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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井的母亲江慕莲投河以后，民有感到非常的悲伤，有一种说不尽的惆怅。江慕莲希望他能照顾好几个孩子，把孩子委托给了他。民有的父亲和继母，建议民有只留下天井，把甜甜和米米送去江慕莲的娘家。民有坚决不同意，他把几个孩子都留在了身边。可能是出于内疚，他觉得自己太对不起江慕莲，良心上有点痛。也许民有若是表现得稍稍有点男人的样子，能够把这个家撑下来，江慕莲也不会走到那一步。除了天井，江慕莲还留下了一个九岁的女儿甜甜，一个五岁的儿子米米，民有把三个孩子正式领回了自己家，交给他的父亲和继母。
民有征求过甜甜和米米的意见，米米太小，他的意见有没有不重要。甜甜连想都没想，就说爸爸我们要跟你在一起。这两个孩子跟民有特别亲，特别有缘，江慕莲可能心情总是不太好的缘故，一直都把跟前夫生的两个孩子看成负担，她对这两个孩子真的说不上太好，骂是经常，还不止一次打过他们。反倒是民有像个大孩子，很愿意陪他们玩，陪他们一起放风筝，陪他们看儿童电影。他喜欢他们，甚至超过了喜欢自己的亲儿子天井，天井还不懂事，一点都不好玩，很招人烦。甜甜和米米却是两个非常懂事，又惹人喜爱的孩子，他们在母亲死了以后，都把民有当作了自己唯一的亲人。
民有的父亲和继母自然是不会，也不可能心甘情愿帮民有照顾这几个孩子。好在这几个孩子都很乖巧，两个老的虽有怨言，也还能接受。毕竟把这么可爱的孩子送到乡下，看着他们去受罪，多少也有些于心不忍。民有请了保姆照看天井，天井太小，他还只有一岁，没人专门照顾不行。好在花钱请个保姆不是很难，花钱也不是特别多，璩家虽然败落，当时还有些老房子，住几个人进来不是问题。况且费教授也郑重许诺，不时地还会有些贴补，老先生一言九鼎，对江慕莲的离世十分伤心，早在她还在世时，就许诺可以帮她抚养小孩，现在江慕莲真不在了，他每月都会主动付一笔钱给民有。
民有依然还是经常在外面住，还是很少回家，他只要负责往家里拿钱就行。有钱就能太平，有钱才能养老和养小，有了钱，什么事都好办。都说养儿防老，天井的爷爷好不容易培养儿子念了大学，让民有养他的老，也是天经地义。老爷子天生的享乐主义，天天都要吃好的，好像人活这一辈子，最讲究的就只剩下一个吃。天天早晨都要去饭馆吃碗面条，小酒一天两次，也不多喝，一天一斤黄酒，中午半斤，晚上半斤。民有的继母大户人家出生，与天井的爷爷一样，家境虽然败落了，手头总是缺钱，派头还在，也是要吃好穿好。她嫁到璩家来，最喜欢说的话，是没想到我们娘家不行了，你们璩家会更糟糕。
民有的这位继母年轻时，据说还抽过大烟，正经八百地抽过。那时候家里有钱，不在乎，老爷宠太太，太太宠女儿，老爷抽，太太抽，女儿跟着抽，然后到了民国的国民政府，搞新生活运动，都不让抽，绝对不让抽，只能乖乖地戒了。这继母说起昔日辉煌，说起昔日的败落，一套又一套。民有自从老爷子娶了这位继母，基本上就不怎么在这个家住，现在他还是不想回家住，却送了三个孩子回来，老爷子不说话，继母难免叽里咕噜，话越说越难听，越说越不像话。当初江慕莲挺着大肚子到璩家来闹过，民有又耍赖说过她肚子里的孩子，未必真是他民有的，老太太因此觉得有了把柄，三个孩子中有两个已经肯定跟璩家无关，而有关的这一个天井，按照民有自己说的话，很可能也不是的：
“你这儿子可真是好样的，放着正正经经的媳妇不娶，倒是很喜欢替别人养孩子。”
老爷子也有点心存疑虑，成天有个女人在耳边吹风，说风凉话，私下忍不住也问民有，这个叫天井的小子，究竟是不是他儿子。民有无可奈何，知道是继母在捣蛋，叹着气，咬着牙，说：
“爸，你要是觉得我还是你亲儿子，那天井就是你百分之百的亲孙子，你说过，你不是说过吗，他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
老爷子说：“是有点一模一样。”
“哪还有什么可怀疑呢？”
天井从没有见过自己母亲的照片，事实上，他对父亲民有年轻时的模样，也没什么具体印象。三岁前的记忆，根本就不存在，后来稍稍开始有点记忆，民有又去劳动改造。天井印象中的父亲，最早也就是一张照片，一张民有穿着猎装照的相，很神气的样子。别人都是指着照片告诉他，这个人就是你爸爸，你爸爸姓璩，叫璩民有。
现实生活中的民有，在当年比照片上还要帅气。这张照片拍摄于1957年，正是他最春风得意，又很快要触霉头的年头。那时候，他依然改不了喜欢与有夫之妇交往的毛病，正同时与两位中年妇女打得火热，一位某报社女记者，还有一位是市团委的干部。女记者丈夫是省检察院一位干部，市团委女干部的老公在一家军工厂保卫处上班，民有汲取过去的教训，心动不行动，与这两人都有些暧昧，坚决不突破底线，大家再有好感，再有共同语言，也不越雷池一步。
