉在小儿子的坟上。

第二年春天到来的时候,王端午已经完全适应了脑袋里住着的弟弟,弟弟也在努力适应着新的环境,王端午肉身内的两个灵魂达成了微妙的平衡。他扶着墙站起来,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想迈左脚,就迈出了左脚;想迈右脚,就能迈动右脚。这一发现让他无比兴奋,他摇摇晃晃慢慢挪出了家门。那是个春光明丽的上午,放眼望去,远处田野里一望无际的紫云英铺天盖地,星星点点的油菜花点缀其间;柳树、榆树、水杉、栾树、枫杨树、槐树、金合欢、垂丝海棠,房前山坡上所有的树木都吐着嫩绿的叶子;桃花、李花、梨花、杏花、金银花一股脑儿都开了,空气中弥漫着迷醉的花香和湿润的泥土气息;田野里棒槌草、三角草疯长;蜜蜂没头没脑嗡嗡乱撞,一只青蛙带头叫,蛙声一片。王端午几乎是贪婪地深深呼吸,恨不能将天地间的空气全部吸入肺中,吸入每一枚毛孔、每一个细胞。他的脚落在湿润的泥土上,生命接通来自大地的气息。他的双腿慢慢有了力气,刚下地时他的腿是飘的、软的,现在,他每走一步,力气就回来一点。他慢慢地走向田野,穿过长满野草的田埂,他的衣襟上沾满了金黄的花粉。他看见明晃晃的水田里有一群妇女在移栽秧苗,他朝那群人走去。

他走到水田边上,就听见一声惊呼:“我的儿啊!”

他的母亲从田里连滚带爬上了岸,一把抱住他,脸紧紧地贴在他的脸上。母亲哭得撕心裂肺。后来,他经常回忆母亲抱着他痛哭的那一幕,就觉得那场病是值得的。甚至,用弟弟的死,换来母亲抱着他痛哭一场也是值得的。

整个童年,弟弟住在他的身体里,并没有再对他造成别的困扰,他很骄傲,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他对人说这事,没人信,他便不再对任何人说起。病好之后,王端午的身体再没有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他变得弱不禁风,动不动就感冒,长时间咳喘。他母亲找了许多偏方,家里好吃的都紧着他。那时乌龟、甲鱼没人吃,他母亲隔三岔五给他烧一只,但他一直没胖起来。生病之后,他羞涩而沉默,经常发呆。他变得越来越像弟弟,干净得像个圣婴。病了大半年的王端午,和其他同龄孩子再也玩不到一起。他经常远远地看着一群孩子游戏,脸上流露出羡慕,当别的孩子邀请他一起游戏时,他又惊恐地往后退缩。他在疏远同伴,甚至疏远同类,更多的时候,他逗一匹甲虫,或者一只蚂蚁,和它们玩上几个小时不挪地方。他静静地坐在远离小伙伴的地方,和脑子里的弟弟说话。偶尔,他自说自话的情形被人发现,人们就说他是个自说神,说他得了癔症。他因此获得了人生的第一个绰号——王醒宝。醒宝两个汉字写出来给人的直观感受是聪明的孩子,事实上,在他的家乡方言中,醒宝就是傻子的意思。

很多人都觉得,这孩子终究是养不大的。

九月,王端午发蒙上小学了。

他的成绩很好,老师们都表扬,说他是天生读书的料。

家访时,语文老师对他的父母说,当了几十年老师,第一次遇到这么会读书的孩子,记忆力好,过目不忘,唯一的缺点,就是注意力不集中,贪玩,这孩子,好好教育,将来一定能考上清华大学。他的母亲,无比骄傲地将老师的话学给人听,意思很明确,你们不是笑话我,说我家儿子是醒宝吗?听听老师怎么夸他的吧!

不过,据王中秋说:王端午就是个醒宝,而那个过目不忘的聪明孩子是他王中秋。

二年级上学期,那天放学时,他不小心将同桌的语文书收进了自己的书包。同桌将语文书丢失的事报告了老师。在老师看来,这不是一起简单的语文书丢失事件,是严重的盗窃案。“我希望偷了书的同学悬崖勒马迷途知返,老师给你一个机会,今天放学之前,主动将书交给老师。”他翻书包时,发现了写有同学名字的语文书。八岁的孩子,面对了他无法处理的问题。他不敢将书交给老师,害怕被当成小偷。可不交给老师,放在自己书包里,也是巨大的隐患。如果老师现在开始检查书包怎么办?他的人生面临着新的选择题。他选择了逃学。

逃学的目的,是处理这本他说不清来历的语文书。

他背着书包溜出了学校,书包的重量仿佛超出了他的承受力。

从学校到家是一条乡间公路,俗称机耕道,机耕道的一侧是稻田,另一侧是灌溉渠,他决定将这本语文书丢进灌溉渠里。可他害怕丢书时被人发现,当时是冬天,他沿着长满枯草的灌溉渠慢慢地往回走,走了许久,前后都没有人,他还是不敢将书直接丢进渠里,他要等。他在一丛野蔷薇中藏身,像电影中的侦察兵那样趴着不动,一直藏到天黑严实才敢钻出来。从这一举动来看,他的智商的确不敢恭维。他抠了一捧淤泥,将语文书裹在泥中丢进渠里。回到家,父亲见他神色慌张,问他干什么去了,这么晚才回。他支支吾吾,还没想好该如何撒谎,就说脑袋痛得要炸了。他正想直接钻进房间,却被父亲一把薅住。父亲从他的头上拉扯出几个苍耳毛球,并没有继续追问。这件事,他自以为做得神不知鬼不觉。第二天,老师没有等到偷书的同学自首,不过她拿来了一本旧书,交给了丢书的同学。过几天,老师又来家访,这次家访,老师和他的父母关在房间里嘀嘀咕咕说了好半天。老师走时,意味深长地看了王端午一眼。他的父母千恩万谢送老师很远。老师走后,他父亲让他跪在床前的踏板上。父亲说:“老王家的人,饿死也不偷东西。”父亲还说:“小时偷针,长大偷金。”后来,王端午想到童年时的这一幕,惊骇于庸碌无为的父亲居然能说出如此精准的预言,以至于他常常生出不真实的荒诞之感,觉得这一幕出自于记忆偏差。

王端午听见姐姐们在交头接耳,说父亲偏心,这事要是发生在她们身上,肯定会被打死,而弟弟只要下跪就行。她们为弟弟终于受到惩罚而幸灾乐祸,四姐故意问要不要给他枕头垫在膝盖下面。王端午跪了足有一小时。父亲问他错了没?他说:“我没偷。”

父亲说:“偷了敢承认,老子还认你是条好汉,偷了不敢认,比偷更可耻。”

王端午那天晚上跪到半夜也没有认错。

后来他听母亲说,老师爱他是个读书的苗子,才没把事情弄大。

这件事像根刺,扎在王端午的心里。他已经八岁,有了小小的羞耻心,知道自己做了件丢人的事。他觉得很委屈,他不是小偷,他也不知道书从何而来。父亲的话深深刺伤了他,父亲说偷了不敢认比偷更可耻。这让他深感自卑,他对脑子里的弟弟说,哥哥错了吗?弟弟沉默无语。

他学会了察言观色,吃饭时抢着给父母添饭,上学时给四姐背书包。四姐在学校里很风光,身边总有一群小喽啰,而弟弟王端午是她最亲信的跟班,这让王端午受宠若惊,这是他童年最幸福的时光。

可惜这样的时光很短暂,四姐很快就去了中学。

02

这是一九八二年的中国,不仅学校,乡村的风气和之前相比,也有了极大不同。过去在完成夏收秋收后,大队会请人放露天电影,有的大队还会请来杂技团。现在分田单干,夏收、秋收后不再放电影。开始流行儿女结婚,或盖了新房后请放电影。电影结束后,本村的、来自周边村的年轻的男男女女们开始在村子里游荡。女孩们抹雪花膏,喷花露水,浑身香喷喷的;男孩们则时兴起穿喇叭裤。电影散场,会有人在田头放野火、打群架。本村人打外村人,外村人又复仇打回去。总之和过去不一样了,中国的城市在变,乡村也在变。禁闭多年的中国再次生机勃勃,却又有些不知所措。每个小镇都冒出几家录像厅,录像厅里从早到晚播放武打片和黑帮片。录像里的城市青年和古人皆崇尚暴力,见面就打架。镇上的、村里的年轻人也学着他们的样子。男孩留长发,戴墨镜,穿喇叭裤,见面就打架。

王端午不会打架,他还小,是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

他跟在四姐后面,盼望着快点长大。四姐嫌他丢人,总是毫不留情地将他轰走。

值得强调的是,受益于包产到户的政策,他们的家境较之从前有了极大改观,直接受益人是王端午和他四姐。王端午的大姐只读了两年小学,勉强认得几个字。他二姐、三姐小学毕业。四姐王幺姑八岁才发蒙,上学晚也有好处,理解能力比同班孩子要强,她的志向是上大学。她总是对父母说不要把鸡蛋放进一个筐子里,她读书不比弟弟差。她热爱读书,只要有一丁点儿零花钱就会用来买书,家里的鸡蛋都被她偷了换钱买书。她上高中后到镇中学读书,买了不少外国小说。家里的幺姑,自然比大姐、二姐和三姐得到父母更多偏爱,加之农村分田单干,日子比从前好,有能力供她读书,父母就让她读。

王幺姑没考上大学,她哭着要复读。

她父亲说:“你打听打听,别说咱们大队,就是咱们公社,几时出过大学生?”

的确,整个调弦口镇尚未出过大学生,整个烟村没几个高中生。女高中生,王幺姑是第一个。也因此,王幺姑在烟村是独一无二的女明星。高中毕业后,女明星王幺姑坚决不肯下地干农活,她说她是知识分子,是和从前的知识青年一样的人。父亲命令她下地干农活,她将自己关在房间内绝食反抗父亲的暴政。到她绝食的第四天,她父亲害怕了,承认“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着她去”。

王幺姑好吃懒做,不干农活,她将家里的鸡蛋拿去卖,又问已经出嫁的姐姐借钱打扮自己。她烫了爆炸卷发,穿喇叭裤,戴墨镜,屁股蛋被裤子绷得紧紧的,腿显得格外修长,发育良好的胸部衬托得腰肢更加纤细。她出落成远近闻名的大美女,而且美得飞扬跋扈。她是烟村第一个这样打扮的女孩。她在烟村只有几间铺子的小街上开了家“广州美发店”,一台双卡录音机整天很大声地放流行音乐,她的“广州美发店”每天都聚着一堆年轻人。一时间,王幺姑声名远播,周边村的年轻人慕名而来找她交朋友。她落落大方,和他们谈理想、谈文学,谈论《简·爱》与《卡门》。

正是在四姐口中,王端午听说了《卡门》。

他一直记得,她的四姐,和那些慕名前来的同龄人高谈阔论。四姐拿着书,一只手握着拳头顶在腰眼上,激动地读着“卡门永远是自由的”。他们还谈论一些新的词汇,当然,更多的时候,他们一起唱歌,跳迪斯科。周边几个村,只要有年轻人结婚,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她都会去闹洞房,跳迪斯科。只要有王幺姑的地方一定是热闹的,以至于,谁家儿子结婚,王幺姑没去闹洞房,那是很没面子的事,说明这家儿子在本地吃不开,是被人瞧不上的土鳖;谁家女儿出嫁,没能请到王幺姑“陪十姐妹”,整个出嫁礼就缺少了重要一环。当然,王幺姑大多数时候会出席,于是,“十姐妹”吃饭时,房间里挤满了人,大家围观王幺姑主持十姐妹宴,听她说洋气的祝酒词,劝酒,听她带动大家唱歌。在她的带领下,十姐妹宴掀起一轮又一轮高潮。

之所以这样大篇幅介绍他的四姐,是因为,他四姐对他的一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王端午对四姐的崇拜是全方位的,以至于在他后来的漫长人生中,一直以四姐作为榜样。他认为四姐是个真实的人、自由的人,是个活得舒展的人,是没有被扭曲的人。而他的一生,从未做到像四姐那样洒脱。

王幺姑团结了几个死党,有男有女,总共十三人,他们自称“烟村十三妖”。他们中有的像王幺姑一样刚刚成年,有的比她大两三岁,还有三个刚刚初中毕业就跟着混的未成年人。他们并不以妖为耻,认为妖代表的是自由、时尚。“烟村十三妖”名气越来越大,经常聚在一起抽烟、喝酒,在长江干堤上骑自行车狂飙。后来,村里开始流传他们不好的传说,说他们抱在一起亲嘴,男男女女混在一起睡觉,淫乱、堕落、不成体统。伤风败俗。他们是乡村的另类,是人们眼中的社会渣滓,是要被严打的“土流子”。父母们不再以孩子能结交他们为荣,禁止孩子和“烟村十三妖”往来。这成了王端午父亲的耻辱,但他此时已是敢怒不敢言。王端午的父亲在一次酒后与人发生争执,原因是人家拿他女儿王幺姑说事,说王幺姑和人乱搞,搞大了肚子偷偷打胎。他父亲受不了羞辱,与人动手,结果被揍得鼻青脸肿。王幺姑纠集了其他十二妖,将打她父亲的人揍成猪头,还将那人家里的锅、碗、水缸、茶壶、热水瓶砸得稀碎。从此再没人敢羞辱她父亲,连醒宝王端午也跟着威风了一阵子。

时光来到一九八三年。

王幺姑已经厌倦了这种虚张声势、威风凛凛的乡村小太妹的生活,她想去县城发展。她认识了几个好朋友,朋友能介绍她进县国营棉纺厂当工人。还没来得及去县城,一九八三年夏天,她就因聚众淫乱罪被捕。很快,镇里、村里贴出了公告,公告上宣布了一干人等的罪行,王幺姑赫然列在榜首。公告上画着一个巨大的红色的钩。王幺姑被判处死刑。镇上召开了公审大会,公审大会结束后,王幺姑被执行枪决。据说,骑自行车追着行刑车看枪决的人没有一百也有几十。有人拍手叫好,说他们把社会搞得乌烟瘴气,国家早该出手了。也有人说可惜了,要是她晚生几个月,或者早几个月判,都不会是死刑,只怪她命不好,被抓时已年满十八岁。

这是王端午第二次面对亲人的死亡。

王端午一直记得,四姐留给这人间的遗言是要弟弟好好读书考出农村。

四姐说醒宝其实不醒,四姐还说:“走,走得越远越好。”

四姐的死深深刺痛了王端午,他决心听四姐的话,好好读书。可他根本读不进去,过去背诵一篇古文只要读三遍,现在,他读再多遍也记不住。这让他对自己深感失望,他焦虑不安,这种不安的情绪成为反作用力,他的学习成绩直线下降。从前,他并不用太努力,轻松就能学好。现在,他用尽全部力气,成绩却越来越差。

一九八五年,王端午将要参加中考。

当时,在中国农村,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大多直接考中专,考上中专就能跳出农门。成绩其次的才考高中,然后努力考大学。就在王端午夜以继日备考时,他的身体被高强度的学习拖垮了。还有一个月中考,他病了。而且和他六岁那年所得之病一模一样,发病那天,他自习到深夜,收拾书本,站起来,他的腿突然不听指挥了,直挺挺地扑倒在教室里。同学、老师连夜将他送进卫生院。医生弄不清他哪里出了问题,给他吊了两瓶盐水后,他被父母接回家中。

王端午知道他生病的原因,但他不说。他知道说了也没人信。已经被他淡忘的弟弟,再次出现在脑海中。他以为弟弟早就不在了,他甚至以为,脑子里住着弟弟只是童年时的荒诞记忆。但是现在,他再次感觉到了弟弟的存在,过去的记忆并非虚幻,他确定了,他的脑子里当真住着弟弟。他十五岁了,对这件事,有了更深的认知能力,同时也倍感惊悸。弟弟说他一直都在,只因不想给哥哥增加困扰,他才努力学会了和哥哥的意识保持同步。王端午质问弟弟,为什么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又不与他保持同步。弟弟说他着急,他只是想帮助哥哥,在哥哥学习时他也在学习,他太投入了,哥哥起身时,他没能做到和哥哥的意识同步,这才让哥哥摔倒了。他保证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他对哥哥说:“你明天就可以去上学了。”王端午不相信,这时的他差不多成了坚定的无神论者,不相信一切怪力乱神之事。他对弟弟说:“不要真把我当醒宝耍,老实交代,你到底是人还是鬼,你是怎么钻进我脑子里的?”弟弟说他也不清楚,也许有一天,哥哥读了更多的书,一定能够找到答案的。王端午说:“你说你过去一直和我的思维同步,怎么证明?”弟弟说:“过去你的记忆力很好,现在变差了,这是因为,过去我会在你睡着之后,把你学过的再复习一遍。”他很愤怒,弟弟的话如果为假,说明他是个爱撒谎的人;如果是真,那过去他成绩好,并不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而是弟弟帮他复习了。

他说:“那现在你为什么不复习了?”

弟弟说:“四姐走了,我没有心情学习。”

提到四姐,王端午的愤怒平息了许多,不过他依然感到很难过:“这么说,之前我成绩好,全是你的功劳?”弟弟说:“哥哥你千万不要这样想,你不要想着我是弟弟,我只是哥哥的一部分。”弟弟说他再不会出来打扰哥哥的生活了,他会躲在属于他的空间,但他希望哥哥记得四姐的话,走得越远越好。

他突然觉得,这一切都特别没有意义。

四姐说走得越远越好。可他不知道,走远之后他能干什么。弟弟神出鬼没,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他恨弟弟,弟弟的死他是有责任,可也不能说弟弟就是他害死的。童年时的记忆本来差不多已经忘却,现在,这一切又重新困扰着他。

“你让我好好复习我偏不复习,你让我走得越远越好我偏不走,凭什么我要为你的梦想而努力?”他继续装病卧床。

儿子突然病倒,王端午的父亲变得更加暴躁。

到这时,他们当初的七口之家,已经变得凋零凄惶。王端午的大姐从湖北嫁到了湖南华容县。大姐夫是个跛子,在华容县拖拉机修理厂当工人,吃商品粮,大姐以农村户口嫁过去,算是高攀。大姐嫁过去后生了一儿一女。大姐嫁人后很少回娘家,有孩子后回得更少。有一次回来,眼窝乌青,大姐说是不小心碰伤的。王端午知道,肯定是被跛子打的。后来王端午听到大姐在母亲房间里哭泣。他的二姐十八岁出嫁。二姐嫁得不远,分田到户之后,他二姐夫跟着建筑队干泥瓦匠,平时在外的时间多。二姐生了两个女儿,自己家一堆事,走不开,偶尔会回趟娘家。三姐嫁在本村。三姐和她的两个姐姐一样恨她们的父亲,她出嫁时扔下一句狠话,出了这个门,就再也不会踏进半步。幺姑出事后,三姐打破誓言,回家的次数比从前多了起来。三姐是个能干的人,几姐妹中,她帮衬娘家最多。但她终究是嫁出去的女儿,自己的小家也要顾。

王端午很怀念过去姐姐们都在家的日子,那时一大家人热热闹闹,现在,这个家变得冷冷清清。王端午上初三后住校,家里就留下两个年龄并不老,但生命状态已经步入老年的人。两个老人像两座孤独的雕像,他们一天到晚说不上几句话。母亲一如既往地沉默,父亲的酒越喝越凶,从前只在晚上喝,现在条件好,喝起了早酒。他的眼睛里总是布满血丝,看上去很吓人。

王端午的母亲自作主张,砍了桃木桩去钉小儿子的坟。她已经找不准埋葬小儿子的确切位置,于是在大概的范围钉满了桃木桩。她钉得很用力,每一根桃木桩都没入土中。钉完桃木桩,她右手拄着斧子把,左拳顶着腰,艰难地站起身来,抹了一把额头上沾满汗水和草屑的乱发,提着斧子回到家,对正在喝酒的丈夫冷冷地说:“喝,早晚喝死你。”王端午的父亲目光呆滞地看着手提利斧、疯子一样的老妻,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胆寒,以为这个疯女人会一斧子劈了他。

王端午的母亲只是将斧子“哐”的一声扔在他脚下,然后愤然离去。

王端午在中考前几天才“病愈”,勉强参加完中考。

出成绩时,他不敢去学校拿录取通知书。

他母亲去学校问,老师说没有王端午的录取通知书。母亲安慰儿子,好好复习,我们复读。他父亲也支持儿子复读。整个暑假,王端午都在复习,准备复读。校长、老师都认为王端午是个爱学习的好孩子,生病没考好实在可惜,他们很乐意接收王端午成为复读生。校长还安慰王端午的母亲,说按照规定,复读生不能考中专,但上大学更有出息。

03

一九八五年八月三十日,农历七月十五,中国传统的中元节,一个属于亡灵的节日。出于特殊节日里对四姐的怀念,王端午整个下午都在整理四姐的遗物。

其实也没有什么遗物,四姐生前穿过、用过的东西都烧掉了,留下来的只有她那些书,和她整理的学习笔记。他翻到了那本薄薄的《卡门》。他从小对小说不感兴趣,不仅是对小说不感兴趣,他对一切课外书都不感兴趣。但他一生都记得这个下午,记得窗外有只绿背山雀在“子子黑子子黑”地叫着,他坐在窗前,阳光从窗棂间穿过,在桌上、地上铺出一些细长的格子,他看见许多细微的生物在光里浮游。一束光里就有万千的生命。出于对四姐的崇敬、怀念与好奇,他翻开了四姐生前曾经朗诵过无数次的那本小说。读到卡门死前那一段,王端午在那一瞬间理解了他的四姐。他合上书,久久没有动。四姐的形象和卡门的形象重叠在一起。

他如一根木桩,一直坐到屋内的光线渐渐变暗,空气变成蓝紫色,最后没入黑暗之中。而他的内心却无比激动。

“卡门永远是自由的。”“人也是自由的。”

他之前听四姐说过自由,但他第一次以他的方式理解了什么是自由。自由意味着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自己选择干什么和不干什么。整个下午,王端午沉浸在对四姐的思念之中。他想自己真是一个醒宝,十五岁了才开始想这样的问题。吃晚饭时,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夹了菜端着饭碗到一边去吃,而是和父母一起,端坐在桌旁。父母亲脸上露出了诧异与疑问。

他将背挺得笔直,眼睛死死盯着桌面,郑重宣布:“爸,妈,我有个决定,要告诉你们。”

他平时并不这样说话,这让他的父母心里一阵发慌。

“我不打算复读了。”他说,不等父母反驳,他又重复了一遍,“对,我不复读了。”

父母并没有问为什么。一家人都陷入了沉默。他们不知道在儿子身上发生了什么。就在今天早上,儿子还在收拾学习用品,还准备了够一个月吃的米,一个星期吃的酱菜,还收拾好了衣服。父亲还将报名费交给了他,他接过钱时什么也没有说。

“我想帮家里做点事。”

“你能做什么事?”他父亲冷笑一声,“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会耕田,还是会耙地?”

他没有解释,也无须解释。他不是和父母商量,而是将决定知会父母,如此而已。

母亲说:“不上学,那去学门手艺?”

父亲说:“还由着他了,不读书干什么?回家摸牛屁股?”

“卡门永远是自由的。”

他脱口而出,声音很大。他放下碗筷,很激动地站了起来。他这样说时,眼里满是泪水。他在父母的错愕中冲出家门。

他觉得,他瘦弱的身体里充满了无穷的能量。

他在从前四姐和她的伙伴们经常结伴行走的那条乡间公路上独自彷徨,来来回回。他走了很久,脑子里很空,心里却很充实。他这时很想有个朋友一起分享他的决定,他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他根本就没有朋友,没有可以说知心话的人。他想和幽居在脑海深处的弟弟分享,可自从上次与弟弟交谈之后,兄弟俩再没有过心灵相通的时刻。他很想冲着月光下寂静无边的旷野发一声长啸,但他终究压抑了冲动。他就这样在公路上走来走去,像一匹狼,直至夜露冰凉,月行中天。那天正是满月,月光给田野镀上了白纱,灌溉渠在月光下清亮幽冷,他低头凝视水中月,抬头仰望天上月。第一次感受到无以言说的孤独——十五岁乡下少年的孤独。

王端午有了想要分享的冲动,却无人可以分享。

他开始试着思考,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值得的人生?

如果人的一生都没有遵从自己的内心活过,那这样的人生是否有意义?

他十五岁的人生中,第一次思考意义这样宏大的命题。当然,他只是怀着一种单纯的冲动在思考,冷静下来后,他并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能干什么。他才十五岁,他想要过自己选择的生活,可能供他选择的实在太过有限。

他问自己,真的要像父亲那样,一辈子当个农夫,种几亩薄田,累死累活混个温饱吗?

他惊讶于自己活了十五年,居然从未想过这样的问题。

决定不再复读之后,他父亲给他安排了做不完的农活。

他父亲的想法很简单,让儿子尝尝做农活的苦,也许到明年就回心转意了。但这些农活并没有难倒王端午。接下来的时间,他白天完成父亲安排的农活,晚上开始阅读四姐留下来的书籍。在农活和阅读之间,他更喜欢阅读。没有读这些书之前,他曾经以为四姐留下了很多书,开始读才发现并不多,《飘》《简·爱》《卡门》《嘉丽妹妹》《安娜·卡列尼娜》……但也够他读好长时间了。有些书,他可以一遍遍地读。后来,他不再满足于读四姐留下来的书,骑自行车去了县城。这是他第一次去县城,县城新华书店有几千种图书,而且可以站在那里看。他在新华书店发现了一本《麦田守望者》。他只是随手翻翻,结果吸引他站在那里没有挪脚,读完天已经黑了,他乘着月光骑了三小时自行车才从县城骑回家。他的内心激荡着难以言说的兴奋,一天没吃饭,他也不觉得饿、不觉得累,他很想在麦田里打滚。

回到烟村时,月亮已经落在了西边的树梢。

他没有回家,躺在堤坡沾满露水的草地上,听着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他回味着《麦田守望者》中的那句话:我虽生活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

从县城回来后,他有了明确的方向,去县城,在县城工作、生活。

怎样才能去县城工作,王端午并没有好的办法,但他知道得有钱。这年冬天,他决定去做副业挣钱。他能找到的副业,是和村里大多数劳力一样,冬闲时去芦苇场割芦苇。

沿着长江两岸,宽几公里、长百公里全是芦苇,这些芦苇要人工收割捆扎齐整后卖到造纸厂。听说十五岁的儿子要去割芦苇挣钱,父亲的脸上露出轻蔑的表情。在乡下,有几样苦力,是一般人不会做的,第一是采石场打石头,第二是挖藕,第三就是割芦苇。割芦苇的人身上没有一寸好皮,从来没有十五岁的毛孩子进得了芦苇场。他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没有想到会如此之苦。割芦苇的艰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但他的忍耐与毅力,也远远超出了他父亲的预期。

走进芦苇场,他就没有想过当逃兵。

其实最难的还不是沉重的体力劳动,不上学这半年,他比之前结实了许多,算不上壮实,却也不似之前那样弱不禁风。真正磨炼人的是意志,每个割苇人要从长江干堤开始,割十米甚至二十米宽的一趟芦苇,一直割到长江边上。这是个让人望而生畏的长度,最强壮的劳力,每天也只能向前推进几十米。大家要保持相同的进度,他的力量不如壮年人,这就意味着,他每天要比别人多干很长时间才不会掉队。进芦苇场的都是要钱不要命的人。他们像铁打的一样,每天起早摸黑一刻不停。他们可以从割第一株芦苇开始就弯腰埋头,一直割到吃饭时才直一下腰。他们像沉默的大象,从早到晚不说一句话,吃完晚饭钻进芦苇搭起的窝棚里就鼾声如雷。

他们称割芦苇为蚂蚁搬山。

王端午在割芦苇时总是想到愚公移山的故事,觉得他们就是移山的愚公。

中国农民从来不缺蚂蚁搬山的毅力。

许多年后,王端午在他的儿子王快乐遇到同样的十字路口时,给儿子讲起他割芦苇的故事。他的本意是以此激励儿子,但他还没讲完,儿子就不耐烦地打断他说:“成功人士才有资格分享人生经验,你一个Loser,讲这些不觉得可笑吗?”他竟无言以对。现在,他还是个十五岁的少年。他胜任了烟村最强悍的男人都不敢轻易挑战的苦活,两个月,他坚持了下来,以实际行动证实了他果真是一根筋的醒宝。在放倒最后一排芦苇的那一刻,看着眼前在寒风中浩荡远去的长江,他觉得自己真是了不起。他认为,连这样的苦都能吃,这辈子,再没有什么闯不了的关。十五岁的王端午天真地以为他经受了两个月的考验,这就算是尝尽了生活的苦。他终于不再压抑自己,冲着凛冽浩荡的江风发出饿狼一样的号叫,然后四仰八叉地倒在长满枯草的荒原上,他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

两个月,他的手上留下了无数道伤口,伤口割开愈合再割开再愈合,到后来,他已经感受不到痛。他的脸被芦苇叶打磨,被江风吹得像砂纸一样粗糙,但他感觉身体比进芦苇场时变结实了。六十多个夜晚,他和衣睡在临时搭起的窝棚,听着怒吼的江风,他沉默,但他不觉得孤独。他的心中始终澎湃着汹涌的激情,后来他说,他将割芦苇当成仪式庄严的成人礼。

而现在,他割倒了最后一排芦苇。

望着阴沉的天,天空铅云密布。

他听着呼啸的风,风卷起浑浊的浪花,将轻雾凝成冰珠撒向空中,冰凉打在他的脸上。

回家的路上,和他一起割芦苇的邻家大叔很兴奋,他有着强壮的身体,使不完的力气,王端午割十米宽一趟,他割二十米宽一趟,同样的时间,他比王端午多挣一倍的钱。不过他说王端午是个狠角色:“醒宝,明年咱俩还搭伴,明年,你肯定能像我一样割二十米宽。”

王端午感到有苦涩的东西流入嘴里,他抹了一把被冻得失去知觉的脸。

他问自己,这是你要的生活吗?他的回答很肯定,这是他要逃离的生活。

他问大叔:“你就这么喜欢割芦苇?”

大叔说:“割芦苇不好吗?种一年田,抵不过割两个月芦苇。”

王端午恶狠狠地说:“这辈子,饿死不进芦苇场。”

大叔笑呵呵地说:“年轻人,不要说过头话哟。”

“我就说,饿死,不进,芦苇场。”

他的嘴里灌满寒风,纷纷扬扬的大雪从天而降,邻家大叔的笑声被风吹得七零八落。

在割芦苇的两个月中,他确定他已经想明白了一件事,他进芦苇场,并不是他喜欢割芦苇,他只是为了逃避邻家大叔那样一辈子割芦苇的宿命。他在心里说:“大叔,你的人生是多么可悲啊,在你的世界里,最自豪的,就是比我多割十米宽的芦苇。”

王端午要到很多年后才能理解邻家大叔,那时,邻家大叔用割芦苇挣的钱,供出了一个博士儿子和一个博士女儿。后来,邻家大叔的儿子成为广州一家生物医药公司的创始人、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大叔住进了广州珠江新城的顶级豪宅,王端午受邀到豪宅做客,站在他家巨大的落地玻璃幕墙后,看着窗外变幻着绚丽色彩的小蛮腰,邻家大叔感慨万千,回忆起了他们一起割芦苇的往事。大叔说要不是改革开放分田到户搞单干,哪里有芦苇割,要是没有芦苇割,哪里供得起两个孩子上大学,孩子们哪里有今天。邻家大叔喝了一口来自法国波尔多的红酒,指着玻璃幕墙外的小蛮腰,说了一句王端午听来扎心,却又最真实不过的话:“端午啊,你不比我的两个孩子笨,就是书读少了。”

从辍学的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八年,王端午的经历乏善可陈。他在艰难与痛苦中重新认识自己,他的人生在沿着父亲走过的轨迹运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痛苦地意识到,他只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醒宝,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这三年来,他退去了稚气,却也少了锐气,他甚至准备接受命运的安排,安心做农民,并终老田间。

只是心中依然还有着不甘。

如果说还有什么可堪欣慰的,则是他在无聊之际没有放弃读书。

现在,他的人生有的只是没完没了的劳作。清明泡种,谷雨育秧,每道工序都是那样烦琐而劳累。栽秧、除草、打药,短暂休息之后就是夏季双抢,抢收抢种的每一天都要起早摸黑忙到立秋,然后又是晚稻除草、打药、收割。晚稻颗粒归仓,霜降之后又要栽油菜,还要完成公共水利修建的义务,去到很远的地方修固堤坝、围湖造田。重要的是,一年忙到头,交罢公粮、水费、提留、统筹款,留足一家人的口粮再无节余。他完全不知道这样年复一年劳作的意义何在,难道仅仅是为了活下去吗?

也许这正是人生的终极意义?

活着本身什么都不为,只是为了活着?

如果活着只是为了活着,他宁愿不要这活着。他又想到他读过的那些书,书中说不自由、毋宁死。可是,我不自由吗?

没有谁限制他的自由,可他分明感到不自由。

他被禁锢在无休止的体力劳作中,一年到头没有几日闲。

他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唯一将他和其他农民区别开的,是在劳累一天后,夜深人静时,他会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读书。

他的身体开始变得强壮,不再是过去弱不禁风的样子。他的身高长到了一百七十八公分。因整天在太阳底下劳作,他的皮肤黝黑,泛着健康的光泽。他的肱二头肌变得发达,一捏拳头,两只蛤蟆在手臂里跳动。他的嘴唇上方长出了稀疏的胡须。他已经很久不曾理发,为此,他和父亲隔段时间就要爆发一次言语冲突,父亲看着他那越来越长而且自来卷的长发就来气,心情不好时就拿儿子的长发说事,甚至摁着儿子的头,想强行将儿子的长发剪掉。但此时的王端午不再是过去的王端午,他一反手就将父亲的胳膊拧了过来,父亲被他武力压制。后来他父亲不再使用武力,而是没完没了地诅咒他,或者拿他的母亲当出气筒,认为儿子变成这样,都是当妈的给惯坏了。

有几个同村妇女看中了他,想纳他当女婿,媒人上门,都被他拒绝了。

他不相亲、不结婚,他在做无望的抵抗。

但他知道,现在他才十多岁,还有借口,过了二十,还能拗得过父亲吗?能拗得过可怕的世俗与现实吗?他越来越有紧迫感。他知道,只要没有结婚成家,就还有可能迎来和父亲不一样的人生。

支持他做无望抵抗的只有读书,可越是读书,他越发痛苦。书本在他心中建立起了一个广阔的世界,那个世界里有自由辽阔,有诗意无疆,有纵横千载,有幽思入微,而现实的硬壳却将他牢牢困死动弹不得。在这期间,他读到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他并没有读懂,对于他来说,这样的书实在太过深奥,但他还是坚持读完了,而且也有一些小小的触动。在他浅显的理解里,人的存在是为了对抗,就像他的四姐在对抗着一个巨大的传统,而他则通过对抗父亲,实际上在对抗这千年不变的、出生以来就被规定的命运。可结果呢?出路在哪里?他的世界仿佛没有了光。他知道,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有哪里不对劲,可他并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他思考的这些问题在乡村找不到人诉说,也找不到人讨论、求教。他不可能和种地的农民说他在思考存在的本质,更不能告诉他的父亲母亲存在是为了反抗。

他经常觉得他不是他。

他读到一句话:存在主义的特质就是孤儿。

他将这句话抄在了笔记本上。

那时,他的笔记本上抄了许多句子。这是那个年代的时尚,只是,其他年轻人更多摘抄汪国真、席慕蓉的诗句,或者摘抄车尔尼雪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别林斯基,而他在摘抄尼采的“当你凝望深渊时,深渊也在凝望你”。他觉得,这样的句子像冷硬漆黑的铁,有直呈本质的力量。他似懂非懂,但他觉得这样的句子才值得抄下来,并作为人生的警句来背诵。

自从遇到了萨特,他不再满足于阅读小说,他开始钻研哲学,他想也许他能成为哲学家。

想到成为哲学家,他很激动,在那个年轻人都梦想当作家的时代,他想成为哲学家。

他觉得相比当作家,哲学家要更厉害。

他去县城的书店专门找哲学书看,拿一个小本子抄那些哲人的句子。当然,他并不能真正深入到这些哲学家的学问里,尼采、康德、黑格尔,他都看了一点。他实际上能读到的只是一些名词、一些警句,他就用这些似懂非懂的名词警句来指导自己思考人生的意义。他在钻研了一段时间的哲学之后,承认这门学问太过高深,放弃了当哲学家的想法。他曾经希望通过当兵改变命运,那时的农家子弟想跳出农门只有两条路——读书和当兵。现在,读书这条路被他自己堵死了,他想走另一条路——当兵。他的视力不达标,当兵的路也被堵死。他感觉乡村像个铁屋子,他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快要窒息而死。后来,他读到了手抄本色情小说《少女之心》,这本小说给他打开了另一扇大门,他开始陷入汹涌的情欲中不能自拔。

他迷上了自慰。自慰比哲学更能解决他的问题。

自慰给他带来紧张、刺激、快感与空虚,以及空虚后的悔恨和担忧,然后是深深的自责与恐惧。但过不了多久,欲望又会卷土重来,他又陷入新一轮的紧张、刺激、快乐、空虚、悔恨、担忧、自责与恐惧之中。他开始想象着女性的身体,想象那些他所不知道的隐秘器官,想象真正交合时的感觉。夜晚睡不着觉,他就在乡间公路上来回走,终于还是靠自慰才能缓解心中的焦虑。他觉得自己堕落了。他从一个精神的人,堕落为一个欲望的人。他认为这很可耻。

他变得有些清瘦,脸色苍白。

他认为自慰掏空了他的身体,他想也许他活不到二十岁就会死。

他变得忧郁起来,整天心事重重,甚至有犯罪的冲动。

他用自慰来控制犯罪的冲动,本质上,他还是个纯良的孩子。

04

王端午十八岁那年,李花盛开的时候,有个陌生男子找到了他。

男子看上去三十来岁,寸头,清瘦,眉眼温和、苦涩而且略显疲惫。

他向王端午打听王端午。

王端午说:“我就是王端午,你是谁?我不认得你。”

陌生男人说:“我知道是你,我是怕认错。好多年前我见过你,那时你还小,很瘦,不过眉眼还跟小时候一样。”

“你在哪里见过我?”

