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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读过拙作短篇小说《如果大雪封门》，就会知道这个故事中的林慧聪是谁。很多年前，我们都是背井离乡的少年，一起租住在北京西郊的一间平房里。他从很南的南方来，跟着叔叔在北京各大商场门前放广场鸽，鸽子越放越少，他就被叔叔赶回了老家。我和姑父从花街来北京，姑父办假证，我走街串巷给他打小广告：如果你要办假证，就可以按我发的小广告上的号码给他打电话。
假证办不下去后，我也回了老家，继续念高中、考大学，按部就班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慧聪没念大学，整天关在家里瞎捣鼓，在作业本的背面画满了人和鸽子、树和车、房屋和高楼、城市和乡村、风雪和闪电，还有其他奇奇怪怪的东西。其实他画的每样东西都奇奇怪怪，包括人。十几年后，我们相互看到了对方的作品，他说我就该写这样的小说，我说他就该画这样的画，就该画这样奇奇怪怪的画。住在同一间平房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脑子里充满了怪念头，对事物的描述总有怪异的角度，全然不走日常的逻辑。
手头有他三本画册，我发现，五十二幅有人的画，没有一个人的双脚是踩在大地上的。要么悬于半空，要么飘在天上，要么深扎在石头里，或者像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里的柯西莫一样，待在树上不下来。其他的物象也一样，汽车的轮子上多半长脚，西北风出门要穿披风，水果在我们看不见的内部生有两排小小的牙齿，鸽子的头顶必戴王冠。就像做梦的人总要进入另外一个世界，慧聪只要拿起画笔，他基本上就不在我们这个庸俗的世界上了。他的诡谲别致的想象力，和他对色彩的非常规使用，让他慢慢从一个业余画家变成了炙手可热的艺术家。
看好他的人很多，收藏他的画的人也很多，这几年出国也频繁，参加各种国际艺术创作活动、计划、展览，因为进出国门他都喜欢从北京走，所以每年我们都能见几次。很难想象，当年那个穿着破旧的黄军大衣、倚在当代商城门口的银杏树上、一脸干涩的空白的南方放鸽少年，如今一头长发，穿着高领毛衣，搭着克罗地亚的围巾，一条李维斯牛仔裤，脚蹬ecco休闲皮鞋，外面罩一件长及膝盖的蓬勃胖大、涂满油彩图案的羽绒服。元旦那天有点冷，他要去白俄罗斯，参加明斯克一个全球艺术家驻留创作计划。他从穿着短袖的南方来，一路加衣服，到北京就成了这个臃肿模样。去首都机场前，我们在北三环的一家馆子见了个面。
开了口你就知道，他还是当年那个为了看“大雪封门”才来北京的少年。
“想到能在明斯克待三个月，做梦我都会笑醒。”他说，“终于可以看更大的雪了。真正可以封门的大雪。”
对一个从小生活在不知雪为何物的南方的少年，北京已经是相当北方了，当年他跟着叔叔来北京放广场鸽，主要为看雪，混口饭吃都在其次。千真万确，他对雪的执念，像我这样对雪司空见惯的人没法理解。但那年北京很不争气，暖冬，雪下得敷衍，差不多是意思一下就算了。好在少年林慧聪想象力够硬，用头脑补足了遗憾。他对大雪覆盖的北京气壮山河的想象，让我得以顺利地写完《如果大雪封门》。
现在他又要看雪了。这个驻留创作计划前后三个月，主办方挺体贴，排给他的时间是去年十月到今年元旦，如此既可以满足他对天寒地冻、大雪封门的持久想往（他报送的创作计划中，冰天雪地是最重要的主题），又不至于让一个南方人饱受孤寒之苦。但他不领情，非要过足雪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说他也得“冻”透了才有创作灵感；漫长的冬天，“冰天雪地”必定大有可为。主办方只好跟阿尔巴尼亚的音乐家协调，把他换到了这个周期，从一月到三月。
虽然是个长头发画家，慧聪喝酒上一向理性，那天喋喋不休地说冰天雪地的时候，我觉得他身体里一直烧着一团火，所以就喝多了。我打车把他送到机场，办登机牌时他才清醒过来。安检之前我们告别，他抱着我说：
“哥们，看着吧，我的艺术会脱胎换骨。”