民有买了一支气枪，专门用来打麻雀。当时老房子的屋顶上、屋檐下，经常有麻雀飞来飞去。他身上穿的那件猎装，感觉也是存心要与气枪配套才买的。民有不只是在璩家花园的老房子周围打麻雀，在他上班的学校里也打，常常会有一群孩子跟在后面捡麻雀。传说中他的枪法很准，几乎百发百中，打中的麻雀用一根粗铁丝穿着，一穿就是一长串，最后便烧了吃，通常是红烧，给天井爷爷下酒喝。那段日子，民有很开心，前途一片光明，上级部门正在考虑提升他为副校长。
民有是外语组的负责人，英语能教，俄语也能教，在一所中学，绝对是个出类拔萃的人才。谁也没有想到，命运会突然发生改变，从令人欢喜的上升通道，突然转入下坡路，从此跌跌爬爬。民有仿佛突然走进一条死胡同，到处碰壁，越往里走，越黑暗，越看不到尽头。他的种种不幸与小胡的死有关，小胡本名胡学武，民有学校的地理老师，喜欢写新诗，在一次联欢会上，朗诵了一首诗，严格地说，是一首长诗中的某些片段，也就是胡风《时间开始了》中的几句。民有参加这次联欢会，对小胡的朗诵有印象，也没太往心上去，当时正是江慕莲怀孕，肚子里有了天井，民有被这件事弄得焦头烂额。
结果不久以后反胡风，把小胡当作胡风集团分子给批判了。小胡喜欢胡风的文字，又与胡风小集团成员通过几封信，按当时社会风气，把他算作胡风集团的分子也是顺理成章。小胡为这事没少作检讨，深刻检讨，承认自己在思想认识方面，确实有许多错误。本以为认识了错误就好，这也是学校领导的意见，没想到处理决定十分严重，竟然被开除了公职。失业的小胡生存立刻成为了问题，他不断地向组织上诉，向昔日同事诉说自己的糟糕境遇，加上他正好又有肺病，走投无路之际，一个想不开，便上吊自杀了，就吊在学校的一棵高大的梧桐树上。
这件事与民有本来也没什么关系，小胡只是个喜欢写诗的书呆子，他心中除了领导，眼里平时没有别的同事。失业后的小胡曾与民有抱怨，他就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与很多人都抱怨过。小胡自杀前后，正好是民有得意之时，江慕莲的事烟消云散，他除了打麻雀，与两位有夫之妇不断地暧昧，安心地等待提升，没有任何烦恼。
时间是1957年，穿着猎装，扛着气枪的民有，并没意识到自己即将跌入人生低谷。“大鸣大放”开始了，学校的同事纷纷开始给领导提意见。民有根本没想到要提什么意见，说老实话，他也没有什么意见。很多人都把矛头指向了学校的俞书记，轮到民有发言，他似乎不得不说几句，便自作聪明地发挥，说俞书记对他一向还是很关心的，还是很爱护的，言下之意，俞书记曾经保护过自己，他一直存着感激之心。不过在对待小胡的问题上，校方处理得有些严重，过分了，民有说他记得小胡对自己抱怨过，说当时上台朗诵胡风的诗，事先向俞书记汇报过，那时候，谁能想到胡风这家伙是个反革命分子呢。
民有的意思，小胡跑到舞台上去朗诵，在联欢会上读胡风的诗，在当时，没人会想到那么长的一首诗里藏有问题，如果有问题，你们做领导的为什么没有先看出来，为什么没有审查出来：
你微微俯着巨人的身躯
你坚定地望着前面
随着你抬起的手势
大自然底交响乐涌出了最高音
全人类底大希望发出了最强光
民有近乎卖弄地还来了几句，表现自己过目不忘的才能。一时间，他完全忘乎所以，只剩下了自以为是。那时候，他只是觉得小胡那样的书呆子，就这么在梧桐树上吊死了，实在有点可惜，太可怜了。民有一番话的目的，只是就事论事，批评了俞书记的工作方法。小胡曾经告诉过民有，俞书记当时还说这诗挺好，很不错，很有气派，民有并没有把这话说出来，他知道这个不能说，不能随便说，说了就是坑俞书记了。民有觉得自己很有分寸，他想表达的意思，无非是要治病救人，不能一下子把人给弄死了，开除了小胡的公职，最后并没有达到救人效果，而是直接导致小胡的自杀。民有说他知道这是组织决定，然而这种决定，这剂药太重了，俞书记显然负有一定责任，他代表组织开除了小胡的公职，如果能处理得再轻一点就好了，这样，小胡也许不至于死，就活下来了。
话多必失，事实上，民有那天话说得确实多了一些，说得太多了。他觉得大家都同意自己的观点，觉得他的发言反响热烈，引起了群众共鸣，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越说越来劲，越说越感觉良好，越说越放肆。民有根本没想到这番话会有什么严重后果，更没想到很快就开始反右，民有的这次发言，成了最典型的右派言论。风向说变就变，现在，该批判而不是批评的，已经是反党分子璩民有，俞书记的解释非常明确，非常冠冕堂皇，当初判定小胡是不是胡风分子，这是件很严肃的事情，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它是教育局党委的决定。俞书记只不过是代表教育局党委，宣布了这个决定，反对俞书记宣布的这个决定，就是反对教育局党委，反对教育局党委又意味着什么呢？很简单，就是反党。