“就在这里。在你家里。我来过你家。”

男子犹豫了一会儿,说:“我叫李想,是你姐姐王幺姑……的……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听你姐姐提起过我。”李想说话很慢,好像害怕说错了话,字斟句酌:“我,才出来。五年。我和你姐姐,我们是认真的。本来,我们准备结婚。你姐姐,当时名声太大了。我才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来看你姐姐。我想去看她,去她的坟头,看看她。”

王端午明白了,这是当年四姐的同案犯。

当年只有他四姐被判了死刑,罪名是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王端午带着李想,去到离家很远的山坡上。那是一处荒凉的野山坡,山坡上长满了各种小杂树。小杂树的叶子绽放着新绿,杂树间全是齐腰深、绿油油的野草,野草上缀着晶莹的露水。王端午在前面蹚开一条路,进入到杂树林和野草深处。野草里有一些齐腰高,开着若有若无的小白花、茎叶充盈着嫩汁一碰就断的植物。他们的裤子全湿了,上衣湿到腰,身上沾满了野草的绿汁、碎叶片、白色的花瓣、黄色的花蕊。

终于,眼前现出一座孤坟,坟被野草包围着,茂密的野草中夹杂着一大片野百合。

野百合无声盛开,空气中飘浮着浓郁的花香。

请读者记住这一幕,在王端午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将在灵魂出窍的漫游中与这一意象重逢。于是,野百合,在这里是实指,更是象征。

王端午说:“我四姐喜欢花,前年在后山发现了几株野百合,都给移了过来。我们这里,野百合不常见,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四姐一定喜欢。”

李想说:“真好看。”

李想给王端午的四姐上香,跪在地上烧纸。

王端午想,这个男人是爱四姐的。

王端午拔四姐坟头的青草。不一会儿,他的双手沾满了黄泥,裤子上也全是。李想见王端午在拔草,他也弯下腰来拔。他们各自想着心事,但配合默契,将四姐坟头周边都清理了出来。在王端午想要清理四姐坟头尖上那窝茂盛肥硕的青草时,李想说:“留着吧,她爱美,这样挺美的,像她的爆炸头。”王端午就真的觉得这蓬草像四姐的爆炸头。王端午哭了。清理干净后,两人在坟前默默站立,李想抓了一把青草叶擦净手上的黄泥,从上衣口袋里摸出烟,问王端午抽烟不。王端午说不抽。李想点了四根烟,三根插在四姐的坟头,自己吸一根。他吸得很用力,一口就将烟吸了一小半,两口就吸到了烟屁股。他将烟屁股弹向草丛中,两人默默往回走。

走到公路上,他们道别。

道别之前,李想对王端午说了一句和他四姐的遗言几乎一模一样的话:

“不要一直窝在乡下,你要走出去,走得越远越好。”

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就要老了、要死了、要毁了、要疯了、要跳河了、要当强奸犯了、要杀人了。他没有听从父亲的吩咐挑粪水浇菜,天没亮就骑上自行车去了县城。

从他家到县城六十三公里,很长一段是坑坑洼洼的土路,他骑出了一身汗。

他不知道到县城干什么,那时的县城也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县城里有的是商店,还有一些国营工厂。他知道,他的四姐如果不出事,是会进县棉纺厂当工人的。现在,他只是抱着一个单纯的想法,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他要出来寻找机会。他这次没有去书店,在骑过城关镇,真正进入县城大道时,他清楚了这次来的任务,他要好好熟悉县城。他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楼房、马路,路两边灰头土脸的店铺,修补汽车轮胎的店,乌漆麻黑卖蜂窝煤的店,马路两边的排档,在他的眼里,这一切远比烟村的碧水青山荒野湿地赏心悦目,包括电线杆上绕成一团乱麻的电线他都觉得美妙无比。那时的县城,特别是城北地带,只是一个比调弦口镇更大点儿的农贸集市。可是在十八岁的王端午眼中,县城的一切是那样美好,这是当时的他能想象到的所有的未来。

他骑着自行车由东向西进入了县城,这是县城最北边的一条主干道。他沿着主干道往前骑行,他骑得很慢,不多远,右手边,他见到了进入县城后的第一家工厂,县轧钢厂。轧钢厂的大门很宽,有大卡车进进出出,有戴着柳条安全帽、穿着帆布工作服的工人进进出出。他很羡慕,觉得这些人和农民是完全不同的活法。他想到了五元面值人民币上面那个头戴鸭舌帽、围着白毛巾、手执钢钎的炼钢工人。骑过轧钢厂,前面也是工厂,这家工厂有两根粗大的烟囱高耸入云,一刻也不停地朝外吐着白烟。没有风,白烟在空中堆积,再慢慢向四下里扩散,因此那一片的房子都是灰色的,地上也积着一层细灰。他骑行到大烟囱所在,才知道是县水泥厂。再往前,还有电镀厂、机车配件厂、县技工学校。再往前,是高大的围墙,围墙内的建筑很奇特,是一排排三角形斜坡顶的厂房,厂房顶是玻璃的,玻璃顶冒着蒸汽,里面传来有节奏的“咔嗒咔嗒”的声音。他顺着围墙骑了几分钟才到厂门口。这家厂的大门比前面的水泥厂和轧钢厂要干净漂亮得多,厂门有个大牌楼,牌楼上是几个铜质大字:县国营棉纺厂。大字下面,吊着一排硕大的红灯笼,下面才是工人进出的铁栅门。成群的工人进进出出。他发现,这里的工人大多数是女工,她们脸上有着灿烂的笑。王端午想起了四姐,四姐本来是要进这家棉纺厂的。

王端午猛蹬自行车踏板,屁股离开车座,快速骑过了国营棉纺厂。

城北这条直街从东往西,右手边全是工厂,左手边全是宿舍楼,一楼是餐馆、日杂店、理发店、修理铺、缝纫铺、煤球店。也就两里左右就到了尽头,尽头往右是长江渡口。王端午骑车左拐,是个弧形的斜下坡。这里的街道和城北完全不同,街道两边全是高大的悬铃木,有宽阔的人行道,安安静静,地上没有那么多灰,也没有垃圾。一溜儿是县委、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法庭、县邮政局、县水利局、县农业局、县教育局、县公安局,街道两边还有一些分岔的小巷四通八达。他看到了县第一中学,宽阔的操场,漂亮的教学楼,校园里很安静。现在,这一切已经与他无关。他迅速往前骑,再左拐就是县城中心大转盘。大转盘伸出三条街道,一条是他刚来的政府所在地,一条右拐往南,另一条直行往东。他最熟悉这条街,新华书店、图书馆、电影院、工人文化宫、汽车站、一个很大的菜市场、县第一小学、县幼儿园都在这条街。县城没有高层建筑,最高的是县人民医院,四层。

王端午在转盘右拐,往南,这条街是县城的商业中心,右转第一幢建筑是县百货大楼。王端午从来没有进去过。顺着这条街往前走是各种商店,卖服装的最多。顺着这条街往前骑,街不长,越往前店铺越少,一会儿就出了城。

他又饿又渴,一天没吃东西。到家时,天已经黑严实。

他父亲问:“死哪儿去了。”

他没好气地回:“关你屁事。”

王端午三天两头一大早骑自行车去县城,在县城转悠到下午再回家。

他转过了县城的大街,接下来转县城的小巷,转小巷子里那些破旧的片区。他这才发现,原来城市外表光鲜,内里也是一些老旧的村庄,人们住着低矮的平房、瓦屋和板房;城市里也有池塘、柳林、槐树林,也有喜鹊筑巢、寒鸦绕枝,也有地方晴天一地灰、雨天一地泥。但这并不能阻止他对城市的热爱与向往,与此同时,他对父母也越来越不耐烦。他不再害怕父亲,父亲的暴力已不能对他构成任何威胁。他只是怀着一颗悲悯的心,看着这个给了他生命的男人,他对父亲没有丝毫的敬意与感激,甚至认为他不幸的人生是父亲造成的。他将四姐的死也归罪于父亲,认为姐姐们不幸的婚姻全都是因为父亲。他对父亲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厌恶,做农活时不愿与父亲一起,吃饭时从不上桌和父亲坐在一起,平时也拒绝和父亲进行任何交流。而他的父亲,这个过去习惯用暴力解决问题的男人,如今看着比他高出一头的儿子,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忍气吞声和讨好巴结。他将父亲的这种表现归结为父亲老了,父亲要开始依靠他,如果他像许多农村的儿子那样拒绝为其养老送终,父亲将老无所依。

就在王端午魂不守舍三天两头往县城跑了一段时间后,有天晚饭时,他父亲用筷子指着他对面的空座说你坐过来。

他并没有坐过去,端了饭碗站在一边。

他父亲说:“你就这么恨老子?”

他没说话,表示默认。

他母亲说:“你坐过来,你爸有话跟你讲。”

他听从了母亲的吩咐,坐在父亲对面。但他并不看父亲,他低着头。

他父亲说:“这段时间,你天天不落屋,在干啥?”

他说:“关你屁事。”

关你屁事成了他和父亲对话的口头禅。

他父亲重重地放下筷子,对他母亲发怒:“看看你养的好儿子,一说就是关你屁事,老子不管了,好心想管他,搞得像老子求他。”

他母亲拉了拉王端午的衣袖,示意儿子好好跟父亲说话。

他父亲说:“别以为老子不晓得,天天往县里跑,想在县城找工作吧。”

王端午说:“是又怎样?”

他母亲说:“你要真不想在家种田,让你爸去求你大姑妈。”

王端午知道母亲的意思。他大姑妈——父亲的堂姐,她的儿子在给县长当司机。虽说只是司机,但在大姑妈的宣传中,她儿子仿佛就是县长本人,是手眼通天的大人物。他突然觉得他没有理由反对父亲,但他也不想就这样认㞞。

他父亲脸上露出得意之色,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杯子重重搁在桌上:“给老子满上。”

王端午给父亲倒上酒。

“别以为你翅膀硬了,告诉你,你还嫩得很,关键时候,还得是你老子。”

次日,父亲捉了两只正在下蛋的母鸡去了大姑妈家,回来时红光满面,说正好建秋在家。建秋就是大姑妈那给县长当司机的儿子。父亲说他喝了建秋拿回来的好酒:“建秋说了,包他身上,一句话的事。”

王端午觉得自己挺没骨气,但他现在只能忍着。

父亲隔两天去趟大姑妈家问消息,三次之后,得到了确切消息,下个月一号,让端午去纺织厂。“你建秋哥和人讲好了,带上行李,进厂就安排工作,当机修学徒,干好了当上带班师傅,一个月轻轻松松挣二百块。”

王端午早早就收拾好了行李,也就是一口小木箱,里面放了几本书。

他母亲说:“买两身新衣服,去县城上班,要有个城里人的样子。好好干,不要给你建秋哥丢脸。”他父亲说:“把你这长头发剪一剪,当工人了,要有个工人的样子。”王端午第一次觉得父亲没那么可恶,但他不想剪头发。他父亲说:“你要不给老子剪了这一头长毛,老子就对建秋说不进厂了。”他被迫剪去了长发,剪发时,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没有掉下来。他讨厌父亲那得意的样子,仿佛给他找份工作是对他天大的恩赐。

他逃离了家乡,逃得如此决绝。

05

进厂很顺利,王端午找到了建秋说的那个人,那人是纺织厂的车间主任。主任带他办了进厂手续,安排宿舍,八人一间,四张上下铺,他睡上铺。主任还对其他几个同宿舍的人说这是他小弟,“你们谁也不许欺负他”。主任带他到车间,把他交给孙立夏,让他好好跟孙师傅学:“六个月学徒期,要是能出师,转正拿正式工资,学徒期一个月二十六块,吃住免费,转正第一年能拿八十,独当一面后可拿一百多。”

安顿下来后,师父带王端午进车间熟悉环境。

远远就听见了“咔嗒、咔嗒”织布机的声音,撩开车间厚重的棉布门帘,车间里弥漫着温暖湿热的蒸汽,过了好一阵,王端午才适应过来。

师父说织布车间要保持一定的湿度,否则棉纱容易断。

师父说话声音不大,轻声细语,车间机器声很响,他要认真跟紧才能听清师父说什么。

师父边走边介绍,我们是16号织布车间,全厂共有二十个车间,每个车间格局都一样,一百六十台织布机,“我们就负责这一百六十台机器的维修和保养”。不停有女工和师父打招呼。师父笑眯眯地说:“新来的,我徒弟王端午,你们不许欺负他哦。”师父带他走过织布车间似乎望不到头的通道,车间尽头有个玻璃房子。这是工具间,也是机修师傅休息的地方。里面两个人躺在椅子上闲聊,见孙立夏进来,依然在闲聊。师父说这是王端午,又指着那两人说:“这两个都是你的师兄——黄国庆、李飞。国庆出师了,明年也能带徒弟。李飞比你早来半个月,李飞,你带端午去领工具和工作服。”

李飞个子不高,头大,脸白,长了几粒青春痘,坐没坐相、站没站相,身体不停地晃来晃去,吊儿郎当,王端午对他印象不好。

李飞嬉皮笑脸地说:“师父,我这才来几天就当师兄了啊。”

对王端午一招手:“走起。”

王端午跟着李飞出了车间。李飞问王端午家是哪里的。王端午说调弦口的。李飞说乡下的吗?王端午说乡下的。李飞说他是县城的。李飞像在厂里干了十年的老油条,他跟工具房的人也混得很熟,站在那儿聊某个车间新来的姑娘的奶子。

王端午拿到工具,站在旁边有点手足无措。

李飞问他睡过姑娘没。王端午脸红了。

李飞笑:“没睡过?那想了怎么办,打飞机?看你一副肾亏的样子,肯定是打飞机的老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王端午不喜欢开这种低俗的玩笑,况且,他的确手淫,且深以手淫为羞耻。

李飞说:“你走的是什么关系,能进咱们厂学机修,咱们厂全是小姑娘,你小子可得悠着点。”

王端午怒视李飞。李飞没有再说什么。

王端午提着工具和工作服回车间,听见李飞故意很大声地对工具房的人说:“乡下来的,傻不啦唧的。”

师父说织布机保养其实不难,就是一些基本的参数,记牢了就行。

师父说保养责任很重,织布机长时间不间断运转,零部件会松动,一些地方会变形,而织布梭在高速飞行,如果变形超出了安全值,就会出现飞梭、卡梭,轻则伤机器,重则伤人。他们平时主要的工作就是机器保养,给织布机进行检修,校正重要零部件的参数,防患于未然。师父说学会了保养,再学机修就容易了,机器哪里出了故障、如何排除,都是经验的积累,修得多就会了,学机修一年出师,学保养,聪明人三个月。第六个月要考试,及格了就转正式工,不及格会被辞退。不过还没有不及格的。

王端午发现,叫他醒宝可是一点儿都不冤,他在机械方面严重欠缺天赋,动手能力弱,理解力也堪忧。同样的问题,师父讲一次李飞就会了,他却一头雾水。

李飞动手能力强,看他吊儿郞当的样子,扳手、螺丝刀、各种测量工具在他的手中能玩出花儿来,他将工具挂在屁股后面的腰包里,用完迅速归位。他还会玩一些耍帅的动作,仿佛他插回去的不是扳手而是左轮手枪。他和挡车姑娘们混得烂熟,打情骂俏,手上也不老实,不时在姑娘们的腰上、屁股上掐一下摸一把,姑娘们挺吃他这一套,笑得面色绯红、花枝乱颤。

王端午连用扳手拧个螺帽都玩不转,急得一头大汗不得要领。师父说不要急慢慢来,从来不曾拿过扳手都是这样的,他当初也这样。

李飞说:“×,拿锄头的手比老子的脚还笨。”

王端午受不了李飞说话总是带脏字,他警告李飞嘴巴干净一点,不要骂人。

李飞说:“×的想搞事?老子就说了,×,×,×。”

他不仅脑子笨、手笨、嘴更笨。

给织布机做保养,挡车工是要停车的。

挡车女工就站在一边看着,他从来不会主动和姑娘们说话。别人问一句,他答一句;不问,他就不说话。但这样很成问题,纺织机哪里操作不顺,会出现哪些毛病,挡车女工们最清楚,她们长期操作固定的机器,比机修师傅还了解她们的机器。机修就像中医看病一样,上来也是要望闻问切的,先问姑娘们这台车哪里不顺,有什么毛病,然后开慢车、开快车,一慢一快开车,听声音,看织出来的布,有经验的,基本就能判断问题出在哪里。你不问,许多毛病就无从了解,因此往往是瞎忙半天也没搞清楚问题出在哪里,脑子里更是一团糨糊。遇上脾气好的挡车女工,不过调侃他几句;遇上脾气不好的,直接喊黄国庆、喊李飞。

她们一般不喊他师父。

李飞吊儿郎当过来:“美女,叫我干吗,想哥哥了。”

挡车女工骂:“想你个头。帮我把车调一调,他不行,弄了半天,越弄越不好用。”

李飞学着电影中的外国人,耸耸肩说:“美女,爱莫能助啊。你的车是这位先生负责的。”

众多挡车女工中,有个叫唐丽的脾气最好。

每次到她的车要保养,或者出了故障,王端午在修理时,她会主动介绍哪里出了问题,之前出现这种情况时,孙师傅是怎么处理的。王端午按照她说的做,检查相应位置的参数,果然很快就能解决问题。有时看王端午一脸汗,手上又沾满了机油,她会说:“擦把汗,不要急,急不来的。”递过来一团作废的棉纱。

王端午感到很温暖。

“你真的是端午节生的吗?”

“嗯。”

“你家是调弦口的?”

“嗯。”

“你们那里是有山吗?”

“嗯。”

“还有麋鹿?”

“有。”

“你只会说嗯吗?”

“嗯。哦,不是。我不太会说话。我,有点紧张。”

“你是见了姑娘都紧张,还是只见了我紧张?”

“都紧张。”

“都紧张吗?”

“见你更紧张。”

“你还是很会说话嘛。有女朋友没有?”

“没有。”王端午脸红到脖子。

“没谈过?”

“没谈过。”

“你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你叫什么名字?哦,对了,唐丽……你有男朋友吗?”

唐丽笑得弯下了腰,她的眼睛大且亮,睫毛很长,忽闪忽闪:“要是我说没有,你要做我男朋友吗?”

王端午收拾好工具说你试试,看车好用不。

唐丽说:“你还没回答我呢。”

王端午落荒而逃,身后传来唐丽的笑声。

他无端想到卡门,而他是刚从乡下进城的堂·何塞。以后,只要见王端午从她车位旁边过,唐丽就会故意问他想好了没有,要不要做她男朋友。王端午每次都红着脸逃离。只要唐丽当班,他就充满了期待,期待着她问那句开了无数遍玩笑,每次都让他心跳加速的话。夜深人静,他的脑子里再没有了康德,没有了黑格尔和萨特,弗洛伊德倒是不时地冒出来。他对自己说:“我这是爱上唐丽了吗。”他想,下次唐丽问他,他就回答说是的,他要做她男朋友。可他又是那么自卑,他凭什么做人家的男朋友呢?做了她的男朋友,要不要带她去看电影?要不要送她礼物?他进纺织厂已经四个月,李飞换了两个女朋友。他看见李飞骑着崭新的凤凰自行车带着女朋友出厂门兜风,女朋友侧身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勾着他的腰。王端午没有自行车,母亲给的一百元,购买生活必需品花得差不多了。

他不敢轻易对唐丽说出那句我想做你男朋友。

进厂的第六个月,迎来了转正考。

虽说他比较笨,有师父帮着,还是顺利过了关,下个月就加工资了。

这六个月来,他没交到朋友。同宿舍的人每天晚上打扑克牌。他不打。不打牌就没办法融入他们的圈子。别人打牌他看书。舍友问他看什么。他说看康德。舍友说《康德第一保镖传奇》吗?他说不是,这个康德是哲学家。舍友说哲学家是什么屌?他不说话。舍友们打完牌喝小酒,有时结伴出去喝,有时买了酒、花生米、熟食在宿舍喝。他被排除在外。车间主任来到他们宿舍,看见其他人围在一起喝酒,王端午躺在床上看书。

主任说:“你们这些坏小子,是不是欺负他了。”

李飞说:“老大,你这样说冤死我们了,我们哪敢欺负他啊,人家是知识分子,我们是大老粗。”

主任走到王端午的铁架床前,问王端午看什么书。

王端午当时正在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他将书递给主任。主任并没有接过书,他只是出于关心,象征性地过问一下,并没有要和王端午讨论的意思,但他还是多余问了一句:“柏拉图,名字耳熟,写什么的?”王端午一本正经地说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这本书主要是虚构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和别人的对话与辩论,实际上,柏拉图是借苏格拉底之口,在讨论什么是正义……王端午还没说完,舍友们就爆笑起来:“怎么样主任,听不懂吧,没文化,真可怕,来来来,整两杯。”

王端午也想和工友们打成一片。看着工友们打扑克,或者下班后打篮球,他也想参与其中。但他一直在被动等待,从不会主动地说,嘿,哥们儿,我也来一个吧。他害怕被拒绝,这该死的自尊心过于强烈。他不要做那个可有可无的人,他不要别人勉强接受他。他从小便是如此,和舍友像水和油无法融合在一起,这件事已经没有改变的可能,于是他索性不再寻求改变。只要关系不再恶化,只要他们还容得下他,至于指桑骂槐,只要脸面还没有彻底撕破,他就能在这里继续待下去。这是他为了在县城生存下去不得已的妥协。

他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尽量不和舍友们起冲突,特别是睡在他下铺的李飞。为了互不影响,他不仅加装了蚊帐,还挂上了床帘,这样,他就可以躲进帘内成一统。

李飞在床上时,他尽量少翻身,上下床时,将鞋放在床底,轻上轻下,不像其他睡上铺的工友,双手撑着左右床沿一跃而上。李飞还是会对他表示不满。李飞看不惯他,越来越看不惯:“乡巴佬一个,在老子面前装知识分子,迟早搞死他。”

搞死他的机会来了。这天王端午上夜班,白天在宿舍睡觉。也许睡得太沉,李飞带挡车女工进宿舍时他没有听见。李飞在门口喊:“兄弟们,回避一下。”待在宿舍的工友识趣地去隔壁宿舍了。这是工友间的默契,平时王端午遇到这事,也是一声不响夹本书就走开的,但这天他睡得太死了。李飞也没有查看上铺那独成一统的空间里有没有人,关上门就和姑娘搞在了一起。事实上,他们刚刚开始,挡车姑娘的叫床声和铁架床的剧烈摇晃就将王端午摇醒了。他惊得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装睡,尽量屏住呼吸不动,耳闻了他们做爱的全程。当李飞平静下来,点上一支烟,深吸一口,慢慢吐出烟雾时,突然听到上铺粗重的呼吸声。他一跃下床,穿上裤子,让姑娘赶紧穿衣服走人。姑娘穿上衣服,胡乱拢了拢头发匆匆溜走。

李飞拍着上铺狂吼:“滚出来吧,变态佬。”

王端午知道完蛋了,一万张嘴也说不清。说不清那就不说,这是王端午的人生哲学。

但让他感到羞愧的是,床下二人疯狂时,他没能控制住自己,内裤一片湿凉。后来发生的事顺理成章,李飞终于抓到了他的把柄,他将王端午从上铺揪翻在地,一顿乱拳在王端午的脸上开了花。王端午没还手。李飞将王端午摁在地上,对看热闹的工友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王端午令人作呕的行为,变态佬王端午的故事很快传遍了全厂。故事的主要版本是,王端午故意躲在床上偷听李飞和女朋友做爱,而且这个死变态佬还边听边自慰,最后被抓了现行。这件事若发生在别的地方,也许人们还能理解,发生在女工男工九比一、阿猫阿狗都能找到女朋友的纺织厂,大家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这人真他妈变态。

王端午在“变态事件”后被逼滚出宿舍,别的宿舍也不愿接纳他这个变态佬。唯一相信他的师父并未站出来为他争取什么,这让他感到很失望。挡车女工们从他身边经过,要么突然跑起来,要么发出奇怪的笑声。他的事迹被添油加醋再创作,他的形象被描述得猥琐不堪。

唐丽不再同他开玩笑,说话表情怪怪的。他知道唐丽也信了谣传。别人怎么说他都能忍,唐丽是他这辈子第一个心生爱慕的女孩,如果不出这档子事,他已准备好了请唐丽看电影,对唐丽说他想做她男朋友。事情弄成这样,他再没勇气说出口。但他得向唐丽解释。他的解释只有一句话,他不是那种人。他的眼睛通红,盯着唐丽,仿佛要吃人。唐丽吓得直往后退,害怕变态佬扑向她。他突然就泄了气,觉得自己不该多此一举。

他找到了之前见过的那片城中村,寻到一间愿意出租的小平房。月租十五元,有点贵,好在过了学徒期,工资涨到了八十,省吃俭用,可以支撑。他孤僻,不与人言,和在乡村时一样。不过他觉得,独来独往也没什么不好。

这破旧的平房区,到处是鸡肠子样的小巷。有个大的积水潭,水质虽不佳,也还不至于散发臭气。当时是冬天,积水潭结了冰,若是夏天,情况也许要糟糕得多。他没得选。积水潭四周是一片树林,一半槐树、一半柳树,槐树全是一抱抱不住的老槐,柳树全是断头柳。老槐阳刚,柳树婆娑。冬夜,月亮升到中天,槐枝如虬龙,柳丝如鬼影,有清冷肃穆之美。王端午爱在林内独坐,想心事。他对李飞的行为百思不得其解。

现在王端午坐在县城冬夜的冷月下,听着小巷子偶尔传来两声犬吠,他觉得这样的环境很美。

他第一次意识到,他在怀念乡村了。

出来大半年,他一直没回过家,也没给家里写信。他问自己,拼了命、发了疯地奔向县城,这就是他梦想中的县城吗?这就是县城生活的全部吗?不是,他认为,纺织厂不是县城,城中村也不是县城。奔向县城,奔向的是什么呢?他再次问自己。他向往县城,肯定不是单纯讨厌种地而喜欢修理机器,相比之下,他用锄头镰刀比使用扳手更得心应手,做农民比做工人更自由。他不喜欢整天蒸汽弥漫的车间,不喜欢车间里“咔嗒咔嗒”没完没了的噪声,不喜欢单调的两点一线的生活,不喜欢工厂里复杂的人际关系,不喜欢每天做相同的事见相同的人。当农民多自在,今天种黄瓜,明天可能栽茄子,后天又在干别的。每天干什么,自有一年二十四节气指导,而每天具体的农活,如果不是父亲的野蛮,完全可以更加自由。干农活的确比当工人要累,但他感觉,工人更像是机器的零部件,在电力驱动下周而复始地运转,没有丝毫情感,也不允许有丝毫错位。

那么,我为什么要来县城?

他在县城中的这片树林里苦苦追问。

后来他想明白了,他向往的是县城的文明,说到底,县城最初吸引他的不是纺织厂,而是新华书店。他才明白,这大半年来,他本末倒置了。王端午发现,自己压根儿就不属于车间,他和车间格格不入。他甚至会悲哀地想,天地之大,从乡村到城市,没有他的容身之所。

有时他也后悔,作为农民的孩子,想要跳出农门,从来只有读书这条路,可自己偏偏将这条路断了。现在,他只能在纺织厂干下去,至于干下去是干到什么时候、干下去的前途何在,暂时顾不了那么多。

李飞并没打算就此放过他,上班时,他又过来言语侮辱挑衅。

王端午在瞬间失控,像头暴怒的雄狮,他手执十字螺丝刀扑向李飞。李飞被王端午眼中的疯狂与愤怒震慑,他知道眼前这老实巴交的家伙疯了。李飞躲过了迎面一击,王端午的第二击接踵而至。

李飞落荒而逃。

王端午手执螺丝刀疯狂追刺。

李飞绕着织布机躲避尖叫:“杀人啦,杀人啦,王端午杀人啦。”

师父劝住了他。

王端午放下狠话:“再惹老子,弄死你,大不了吃枪子儿。”

从此,王端午走到哪儿,口袋里都揣把螺丝刀。

他扬言要弄死李飞:“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他故意尾随李飞,他发现越是这样李飞越害怕。他更加确信,李飞对他使用暴力,并不是李飞有多强大;相反,正是因为他的弱小。王端午的言行给李飞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他认为王端午已经疯了,一个疯子有什么干不出来的呢。在这样的情势下,李飞主动找到师父,希望师父在他们师兄弟间做和事佬,他愿就之前的行为向王端午道歉,并为王端午正名。

王端午也不想和李飞继续纠缠,从此两人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

师父私下批评王端午:“你是什么人?他是什么人?你和他拼命值得吗?你把李飞弄出个好歹,什么后果你想过吗?”

王端午说他管不了那么多,李飞侵犯了他的底线,他恶狠狠地说:“对于暴力,我只有一件武器,那就是还以暴力。”他又补充了一句:“这句话是萨特说的。”

师父说:“萨特是谁?”

王端午梗着脖子、红着脸说:“萨特是我的另一个师父。”

就像当初决定逃离烟村来到县城一样,现在他有了新目标,逃离纺织厂。

至于离开纺织厂去哪里,他并不清楚,也许去武汉,也许去长沙,也许换家单位。换家单位能干什么呢?自己会什么?他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他再次迫切地有了本领恐慌。他要逃离纺织厂,如果不逃离,师父的现在就是他可以想见的未来。就像在农村,他将复制父亲的人生一样,现在,他不想复制师父的人生。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王端午看了好几场电影。他最难忘的是《旺角卡门》,之所以难忘,仅仅因为片名中的卡门二字。从此,他的梦想里有了要走更远的想法。县城太近、太小,北京四九城,香港旺角、尖沙咀、九龙塘,世界如此之大,生而为人,如果一辈子困守在烟村,困守在这小小的县城,或者像李飞那样满足于当个横行车间的小霸王,这样的人生,将是多么可怜的坐井观天。

他再次想起四姐的话,走,走得越远越好。

夜深人静时想到四姐,他总是泪流满面。他变得爱哭了。

以四姐的心性、果敢、智慧,她本可以走很远。他现在有了一种油然而生的庄重感,他不仅仅是自己一个人在走出去看世界,他还带着四姐的眼睛、带着弟弟的灵魂,这是之前他没有想过的。之前他只是记得四姐的话,而现在,他对四姐又多了一重理解。他开始追问,四姐临刑前心里在想些什么?据说一起受审的那些男人,被绑上台时都尿了裤子,唯有他的四姐面带微笑。

她不怕死吗?她想到了什么?她看到了什么?她在笑什么?

从冬天到春天,没有特别值得记录的事。

他回家过年,母亲看上去比过去更加苍老,眼神却比过去更加坚定。

父亲喝酒更多,话却比从前更少。

王端午发现他父亲和母亲现在几乎不再交流,或者说不再用语言交流。

对于他父亲来说,只要壶中有酒,日子就能过得有滋味。从前没钱买酒,现在三个女儿每次回家都会给他提上一塑料壶散酒,他整天都处在醉酒状态。正月初二那天,王端午的大姐带着两个孩子回来了。大姐不到四十,头发已夹着霜白。大姐和母亲一样少话,只是默默帮母亲做饭、洗衣。二姐、二姐夫,三姐、三姐夫也带着孩子回来了。这个家有了久违的人气。大姐的孩子比王端午小不了几岁,但他们交往很少,说不上话。二姐、三姐的孩子还小,王端午不喜欢小孩,觉得他们太吵,吵得他脑瓜疼。一家人在表面的和谐下各怀心事。二姐夫、三姐夫吃完饭回家了,他们在这个家也找不到说话的人。他们是外人,没有办法融入这个家庭,来走亲戚只是例行礼节。他大姐夫连面上的礼节也省了。这个家是他母亲和三个姐姐的。吃完饭,围坐在一起默默向火,有一搭没一搭说话。大姐问王端午的工作情况,他说就是混日子。大姐说混日子可不行,要好好工作,争取在厂里找个姑娘结婚,种田太苦了,既然跳出了农门,就不要再走回头路。王端午听着,懒得解释,他不敢想象,在纺织厂找个女工结婚后如何生存。

大姐突然提议一起去给幺姑上坟。

二姐、三姐并未附和。

烟村没有正月上坟的习俗,可大姐提议了,二姐、三姐就看向母亲。

母亲站起身,拍打着身上的灰尘:“家里有香、有纸钱,还有一挂鞭,本来是出年放的,带去放了,让幺姑也听个响。”

母亲没有去。三个姐姐、三个姐姐的五个孩子,加上王端午,浩浩荡荡一行人。孩子们像是去踏春,一路打闹着。太阳很好,暖烘烘的,田野里紫云英绿得发亮,间杂着的野油菜开了花,水渠边的柳树远远望去已放出鹅黄。一家人说说笑笑,脸上并没有格外的悲伤。

穿过一片田埂,田埂上长满了野油菜。

二姐说:“多好的油菜,回来时掐一把下火锅。”

穿过田畴,对面有另一座小山丘,王端午的四姐就葬在那山丘腰上。

山上长满了苦楝、杉树、构树,一蓬蓬枯黄的野刺,野刺上缀满了经冬未掉的暗红的浆果。孩子们兴奋地采摘着带枝的浆果,捧在手中,像捧着一顶王冠。大家到坟前,三个姐姐不再说话。大姐喊孩子们都过来给小姨磕头,孩子们磕完头就散开了。王端午跪下,点着香烛纸钱,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磕三个头,分开叠成一叠的纸钱,让纸钱燃烧得更完整。冷风吹来,打了个旋,将纸钱吹散。王端午觉得,刚才这阵风,是四姐在告诉他们,她能看见他们。烧完纸钱香烛,大家往回走,再没说话。二姐也没有掐野油菜回家下火锅。

吃晚饭时,大姐突然说:“妈,我要是死了,就和幺姑埋在一起,姐妹俩有个伴。”

06

王端午十九岁了。王端午觉得十九岁的他和十八岁的他有了很大的不同。

他将更多时间泡在图书馆、新华书店、电影院、录像厅。他去工人文化宫看人跳交谊舞,内心充满了羡慕,觉得这才是城里人的生活。工人文化宫有许多培训班,他动过学画的念头,学费每月五十,只能望而却步。他深深地懂得了,月亮和六便士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没有经济基础,月亮只能是水中月。后来,他发现一个不用六便士也可拥有月亮的地方——工人文化宫辅仁读书会。他出于好奇,站在读书会教室窗外,看一个女子抑扬顿挫、略带浮夸地朗诵诗歌。就在他准备离开时,教室里走出来个约莫三十来岁的男子,脸带温和的笑,轻声对王端午说:“可以进去坐下听。”

王端午说:“我?也可以吗?”

“当然可以,”男子指着广告牌,“以书会友,以友辅仁。”

王端午在角落坐下。听了一会儿,明白读书会就是读书爱好者聚集在一起,分享读到的好书、好文章,可以讲述阅读感受,也可以纯粹朗诵。他没想到县城还有这样的地方。结束后,引王端午进去的男子问他感觉怎样。王端午说很好。男子自我介绍,县日报社文学副刊主编曾一格,大家都叫他老曾,辅仁读书会的发起人之一。

“你呢?介绍一下自己吧。”

王端午介绍自己,纺织厂机修工,十九岁,初中毕业后在家务农,去年进厂当工人,平时喜欢读书、看电影。

老曾热情地说:“十九岁,你要是参加进来,是读书会最年轻的书友。”

书友。王端午觉得这称谓亲切,他终于在这世界上找到了可以为友的群体。

老曾问王端午平时读什么书,王端午说他其实读书很少,总共加起来一百本都不到。老曾问他读什么类型的书,王端午说有什么书就读什么书,读小说,也读点哲学书。他的心跳得很快,说话有些语无伦次。这次谈话,他并未给老曾留下特别深的印象。老曾对他发出邀请,说每周六下午两点到五点举行读书分享会,有时也会举行特别活动,比如某个读书会成员的作品分享,或者集体踏春。

王端午担心读书会收费太高,支支吾吾说出了担忧。

老曾笑得很爽朗,说读书会不收费,平常开支报社承担,王端午就放心了。

离开读书会,王端午就盼着周末早点到。

到了周末,他早早去了,发现第一个到,就溜到工人文化宫旁的新华书店看书。但他根本看不进去书,只是出来打发时间,避免先到的尴尬。磨蹭十多分钟再回去时,人已到得七七八八。他依然找靠角落的位置坐下,老曾见了他,点头算是打招呼。

一个长相姣好的女子开始朗诵海子的诗《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

结束后,另一个女子朗诵发表在县报副刊上的本县诗人的乡土诗。王端午不太能听出诗的好坏,不过他觉得海子的诗更能打动他。就那么普通的几句话,他仿佛真的看到了一座雨水中荒凉的城。老曾提议再多朗读几首本县诗人的诗作,大家鼓掌赞成。女子又读了两首,一个声音冷冷地说:“太假了,作者是农民,一天到晚死做活刨苦哈哈,哪有心情欣赏狗屁的炊烟渔火。”声音不高,很尖锐。循声望去,说话人清瘦,脸色苍白。对于他的否定,老曾当即反驳,他讲了中国诗歌强大的田园诗传统,从陶渊明到王维,老曾雄辩滔滔。那清瘦的青年斜欠着身子,架着二郎腿,打断老曾说:“陶渊明写的是自由,王维写的是旷达,你介绍的这个诗人,诗中只有空洞的假情感。”

老曾脸涨红了,他提高声音:“话不能这样说,不能用陶渊明和王维的标准,来要求一个小县城的年轻诗人。”

“哈。哈。哈。”清瘦的青年夸张地大笑三声,“文学只有一个标准,哪能因为小县城的年轻诗人就降低标准?”

老曾说:“沈亦知,就你一天到晚怪话多,要不你也写几首,给年轻人打个样?”