到明斯克，慧聪才发现那里不是个童话世界。冷的确是冷，零下二十度以上的时候很少；雪也足够多、足够大，想起来就能下一场，有点像他老家那里下雨，老天一高兴就来一场，一不高兴了又来一场；前后九十天，大大小小下了足有十五场雪。给我的微信里他说：真是得其所愿，除了冷，就是雪。这对慧聪完全是投其所好，都该点赞。问题是，住的地方总出毛病。有时候断电，有时候莫名其妙停暖气。在一个暖气足、春意浓的环境里欣赏冰天雪地、大雪纷飞是一回事，在里外同此凉热的屋子里感受天寒地冻、大雪封门是另一回事，那是名副其实的冷，冰冷，直往被窝和骨头缝里钻。
驻留地设在明斯克郊外的一个小镇上。来自全世界的艺术家们都将住在镇上一座古老的修道院里，旁边有座东正教教堂，一百多年前，它是天主教教堂。修道院不是很大，一部分辟作他用，类似创意空间之类的地方，慧聪住了三个月也没搞清楚来来往往到那里去的人都在干什么，也不知道那都是些什么人。这地方人烟稀少，去那里的人还不停地在变。艺术家们住的地方与创意空间隔着一小片荒地，被风雪摧毁的灌木和枯草证明冬天到来之前这片土地是如何的肥沃。
这一期驻留的还有一位白俄罗斯本土的小提琴演奏家，三个月里慧聪只见过他两次，另有一个晚上听见他拉琴，第二天一早下楼去敲他的门，人又离开了。此人大胡子，长得像帕瓦罗蒂，自己带了车，来去自由，所以大部分时间可以像个游吟诗人一样到处乱跑。也正常，人家对自己的国家实在太熟悉，不像慧聪，到哪里都是头一回。陌生感多少会带来一些恐惧，游荡的念头自然就逐渐寂灭了。因此可以说，是慧聪单独一人驻留于此，须独立面对整个生活。镇上有市场，日常用品和食物要自己采买，三餐要自己下厨。驻留计划的负责人是位女士，年逾六旬，一周从明斯克开车来一次。因为慧聪生活足以自理，每周一次的驻留地之行对安娜女士来说，等于城里人到乡间的周末散心。
驻留地的日常维护由两名当地人负责。一是打扫卫生，中年妇女，下午五点准时回家，活儿干没干完都回；另一个是男的，五十岁左右，烧暖气和日常管理归他，长住在一楼离门最远的一个房间里。开始慧聪以为他俩是夫妻，后来见两人吵架，那男的抡起扳手要砸女的，才知道没关系。当然扳手只是抡起来比画一下，男人喝多了。男人似乎经常喝多，这也是白天大部分时间里房间暖气跟不上的原因。此人喜欢白天喝伏特加，不会烂醉，但喝几口就得眯一会儿，睡着了就忘了添煤，白天暖气就总是死一阵活一阵。白天睡多了，到晚上就精神，慧聪经常听见他坐在火炉旁边唱听不懂的白俄罗斯民歌，炉膛里的火熊熊燃烧。好在慧聪也是夜猫子，活儿主要在晚上干，白天画不了几笔，大部分时间都在附近游荡。按他说的，采风，体验冰天雪地。白天也不需要房间里温暖如春。
风光无限自不必说，冰天雪地的异域，出门但见天地皆白。开头大半个月，慧聪都觉得自己是骏马奔驰在了草原上，得其所哉的那个爽。一个月后，劲儿差不多过去了，除去发现了冷和单调之外，还感觉到了寂寞。没有朋友，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些年他也算个“国际飞人”，英语也被迫学到了披头散发的段位，连说带比画，在英语通行的地方吃喝拉撒都没问题。但这是明斯克的乡间小镇，他照虎画猫学到的几个俄语和白俄罗斯语单词，加起来也不到十个，仅够向女人和男人要到垃圾袋、手纸和要求再添几块煤。又不能整天逮着国内的亲朋好友聊个没完，再说，那地方的无线网速实在不咋的，5G手机也只能跑出个拖拉机的速度。这也是一个月后，他没事就往肖洛霍夫咖啡馆跑的原因。
镇子不大，常住人口不到三百，商业基本都集中在河边。穿过明斯克的斯维斯拉奇河一直流到这里，河边的那条柏油路通往整个白俄罗斯。过路人要打尖、住宿或者停下来喝杯咖啡，就在路边停下来，所以这里一溜罗列着饭馆、酒吧、旅店、咖啡馆、菜场、超市、游戏厅、台球房，还有一个小型电影院。电影院已经多年不放电影，隔三岔五会在晚上举办个舞会。肖洛霍夫咖啡馆就挤在这些公共设施中间，左边是旅店，右边是台球房，再过去是饭馆。如果不想回修道院，慧聪可以在路边把一整天都打发过去。但除了偶尔懒得做饭去隔壁的隔壁的饭馆，他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咖啡馆里。老板知道这个中国画家喜欢面对大河的靠窗位置，即使慧聪这天没去，他也在这个位置放上“预留”的牌子。