民有这样的反党分子，被打成右派，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罪有应得。大家踊跃发言，众口批判，揭露他的个人野心，无非是想赶俞书记下台，削弱党的领导，觊觎校长这个位置。有人站出来揭发，说民有曾私下夸过海口，说自己的教学水平，不要说当副校长，当正校长都绰绰有余。民有被推到风口浪尖，他成了大家口诛笔伐的靶子，问题越来越严重，弄到最后，连民有都觉得自己的罪行，的确很严重，罪不可赦。
不止思想上反动，在生活作风上，民有也是属于腐化堕落。与江慕莲的纠葛不用说了，与报社的那位女记者，与团市委的那位女干部，这些关系都是说不清道不白。民有坚决否认自己有越过红线的行为，一再声称他们不是那种男女关系，更没有那种男女关系。他说自己声名狼藉没关系，无所谓，不能随随便便地就用男女关系，毁了人家女同志的清白。民有没想到还会有比男女关系更严重的关系，那位女记者成了新闻系统的著名右派，她与民有有联系，思想上有过交流，相互之间又不止一次通过信，大家都发过共同的牢骚，因此认定他们是反党的同伙，认定他们是准备向党组织发动猖狂的进攻，可以说是铁证如山，不容抵赖。
民有就这么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好在他的态度非常端正，该揭发的就揭发，该检举的就检举，该认罪的就认罪。报社的那位女记者，问题是相当严重，被发送青海劳改，相比之下，民有所在的中学，也没有太为难他，没有给民有戴上极右的帽子，没有开除他的公职，只是让他暂时下放劳动，去南京郊区的江宁镇大炼钢铁。
天井那时候太小了，对民有发生的这一切，一无所知。父亲对于他来说，还是那一张照片，穿着猎装，很神气的模样。民有平时很少回家，基本上是不回来，三岁的天井根本就见不到他，对当时的民有并没有什么印象。不仅父亲形象是模糊的，天井甚至连祖父是什么样子，也没有能够记清楚。虽然他们共同生活了两年多，据说老爷子高兴时还抱过他，但是年岁太小，他完全不记得祖父，没有一点印象。
祖父在民有打成右派不久，便生病死了，老人家究竟生了什么病，说不清楚。民有接到父亲病逝的消息，匆匆赶回家奔丧。匆匆将老人埋葬，丧事刚结束，就准备回江宁镇继续炼他的钢铁。继母拦着民有不让走，跺了跺脚，咬着牙说，你小子不能走，不能一甩袖子就走人，你爹他是不在了，你爹是不要你养了，可我这个后妈，你还得管是不是，你还得管我的死活是不是。
不仅是这个难缠的继母，还有三个孩子怎么办。民有此时的工资，减去了一半都不止，要养活自己都够呛。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真不知道怎么办，继母要钱，保姆要给工资，三个孩子还要吃饭，焦头烂额的民有走投无路，无路可走，干脆就耍起无赖，他说我来想办法，总会想到办法的，天无绝人之路，总得让人活下去。结果却是不顾死活，他自己一走了之，撂下一个烂摊子，眼不见为净，心不想不烦，别人该怎么办，该怎么活下去，他管不了，顾不上了。
璩家还留下的一点老房子，就是在那期间，被民有继母能卖的都卖了，三钱不值两钱地卖了。不止卖老房子，她还让江慕莲的娘家人过来，把三个孩子全部接走。没人知道她是怎么和江家的人联系上，反正江慕莲一个弟弟赶了过来，把三个孩子接走了。事情发生得很突然，等到费教授闻讯，立刻赶去璩家，人都走了。他想托人打听，想知道他们的下落，结果问了几个人，最后也没有下文，没人知道这三个孩子去了哪里。
天井他们去了高淳，高淳现在离南京并不远，是南京的一个区，也就一百多公里路。不过在1958年，还是相当远，非常的遥远，要先坐船绕道去安徽芜湖，再从芜湖换上更小一号的船，用人工一直摇到江慕莲的娘家。路漫漫其修远兮，感觉在船上过了好多天，才最终到达目的地。一路上，都是同母异父的姐姐在照顾天井，那时候，十三岁的甜甜已很懂事，她一直都在保护弟弟天井，不让同船的孩子欺负他。
这一年，天井才四岁多一点。说起来，他人生中最初的记忆，可能就是从高淳开始，高淳方言也是天井最初能听明白的语言。几年以后，从高淳回到南京，没人能听得懂他说的那一口高淳话，高淳话的确是非常难懂，太难懂了，跟地道的南京话，完全不是一个语系。天井虽然学会了高淳话，他对高淳的记忆，仍然还是模糊的，只是一个个不太清晰的片段。所有的人，脸仿佛都是模糊的，唯一印象深刻的，是一直在保护他的姐姐甜甜，她有一双很明亮的眼睛，尖尖的下巴，梳着辫子。甜甜始终都是在护着他，哥哥米米有些要强，会大欺小，会用小拳头捶他，甜甜总是会帮着天井。
还能记得的是在田野上放风筝，有很多孩子在奔跑，米米要跑得比别的孩子更快。风筝放得很高，放着放着线断了，孩子都叫喊着去追，然后看着风筝在远处掉了下来。放风筝的那个人，天井并不认识，只记得他戴了一顶很奇怪的帽子。大家一起唱着歌去食堂吃饭，一起打麻雀。打麻雀的记忆太深了，突然就锣鼓喧天，突然就鞭炮齐鸣，就看见彩旗在摇动，房顶上，树上，门前屋后，到处都是在吓唬麻雀的人，乒乒乓乓敲盆打鼓。