沈亦知说:“老曾这话我不爱听,不会写就没资格评论吗?不做菜,就没资格批评厨子盐放多了吗?我想说的是,咱们这个读书会,如果总读这些没营养的东西,只会越办越鸡肋,不如趁早散伙。”

老曾情绪激动:“那你说读什么书?”

沈亦知说:“你是读书会的老人,该记得,读书会是哪年成立的,刚开始读的是什么书。”

老曾说:“当然记得,一九八三年成立的。你、我、李想、王幺姑,我们四个发起人。”

王端午听老曾说出王幺姑和李想的名字,轰的一声,脑子里空白了许久没缓过神来。后来他们谈论了些什么他都没太留意了。二十年后,他和老曾重逢,回忆起当年旧事,才确认,沈亦知当时提出,要多读有助于解决身边问题的有用的书,多读关心国家发展的切实际的书,多读关心身边人痛苦的有良知的书。他说你看现在老百姓最痛恨的是什么?官倒、腐败、特权,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源是什么?他当时还提到了一些比较激进的词汇,两位读书会成员交头接耳,王端午依稀听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民主、自由。但那两人声音压得低,也没有展开来谈。

老曾说:“老沈说得当然有道理,问题是,你又不来讲。”

沈亦知说:“我也是半瓢水啊!我建议,咱们这一周,比如说大家都读一本什么书,到了周六,就一起讨论,只有大家都读过了,才有讨论的基础,咱们争取把读书会恢复到创办之初的状态,不要把读书会搞成朗诵会,你们觉得这个提议怎样?”

老曾说同意老沈提议的举手。有一多半人举手。王端午也举了手,他认可沈亦知的提议。老曾从善如流,让老沈开书单。沈亦知说书单他哪敢开,他只是烦大家天天在一起,谈来谈去就是那些不痛不痒的文学,当然,他也可以推荐一些书,大家都推荐一些,定出个今年必读的书目来。

有个叫老许的说:“也不要排斥文学吧,咱们这批人,大多数都是文学爱好者。”

沈亦知说:“当然可以谈文学,但不要谈无病呻吟的文学,如果一定让我建议,下周可以读勒庞的《乌合之众》,或者读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沈亦知越说越激动。老许对他的提议表达了担心,认为读书会的宗旨是以书会友、以友辅仁,讨论经济学的问题就难免谈论政治,谈论政治不好把握度,正在清理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讨论这些问题容易将读书会带偏。沈亦知突然激动了起来:“带偏,什么叫带偏?我恰恰认为,讨论中国的问题才是读书会的正途,一味地钻进象牙塔才会将读书会带偏,不仅会带偏,还会带进死路。”

有人小声劝老许:“人家沈亦知在县委公干都不怕,老许你怕什么?”老许似乎没有就此罢休的意思:“县委更应该注意大政方针,读书会总不能搞成你沈亦知的一言堂,你觉得这些书好,就和大家分享这些书,我觉得读传统经典更好,我就分享传统经典,咱们不要一味地崇洋媚外,不要总觉得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

沈亦知冷笑一声:“‘文革’余孽,‘文革’结束十几年了,你的脑子还留在‘文革’中。”

老许跳将起来揪住沈亦知的衣领:“你把话说清楚,谁是‘文革’余孽。”

老曾上去劝开了丙人,这天的聚会早早散了。

第二周,王端午做了精心准备,他想在读书会上一鸣惊人。

读书会的成员,差不多就是县城的文化精英,他们大多在政府部门供职。想要跻身这个圈子并获得存在感,就得让他们看到自己。分享什么书呢?他想了许久,决定挑战自己,分享《存在与虚无》。他梳理了几个概念,“存在先于本质”“存在”“虚无”“他人即地狱”,又专门去图书馆查了资料,认真梳理出自己的认知。稿子完成后,连续两个夜晚,他反复演练,该如何站起来,如何主动提出他要分享,如何开始,如何结束。这天是沈亦知先分享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他从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讲到了凯恩斯主义,话锋一转,讲到对权威的质疑和本县经济面临的问题,对官倒、腐败提出了激烈批判。沈亦知的讲题宽泛,思路开阔,给王端午的感觉是他什么都懂,但究竟研究到了什么深度,他也无从判断。

沈亦知的分享用了一小时,后面是他和大家互动。

上周和他吵架的老许也来了,他提出了质疑:“老沈,我就问你,咱们究竟是要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如果搞资本主义,那前辈先烈是不是白死了?沈亦知你小子糊弄他们可以,你别指望糊弄我,你提的这些东西并不新鲜,不过就是修正主义,是要打倒的东西。”

接下来,又是沈亦知和老许吵架,王端午决定下周开分享。

有了一周时间润色稿子、温习演讲,心里踏实了许多。到下周,他第二个站起来分享。

除了老曾,大家都不认识他。他站起来请示主持人:

“曾老师,我想分享,不知可不可以。”

老曾热情地向大家介绍,这是咱们读书会最年轻的成员,今年才十九岁,叫王端午,在纺织厂上班。老曾问王端午分享什么书。王端午说他要分享《存在与虚无》。大家对此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期待,一是分享的著作并非什么冷门书,当年的文学青年,读萨特几乎是时尚,没读过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文学青年。分享一本人人都知道,人人都读不懂的书没什么新意。另外,他一个十九岁的毛孩子,对存在主义还能理解多深呢?

他从来没做过演讲,刚一开始脑子就乱了。他本可以对着稿子讲,可他太想出风头了,想脱稿讲。写好的稿子一点也记不住了。他努力回忆稿子上的内容,脑子里一片空白。他石化在那里,仿佛被定格了,急出一头汗,身体在颤抖。听众开始喧哗,他们交头接耳,看着不知所措的王端午。

老曾安慰他说:“不要急,慢慢来。第一次分享都会紧张。”

老沈带头给他鼓掌,大家都鼓掌对他表示支持,可他脑子里依然一片空白。

就在他万分羞愧准备放弃的时候,脑子里的一个声音说:

“哥哥,让我来。”

“不,我可以的。”

“我来和你来是一样的,都是你在说。”

“你确定能行?”

“哥哥,你就相信我一回吧。”

读书会的人都惊呆了,他们并不知王端午在和弟弟对话,只看到这个叫王端午的少年在自言自语、念念有词,仿佛一人分饰二角。老曾和沈亦知交换了眼神,正想让王端午结束分享,王端午突然滔滔不绝起来:“要理解《存在与虚无》,首先得弄清楚,什么是存在?什么是虚无?萨特将存在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在的存在,一种是自为的存在。那么,什么是自在的存在?什么是自为的存在呢?自在的存在就是物的存在,自为的存在就是人的存在。他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就在于,物没有意识,而人有意识。因此,存在主义的起点就是,意识。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由人的意识决定的。比如我们看一个苹果,苹果在没有被我们看到之前,是没有意义的。可是我们看到了这个苹果,我们说,这是一个苹果,我们就赋予了苹果以意义。这是因为,我们的意识参与了这一过程。因此,意识改变世界,让世界变得有意义。那么,这个意识来自哪里呢?萨特说来自于虚无。在虚无之中,意识像幽灵一样飘荡,它在没有找到可依附的人时是绝对自由的,一旦意识依附于人之后,人就变成了自为的存在。此时人再观察世界,命名世界,于是世界有了意义。也就是说,是意识区分了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但是意识本身无意义,意识本身是虚无的,意识的存在让事物获得了意义。弄清楚了自在的存在,自为的存在和虚无这三个概念和三者的关系之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事物本身无本质,它作为人的观察对象存在时,人的意识赋予了它本质。那么问题来了,物质本来无本质,物的本质是人的意识决定的。那人的本质呢?人的本质是什么?萨特说人的本质是不固定的,人是自由的,是随时变化的,一个人未来成为什么人,是他每时每刻自由选择的结果,是偶然的、是没有预设的,因此说,人的存在先于本质。每个人自由选择本质,做自己岁月的主人,这是人的价值。唯一可确定的是未来不是现在和过去的重复,而是对过去和现在的否定。而现在呢?现在什么都不是,现在作为自为的存在是否定的,是虚无。世界也是虚无,人的本质也是虚无。因此,存在是自在的存在,虚无是自为的存在。那么,虚无又是什么呢?虚无有两个特性,第一是自由,自由让人没有固定的本质,但自由意味着责任。为什么呢,因为人每时每刻都有选择的自由,只不过,我们要对这选择的自由带来的结果负责任,而这个责任带来痛苦。虚无的第二个特性是否定,否定意味着现在拥有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人永远在追求什么,永远得不到满足,永远要求现实对自我的超越。今天的我们是对过去的否定,未来的我们是对今天的否定。只不过,我们一般不将这种否定称之为否定,我们美其名曰成长……”以上演讲内容,取自王端午后来的视频复述,应该加入了他后来的人生理解。以他当时的阅历,对《存在与虚无》的理解应该不会如此深入。当然,也可以这样认为,这段演讲并非出自王端午,而是王中秋。但王中秋却说,他脑子里的那个王中秋并不存在,那不过是王端午的谎言。总而言之,他的演讲冗长、啰唆、精彩而且混乱,演讲结束后,他匆匆离开了会场。

他预感自己又要生病了。他像喝醉了酒,深一脚浅一脚回到出租屋,当晚高烧不退。

他在出租屋里睡了三天三夜。弟弟吓得不轻,向他道歉,说他只是想帮哥哥。

他第一次真诚地感谢了弟弟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

旷工几天,他以为师父会责怪他,甚至会被开除。

他解释说生病了,师父说没关系,让他去厂长办公室,厂长打来好几个电话找他。

王端午惴惴不安地去到厂长办公室,办公室的门虚掩着。王端午敲门,厂长老毕说进来。王端午进去,老毕狐疑地望着王端午。王端午自报家门。

厂长说:“哦哦哦,来来来,坐坐坐。”

厂长连用三个三字叠句表达了他对王端午的热情。

王端午不安地坐在厂长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

厂长说:“怎么样,在车间还习惯吧。”

王端午受宠若惊,却又不明就里。

原来上周读书会后,老曾和沈亦知觉得王端午这小伙子人不错,商量着怎样帮帮他。沈亦知问老曾能不能将他弄到报社去,老曾说王端午初中毕业,到报社怕也只能打杂。老曾说纺织厂厂长不是老毕吗,改天向老毕推荐一下,让他给王端午换个岗位。老毕原也是文学发烧友,后来当上厂长,管着几千号人,再没时间心思弄文学,但他和老曾、沈亦知私交不错。周一老曾和沈亦知相约到纺织厂,一是见老朋友,二是请他关照王端午。老毕知道老曾素来热心,提携文学青年不遗余力,报社好几个主力记者都是他从文学爱好者中发现的,但老沈眼高于顶,从他嘴里讨到赞美不容易。老曾和老沈双双来访极力推荐,老毕自然给面子。

老毕和王端午聊了一会儿,了解他的大致情况,让他先回车间安心工作。

不出一周,王端午从纺织车间调到了厂宣传部。

宣传部前些年人才济济,这两年纺织厂效益走下坡,务虚部门冗员裁减,如今宣传部还承担了党办、团委、工会的工作。王端午在宣传部做干事,其实也就是干些打杂跑腿写公文的活儿,他干起来得心应手。成了坐办公室的人,工资比当机修翻了倍,难得的是上班自在,老沈、老曾一个电话,他随时翘班。

第十六纺织车间的人都感到奇怪,连他师父都觉得不可思议,纷纷传言王端午有过硬的背景。唐丽也后悔,若非当初轻信流言,王端午就是她男朋友了。

这是王端午在县城最快乐的时光,他的脸上终于有了这个年龄该有的笑容。

一九八九年,小小县城偏守一隅,外面的世界轰轰烈烈风起云涌,于他们无非是酒后茶余的意气。即便热血沸腾,却也只是说说而已。五月底,沈亦知突然辞了公职,说是要去省城,也许还会去北京,当然也可能去广州、深圳、海南。大家都表示惊讶,到这时王端午已经知道沈亦知是县委办的,这么好的工作居然辞了。具体因何辞职他没说,也不好问。对于沈亦知的离去大家都很不舍,最不舍的是王端午,为沈亦知送行那天晚上颇有点悲壮。沈亦知喝了不少酒。沈亦知说:“咱们这些人,不能一直坐而论道,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是坐视。坐视。”他喝醉了。这是王端午第一次见到沈亦知喝醉。喝醉后的沈亦知哭了。

沈亦知离开后不久,老曾也离开了读书会。

王端午在后来才隐约知道,有人向县委写信告发了沈亦知和老曾,罪名是组织读书会向年轻人推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读书会名为读书会,事实上经常谈论意识形态问题,是本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本营,是和平演变的马前卒,总之每条罪名都很大。老曾身居报社副刊主编之职,政治思想不过关,危害尤其巨大。老曾被调离报社,去县文化馆专职收集民间传说。

读书会没了灵魂人物,自然就散了。

沈亦知离开县城后再没有消息。王端午向老曾打听,老曾也不清楚。

也许,或者,大概,没人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

老曾变成了酒蒙子,三天两头喝酒,每次都醉。老曾颓废了。围绕在他身边的那群人也跟着颓废了,他们开始热衷于谈论搞钱和搞女人。就好像,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时代的风气也结束了。人们不再是满怀热情忧国忧民的理想主义者,大家更加关心自己的未来,关心能否升迁。昔日读书会的朋友偶尔小聚,说起读书会恍若隔世。说起读书会的时光,他们会说,嗨,那时候,年轻嘛,理想主义。

就好像,理想主义,是件多么丢人的事。

07

王端午二十岁时,也就是一九九〇年,乡下人梦寐以求的县城工人身份,转眼就成了时代的弃儿。王端午所在的纺织厂由过去两班倒,到三天两头停工,工资不能按时发放。一线工人每周还有一两个班,宣传部早早瘫痪了,每天上班就是看报纸、喝茶、吹牛、发牢骚。都知道企业遇到了困难,都知道困难是系统性的,没有谁能力挽狂澜。不仅纺织厂面临困境,轧钢厂——全县效益最好的企业,也处于停工状态。大家开始讨论一些前所未闻的词,比如破产、倒闭、下岗、打破铁饭碗。一时间,人心惶惶。

有门路的都在想办法调离,到春末夏初,纺织厂已处于半停工状态,工资拖欠了两个月。

王端午知道,离开工厂的日子不远了。但他不知道,离开纺织厂,他能去哪里。他突然感到了生活的荒诞,他苦苦追求的县城生活原来虚幻若此。他深感这几年荒废了时间,愧对父母,于是在国庆节后回烟村帮家里收割晚稻。

这时的他,已经两年多没干农活,他的身体已经不再适应沉重的体力劳动。好在秋收的劳动量比夏收小许多,一周时间,晚稻颗粒归仓。其时已到寒露节气,清晨的田野,狗尾草上挂着晶莹的露珠,低洼处已落上了薄薄的霜,中午还是暖烘烘的,早晚凉意袭人。天空不时飞过雁阵,每天傍晚,门前稻场上积一地黄叶,母亲拿着竹扫把,将落叶积在一起,次日一早门前又落一地金黄。收完稻子,菜园里的辣椒、南瓜、豆角、茄子、西红杮的藤叶都已枯萎,趁着天晴拔园,藤蔓堆在一起,点上火慢慢焐烟,家家门前轻烟袅袅。胡萝卜、白萝卜、白菜、油菜、芫荽、芹菜,都趁着天暖播下了种子。

说话间,秋天就过去了。

准备回厂这天,王端午尝试着和父亲沟通,好让父母有心理准备,他们的儿子,明年可能回家继续当农民。父亲看了他一眼说咱本来就是农民,大不了回来吃老米饭。王端午悬着的心落定了。

父亲说:“田越来越没种头了,一年到头,挣张白条。”

王端午问白条是怎么回事。

父亲说留下种子、口粮,公粮卖给国家,卖粮款扣除提留、水费、电费,本来有一点结余,从前年开始,交给国家的公粮就打白条,到现在没收到钱。马上又要交公粮,将粮食卖给国家,换来的又是白条,这几天,有粮贩子趁着天黑收粮食,价格比国家给的高,而且是现金,这次说什么也不交公粮了,准备将余粮全卖给粮贩子。

王端午担心政府不会放任大家这样做,一定会采取行动。他父亲说大家都这样在干,不卖给粮贩子,日子过不下去了。父亲话锋一转:“你也不小了,要是有人说亲,就不要再挑三拣四了。”母亲说:“哪有你挑别人的份?没有盖新房子的人家,哪个女娃肯嫁?”

王端午深感无力,在工厂三年,没给家庭上交一分钱。这次回家,他的变化很大,他有了负罪感。过去觉得是家庭对不起他,而现在,他深感愧对家庭。王端午本来计划第二天回厂,因心中的这份愧疚,决定多留一天,帮父亲卖完粮再说。他隐约有些不安,白天父亲将粮食用麻袋装好,天将黑未黑之时,他和父亲将粮食背到公路边用稻草盖好,一共八袋,他和父亲每人背四袋。晚上,粮贩子如约而至收走了粮食,王端午悬着的心才放下来。半夜被喧哗声吵醒,原来乡、村组织联合执法队挨家挨户收余粮。

王端午的父亲拿了把铁锹站在门口挥舞:“要粮没有,要命一条。”

乡干部质问他:“王老倌,种国家的地,凭什么不交余粮?”

王端午父亲举着去年前年的白条:“几时兑现白条,老子几时交余粮。”

村干部说:“王老倌,莫嘴硬,晓得你把粮食卖给粮贩子了,就凭这一条,就可以把你捆去法办。”

王端午父亲激动地说:“法办就法办,来来来,把老子捆走。”

乡长一挥手:“没王法了,捆起来。”

过来几个年轻人,拿着麻绳就捆,王端午的父亲也没挣扎,背着双手任他们捆。

王端午冲上去理论,被他父亲骂了回去,父亲让他安心回厂里去,说乡政府的人不敢动他一根毫毛,不过请他去吃几天国家粮罢了,反正现在农闲没事做。被捆走的还有另外七个老倌子。乡政府捆了这八个老倌子,有点骑虎难下,关着吧,要管吃管喝,打又打不得,骂又不管用;放吧,人家并没低头认罪,就这样放了,乡政府面子上过不去。王端午的父亲得意地对前去看望他的儿子说:“看吧,这就叫请神容易送神难。”

不出他父亲所料,后来乡政府办了学习班,八个老倌子接受了为期一周的学习教育后放了。王端午的父亲得寸进尺:“老子不回去,老子要继续在这里吃国家粮。”

乡长板着脸:“王老倌,见好就收,别给脸不要脸,将来你有求我们的时候。”

王端午的父亲说:“我枯老倌子一个,能有什么事求你们。”

父亲回家后,王端午回了纺织厂,在纺织厂眼看混到了年关,大家都在等倒闭后拿补偿。表哥建秋一个电话,一切都改变了。建秋告诉他,大姐生命垂危,他的父母亲,还有他二姐、三姐都已经赶去了华容县人民医院,他大姐在医院抢救,表哥让他不用回家,直接去华容县人民医院。

没听说大姐有什么病,怎么突然病危?

王端午来不及多想,他也没存到钱,手中总共不到三百,带上全部身家,一路跑去汽车站。跨省班车一天两趟,他只买到下午两点的车票。在等汽车的几个小时,他回忆着与大姐有关的往事,发现他对大姐知之甚少。

大姐十八岁就出嫁了,大姐的故事,他更多是听三姐、四姐讲的。大姐当时是村里最漂亮的女孩,给她说媒的人很多,父亲不想让大姐这么早出嫁,家里孩子太多,大姐是唯一能挣完整工分的劳力,大姐过早出嫁是家庭巨大的损失。他父亲说老子供她吃供她喝,刚能挣工分就想出嫁,怎么着也得给老子挣两年工分再说。大姐对她的妹妹们说,她就是要早早出嫁,嫁得远远的,就是不给这个家当苦力。有人给她介绍了跛子,比大姐大十岁,吃商品粮,大姐一口就答应了。大姐并不是看中了跛子的商品粮,而是看中跛子家离烟村有三十多公里,又是外省。听说出嫁那天大姐被自行车驮走前给母亲深深一跪,说:“妈,就当没生我这个女儿,以后尽孝,就靠弟弟妹妹们了。”她没给父亲磕头。按照地方习俗,新婚三天要回门,大姐没有回娘家。嫁人前对她的妹妹们说,她再也不回来了。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她原谅了父亲,抱着孩子回娘家住了一段时间。听说跛子经常打大姐,她希望父亲能为她出头,但她父亲说这是她自找的。

王端午赶到华容县人民医院,没能见到他大姐最后一面。

他到医院时,大姐已因抢救无效而离世,他见到的是哭得伤心欲绝的一家人。

大姐喝下了整整一瓶甲胺磷。大姐已经去世,自杀的原因也就没人说得清。王端午的二姐、三姐认定是跛子的责任,大姐喝药前被跛子打了。跛子的家人说她要喝药未必是哪个强逼着她的,为了一点事就喝农药,他们家也是受害者。他们指责大姐人嫁过去了心却没有嫁过去。两家人在医院闹,这样的吵闹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人死不能复生,再去争论谁对谁错似乎已经失去了意义。最后在如何安葬大姐上双方总算达成了共识,满足大姐的遗愿,送回烟村,和她的四妹紧挨着葬在一起。

母亲不许跛子踏足她的家,只让大姐的两个孩子披麻戴孝,将他们的母亲送上山入土为安。安葬完大姐,王端午站在两个姐姐的坟前,他想起年初的时候,大姐说她死后要和四妹埋在一起,想到大姐正月初二那天突然提出要来祭拜四妹。王端午相信,大姐在那时就想好了要自杀。

这是王端午的生命中,第三次面对亲人的离去。

安葬大姐之后,王端午的母亲突然说,她想将小儿子的骨殖也迁过去,和他的两个姐姐葬在一起。这是个奇怪的举动。在烟村,未成年人去世被称为化身子,化身子死后是不会得到祭奠的,埋的坟也不会培土,任由日晒雨淋慢慢变成平地,然后被人遗忘。现在,王端午的母亲提出,要将四岁夭亡的小儿子的骨殖迁移重新安葬的确有违风俗。不过王端午的父亲并没有表示反对,大女儿的死,让他多多少少有了一些反省,他也知道大女儿的死对妻子的打击很大,她现在提出这样的要求,一定是有她的想法。

母亲希望王端午和她一起做这件事。母亲认为,弟弟被桃木桩钉在地下不得超生,是为了王端午而付出的牺牲,现在王端午已经二十岁,是成年人了,他欠下的债,得由他来还。

王端午想对母亲说弟弟其实并没有死,死去的只是弟弟的肉体,弟弟的灵魂一直居住在他的脑子里。但他最终没有说,他怕自己的傻让母亲操心。埋葬弟弟的地方一直是王端午内心的禁地,他没有答应帮助母亲。童年时犯下的错,在他的心里积郁成巨大的阴影。他小心翼翼地回避着,现在,母亲要让他直面这一切,他并没有理解母亲的用意。母亲用幽怨的眼神剜了一眼儿子,她表示没有人帮她,那她就自己一个人做。母亲对王端午说这也是她的债,她大儿子不肯还,那就由她这做娘的来还。母亲说她的几个孩子里,最可怜的是小儿子,可怜他那么聪明,只活了四岁,死后还要被为娘的用桃木桩钉在地下,还钉了两次。

事实上,王端午的父母在埋葬小儿子的地方,只挖出了一点残余的头骨碎片。那深入泥土的桃木桩居然还没完全腐烂,桃木桩比人的骨殖更耐腐。

对于这些细节,王端午并不清楚,他借口还要回厂逃离了烟村。他的母亲将小儿子和两个女儿埋在了一起,做完这一切,她就病倒了。

一九九〇年岁末,王端午离开了纺织厂,工厂还欠他两月工资。

当年离开家时带去一个小木箱,箱子里有几本四姐留下的书。如今回到家乡,他多了一箱子书,但这些书他许久没有翻看了。读书会解散后,他也没有再读书。回到家,他将箱子塞进床底下,连同箱子里的书。

他像埋葬青春一样和阅读告别,和理想告别,和他的加缪与萨特告别。

母亲病倒后,王端午别无选择,他要担起家庭的担子。

整个一九九一和一九九二年,王端午将自己还原成地道的农民。家里的农活都是他做,母亲只在身体许可时照料菜园。母亲现在最担心王端午的婚事,她总说想抱孙子,她希望儿子争气,在她离开人世前让她抱到孙子。王端午听从父母的安排去相亲,媒人介绍的女子,无论是长相好看的,还是家境好的,他都看不上。

母亲问儿子:“我的祖宗,你到底要找个哪样的女子,难不成要找个仙女?”

他说:“儿子要求不高,要找个能说得来话的。”

他母亲说:“不是有好几个丫头子都能说会道吗?”

王端午说:“不是能说会道的,是能说得来话的。”

村里人都知道,王老倌家的醒宝儿子是个怪胎,他要找个能说得来话的女子,难不成调弦口镇几个村几万人口,找不到一个能和他说话的女子?莫不是他有什么毛病。后来人们慢慢就联想到了他童年的病,怕是有难言隐疾。王醒宝嘛,不仅仅是脑子有问题,怕是……哈哈哈。于是,也就没人给他说媒了。他母亲也听到了这样的说法,又不敢问儿子。

转眼到了一九九一年冬天,他母亲已经油尽灯枯,生命到了尽头。

母亲去世时,王端午和他的二姐、三姐,还有他父亲都守在身边。这时王端午的母亲已经瘦得不成人形,不过她在去世前两天就有预感,换上了早就准备好的寿衣。弥留之际,她拉着二女儿和三女儿的手一言不发,深陷的眼窝里慢慢沁出两行浊泪。

王端午也去抓母亲的手,但母亲并没有做任何回应。

母亲留下遗言,死后要和她的儿女们埋在一起。她说做娘的生前没有保护好孩子,死后要去守护他们。二姐、三姐跪在母亲的床前哭,母亲突然抬起手,指着站在一边的王端午的父亲说:“你。不许。和我们,埋在一起。不许。”母亲说这句话时,脸上露出了怨恨的、到死也不原谅的神情。

安葬母亲那天,一早就要下雪的样子,天阴沉沉的。

尽管他母亲的遗言深深刺伤了他父亲,他父亲还是花了一笔钱,请斋公师傅做了三天三夜的斋。王端午作为孝子,守灵三天三夜没合眼。二姐、三姐伴着斋公师傅唱词的节奏哭灵。邻居家几个平时和王端午的母亲关系好的姐妹轮流在灵堂坐夜,抹着眼泪诉说着逝者生前的一些细碎往事。到第三天清晨,孝子亲人在斋公师傅的引领下,随着八大金刚抬着逝者的棺木上了山。亲戚们和帮忙下葬的邻居忙碌完一切后都走了。二姐、三姐、父亲也走了。按照烟村的风俗,棺木下坑,孝子贤孙们就要迅速离开。但王端午没有走,他看着八大金刚迅速地用大铁锹铲土覆盖棺木,垒起黄土坟堆,将纸人、纸马、纸屋堆在坟头,放一挂鞭炮,八大金刚也走了。

王端午独自站在空旷的坟地,他久久盯着这一排四个大大小小的土堆。这土堆里,是四个曾经鲜活的生命,是他至亲的人。一阵风卷过,他感觉到刺骨的寒意,不由得抱起了双臂。

他想,从此,他是没妈的人了。

王端午想起母亲的遗言,死后不许父亲和他们安葬在一起。他又想,不知道将来自己死后,母亲是否同意他和他们埋葬在一起。他盯着属于弟弟的那个小小的坟堆,他第一次如此平静地正视埋葬弟弟的地方,他的耳畔仿佛响起了六岁那年夏天,弟弟跟在他的身后叫他哥哥哥哥的样子。他突然怀疑,脑子里的弟弟不过是他的幻觉,也只可能是幻觉。

他意识到,母亲没有原谅他的父亲,也没有原谅他。

王端午的目光从眼前四个土堆上方缓缓地推过,荒凉的山坡上满是枯黄的杂草,低矮的落叶灌木点缀着绿得发黑的冬青、猫耳刺。一群寒鸦停在高大的苦楝子树上,似乎惊着了,突然振翅齐飞,聒噪着掠过收割后只余下枯黄稻茬的田野,很快消逝在灰蒙蒙的远方。阴冷的天空暮云低垂,雪从云层深处纷纷扬扬洒下,转眼工夫天地就白了。亲人们坟头的黄土越来越少。他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这大雪纷飞下冰冷的黄土堆,这片荒凉的山坡,在埋葬他的亲人之前,也曾埋葬过无数别人的亲人,那些埋葬了亲人的人,也曾像他一样站在寒风中失魂落魄、无限悲伤,但现在,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一切印记都已不复存在,再也没有人为他们而悲伤。而这片土地,将来也是他的归宿。无论他走多远,无论他活成什么样的人,无论他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富贵还是贫穷,他终将归于这山头或者别处的某个山头,睡在这冰凉的泥土中。也许会有亲人祭奠他,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终有一天,他会被亲人遗忘。

但是现在,他决定远走高飞,在被埋在脚下的这片黄土之前。

远走。高飞。 9YRSUyaOkViNNi37bKoVtLM0Hl0MsJms++z+6S1vyFJ0StwGLocHGOPKOF1dajGD



第二章:铁架床上的卡夫卡

01

一九九二年春节,电视剧《外来妹》红遍大江南北,一起走红的还有打工这个词。

王端午被这个词震撼。他想,他要去打工。

四姐所说的远方,过去只是个模糊的概念,现在有了明确的指向。

和许多正月出门的打工人不一样,王端午在家过了清明节,给母亲、姐姐们扫完墓之后才出门。此行的目的地,深圳。在此之前,王端午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县城,他没去过荆州,没到过岳阳,也没坐过火车。未来的一切,于他而言是那样新鲜。他挑选了一只装过尿素的新蛇皮袋,将蛇皮袋洗净,晾干。将棉被和床单打成卷塞进蛇皮袋,然后将衣服也一件件塞进去,直到将蛇皮袋撑满,再塞就要撑破了。他还有个帆布挎包,挎包上印着“为人民服务”,挎包已经洗得泛白,内衣、毛巾、牙膏、牙刷、身份证、初中毕业证、钢笔、一个红色塑胶封皮的笔记本统统塞进帆布小挎包,小挎包也满了。他总共带了五百元钱,五百元不是小数目,其中三百是他自己存下的,二百是父亲给的。父亲说穷家富路,这让他很意外。他将五百元分开,蛇皮袋内装一百,小挎包内装二百,另外二百放在随身的夹衣口袋里。

父亲居然下厨,还炒了两个菜,倒上两杯酒,说:“陪老子喝一杯。”

他抿了一口,没说话。

过了好一阵子,他父亲问:“东西都收拾好了?”

他说:“收拾好了。”

他和父亲继续沉默,吃饭,喝酒。

过了许久,他父亲又说:“在外面混得不好就回来。”

出门前的那天晚上,王端午在门前那条公路上来来回回走。他突然对未来有了一丝恐惧,不知道未来和远方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他在公路上走了很远,回头时,远远看着自己的家,没有灯光,房屋的轮廓在黑暗中隐约可见。这一天,是一九九二年农历三月初二,他记得清楚。其时农民尚且勤劳,才过清明,家家开始翻耕水田,翻耕过的水田在夜色中白亮白亮的,蛙鸣声此起彼伏,湿润的空气混杂着泥土的腥味,包裹着紫云英被翻耕进水田后腐烂的气息和野花的清香。他没戴手表,不知道时间,根据经验判断已经过了十二点,他听到了露水降落的沙沙声,看见家里的电灯亮了起来,知道父亲还没睡。回房间睡下后,父亲关了灯,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这一夜,王端午睡不着,整夜都在胡思乱想,直到鸡叫第三遍,窗外蒙蒙亮,他起床去小解,见到东方泛出鱼肚白。时间到了,他想悄悄走,但父亲已经起了床。父亲说吃了早饭再走。父亲说完去厨房,不一会儿,端来一碗荷包蛋,一共六个。王端午说他吃不了这么多,拨出三个,自己吃三个。吃完蛋,他再次检查了该带的东西,确认无误,扛起蛇皮袋,对父亲说:“我走了,您在家,注意身体,少喝酒。”

他突然感觉鼻子有点酸。

他没想到,也不愿承认,他对这个残暴的父亲居然有感情,他放心不下他。而父亲也是爱他的,只是他们从来不曾口头表达过内心的爱。他们更习惯用恶毒的言语和拳头来表达对彼此的关心。

他在岳阳火车站排了三天队,终于买到了从岳阳到广州的火车票。那是他第一次见到火车票,他觉得火车票也是新奇的。

天可怜见,他实在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乡里娃啊!

他自认为懂得很多,其实,他什么都不懂。那张小小的硬卡火车票上印着“岳阳—广州(衡阳以远)”,他不清楚衡阳以远是什么意思。在火车上,听有出门经验的人谈起,才知道,他们那趟列车并不能直达广州,到衡阳后要换车。过道里挤满了人,行李架上、座位底下,一切能塞进人的地方都塞满了人,卫生间里也塞满了人。王端午正年轻,他并不在乎这些困难,也并不觉得这是困难,更多的是初出远门的兴奋、激动、好奇、新鲜,和对未来的憧憬。随着火车开动,喧闹的车厢慢慢安静了下来。他抓着蛇皮袋,一开始还是老老实实站着,慢慢也和其他人一样管不了那么多,直接坐在了脏兮兮的车厢地板上。

衡阳以远。他觉得没什么不好,这就意味着,他要多见到一个从前在古诗中读到的城市。

他对这些地名充满了向往,每到一处,总会在心里回想那些他读过的、与此地相关的诗句。车过长沙,他想到了“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车过郴州,他想到了“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他很遗憾没有机会去看橘子洲头。车窗外那葱茏的青山,那条绕着青山的碧水,是否就是秦观笔下的郴山与郴江?在衡阳停留了很久,但他并不敢离开火车站去看看古诗中的衡阳,害怕错过发车时间。在火车站等了几个小时,换车后人更多、更挤,只盼着早点儿到广州。

到广州时天没亮。

夜半的广州火车站广场明亮如昼。

他贪婪地望着对面的高楼,高楼上的霓虹灯还在闪烁,他又回头面向火车站,看见了在电视里见到过的“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八个大字。他的内心里顿时生出了一些豪情,他很想冲着广场吼一嗓子,“广州,我来了”。后来他经常回忆起这一幕,感慨当时的年少无知。他看到许多中巴车在广场上穿梭,喇叭里喊着将要到达的目的地。王端午有那么一瞬间是茫然的,他分不清东西南北,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就在他想找人问汽车站怎么走时,一辆中巴车停在他面前,车上跳下来一个穿白T恤,牛仔裤,斜挎着棕红色皮包的女子。

“靓仔,去哪里?”

“深圳。”

“深圳上车啦,我们的车马上就走。”

王端午问:“是去深圳吗?”

女子指着车窗上贴的红字:“不识字乜,广州、东莞、深圳。”

就在王端午犹豫不决时,女子抓住王端午手中的蛇皮袋就往中巴车上拖。王端午站在车门口,看见车上已坐了好几个人,这才跟着上车,在靠后靠窗的座位坐下。说好马上就走,并没有马上走,中巴车在广场上不停地转圈拉客,一直到天光大亮,车上人也坐满了,这才驶离广州火车站。

王端午一直记得他第一印象中的广州,这印象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模糊,反而越来越清晰。当然,他并不记得当时经过了什么地方、走过了什么路。但他记得,在那个清晨,中巴车载着初到广东的他从广州火车站出发,他人生中第一次见到画满广告的巴士,第一次见到双层公交车,第一次见到拖着长辫子的电车,第一次见到开满了鲜花的立交桥,第一次见到高大的大王椰。王端午盯着车窗外面,他的眼睛根本不够用。在他看来,广州的一切都是那样新奇。几年前,他曾经感叹过县城的繁华。四天前,他曾感叹岳阳的热闹。在广州面前,它们却是那样的寒酸。

广州的阳光和内地不一样。广州的阳光明亮而耀眼。广州的阳光五彩斑斓。

他开始想象深圳的样子,为即将到深圳打工而激动。

那时的广州比现在要小很多,中巴车很快就驶离了城区。路两边开始出现起伏的山丘,山丘上全是荔枝树。中巴车驶离市区不久就停了下来,司机跳下车去检查,不一会儿就听司机说完蛋了,车坏了。车上就炸了锅,大家都慌了,前不挨村后不着店,怎么办?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司机说唔塞担心,收着你的车费,就会负责到底啦。司机的话,让大家提着的心放了下来。司机让他们拿上行李下车,他重新联系一辆车,一会儿就接大家走。

“保证送你们到深圳啦。”

车上的人不肯下车。等了半小时,新车来了,大家这才放心上了新车。新车上除了司机,还有四个染着黄毛的年轻男子。王端午继续坐在后面靠窗的位置,他的身旁,坐了个壮实的圆脸小伙,他朝那小伙看一眼,小伙咧开嘴冲他笑。他们并没有交谈。新换的车走了不到十分钟,四个黄毛开始售票。大家七嘴八舌表达质疑,说前面那辆车已经买过票了。

黄毛之一说:“丢,你们坐的是我们的车,哪有坐车不买票的道理。前面那辆车只是叫我们来拉人,又没给我们钱,你们被骗啦。”

大家想想,觉得黄毛说得有道理。

黄毛又说:“你们也可以不坐我们的车,不想坐的,现在下车。”

荒山野岭,当然没人下车。重新买票,票价依然是二十元。王端午也认为前面的车是真坏了,没多想,只是感叹运气不好。他身边那小伙也买了票,不过他小声对王端午说:“他们是一伙的,我们坐上黑车了。”车走了不到四十分钟,依然是前不挨村后不着店,新换的车又坏了,给出的解决方案和上次一样,大家确信是上了黑车。前面有几个人是结伴而行,人多势众,有底气,表达了他们的愤怒,表示绝不会再上当,也不会下车。被黄毛们一顿拳打脚踢,其他人都不敢吱声了。

从广州到深圳,王端午他们这车人被转手倒卖了五次。

清晨出发,天黑才进入深圳宝安区的松岗镇。车刚进入松岗镇就在路边停了下来,司机告诉大家到深圳了,所有人都下车。的确,这里属于深圳,但离王端午想要去的深圳还有好几十公里。他内心生起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与不安,他从未听说过松岗。一群摩托车拉客仔冲了过来,过分热情地围堵着他们,问靓仔靓女要去边度。王端午听着拉客仔的广式普通话,心里有的只是茫然,不知道该去哪儿,他此时只想摆脱这些拉客仔,被说粤语的人骗了一天,现在他对操着广式普通话的拉客仔心怀警惕。他背着蛇皮袋往前走,拉客仔见他无意搭车,便不再跟着他。摆脱纠缠,他感觉安全了些许,站在路边,将蛇皮袋竖在脚下,冷静想想现在该怎么办,却是茫然没有头绪。他听见有人喊他老乡,扭头看见了曾坐在他身边的圆脸小伙,小伙拎着个硕大的彩条编织袋。

圆脸小伙又叫了一声老乡。他脸上灿烂的笑,让王端午心生好感。

“老乡,不记得我了?”