老板狂热地喜欢《静静的顿河》，年轻时在莫斯科一家咖啡馆干过，攒够钱回老家，开了这个咖啡馆。本来想叫“静静的顿河咖啡馆”，门前流淌的是斯维斯拉奇河，真叫了不免拧巴，就改成“肖洛霍夫咖啡馆”。他请人用花体字手写一份“店史”，装裱好挂在吧台旁边的墙上。店史中有一句话：据说大作家米哈依尔·肖洛霍夫来过此地。“据说”啊。就名正言顺了。也是据老板跟慧聪说，整个明斯克有三分之一的人知道他的咖啡馆，原因之一是他在莫斯科严格培训过。活儿好；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肖洛霍夫。
慧聪在外面走累了、看饱了、有想法了，就背着包走进咖啡馆。要一杯热咖啡，拿出速写本，把一路的见闻和心得先画出个草图。他在微信里跟我说，只有在天地一色的纯粹里，你才能明白中国画的妙处，什么叫少胜多、少即多，什么叫实乃虚、虚即实，什么叫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我问：“画呢？”
他回：“脑子里存着呢。”
素材存好了，慧聪端起第二杯咖啡，抬起头，透过擦拭之后依然结满窗花的玻璃窗，看见宽阔的河面上几个不怕冷的孩子在溜冰，花红柳绿的衣服让野外的空间变得更加浩大。他也玩过几次冰，但他南方的脚总觉得踩着不踏实，就在冰面上找一架别人丢弃的滑冰车，坐上去，用车上备着的铁钎子撑住冰，在斯维斯拉奇河上飞奔起来。他看着冰面上每天人在增增减减，多时十几二十，少时只有一个。
至少有一个。在远离孩子玩耍的一角，那个人枯寂地坐在冰面上，远远看去，一动不动。
小说家要真实，即使是个虚构故事。我是林慧聪，之前就被虚构进了小说《如果大雪封门》。这一次把我放在了明斯克郊外的一个小镇，在小说家看来，我是一个靠色彩和想象力篡改世界的画家。从艺术的角度理解，“篡改”这个词有点暧昧，意义可大可小，姑且不予争辩，要声明的是，不管我画笔下出现什么样的人与世界，我所要的也都是真实。是我的艺术意义上的真实。比如现在，我在肖洛霍夫咖啡馆窗前不断移动目光，以便在各种形状的窗花之间找到干扰最少的一小片区域，让冰上人和我的视野之间建立最清晰的关联。他是不是每一天都在，我不知道；每一次我来咖啡馆，都看见他坐在那里，就像从来没离开过一样。就像长在了那里。天地皆白，这个一身灰黑的人看起来更像悬浮在半空。也因为他的灰黑如此醒目，成了那一片世界的中心。小说家喜欢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森的一首诗，叫《坛子轶事》，诗中写道：
我曾把一只坛子放在田纳西
它浑圆，在一座山上
它使得凌乱的荒野
环绕那山
荒野向它涌升
在周围蔓延，不再荒莽
坛子浑圆，立在地上
高耸入空气中一个港口
它统治着每一处
那是个灰色、赤裸的坛子
它并不奉献鸟儿或树丛
不像田纳西州任何别的东西
在我看来，冰上人就是那只田纳西的坛子，让他周围的世界逐渐生成，并给予了秩序。包括我、我所在的肖洛霍夫咖啡馆、这个小镇，乃至整个明斯克。如果要形诸纸上，我一定这样来结构画面。他在那里一动不动。我放下咖啡，包留在座位上，我想去看看那个人。
他远在溜冰人的另一侧。以我的冰上功夫，即使眼下冰上还覆着一层薄雪，走到那里起码也得摔三跤。直白地去看人，有失唐突，装也得装得自然一点。我又把那架快散板的滑冰车招呼上，慢悠悠地兜着越来越小的包围圈。
看身形，是个老年男人，中等身材，一身灰黑臃肿的棉服，保暖皮鞋都是黑的。大部分时间低着头，戴最保暖的老式火车头皮毛棉帽，当地的皮毛手套，厚围巾，围巾遮住了口鼻。即使他抬起头，我也只能看见皮帽子和围巾之间窄窄的一线眼睛。我在附近绕了四圈，他也没有看我一眼，他盯着眼前脸盆大小的冰窟窿。他在钓鱼。包裹棉垫的简易椅子的四条腿已经扎进了冰面，椅子旁边有一堆凿冰洞和钓鱼的工具。还有一个黑色背包，应该装着食物和热饮，也许还有手机和书。
连着三天我都在他附近玩滑冰车。四十年来我在冰上待过的所有时间加起来，也没有这三天多。我没说话，他也没说话。不需要说话，足以感受何为天地人，何为天人合一。回到修道院，我上网查了一下冰钓，开了眼。在明斯克的冬天，要想破冰钓鱼，得凿掉厚厚的一坨。有专门的凿冰机器，通电的，像打井一样转着圈地往下钻。那冰上人应该是纯手工，脚边放着凿子、锤头和铁铲。网上说，冰钓往往收获甚大，鱼儿们不仅要吃，还要透过冰洞寻找氧气。让我想到“过江之鲫”的成语。不知道那位冰钓者收获几何。