天井对当时的大饥饿，没什么太深印象。为什么要一起去食堂吃饭，为什么又突然不去了，他完全弄不清楚，也想不明白。反正大家都会觉得饿，是人都会觉得饿，都吃不饱。外婆和舅舅一家总是嫌弃他们，说他们姐弟三个是外姓人，在此地连一块能挖茅坑的地皮都没有，根本就不应该跑到这来。外婆总是在诅咒他们的母亲，一遍遍在骂江慕莲死得活该，说她自己死了也就算了，最后还要把祸害留给别人，还要让别人过得不安生。
然后甜甜就不在这个家了，就走了，就离开了。临走前，甜甜紧紧搂着天井这个弟弟，跟他说了些什么也记不清楚，只记得她说还会回来看他，要他听外婆的话。多少年以后，天井听民有说过，甜甜是去跟着岳师傅学了裁缝，因为没有饭吃，跟着师傅学裁缝，多少还可以吃上一口饭，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再然后，米米也走了，也不在了，也离开外婆家。来的陌生人选择了米米，说是要去很远的北方，那个地方有饭吃，没有饥荒，从来都不会饿死人。
民有曾对天井说过，说他的运气好，说人家看不上他，如果当时来的人选择了天井，他们父子可能从此就再也不会见面。当然这样也好，天井真被人领走了，民有也可以少操不少心，省了很多事。米米应该是去了内蒙，据说当年的民政局有过档案，记载了这批被救助的孩子去了哪里，可是到了“文革”中，这些档案都被销毁，不复存在，天井也就不可能知道米米最终去了哪里。
天井只记得有一天，民有突然来了，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记得姐姐甜甜和哥哥米米，一直都在盼着民有会来，民有迟迟没有出现。现在民有突然来了，他为什么会来，怎么就来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来了，这个人终于出现了，一脸嫌弃的样子，一脸的不愿意。姐姐和哥哥已经都不在了，外婆告诉天井，来的这个人就是他父亲，就是那个不要脸的不顾儿子死活的爹。老太太从头到尾都在指责民有，民有被她骂得不敢吭声。
老太太说：“你不是人，你是畜生！”
老太太又说：“你连畜生都不如！”
民有带着天井去看甜甜，那时候，天井六岁多了，记忆已经开始清晰。他看见了甜甜，又一次看见自己太想见的姐姐。甜甜看到他就哭了，天井很高兴，非常高兴，他终于又看到了很想念的姐姐，他不知道搂着自己的甜甜为什么要哭，为什么要哭得那么伤心。甜甜挺着一个大肚子，她竟然是怀孕了，肚子里竟然已经有了小孩。那时候的天井当然不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姐姐哭得很厉害，他就用手帮甜甜抹眼泪。民有要带甜甜一起走，甜甜好像也有点愿意，也想，但是好像也不可能，不太可能带甜甜走，甜甜哭，民有也哭。
民有带着天井与甜甜告别，告别时，大家都很平静，甜甜脸上还带着点微笑。在回南京的船上，天井看见民有坐在船头哭泣，他用拳头击打自己的脑袋。这件事天井怎么也忘不了，他不知道一个大人为什么会那样暗暗地流泪，为什么要用拳头打自己的脑袋。天井当时的想法，就是这个有点陌生的男人，这个被别人指定是他父亲的民有，并不喜欢自己，他没有对天井表示出任何亲热，他好像只是没有办法，只是迫不得已，才不得不过来把天井接走，而且知道他很痛苦，为了不能带甜甜走。
很多年以后，民有才告诉天井，说甜甜是被她的裁缝师傅弄大了肚子。民有说我对不住甜甜，我对不住她。甜甜的师傅是个驼背，龅牙，很怪的长头发，非常难看的一个老男人，岁数已经很大了，有个很邪恶很不讲理的老婆，有儿也有女，儿女的岁数比甜甜都大。
甜甜与母亲江慕莲长得很像，她出生在重庆，抗战胜利后，一直跟着母亲生活在南京。在费教授每天都要写的日记中，曾多次提到过甜甜，说她是个极懂事的女孩，天性善良，聪明伶俐，懂得照顾母亲和弟弟。说起来，因为没有了父亲，前面的日子过得就不算好，已经很糟糕，母亲死了，继父民有又成了右派，她带着两个弟弟到了外婆家，日子变得更糟糕。两个弟弟都还小，小了就对什么事都无所谓，歧视也好，虐待也好，都不会太往心上去。
在外婆家，甜甜什么事都要做，帮着小舅带小孩，他们的一个小表弟还没有断奶。洗全家的衣服，喂猪，烧全家的饭。外婆家成分是地主，外婆就是个很凶恶的地主婆。村上的人歧视她，歧视她家，她就歧视甜甜姐弟三人，把仇恨都转移到他们身上。几个舅舅都是老实人，尤其与外婆一起住的小舅，永远是不说话，小舅母很凶，动不动就责骂小舅。小舅与江慕莲龙凤双胞胎，大学没能念完，这个那个干过不少，没一样干出名堂。他就是个没出息的人，回到乡下养病，没想到这一养病，再也没办法进入城市，变成不折不扣的乡下人，小舅母为了这事，没完没了地数落。