王端午对他友好一笑。

“老乡第一次来广东?”

王端午没有回答。

“俺也是第一次来。”

王端午觉得,他们是同路人。

两人站在一九九二年夜幕下的松岗街边,开始分析起眼前的形势来。他们确定这是到深圳了,但显然,眼前这地方,不是电视上看到的深圳,他们得出初步判断,这里是深圳的郊区。天已经黑了,当务之急,是找地方住下来,再慢慢筹划。达成共识后,他俩站在街边四处张望,前方灯火似乎更亮堂一些,两人决定继续顺着公路往前走。其时松岗镇刚刚开发,只有一横一竖两条简陋的街道,他们走了差不多二十分钟,走到了街中心的十字路口。指路牌显示,往前直走通往福永、西乡、宝安、南头关、深圳,往左通向公明、石岩、龙华,往右,是一片较热闹的街区。

圆脸小伙说:“去右边看看?”

王端午说:“好。”

横穿马路是一条斜街,不宽,两边清一色二层小楼,隔不了十米便能见到一家旅店。每见到一家旅店,小伙便过去打听价格,王端午站在路边等他。连问四五家,太贵,住一晚要二十。圆脸小伙观望了一番,说往斜街里面走。拐进一条更窄、更旧,也没那么多灯牌的巷子,黑灯瞎火,王端午有些担心。小伙说再往里走走。他的判断是对的,巷子深处有几家旅店,门口竖着的牌子上用粉笔写着:住宿。五元一晚。

五元店都是居民楼改建的,一楼是商铺、二楼是客房,每间客房都挤满了上下两层的铁架床,有公用冲凉房和卫生间。王端午他们住的这间四张铁架床,住八个人,都是和他们一样来找工作的。有些可能住了较长时间,有的和他们一样刚来。安顿下来后,王端午洗了个澡。几天没洗澡,身上已经散发着浓烈的酸臭味儿。害怕蛇皮袋里的钱被人偷走,将藏在袋里的钱翻出来放进帆布挎包,洗澡时,帆布包随身带。洗完澡,他又饿又困,本来约好了一起出去找饭吃,小伙洗完澡出来,王端午早已抱着帆布包侧身向里睡着了。

王端午醒来时,五元店里其他人都出去找工作了,只有圆脸小伙和一个小瘦子在等他。圆脸小伙给王端午买回了一碗白粥,两个馒头。王端午很感动,也不安。他想起在纺织厂时,师兄李飞对他的百般刁难。这个萍水相逢的人,眼里有的却是无保留的信任和善意,昨天被卖猪仔的郁闷一扫而光。

瘦小伙约莫一米六,长得倒是白净,语速很快,有浓重的口音。他自我介绍说:“我叫刘九鸡,刘备的刘,九冲鸡的九和九冲鸡的鸡。”

王端午没明白刘九鸡是哪三个字。好在圆脸小伙帮忙解释:“刘祖之。”

王端午笑得合不拢嘴,看向圆脸小伙。

圆脸小伙这才意识到,昨天到今天,他还没介绍自己,忙说:“我叫李中标,李世民的李,中国的中,标兵的标。河南南阳人,一九七〇年九月生人,初中毕业,当了三年炊事兵。第一次出门打工,我的梦想,是打几年工,存点钱,回家盖三间瓦房,娶个漂亮媳妇儿。”

刘祖之补充说:“我是七四年六月生的,今年十八岁。我的梦想嘛,这个也要说?”

李中标说:“要说要说。”

刘祖之说:“没有想好,进个工资高点、不那么累的厂就行,你呢?”

王端午说:“我叫王端午,我也是七〇年的。”

刘祖之说:“你是端午节生的?”

李中标说:“端午节出生好。”

王端午说:“我们那里说端午节出生不好,命硬。我初中毕业后,在县纺织厂做过一段时间宣传干事。”

李中标说:“在县城上班多好啊,干吗出来打工?”

王端午说:“想看看外面的世界。过年时看了《外来妹》,就决定了出门打工。”

三人这样就算认识了。

刘祖之说:“端午哥、中标哥,你们都比我大,我就叫你们哥了。”

李中标说:“端午哥,你比我大几个月,我也叫你哥。”

王端午鼻子微酸,他想到了弟弟,在他脑海里已经沉默了许久的弟弟,遥远的童年记忆中的弟弟,整天追着他叫哥哥的弟弟。现在,他有了两个弟弟,他感到肩上的担子重了起来。三个年轻人都很兴奋,他们本来孤立无援,现在,他们成了兄弟,互为靠山。

李中标将打听到的情况做了介绍,这里是深圳宝安区的松岗镇,离深圳关内还要坐两小时公交车,中间要经过福永镇、西乡镇,然后才到宝安区政府所在地,宝安区是深圳关外的一个区,从这里往北,过了收费站就是东莞长安。李中标还告诉了王端午一个不幸的消息,他们进不了深圳经济特区,因为进入深圳经济特区需要边境证,而他和刘祖之都没有边境证。王端午第一次听说边境证,问边境证是干什么的。

刘祖之说:“那你就是没有喽,太好了,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刘祖之半个月前来的,一直住在这家五元店,对周边情况摸得比较熟。他说松岗的厂不多,找工的人太多了,有高中学历就比较好找,女孩子也好找些,没有技术又没有高中学历就要靠运气。他还介绍了松岗两个主要的工业区:溪头工业区和雁田工业区,溪头工业区主要是玩具厂,规模都不大;雁田工业区主要是电子厂和制鞋厂、制衣厂,厂大,主要招女工和有技术的车衣工。又讲夜里千万千万不要出门,白天走到街上也要小心,见到穿迷彩服的治安仔要躲着走,被抓到就麻烦了。王端午问为什么,又没干坏事为什么要躲。刘祖之说要查暂住证啊,来到广东就要办暂住证。

王端午说那就去办啊!

刘祖之说:“你说办就办啊,办暂住证要有厂证,你都没进厂办什么证。再说了,一张暂住证二百块,你舍得办吗?”

王端午默然无语。刚听说边境证,这会儿又听到暂住证,不知道还要办什么证。

李中标说:“国家政策规定,肯定有它的道理。”

02

王端午开始意识到,他将要面对的,是和乡村、县城完全不同的生活,也是电视剧里没有表现的生活。

好在,他们不孤单,他们三个,刘祖之精明,李中标忠厚,他们两人都认为王端午有文化。他们决定,遇到事情商量着办。接下来怎么办,李中标的意思,现在就出门找工作。刘祖之也同意。

王端午说:“找工作不着急,我们都是奔着深圳特区来的,就算没有边境证,总要去看一眼特区再找工作,也不急在这一天。”其他两个人都表示同意。他们三人背着不同样式的蛇皮袋,走在深圳关外的小镇上。他们意气风发,走得浩浩荡荡,全然没有昨天的惶恐与茫然。但他们吸取了教训,再不敢在路边搭车,而是走到松岗汽车站,坐上了从松岗到南头关的中巴车。三人的精神状态都很好。当时深圳关外的镇街刚开始开发,从松岗镇到福永镇之间是一条并不宽阔的柏油公路,路两边是大片的荒地、鱼塘、农田,农田里种植着一望无际的香蕉树。刘祖之提醒王端午和李中标,一会儿车经过福永可以看到海。

“只有一小段能看到。”

王端午因此坐到靠右手的车窗边,他没见过海,但他无数次想象过大海的样子。公交车过了福永镇往高坡上走,公路拐角处果然看到了海,海中青灰色的岛屿,海上来来往往的渔船、货轮。比前不久刚见过的洞庭湖要壮观得多。王端午说等找好工作,兄弟三人一起去看海。

有那么一段时间,三人都沉默着,各自想着心事。摇摇晃晃,昏昏欲睡,打了个盹就到了终点。

四月的深圳,已经进入炎热的夏季,烈日炙烤下的地面似乎要冒烟。

王端午一手搭在眉前,虚着眼打量着前方的南头关,他略感失望。他想象中的南头关是雄伟的。山海关、玉门关,雄伟险峻才叫关,眼前的南头关只是一栋将公路拦腰截断的两层建筑。这极不起眼的建筑,将深圳分割成关内和关外两个世界。从宝安进入深圳特区方向所有的车辆到此都要停下来,接受边防武警的检查。

王端午、李中标、刘祖之三人肩扛手提着行李,在路边呆立了一会儿,汗水顺着脸往下淌。

南头关看上去就在眼前,走起来却不近。

公路上暴土扬尘,他们三人很快就变得灰头土脸。

前面有站岗的武警,他们不敢再往前,从等候通关的车辆间横过马路,来到行人过关大厅。他们眼巴巴地看着那些手执身份证、边境证排队通关的人,无端地觉得,有边境证的人和没有边境证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人类。有证的人脸上写着自信、淡定和骄傲,而他们这些无法进关的人,脸上则写着自卑、焦虑、沮丧和满眼的羡慕。

过来两名武警,手执喇叭,喊话驱赶着关口逗留的闲人。王端午他们穿过马路,走到另一边的出关口,出关口同样有武警站岗。王端午将蛇皮袋放在脚下,他已经是一身臭汗,脖子上结了盐渍,摸上去生痛。他抹着不停沿着眉毛下淌的汗水,望向关内的方向。那边就是传说中的深圳经济特区。他暗暗发誓,一定要跨过这道关,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他对李中标、刘祖之说,过年就回家办边境证。

见识过南头关,并近距离见到了特区,不管有多不甘心,他们也只能面对没有边境证无法过关这一客观现实。三人转身朝宝安方向走,不到三百米就是沁园公园。说是公园,其实占地不过一两亩,勉强算街心花园,假山、黄色琉璃顶的亭台、草坪、高大的木棉树、大王椰、被修剪成球形的风景树,一块巨大的黄蜡石上刻着毛体的“沁园公园”四个大字。

宝安城区分成不同的小片区,一区、二区、三区……随着城市扩张越分越多,后来分为了一百二十八个区。王端午他们在二十五区附近找到了一家五元店安顿下来。二十五区是当时宝安最大的工业区,万宝电子厂、宝恒玩具厂都是过万人的大厂。二十五区附近来来往往的,多是着浅灰色工衣、浅蓝色工衣、浅红色工衣的打工妹。接下来几天,他们结伴找工作,从一个工业区走到另一个工业区。二十五区附近的十九区工厂比较多,还有二十三区,再远一点的西乡工业区他们都走遍了。这里的工厂大多是电子厂,只招十八至二十三岁的女工,极少招男工。男工要么是有文化的管理层,有技术的水电工,再就是最底层的搬运工、勤杂工。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他们的信心也被一点点消磨,对未来的期许也一天比一天调低。刚开始,他们还想着找份体面的工作,比如仓库管理员或者储干,很快发现,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没有任何竞争力。

他们每天都在抢见工表、填表见工、见工失败中轮回。

过了五天,王端午从初来时的狂热与虚妄中冷静了下来,他对李中标和刘祖之说,还是要面对现实,不能再挑三拣四了,“从现在起,只要是招工,哪怕是做杂工也要去争取,先进厂再说。”李中标说早该这样了。但刘祖之提出,不管怎样,三人要进同一家厂:“我们是好兄弟,是好兄弟就不要分开。”

结伴找工的第七天,王端午争取到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西乡宝台包装箱厂招熟手印刷工,王端午在织布厂干过机修,他觉得自己对机械不算陌生,织布机、印刷机都是机器,他谎称开过印刷机,获得了面试机会。面试他的周小姐,看上去和他差不多大。周小姐个子小巧,五官精致,扎着马尾辫,说话风风火火,走路时马尾甩来甩去。她问王端午之前开什么样的印刷机。王端午实话实说,从来没开过印刷机。周小姐并没生气,这样的见工者她见得多了。

王端午说他在纺织厂做过机修,学习机械操作有天赋,而且会画画。他这人很少说谎,但周小姐并未在意他是否说谎。

周小姐说:“你学过画画?”

王端午没学过画,在县文化馆认得两个画家老师,他撒谎说他老师是川美毕业的。

周小姐说太好了,厂里正要找有美术基础的菲林画房学徒。“你知道菲林画房吗?你肯定没听说过,没关系,我带你去菲林画房看看,你一看就明白了,如果你愿意,进来菲林画房,跟师傅学画菲林,学拼版,学会之后,待遇自然没得说。”

进了菲林画房,王端午才知道,所谓菲林画房,就是在透明胶片上,用特殊的笔画出要印刷的胶版。王端午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他相信自己能学好。

“现在很缺菲林画房师傅,有钱都请不到,我们的师傅,是老板花了大价钱从香港请来的。”周小姐说,“当然,能不能行,要先通过考试。”

周小姐用白话对菲林画房师傅说这位是应聘学徒的,让画房师傅出题考考,又说这小伙子看上去挺实在,合适就尽量留下。画房师傅给了王端午一个产品LOGO,让王端午把它放大两倍在卡纸上复制出黑稿。王端午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急得满头大汗,勉强复制了,不是太理想,但在当时打工者普遍小学毕业的时代,能复制成这样也算难得了。

菲林画房师傅带着王端午和画稿去写字楼,周小姐看了画稿,问画房师傅怎样。画房师傅说比例基本对,美术基础肯定是没有的,没有基础能画成这样,可以留下来试试。

周小姐说:“什么时候可以入职?”

王端午这才想到还有两个兄弟,想到三人进同一家工厂的约定。他如实将情况对周小姐说明了。周小姐脸上的笑容瞬间消逝,她用粤语说:“有冇搞错哦。”又用普通话说,“你是说,如果我们留下你,你还要带两个人进厂?”周小姐不再理会王端午,将他晾在一边,把他的要求当作笑话,用粤语讲给写字楼其他人听。王端午听不懂粤语,但听得出周小姐在嘲笑他。周小姐最后用普通话结束她的笑话分享。王端午也觉得自己提出的要求太过分了。

周小姐用普通话对王端午说:“你刚出门打工吧?”

王端午回答说:“刚来几天,还没进过厂。”

周小姐粤语普通话夹杂着说:“你知道宜家揾一份工有几难乜?”

王端午听懂了,如实回答说知道,他找了一个星期也没找到厂。

周小姐说:“你知道,菲林画房学徒,对你来话,是几好的机会乜?”

王端午说:“我能感觉得到。”

周小姐说:“你知菲林画房师傅工资有几高乜?”不待王端午回答,又说,“我话你知,工资比主管高,比经理还要高。”

王端午说:“可是,我们三兄弟发了誓的。”

周小姐冷笑一声:“是你的前程重要,还是江湖义气重要?眙你初次出门,讲信用也是好品质,再给着你一次机会,宜家回答我,想入职,宜家就办着手续;不想入职,出着写字楼,翻悔冇机会。”

天真的王端午还想再为李中标、刘祖之争取。周小姐将手中的文件夹用力摔在桌子上,一指王端午说:“shut up,你可以走了。”

王端午脆弱的自尊受到了刺激。他傲然地说谢谢您,给您添麻烦了。朝周小姐鞠了一躬,转身走出写字楼。

接下来的几天,三人再没有获得见工的机会。

问题就出在要进同一间厂。既然王端午放弃了这么好的机会,李中标有了单独见工的机会也不好意思见工了。

半个月过去了,他们三人的情绪越来越低落。

这天吃过晚饭,王端午提议到南头关看特区夜景,刘祖之瘫在床上说腿都快断了,不去。王端午望向李中标,李中标就去拉刘祖之,说年纪轻轻走这点路就喊什么累,在部队拉练负重四十公斤八小时要走五十公里。他们走到南头关,隔着武警哨岗,眺望关内的车流和霓虹灯。李中标和刘祖之也承认,关内看上去比关外要漂亮很多。

李中标突然说:“我们应该回松岗。”

王端午说:“打工一场,连特区都没有进,我不甘心。”

李中标将手中的塑料水瓶砸在地上,激动地说:“到哪里不是打工?在东莞找到工作就在东莞打,在佛山找到工作就在佛山打,为什么要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事?”次日清早,他们坐车回松岗,住进之前的那家五元店。王端午提出说没必要进同一家厂,只要都在松岗,见面也方便。李中标和刘祖之同意。后来几天好运降临,刘祖之最先进了溪头工业区品格玩具厂当彩绘工;过一天,李中标进溪头工业区郁金香工艺品厂当保安。

三天后,王端午进了溪头工业区的伟丰造漆厂。

03

王端午的工作是跟车送货。跟随送货司机,可以去到周边的东莞、广州、佛山、中山、清远、惠州,还有深圳坪山。除了深圳关内和珠海特区,珠三角的其他城市他都去过。每到一地,总不过是路过,却也长了不少见识。他想在伟丰厂干到年底,过年回家办边境证,然后再去关内找工作。

说起这份工作,也不是简单跟车,在厂里发货时要装车,到收货的地方要卸货,还要负责在出厂时填写出货清单,清点货品,收货时找收货方签单,因此他的工作相当于跟单文员加搬运工,拿的却是搬运工的工资。伟丰厂主要生产各种精品油漆,以五加仑、十加仑、五十加仑装为主。相比在家种地,劳动强度可以忽略不计。基本都是早出晚归,每天早上吃过早餐就要上货,回来再晚也要去写字楼交验当天的收货单,拿到次日的送货单。一车货有时要送七八家不同的厂,每到一家厂,也不是送到就能交货,有的厂要等,每天回到厂都在晚上八点之后。当时的工厂,没有周六周日休息一说。一般工厂只在出粮这天放假,伟丰厂自然也不例外。跟车送货工资不高,每月三百,押三发一,做到第四个月才发第一个月的工资,被炒鱿鱼,所押工资补发,自己辞工,所押工资就算是赔给老板了。当时珠三角工厂大抵如此。

许久未见李中标和刘祖之了,月底出粮那天,他先去见李中标,再去找刘祖之。王端午穿伟丰厂的灰色厂服,戴厂牌。李中标穿保安制服,也戴厂牌。刘祖之穿水红色的工衣。王端午和李中标笑刘祖之的工衣丑,刘祖之说他也觉得丑,这是女工的工衣。

品格厂斜对面有一排士多店,兄弟三人就在士多店门口占了张桌子,要了两斤黄泥花生、一包兰花豆、几瓶冰镇啤酒,边吃边喝,聊起各自的现状。刘祖之说做彩绘很简单,就是工资低,厂里伙食和猪食差不多,每天早上六点起床,七点上班,晚上十一点下班。刘祖之手中没钱了,不敢跳厂。李中标喊老板来六根火腿肠。火腿肠到手,他说一人两根,也算是开荤了。李中标说他们厂天天水煮空心菜。王端午将火腿肠分给李中标和刘祖之,他伙食好,跟车在外吃快餐,每顿饭补贴五块,他吃三块钱的盒饭,有时吃干炒牛河,省下的钱买水喝。

李中标讲了一些保安奇闻,比如有女工出厂办事,回来晚关了厂门,保安不让进,女工要想进厂,就得给保安睡。刘祖之兴奋地问李中标睡了几个。李中标说他最讨厌这样的人,他和包装部的主管混熟了,过段时间可能会调去包装部。王端午的工作最好,他跟车跑遍了珠三角。李中标和刘祖之羡慕不已。王端午说好是好,可惜没有上升空间。

那天他们喝了不少酒。

李中标酒量大,喝不醉。刘祖之喝了两瓶啤酒就开始胡言乱语。王端午从前不喝酒,他讨厌父亲酗酒,也没有继承父亲的酒量,喝一瓶啤酒就晕乎乎的。边喝边聊,桌子上都是他们剥下的花生壳,衣服上也都是花生衣碎屑。他们互相祝福,互相给对方以鼓励。

回到伟丰厂,一觉睡到天黑,醒来发现宿舍里只有他。

出粮这天,工友们都会去见最想见的人,当然,更重要的是去邮局给家里汇款。出粮日是所有打工人的节日,大多数工厂在月末出粮,这天邮局就会特别忙,打工人这难得的休息日,大多是在邮局排队。王端午本来想给父亲写信报平安,拿起纸笔,写下“父亲,您好”,被他画掉了。索性躺在黑暗中,回想起兄弟三人喝酒时聊到的梦想,他想起来,在县城读书会时,他梦想过,将来有钱了要开家书店,开了书店就有读不完的书。此刻,躺在异乡的铁架床上,他想到了当年的梦想,意识到已经许久没有读书了。想到这里,他翻身下床,冲完凉,趿着人字拖,换上厂服戴上厂牌出了厂门。

品格厂对面有一溜士多店、大排档,还有旧书摊。

王端午直奔旧书摊,他从一地色情、凶杀、武侠、言情小说中,发现了一本《卡夫卡传》,花一块钱买下。本想再看看能不能淘到好书,猛地看见一群治安队员在十字路口设卡,不敢久留,匆匆回了厂。

那本《卡夫卡传》出版于一九八八年,土黄色的封面,印着卡夫卡木刻像。卡夫卡那标志性的、忧郁的眼睛睁得很大,空洞却又仿佛装满心事。作者署名[联邦德国]克劳斯·瓦根巴赫。《卡夫卡传》最打动他的,是卡夫卡的父亲居然和他父亲一样是个暴力而专横的家长,卡夫卡从小就在父亲的威权下战战兢兢地长大。王端午从卡夫卡的父亲身上看到了自己父亲的影子。他惊叹于,越过如此漫长的时间和遥远的空间,越过文化和种族的鸿沟,人性依然是如此相似。只是,在父亲的威压下,卡夫卡成了卡夫卡,而他成了睡在铁架床上的打工人。卡夫卡认为生活中眼见的真实并不是真实的生活,我们孤立无援风雨飘摇的灵魂才是更巨大的却被人们忽略的真实,因此卡夫卡要用文学来表现这真实。变形、荒诞、象征、直觉,这一切说到底只是手段,卡夫卡真正的价值,在于他写出了用城堡所象征的,被充满敌意的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

王端午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人。

王端午躺在工厂的铁架床上读卡夫卡的传记,他认识到,卡夫卡的一生,其实是在与强大的傲慢与偏见抗争。阅读让他怀念在县城读书会的时光。原以为走出县城,就能拥有更广阔的世界。到南方后才发现,南方广阔的世界被分割成无数个狭小的盒子,属于他的盒子又分隔成数十张铁架床,他拥有的只是双层铁架床的一层,那被印花床帘围着的逼仄的空间。他就像卡夫卡笔下那个名叫K的土地测量员,而深圳经济特区,是他无法进入的城堡。那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深圳经济特区只是有形的城堡,而卡夫卡寓言的是无所不在的无形的城堡。

他和李中标、刘祖之,每月出粮后会见一面。

李中标如愿去了包装部,他和主管关系处得好,在厂里有了新的兄弟。李中标开始谈到一些雄心勃勃的计划,主管联合了两个业务员,计划拉几个兄弟自己干,到那时他会跟主管干,到时他就是厂长。李中标说他不会忘记兄弟们。

作为跟车送货员,王端午的工作完成得很出色。

他主要打交道的人就是送货司机。在大多数时候,他跟固定的司机,两人形成工作拍档关系。有时也会换司机,但这种情况很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会开车是门特别的技能,司机工资相对比较高,他们被称为司机大佬。王端午跟的司机大佬来自广东化州,大家当面喊他司机大佬,背后称他为化州仔。化州仔姓黎,王端午叫他黎哥。黎哥二十有八,一表人才,平时也爱扮帅耍酷。黎哥谈得最多的是女人。每次送货,如果收货方是靓女,他就会凑过去搭讪,而且时不时地指挥王端午干这干那,在靓女面前彰显出他才是老大,王端午是他小弟。他对厂里每个靓妹的情况了如指掌,比如写字楼文小姐是老板的二奶,写字楼张小姐是老板的三奶,文小姐和张小姐不和,厂里的人分成几派,有文小姐的人,有张小姐的人。老板是台湾来的,王端午见过,六十出头的小老头儿,瘦小精干。王端午认为黎哥在瞎说,在他心中,文小姐、张小姐都是女神。

黎哥说:“你傻佬来的。台湾老板是个老色鬼,厂里好多靓妹都被他睡过。”

黎哥最大的兴趣是抠女。工资高,长得帅,又是本省人,会说白话,他在厂里就是妥妥的高富帅。他同时和两个靓妹在拍拖,但他并不满足于只有两个固定的女朋友,送货出来,他经常会忙里偷闲出去找小姐。他对这种事有着超人的天赋,无论是东莞、佛山,甚至深圳、坪山,再偏僻的地方他都能找到小姐。他对王端午说:“兄弟,改天黎哥请你食只鸡。”他的粤语带着浓重的化州口音,听起来很夸张。他喜欢超车,将五十铃开出比跑车还拉风的感觉,如果有谁胆敢超他的车,他一定要超回来,然后用危险的动作将对方的车别住。他经常吹嘘自己人车合一。

王端午爱听黎哥吹牛。如果两人都不爱说话,整个送货过程会枯燥无比。黎哥话多,王端午只需要时不时地附和一下即可。时间就这样不紧不慢地流逝,王端午终于拿到工资了,三兄弟的聚会依然坚持着。刘祖之在厂里干得不开心,他一直做彩绘,做彩绘的多是女工,手巧,就显出了他的笨,他总是被拉长骂。李中标已经做了拉长,管理一条生产线。刘祖之想跳厂到李中标手下去干,李中标让他再等等,这让刘祖之有些不满。李中标总是很乐观,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刘祖之没有太大的野心,他只是希望李中标将来能带上他、能罩着他。王端午悲观的时候比较多,他知道不能一直当送货员,可现在他不得不当送货员。他计划干到年底,到时回家办边境证,他算过了,从现在干到年底,可以拿到六个月的工资,除掉生活费,能存一千五百元。

这天送货走北线,拉了满满一车货,先送到长安霄边的玮球鞋厂,这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鞋厂,据说有五万多员工。办妥收货手续,继续往虎门、太平、南城、顺德、高明。一路上,黎哥对王端午说了许多,有钱人过怎样的生活,美女只要有钱都能睡。伟丰厂的台湾老板糟老头子一个,睡了那么多打工妹,丢他妈赚得盆满钵满,工人累死累活,一个月才挣这么一点,食得比猪还不如。黎哥说:“就说你吧,每天起早摸黑,又当搬运工,又当跟单文员,一个人干两份工,工资和厂里的搬运工一样,一个月三百。三百啊,老兄。什么叫资本家?什么叫剥削?”

王端午认可黎哥的说法,他说:“马克思说过,资本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黎哥说:“还是你有文化,现在这个社会是什么,资本主义,资本是什么,是钱,有钱就有一切。”

王端午说:“可是,如果没有这些资本家,你和我,就只能在农村待着,根本没有出来的机会。哈耶克说,一个富人掌权的国家,远比一个掌权之后才能成为富人的国家好得多。”

黎哥说:“丢,我也不懂你说的这个克那个克,我就问你,有钱人的生活你不羡慕吗?夜总会那么多靓妹你不想睡吗?打工不就是为了赚钱吗?”黎哥做足了铺垫,一方面勾画出有钱人穷奢极欲的生活,一方面又痛批老板的罪恶行径,话锋一转,对王端午说:“兄弟,现在有个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黎哥想带你一起干,你干不干?”王端午问什么机会。黎哥说:“你干我就对你说。”王端午说你得先说嘛,你不说我怎么能答应呢,杀人放火抢银行?那我可不敢干。黎哥说:“杀人放火抢银行,丢,亏你想得出来。不杀人不放火,劫富济贫怎么样,台湾老色鬼赚得盆满钵满,咱们从老色鬼的盆里钵里挖出那么一丢丢,就够我们吃好多年。”

黎哥将他的计划和盘托出,老板每年有一半时间在台湾,工厂主要就是文小姐和张小姐的人在管,这两伙人都从厂里搞钱。伟丰厂的管理,一个字,乱。老板无所谓,能赚到钱,乱不乱他又看不到。见王端午在听他说,接着说:“现在,仓库主管,保安队长都是我的人了,就差你,只要你入伙,咱们每天出货时,从厂里顺出几百加仑油漆,我联系好了销路,不说多的,每天顺出二千块钱的货,一个月就是六万块,一年是多少?你算算。”黎哥算了一会儿,说:“给你百分之二十,一天你就能挣四百,抵得上给台湾佬干两个月,一年是多少,你算算,一年是多少?”

王端午说:“十四万。”

黎哥说:“十四万,你见过这么多钱没有?打工要打多少年才能挣这么多钱?”

王端午说:“我现在一年工资三千六、十年三万六,十四万……差不多四十年。”

黎哥说:“这还只是干一年,干上个三五年,自己出去当老板。”

王端午说:“被抓到了可是要坐牢的。”

黎哥说:“你放一万个心。发货、点货、上货、跟单、出厂验单都是我们的人,伟丰厂这么大的出货量,仓库里那么多的货,每天搞点出去洒洒水,永远不可能被发现。我有个老乡,在长安最大的凤铝铝材厂当司机,也是联合仓管、保安,从厂里整车铝材往外拉到福永,几个人合伙开了个铝材门市,一年不到就发大财了。可惜伟丰厂规模小了点,不然每个月拉两车出去,干几次就发财了。”

王端午认为黎哥说的没错,伟丰厂管理确实乱,仓库里究竟存了多少货谁也说不清。但他还是说要容他再想想。黎哥突然怒了:“丢,这还有什么好想的。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难不成要一辈子苦哈哈打工?也就是我,看你实在才带你玩,你要不玩,我想办法换个跟单员,你一根毛没得赚。再说了,又不是偷国家的东西,也不是拿穷人的东西,拿黑心老板狗日资本家的东西,劫富济贫,有什么不对?”见王端午似有点心动,又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我话你知,这事不是少着你就玩不成。你要干,兄弟们一起发财;你要不干,就把嘴闭紧,敢露半个字……”露半个字是什么结果,黎哥没说。

送完货回到伟丰厂已是晚上九点,王端午去写字楼交接了当天的收货凭据。交收货凭据时,他莫名有些慌乱。文员问他怎么了,看上去脸色不大好。他说可能是感冒了。他拿到了次日的送货单,回到宿舍,倒在床上就睡了。但他睡不着。说实话,黎哥的计划有着无比巨大的诱惑。他对自己说干一把,只要一年不被发现,而且,以伟丰厂的这种管理,一年之内绝对不会被发现。就算干不了一年,干上半年也好。可他想到了四姐,还想到了沈亦知,四姐和沈亦知肯定会反对他这样做。他也觉得不能这样做。

王端午将他的决定告诉了黎哥。

黎哥将车开得飞快,猛地一脚刹车,如果没有安全带,王端午肯定从挡风玻璃前飞出去了。黎哥手掌猛地一击方向盘:“丢雷老母,雷个薯佬。”又是一脚油门,王端午向后仰,他紧紧抓住座椅,一句话也不敢说。

“薯仔,你会后悔的。”又骂,“冚家铲。”

王端午不说话,他知道,薯佬、薯仔和他从小的绰号醒宝是一个意思。

这事过后两天,文小姐将王端午叫到写字楼,对他说:“从今天起,你不用跟车送货了,调岗做厂内搬运。”厂内搬运是纯体力活,每天要推着平板车干满十小时。干厂内搬运不到半个月,一次他从仓库领的原材料和领料单上的不一致,他没发现,导致生产了几百加仑不合格的特制漆。他做好了被罚款的准备,文小姐却将他叫到写字楼,对他说,出了这样的责任事故,按照厂规,只能炒他的鱿鱼。

王端午觉得这样做太不近人情,和文小姐理论。不巧的是,这天台湾老板刚好在办公室,老板从写字楼内的办公室走出来,问文小姐什么事吵吵闹闹。文小姐就将王端午领错原材料,导致几百加仑产品报废的经过大致说了。

老板说:“这还有什么好说的,直接炒鱿鱼啰,叫保安来,把他轰出去。”

文小姐说:“我这就开解雇书,让财务结工资。”

老板本来已经准备回办公室了,听文小姐说结工资,转过身来说:“结工资?结什么工资?”

文小姐说:“老板,他押了三个月工资没发,按规矩,炒他鱿鱼,要将工资结清。”

老板骂文小姐:“你就这样给我管厂的?这个王八蛋,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就这样算了?押金就不要给了,让他马上滚蛋。”说完回到办公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文小姐冲着王端午做出无奈的表情:“老板发话了,我也没办法。你也是,非要跟我吵,这下好了。”

王端午还想理论,文小姐小声说:“你还吵,再吵这个月的工资都结不到。”

他是五月进伟丰造漆厂的,现在是十一月,他在伟丰厂干了整整七个月,却只拿了四个月的工资。拎着行李出了伟丰厂,现在,他的行李不再只有挎包和蛇皮袋,还多了一个红色的塑胶桶,桶里放着衣架、洗衣粉、拖鞋和洗漱用品。他站在铺满了秋日暖阳的工业区,心中有些茫然,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

04

向西走到工业区尽头是一条机耕道,王端午顺着机耕道往前走,机耕道左手边是一大片格子形的鱼塘,鱼塘塘基上种着肥硕的香蕉树,傍晚时分,鱼塘开动了增氧机,喷出的水花在天空形成一条条彩虹。机耕道的右手边,整片都是正在建设的工地,推土机将原本的鱼塘填平了,远处的小山丘也被推平,和左手边满目的绿色与波光水影不同,右手边的大地显得伤痕累累。王端午想到了他的家乡,家门前也是这样一条机耕道,他总是独自在那条路上走来走去。

他仿佛回到了故乡。

就在王端午恍惚的一瞬间,刚才还火红的天空转眼暗淡了下来,远处的推土机约好了似的同时停止轰鸣,四周突然变得寂静无声,他甚至听到了草丛中传来的虫鸣。他站在鱼塘边发呆,增氧机停止了工作,他听见鱼吃食时发出的唧唧声。鱼塘边的香蕉林里,一对拍拖的恋人,男孩背对他坐着,女孩斜着身子躺在男孩腿上。他转身回去,前方是灯火辉煌的工业区,工业区后是南方的城镇。那里有夜总会,有灯红酒绿,也有他暂时安身的五元店。他感觉到,眼前的这一切变得亲切起来,中国南方的晚风拂在身上是如此清凉。

被伟丰厂开除后的第三天清晨,六点钟刚到,王端午就拿着行李,候在了郁金香工艺品厂门口。八点,李中标从厂里出来,看到李中标的笑脸,王端午便知道事情成了。王端午跟着李中标去写字楼办了进厂手续,安顿好住宿,领到饭卡、工衣、厂牌,当天上午就开始上班了。

王端午被安排在李中标工作的包装部,工资是底薪加计件。

郁金香厂正在赶圣诞节前出往香港的货柜,每天加班到凌晨一点,早上六点起床,七点开工。工作并不复杂,只是要眼疾手快,流水线作业,每个人就做一道工序,做完往下传。一条流水线称为一条拉,这条流水线的负责人就是拉长。

现在,李中标是管理这条拉的拉长。

拉长的工作,除了安排每天的工作,主要是巡拉。

某个工人手速慢,就会出现堆拉,一个人堆拉,影响的是整条拉的进度,这时拉长就要处理。包装部女工居多,都是十八岁到二十三岁的女孩,手速快得很。王端午第一次坐流水线,坐上流水线,就要进入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不能有丝毫走神,一走神就会堆拉。如果有人堆拉,李中标就会用半吊子的粤语骂人。仆街,痴线,丢雷个嗨,甚至最恶毒的冚家铲。李中标骂起人来很凶,他甚至会将不合格的产品,或者堆了拉的产品摔到那些工人的脸上,大家都很怕他。王端午感觉这样骂人不太好,他无法想象,几个月前那个人畜无害的李中标,什么时候变得如此严厉了。不过他能理解,李中标管理着一条拉,五十个工人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上的五十个零件,一个环节慢了,整个生产节奏就会乱。王端午不想让李中标为难,因此他尽可能让手速跟上整条拉的节奏。但他毕竟是男人,又是新手,开始几天不停地出现堆拉。一堆拉他就慌,他不怕李中标骂他,但他担心给李中标添乱,越是这样越乱,一推拉他就手忙脚乱满头是汗。

坐在他上手工位的是女工,坐在他下手位的也是女工。王端午堆拉时,他下手位的女工就会大声叫拉长,然后停下来等李中标。坐他上手位的女工不一样,她会停下自己的活,以最快的速度,将王端午面前堆积的产品帮忙做完,然后再加快手速做她自己的。就算有上手工位帮忙,一天下来,王端午还是累得腰酸背痛,特别是肩膀,像是被人打断了一样。这是他能忍受的,不能忍受的,是坐上流水线,人就变成了机器,脑子里完全不能想别的事,只要一分心就会堆拉。他进厂时,每晚加班到一点,下班后匆匆忙忙冲凉、洗衣服,动作再快,做完这一切也要一小时,第二天六点又要起床,七点正式上流水线开工,每天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他上班时不停打哈欠,困得眼都睁不开。

坐他上手的女工安慰他说,赶完圣诞订单,后面就不会这么忙了。

又说,慢慢就习惯了。

一周之后,果然就习惯了。

王端午习惯了每天六点起床,习惯了以军事化的速度完成洗漱并冲到食堂打饭吃饭,习惯了在流水线上将自己化身成一架高速精准运转没有思维的机器,习惯了晚上下班后倒在床上一分钟入睡,习惯了没有时间看书、没有时间胡思乱想、没有时间感叹、没有时间审视自己的生活。

进厂半个月后,他不再需要上手工位的女工帮助。他的面前不再堆拉。李中标有时会走到他身后,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表示鼓励和赞许。

十二月七号,圣诞货柜终于在中午下班前装车出厂。

王端午记得很清楚,这天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大雪。

李中标带来了好消息,大家手动将工位清扫干净后放假半天,晚上放电影、加餐。宣布完这些,李中标对王端午说,本来想晚上和王端午一起吃饭的,但主管找他有事。

李中标走后,上手工位的女工说:“喂,你和拉长是朋友?”