又进了咖啡馆。点咖啡时老板用英语问我，那人我是否认识。他用下巴指指窗外。我摇头。咖啡机轰隆隆响，他突然说：
“您应该认识一下。冬天来我们这地方的中国人不多。”
“中国人？”我还是有点意外。
“您不知道？他比您来得早。”
“旅游？定居？走亲戚？”
轮到老板摇头了。他真不知道。他说，此人不和当地人打交道，来镇上两个月了，只来买过一杯咖啡，还没说一句话。用戴着手套的右手食指对着单子上的拿铁点一下，然后就开始掏钱。他用纸币；接过咖啡就出了门。他把咖啡端到了斯维斯拉奇河的冰面上。
“就那一次，”老板说，“可能那会儿刚来，自己的咖啡机还没到位。”
“住哪儿？”我问。
“我从不打听那些事。”
这回答让我惭愧，赶紧打岔又撕开一袋糖。咖啡的甜味大大超标。
如果他不是中国人，我的关注就到此结束了。跟他有关的速写及最终会成形的那幅画，我已心中有底，照我的创作习惯，可以“转场”下一个题材了。可他是个中国人。在天寒地冻的异国他乡，想到可以听见久违的像豆子一颗颗蹦出来那样的汉语乡音，我瞬间就在咖啡中闻到了豆子香味。
事情变得简单了。
我头一次把滑冰车停在他跟前，从车上下来，“您好。”
他没抬头，动了动手中的钓线。
“我是中国人。”
他静止两三秒，依然低着头，“也是来冰钓的？”
一个多月没有当面听到汉语了，我觉得耳朵里舒服得如同飘了雪，以至于喉头突然有点紧，都结巴了，“我是个画画画家，我叫林慧聪。”
“哦，住修道院里的。”
“您住修道院附近？”
他抬头看我一眼，目光在帽檐和围巾之间刀片似的一闪，又垂下头。“镇子不大。”
“方便时欢迎去我那里喝茶。我从国内带来的上好岩茶。”
“我不喝茶。也不喜欢串门。”
天聊死了，一点不像他乡遇故知。但我不甘心，好容易逮着个中国人。在国外最长我待过八个月，但好像不曾有过类似突发又迫切的交流渴望。冰天雪地过于寡淡纯粹了？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太单调了。反正我是头一回来到一个月见不着一个中国人的地方。
斯维斯拉奇河上没有风，孩子们都回家了，阳光尚好，辽阔的冰面像一块无始无终的大镜子。只有冰窟窿里那一小片水面响起薄冰生长的细碎之声。有点让人心碎，就像静夜里雪降落和坍塌的声音。
“那，要来杯咖啡吗？”别的我也不知该说什么。
“味儿大，鱼不喜欢。”
不管真假，又一条路被堵死了。我蹲下来，拧过身茫然地看着寂静无人的冰面。所有的鱼都看不见。头脑中突然闪过一个画面：一个百无聊赖的男人，脸像衣服一样干皱，比如我，蹲在冰面上，看一个形如罗丹的《思想者》的雪人在钓鱼；冰窟窿是个喷射口，一群鱼像烟花一样喷出水面，它们扭曲甩动的瞬间即被冰化，它们就固定在那个姿势里，悬在半空。
“要不，我跟您学冰钓吧。”
“画你的画。”
“灵感没了。”我根本不知道何谓灵感。
他捡起椅子边的一把木锤，对着正前方的冰面画一道线，“二十米外，把鱼往这儿赶。”他知道我没听明白，接着又说，“对着冰面敲，把它们都叫醒。结了冰的窟窿就捣开。”
我领命。从二十米外开始往回敲，遇到冰窟窿就用木锤通一通。顺着那条线，我发现每隔五米就有一个小冰窟窿，之前竟没在意。窟窿周边有残落的鱼饵。他在步步为营，把鱼给引诱过来。后来我知道，冰破开也能给河流输送氧气，对鱼儿们来说同样是巨大的诱惑。
一通操作下来，头发里都往外冒热气。他还端坐，无喜无悲，不急不躁。鱼肯定是钓不上的，木锤落下来，半个河面都在震动，没有鱼会傻到兵荒马乱的时候去咬钩。我把锤子放回他脚边。他从旁边背包里摸出一包中华烟，往我跟前一杵。我抽出一根，问他要不要，他摇头，我就给自己点了一根。一根烟的工夫里谁都没说话，我围着他转了两圈，附近没一个烟头。
烟掐掉，夕阳半落，天暗下来。这里的天黑得早。
“回去吧。”他说，整个人都不动。
那好，明天再来。这一次我没坐滑冰车，尝试步行横穿大半个冰面，边走边用脚推动滑冰车。上了岸回头看，他还僵坐在那里，像一座被弄脏的黑色冰雕。
接下来的几天我都去了。远亲不如近邻，冰钓人松动了一些，但话也只是有节制地多了几句。不过无妨，不需要多说。他不探听我的事；我有时好奇多了嘴，他充耳不闻，我也便明白，不再追问；所以除钓鱼这件事，我们之间剩下的对话也都是客观的，客观到任何两个人之间都可以发生。他告诉我如何在冰上选择钓鱼点，如何打洞，怎样设置引诱路线，鱼饵怎么下，这个季节斯维斯拉奇河里上钩的通常都是哪些鱼，如何让沉在水底的鱼欢腾起来，以及怎样寻找伏在冰下的鱼。最后一条我喜欢。冰窟窿钻好了，总有鱼儿会浮上来找氧气，它们摸索着从四面八方来到洞口，只要冰冻的透明度不至太差，你就会看见它们的背鳍像灰色的刀片从冰下划过。