甜甜和米米的外公当过汪伪时期的伪县长，没有被枪毙就算幸运了。国民党可以枪毙他，共产党也可以枪毙他，他死得早，死得及时，逃过了清算。外婆对江慕莲的怨气，是在这个女儿身上花的钱最多，供她上大学，上了中国最好的女子大学，赔了那么多真金白银，最后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反而还要给娘家添一堆麻烦。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说来就来了，大家都吃不饱，江家一下子又添了三张嘴，外婆一看到甜甜他们，就不会有好话讲，看到他们姐弟三个，就恨得咬牙切齿。
那一阵，裁缝岳师傅正好到村上来做活。乡间裁缝都是流动的，必须一个村子接一个村子自己找活干。岳师傅天生是个驼背，他小时候得过佝偻病，背上仿佛是背着半个篮球，仗着一手不错的裁缝手艺，小日子还算说得过去。他听见天井的外婆在骂甜甜，又看甜甜长得水灵，脸色又红又润，皮肤嫩得能掐出水来，便主动提出可以收她为徒。外婆显然从岳师傅闪烁的眼睛里，看到了什么不好的东西，她看到了他的不怀好意，想到能少一张嘴吃饭，竟然就动了心。
外婆话里藏着话，看着岳师傅，说：
“我这外孙女，养这么大了，不可能就这么白送给你了，是不是这个理？”
岳师傅也话里有话，也看着外婆，说：
“跟我学徒，都不跟你要学费，我是白教她了，应该算是我便宜了你，你怎么能说是白送呢？”
两个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岳师傅给了外婆两段多下来的零头布料，又给了外婆一个自己平时常带在身边用的小铝锅，就把甜甜给带走了。这以后，岳师傅便成了甜甜的师傅，甜甜便成了岳师傅的徒弟。师徒二人开始过起了典型的乡间裁缝生活，在农闲的日子里，一个村一个村地做活，在哪家做裁缝，便吃住在哪家。到晚上，岳师傅通常都是在主人家的客堂铺上稻草，睡地铺。甜甜则是主人家有女孩子，就跟人家女孩子睡，没有就跟人家的小媳妇，或者是老太太一起睡。
这是有活干的时候，没活干的时候，甜甜便帮着岳师傅家做家务。岳师傅的大儿媳妇刚生完第二胎，头胎是个女儿，才一岁多，刚学会走路，甜甜除了做家务，还要带这个孩子，喂鸡喂鸭，比在外婆家更苦更累。终于等到春耕结束，岳师傅带着甜甜又出去找活干了，又要出门了。他们生活的那个区域，河道纵横，水路发达，坐船的机会比走路要多。上了岸，高坡上会有许多桑田，他们抬着一台缝纫机，东村走，西村串，经常要从成片的桑田里走过。
在一片桑田里，岳师傅看看四周没人，便要求停下来休息。两人歇了下来，岳师傅又看了看四周，让甜甜过去给他捶腰，说是腰部那里疼。甜甜便上前为他捶腰，捶着捶着，他转过身来，一把拉过甜甜，把她压在了身底下，解她的裤腰带。
甜甜极力挣扎，想喊，岳师傅便威胁她，说：
“喊什么，喊了让人看到，你丑不丑？”
甜甜不敢喊，可能也是怕，不敢喊，不好意思喊。岳师傅那只非常肮脏的手，伸到了她的裤子里，一阵乱摸，又强行把她裤子脱去一条腿，霸王硬上弓地就乱来。无奈有点力不从心，甜甜太小了，不肯配合，也不可能配合，草草就让他鸣金收兵结束了。这只是开了个头，事后甜甜哭得很伤心，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岳师傅板着脸，没好气地说，哭什么，有什么好哭的，我又没有把你怎么样，你早晚都会是我的人，早晚都是我碗里的菜。以后只要是有机会，只要是没有人，他就会故伎重演，他就会老调重弹，对甜甜一次又一次地猥亵，一次又一次蹂躏，一次又一次，没有一次能够真正成功。
眼见着农忙又要开始，岳师傅脸上显得有些沮丧，有些烦躁，做活时，动不动就骂甜甜，各种各样找碴，总是说这里不对，那里不好。甜甜作为徒弟，挨骂是经常的，一时也学不到什么，无非帮着做些手工，缝缝纽扣之类，或者师傅画好了线条，按着线条用剪刀剪。岳师傅的心情很不好，这个不好当然与自己不能最后得逞有关。在有人的时候不能做，在没人的野地里又做不好。有一天裁缝的活计做完了，因为紧挨着淳溪古镇，岳师傅便说此次出门，在外面待了不少日子，说回去就要回去了，既然现在都到了淳溪，我也带你去镇上看看，吃碗面条或者小馄饨。
到了淳溪镇上，街上也看不到什么人。有一家很破的小旅馆，岳师傅带着她进了小旅馆，问好了价钱，就开了一间房间。然后就进去，看了看房间，将无敌牌的缝纫机和包裹放好，再带着她走出来，到小旅馆隔壁的馆子里，要了一碗面条，要了一碗馄饨，面条是岳师傅的，馄饨是为甜甜要的。那时候进馆子，必须要付粮票，粮票比钞票还值钱，岳师傅有个女婿是城市户口，这粮票还是他给的，岳师傅一直偷偷地藏在身上。
吃完了面条馄饨，岳师傅又带着甜甜回旅馆。进旅馆的时候，那个负责开票的男人，眼睛直直地盯着他们看，目不转睛，眼神里流露出很多种意思。好像已知道他们这两个人是怎么回事，既有点羡慕，羡慕岳师傅，他居然带了一个这么漂亮好看的女孩子到旅馆来，又有点同情，同情甜甜，为她感到惋惜，为她感到太不值得，想不明白她怎么会落到这么一个糟男人手里。