王端午说:“我就是他介绍进厂的。”

王端午这才意识到,这么久以来,他受上手工位女工的照顾与帮助,却没有私下里聊过天。从她的厂牌上,早就知道了她的名字,宋小雨,除此之外,他对她一无所知。

王端午说:“这段时间,谢谢你帮忙。我叫王端午。”

他伸出手,要和宋小雨握手。

宋小雨迟疑了一下,摊开双手,意思是手上很脏,不过她还是将双手擦了擦,和王端午握了手。她笑得很开心:“知道你叫王端午。”王端午一时不知该说什么,重复地说:“谢谢你,真的很感谢你。”宋小雨说:“你谢过好多次了。你每天都对我说谢谢的。”

王端午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中午排队打饭时,王端午在人群中寻找宋小雨,没看到她。这让他有些慌,他开始胡思乱想,宋小雨为什么没来吃饭?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或者,是不是,她有男朋友?她和男朋友一起吃饭去了?他早早打好饭,但他吃得很慢,直到饭堂里的人都走完了,才失魂落魄地回到宿舍。睡在床上,脑子乱,心里慌。他想他是爱上宋小雨了。爱,真是奇特的感觉。过去的这大半个月天天加班,宋小雨一直默默地关照他,他从来没多想,他甚至都没时间多看宋小雨一眼。可就在今天,他和宋小雨的手相握的那一瞬间,他看到了宋小雨的眼睛,她的眼睛那样清亮,他们两人的眼神有了交流,只是那么一瞬间眼神的交流,他确信,他爱上了宋小雨。

他想,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他舍弃了可能暴富的机会,原来命运之神是为了将他送到宋小雨的身边。如果不离开伟丰厂,他就不会遇见宋小雨。可是现在,他心里不踏实,不清楚宋小雨有没有男朋友。但他实在太困了,眼睛一闭,就打起了呼噜。一觉睡到天黑,宿舍里的工友们都起床了,他也被大家的说话声吵醒,冲凉,洗头,将自己弄得清清爽爽的,然后出了男工宿舍。

郁金香工艺厂的格局呈口字形。

口字下方那一横是厂门和围墙,左右两竖是厂房,上面一横是宿舍、厨房、冲凉房,生活区和生产区间隔一道铁栅门。男工宿舍和女工宿舍同在那一横上,中间也用铁栅栏隔开了,铁栅门处有保安,不许男女工互串宿舍。王端午现在没办法进女工宿舍,他只是在女工宿舍外徘徊,希望能遇见宋小雨。他不敢打听宋小雨,也不知道宋小雨住哪间宿舍。晚上放电影,宋小雨肯定是会看电影的。看电影的时候,他要坐在她身边,他有好多话要对宋小雨说。晚上七点,工厂两排厂房中间的空地上早早拉起了幕布,那天放映的是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主演的《纵横四海》,王端午的心没有一分钟、一秒钟在电影上。

宋小雨没来看电影。

电影散场后,工友们三五一群,有的去逛夜市,有的去会友,有些人就站在厂门口会老乡。王端午在厂门口转来转去,他没有新认识的朋友,只认识宋小雨。他在厂门口徘徊到晚上十一点,虽说是在南方,冬夜依然寒气袭人。

他终于等到了宋小雨。

宋小雨独自一人,从工业区方向朝厂门口走过来。

他还没反应过来,宋小雨已经到了厂门口。厂门口的工人早已散去。王端午害怕宋小雨发现他在等她,于是转过身,假装没看见宋小雨。但宋小雨已经看见他了。

“喂,这么晚了,你在厂门口干吗?”

“不干吗。晚上怎么没见你看电影?”

王端午说出这话,就知道有问题。你怎么知道宋小雨没来看电影?可见你在关注她、在找她,或者,你分明就是在厂门口等她。宋小雨多聪明的人,她明白了王端午话中的潜台词:“这么晚了,你还不回宿舍?”

王端午就跟在宋小雨的身后满心欢喜往厂里走。

“电影好看吗?”

“好看吧。”

“好看吧?你没看吗?”

“看了看了,不记得了。”

说话的这会儿工夫,他们已经走到宿舍了。宋小雨朝王端午轻轻摆了摆手说晚安。宋小雨进了女工宿舍楼。王端午站在宿舍楼下,他看着宋小雨上楼梯,看着她出现在二楼的走廊。他看见宋小雨在走上走廊时朝他看了一眼,他确信宋小雨看见他了。他看见宋小雨捂着嘴笑着跑进了宿舍。宋小雨在笑什么呢?她看出来我在等她了吗?睡在铁架床上,他想,不能迟疑了,他要向宋小雨表白。拿出纸和笔,他发现对纸和笔已经很陌生,他许久没有拿起笔了。现在,他要给宋小雨写信。他趴在铁架床上,在笔记本上写下宋小雨三个字。他不知道写什么是好。他们今天才说上几句话,现在表白会不会太唐突?会不会显得太自作多情?他控制住了内心的冲动和欲望。

他想,要找个更好的机会,更恰当的时机表白。

郁金香工艺品厂上班时间回归到正常状态,每天早上七点半上班,中午十一点半下班,下午一点上班,五点半下班。为了让每条生产线都能拿到相对均等的工资,包装部的三条拉开始轮流加晚班,而且晚上只有两个小时的加班时间。打工者们在没完没了加班时会憎恶加班,但没有班加,就意味着收入减少,他们渴望加班。宋小雨每天晚上都不加班,到她加班的时候就请别人代班,这样她的加班工资也就归代班者所有。自从对宋小雨起了爱慕之心,见到宋小雨,王端午总会显得极不自然,仿佛连话都不会说了。他有一肚子话想对宋小雨说,却又不知如何开口。走进车间,就没有属于私人的空间了,他只能是在收拾工位时,或者还没有上货之前和宋小雨点头打声招呼。干活时,宋小雨将做好的货放到王端午的面前,有时,他们的手会不小心触撞在一起,王端午也会慌乱,会渴望着再一次的触碰。现在不赶货,上班时可以胡思乱想,有时他会陷入幻想的世界,他和宋小雨在他幻想的世界里对话,这样他还是会堆拉。不过现在宋小雨不会再帮他,而是提醒他:“喂,堆拉了,想什么呢,一个人在那儿傻笑。”

这是他的初恋啊,当然,现在是他一厢情愿,是单相思。

于是他就想,晚上下班后,约宋小雨逛工业区的夜市,或者去镇上逛街,或者,像其他拍拖的打工者一样,去钻工业区旁边的香蕉林。王端午一直没找着机会。宋小雨每天下班后匆匆忙忙吃完饭就出厂,回来时都是十一点过,有时甚至十二点。王端午每天都在这个时间等候在厂门口,每次宋小雨都会见到他。见得次数多了,宋小雨就问他:“喂,你每天晚上都没事吗?”宋小雨总是叫他喂。他想说我在等你。他相信宋小雨也知道他在等她。他想说他在为她担心,害怕她被治安队抓走,害怕她被烂仔纠缠,不见到她回厂就睡不着觉。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

他只是说:“你每天这么晚回来,不安全。”

后来,他终于鼓起勇气,给宋小雨写了封信,他本来写了很长,写了很多内容,从见到宋小雨的第一感觉开始,写到宋小雨对他的帮助,写他是如何一步一步爱上宋小雨的,写他每天晚上都在厂门口等着她,劝她晚上不要往厂外跑。当然他没写他满脑子的胡思乱想,他甚至想过,宋小雨是不是去夜总会兼职了。他又觉得自己龌龊,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他将写下的洋洋洒洒的信撕了,重新写了一句话:“宋小雨,晚上六点半,厂门口见,我有话对你说。”

晚上六点半,厂门口,这是王端午观察得出的规律,每天这个时间,吃完晚饭的宋小雨就会背上双肩包出厂。他在快下班的时候,将纸条放在宋小雨面前的工位上,然后匆匆离开了。他听见宋小雨在喊他“喂”。他没回头。他已经过了二十二岁,进入二十三岁了,但他还没恋爱过。当年在县城纺织厂,他对挡车工唐丽有过一些朦胧的好感,那种感觉,和现在他对宋小雨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现在他只要想到宋小雨,就会情不自禁地傻笑,他的心里就是甜的,他第一次感觉到,在想一个人时,内心真的会涌起甜的感觉。想到宋小雨每天晚上不知去干什么,也不知她有没有男朋友时,他的内心又是痛苦的。送出约会纸条后,他突然㞞了,吃晚饭时,他害怕遇到宋小雨。吃完饭,冲完凉,他终于还是早早就到了厂门口。宋小雨每次出厂都会往右,走上一段路,再左拐穿过工业区。

他焦急地等候在厂门口,担心宋小雨不会出现。

宋小雨出现了。

宋小雨和平常一样,没有提早,也没有推迟,准时出现。她还是平时的打扮,马尾辫,灰色工衣,胸前戴着厂牌,牛仔裤,白色波鞋,黑色双肩包。她的腿是那样修长,她走路时背挺得很直。王端午觉得,她长得像《外来妹》的女主角赵小云,在他当时的审美里,所有好看的女孩都像赵小云。有一次上班,趁着还没开工,他对宋小雨说:“喂,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像赵小云?”

他也叫她喂。

宋小雨笑得很开心:“天哪,我要有她一半好看,做梦都笑醒。”

就在王端午发愣时,宋小雨已经到了他面前。

宋小雨当然知道王端午约她是为什么,她要装作不知道。她故意做出严肃的表情,但她的嘴角没有隐藏好笑意。

“喂,王端午,你找我有什么事?”

这一次,她在喂之后,加上了他的名字。

王端午又紧张了,他说:“没什么事,就是,不知你有没有时间,我想,陪你走走。”

宋小雨眼角弯弯,嘴角弯弯:“那走吧,我要去镇上。一起走。”

宋小雨走路很快,马尾辫左右摇摆。两人快速离开了厂门,正是下班时间,工业区的路上都是三五成群的打工者。

“你走路好快。”

“从小就这样。”

王端午终于有机会不显突兀地问宋小雨:“我看你每天下班就出厂,晚上十一二点才回来。”

宋小雨朝王端午盯了一眼,脚步并没有放慢:“好哇,你在监视我?你怎么知道我每天下了班就出厂?”

王端午有些发窘,但是他这次勇敢地说:“我是担心你,一个女孩子,在厂外不安全。”

“不安全也没有办法呀,又没人当护花使者。”

“你要是不反对,我每天接送你。”

“你知道我去干什么吗?”

“不知道。”

他很担心,又开始胡思乱想。不过他很快就知道了,宋小雨是到镇文体中心技能培训学校学习微机操作。

微机操作的教室不让外人进,王端午就在外面等着,顺便将文体中心转了一遍,发现有好几个班,粤语培训班、针织技术培训班、微机操作培训班。王端午看了培训班的价格,粤语班二百,针织技术培训班五百,微机操作班一千五。这在当时的王端午看来无异于天文数字,他要打一年工才能存够学费。王端午发现他并不了解宋小雨。他甚至觉得,自己是只丑陋的癞蛤蟆,而宋小雨是白天鹅。宋小雨舍得花这么高昂的学费来学一门技能,而他呢,他从来没有想过提升自己。或许,自从在纺织厂当过机修学徒后,就对一切技能充满了排斥。他认为,人一旦掌握了某种技能,就成了技能的奴隶,一辈子被困死在这种技能上,技能看似为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本事,实际上,技能也成了人的囚笼。王端午为自己没有利用业余时间学技能找到了理由,但他同时又问自己,不学技能并不意味着不学习,出门这几个月,你学习了吗?除了一本《卡夫卡传》,这一年来,你还读过别的书吗?你学到了什么?

王端午对自己说,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他有了紧迫感,害怕被宋小雨瞧不起。

十点半,宋小雨从教室出来。

她和王端午并肩往回走。这次宋小雨没有像来时走那么快,她放慢了脚步。

她和王端午并肩而行,保持着一个恰当的距离。

只是偶尔,两人的手会触碰到一起,但他们都小心地避开,以免让对方误会。宋小雨告诉王端午,她报微机操作班半年了,很多和她同时报班的,甚至比她晚报班的都学会了,厂里加班太多,她能学习的时间太少。她给王端午普及了一些微机操作的知识,告诉王端午,学会微机操作,她就可以离开流水线,进写字楼当文员。这是两人第一次相对深入的交谈。宋小雨讲了她的一些事,她来自四川达州,也是农村的,初中没毕业,微机操作学起来有些吃力,但现在她已经基本上能独立操作,会打字,会做一些简单的文字处理,还学会了一些基本的办公软件。她家兄弟姐妹多,姐姐们都出嫁了,她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她每月的工资一半寄回家,一半存着,存了两年才存够微机操作的学费。她说当时本来准备学针织技术的,看到微机操作班后,丝毫没有犹豫就报了。

宋小雨说:“在厂里,是给老板加班,学微机操作,是给自己的命运加班。”

“给自己的命运加班?”王端午有种触电的感觉。

这句话,在后来漫长的人生中,王端午经常会想起,甚至是,只要一想到宋小雨,就会想到这句话。王端午也讲了他的经历。宋小雨说她就觉得王端午和别人不一样,果然不一样。“只是,读了这么多的书,一时半会儿用不着,要是有可能,最好学门技术。我们老家有句老话,荒年饿不死手艺人。”王端午讲到放弃跟香港师傅学菲林画房的事,他以为宋小雨会表扬他,没想到宋小雨说了八个字:“江湖义气,幼稚可笑。”

他们没有继续这一话题。两人慢慢往回走,这段路,去时用了不到半小时,回时走了一小时。工业区就在眼前。工厂就在眼前。宋小雨再放慢了脚步。

王端午问宋小雨过年回家吗?宋小雨说不回,回趟家要花好几百,她想在春节前学会微机操作,春节过后,去关内看看能不能找到好点的工作。

王端午兴奋地说:“你有边境证吗?”

宋小雨说:“当然有啊,没边境证怎么进关,你没有吗?”

王端午心里泛起浓浓的失落。宋小雨说还是要办,关内关外区别很大。这是第一次,有人和他对深圳关内关外的看法如此一致。他们脚步放得再慢,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到了郁金香厂。俩人在宿舍前互道晚安。

05

王端午不再讨厌坐流水线,他盼着上班,上班他才能坐在宋小雨的下手工位,一扭头就能看见宋小雨低头认真工作的样子,他们在传递货品时,手会自然地触碰在一起。现在,他们是故意触碰到一起,他看到宋小雨在笑,他也笑。当然他更期待的是晚上,晚上他就能当护花使者,陪宋小雨去文体中心,等到十点半,和她一起回来。轮到他加班时,他就将加班的机会让给别人。

去的时候,宋小雨依然走得很快,他俩很少说话。

在等待的时候,陪伴王端午的是那本《卡夫卡传》,他已经读了许多遍。他最喜欢读的是收录其中的《致父亲》。“亲爱的父亲:最近你问起我,为什么我总是说怕你。对这个问题,我还是像往常一样,不知该怎样回答。原因之一恰恰是我害怕你,原因之二是,要阐明我对你的恐惧涉及许多细节,那些细节之多,是我难以用话语表达清楚的……”读《致父亲》时,他会想到自己的父亲。出门打工后,他变得不那样恨父亲了。他想,也许有一天,他会效仿卡夫卡,也给父亲写封信。自年初出门,眼看要到年末,他只给父亲写过一封信,信中寥寥数语,象征性地问候,告诉父亲他找到了工作,但他并没有收到父亲的回信。也许,父亲根本就没收到他的信。当然,他并不经常想念父亲,也不想念家乡。《卡夫卡传》提醒他,该给父亲写封信了,过年回不回家、在外好不好,总是要报个平安的;父亲的身体好不好、今年稻子的收成如何,也是要关心的。这本《卡夫卡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卡夫卡的传记,第二部分是附录,收录了卡夫卡的《致父亲》,还有卡夫卡的思想与艺术渊源。这一部分对此时的王端午而言是深奥的、艰涩的,他并不能完全读懂,比如书中讲到卡夫卡与尼采,卡夫卡与基尔凯郭尔,卡夫卡与克莱斯特,卡夫卡与狄更斯、福楼拜和托尔斯泰,他就深感自己读书太少。他想,若有机会,他要以卡夫卡为支点,影响过卡夫卡的书都要找来读。

这时,他的那个书店梦渐渐清晰起来。

他更加渴望能早点进关,他想,关内会有更大的书店、更好的图书馆,而不像在关外,工业区的地摊上只有一些印刷粗糙的盗版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他一直认为,在工业区的旧书摊上淘到《卡夫卡传》简直就是神迹,就像他能在郁金香厂遇到宋小雨一样。宋小雨喜欢听他讲他读过的书,听他讲《卡门》,讲他在读书会的往事。包括听他讲卡夫卡。宋小雨和他一样,对知识充满了敬意与渴望。

在等候宋小雨时,他在卡夫卡的日记中读到了一句话:“他像朋友一样,证明我是正确的。”回工厂的路上,在宋小雨分享了她的学习心得之后,他给宋小雨分享了这句话,分享了有关卡夫卡的故事,卡夫卡和他父亲的关系,包括卡夫卡的笔名是寒鸦的意思。他又讲到自己的父亲。和宋小雨在一起时,他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他童年的故事,他的父亲母亲,他的姐姐们,都滔滔不绝地讲给宋小雨听,仿佛这样,宋小雨就参与了他的成长。他说从前在家里时,母亲问他要找个什么样的女人做妻子,他说要找个说得来话的。过去他以为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出现的。现在这个人出现了。宋小雨故意问他是谁,他认真地说:“当然是你宋小雨啊!”宋小雨是他最好的倾听者,她对王端午所讲的一切都能感同身受。当王端午讲到他四姐的坟前开满了野百合时,宋小雨哭了。当然,王端午每次都会由倾诉者转换为倾听者:“都是我在讲,你也讲讲,我想听你的故事。”宋小雨讲她十五岁出门打工,就是为了供弟弟读书,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改变她和家人的命运,她为此而努力。宋小雨还说她是个现实型的人,而她觉得王端午是梦想型的。

王端午说:“你身上有我四姐的影子,也有卡门的影子。”

宋小雨说:“如果四姐活着,我们应该能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不是卡门,我会选择活下去,我是全家的希望,我不能死。生命只有一次。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宋小雨讲到了她初来广东时,没找到工作,钱花光了,她饿了几天,晚上就去偷没有熟的香蕉吃。她说当时只有一个信念,活下去。宋小雨说:“说到底,你还是没吃过苦,没有真正受过穷,你要是受过穷,穷怕过,就不会为了所谓的江湖义气,放弃跟香港师傅学菲林画房的机会了。”王端午说:“可是,如果我没有放弃学菲林画房,就遇不到你。”宋小雨说:“你还会遇到张小雨、李小雨的。”

王端午喜欢这种不同看法之间的碰撞。

宋小雨不是那种为了照顾他的面子而顺着他说话的人,她时时直言不讳地校正着王端午的一些看法。两人在一起时,她更像姐姐,王端午像弟弟。

从第一次陪同宋小雨开始,王端午就风雨无阻送她上课,陪她下课。他不放心宋小雨独自回厂,过了十一点,从镇上到工业区的路上,不时会遇到流浪汉、醉鬼,还有烂仔的纠缠。那时的流浪汉可真多啊!当然,他最担心的还是治安队。有一次,他们遇到了治安队在路口设卡。他一把抓紧了宋小雨的手,宋小雨这才发现前面十字路口有几个穿迷彩服的治安队员在盘查路人,一辆闪着灯的囚车就停在路边。

王端午说:“怎么办?”

宋小雨说:“跑。”

宋小雨拉上他转身就跑。他们跑得飞一样快,他听见身后传来了治安员的骂声。他们也不知跑了多远,跑到确定身后没有人追了才停下来。他们绕了一大圈,绕过治安队设的卡,到厂门口时已经过了十二点。有了这次牵手,后来他们走在一起时,很自然地十指相扣。李中标知道他们在拍拖了,但他很忙,没时间和王端午说话,偶尔上班时走到他身后,拍拍他的肩,冲他竖一下大拇指。

王端午给父亲写了封信。

当然,他并没学卡夫卡写《致父亲》,他只是粗略地报告了他的情况,说一切都好,他换了工作,不在之前写信时的伟丰造漆厂了。他还报告父亲,他谈恋爱了。说今年春节不回家,明年一定回。他问候了父亲,也请父亲帮忙打听办边境证要什么手续,让父亲打听能不能代他办到边境证。他感到惭愧的是,出门打工一年,他一分钱也没给父亲寄。

元旦厂里放一天假。

第二天一早,厂里突然来了好多警察,警察在女工宿舍前拉起了警戒线。

坐在流水线上,大家都在悄声议论。

李中标敲着桌子,让大家工作时不要说话。

中午下班时,警察走了,铐走了一个女工。

后来王端午听说,那个女工将孩子生在了厕所里。孩子死了。也许生下来就是死婴,也许是生下来后才死的。这事之后,宋小雨变得沉默了。陪她去学微机操作往返的路上,她一直不说话。王端午很担心,他不知道宋小雨为什么突然不和他说话了,也不笑了。

他想逗宋小雨开心,他说我给你讲一个笑话。

他模仿马三立讲《逗你玩》。

宋小雨终于说话了,宋小雨说:“你真是瓜搓搓的。”又说,“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王端午说,我就是瓜搓搓嘛,小时候,村里人都叫我醒宝。

宋小雨流着泪说:“她才十六岁,借身份证进的厂。”

一九九三年的春节来得早,元月二十二号就是大年三十。郁金香工艺厂在过小年这天就放假了。大多数工人选择了回家过年,少数不回家的,厂里提供一日三餐。溪头工业区人走空了,夜市大排档都盖起了彩条塑料布。白天黑夜灯火通明的厂房变黑了,马路对面工地上的推土机也不见了踪影,往日人来人往、机器轰鸣的小镇突然间变得冷冷清清。李中标春节不回家,他跟主管在外面偷偷开了间小作坊,招了十几个工人,偷郁金香的小订单做。李中标说先试试水,过完年,最迟明年四五月就出厂自己干。王端午去找刘祖之,才知道刘祖之回家过年了。

年前那几天,宋小雨白天都在镇上学习微机操作,王端午无事可做,躺在宿舍的铁架床上想宋小雨。

大年三十这天中午,厂里加餐,有鱼,有肉。

吃完饭,王端午问宋小雨下午有什么安排,宋小雨说下午不上课,年后到初六之前都不上课。王端午约宋小雨一起去看海。他了解到在虎门可以看到海,宝安西乡也可以看到海。他一直想去看海,他早就想好了春节期间去看海。宋小雨说她不想去,她太累了,已经很久没有好好休息,要把一年的瞌睡都补足。她也不能乱花钱。

王端午想过无数遍他和宋小雨手牵手在海边漫步的样子,从未想过宋小雨会拒绝他的约会。王端午说他有钱。宋小雨说:“你的钱难道不是血汗钱吗?”她认为,现在首要的是生存,在生存问题都没有解决之前,她没有心情看海。王端午有些赌气地说:“那你休息吧!”他去找李中标,邀李中标一起去看海。李中标盯着王端午,显然,这个提议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不过李中标还记得他们的约定。李中标找了个借口,说刘祖之回家过年了。显然,他的意思,要等刘祖之回来后再说。李中标又说他很忙,有好多正经事要处理。李中标特意在正经事三个字上加重了语气,那意思,王端午提出去看海就是不务正业。王端午意识到,每个人都在忙,就像宋小雨所说的那样,都在忙着为自己的命运加班,只有他无所事事。

晚餐没有中午丰盛,但还是有荤菜。

王端午不像平时那样,见到宋小雨就跟过去一起排队,到了饭点,他略晚一点才打饭,本来留厂的人就少,工人们都已打好了饭在吃,王端午打了饭,并没和宋小雨坐在一起。宋小雨大大方方地端起饭碗,走到他对面坐下。

“生气了?”

“没生气。”

“还说没生气,”宋小雨说,“像个小孩子一样,吃完饭,一起出去散步吧。”

大年三十晚上,他和宋小雨在香蕉林里等待着新年到来。他们看着灿烂的烟花从小镇上空升起又幻灭,再升起,再幻灭,两人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宋小雨说新年快乐。王端午说新年快乐。然后,他们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静静地看着远处绽放的烟花。王端午的手摸向了宋小雨的胸部,宋小雨将他的手拿开,他坚持解开了宋小雨胸前的一粒扣子。宋小雨没有更拒绝。后来王端午的手向宋小雨的下身摸索,试图解开宋小雨的皮带,被宋小雨紧紧地抓住。

他努力了两次,都被宋小雨果断阻止。

宋小雨说:“不行。”

宋小雨说得斩钉截铁。王端午不想放弃努力。

宋小雨说:“不早了,回去吧。”

王端午说:“再坐一会儿。”

宋小雨站了起来,拍干净衣服上的草屑往回走,王端午只好追上去抓宋小雨的手。

宋小雨甩开王端午说:“你再这样,我不理你了。”

王端午说:“对不起,下次不敢了。”

宋小雨这才笑了,说:“王端午,你真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抓了王端午的手,两人慢慢往回走,快要走到工厂时,两人又抱在一起长吻。

许久,宋小雨才推开王端午,说:“你咬疼我了。”

06

正月底,父亲的回信姗姗来迟。

父亲说他去村委、乡政府、镇派出所都问了,办边境证必须本人凭身份证,找村治保主任开证明,到乡管理区加盖公章,然后去镇派出所办理。父亲回信说去年收成还可以,国家整顿打白条,之前打的白条都兑现了,让他不用操心。

正月十三才立春,转眼就是雨水、惊蛰、春分,再一转眼过了清明。

王端午出门打工整整一年了。

这一年来,他经历着,也见识着,他比刚出门时成熟多了。

马路对面工业区的工地早已整平,眼看着厂房生长了起来,仿佛前两天才落地基,怎么转眼间就封顶了。中国南方的夏天也早早到来,三天两头下起了龙舟雨。

端午节这天不用加班,王端午和宋小雨晚饭后去散步,却发现机耕道左手侧的香蕉林也被围了起来,说是要建新厂房。

宋小雨送给王端午一条皮带做生日礼物,说要把他拴在身上,免得被别的女孩子勾走。第二天,宋小雨被炒了鱿鱼。她将一个废品公仔带回宿舍,被保安查获。办好出厂手续,宋小雨回车间对王端午说,中午下班后在厂门口等。王端午安慰宋小雨不要急,他请李中标帮忙,再去找主管求情,拿个废品公仔不至于就被炒鱿鱼。宋小雨没有一点儿难过的样子。

宋小雨说:“想吃什么好吃的,我请你。”

王端午说:“哪有心情吃。”

宋小雨神秘一笑。

王端午问:“你有事瞒着我?”

宋小雨说:“一会儿告诉你。”

厂外的大排档,宋小雨点了两份炒牛河,还要了两瓶冰汽水。宋小雨说其实她几天前就找好工作了,在蛇口,建筑工程公司当文员,月薪八百,公司要求她七月一日前到岗,按照郁金香厂的规定,她主动辞职,押在厂里三个月的工资就没了。

“一千四百多呢。”宋小雨说。

王端午还没明白,宋小雨说:“你呀,真是又瓜又可爱。你说我想辞职,又想拿回属于自己的工资,该怎么办?”王端午说:“没办法。所有厂都这样。”宋小雨说:“是啊,你去和老板讲道理?去吵架?”宋小雨说找老板吵是没用的,胳膊拧不过大腿。她给女工宿舍保安队长送了台袖珍收音机,保安队长就不失时机地将她抓获了,她又给写字楼的李小姐送了支口红,就这样,她犯下一个不大不小的错,将报废的公仔私自带回宿舍,然后被炒鱿鱼,顺利地拿到全部的工资。

王端午打心底里佩服宋小雨。如果是他,这工资是断然要不到的。去年被伟丰厂炒鱿鱼,他就没能拿回本属于自己的工资。他在佩服宋小雨的同时,又感到一丝淡淡的失落,认为宋小雨不该连他也瞒着。

宋小雨说:“我怕你说漏嘴。”

王端午说:“你不相信我。”

“生气啦?”宋小雨将她碗中的牛肉挑给王端午。

“祝贺你。来,汽水代酒,我们干杯。”王端午说。

“我进关之后,先努力工作,安定下来,等时机成熟了,想办法帮你在关内找个工作。你要尽快去办边境证。”

宋小雨下午就去蛇口报到。王端午要上班,他拉着宋小雨的手说:“到蛇口,安顿下来后,给我写信。”吃完饭,宋小雨拖着行李往镇上走。王端午看着宋小雨消逝在工业区往来的人流中,像树枝隐入森林。他的心一下子就空了。

才分别,他就开始盼着宋小雨的来信。

一天几趟,他去保安室外的黑板上找他的名字,有名字就有信件,在失望了一周后,他的名字终于出现在黑板上。宋小雨的字写得很秀气,扁长,略向右倾。她的信写在彩色的信纸上,并将信纸折成纸鹤,亲爱的醒宝……后来的一段时间,给宋小雨写信,读宋小雨的来信,就成了王端午工余生活的全部。宋小雨在她的信中迅速成长,她在信中写她的焦虑与不安,她担心在公司里干不长。后来写她的工作成绩,蛇口见闻,写深圳的股灾,当然,也写对王端午的思念。她在信中劝王端午,如果实在不想学技术,可以参加自考,考个大学文凭。她劝王端午不要当空想家,要脚踏实地,从小的改变做起。其间,王端午写信约宋小雨八月最后一天在南头关外见面,宋小雨回信同意,并约好了更具体的时间地点。后来的半个月,王端午就一直在盼着这一天。

八月末的最后一天,深圳的气温高达三十八度,约好上午十一点在南头关出关口见面,早上六点他就从松岗出发了,还特意系上了宋小雨送给她的皮带。从工业区走到镇上,坐车,到南头关外时九点不到,他就在沁园公园先等着。十一点不到,宋小雨出来了,远远地踮脚朝王端午挥手。两个月不见,宋小雨变化很大,过去她一直扎马尾,现在烫了波波头齐刘海。过去她一直穿郁金香厂的灰色厂服,这天,她上身穿了件奶白色衬衣配湖蓝色一步裙,黑色高跟皮鞋,妩媚,干练,像极了电视剧《公关小姐》里的时尚女性。王端午突然觉得自己在宋小雨面前像个乡巴佬,一种前所未有的自卑从心底涌起。宋小雨几乎是跳跃过来,很大方地朝他伸出了手,和他十指相扣。但他们没有拥抱,就站在关口的阴凉处。王端午感觉到热,背后的衣服被汗水湿透,整个贴在身上。

宋小雨说:“来很久了吧?”

王端午说:“没,才来一会儿。”

宋小雨说:“切,我还不知道你。”

王端午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说九点钟不到就到了。

宋小雨说你真是个醒宝:“找个地方,我请你吃饭。”

王端午说:“我请你,昨天刚发工资。”

宋小雨开心地说那我就不客气啦。

他们在南头关附近找了家看上去还算精致的餐馆吃午饭。

从见到宋小雨的那一刻起,王端午就感觉晕晕乎乎的,到餐馆,空调冷风一吹,整个人都漂浮了起来。宋小雨说什么他全然没听进去,两人之间仿佛隔了遥远的距离。宋小雨说:“你脸色不好,加班还是很晚吗?”王端午说可能有点中暑了。在上菜之前,宋小雨一直拉着王端午的手,她还是爱他的,很爱很爱,可王端午觉得宋小雨变了,不是变心,是工作、生活环境的变化,带来整个人气质的改变。

“你不喜欢吗?”宋小雨说,“写字楼的女孩子们都这样打扮。”

“喜欢,真好看,比赵小云还好看,像周颖。”

周颖是电视剧《公关小姐》的女主角,饰演者是萨仁高娃。

宋小雨掐着王端午的手,说:“之前还说我像赵小云呢。”

“现在像周颖。”

“我为什么这么爱你。”宋小雨摩挲着王端午的手。

吃完饭,他们沿着南头关外的绿化带走了一会儿,中国南方的八月正午的太阳正毒。宋小雨的头发被汗水打湿了,沾在脸上。走到一处人少的地方,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抱了一会儿,宋小雨笑着说太热了,有一股子馊味:“我回去了,你也早点回去吧,看你的样子,要好好休息。”

王端午说:“这么早就要回去吗?我今天放一天的假。”

宋小雨说:“我下午还要上班。”

两人慢慢地往回走。

王端午看着宋小雨排队、验证、进关。

他站在关外目送,宋小雨不时地回头朝他挥手。

回到厂里他就病倒了。

第二天上班,王端午想爬起来上班的,坐起来就天旋地转,便没有到岗。

若换作别人没到岗,李中标会直接给旷工。王端午没到岗,李中标去宿舍找他,才发现他在发高烧。李中标对主管讲了一声,将王端午送到工业区的小诊所,打上吊针,李中标说厂里还有事,不能一直陪着他,医生也表示无大碍,留下王端午独自打吊针。躺在病床上打吊针时,王端午做出决定,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他要回家去办边境证,拿到边境证后就去蛇口找宋小雨。直觉告诉他,再这样下去,他永远是流水线上的普工,就算宋小雨不变心,自己也会觉得配不上宋小雨。

躺在病床上的他,前所未有的清醒。

他问自己,出门打工为了什么?难道为了在流水线上干一辈子?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两天后,王端午辞工回家了。他只带了两件夏装和身份证件,还有宋小雨写给他的信和那本《卡夫卡传》,背上帆布挎包轻装上阵。他本想给宋小雨写封信,告诉宋小雨他出厂了,回家办好边境证就去蛇口找她,转念一想,来去就几天的事,没必要了。从广州坐火车到岳阳再转汽车到镇上。

离家一年,王端午发现,过去他一心想要逃离的囚笼在他眼中变得美好了起来。晚稻正在灌浆,空气中弥漫着熟悉的谷物的清香,天黑得很快,不一会儿又变得明亮了起来,他一抬头,一轮皎洁的下弦月挂在中天。打工之后,他已习惯了记阳历,从前在家种地,农民都使用阴历。从月亮的圆缺来看,今天不是阴历七月十八就是七月十九。远远地,借着月光,他看见自家房屋背后的竹林,再往前走,能看清他的家了。家里没亮灯,父亲可能已经睡下。走到家门前的稻场上时,传来了狗叫声,他家从前没有养狗的习惯。狗叫声不停,屋里的电灯亮了,门吱呀一声,父亲站在门口。

他有些怯怯地喊了一声父亲,他已经有点不习惯用方言喊父亲。

父亲喝住了狗,狗冲着王端午摇起了尾巴,是条半大的中华田园,中黄色的皮毛油光水滑,想来父亲给它吃得很好。

“怎么信都没一个就回来了?”父亲问,“吃饭了吗?”

他说不饿,路上吃了面包。简要说了回来的原因,他在外很好,这次是专门回来办边境证的。父亲还是给他煮了一碗荷包蛋。他吃着蛋,狗子就在他的腿上蹭。他夹了半个蛋给狗子。

父亲喊:“阿黄,过来。”

黄狗就在父亲的两腿之间穿花一样绕来绕去。

王端午说:“它叫阿黄?”