“拿着，”他递给我那把木锤，“对着鱼鳍划过的地方用力砸。试试。”
我弓腰驼背，在冰面上逡巡，一锤子砸下去，又一锤子砸下去。被震晕的鱼儿慢慢地歪斜着身子，肚皮贴在了冰层下。他又递给我一件渔具，L形的，折过去的那一头有个网兜。我把这个神器从最近的冰窟窿里伸进去，晕晕乎乎的鱼就一条条被捞了上来。我把三条一尺长的鱼拎到他面前，习惯性地冒出一句：
“这三条下锅，一人下半斤酒没问题。”
“抱歉，我不喝酒。”他说。
这不就是热脸贴到了冷屁股上么。
他继续说：“真的滴酒不沾。”说话的时候拉下护住口鼻的黑围巾，每一个字都是一个白色的气团。终于看见他微微浮肿的脸，面色不太好，皮肤干涩，有皱纹和星点黑斑，胡子花白，应该多日没刮，也没修剪。这是一张六十开外的脸。
因为这张真实的脸，我让冻结的笑重新活泛起来。“我的酒量也不行，”我说，“对鱼兴趣也不大。”
“可以喂猫。”他把围巾拉上去，烟盒递给我。
又只剩下帽檐和围巾之间的那一线眼神。
那天我抽完烟，他也站起身。他把钓到的二十来条鱼，连同保温桶里结的薄冰，一起倒回了冰窟窿。然后把我捞的三条鱼放进桶里，连同椅子、背包和各种工具，或拎或背，叮叮当当挂满一身，像个真正的渔人在斯维斯拉奇河的冰面上迈开大步。
我们一路沉默着走到店铺那一边。等我从咖啡馆里取回背包，他已经不见了。
一个周末，小镇上又来了两个中国人。我从十几公里外的一个古城堡遗址回来，进了肖洛霍夫咖啡馆，想趁感觉还在，先出个草图。去吧台点喝的，老板习惯性地用下巴指着咖啡馆的东南角，对我眨眨眼，意思是，你们的人？他对东亚人拿不准。我扫一眼，两个三十左右的小伙子，正喝咖啡，短头发，一身西装，像是公务中间的休闲派。我对老板点头称是，端了咖啡坐到窗边的位置上。气温缓慢升高，小镇也逐渐热闹，尤其节假日，明斯克的城里人经常驱车来郊游。咖啡馆老板、修道院里白俄的大哥大姐偶尔也会跟我说，又在镇上见到了中国人。基本也都是来度假的，或者顺道经过，有不少中国人在明斯克工作、留学和做生意。
冰钓者坐在河面上，比上班还守时和敬业。如果我像他一样，日复一日在那里从早坐到晚，我可能会疯掉。他真的只在钓鱼吗？每天早上背着一堆家伙来到那同一个冰窟窿前，把一夜时间结出的新冰凿开，再把长二十米的那条线上的另外三个小冰窟窿打通，撒下鱼饵，放下钓钩，想起来就拎着木锤沿这条路线敲上一遍，当然也可以到其他地方随便敲，然后坐下，继续像雕像一样一动不动。单想一想我就觉得寒气从脚底直贯到头顶心，腿脚发麻，颈椎疼痛，腰椎间盘突出，头脑在冷风里嗡嗡直响，戴着皮毛棉帽也不行。我不行，换任何一个人可能都不行。那他为什么可以？
所以，我怀疑钓鱼在他只是个形式，他在思考源远流长和艰深阔大的问题。若非足够长远和深广的大命题，如何能支撑起这日复一日的六七个小时。如果生命的意义可以用时间来表达，那这些单调、缓慢至于静止的漫长时间，到底涵纳了何一种生命意义？
就像那座古城堡，尽管坍塌破败，昔日盛景不复再现，但它作为废墟的规格与雍容，确是一望即可会心。千万年来，也许这一处曾是冰山、草原和江河湖海，曾经万人涌动、车水马龙，那么，它们真的都消失了吗？我在速写本上一层层画出如上景观，最后在所有的繁华之上画下破败的废墟。时间在这里重叠，分秒未失，旷古来今一一都在。我突然觉得眼前风云顿起，世界宽阔与包容如世界本身。我在草图旁边写下这幅画的名字：
慈悲。
眼前风云顿起。阳光一点点弱下来，云层在逐渐增厚。咖啡馆前两个铁片做的人物剪影开始前后摇晃。一个是格里高利，一个是阿克西妮娅，《静静的顿河》里的男女主人公。老板挑了电影里的剧照，请铁匠做的真人等高像，一则呼应咖啡馆名字，二则是个招徕客人的噱头，进门之前可以跟这对悲情爱侣合影留念，打个卡。风越来越大，格里高利和阿克西妮娅在风里前仰后合。斯维斯拉奇河上的溜冰者被风分批吹到岸上。冰钓老人从椅子上站起，举着铲子开始一下下凿冰。
我放下速写本，出了咖啡馆。从明斯克来的那两个中国人中的一个，坐我旁边那张桌，经过他桌前，我们相互微笑，算打了招呼。
风卷起冰面上的杂物，老人凿碎的冰碴也被扬上天空。我还是坐了滑冰车。在这大风里，就我这半吊子冰上行走技术，能被吹成陀螺。我对着他喊，大风天该回去了，还凿什么冰啊？老人把围巾拉下来，终于放大了嗓门。他说了这么多天最长的一句话：