天井跟着父亲一起坐船回南京，先是小船，人工叽叽嘎嘎摇的那种小船，有风的时候，还可以升起白色的风帆。然后就是大船，柴油味很重的那种大船，机器声一直在轰鸣。民有一路上也不跟天井说什么，一路上都在想心思。这时候，天井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记忆，大船在长江里行走，白浪滚滚，他看见成群黑色的鸟，突然从江面上开始起飞，扑打着黑色的翅膀，沿着水面往上飞，越飞越高，越飞越远。
南京城越来越近，经过民有下放劳动的江宁镇，再往前开，经过了板桥，经过了江心洲，前面就是此行目的地下关码头。民有在江宁镇待了将近三年，这三年，干过许多事情，大炼过钢铁。江宁镇附近的山上就有铁矿，民有他们还真炼出了铁疙瘩。除了大炼钢铁、大打麻雀的时候，民有也大出过风头，他的枪法很好，有一把别人没有的气枪，子弹不够用，便自己用铅丝加工。他还给当地的小学代过课，上算术课，当了几个月的孩子王。当然，他也跟着挨过饿，大家都吃不饱肚子，他一个到农村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不可能例外。
在下关码头下了船，天井感觉自己是被一个陌生人牵着走，民有不跟他说话，也不告诉他这是要去哪。父子俩显得很生分，更糟糕的是，天井说的高淳话，民有根本就听不明白。
“儿子，你说什么呀，能不能不这样说话？”
天井于是不再说话，不开口，像哑巴一样。民有也不想跟儿子多说话，他好像有一肚子心思，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他领着天井坐上了公共汽车，天井坐在一个靠窗口的位置上，十分好奇地看着窗外，不知道这辆公共汽车什么时候能开，为什么现在还不开。穿着工作服的司机姗姗来迟，终于上车了，车身突然一晃，公共汽车拐了一个大弯，开始驶向城区，天井听见民有对自己嘀咕了一句：
“唉，我总算把你带回来了。”
过了一会，民有又小声嘀咕了一句：
“操他妈的，我们总算又回家了。”
能回南京的理由，谁也说不清楚。不同的年头，民有自己的解释也不一样。反正现在是再一次回到了南京，他离开了自己劳动改造的江宁镇，回到了自己的城市。原来的那份公职，已经不复存在，他成了临时工，要自己找活干。回到南京以后，初步安定下来，民有便带着儿子去见费教授，费教授见是民有父子，想到逝去的江慕莲，不胜唏嘘，摸着天井的小脑袋瓜，对民有说：
“你能把这孩子接回来，这很好。”
民有说自己能回南京，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去高淳乡下，把儿子接回来。他说天井已经认不出他了，见了民有，连一声父亲都不肯喊。天井这孩子现在是一口高淳土话，说什么谁也听不懂，就跟说外国话一样。民有显得有些兴奋，费教授却十分紧张，毕竟民有是个右派，虽然是劳动改造回来了，总是适当保持距离为好。应该划清的界线，还是应该划清。聊了好半天，费教授渐渐放松警惕，开始问这问那，然后便带着民有父子，到附近一家馆子饱餐一顿。费教授是有名的教授，又是政协委员，薪水高，请客吃饭不是问题，他也知道民有带儿子过来的目的，不外乎就是为了能吃点什么。
民有父子大快朵颐，天井印象中，这是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虽然就两三个菜，实在是太好吃了。在费教授家，民有始终没有提到甜甜和米米这两个孩子，费教授似乎也忘了问。民有很担心他会问，真要是问了，又应该如何回答。好在老先生对他能去把天井接回来，已经感到很满意。觉得民有这么做是对的，是应该的，对得起自己的承诺，对得起死去的江慕莲。费教授指着墙上的一张照片，问天井认不认识这个女人，他告诉天井，这个女人就是他妈，就是他的亲妈，姓江，叫江慕莲。天井感到很木然，不明白墙上这张照片，这张照片上的女人，为什么是自己亲妈。天井从小没有妈的概念，他好像天生就是没妈的。这张照片后来也没了，天井根本没能留下印象。
民有帮天井回答，苦笑着说：
“他怎么能知道她是谁，我不是跟你费老说了，他连他爹我是谁，都不知道。”
接下来，民有开始为自己的工作奔忙。想来想去，最好还是能回到原来的那所中学。他有过去干部学院的念头，想请费教授帮自己说说话，可是在费教授家，根本开不了这个口。他明白这个完全不可能，一来自己虽然在干部学院兼过课，教过俄语速成班，此一时彼一时，中苏关系正在变坏，俄语已不吃香了，人家不会需要俄语老师。二来自己的右派身份，干部学院根本看不上他，况且费教授这种迂腐的老先生，在学校里也说不上什么话，没人会把他当回事。