父亲摸着黄狗的头:“它管事得很,我走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

王端午破天荒和父亲说了许多话。父亲说办边境证先得去五队找治保主任刘爱国开证明,证明你没有做坏事,然后到管理区盖公章,再去镇派出所办证。父亲又问他谈的女朋友怎么样了,还在谈吗,什么时候带回家来看看。王端午说正是因为宋小雨去了深圳关内,他才急着要回来办证的。这一夜,王端午睡得很香。第二天很早就醒了,在门前站了一会儿。空气前所未有的清新,远处的稻田上浮着一层薄雾,屋后的竹林里雀声清脆。

吃过早饭,骑自行车去找刘爱国。

父亲说买包好烟带手上,见了人要敬烟。

刘爱国不在家,他堂客端了饭坐在大门口,边吃边拨弄出一些米饭喂鸡。她不认得王端午,见王端午骑自行车到他门口停下了,便站起来问嗯找俄只哥?俄只哥在湖南方言里是“哪个”“谁”的意思。王端午说找刘爱国刘主任。刘爱国的堂客说:“他呷圆饭就不晓得死到俄只位置客哒。”王端午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刘爱国的堂客说:“鬼晓得,他一天天不落屋的,你找他搞么子路子喽?”王端午说开证明办边境证。刘爱国的堂客将碗中余下的米饭全扒给鸡吃,说:“嗯是俄只哥喽?”王端午说他叫王端午。刘爱国的堂客不认得王端午,便又问他是谁的崽。王端午说了他父亲的名讳,刘爱国的堂客说:“哦,是药老倌的崽啊。嗯晚点再来看看喽,他回屋了,我就让他在屋头等嗯。”药老倌是王端午父亲的绰号,上小学四年级时,同学们知道了他父亲的绰号,当着他面喊药老倌,他因此和同学打了一架。他打输了,哭着找四姐帮忙。现在突然被人当他面叫父亲的绰号,感觉很尴尬。

他说了声麻烦了,匆匆骑车回家。

吃过晚饭,又去刘爱国家。

刘爱国家亮着电灯,刘爱国的堂客吃完饭了坐在大门口发呆,两个女儿,大约七八岁十来岁的样子,还没吃完饭。王端午将自行车架在刘爱国家门前,问刘主任还没有回?刘爱国的堂客这次没有站起来和王端午打招呼。王端午自己拖了把椅子,在大门另一边坐下来。刘爱国的堂客骂了两句孩子,让孩子们快点吃。两个孩子被骂,加快了吃饭的速度,转眼就喊吃完了。刘爱国的堂客说:“呷圆了把碗收了。”两个女儿就去收碗洗碗。刘爱国的堂客去屋里拿出了烟叶子和卷烟纸卷烟。王端午这才知道刘爱国的堂客抽烟,慌忙拿出烟来,说:“抽我的,抽我的。”刘爱国的堂客接过,拿火柴点了,深吸一口,说:“格种烟就是贵,还冇得自家屋里种的叶子烟来劲。”

刘爱国的堂客自顾吸烟,不再和王端午说话。

王端午也不知该说什么,就那么傻傻地坐在门口。

刘爱国的堂客吸完一根烟,将烟屁股弹向门前的空地,站起身进屋,不知忙什么去了。

王端午就在门傍坐着,坐到夜露更深,缺月西斜也没见刘爱国回来。

王端午不好意思再等下去,只好起身告辞。

次日清晨,王端午没吃早饭就去刘爱国家,刘爱国站在门口的稻场边上,端着个红色的塑料杯子在漱口。王端午喊了声刘主任。刘爱国“嗯”了一声,继续漱口。等他洗漱完,王端午递烟,刘爱国接了夹在耳朵上。王端午将来意说了。刘爱国问怎么现在开证明,今年村里好多人出去打工,都是正月来开证明。王端午说他去年就出去打工了,当时不知道要边境证,这次是专门回来开证明的。刘爱国问王端午在外发什么财,王端午说哪发什么财,在工厂做工。刘爱国说做工比在村里好多了。刘爱国去房间里拿出了一沓印有红色横条纹的材料纸,趴在堂屋的小餐桌上龙飞凤舞地写了证明,问王端午可不可以。王端午说您有经验。刘爱国说还要盖章,又去房间找公章。王端午就跟他到房门口,见他在五斗柜的抽屉里找公章,一个一个抽屉找,找了好一会儿说:“你看,糊涂了,公章不在我手里,半个月前书记拿去了。”王端午说那他去找书记盖章。刘爱国说这个章还要他来盖。

“你先回,我拿去盖了章放家里,你晚上来拿。”

王端午在家又等一天,到天黑再去刘爱国家,刘爱国的堂客说:“他一早就去给你盖章了,到现在还冇回来。你明天早上再来吧。”第二天,王端午吃过早饭才去,刘爱国的堂客说刘爱国昨晚上没有回来。

为了一张证明,王端午已经跑了好几趟,对故乡生出的好感被消磨殆尽。他父亲说刘爱国这是故意躲他想敲点东西。他父亲去找刘爱国,回来时,拿回盖好了章的证明。他父亲说买了条白沙烟,刘爱国的堂客就把刘爱国找回来了。

在乡管理区盖章时,乡长突然问王端午是不是王茂林的儿子。王端午说是。

乡长说:“你老倌子不是硬气得很,到死也不会求我们乡政府吗?”

王端午明白乡长所说何事了。

乡长说:“回去告诉你老倌子,谁都可以盖这个章,就是王茂林的儿子盖不了。”

王端午感觉血往脑门上冲,质问乡长凭什么不给盖,这公章不是你私人的,这是公权力。

乡长冷笑:“什么公权力母权力,印把子在老子手上,就是老子的权力。”

王端午说:“你一个小小的乡长,说话好大的口气。”

乡长说:“老子堂堂股级干部,还治不了你一个平头百姓?凭什么不给你盖章,那好,告诉你,你老倌子带头闹事,抗粮不交,对抗政府,明明白白告诉你,这叫秋后算账。我把话搁这里了,只要我还在乡里一天,你就别想盖这个章。我还要追究你们村里瞎搞,给有问题的人开证明。”

乡长说完锁上门推着自行车走了。

王端午回家将经过对父亲说了,他父亲沉默许久,说:“我去求求他,服个软。”

他父亲终究天真了,乡长说这个章不可能盖,认错也没用,现在有事了认错,早干么事去了?如果个个都这样对抗政府,岂不是人人都无法无天了。王端午不想让父亲再为他的事求人,自己去软磨硬泡,为了一点事天天跑管理区,本以为从深圳来回一周可办妥的事,生生跑了半个月也没办成,王端午再也忍不住了,一冲动,将乡长办公桌上的电话给掀地上。乡长打电话报警,说王端午到乡政府寻衅滋事。来了两个民警,将他一只手铐在派出所门前的单杠上,铐到天黑,手铐吃进了血痕才放他走,还给留下了个寻衅滋事的案底。有个年轻警察对他说:“留了案底,这辈子别想办边境证了。”

这次回来办事,更加坚定了王端午离开故乡的决心。他在心底发誓,就是死也要死在外面,死了骨灰也不埋回家。

他感到无比沮丧,仿佛身陷巨大的无物之阵,他却无能为力。最让他忧心忡忡的,是已经有二十天没有和宋小雨联系了,他有不好的预感。直接从广州火车站对面的流花汽车站坐车,到松岗天将将黑。他下车就打了摩的直接到郁金香工艺厂。保安问他出厂后在哪里打工,他说回了趟老家,今天刚来,还没找工作,他请保安帮忙叫李中标出来。保安说李中标出厂了啊。王端午一惊,问什么时候的事。保安说上周的事。王端午说那麻烦找包装车间刘主管。

保安说:“他们出事了,你还不知道啊?”

一问才知,主管和李中标在外悄悄开小作坊,偷郁金香的单做,被郁金香的老板知道了。郁金香的老板本就是捞偏门起家的,哪容得手下打工仔吃里爬外,指挥一伙人过去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刘主管头上开了瓢,李中标断了一条腿。这事闹得很大,老板放狠话,让他们几个反骨仔滚出松岗,否则见一次打一次,两打腿都打断。

听保安说完这些,王端午呆立在厂门口,许久才回过神来。

李中标失联了,王端午的行李自然也就拿不到了。

他又问保安有没有他的信。保安说有两封信。王端午问信在哪里,保安说李中标出事前帮他拿走了。王端午去找刘祖之,刘祖之这才知道李中标出事了。说之前李中标还邀他一起干,幸好没有去。刘祖之问王端午接下来打算怎么办,王端午说走一步看一步。

告别刘祖之,王端午在工业区的杂货店里买了信纸、圆珠笔、信封、邮票,依然住在当初住过的五元店,趴在铁架床上给宋小雨写信。他把这些天发生的事都写在了信中,告诉宋小雨,她的信他没收到,很遗憾,他回家没有办到边境证,但他会在南头关附近找工作,这样能离她近一些。他还写下了对宋小雨的思念,写了这次回家的感受。他说要向宋小雨学习,再不能这样虚度光阴,如果有机会,他愿意学门技术。信写得很长,足足十页信纸。他告诉宋小雨,找到工作后会再给她写信。但是不管能不能找到工作,他都希望中秋节那天能见到宋小雨,他约宋小雨农历八月十五那天中午十二点在南头关出关口见,不见不散。

写好信,他将信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为了让宋小雨尽早收到信,他连夜将信投进了街边的邮筒。他安慰自己不用太灰心,只要有宋小雨,只要两人真心相爱,别说是二线关,就是刀山火海,也无法阻隔他们。

07

时间来到了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六日,这是王端午命运的转折点。

他这几天在宝安城区找工作,都没有见工的机会。下午天擦黑时,他决定再到南头关看看,仿佛离关内近,他的心会安定一些。他背着帆布包,包里有他的身份证件,还有他全部的钱。手中这些钱,够他支撑一段时间的。走到南头关时天就黑严实了,南头关依然灯火通明。他走到出关口,默默看着关内璀璨的路灯和闪烁的霓虹。现在,这道长长的二线关,是他再也无法进入的城堡。过去,城堡内只有虚无的希望,而现在,城堡内有他具体的幸福。

他几乎是恋恋不舍地往回走,进入沁园公园,在草地上盘腿而坐。想到去年刚来深圳时,他和李中标、刘祖之经常坐在这里怀想未来。李中标断腿,他的心揪了起来,不知李中标在何处,找到工作没有。正想着,一个瘦小的男子走到他身边,低声问他:“靓仔,想不想进关?”王端午看了那人一眼,瘦小男子见王端午心动的样子,蹲在他身边说:“老乡,想进关,没有边境证,是不是?”王端午狐疑地说是。瘦小男子说:“我能带你进关。”王端午眼前一亮:“你能办到证?”瘦小男子说:“想进关就跟我走。”王端午不敢轻信,起身离开公园。瘦小男子追过来。王端午并没有停下来,继续走,瘦小男子跟着王端午一路小跑:“靓仔,你放心,我们每天都带好多人进关,一百块,只要一百块。”王端午脚步放慢了些:“怎么带进关?”瘦小男子说藏在私家车后尾厢,盖上海绵,一会儿就通关了。王端午说:“后尾厢能睡下?”瘦小男子说:“比你胖得多的都装下了,女孩子一次可拉两个。”王端午说:“武警不会发现?”瘦小男子说武警从来不查私家车,他做了半年,安全得很。王端午问什么时候能走,瘦小男子说现在就可以,车就停在前面。王端午有些担心。瘦小男子说他刚送进去两个女孩:“女孩子都不怕,你怕什么?”王端午想,真能进关,他今晚就能见到宋小雨,还能在深圳关内找工作,冒这个险值得。瘦小男子说:“靓仔你放一百个心啦,我们的车是深圳车牌,从来不查的。”他问车在哪里?瘦小男子打了个响指:“跟我走。”

王端午跟着瘦小男子往都之都方向走,走了十来分钟,路边暗处停了辆小轿车,驾驶位坐着个正在吸烟的男子。王端午看车牌果然是深圳的牌,放心了。瘦小男子打开后备厢,王端午犹豫了片刻还是钻了进去,侧身蜷在里面,没有想象中的难受。瘦小男子用海绵将他盖上,说千万别出声。说完盖上后备厢。王端午感觉到汽车启动了,一开始他还能感觉出汽车在直行、左转、右转,他蜷在里面不敢出声,时间比他们说的十分钟要久,他估计至少走了二十分钟。他不知道车外发生了什么,因此也不敢弄出声响来。想到出后备厢就进入深圳特区了,他一点儿也不觉得难受。

小车终于停下,后备厢开了。

他正要从后尾厢里爬出来,一把弹簧刀锋利的刀尖顶在了他的脖子上。

瘦小男子说:“老实趴着别动,动就捅死你。”

刀锋抵在脖子上,他感到利物刺入的痛。他不敢动弹。斜挎在胸前的包被他们轻松抢走了。抽烟男子也下了车,两人合作,用宽胶带将王端午的双手反剪缠住,又将嘴也缠上,扔在路边一条无水的沟里,小车一溜烟没了影。失魂落魄的王端午努力爬出沟,看到一条山间公路,路上坑坑洼洼,两边都是茂密的野草,他朝着有灯光的方向走,深一脚,浅一脚,边走边挣扎。

手缠得并不紧,没费多大的劲就挣脱了。撕掉封在嘴上的胶囊,他感觉脸上热辣辣的,一摸,黏糊糊的一手血。

他从路边揪了一把蒿子叶,放嘴里嚼嚼,吐在手掌上,一把摁在伤口上,痛得直咧嘴。捂着伤口在山间公路上走了许久,终于走上了大路,这才从慌乱中冷静了下来。

他现在身无分文,包里还有宋小雨写给他的信,那是他生命中到此时此刻为止最为珍贵的东西。最麻烦的是两个浑蛋将他的身份证抢走了。

他的第一个想法是报警。

他被抢劫了,从作案手法来看,两人肯定是惯犯。另外他想,报警了,也许可以从警察那里寻求一些帮助。他努力回忆车牌号,只记得一个粤B,他想车牌号肯定也是假的。朝城市方向走了约半小时,终于看到有工业区,看到工业区下班的人流。他正想打听哪有派出所,就看见前面十字路口停了辆闪着警灯的车,几个穿迷彩服的治安员在路口查暂住证。他略一犹豫,决定相信警察。有困难,找警察。他朝警车走去,离警车还有十几米远,一个穿迷彩服的矮胖治安员就叫住了他,让他过去。

矮胖治安员说:“身份证,暂住证。”

王端午说他要报警,他刚才被抢劫了,钱包、身份证都被抢了。

矮胖治安员说:“编,你是写小说的吧。”

王端午这时已经扔掉了敷在脸上的蒿子叶,他指着身上的泥土和脸上的伤口,带着哭腔地说他真的被抢了。一个长得帅的治安员过来呵斥他:“老老实实蹲那边去。”顺着治安员手指的方向,路边双手抱头蹲了一大群人,知道这些人都是没有暂住证的“三无”人员。王端午还想为自己争取,说他真的要报警,他被抢劫了。

“双手抱头。”帅治安员的手一直指着他,提高了喝声。

王端午抱头,猫腰,不甘心地蹲下,带着哭腔说:“我真是来报警的,我要找警察。”

“丢雷老母嗨。”帅治安员飞起一脚,将王端午踹翻在地。

王端午爬起来,他想扑上去掐死那踢他的人,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只是继续用哭腔说:“我真的被抢劫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我要报警,你们是不是警察。”

矮胖治安员过来推了王端午一把:“喊什么喊,找死?”

王端午提高声音大声喊:“我说了,我被抢劫了,我要报警。”

过来个领导模样的,望着王端午,笑眯眯地说:“你喊什么?”

“领导,我被抢劫了,我要找警察报警,你们中间有没有警察。”

矮胖治安员说:“老大你别听他编故事,这样的薯仔我见得多了。”

“领导领导,我真的是被抢劫了,你看我这身上的伤,我要报警。”

领导模样的说:“报警你去找警察呀,我们又不是警察。”

帅治安员说:“分明就是在撒谎。”

领导模样地盯着王端午看了一会儿,说:“让他走吧,这样的人弄回去也没油水。”朝王端午一挥手,王端午如遇大赦,一溜烟跑远了。他意识到,报警并非明智之举,弄不好反被收容遣送。再说了,这样的抢劫案,也不是一两天能破的,就算破了案,身份证也未必能找回来。

现在,他有两个解决方案。

一是在宝安坚持到中秋节,见到宋小雨,向宋小雨借钱回家,办好身份证后再出来打工。离中秋节还有三天,这三天在哪里睡?吃什么?怎么坚持?饿三天问题不大,他刚才一路走来,看见路边有菜地、鱼塘,鱼塘边有香蕉林,趁着夜色摘点儿香蕉就能挺过这三天。二是去松岗找刘祖之借钱。他不确定刘祖之能借给他多少,但他想,以他们的友谊,借到回家的路费应该不成问题,这样他还可以来见过宋小雨后再回家。

他决定先去找刘祖之。他相信宋小雨会借钱给他,但他不能开口,这关乎他的自尊。

他走了一整夜,在第二天上午走到了松岗。

他又累又饿,衣服上全是盐渍,脚打出了几个血泡,一瘸一拐地到了刘祖之打工的品格厂门口。他央求保安帮忙找刘祖之,保安爱答不理,他对保安说他知道帮忙喊人的规矩,但他被抢劫了,身无分文。保安说现在是上班时间。王端午只好等中午下班。在这间隙,他到工业区的公厕,就着洗手池的水龙头灌了一肚子自来水。洗头、洗脸,脸上的伤口一阵刺痛。他将满是盐渍的上衣洗净,用凉水擦洗了一把身体,穿着湿漉漉的衣服坐到太阳下晒,不到刘祖之下班时衣服已经晒干。他终于见到了刘祖之,刘祖之见王端午脸上的伤,问他怎么了。王端午将被抢劫的事说了。刘祖之说这下麻烦了,没有身份证,厂也进不了。王端午说:“所以我才来找你借钱。”刘祖之沉默了。王端午说你放心,我会还你的,回家办了身份证就出来。刘祖之说办身份证得好长时间呢。王端午说:“我回家就给你汇款。”刘祖之说:“借多少?”王端午说借二百就行。刘祖之说他上个月刚把钱汇回家了。说着掏口袋,掏出一把毛票。“全在这里了,都给你。”说着将十几元的毛票塞到王端午手中。

王端午说:“能不能帮我借一借,兄弟,我是走到绝路上了。”

刘祖之说:“我去借借看,不一定借得到。”

刘祖之进厂帮王端午借钱,这一进去就再没出来。

他将刘祖之给他的毛票清点,一共十八块五毛。昨晚到现在,走了十几小时,粒米未进,又喝了一肚子自来水,穿着湿漉漉的衣服,现在他头昏脑涨,肚子里不时发出一阵响。他买了两个馒头填肚子。又去郁金香厂,希望能打听到李中标的消息,保安说李中标再没出现过。他又去到刘祖之打工的厂门口,等到晚上加班铃声响起也没再见到刘祖之。

手中有刘祖之给的十多元,买馒头吃够他撑上好几天。

他慢慢往南头关方向走。

现在他不急着赶路了,离中秋节还有两天,他只需要在中秋节那天走到南头关就行。天无绝人之路。他并不绝望。走出松岗,月在中天,夜色如水。他看见路边有一大片鱼塘在月光的映照下波光粼粼。他看见鱼塘边有一片香蕉林,他实在走不动了,于是离开大路朝鱼塘走去。塘基上有个小木棚,应该是看塘人住的。他走过去,小声问有没有人。没人应他。推开小木棚的门,里面除了一些农具别无他物。他折了几片香蕉叶子垫在地下,双手枕头,躺在地上,听着秋虫的鸣叫,虽说蚊子多得吓人,他依然是一觉睡到天微微亮,才被蚊子咬醒,浑身都是红点,越抓越痒。好在感觉体力恢复了,他要继续赶路。他发现香蕉树上有香蕉,用力扭下两个,扒开皮,里面有雪白的蕉肉。咬一口。涩。他吃了两个香蕉,嘴涩得张不开,像打了麻醉不听指挥。脚打出了水泡,他干脆将鞋脱了,打着赤脚走,反正有的是时间。

他在那天晚上走过福永,走到了西乡。

天还没有黑时,他看见路边有栋烂尾楼,便没再往前走。

昨晚睡在鱼塘边被蚊子叮惨了,今晚,他决定就在这烂尾楼里睡一晚。进入烂尾楼时天还没黑,到天黑时才发现,陆续有人进入烂尾楼睡觉。原以为他是最惨的,原来和他一样惨的大有人在,他也不觉得自己惨了。昨晚休息得好,今天走得又不快,他并不累,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人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落到如此境地,再不会像过去那样,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

可是他听见一个久违的声音说:“如果宋小雨不赴约,你该怎么办?”

他愣了好一会儿,才听出是弟弟的声音。

他欣喜地说:“弟弟,你还住在我的脑子里吗?”

弟弟说:“当然啊,我一直都在。”

他说:“宋小雨不是那种人,她收到我的信一定会来的。”

弟弟说:“如果她没收到你的信呢?”

王端午说:“她怎么可能没收到我的信?”

弟弟说:“万一呢?”

王端午说:“老话说得好,车到山前必有路。”

弟弟说:“老话还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本来在孤单无助时听见弟弟的声音他还挺高兴的,可是说不上几句话,兄弟两人又不欢而散。王端午睡不着,他隐约感到了不安,弟弟突然出现不是好兆头,弟弟每次出现他都会生病。他暗自祈祷,希望这次不要生病。这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祈祷,他也不知该向谁祈祷,于是在心里将如来佛祖、太上老君、观音菩萨都求了一遍。到半夜时,他感到头昏沉沉的,一摸额头,烫手,肚子也在隐隐作痛,可能是吃了未熟的香蕉,也可能是喝了不卫生的水,还可能是蚊叮虫咬引起的,这天晚上他开始腹泻,时冷时热的,他想起小时候打摆子就是这样的症状。到天亮时,他已经没有力气爬起来。夜宿烂尾楼的打工者天一亮都出去找工作了。他在烂尾楼里睡了一整天,严重的腹泻导致脱水,他以为他会死在这里。弟弟说哥哥你不能睡在这里,你要出去寻求帮助。王端午说:“我的祖宗,你还是不要出来了,你每次一出来我就生病。”弟弟说:“哥哥你错了,你还没发现吗?是你生病了我才会出现。”王端午不无悲伤地说:“弟弟,这次我要死在这里了。可是,我不想死。”

第二天早上,王端午好了一些。他想该去见宋小雨了。他站起身来,腿软,心慌。扶着墙走出烂尾楼,阳光刺眼。他朝南头关方向走,走得极慢,没走多久,全身就被虚汗湿透了。他扶着一棵紫荆花树休息了一会儿,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他突然意识到,他现在的样子应该和乞丐差不多。他闻到了自己身上的臭味,他听见弟弟问他:“哥哥,你真的要这样去见宋小雨吗?”他没说话,心里重复着弟弟的问话,“你真的要这样去见宋小雨吗?”他呆立半晌,想转身回去,弟弟又说:“不去见宋小雨,你怎么活下去?你要死在这烂尾楼里吗?”他左右为难。这时,两个穿灰色工衣的打工妹经过他身边,突然捂着口鼻,加快了脚步。

他确信,不能这样去见宋小雨。

回到烂尾楼,心像被刀细细剁碎一样的痛。他知道,从此,他就要失去宋小雨了。但他不想让宋小雨看见他现在的样子。

他对自己说,我要活下去。

他想,如果上天让他活下来,他将不再执着于是在关内打工,还是关外打工。

他想,如果上天让他活下来,他将不会再傻乎乎地放弃跟香港师傅学习菲林画房的机会。

他想,如果当时选择和司机大佬一起干,现在,他已经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他想,如果上天让他活下来,并让他再次选择,他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和司机大佬一起干。

他想,真是幼稚可笑啊,为什么一定要进关呢?

他想,王端午啊王端午,你可真是个醒宝。

他想,如果上天让他活下来。

他想,去他妈的上天,老子要活下来。 9YRSUyaOkViNNi37bKoVtLM0Hl0MsJms++z+6S1vyFJ0StwGLocHGOPKOF1dajGD



第三章:良心,罪人的炼狱

01

有了致命的教训,王端午不敢像其他流浪汉那样去垃圾桶翻找食物,他的肠胃已经十分脆弱。他又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宁愿选择饿死也不愿意张嘴乞讨。在连续两天没有进食之后,王端午来到宝安二十五区,在夜市排档区来来回回寻找食物,他一次次安慰自己,这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反正没谁认识你。当他靠近那些排档时,他遭到了驱赶。他尾随一个拎着炒粉的打工妹,想夺走她手中的食物,一直没找到下手的机会,最后眼睁睁地看着她进了厂门。王端午知道,今晚他必须获得食物,无论是讨、是偷、还是抢。他选择了偷。在他看来,讨,要付出尊严为代价,而此时,他尚且把尊严看得比生命重要。抢,他没有勇气,万一遭到反抗,他可能就会被围殴。偷是最佳选择,既不用担心被人拒绝、嘲笑、呵斥,又不会被围殴,只是他会因此感到羞耻,相比活下去,羞耻是他不配享有的奢侈品。主意已定,接下来他要做的是将偷落到实处。他在排档区来来回回走,他在观察、在思考。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事实上,偷并不容易,他现在是个蓬头垢面的流浪汉,只要他靠近排档就会被驱赶。晚上十一点,机会终于来了。随着周围工厂下夜班,大排档迎来了消夜高峰,每个排档都围满了打工仔和打工妹,老板忙于生意无暇他顾,况且有夜色和影影绰绰的树影做掩护,他终于从人缝中准确而迅疾地抓到了一个包子。

根本没有谁注意到他。

或者排档老板发现了,但老板忙得焦头烂额,没时间理会他。

他迅速离开排档,躲在远处紫荆树的暗影里将包子往胃里塞,全然不顾包子馅的滚烫。“天啦,太棒了,我做到了。”他的内心在欢呼,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山呼海啸而来。滚烫的热沿着食道、胸腔、胃壁,随着血液在身体里蔓延。他的双腿不再发抖,他为自己而自豪。他决定再去拿包子,第二次比第一次要顺利得多,他不用再做心理建设,只需掌握好技术要领,趁人多的时候在外围看好食物的位置,果断地挤过去,以一种平和的心态,稳、准、狠,他甚至不再慌乱逃走,他觉得可以用气定神闲来形容第二次操作。他不再躲在树影里进食,而是边走边吃。在第二次轻松获得食物之后,他的羞耻心在瞬间消逝了。他发现,当人具有强烈的羞耻心和道德律时,这个人是不自由的。这是他对自由的全新认知。他要说服自己,如果依然坚信过去的准则,他只有死路一条。

王端午很快就熟练掌握了偷拿食物的技术。

当然,他开始使用拿、获取一类的词汇。有时他获取食物的过程被打工者发现,不过打工者们并没有揭发他,他甚至发现,那些打工者看他时眼里并没有鄙夷,他从他们的眼神中确信,他们对他只有同情、怜悯。可他不需要同情与怜悯。他拿到一个鸡腿边走边啃,有个打工者冲他竖起大拇指。还有一次,两个打工妹走到他面前,递给他一盒饭。他坚决不要,打工妹将盒饭放在他脚下就走。他被深深刺痛,做出了一个不近人情的举动,将盒饭当着众人的面倒扣在地上。

过了最初的,也是最艰难的几天之后,他的生存不再成为问题。现在,他白天在烂尾楼里睡觉,夜幕降临,再到二十五区的大排档区获取食物,并在吃饱之后拿到第二天的食物带回烂尾楼。白天烂尾楼里栖身的人都出去找工作了,他便到楼下的水塘里痛痛快快地洗个澡。获取食物也有失手的时候,不过大排档的摊主并不会因此丢开生意追打他,他们不过冲他骂几句。他收到过不同省份人的咒骂,湖北人骂“通你姆妈”,湖南人骂“贼牯子压的”,广东人骂“叼你老母”“冚家铲”,他在心里用同样的语言骂回去。他不再盯着二十五区的工业区,二十三区、十九区、五区,甚至夹岸村那条著名的红灯区兼美食街他都有光顾。

他不仅能拿到包子、面包,还能拿到猪脚、鸡腿、火腿肠之类的肉食。如果不考虑天气越来越冷,他甚至有些爱上了这种没羞没臊的流浪汉生活。

他啃着鸡腿,看着那些刚加完班、满脸疲惫匆匆忙忙出来吃夜宵的打工仔打工妹,想着他们累死累活一年到头不过和他一样混饱肚子,而且他们在工厂饭堂吃得还不如他好,也不如他自由。他想睡懒觉就睡,想到哪里逛就去哪里,除了不能进关内,他甚至不用害怕治安队查暂住证,这真是让他意外的惊喜。治安队员从来不会多看他一眼。他甚至会在治安队查证的卡点围观,看他们喝令打工人双手抱头蹲在地上,踢打工仔的屁股,摸打工妹的胸,看打工人哭求治安队员放过她们。他见过一位年轻的母亲哭号哀求,说她一岁多的孩子还在家里没人管,如果把她抓走了,她的孩子会饿死。治安队员当然不会被她的谎言蒙骗,他们火眼金睛,他们铁石心肠,他们执法如山。

他没有愤怒,也没有悲悯。

他笑看这一切,看这人世间的不公与荒诞。

有时治安队员会恐吓他,让他滚远点儿,否则就将他送去收容。当然也有痛苦,水泥地冰凉入骨,经常在半夜小腿抽筋痛得他想死,除此之外,当流浪汉不比打工差。

最让他痛苦的,是他总是想宋小雨。

走在工业区,看到那些打工妹时他会想宋小雨。晚上睡在烂尾楼里他想宋小雨。白天坐在马路牙子上发呆他也想宋小雨。开始他会任由自己想宋小雨,后来他决定忘记宋小雨。每当想起宋小雨时他就疯跑,疯跑也不能抑止对宋小雨的思念,他就边跑边喊。

打工者们就会说,看,那个疯子又发癫了。

他也不总是这样发疯,他也有流浪汉的高光时刻。

吃饱后,他溜达到十九区的旧书摊,蹲在那里看书。

他没钱买书,蹲着看看总是可以的。旧书摊老板并没有鄙视他。对于流浪汉他们见怪不怪,都知道,他们是落难的打工者。

旧书摊老板对王端午说:“喜欢看书?”

王端午抬起头,看着旧书摊老板,他看到了书摊老板眼中的善意,这让他略感羞愧。

老板说:“喜欢什么书你就拿,反正我这旧书是论斤收来的。”

但他并没有接受旧书摊老板的好意,他现在拒绝一切好意。他受不了好意背后的同情与悲悯,他故意要做出愤世的模样。他傲然地说:“老板,你这里的书档次太低了,没有我要看的。”书摊老板说:“你想看什么书?我这里金庸、古龙、琼瑶、雪米莉、席绢都有。”

王端午略带不平与傲慢地说:“第欧根尼、尼采、叔本华、康德,有吗?”

书摊老板认真地说:“没听说过。”

王端午说“你没有听说过第欧根尼吗?”

旧书摊老板说:“没有。”

王端午得意地站起来,他想到当年县城读书会时听人分享的一则故事,于是他将双臂抱在胸前说:“有个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你知道吗?他是马其顿的国王,少年时师从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二十岁时,他的父亲被刺杀,他继任国王,说起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几天几夜都说不完,我这个故事是要讲第欧根尼的,就说有那么一次,亚历山大大帝在巡游时,遇见了躺在墙根下晒太阳的第欧根尼,亚历山大大帝骄傲地说,我是大帝亚历山大,第欧根尼白眼一翻,自报家门,说,我是犬儿第欧根尼。犬儿,就是狗崽子,我是狗崽子第欧根尼。亚历山大大帝听说过第欧根尼的大名,肃然起敬,说,我有什么可以为先生效劳的吗?第欧根尼回答说,请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他讲完这些时,发现刚才蹲在书摊前找书的人都站起来在听他讲故事。还有几个路过的打工仔、打工妹也停下了脚步,看蓬头垢面的他侃侃而谈。

他停止了讲述。

书摊老板问他:“后来呢?”

王端午看着围观的人群,得意地说:“后来,亚历山大大帝很感叹,他对随从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意做第欧根尼。”

有人接话:“你的意思,你也是第欧根尼,给你国王做你都不做。”

另一个人说:“听他瞎吹,给他个主管干,他答应得比谁都快。”

不过,大家还是报以热烈的掌声。后来他再次来到旧书摊,书摊老板都会热情地和他打招呼,并对蹲在那里淘书的人说:“你们别小看这个人啊,他是个落难的大学生,很有文化的。”王端午不解释说他并不是大学生。在当时,上万人的工厂里也没几个大学生。在打工人心中,大学生就是有文化的代名词。听说这个蓬头垢面的流浪汉是大学生,那些淘书的人都对他报以崇敬和同情的目光。书摊老板对王端午说,“今天再给大家讲点什么吧。”王端午略带羞涩地一笑,说他可讲不了什么。有人鼓动他讲。王端午说这也没有个题目,不知从哪里讲起啊。书摊老板说你上次讲的那个什么?王端午说第欧根尼。书摊老板便说你继续讲第欧根尼吧。王端午对第欧根尼的了解也止于那一则小故事。于是他决定讲述柏拉图的《理想国》,他讲洞穴隐喻,讲柏拉图的三个著名的论题,知识就是知觉,人是万物的尺度,一切事物都处在流变的状态。围观的打工人越来越多,他们的眼神告诉他,在这些打工人的眼中,他这个有文化的大学生是值得尊敬的。他们并没有听懂他在讲些什么,正因如此,他越发值得敬仰。每讲完一小段,他都会留给观众鼓掌的时间。有人问:“大学生找工作应该很好找,为什么要当流浪汉?”他说他被抢劫了。那一片摆摊的都知道他是落难大学生。他准备偷包子时,包子铺老板就对他说:“大学生,想吃包子就说一声。”他感到无地自容。不仅包子铺的老板,周边卖吃食的摊子都乐意免费为他提供食物。他甚至还吃到了没全坏的苹果、表皮发黑但果肉完好的香蕉。

他的日子过得滋润了起来。

这段经历对王端午的一生影响深远,也直接导致了他人生最后阶段的选择。也可以说,这段经历,不过是他后来人生的一次路演。如果以小说家的笔法而论,则此处的一节,是后来章节的铺垫,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白天睡在烂尾楼实在无聊,他就沿二线关游走。

有一次,他从南头关往龙华方向走,走了一整天。

沿二线关的勒杜鹃开得如火如荼,他呼吸着山野间清新的空气,再次感受到了自然之美。他站到一处不知名的小山岗上,略带海洋潮气的秋风吹动他油腻的长发,他眺望着远处正在拔节生长的城市,终于从浑浑噩噩中清醒了过来,压抑已久的对宋小雨的思念再次汹涌而至,他的内心如台风过境一片狼藉。他想宋小雨,想四姐,想他出门打工时立下的远大目标,想他曾经的高傲。

他问自己:“王端午,你真的要这样一直摆烂吗?”

他决定,步行回家。

他知道,只有回家,才能重新开始。

无论他多么不喜欢家,不喜欢那些作威作福的乡村干部,不喜欢父亲的粗暴,不喜欢家乡的死气沉沉,但是现在,家是游子疗伤的地方,是他唯一可以重新获得力量再次出发的地方。他开始向家的方向走。他知道,只要一直朝北走,就能回家。只要回家,一切都可以重新来过。

他一路北上,经过了西乡、福永、新桥、松岗,进入东莞长安的霄边、陈屋、乌沙,来到虎门。他在虎门逗留了一段时间,还去了威远炮台,参观了林则徐虎门销烟的遗址。他终于近距离看到了海,还在威远炮台睡了一晚。枕着大海的涛声,他睡得很香。他辗转了大半个厚街,涌口、珊美、寮厦、河田、赤岭、宝塘,厚街居然也有个溪头。然后他到了麻涌,麻涌水道纵横,那些密布在村庄间的沟渠每天都会潮涨潮落。他看见一条白海豚游进了村中的河沟,许多人围观,他也挤在围观的人群中,和孩子们一样笑得很开心。他绕到了东莞南城。东莞很热闹,他是多么热爱东莞啊,那些鞋厂、电子厂、玩具厂,那潮水一样从工厂里涌出的打工者,灯火璀璨的夜总会,他知道夜总会里有什么。工业区晚上在放露天电影,他站在人群最后看了一场电影,他一直记得,那部电影叫《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那些从旧上海百乐门到台北夜巴黎的乱世红粉,那些风花雪月轻歌曼舞,那些灯红酒绿山河入梦交织的醉梦人生,他看得涕泪横流。越走越冷,走到中堂镇时,他意识到,这样走下去,走到湖南境内已是冬天,他只有这身夏衣,肯定没办法对抗湖南的寒冷,而温暖的南方,即便是冬夜,总还是可以坚持。他在中堂、高步、望牛墩逗留了许久。终于,他进入了增城的新塘。那时的新塘,还不是后来那个以制作牛仔裤而闻名于世的新塘,也不是牛仔裤产业凋零后的新塘。他偏离了最热闹的镇街,有时一天也弄不到食物,开始饥一顿饱一顿。天越来越冷,白天还好,到了夜晚,他能感受到寒气直逼心肺与骨头。神奇的是,他依然没有生病。他在白天睡觉夜晚走路抵御寒冷,偷了一户菜农晾晒的衣服。在短袖外套了两层上衣,里面一件很长,外面一件短,有点像长衫配马褂。他已经几个月没理发,胡子疯长、乱发如草。也有意外收获,他捡到过打火机、一元、五分的硬币。在珊美,他还捡到了一盒红双喜牌香烟,他尝试着吸,一盒烟两天就吸完了。他开始留意丢在路上的烟屁股,取出烟屁股中的烟丝做成烟卷。抽烟让他忘记了许多烦恼,有一次,他在水塘边照见了自己的样子,心里涌起无限的酸楚。

02

一九九四年二月,王端午走到了广州,在广州火车站广场附近逗留了几天。在广州火车站前的立交桥下,他见到了许多和他一样的流浪汉。

有些流浪汉精神正常,有些精神显然已经失常。

这样的描写,在今天的读者看来,可能会觉得过于夸张,而事实上,《盲流无业者令广州头痛》之类的报道,充塞着当时的主流报纸,“流动人口有碍社会观瞻”也是当时社会的主流观点。有心人只要翻看当时的报纸,便知作者所言非虚。

王端午走到火车站后不想继续北上了。深夜,他来到火车站广场,看着火车站广场辉煌的灯火,看着“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八个硕大的宋体字,看着火车站广场上密密麻麻、摩肩接踵等候回家过春节的打工者,他的心里涌起了深深的不甘。他失败了,并不是因为他没本事,也不是命运没给他机会,他只是太过理想主义,沉醉于虚空的幻想,他是个名副其实的醒宝。现在,他想,如果就这样灰头土脸蓬头垢面走回家,父亲会如何看他?烟村的人会如何看他?那些攀高踩低的村干部乡干部会如何看他?在外面混得再失败也无妨,反正没人认识他。如果回到家,他的失败可就人尽皆知了。

留在广东,就意味着一切还没有结束。

他活下来了,但他不甘心只是活下来,他还想活出人样来。

怎样才能活出人样呢?