“马上大雪降温，不提前把冰窟窿凿大点，冻厚了，更难破。这地方雪大，得凿明显了，要不雪盖严实了，半天找不着。”
“要多大？”
“越大越好。”
我接过他的铲子，以现有洞口为原点，画一个直径一米多的圈，剩下的就是力气活儿了。他负责把一部分碎冰块聚拢成高高的一堆，即使大雪覆盖了整条大河，也看得见这凸起的标志；余下的冰屑直接推进水里流走了。前后一个半小时。凿至三分之一我就大汗淋漓，脱掉了羽绒服。风弱了一些，天压得更低，仿佛黄昏已经降临，斯维斯拉奇河像一个阴郁的老人。
冰钓的那个大窟窿凿好，我把另外三个小窟窿也顺带扩大了洞口。碎冰的量少，他就把三个冰堆聚得又细又高。从大冰洞往三个小冰洞方向看，如同一个大人带着三个小孩。他坐在椅子上直喘气，皮帽子推到脑门以上，露出了整张脸。那张脸上有了慈祥的表情。他指着四个冰窟窿说：
“画家就是不一样，每个洞口凿得比圆规画出来的还圆。”
我看见的却是四个冰堆。可以想象，一场大雪落下来，它们一定像极了四个坟堆，一座大坟带三座小坟。当然这个不便和他说。
整个小镇都以为雪会从下午开始，结结实实下上个三两天。连修道院大哥都跟我说，这几天别出门了，他决定暂时戒酒，白天也把炉火烧得旺旺的，让我可以穿着短袖画画。第二天一早起来，天倒是继续板着张灰脸，地上却干干净净，一片雪花没见着。烧暖气的大哥站在门前，歪头上下看一圈，回房间里摸出了一瓶酒。简单吃了早点，我背包到外面转了一圈。没目的，就是漫游，当锻炼了。
十一点多，风起，细碎的雪霰翻飞着从天而降。于是紧走几步，进了肖洛霍夫咖啡馆，又到了一天里的咖啡时间。我在进门处的衣架挂好羽绒服，点了拿铁。期而未至的大风雪闪了一下大家，今天咖啡馆里客人反倒多了。明斯克来的那两位同胞今天来了一个，还坐在前次的角落里。我在速写本上简单记下沿途所见和几个小念头，装进包里，然后继续读名为《有人在周围走动》的小说集。喝咖啡时透过窗户看河面，冰钓老人又坐在原地。不知道扩大的冰窟窿能否让他今天多钓一些鱼。风雪在一点点加剧，风比刚才的力度猛，雪霰此刻也变成了大朵的雪花。冰面上只剩下冰钓者，斯维斯拉奇河上的所有风雪都扑向他一个人。
科塔萨尔的小说诡谲又烧脑，一九七六年写于古巴的同名短篇我一口气读完，中间没碰咖啡，连头都没抬。读完了放下书，发现周围有了变化。窗外已不是大雪纷飞，这个形容太端庄，完全是风搅雪，风正恶狠狠地把白毛雪拧成一股股绳子。定睛半天，我才在冰面上找到冰钓老人的坐姿轮廓。如此执着的钓鱼人，怕也只有在白俄罗斯才能见到。咖啡馆里人少了大半，在风雪来临之际回家了。剩下的，有两个换到靠窗的座位上，以便能看清窗外这场浩荡的风雪之战。角落里的中国人坐在了我旁边。他对我一笑，说：
“幸会，您是画家？”
“见笑，鬼画符，混口饭吃。”
“您谦虚。虽然看不懂，但肯定好。”
我疑惑地看他。
“抱歉，那天您出去，速写本在桌上，没经允许翻了几页。一点小好奇，恕罪恕罪。”
不是什么机密，我也没当回事。但聊天就此断掉，无实质性的寒暄，不聊也罢。我继续看窗外的大风雪。小说家说，很多年前我就想往“如果大雪封门”，没错，仅“冰天雪地”这四个字，就能去除我们身上一半的污浊。雪花在风中痛苦地翻滚，咖啡馆外的天地像一团乱麻。马路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雪。想把目光拉远几乎不可能，我必须从飞舞的雪花中间寻找转瞬即逝的空隙，那几乎是无数个偶然碰到一起方能成就的一条通道，才可以含混地看见冰钓老人的身影。为此我不由自主探起上半身，脖子越伸越长。那位看过我速写本的同胞拍拍我腰背，我的姿势的确不雅。我惭愧地坐回到凳子上。
坐下的那一瞬间，我好像看到冰钓老人站起来了，影影绰绰似乎还有另一个人。一口咖啡喝猛了，呛咳平息之后我又伸长脖子。总觉得哪里不对，大冷的风雪天，怎么会有另外一个身影。我觉得自己的目光像两道火钻，努力在纷乱缠绕的风雪间打通出两条道路。哦，看见了，只有一个身影，挺拔地站在那里，也许我看见的是侧身，角度问题，我觉得老人有点瘦了。然后我看见他弯弯腰，坐回到椅子上，又是臃肿囫囵的一大坨。我知道我又不自觉地抬起身体，屁股撅着正对吧台，所以我的同胞抓住我的毛衣下摆把我往座位上拉。我一点都没觉得唐突或冒犯，再次歉疚地坐回到凳子上，心里倒是陡生对冰钓老人的不满，就是冰底下能钓上条龙来，也不急着非得赶这个天气啊。