民有拎了一只活的大公鸡去俞书记家拜访，俞书记见到他，既感到意外，似乎又在预料之中。大家都说了些套话，俞书记说欢迎民有改造成功，欢迎他重新回到人民群众中来。民有则说他觉得劳动改造确实很有必要，通过在江宁镇这几年的劳动锻炼，自己对建设社会主义，对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都有了新的思想认识。
俞书记的太太季老师在学校后勤部门工作，也算是民有当年的同事，那天对民有非常客气。她希望民有能够明白，他所以会犯错误，会在思想上出现问题，并不是俞书记个人对他有什么意见，而是民有确实在思想上有问题。民有表示自己早就心服口服，早就意识到自己的思想错误，要不然，他也不会来看望关心他的俞书记。
季老师说：“我们家老俞，对你的业务能力还是认可的，犯了错误，只要还能改，就是好同志嘛。”
民有继续为自己的工作奔忙，他户口虽然回到南京，如果不能尽快找到一份工作，不仅意味生活没有保障，作为一名归居委会管辖的无业游民，他能不能继续在南京待下去，都会成为问题。当时流行着这么一句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闲饭可不是那么好吃的，言下之意是你如果游手好闲，那么就请你下乡，民有可不想再被赶到农村去。
俞书记通过与李校长讨论协商，决定让民有先回学校临时兼课，教中学英语。学校本来有个挺好的英语老师，是从印尼回来的华侨，英文相当不错，没想到出了意外，突然病故了。学校的外语课还得上，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英语老师，于是想到了民有。民有本来就是学英语的，英语俄语都能教，他大学读的是外文系，英语才是专业，俄语并不是他的第一外语。现在遇上了这么个好机会，民有必须要抓住，当然不能轻易放弃。
民有知道自己遇到的真正贵人，是俞书记的太太季老师，如果不是她在俞书记枕头边不断吹风，民有也不可能得到这份工作。这份工作来得太及时，有了这份工作，尽管还是临时的，尽管没有正式编制，他被赶下乡的威胁，起码可以暂时解除。说起来，俞书记也是老革命，在延安读过抗大，上过前线，打过仗，以他的资历，去市级机关当个官员绰绰有余，但是他更喜欢搞教育，更喜欢在教学第一线工作。他说民有可以来学校上课，别人还真不敢反对。
季老师是民有曾经的同事，对他这个人，应该说也还是有所了解。人嘛，总难免犯点错误，季老师作为一名做学校后勤工作的女同志，对民有没有太多成见，也没有觉得他有多坏。她知道这个人是有业务能力的，大家在背后对民有的评价并不低。当然，这也与他擅于讨女人喜欢有关系，大家都觉得他挺可惜，如果不是犯了错误，民有也可以算得上一表人才，是个不折不扣的小白脸。事实上，就算是犯了错误，就算是个右派分子，依然还是会有人对他不错，依然还会有人喜欢他。
民有开始兢兢业业教学，非常珍惜这个机会。为了能把课上好、上精彩，他还经常去向费教授请教，跟费教授借牛津大词典。一转眼，大学毕业十多年了，由于不怎么使用，没有机会复习，他发现自己的英文水平正在大踏步地倒退。新教材看似简单，要想把这门课上得有趣，让同学们觉得这位老师有水平，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大多数同学都对英语不感兴趣，很多人根本不准备考大学，他们甚至觉得这门外语课，完全可以不用开设，既然已经上了，考试时马马虎虎让大家过关就行。
季老师有个妹妹，丈夫得腰子病死了，有个与天井差不多大的儿子。她觉得民有也是有个儿子，也是单身，如果能和自己妹妹重组家庭，应该还是个挺不错的选择，便征求妹妹意见。妹妹是玻璃厂的工人，眼光很高，那时候工人很有地位，她看了民有的照片，愿意与他见面。民有听从季老师的安排，与她妹妹一起看了两场电影，又去玄武湖划过一次船，最后妹妹表态，觉得民有这人不靠谱，不太适合自己，不愿意与他继续下去。
民有如释重负，卸下了一个大包袱。这事本来就很突然，因为是季老师出面，对方又是季老师的妹妹，是俞书记的小姨子，虽然长得不是很漂亮，如何应对还真不好办。不热心不行，太热心也不行，万一又得罪了谁，后果可能会有点严重。他带着季老师的妹妹到自己家做客，家里很乱，脏乱不堪，房子又不大，更关键的是在经济上还寒酸，还小气。大家肚子都很饿了，用季老师妹妹的话说，人都饿得快走不动路，经过一家小馆子，民有硬是装作没看见。
结果是女方主动提出不想继续发展下去，民有也就不算得罪人家。相反，他还可以故意做出很失落的样子，仿佛失恋了，让女方觉得很有面子，很对不起民有。季老师便是这么认为的，她让民有不要太在意，不要在意自己妹妹的态度，不要放不下她，她会再为民有介绍一个更好的，更有缘分的女人。
天井跟着父亲民有回到南京，开始过一种全新的日子，一种与以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有一点还是一样，还是没有变，不管在哪里，在高淳，在南京，总会被别人欺负。比他大的孩子要欺负他，比他小的孩子，也会欺负他，那些岁数比他小的男孩，背后常常会有自己的哥哥在撑腰。天井还没有到上小学的年龄，还差那么一点，还差个大半年，这一段时间，民有根本没精力照料他，没办法管他的一日三餐。