他在火车站广场逗留了几天,他一直在观察。

他目光锐利,明察秋毫。他知道,机会就在这拥挤的人流中。只是他尚需要一点儿时间做心理建设。当然,这心理建设,既有道德的突围,更有安全的考量。

一九九四年二月三日,农历腊月二十三,中国北方人的小年。王端午白天在立交桥下睡了一整天,他在养精蓄锐。天黑下来后,他来到火车站广场。广场上的人比前几天更多,地上几乎坐满了三五成群、拎着大包小包等候回家的人。他在人群中寻找着单身旅客。看见单身的,他就在附近坐下。他发现,在拥挤的人群中,就算他这样的流浪汉也没人会嫌弃。不是不想嫌弃,是人太多,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大脑是迟钝的,感觉是麻木的。王端午在观察、比较、筛选。他一直没有下手,有时挑选好了准备下手的对象,对方就警觉了。他还发现有警察,或者疑似便衣。这天晚上,他没有找到适合下手的目标。第二天晚上,中国南方人的小年夜。他继续,并对自己说,不要再犹豫了,就在今晚。

功夫不负有心人,晚上十一点,他终于发现了一个完美落单者。

年轻人戴着眼镜席地而坐,两个手护着行李,一大一小,大袋鼓鼓囊囊,小袋也不空。

经验告诉他,重要的东西在小袋里。

在锁定猎物后,他的心跳加速,像喝醉了酒一样,喧嚣的广场,他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他的眼睛再没有从年轻人的包上挪开过。年轻人看上去和他差不多大,或者小一点儿,文文弱弱,像两年前的他。年轻人没有同伴,他很警惕,将包护得很紧。王端午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他确定,他早就想这么干。年轻人偶尔会打开小包,可能是在确认重要物品是否安全。王端午一直在等,他有足够的耐心。他在心里祈祷年轻人不要走开,不要走开,祈祷年轻人放松警惕,最好睡着。

这一次,上帝听见了他的祈祷。

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他要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代价。

一切如王端午所愿,火车站的大钟指向凌晨一点,广场上候车的人没有丝毫减少,而年轻人依然没有离开。此时的王端午,道德与羞耻被兴奋所替代。他像蛇一样潜伏,直到火车站广场的大钟指向凌晨两点三十分,年轻人终于坚持不住了,头往下垂,抱包的手已经松开。王端午确信他睡着了。他果断地从年轻人的怀里轻轻抽出小包。年轻人没有醒来,周边也没人注意到他。或者有人注意到了,但没人提醒年轻人。王端午成功地将包移到自己面前,虽说下手之前有些慌乱,但伸出手的一瞬间他异常冷静。他将包转移到自己脚下,迅速打量四周。有人在睡,有人醒着,有人在来回走动。他看见了巡逻的警察,他早就摸清了警察的规律,警察走过去后二十分钟内不会再回来。他担心的是便衣,因此不敢轻易拿包走人,他这样一个流浪汉提着行李太容易被人怀疑。他慢慢移动,离开年轻人,在确信移到安全距离之后,假装趴在包上睡觉,拉开提包拉链,摸到了一个牛皮纸大信封,里面鼓鼓囊囊。从形状判断,他知道里面是钱。他的内心充盈着狂喜,手开始剧烈地抖动。他将纸袋揣进怀里,悄然离开了火车站广场。离开广场时他走得很淡定,离开广场后越走越快,几乎是在小跑。他一口气走了很久。他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他只有一个想法,离火车站越远越好。终于,他看到一个公园,便走了进去。公园里有公厕,他快步走进公厕,确定公厕无人,他这才将怀中的牛皮纸袋拿出来。他看到了一沓钱,快速数了一遍,二千三百元。他还看到了一张身份证,和一本华南大学中文系的毕业证书。

有了这二千三百元,他就可以摆脱流浪汉的生活,而身份证和毕业证是意外之喜。他可能有过那么一丝丝愧疚,被他偷走了身份证的人,他借着光看清了,名字叫李文艳,他觉得有些对不起李文艳。愧疚很快被新的惊喜淹没,他发现这年轻人和他居然有几分相像。第一代身份证,证件照和本人普遍不怎么像,他相信,凭这张身份证,不会有哪家用工单位细究,这就意味着,他可以用李文艳的身份在广东打工。而且,此人还是名校毕业。他相信,以自己的知识储备,不会有人怀疑他是假冒大学生。旧书摊的老板就称他为大学生,十九工业区的摊主们都叫他大学生。

他将钱和身份证放在贴身的口袋里,将毕业证放回牛皮纸袋子。不知为何,他在那一刻觉得很委屈,他的泪水汹涌而下。

后来他经常回想这一幕,他自己都不太明白他为什么会感到委屈,也不明白他何以如此悲伤。被别人抢劫时他没哭,腹泻躺在烂尾楼里差点死掉他没哭,可是在这一刻,在他成功偷到了一大笔钱和急需的证件后他哭了。他居然想到了八岁那年。父亲罚他下跪时说的话,父亲说:“小时偷针,长大偷金。”他的人生被父亲不幸言中。

他在痛哭过后就释然了。

他想,从此,王端午死了,醒宝死了,我叫李文艳。

03

王端午以李文艳之名获得的第一份工作,是东莞长安霄边思普电子厂的企业文化专员。

面试前,王端午担心弟弟出来捣乱,他央求弟弟,如果他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安定下来后,保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他又威胁弟弟,如果出来捣乱,他就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好工作,钱花完后,又得继续做恶人。

人事文员接过王端午的毕业证和身份证,确认身份证和毕业证为同一个人,她又拿着身份证朝王端午扫了一眼就算通过了。事实上,当时大多数的工厂,就算明知应聘者用别人的身份证也不会多说什么,借身份证打工是普遍现象。王端午以李文艳之名获得了第一份工作,岗位是厂刊编辑。思普电子厂是霄边最大的电子厂,有三万多名员工。经过三个月试用期,他成了正式员工。这期间,弟弟再没有出来干扰他的生活。现在,人们叫他李文艳,这也让他不可避免地生活在偷窃李文艳人生的暗影之中。他的工作很出色,如果不出意外,一年时间应该能做到主管,两年时间做到部门经理也不成问题。在他任厂刊编辑后,写了几篇部门经理的采访稿,得到主编赞赏。第四个月,他获得了采访公司副总的机会。主编对他说:“李文艳,这次采访很重要,之所以安排你去采访,是给你机会,林副总是你的学长,他也毕业于华南大学中文系。你要好好把握机会。”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他决定不辞而别。不过这次他只丢了当月工资。思普厂是新加坡和中国的合资企业,管理更加人性化,工资都是当月结清。王端午又进了一家大型台资厂,也是在写字楼工作,没干多久,又遇到了新问题。这家企业的日常文书处理要用到基础英文,他初中时学的那点英文,到现在还能读写的单词不超过五十个。主管问他:“你不是华南大学毕业的吗?这么简单的英文都不认识?不会是假大学生吧。”他再次落荒而逃。经过大半年的折腾,他决定不再进大型企业,也不进台资厂、港资厂和外资企业,他将目标锁定在本地有发展前景的小微企业。

很快,他入职了东莞名匠广告公司。

名匠广告公司从老板到员工总共七员大将,公司在莞城区租了一百来平方米的写字楼。站在写字楼的窗口,可以看见浓荫掩映下的可园,和不远处船来舶往的东江。老板黄盼弟比王端午大三岁。面试时,她连王端午的毕业证和身份证都没看。这样的小公司,在当时根本不可能招到大学生,听说来了个华南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黄盼弟深感意外。闲聊过几句,黄老板就打定了主意要留住这个人才。当时的情形是,王端午害怕老板看出他用假身份,老板担心名校毕业生瞧不上她这小公司。

黄盼弟说:“李先生不要小看名匠,咱们公司虽说是初创企业,但我们和省内主流媒体都有深度合作,将来公司做大了,你就是元老,几年之后公司上市,你就是公司的原始股东。”

王端午当然知道老板在给他画大饼。

有人画饼的感觉真好。

这半年来,王端午也算是在大厂历练过了,说起话来滴水不漏。黄老板问他为什么想到来名匠这样的初创企业面试,他说之前他在外资企业,发现在外企能力再强,也只能做到中层,高管的门对打工者是紧闭的。美资企业的高管只用欧美人,港资企业的高管都是香港派来的。他现在想找一家心仪的初创企业,和企业一起成长。两人谈得投机。这时的王端午,经过半年时间的休养,肤色是恰到好处的黝黑,散发着健康的光泽,给黄老板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王端午留在了名匠广告公司,并很快适应了这里的工作与生活。整个名匠公司,没有一个对广告真正内行的人,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学习。

黄盼弟从香港买回了许多与广告相关的书,要求所有人都要学习。王端午只要有时间就在钻研,他要恶补相关知识。他算不上是聪明人,但他比一般人能吃苦,肯下功夫钻研,他付出了加倍的努力,很快就对广告有了初步的了解,广告策划、文案,从不熟悉到应对自如。少年时的阅读给他打下了好的基础,这使得他的谈吐、文笔和学习能力,丝毫不逊色于真正的大学中文系毕业生。

从来没有人怀疑他是冒牌大学生。

黄盼弟带他出去见客户,在向客户介绍他时,总是很自豪地说:“李先生是我请来的策划高手,华南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

开始他会羞愧,慢慢习惯了,也就坦然了。仿佛,他真是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

他很快升任了名匠广告公司的策划总监,从老板到同事都叫他文艳总。当然,此时的名匠广告公司,八个人有四个老总,除了老板黄总之外,还有市场总监刘总、财务总监安总,他这老总手下只有一个排版设计师阿霞。老板给他配了BP机,印了名片,名片装在精致的印有名匠公司LOGO的金属名片盒中。他很快就能独当一面,在广告方面的能力也慢慢显现。他总是能准确领会并抓到客户的核心需求,在客户和媒体之间做好联结的纽带,他也总是能拿出一些出人意料的点子让客户击节赞叹。

他深得黄盼弟信任。

黄盼弟是个热情而开朗的人,长的说不上好看,但也不至于算丑。她爱笑,她的笑很有感染力。

她总是批评他:“文艳总啊,你什么都好,就是看上去太忧郁了,心事重重的样子。”

王端午的忧郁是有原因的,他担心身份败露。他太爱这份工作了,打工这么久,他从来没有如此舒心地工作过,感觉他不再是打工仔,而是在做他喜欢的事业。他在广告业找到了充分的施展空间。他也相信,假以时日,他能成为行业翘楚。他忧心忡忡还另有原因,弟弟越来越不安分了,过去只在他身体不好时出现,自从他偷了李文艳的包后,弟弟整天在他的脑子里唠叨,提醒他不要忘记了自己是个冒牌货。在别人叫他文艳总时,弟弟就在他的脑子里发出吃吃的冷笑。他在黄盼弟面前一直提心吊胆,害怕弟弟突然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

好在,弟弟似乎也并未想到将他往死里整,毕竟,这样对他也没有什么好处。他们是拴在一条线上的两只蚂蚱,是命运共同体。自从进入名匠广告公司之后,他不再和弟弟吵,而是以安抚为主,打悲情牌。但他知道应该未雨绸缪,要想办法将弟弟从脑子里永久清除。

04

为了工作方便,黄盼弟一个电话,就给文艳总在东莞办好了边境证。

他终于可以自由地进入深圳特区了。

拿到边境证,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深圳关内找宋小雨。他认为,现在他可以去见宋小雨了。当他的双脚踩在深圳关内真实的大地上时,他却觉出了无尽的虚幻。他没有一点儿激动,相反,却感到无尽的悲伤。进关,为了这个可笑的执念,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现在回首,深感这一切就是个笑话。望着深圳关内的高楼和来往的车流,他生出了前所未有的荒诞感。在踏进关内的那一瞬间,深圳特区对他就不再构成任何意义。

他直奔蛇口,找到宋小雨打工的建筑工程公司。但通信地址上的公司已经变成进出口贸易公司。他问贸易公司的前台,之前在这里办公的建筑工程公司搬去什么地方了,贸易公司的前台说她不清楚。她还去问了同事,回复王端午说:“对不起,先生。您可以去这栋大厦的物业管理公司打听,就在23楼。”

他坐电梯去到23楼,打听之前在这栋楼里办公的建筑工程公司搬到哪里去了。

物业工作人员警惕地问他打听这个干吗。

他实话实说,是来找他女朋友的。

物业的工作人员这才说:“唉,公司老板跳楼了。”

王端午心里一紧:“为什么跳楼?”

“为什么,遇上了股灾呗。听说赔光了家产,还欠了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就从这栋楼楼顶跳的。惨不忍睹。”

站在蛇口的街头,王端午的心里空落落的。

刚才还是烈日当空,天说变就变,一阵风来,转眼就是暴雨倾盆。王端午在公交车候车亭躲雨。雨越下越大,对面的高楼被雨幕淹没。站在候车亭下的他浑身被浇得湿透。他索性走到暴雨中,任凭挟带着土腥味的暴雨冲刷。找不到宋小雨是意料之中的事,来找这一趟只是为了让自己死心。但是他相信,现在,此刻,宋小雨和他在同一座城市。深圳如此之大,许多人只要错过,一生将无缘再见。在被暴雨冲刷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他想到过李文艳。但他强迫自己不要想。暴雨浇得他睁不开眼,他将脸上的雨水不停地抹开,看着雨幕中朦胧的高楼,深圳的高楼,工地高耸的塔吊,被狂风拉扯揉搡的紫荆花树,挺立着阔大叶子逆风飞舞的大王椰。他被风吹得东摇西摆,浑身都浇透了,但他感到很痛快。他一分钟都不想在深圳关内停留,就在狂风暴雨中往南头关方向疾走。

到了一九九五年底,名匠广告公司发展壮大到三十人,他这个文艳总的手下,正儿八经有了六员大将,创意策划部门成了公司最忙碌、加班最多的部门,名匠广告公司也成了东莞广告界的新锐。黄盼弟兑现了她的承诺,王端午的收入远远超出了当初的预期。

黄老板给了王端午十二个月工资的年终奖金。

他专门去黄盼弟的办公室,向老板表达了感激之情。

黄盼弟说:“这是你应得的。”

说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盒子:“给你买了个小礼物,看看喜不喜欢。”

他接过,推脱说:“黄总,这,也太贵重了。”

黄总笑着说:“收下吧,也是工作需要,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老板送了他一台摩托罗拉手机。

公司办年终酒会,他喝得有点多,他实在不能再喝了,但同事们还在给他敬酒。好在阿霞站出来为他挡酒。阿霞说:“我来替老大喝。”同事们起哄。王端午知道阿霞喜欢他。阿霞知道文艳总喜欢喝什么咖啡,出去会餐时喜欢吃什么菜,出去唱K时喜欢点什么歌。王端午也在业务上尽量带着阿霞,这一年多,她进步不小。但他们是上下级关系,又在同一家公司。阿霞不敢表白,还不仅仅因为她是文艳总的下级,她看得出来,老板对文艳总和对其他老总不一样。她不清楚老板和文艳总是什么关系,也许就是纯粹的老板和员工的关系。可是阿霞凭女人的第六感,敏锐地察觉出,老板那掩饰得很好的表情中隐约有不一样的东西。她很清楚,自己只是个打工妹,对于她来说,有这样的一份好工作,收入可观,成长空间巨大,还有真心带她的上司,她不敢轻易越过雷池。王端午当然明白阿霞对他的心思,可是他很清醒,他不是李文艳,他是王端午,他的身份迟早有一天会被戳穿,在身份被戳穿之前,他只能做一件事,拼命工作,疯狂挣钱,同时积累工作经验和人脉。

他不敢爱,也不配爱。

当然,也包括他感受到的,老板对他的心意。

他很好地把握着分寸,化解着无论是阿霞,还是老板的言语间传递出的信号。黄盼弟是聪明人,她欣赏文艳总,但她能感受到文艳总有意和她保持着距离,因此,她自然将两人的关系牢牢控制在老板和员工的区间。

面对同事们的起哄,王端午没有领阿霞给他挡酒的情。他看见阿霞红着眼圈进了卫生间,但他不能让她产生错觉。不一会儿,他看见整理好心情后走出卫生间的阿霞又开始和大家喝酒、说笑、唱歌,还邀请了男员工跳舞。各部门的男经理纷纷邀请黄老板跳舞,只有王端午没有。黄盼弟大大方方地说:“文艳总,你好没绅士风度哟,我来邀文艳总跳舞,不会不赏脸吧。”王端午忙说他是不敢请老板跳,怕被老板拒绝。

他和老板跳舞时,员工就播放老板最喜欢的《涛声依旧》。黄盼弟高声说:“文艳总,你这身子都是僵的,害怕我把你吃了吗,哈哈哈哈。”

老板的笑感染了王端午,他也笑了起来,自然了许多。

王端午是孤独的。因为公司的商业性质,加之当时的社会风气,只要晚上不加班,就要和老板一起陪客户喝酒、唱歌。那时的生意几乎都是在饭局和KTV谈成的。那时的东莞,娱乐业蓬勃发展,是真正的不夜城。那时的人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沉醉于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纸醉金迷。身在其中的王端午依然没有学会和大家一样享受生活,也没有真正融入当时的商业氛围之中。

“干吗总是这样心事重重的。”老板这样说他。

“如果把阿霞当朋友,有什么心事,就对阿霞说说。”阿霞这样说。

他的心事不敢对人言。他不敢喝醉酒,害怕喝醉酒后说胡话,害怕醉酒后弟弟出来胡说八道,害怕一不小心将秘密泄露。

拥有越多,越害怕失去。

随着收入越来越高,王端午想起李文艳的时候越来越多,他经常在和客户喝完酒唱完歌之后,带着七分酒意回到单身公寓,长时间盯着镜中的自己,会产生莫名的恍惚与虚无,他对着镜子中的自己说:“呵呵,李总,文艳总。”这两年来,他习惯了别人叫他文艳总,他已经快要忘记自己本来的名字了。他借着酒意嘲讽镜中的李文艳,清醒过来后,他会控制不住地想,那个倒霉蛋李文艳现在在哪里?是否也和倒霉蛋王端午一样流落街头?他还活着吗?七分醉的时候他还能控制住自己的嘴,顶多会让真情有更多流露,到了八分醉,他开始找酒喝。如果是黄盼弟不在的酒局,他会和客户们一样,搂着夜总会的陪酒小妹。他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稚嫩而单纯的王端午,更不是过去那个一根筋的醒宝,他是心机深沉的冒牌货,表里不一的伪君子。

05

名匠广告公司成立三周年之际,黄老板决定带公司全体员工去新马泰搞团建。

这对王端午来说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坏消息。去新马泰意味着,他必须要回到李文艳户口所在地办护照。江西上饶地区的横峰县,那是他名义上的故乡。借他一万个胆,他这个冒牌货也不敢送上公安机关的大门。况且,他这个冒牌货,根本不可能以李文艳的身份办到护照。他得找个不让人起疑心,又顺理成章不出国的借口。

这一天终于要来了,他不无悲哀地想。

名匠公司在年初搬了新写字楼,公司现在兵强马壮,是广东省排名靠前的广告公司,可谓前程似锦。他不想轻易放弃,他还没做好离开名匠的准备。在他的计划中,这一天来得越晚越好。他和其他员工一样,表现出对即将到来的新马泰之行充满期待。

黄盼弟说了,这三年来公司一直很忙,特别是策划部门天天加班,她对此深表感谢。她让文艳总借办护照的机会回家陪陪父母。劝文艳总不如将父母接到东莞来生活,还说文艳总回家往返的费用凭票报销。王端午本来想着假装回家,随便找个地方住几天,再找个借口说没办成,现在老板要给他报销往返路费,他就必须得去一趟李文艳的家乡。公司给他买了从东莞到上饶的卧铺大巴车票,再从上饶转车到横峰县。这两年来,他收集了不少横峰县的信息,比如横峰县的建县史,大致的地理位置,与什么地方相邻,下辖哪些乡镇,他害怕遇到对横峰熟悉的人,害怕谎言被揭穿。除了横峰县,他还收集了许多华南大学的信息,比如校长是谁,中文系主任是谁,系主任有何著作、长什么样子,中文系有哪几位著名教授等等。这些年来他没遇到过老乡,却多次遇到校友。好在有了准备,他都能应付自如。

现在,他要去李文艳的家乡。

随着离横峰越来越近,他的内心也开始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东莞到上饶时,他想的是如何编谎言应付老板。车进入上饶,他想的不再是如何撒谎的问题,他的内心升腾起巨大的恐惧与不安。那个被他刻意忘记,却又如影随形无法忘记的人牢牢占据了他的大脑。车到上饶时还早,但他不敢再往前走,决定先在上饶住一晚。

近乡情更怯。只是,他近的,是李文艳的家乡。

住在上饶的那天晚上,他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他站在一座拱桥上,李文艳变成了一只状如蜘蛛的怪物,静静地沉在水底。见到王端午,那蜘蛛状的怪物迅速地在水底爬行,忽地又从水底倒挂上桥,静静地立在王端午的面前,冲着他不停地流泪。从梦中惊醒,他不敢朝宾馆窗外看。这几年来,他不敢想象李文艳在失去身份证件后的遭遇。在东莞的时候,他拼命工作、加班、喝酒、抽烟、唱K,他麻醉着自己。现在,他闲了下来,身在李文艳的故乡,他无法不去想李文艳。这一夜,他抽完了两包烟,梦中醒来后再无睡意。早上洗脸时,他发现自己脸色发青,胡茬一夜之间长了不少,嘴唇起了焦枯的死皮。他决定,不仅要去横峰县,还要去李文艳所在的镇、村、小组,他要去打探李文艳的消息,如果有可能,他还想去见见李文艳的父母。当然,他不会对李文艳的父母说他偷走了李文艳的人生,他只是想要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想知道这些年来李文艳过得好不好。

他希望李文艳过得好,这样他才能心安理得。

清晨下起了牛毛细雨,王端午坐上了从上饶到横峰的汽车。他麻木地看着车窗外的风景,却像什么也没有看见。横峰是个小县,县城就一条直街,其繁华远不及东莞的一个镇,甚至一个社街。将要中午时,他下定决心,租了辆三轮车,前往李文艳所在的镇,到得镇上,没有勇气再往前走。他犹豫了,不确定是否真要去寻访李文艳的家,如果去了,得到好的消息固然可喜;若是最坏的消息,他将如何自处?不去就不会知道结果,不知道结果,就可以安慰自己,说李文艳是名校毕业生,肯定有办法渡过难关。

他对三轮车师傅说:“你等等我。”

师傅将三轮车停在路边。

他递一支烟给师傅,自己点上一支。狠狠地吸。

王端午在吸完第三支烟后,将烟屁股辗灭,正要对师傅说回横峰县城。弟弟说:“哥哥,你不能再逃避了。”他又点上一支烟,深吸一口,对师傅说,“走。”快到李文艳所在的村口时,王端午决定在此下车,付了三轮车费。他站在路边,远远地打量着李文艳的家乡。

在进村的路口,他看到一座和他昨夜梦中几乎一模一样的石拱桥,后背袭过一阵凉意。拱桥下面横过一条小河,河水不深,河中有露出水面光滑的白色石头,水底的青荇顺着水流招摇,河边长着绿得发亮的篱蒿、三角草。河的两岸,一边平坦,一边陡峭,平坦的这边,越过长满青草的阡陌,是层层叠叠次第延伸向远方越来越高的梯田,他刚才就从那高处过来。河岸另一边,整齐地列着两排巨大的叶如鸟羽的水杉,偶尔间以一株绿得发黑的香樟,形成一条树木带。树木带后是一条砂石铺出的乡间公路,越过公路则是沿公路而建的零星农舍,农舍的屋后也是树,却不像屋前以水杉为主,屋后的树木品种芜杂,王端午认得出的有香樟、苦楝、悬铃木,泡桐树缀满一大团一大团紫色的花,给人一种如烟如雾、如梦如幻之感。人家屋后,依然是层层叠叠向高处延伸的梯田和一片片竹林。

整个村子安静得像一张画,没有鸡鸣、没有狗叫、没有人声,只有小河淌水、清脆如琴,细雨如丝、不紧不慢。

这是和王端午的家乡不一样的风景。

这是和珠三角的乡村不一样的风景。

王端午想到一个词:凄美。

他疑心自己在做梦。但他知道这不是梦。

他在桥上站了一会儿,选择了朝左手边的那排人家走去。走过第一家,没见到人。到第二家,也没见到人。家家大门洞开,却不见人。他继续往前走,走到第五家,才见到有个中年男子呆坐在大门旁。他看着那男子,男子也看着他。他冲那男子笑,男子也朝他笑,露出一嘴黄牙。于是他朝那男子走去。男子站了起来,没有说话。他拿出烟来,敬上一支,男子接过。他给男子点上,自己也点了一支。

男子将他坐的竹制小椅拖给王端午,自己则坐在堂屋门槛上。

王端午说:“大哥,向您打听一个人。”

男子没说话。他的表情,在等王端午说出打听之人的名字。

王端午说:“李文艳,大哥可认得?”

男子说:“李文艳?”吸一口烟,问,“是哪个的女儿?”

王端午说:“不是女儿,是儿子。他在广州上的大学。”

男子脸上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哦,我晓得,我晓得,你找他做什么?”

王端午说:“我是他高中同学,高中时关系很好,他考上了广州的大学,我考到了武汉。好多年没见面了,这次回来,就想来看看他,也看看他的父母。”

男子说:“他的事,你们同学都没听说?”

王端午一惊:“什么事?”

男子眼里露出悲戚之色:“死了。”

王端午感觉眼前的男子隔了一层雾,声音像从遥远处传来。这是他最不愿意听到的结果:“死了?年纪轻轻,怎么就死了?”男子长叹一声:“自己用电打死的。”又自言自语,“死了也好,不死活受罪,只是可怜了他娘老子。”王端午感到冷,他抬头,看见远处站了个蜘蛛样的活物在朝他默默流泪。他隐约听见那男子在讲李文艳,说他在广州,也不知因为什么,被人打瘫了,扔在大街上。有人报了警,广州那边的公安打电话到县里,县里找到乡里,乡里找到村里,村里找到他的屋里,他两个姐姐去广州把他接回来。在床上瘫了两年,一年前喝农药没死成。半年前,将台灯的电线抽出来,缠在手上,把自己电死了。

“可怜哪!”男子说,“你去看看他老娘吧,他的屋还要往上走,走到前面有个抽水机屋,他的屋就在抽水机屋那里。走过去,也就十几二十分钟的事。”

王端午沉默了许久,说:“他父亲呢?”

男子说:“他的老子早死了,只有个老娘,今年怕是六十好几了吧。”

王端午嗓子发干,想想,又问了李文艳母亲的名字。

男子说只晓得叫余芝音,余是多余的余,芝音是哪两个字也搞不清楚。

王端午看男子手中的烟吸到烟屁股了,给他又递了一支,男子接了,将烟夹在耳朵上。王端午腿发软,扶着竹椅站起,说了声谢谢。没有说出声音来。他按男子的指点朝前走,远处那蜘蛛状物一直遥遥跟着他。王端午停下,那物也停下;王端午走,那物也走。王端午刚点上的一支烟还没吸完,看见靠河边有间抽水机屋,抽水机屋的另一边有几间农舍,也不清楚哪间是李文艳的家。他站在抽水机屋旁,犹豫着要不要去接触一下李文艳的母亲。他拿不定主意,不知不觉天暗了下来,家家升起了炊烟,有些人家已经开了电灯,在外觅食的鸡也回笼了。村子比先前多了些人声。他看见路对面有户人家,门口坐了个瘦小老妪,端了饭碗蹲在门口吃饭。想,她也许就是李文艳的母亲。老妪似乎发现了站在路对面的人,朝他这边看了几眼,回屋去了。王端午终究没有勇气上去打招呼。他继续朝前走,走过几户人家再打听,果然,刚才这女人就是李文艳的母亲。他依然以李文艳高中同学的身份和人说话,得到了明确的信息,李文艳在广州为什么被打、被什么人打,公安也没查出结果,他回来后也不说。李文艳母亲的名字叫余芝英,他确定了准确的写法。李文艳还有两个姐姐,都嫁了人,一个嫁在上饶,一个嫁在横峰县城,家境都不差。他心下略感安慰,不敢逗留太久,更不敢去李文艳家。这次来,坐实了他的罪行。他往横峰县城走,双腿沉重,走到小石拱桥时,他回头望向那一排灯火中的农舍,这情形,依稀如他当年离开烟村出门打工时的那一幕。他分辨不出哪一点灯火是李文艳的家。当年,李文艳也曾在清晨,或者夜晚背着书包走在这条路上吧,他一定也曾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吧。

他呆得一呆,又见那蜘蛛状物呆立在公路上,看着他默默流泪。

他想,那一定是李文艳的冤魂。

他的脑子里像被灌满了水泥。他不会思考了,机械地往县城走。也不知走了多久,到了横峰县城,找到一辆愿意拉他到上饶的车,连夜逃到上饶。

逝者已矣,生者还要继续苟活。

他让自己忘记李文艳,他该想想怎样对老板撒谎了。

他给黄老板的中文传呼机留了言:“黄总,母生病住院,请假晚回几天。可否。”不一会儿,他的传呼机收到了黄总的回复:“安心照顾伯母。”他去上饶出入境管理局了解办护照流程,得知提交相关资料申请之后,十五个工作日可以收到护照。他算着公司团建出发的日子,只要多赖上几天,就算他真的能以李文艳的名义办好护照,也赶不及参加团建了。他打定主意——拖。过了两天,黄总打电话问他办好护照没有。他说一直在医院,老人家身边离不开人。黄总说:“照顾好母亲,有时间抽空去办好护照,最好能赶上。”又过两天,阿霞打来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问阿霞公司是不是有什么事。

阿霞说:“老板接了个重要的单,出了两稿方案客户都不满意,老板交代了不要打扰你,可我们真的搞不掂,今天被老板骂得狗血淋头。”

王端午说:“知道了。”

王端午买了次日从上饶到东莞的车票,晚上十一点赶到公司。

策划部还在加班,他和策划部的几个人碰了头,详细了解客户的想法,分析之前的两稿方案,弄清楚客户不满意的点,大家讨论了新思路,同事们按照新思路将方案进行优化,加班到凌晨四点赶出了新方案。他让部下回去休息,上午如果没有电话就不用过来上班,他则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和衣而睡。黄盼弟早上一到办公室,他就将新的企划案递了过去。黄盼弟见到他,吃惊地问:“文艳总?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现在听人叫他文艳,他总是会想到那无声流泪的蛛状物,想到触电自杀的李文艳,心里五味杂陈。

他说:“昨天晚上十一点到公司,加了个班。知道您在等新的方案,怕回去睡着了醒不来,就睡办公室了。”

黄盼弟说:“你母亲的病怎么样了?”

王端午低下头,不敢看黄盼弟:“过两天可以出院了。只是,很对不起,黄总,护照,这次没来得及办,团建我就不去了。”

新方案的思路送给客户,原则上通过,提了一点小意见。王端午以急着回来做方案,没时间办护照为由,将这事搪塞过去。倒弄得黄盼弟心里很过意不去,大会小会,拿这事说了好几次,明着批评,实为表扬。这次危机,有惊无险地过去了。黄盼弟对文艳总自然是加倍的信赖。

自横峰回来后,王端午一直心神不宁。

李文艳的死对他的冲击是巨大的,想到一条生命因他而沦落到自杀,无论如何,他再也不能心安理得。每当听人叫他文艳总,就像听人在叫他杀人犯。他想,再不能用这个名字了。为了减轻内心的不安,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改名。

他对公司的人说:“李文艳这个名字太女性化了,我要取个笔名。”

同事调侃他:“你又不是作家,取什么笔名?”

他说那就叫艺名吧:“从今以后,请叫我醒宝。”

黄盼弟说:“醒宝?”

他说:“相当于广东的薯佬,四川的瓜娃子,就是傻子的意思。”

黄盼弟说:“别人怎么叫我不管,我叫文艳总叫习惯了。”

同事们大多数还是习惯叫他李总,或者文艳总。醒宝这个名号,倒成了夜场专用。

他做的第二件事,是每个月给李文艳的母亲余芝英寄三百元生活费,逢节多寄二百。后来,随着他的财富增加,汇款数额也有小幅度增长。

寄出的钱都被有效兑付了,他的心里安妥了许多。

06

名匠成长为明星广告公司,地方媒体上经常会出现与公司有关的新闻。黄盼弟时常出面接受媒体访问,她希望文艳总也多接受访问。

她说:“我们不仅要成为明星公司,还要有自己的明星策划人。文艳总,你不能太低调啊!”

黄盼弟深知,广告公司要保持适当的媒体曝光度,在公众中的影响力,这些都是公司的无形资产。王端午每次都借故推脱,说他更愿意做幕后广告人,也想在同行中保持足够的神秘感。

他深知,作为一个隐形的杀人犯,低调一点会更安全。

他隐约有种不祥的预感,仿佛头顶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

王端午在迅速积累财富,他拼命挣钱,却很少花钱,除了给父亲寄点钱,给李文艳的母亲寄点生活费这两笔小小的开支外,他几乎不怎么花钱。其他几个副总都买了车,他一直没买。那个年头,许多有点儿小钱的老板和芝麻绿豆大点的官员都在包二奶、包三奶,他连恋爱都不谈。租住的还是单身公寓,他害怕回到身无分文的日子,这也让他在投资理财方面显得过于谨慎。他不沾股票,结果错过了股灾后抄底的机会,其他几个经理的资产在中国股市的第二轮牛市迅速翻番,而他只能空羡。

他在一九九六年春节回家补办了身份证。

现在他有了两张身份证,根据不同情况,使用不同的身份证件。

名匠公司给他的待遇丰厚,工资奖金加提成,他顺利地积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当然,如果再激进一点,就可以实现财务自由了,但他心里清楚,现在的一切来得名不正言不顺,他要未雨绸缪。

黄盼弟结婚了。

黄盼弟在决定结婚之前,约王端午在穿城而过的运河边散步。其时正值黄昏,落日将金色铺满东江,江对岸是一丛丛在风中摇曳的凤尾竹,竹影倒映在水中,弯曲成半江碧玉。黄盼弟对王端午说母亲给她介绍了对象,姓陈,浙江大学材料系的博士。“陈博士长得很帅,比你还帅。”黄盼弟说。

王端午说:“那很好啊,祝贺黄总。”

黄盼弟说:“你觉得好?”

王端午说:“博士,人又帅,当然好。”

黄盼弟没有再说什么,她看不透李文艳。这次谈话后没几天,黄盼弟让王端午去到她父亲的集团公司参加会议,会议结束后,黄盼弟的父亲特意留下王端午和他聊了足有半小时。老黄老板一团和气,笑眯眯像尊弥勒佛,那双眼睛却像刀子一样锋利。王端午回答得小心翼翼,害怕将他的家庭、经历和李文艳的家庭、经历搞混,因此他不能谈少年时在县城织布厂做工的经历,不能谈对他影响深远的读书会。老黄老板问一句,他谨慎地答一句。走出老黄老板的办公室,他的背后一身汗。

这次谈话后不久,黄盼弟和陈博士订了婚。又过半年,他们办了婚礼。

后来据王端午讲,当时黄盼弟在陈博士和李文艳之间有些摇摆,她父亲和李文艳谈过话后对她说,陈博士一眼能看得透,他看中了咱们的家境,这样其实很好,他一辈子都不会、也不敢对不起你;李文艳是个人才,但他心思太深。老豆很少有看不透的人,这个李文艳,老豆看不透。当然,这件事的真实性存疑,毕竟黄盼弟不会对王端午透露这些,据王中秋猜测,这一切应该是出自于王端午的杜撰。后来黄盼弟把她父亲对李文艳的评价转告给李文艳,当然她没有说她父亲对陈博士的评价。

王端午干笑:“老黄总抬举我,我这人最简单了,哪有什么看不透。只是老黄总气场太强,威压大,我在他面前,紧张得要命,生怕说错了什么话。”

黄盼弟说:“你呀,就是心重。”

黄盼弟结婚后,王端午也谈过一场恋爱。

他恋爱的对象不是阿霞,而是在夜场认识的阿媚。

自从得知李文艳自杀后,王端午去夜总会的次数明显多了。从前去是叫小姐一起喝酒,亲一亲摸一摸的,现在不仅叫小姐陪酒,还会去开房。阿媚是金太阳夜总会的坐台小姐,她本名叫什么王端午不知道。王端午从阿媚身上找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纯肉欲的放松。和阿媚在一起时,他的心没那么重了,那些束缚他的道德律不存在了。他每次去总是点阿媚,阿媚在坐别人的台他就纯喝酒。一来二去,他们就住在一起了。他和阿媚的恋爱谈得不咸不淡,阿媚依然在夜场上班,他不是阿媚唯一的男友,不过是阿媚众多粮票中的一张。他偶尔也会给阿媚一些零花钱,买点儿小礼物。和阿媚在一起,他可以暂时忘记李文艳。那个将电线缠在手腕上,果断拉开开关的年轻人,他经历了什么?他的腿是怎么断的?他和坐台小姐恋爱的事传到了黄盼弟的耳中,黄盼弟很恼火。按说他们这样的民营企业,高管的私生活老板是管不着的。况且在当时,这样的事也是司空见惯,不能算丑闻,只能算风流韵事。

黄盼弟找他谈了一次,冷着脸说:“李总,听说你和一个坐台小姐搞得不清不楚,当然,这是你的私事,我本不该过问。不过我要提醒你,我们是有头有脸的公司,别说我老豆的集团公司,就是咱们名匠,也是隔三岔五上报纸电视的,你还是要注意一点影响。这事传出去不好听,什么样的女人不好找,偏要找个坐台小姐?”