那位同胞喝完咖啡，站起来跟我告别，说大雪天最适合的还是到床上躺着，推门出了咖啡馆。现在除了我，只有两个客人，一个在看书，一个玩手机。我读了两篇科塔萨尔的小说后，风雪中再也找不到那个坐着的轮廓。然后收拾好背包，跟老板打过招呼，出门回了修道院。
修道院里暖和得像我南方老家，酒鬼大哥竟然管住了嘴，没把自己喝迷糊。接下来的两天我都没出门，头一天大雪一刻没停，第二天倒是雪过天晴，但已开始的那幅画只完成一半，根本停不下来，修道院里又热乎乎的，我就撸起袖子继续干了。
画作完稿，白俄大哥的酒瘾也犯了，修道院里的温度又降下来。吃过早餐我就收拾背包出了门。去一座小山包，那是方圆几十里的制高点，我想站在高处看看这个小镇，看看斯维拉斯齐河经过小镇之后流向了哪里。
雪后的视野极好，登高当然可以望远，但斯维斯拉奇河的流向只有一个：远方。大河从来无穷无尽，无始无终。
回到咖啡馆已经过午，补上了个简餐，老板自创的“明斯克郊区汉堡”。然后打开速写本，我习惯靠记忆和想象去写生。对我来说，经不起记忆过滤的一切都不重要；而无法让想象为其插上翅膀的记忆，都是死的记忆。我记下从高处看见的小镇和斯维拉斯齐河。小镇是大地上的一座驿站，斯维拉斯齐河是一道悠远的炊烟。收拾停当，我端起咖啡杯，河面上属于冰钓老人的地方没有人，只有一个个起伏的雪堆。这个时候他应该在。我问老板，看到那冰钓人没？
“你们中国那怪老头？”老板撇撇嘴又摇摇头，“这一上午，忙得我自己都没喝上一口咖啡。”
我放下杯子，决定过去看看。
阳光打在雪上，整条河银光闪闪。覆盖了大雪的河面蓬勃松软，仿佛厚厚的河冰集体发酵了。有雪的冰面好走多了，不必担心打滑，每走一步都能听见沉实的积雪挤压声，咯吱咯吱，脆生生的清爽。已有先行人来到河上，雪面上嵌着零散的脚印和高轮滑雪车的辙印。
雪停之后他应该没来过，冰窟窿没有动过的痕迹。问题是，他的椅子、背包、各种冰钓的家伙什儿都在，埋在雪底下。我拂掉蓬松的雪，它们露了出来，连背包都冻在了冰上。在咖啡馆里我看到的一群怪异的雪堆就是这些。雪在椅子和包上保留了自然降落后的状态。他去了哪里？
我在冰雪上溜达了几圈，积雪发出的声音实在太美妙了。一群少年带着铲雪、滑雪和滑冰的设备来到河上，喧闹不已。好吧，广阔天地，大有可为，都给你们了。我回到咖啡馆，继续喝咖啡看科塔萨尔。
下午三点半，咖啡的醇香味在缠绕，外面阳光很好，整个世界都沉醉在暖洋洋的微醺中。“祥和”就是这个样子吧。窗外突然传来惊叫声。双层窗玻璃的隔音效果应该很好，冰面上的叫声还是传了进来。咖啡馆里的客人、老板和服务生一起站起来，奔到门口的衣架和挂钩上取羽绒服和大衣手套。孩子们出事了。
加老板一共六个人，一路狂奔到出事地点。我在冰雪上的跑动从未如此稳健。那群少年把河面上的积雪弄得支离破碎，像一张辽阔纸页上的信手涂鸦。他们在冰钓老人常待的区域内乱成一团，叫声既恐惧又兴奋。他们手拉手连蹦带跳地宣泄难以名状的情绪。他们对着某一块冰伸长脑袋，又胆怯地要把屁股往后坐。
即便冰的透明度没那么高，我也看出来冰底下有一个人的轮廓。我感觉心脏一下子蹦到了嗓子眼儿。
事出偶然，一个少年划着他的冰车撞上我们破冰堆出的一个小坟，就是距大洞十米的第二个。该少年既恼火又好奇，三下五除二把周围的雪就给清理了。他看到了那个小洞，试图把新冰封上的洞口再凿开。伙伴们都围上来，从椅子旁边翻出器具，凿冰的凿冰，清扫的清扫。收拾到二十米外的最后一个小坟堆和洞口时，一个孩子尖叫起来。他先是看见冰下有团灰突突的含混之物，就把冰面上所有雪末清理干净，然后调整视角仔细看，竟然是一张人脸。他吓得直接从冰上跳起来，哇哇大叫。恐惧也有诱惑力，孩子们胆战心惊地继续在周边清理，直到整个人形都呈现在冰底下。一个完整的死人让他们再次惊叫，叫声此起彼伏，一直传到咖啡馆里。
没错，即使被泡得变了形，即使可能已经被粘在了冰底，即使帽子丢了露出了陌生的光脑袋，即使中间隔了无数气泡和杂质，那张仰面朝天的人的脸，我也认识。
咖啡店老板大喊一声：“发什么呆，报警啊！”
他们对我的身份好奇。没必要，死了就死了，死即寂灭。死亡是最后的真相。