日子过得还是有点焦头烂额，虽然在上课了，已在教中学英语，民有毕竟还是个临时工，还是在兼职，薪水也不高，可以说是很少，随时还可能解聘。民有有时也会想到甜甜，觉得她太不幸了，她太可怜了，也有过要去把她接到南京的念头，但是这些念头一闪而过，立刻就意识到不妥，就知道很不现实。自己现在连天井这么一个儿子，都照顾不好，如果再把甜甜接过来，她又是怀了孕的，这个日子更没办法过。况且民有与甜甜没有血缘关系，真把她弄到南京来，有些事更说不清楚。事已如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江慕莲就算是在天有灵，也怨不到他民有，怪不着他不顾甜甜死活。
为了让天井中午有地方吃饭，民有开始与李择佳有了最初的接触。那时候，李择佳是幼儿园的园长，这个幼儿园是前些年专为永红服装厂职工办的，民有父子与永红服装厂毫无关系，人家也没有什么一定的理由要收天井。民有只能玩可怜，向李择佳诉说自己的无奈，诉说自己的悲惨故事。他也是实在没办法，大家都住在璩家花园，好歹也都是邻居，都说远亲不如近邻，恳求李园长能体谅他的难处。李择佳看着民有，看着他一个大男人，会难成这个样子，不由得心生同情。她问民有，天井这孩子为什么会没有母亲，他妈去哪了，怎么就人没了，是生病走的，还是夫妻离婚，分开了。民有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不说话。
李择佳当然只是随口一问，他回答不回答都可以，然而过了一会，民有神色忧伤，很痛苦地说：
“你既然要问，我也就不瞒你了，她是跳河走的，从仙鹤桥那边跳了下去——”
那时候仙鹤桥还没有修，不过说是已准备要修了。接下来的话不用再说，还能有什么比这更悲惨。李择佳也不想知道更多，她与民有都住在璩家花园，两人并不太熟悉。璩家花园是一大片住户，一条街也很长，既然大家都是邻居，天井母亲又遭遇了那样的不幸，民有这么为难，可怜天下父母心，李择佳决定收下天井，幼儿园不多这一个孩子。就这样，天井进了幼儿园，起码天天的一顿中饭，可以有个着落。永红服装厂附属的幼儿园，晚上一下班，孩子都接回家。民有这人稀里糊涂，常常错过下班时间，李择佳不能总是在幼儿园等他，他老是迟到，干脆就把天井带回家，她自己家的两个女儿，阿四阿五也在这个幼儿园，正好一起带走。
一来二去，民有与李择佳的关系，渐渐非同一般。天井在幼儿园时间并不长，很快就上小学。上了小学，天井跟阿四是一个班，阿五在隔壁班，正好厂办幼儿园由于各种原因，也快办不下去，民有父子干脆在李择佳家搭伙，解决吃饭问题。搭了一阵伙，外面开始有些议论，又不得不分开，其实那时候，民有和李择佳之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只是在互相帮助，只是在互相照顾。民有上过大学，是个文化人，李择佳对这样的男人，天生都会有点好感。
两人真正要有事，要有那层关系，还得再过几年，还得等到“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时候，李择佳又一次成了家庭妇女，没有了经济来源，靠典卖家里的财产，靠帮人家做保姆，勉强度日。民有教了好多个学期的英语，仍然还是临时工，还是兼职。学校还是不能解决他的正式教职，老师的编制太困难了，一直都说要考虑给他弄个工人编制，以工代干，拖了好几年，这个工人编制，最后也没有解决。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民有学校的俞书记和李校长首当其冲，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铺天盖地全是他们的大字报。民有也被卷入其中，居然也想造反，也想当造反派，还真当过几天造反派。跟着大家一起写大字报，揭露走资派的狼子野心，煞有介事地写批判文章。写着写着便忘乎所以，他没有汲取以往的教训，没有夹起尾巴做人，跳出来为自己摘帽平反，认为当年被打成右派，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迫害他的罪证。
民有的大字报墨迹未干，大批判矛头就直指过来。右派分子借尸还魂，向党猖狂进攻的大帽子，立刻朝他头上扣过去。中学的红卫兵小将特别生猛，校长和书记想打就打，要揍就揍，对民有还算客气，也就是用皮带抽他几下，扇了几个耳光，没狠狠地打他，没把他打得鼻青脸肿。毕竟右派分子是条死狗，一训斥就乖，一吆喝就老实，一拍就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