王端午沉默。后来一段时间,黄盼弟一直没给他好脸色。

阿媚在王端午洗澡时翻了他的钱包,她只是想拿些钱用,结果发现王端午有两张身份证。王端午洗澡出来,阿媚突然喊他王端午,而他平时是醒宝或者李文艳。王端午愤怒地夺过钱包,指着阿媚的脸让她滚。他和阿媚果断地分了手。他觉得自己挺卑鄙的,老板找他谈话后,他就想着要和阿媚分手,只是没有找到借口,现在阿媚给了他借口。

黄盼弟听说文艳总和坐台小姐分手了,什么都没有说。

从这之后,王端午拿到的奖金比之前多了一倍。

王端午对老板的加薪表示感谢。

黄盼弟说:“这是你应得的。”

和阿媚的这段感情,在王端午的生命中没有留下任何印痕,只能算是他人生大海中一朵小小的浪花。十多年后的某个夜晚,他突然想起当年那个曾经和他同居的坐台女子,想起那段荒唐岁月逢场作戏的情感,他想了许久,也没能想起那女子叫什么。又过了几天,脑子里突然冒出了阿媚的名字。他才意识到,从头到尾,他就没有尊重过阿媚,只是将她当成了隐秘生活中填补空缺的性伴侣。

和阿媚分手之后,王端午再没有固定的性伴侣。

但他经常泡在夜场,有时还会一次叫两个坐台小姐。

他告诉自己,他就是个烂人。烂人嘛,难免做些烂事,这世界做烂事的又不止他一个。他不过在偷偷做烂事,而那么多人在合法地做烂事。

他在夜场里不是王端午,也不是李文艳,他是醒宝。

而那些陪他的女孩子,她们是X小姐、Y小姐和Z小姐,是阿媚、阿红和阿咪。

一九九七年五月的一天,广州一家广告公司通过猎头想挖他过去,开出的薪水比名匠高,还承诺了股权与分红,他拒绝了。他不跳槽,倒不是对黄盼弟的忠诚,只是因为他的身份经不起猎头公司的背调。王端午无数次想过离开名匠回归王端午的身份,可是他发现,一旦抛开李文艳的身份,他依然什么都不是。

一九九八年,王端午的家乡发了大洪水,他从电视里看到总理站在江边指挥抗洪的画面,他认出来,总理站的地方离他家不远。他想起矶头的那片林子,冬天树上总是落满了寒鸦。想到寒鸦,他又想到了卡夫卡。想到初来广东,睡在造漆厂的铁架床上读《卡夫卡传》的那些夜晚。想到接送宋小雨的那些单纯而快乐的时光。想到他曾经的梦想,开书店。想到县城的那些朋友,沈亦知、老曾。想到读书会的美好时光。

他终于想到了四姐。

他意识到,他已经很久没有想起四姐了。

他还意识到,他已经很久没有阅读于心灵有益的书籍了。

他开始怀念青少年时代不带任何功利的读书时光。“我之所以堕落,是因为我远离了那些伟大的心灵啊!”这是王端午人生中的一个重大发现,也是重要的转折。他是多么感恩上苍,在他迷茫的时候、在他无助的时候、在他自甘堕落的时候,让他突然获得了神启,有了这重要的发现。也是在这一刻,过去那个只是嘴上说说,并没那么强烈的开书店的念头在他心中变得清晰起来。他为自己在二十八岁时终于找到了奋斗目标而热泪盈眶。他想,他还要积累更多的资金,然后在合适的时机离开名匠,去开一间属于自己的书店。他在那一瞬间无比清晰地认识到,如果说人生是在大海的惊涛骇浪中前行的一叶小舟,有益的阅读,便是那随时锚定小舟的锚。有了这锚,无论生活的洪流多么泥沙俱下,他都能获得对抗人生风浪的定力。想到这里,他一刻也没有停留,去到不远的南城新华书店。

他要重新开始阅读。

他想重新找一本克劳斯·瓦根巴赫所著的《卡夫卡传》,很遗憾,没有找到他想要的版本。他买了一本梅里美的短篇小说集,只因这个集子里收录了《卡门》,这是他的来处。因为卡夫卡,他想补一课,于是买了在造漆厂就想买的基尔凯郭尔、尼采、叔本华。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尼采的著作,随手翻到一页,他读到了这样让他触目惊心的句子:“我把良心谴责看作一种痼疾,人们患上这种痼疾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压力。”他翻开一本叔本华的著作,却在前言里读到,“叔本华的父亲是个脾气暴躁的银行家,母亲是个爱交际的女作家”;在卡夫卡的《城堡》旁,他看到了黑塞的《荒原狼》。他随手翻开《荒原狼》,读到了这样的一段:“从前有个叫哈里的,又称荒原狼,他双腿行走,穿着衣裳,是个人,可其实他是匹荒原狼。智力好的人能学会的东西,他学了不少,是个相当聪明的人。但他学不会的,却是对自己和生活感到满意。这一点他办不到。他是个不满意的人。”这段话像火光,瞬间点亮了他。他觉得自己也是个不满意的人,他这不满意,是对自身的不满意,他总是觉得,他应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道德更加高尚的人、一个更能体现自我价值的人,他甚至觉得,他并未真正成为一个人。他离他理想中的人的状态越来越远了。“也许,我也是一匹荒原狼。”他还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玛佐夫兄弟》《群魔》《死屋手记》,《罪与罚》这三个字再次刺激了他,他站在书架旁翻看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到了这样一句话:“我唯一担心的,是我们明天的生活,能否配得上今天所承受的苦难。”后来,当他拥有自己的书店时,他在书店的书架上印上了这句话。他觉得,就是这短短的一句话,也能成为阻止他继续滑向深渊的力量。他太需要这样的力量了。他果断地买下了《罪与罚》,还有上面提到的那些书。后来的一段时间,他读完了《罪与罚》。开始时,他觉得这本书特别难读,他讨厌陀思妥耶夫斯基沉闷、冗长、啰唆的语言,讨厌他没完没了的心理分析,可是慢慢他被书中人物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痛苦吸引,他觉得,他很像书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但他的内心依然是迷茫的,他没有接受流放的勇气,他的身边,也没有能拉他一把的姑娘。

他变了,在沉入阅读之后,他变得平静了许多。

朋友们再叫他去唱K,他再也不去。姑娘X、姑娘Y和姑娘Z打电话约他也不去。

他开始留心东莞、广州、深圳、香港的那些特色书店,开始为未来属于他的书店做准备。

他对工作的激情明显不如从前了。

公司行驶在良性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上,许多工作不再需要他像过去那样冲在第一线。阿霞在迅速成长,已经能独当一面,在他的提议下,已经提升为他的部门副总了。到一九九八年底,王端午一直在阅读,他开始享受这宁静的读书时光。阅读让他变得冷静、理性,他开始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开始思考人的问题、人与时代的关系,思考他所处的这个时代,思考他犯下的恶行,甚至于思考改革开放的得与失。他甚至读了一遍《资本论》。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九十年代的金钱至上,他并不做简单的二元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他也不简单地肯定谁和否定谁。他越来越觉得,这个世界是如此复杂,同一件事物,换个角度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见解。

读书让他清醒,读书也让他痛苦。

有些书对于他来说是天书,每个汉字他都认识,可这些认识的汉字组合成的文字,对他却是难以逾越的高墙。这时的他,最后悔的是,初中毕业后没有听从父亲的劝说去复读。他本可以成为读书人,安安静静地做学问。可是,他处所的时代,并不是个推崇学问的时代。因为工作关系,他经常会接触到一些专家学者,他见到太多一生清高的学者为了出一本书而不顾尊严,他又见到太多知识分子扑通下海并淹死在海里。他甚至为黄盼弟的先生陈博士感到惋惜,寒窗苦读十几载,却要依靠婚姻来改变命运,然后从事与所学完全无关的工作。

他能理解这一切。

这是个美好的时代,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也将对金钱的热爱、渴望和欲求发挥到了极致。

07

年底,黄盼弟受邀参加长安商会的年会。

商会会长、副会长,还有那些会长单位,许多都与名匠有业务往来。黄盼弟让王端午陪同她一起去参会。在路上,黄盼弟问他,最近几个月来,很少见文艳总出来社交,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他说没有,就是想读点书。时代发展这么快,不读书就落伍了。

黄盼弟说读书好啊。我也想有这样的心境来读书。

黄盼弟换了另一个话题,说公司发展迅速,她想在合适的时候推行管理层持股,让公司的元老、骨干分享公司发展带来的红利,另外,公司计划在新的一年启动上市辅导,争取在新千年到来时成功上市。若是在以往,王端午肯定会无比兴奋,这是他刚到公司时黄盼弟定下的发展目标,他们正是在这个目标的激励之下才一路走到今天。现在,这一切不再是画饼,王端午却有些淡然、索然,仿佛这一切与他无关。如果老板此时让他出局,他丝毫不会感到难过。黄盼弟说明年她可能会考虑怀孕生宝宝,公司又正值上市的紧要关头,她希望文艳总能再帮帮她,挑起更重的担子来。

她说:“现在还没有到泄劲的时候。”

王端午知道,黄盼弟这是要再升他的职。现在公司的管理构架是,黄盼弟之下,几个老总各司其职。黄盼弟之前在会上说到过,为了公司的发展,她想改革公司的构架,她任董事长,董事长下设总经理,总经理下是各部门老总,并暗示,总经理可能从各位老总中产生。

王端午当然明白黄盼弟的意思。

不过他并未对这一提议表现出应有的热情。

商会年会大同小异,会长总结说些什么并不重要,不过都是务虚,年会后的酒会才是重点。往年参加这样的商务活动,王端午都紧跟着老板,像猎人一样随时捕捉商机,敬老朋友酒加深感情,敬新朋友酒扩大社交圈,还要随时注意为老板保驾护航,不能让老板喝多,又不能扫老板的兴,什么时候挡酒、什么时候帮腔、什么时候消失,他和黄盼弟配合得天衣无缝。这次他意兴阑珊,但还是尽了下属的本分,随时关注着老板黄盼弟。事实上,老板长袖善舞,用不着他操心。

在酒会上,他意外地见到了李中标。

应该是李中标先见到了他。李中标早就看到他了,几年未见,王端午的变化太大了,形象、气质、气场完全变了。李中标看了餐桌上的名牌,名匠广告公司李文艳总监。他轻声对身边的刘祖之说:“你看那个人是不是王端午?”刘祖之顺着李中标手指的方向,一眼认定:“是,就是,化成灰也认识。他怎么在这里?”李中标说:“你看他的名牌,李文艳总监,他现在不叫王端午,叫李文艳。”刘祖之说:“用了假身份呗,不然一个初中生,怎么能混到名匠这种大公司的高管?”李中标说:“小声点,不要乱说,我们去打个招呼。”刘祖之说:“要去吗?”李中标说:“当然要去,走,咱俩一起。”李中标和刘祖之各自端着杯中的洋酒,李中标在前,一瘸一拐地,刘祖之在后。这时王端午、黄盼弟正和一政府官员端着酒杯站着说话。王端午一手托着酒杯,一手拿着半瓶洋酒,他的老板在敬酒,官员喝完,王端午就给续上。李中标和刘祖之远远地等着,待那官员落座后,李中标走过去叫了一声李总,刘祖之则大叫一声王端午。李中标叫李总,王端午没太注意,听到有人叫王端午,一时没反应过来,循声见到李中标和刘祖之,骇出一身冷汗。好在这时黄盼弟已经落座。

王端午走到宴会厅人少的地方,脸上露出惊喜之色:“李中标、刘祖之,这么巧,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们。”

李中标说:“你这变化太大了,没敢认。你现在自己当老板?”

王端午说:“哪里,打工仔一个。”

李中标说:“名匠广告,大公司啊!”

王端午说:“混口饭吃。你呢,你们俩在一起,自己做老板吧。”

李中标笑着说:“做点小生意。”

王端午见李中标不停换姿势站立,右腿是不太灵便,也不便此时细问。

刘祖之说:“我看你的名牌了,你现在改名字叫李文艳了吗?怎么连姓都改了?”

王端午脸露尴尬,掩饰说:“说来话长,改天咱们细聊。”

说着,从西装口袋里拿出名片夹,取出两张名片,李中标、刘祖之各发一张。李中标、刘祖之也回赠了名片。李中标,长安中标印刷厂总经理,名片背面是公司业务,丝印、转移印之类;刘祖之,长安中标印刷厂厂长,名片背后是相同的内容。王端午就明白了他们二人的关系。王端午说:“真的太意外了,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们。一晃好几年没见了,我敬你们一杯。”说着给二人倒上酒,三人干杯。李中标回敬王端午,刘祖之也回敬了王端午。

刘祖之再次高声说:“王端午,你怎么改名叫李文艳了,这名字,好像女孩名字。”

王端午黑下脸来不说话。

刘祖之说:“还是王端午这个名字好。”

王端午举杯和李中标又碰了一下,说:“我老板在那边,我得过去了,结束后,找个地方喝茶。”李中标说:“你去吧,一会儿联系。”

酒会结束后,王端午上了黄盼弟的车。

回到公寓,王端午拿出李中标和刘祖之的名片又看了一遍。

看一会儿书,凌晨一点,他还是打了李中标的电话。电话一拨通,李中标就接了。李中标很开心,问王端午回到莞城了没有。王端午说不好意思,本来说好结束后一起喝茶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像你自己当老板。

李中标说:“我这小老板,比起你来差远了。今天很晚了,我看你很累的样子,你什么时候方便,咱们一起吃饭细聊吧。”

王端午说:“我随时方便,就看你的时间。”

“明晚怎样,”李中标说,“我和刘祖之一起过来?”

“刘祖之?”王端午说,“也行吧。”

“那,明天见。”

王端午说:“我明天订好位置后,把地址发你的传呼机上。”

王端午订了位于运河边的一家顺德菜馆。

这家菜馆的包间比较私密,坐在窗口朝运河的房间,可以看运河夜景,顺德菜做得也正宗。接到李中标的电话,说他已经从长安出发,王端午就从家里拿了一瓶五粮液、一瓶XO,步行去到顺德菜馆先点了菜。这家菜馆的鱼生是招牌,另外点了几样家常菜,坐在窗口,看着窗外渐次亮起来的灯火发呆。没想到,李中标是单独来的。王端午问刘祖之怎么没来。李中标说他临时有事。王端午心头一热,知道李中标听出他不太想见刘祖之。李中标比几年前胖了一些,更加成熟稳重,也更贴心了。他收到了李中标的善意,心照不宣,便说下次咱们三人再聚。李中标拐着腿艰难落座,王端午起身想扶他一把,李中标示意不用。王端午说,当年被郁金香的老板打的?李中标说,也算是一个人生教训,太久的事了,不提也罢。王端午便递过菜牌让李中标再点菜,李中标说你点了就行。王端午问李中标喝白酒还是洋酒?李中标说喝白的吧,他说他喝不惯洋酒,但现在生意场上流行喝洋酒,没办法,今天是兄弟重逢,喝白的。

王端午说:“鱼生配白酒更搭。那就喝白酒。”

王端午问李中标抽不抽烟,李中标说不抽。王端午就将烟放在桌子上,打火机放在烟盒上。

李中标说:“没事的,你想抽就抽。”王端午没有抽。

两人的叙旧,从当年被卖猪仔下车之后说起,你一句我一句,说起来不过是几年前的事,却已然恍若隔世。王端午说那时真单纯。李中标说你现在也没变啊。王端午长叹一声:“变啦,回不去了。”指着自己的心口说,“这里,早已千疮百孔。”竟然哽咽,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李中标说:“这些年,兄弟吃苦了。”王端午平复了情绪,说到当初他回家办边境证,没有办到,回到松岗去找李中标,结果得知李中标被老板打了并被炒了的事。那时没有手机,连个传呼机都没有,实在找不到他,但这些年来,他一直在留意着,一直想着什么时候兄弟能重逢。他以为是不可能再重逢的了,广东那么大,打工的人那么多,来来去去,想再见到真是太难了,没想到,山不转水转。兄弟两人,你敬我一杯,我敬你一杯。李中标也将他当年的经历讲了,他们的小厂刚做起来,被老板知道,砸了他们的作坊,他的腿被打骨折了,也没找正经的医院接骨,他们不敢在松岗待,就到长安,想着再把厂子搞起来,但拿不到大单,坚持了不到半年就黄了。后来他进了一家印刷厂打工,先是学丝印、转移印,后来又跑业务,慢慢摸到了一些门道,自己接业务做。一开始只做丝印业务,投资小,租间房子,扎个丝印台就开工了,不用多大投入。慢慢从一个印刷台到两个、三个,工人也从三个到四个到八个十个。他就去松岗找刘祖之,刘祖之还在老地方做流水线,他将刘祖之叫过来,给他个厂长的衔,其实就是带几个人干活。不到一年,作坊就有了二十多人,次年,就不仅仅做丝印,也不仅仅手工印,他购进了丝印机,后来又添了移印机,一路发展到现在,工厂有了二百来号人。刘祖之是兄弟,又是元老,之前一直做厂长,但他的管理能力有限,因此生产管理交给另一个厂长,刘祖之就成了他的跟班,还拿厂长的工资。李中标说明年想再扩大生产,主要是扩展业务面,贷了款,前不久刚订了一台海德堡四色印刷机,印刷这一块的产品就都能做了。

广告公司经常和印刷厂打交道,王端午当然知道一台海德堡印刷机值多少钱,知道现在李中标的企业做得有模有样了。他为李中标高兴,又敬了李中标。李中标就问王端午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李中标说:“我听刘祖之说过,你当时找工作一直找不到,手中没钱了,找他借钱,他把手上所有的钱都给你了,后来就没有你的消息了。我还一直在想着,你王端午不像这种卷款潜逃的人啊!”

王端午苦笑:“也的确,刘祖之还是很够义气的,他把手上的钱全都给我了,一共一十八块五毛,我到现在都没有还给他,真是欠下了他天大的人情,改天我要好好谢他。”

李中标沉默许久,他没料到,刘祖之无数次在他面前演绎的慷慨相助居然是十八块五毛。

他转了话题:“你和宋小雨后来怎样了?当时宋小雨寄了两封信给你,我代收了,这些年,我一直带在身边,搬了几次家我都留着,今天从厂里直接过来,就没有带过来。”

听说宋小雨写给他的信李中标一直留着,王端午还是很激动,嘴上却说:“时过境迁,她写什么也不重要了。你一定好奇,我为什么现在叫李文艳,而不叫王端午。”

李中标说:“你肯定有自己的苦衷。”

这句话差点让王端午再次破防,就将他当初的经历细说了一遍:来找李中标不遇,写信约宋小雨,结果被抢劫身无分文,连夜从宝安走到松岗找刘祖之借钱,刘祖之给了他十八块五毛后再也没露面,他无奈之下又走回宝安,因为生病没有见宋小雨,后来流浪几个月,靠偷食物活下来。当然,他还是没有勇气说出全部的真相,他说后来在流浪时捡到了一张李文艳的身份证,凭着这张身份证,他找到了工作,慢慢再换工作,进入刚创业的名匠广告公司,跟着公司一起成长。李中标听他说完,当然明白,所谓捡到身份证是怎么回事。他摸过桌上的烟,给王端午递上一支,自己也拿过一支。给王端午点上,自己也点上。

李中标吸一口,忍住了咳,说:“我陪你吸。”

兄弟二人沉默无语。王端午一连吸了两支烟。

李中标说:“是我不对,我该和郁金香厂的保安打个招呼的。”

王端午将第二支烟摁了,提高声音说:“都过去了,我前不久看书,读到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我唯一担心的是,我们明天的生活,能否配得上今天所承受的苦难。”

王端午许久都没有这样放心地醉过了。

08

是年腊月,王端午回到久违的故乡。

他发现,故乡的地貌变得陌生了,从前,他家后面有座山,现在山不见了。父亲告诉他,夏天发洪水,整座山都被挖去筑堤了。果然,他熟悉的长江干堤比从前宽了一倍。之前,从干堤到长江中间还有一道子堤,现在,子堤被洪水撕成了几段,巨大的缺口下面是窄长的水凼,还能看出洪水决堤时的狂暴。父亲讲述了抗洪中的许多故事,有些是他从电视上看到过的,有些是他不知道的。父亲没问他这些年怎么过的,他也没问父亲这些年是怎么过的。

家乡还有一个大变化,过去镇与村之间设有管理区,几年前管理区撤了,那个为难他的乡长,现在升任了副镇长。王端午回家后,镇委书记带着镇长、副镇长一行数人到他家来慰问,希望在外面干得好的老板关心家乡建设。

书记、镇长们坐在堂屋喝茶说话时,父亲将王端午拉过一边,让王端午给家乡捐钱。

“你以为书记镇长平白无故来看你呀,”父亲说:“外出打工,当老板的、发了财的,回到家,都要捐钱的。”

王端午问捐多少。

父亲说当大老板的捐十万八万,当小老板的捐三千五千。

王端午说:“我又不是老板,打工仔也要捐吗?”

父亲说:“你就捐一点儿吧,都说你在外面当老板发大财,书记、镇长都上门了。”

王端午说:“我是个打工仔,干吗要打肿脸充胖子?”

父亲生气了,说:“你捐点钱,也是做好事,修路补桥,也体面,说起来,哪个的儿子捐了多少、哪个的女儿捐了多少,我们这些老倌子们,在一起说话腰杆子也硬气。”

王端午说:“那个副镇长,我一想到他就来气,要是他不来,我还真捐个万儿八千,他来了,我一分也不捐。”

父亲说:“你呀,你呀,还是这么犟。”

王端午回到堂屋,继续和书记、镇长闲扯,说到为家乡建设捐钱的话,王端午便说他是有案底的坏人,连边境证都没资格办,他倒是想为家乡建设做贡献,就怕有案底的人钱不干净,镇里不敢要。

书记听他话里有话,便问怎么回事,王端午指着副镇长说:“书记、镇长,当着父母官的面,我可不敢说半句瞎话,您问他,当年还是他给我定的罪呢,在派出所铐了一整天。”

王端午去看望了二姐、三姐。给二姐、三姐各塞了三千元。二姐的女儿墨墨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也要出门打工了。王端午记得他出门时,墨墨还是个小黄毛丫头,现在已经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二姐求王端午,把墨墨介绍进他打工的公司。王端午说广告公司对文凭要求高,墨墨才初中毕业,不行的。二姐说:“你初中毕业经理都做得,墨墨打个普通工还不行?”王端午知道解释不清楚,想到李中标的厂,于是打电话求李中标帮忙。李中标问帮什么忙,只管吩咐就是。王端午就说他二姐的孩子想出来打工,问能不能进他的厂。李中标说这算什么帮忙,你让她来,我会安排好的。

给二姐的孩子找了工作,三姐说她和三姐夫过完年也想出门打工。

王端午说:“孩子上学你们不管?”

三姐说:“有爷爷奶奶管。”

王端午说:“我又没开公司,只能尽量想办法。”

三姐说:“一碗水要端平哦,你给墨墨找了工作,就不能给我们找?我们也可以进墨墨进的厂啊。”

王端午说:“你以为厂是我开的啊,说进就进?”

家里人都觉得他在外混好了,是成功人士,要么请他帮忙找工作,要么问他借钱。请他找工作的加起来都能凑一条拉,问他借钱的张口就是三五万。他一个个耐心解释,说不是他不想帮忙,是真没这个能力。亲戚朋友们并不相信,认为他就是不想帮忙。回来没几天,把亲戚朋友得罪了不少。他从来没对家里人讲过,这些年他在外面是怎么过来的,吃过什么苦,内心有怎样的黑洞,怎样一步步熬到今天。家里人不管这些,在他们的意识里,既然你混得好了,就该帮帮兄弟姐妹三亲六眷们,帮了二姐的女儿,三姐家总是要帮一个的。父亲让他别那么无情,有能力就拉大家一把。王端午只有苦笑,答应了再去求别的老板。不过他说,三姐和三姐夫还是要有一个在家,两个孩子如果能读书,一定要读大学。你看隔壁莫大叔,一儿一女,都考上了名牌大学。

三姐说:“上大学有什么用?现在大学生不包分配,毕业了还不是打工?你没上大学,不比那些大学生混得强?”

王端午知道和三姐说不清。

他也不想对他三姐说,她弟弟就是偷了大学生的毕业证才混到了今天。

他无力地说:“好好好,过完年给你介绍进厂,你们以为进厂打工是去享福,等进厂打过工,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三姐说:“不想帮忙就直说,打工能有多苦?难不成比在家里栽秧斫谷苦?”

王端午想说那是不一样的苦,但他知道,这些解释没有必要。

大年三十傍晚,他按烟村习俗,去给母亲、姐姐、弟弟的坟头送灯。

他们的坟被荆棘野竹包围着,费了好大的劲才走进去。母亲、姐姐、弟弟的坟头长满了野菊和结着红色浆果的刺藤。看来自他离家后,他们的坟便没人来打理,王端午觉得这是自己的罪过。他恭敬地给每座坟头点上三根一簇九根香,烧了纸钱,点上一盏简易的煤油灯,围着灯的四周插上四根小木棍,外面套上白纸糊就的防风罩。在鞭炮声中,他给母亲、大姐、四姐磕头,给弟弟作揖。看着坟头忽明忽暗的灯火,想到他在外犯下的恶,想到李文艳的坟头怕也是生满了荆棘,他不敢久留。

正月初一,他带着墨墨回到广东。

至于三姐,则要等他帮忙找好工作后再叫她过来。

09

过完春节后一直忙。

黄盼弟没有宣布让王端午任总经理,却让他担起了总经理的工作,公司里的人都明白,他就是未来的总经理。

他想着和李中标再见一面,却一直抽不出时间来。

往往是,他有时间李中标没时间,李中标有时间他又没时间。

到他再次和李中标见面,已是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九日,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这天,王端午过长安,李中标带他参观工厂,又带他去看墨墨工作的车间。李中标安排墨墨跟师傅学开海得堡印刷机。王端午知道,李中标这是把墨墨当自己人,让她学最核心的技术。王端午叮嘱了墨墨几句,要用心学技术,学会了,这辈子都不愁找工作,不要觉得自己特殊,越是这种关系,越要踏实工作。王端午又对李中标说孩子要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该批评的就批评,千万不要留情面。李中标笑着说她干得很好,总不能没事找事,为了批评而批评。

参观完工厂,到李中标的办公室喝茶。

王端午说:“没见到刘祖之呢?”

李中标说:“安排他去中山跟单了。”

喝了一会儿茶,李中标说:“你看,差点儿忘记了。”说着,从文件柜中拿出一个牛皮纸袋。

王端午知道是宋小雨写的信,说:“这么多年了还留着。”

李中标笑着说:“要不你先看?”

王端午说:“不用啦,回去再看。”

两人喝茶,聊的都是各自的工作。李中标说他过完年一直在忙着扩大生产的事。王端午说公司在做上市辅导,虽说有专业的券商负责,但上上下下方方面面要配合,要规范的地方不少,事情多了很多,加之老板怀孕了,担子都压在他肩上。

李中标说:“那要提前恭喜你了,公司上市,你可就是上市公司的CEO了。”

王端午说:“能否顺利通过IPO还不知道呢,就算能顺利通过,最快也是二三年后的事了。”

李中标说:“本来是有事想求你的,看来没必要说了。”

王端午便问李中标什么事,别说一半又不说了。

李中标说:“你也看到了,我这里,小工厂,又是做实业的,前景当然比不上名匠,如果你愿意过来,以我俩的能力,我是有信心将公司做大做强的,我可以给你干股。刚才听你说名匠在推动上市,老板又要给管理层持股,我这点干股就显得太寒酸了。”

一席话说得王端午感动不已:“我知道你是看在兄弟情分上想拉我一把。”又问李中标给刘祖之多少股份,李中标说刘祖之没有股份。王端午再次对李中标表达了感激之情,说现在实在走不开,将来在名匠混不下去了,就来投奔李中标。一起吃过午饭,王端午回东莞。公司给他配了专车和司机,在回东莞的车上,他就将宋小雨的信拆开读了。宋小雨的两封信写得都极简洁,第一封信告诉王端午她换岗位了,还是之前的公司,但不再做文员,去跑业务了,是她向老板提出来的。她说只有跑业务才会有更好的前程;否则,文员做得再好,充其量做个办公室的小头目。第二封信,写她跑业务一周所受的委屈和收获。她说业务就是信息、是资源、是无形资产,很多老板都是跑业务起家的。想要当老板,没有资本,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当业务员,当手上有了足够的业务渠道,就有了资源,这是无形的财富。宋小雨还写道:“你总是说不想学技术,因为学会一门技术后,一辈子就被技术束缚,之前我不同意你的说法,现在越来越认同你了,我不能被打字技术束缚,不能一辈子做打字员。而且用不了多少年,人人都会打字,人人都会使用计算机。”她在描绘了一番跑业务的美好前景之后告诉王端午,她买了数字寻呼机,这样跑业务方便,同时,她也渴望收到王端午的寻呼。

这是一封来自于一九九三年的信。

王端午收到信时已经是一九九九年,整整迟到了六年。

这六年啊!

王端午早已不再幻想着能得到有关宋小雨的任何信息。可是现在,他有了宋小雨的寻呼机号。一个数字寻呼机号。他在车上就拨了寻呼台的号码,谢天谢地,寻呼台还在。接通之后,传来了寻呼台小姐好听的声音。他说:“您好,请呼2233,回复本机。”寻呼台小姐回复说:“对不起先生,2233机主欠费停机。”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他还是联系不上宋小雨。他想,联系不上也好,也许宋小雨早就结婚了。毕竟六年过去了。不过现在,他总算拥有了宋小雨写给他的两封信。他将这两封信放在床头柜上,躺在床上看书时,转头就能看到,有时会拿起来读一读,看着她熟悉的字体,回想当初的甜蜜,有时会想象一下,宋小雨现在是否达成了梦想。以宋小雨的能力,在这个时代,她是能抓住机遇,成就一番事业的。他的内心慢慢恢复了平静。

他觉得这样很好,心中有个念想。

宋小雨留给他的念想,这就足够了。

三姐和三姐夫还是来东莞了。

王端午找了一个和名匠有业务往来的老板,把三姐和三姐夫安排进电子厂做普通流水线工人。他偶尔在周末去看望他们,听他们说说打工的情况,请他们吃顿好的。三姐说打工还不如在家种田,一点自由都没有,在家种田,农闲了还可以搓麻将。

他说:“你们可别轻易出厂,出了厂,我再也帮不了你们。你们不是哭着喊着要出来打工吗。”

三姐说:“不求你,我去求墨墨。”

公司几乎天天加班,他只能在每天临睡前读上一小会儿书。

他读书越来越杂,哲学、文学、历史、自然科学、社会学,甚至有关宇宙大爆炸、平行宇宙、超弦理论之类的科普读物也读。他读到了量子力学,薛定谔那只不死不活又死又活的猫深深地吸引了他。量子物理让他变得虚无,世界因人的观测而改变,双缝干涉实验,波粒二象性……他想,如果我闭上眼睛,那么这个世界就不存在,房间里的电视机不存在,床头柜上的书不存在,宋小雨写来的信也不存在,甚至于,宋小雨也不存在的。那,李文艳也是不存在的,他曾经的罪恶也是不存在的。是啊,当你闭上眼,当你没有测量这个世界时,你如何证明床头柜上有两封信。当然,他并不会对此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也没有能力去研究,他阅读,只是单纯地享受阅读,阅读让他感受到宇宙如此浩大,人类如此渺小。这让他有时痛苦,有时超然。阅读帮助了他的创意,他的思维打开了另一重天地,在做广告创意时,他总是能突发奇想,给出让人眼前一亮的方向。从前他是有些自卑的,觉得自己真是个醒宝,是名匠公司,让他找到了自信,觉得自己也是一个人才。

不过他其实更喜欢做纯粹的策划者,而不是现在这样,要操整个公司一大摊子的心。他又是个责任心极强的人,接下这个担子,他就结结实实地挑了起来。

每周只来公司一次的黄盼弟托着大肚子对他说:“我就说了,你有无限可能。”

他在名匠看似风光,其实孤独。

他没有真正的朋友。

黄盼弟是他的老板,其他人是他的同事。

好在不远的长安镇,有他真正的朋友李中标。

只要两人都有时间,他们就会约着一起吃饭,只有在面对李中标时他才能放下戒备。

他对李中标说:“不用每次我过来,你都刻意把刘祖之支开,我早就不怪他了。再说了,他也没有帮我的义务。”

李中标说:“那就太好了,我一直想劝和你们俩,兄弟之间,一笑泯恩仇。”

王端午淡淡地说:“也没有什么恩仇,我也不想让中标兄你为难。”

五月二日这天,李中标做东,约王端午和刘祖之一起吃饭。席间,李中标将话说开了,说当年刘祖之也很难,他也是尽力了。刘祖之也解释说,他当时把手中的钱都给了王端午后,转身就进厂去找人借钱,他借遍了熟悉的工友,没有人愿意借给他一毛钱。他觉得对不起王端午,没脸出来见王端午,这才躲着不出来的。他敬王端午的酒,赌咒发誓,说他当时真的回去借钱了,如果没有回去借,他出门被车撞死。

王端午说:“不用发誓,我真没怪你。来,敬你,一切都在酒里。”

话说开了,大家都高兴。这天李中标喝得多了点儿,喝多了,又提到想请王端午过来帮忙的事。

李中标说:“刘祖之你是不知道,这几个月,厂里遇到的好多困难,都是端午兄帮忙才顺利解决的。端午兄是个大才,可惜我们这庙太小了。端午兄,你要是肯来,别说给你百分之十的股份,就是给你百分之二十我都愿意。”

刘祖之说:“王端午,你要喝一杯,老板给你这么多股份你都不肯过来?你们老板给你多少工资?”

王端午说:“不是工资的事,无功不受禄,我和你不一样,你是和中标一起创业过来的。”

刘祖之讪讪地说:“我们一起创业,老板都没说给我股份,你再不过来就太不够义气了。”

李中标说:“名匠公司准备上市,上市他就是亿万富翁了。”

刘祖之说:“你们老板这么大方?”

王端午忙说:“中标喝多了,你别听他的。”

聚会过后没几天,刘祖之过莞城,打电话给王端午,说他就在名匠公司楼下,想上来坐坐。王端午请他上来,他要开会,递瓶矿泉水给刘祖之,让他等一会儿。王端午去主持会议时,刘祖之就在王端午的办公室里东看看西看看,看到一本名匠公司的宣传画册,宣传画册上有公司董事长黄盼弟的简介,接下来就是公司二号人物李文艳的简介:

李文艳,江西横峰县人,毕业于华南大学中文系……而照片上的人却是王端午。

王端午、李文艳。刘祖之心里五味杂陈。他将宣传画册顺进手提包,站在窗口看楼下的风景。真是个好地方啊!他感慨。

王端午忙到十二点才结束会议,过来陪刘祖之在公司附近一家湖南菜馆吃饭。刘祖之再次给王端午赔罪,说他万万没有想到王端午会流落街头。王端午笑着说都过去了。刘祖之说:“你现在一直用李文艳的身份?你们公司不知道?你用到现在,为什么不改回自己的身份?”连珠三问。王端午没有回答。刘祖之走后,王端午心里发慌,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他的直觉是对的,刘祖之来过后不到半月,这天上班刚到公司,黄盼弟的秘书就过来对王端午说:“李总,黄总让你过去一下。”

王端午去到黄盼弟的办公室。

黄盼弟面冷如霜,不像平时见了王端午那样笑眯眯的,只是冷冷地让王端午把办公室的门关上,她则坐到茶桌前,洗茶、泡茶。王端午忙说:“我来,我来。”黄盼弟腆着大肚子,没有理会王端午,坚持自己泡好茶,给王端午倒上一杯,自己倒上一杯白水。黄盼弟平时不会这样严肃,也不会这样客气,今天这客气中带有一丝丝生分。王端午心里发虚,喝了一杯茶。黄盼弟给他再倒上一杯,说:“这茶怎样?”王端午说:“黄总的茶,当然好。”黄盼弟说:“说是五夷肉桂中最好的牛肉,我不懂茶,也不知是真,还是假。”王端午觉得黄盼弟话中有话,特别这是真,还是假,她在真和假这两个字上,明显加重了语气。这不是她平时说话的风格。

王端午说:“我也没有研究。”

黄盼弟缓和了一下气氛,说:“文艳总来公司几年了?”

王端午说:“九四年,公司刚成立没多久就来了。”

黄盼弟说:“你是名匠的功臣。”

王端午说:“我刚进公司时,什么都不懂,是公司给了我成长的机会。”

黄盼弟说:“是啊,短短几年,公司发展到今天,当时创业,什么都没有,反而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歪招邪招咱们都用过啊,就像邓公说的,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现在不同了,公司走到了上市的紧要关头,反而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王端午低头喝茶,知道黄盼弟不会无缘无故腆着大肚子和他说这些,他等着黄总接下来的话。黄盼弟又给他倒上了一杯茶,说:“我也不和你绕圈子了,是这样的,我前几天啊,收到了一封信,你看看。我觉得,这是对你的恶意诽谤,是无中生有的事。本来想扔一边不理它,但现在,上市的关键时期,怕有人拿这些有的没的做文章,咱们现在是竞争对手的眼中钉,无风都起三尺浪,所以找你谈谈。你看看吧!”说着,从茶几上拿过一个文件夹,再从文件夹里拿出一个信封。

王端午接过信,A4纸打印,内容很简单。

名匠黄老板:

贵公司李文艳是个大骗子。他本名不叫李文艳,他叫王端午。他也不是大学毕业生,他初中都没毕业。他是个小偷,他偷了李文艳的身份证和毕业证。那个李文艳,没有了身份证和毕业证,会是什么后果,您可能不太了解,但他是知道的,他这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把人往死里坑。如果你们不处理,我就要主持正义,我要向媒体报料,让大家都看看,正准备上市的大公司,堂堂名匠公司的总经理是什么样的人。我相信黄老板不会将这样的坏人留在身边的。

一个正义的知情者

王端午的手在微微发抖。

他将信折好,放回信封,将信封放回到黄老板的面前。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站起身,对黄总鞠了一躬,说:“这封信上说的都是真的。对不起,我欺骗了您,也欺骗了公司,我对不起您的信任,给公司抹黑了。我一会儿就将辞职报告交上来。”

说完,再次给黄总鞠了个躬。

王端午决定和过去做个了断。

过往的一切,过去认识的人他都不想再有联系。当然,李中标是例外。他给李中标打电话,告诉李中标他离开名匠了。他对李中标表达了感激,为生命中有这样肝胆相照的朋友而感激。李中标问他出了什么事,怎么好好的突然就辞职了。他说没什么,只是想换个活法。李中标说太好了,这是上天在帮他,他现在太需要王端午的帮助了,他希望王端午过长安去帮他。他说那天酒后说的给股份是他的真心话。王端午说他想休息一段时间。他想提醒李中标要小心刘祖之,转念一想,觉得没必要。做完这一切,他退出手机卡,将手机卡扔进垃圾篓里。他拿出李文艳的身份证和毕业证,也丢进垃圾篓,但想了想,重新捡了回来,装进牛皮纸文件袋,放进行李箱。

他知道,他无法真正和过去做了断,他以李文艳的名字生活的这六年是无法了断、无法回避的。 9YRSUyaOkViNNi37bKoVtLM0Hl0MsJms++z+6S1vyFJ0StwGLocHGOPKOF1daj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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