这些年他们都在找我。其实我很想告诉他们，找到了又如何，现在我就是个老头子，一副皮囊而已。但他们要找，坚决要找，不惜一切代价要找。那好，有找的，就得有被找的，我就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这些年还真没少跑，大半辈子没去过的地方都去了，小时候做梦都想看的东西也看了。跑也有跑的好处。不单为了跑，这些年我也越来越喜欢陌生的地方。没一个人认识你，大家都独立，没有蜘蛛网那样千丝万缕纠缠不休的关系。你就是你，你不需要同时还是别的什么人。我从北京到了纽约，又从纽约到了温哥华，再从温哥华去了布拉格，然后是圣地亚哥、伊斯坦布尔和科伦坡。我以为他们总想不到我会到明斯克吧，尤其在冬天，他们知道我怕冷。出其不意。但这个出其不意还是失败了。
搞砸了也无妨。决定来明斯克郊区的这个小镇，我同时也决定不再跑了，这必定是我的最后之地。躲过躲不过都是它了。他们不来，我将会以一个小镇陌生人的身份葬身于此；如果这地方他们也能找到，我同样会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死在这里；既然结果都一样，那还跑个什么劲儿呢？的确是跑累了。身心动荡是疲惫中的最高级别。
这是几年里我待得最久的地方。为此冬天到来之前我就过来，置办房子和家具，我照一直待下去来安排生活。房子的确可以直接买下，我想暂且还是少留痕迹，先租，假以时日，身心都平复了再往前走一步。我租房的条件是，房东不能搬走。一个比我大两岁的白俄大哥，我看中他的深居简出和耳背。听不见，他就是我与他人最安全的屏障，能看见又不会乱说。我们一天都不会正经地说上一句话，实在没招了才会手脚并用地比画，这种情况只在敲定出租的那天出现过。他会帮我喂猫，有时候也顺带帮我热杯牛奶、煎个鸡蛋或者牛排，我会把要求画在纸上，画猫在吃食，画牛奶、两个蛋黄完整的煎鸡蛋和牛排时，我会同时画出弯曲的热气，提前贴到他的房门上。这种时候也极少。我怀疑他现在都弄不清我是哪国人，也记不起我的名字。这样最好。
决定不再奔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动荡中你永远沉不下心来完整地做好一件事。抛开前半生的业务工作，我尚有诸多爱好，读书、写字、拉二胡，年轻时还发表过几篇散文和小说。我常想，若把这些年的经历，尤其是这几年的逃亡历程，如实照录一过，想必也是本极有意思的书。但从一处到另一处的颠沛流离中，我几乎不曾善始善终地读过一本书。笔墨纸砚太奢侈，二胡旅途携带都是问题，谁现在给我把二胡，音准我可能都找不到。动荡的代价就是对静的残杀和覆盖，就像大雪掩埋五彩的世界，但有意义的事情都要在静中才能完成。所以，我能停下来了，像棵树一样扎下来。
小镇的确无事可做，适合在田园牧歌中混吃等死。整整花了一个月，我才确定钓鱼这件可以恒久地做下去的事。斯维斯拉奇河是条伟大的河流，自然养育的鱼的种类比镇上的居民人数还多。我喜欢河流，但我不喜欢钓鱼，我一向把钓鱼划归腐朽爱好的行列，不就是打着鱼的借口粉饰自己的无聊吗？为虚度光阴开脱。六十三年里我钓鱼的次数都用不完十根手指头。我不知道该干什么，就像当地人一样扛着根鱼竿来到河边。那会儿斯维斯拉奇河还没结冰，我在远离他们的地方撒饵抛钩。一条鱼上钩之前，我要扭头看它们十八次；浮漂一动我就想提竿收线。钓鱼忌讳打草惊蛇，但我克制不住，静坐在河边的身体里一颗心还在奔走，连着两天一条鱼都没钓到。
这事说出去会是笑谈，就钓鱼而言，丰盛的斯维斯拉奇河堪称巨型鱼池。在养鱼塘里都钓不上鱼，肯定不是鱼的问题。牛不喝水强按头，我得对自己下狠手。比小孩过家家还可笑，我规定自己钓上一条鱼之前，绝不东张西望；浮漂动第四次之前绝对不动鱼竿和线，哪怕前三次鱼饵被那些狡猾的鱼吃掉。一周为期。
没用上一周，我把自己拧过来了。既然有漫长的余生可以挥霍，为什么钓个鱼的耐心都要透支？沉下一颗心比死还难吗？就当自己已经死了，就当自己是河边休闲步道上那些白俄罗斯英雄的雕像。那些不世之英雄，现在不也立在那里一动都不能动么？一个亡命之徒的卑微，还不足以让我斩断内心伸出的一只只欲望之手？况且，那些欲望之虚妄，我一清二楚；我甚至都不明白那些欲望的目标，以及是否有目标。我如草芥，我就是草芥。你伏到尘埃里。你低于斯维斯拉奇的河水。你甚至都没资格谈“平常心”。更不必说，神仙和圣人坐在水边，也必须让自己的脉搏和心跳静下来，静到打扰不到鱼儿们咬食上钩。
正本清源之后，垂钓的乐趣慢慢就出来了。先是河水澎湃，接着早晚结出麻花冻，然后冰冻越发厚实，直至整个河面像沉入睡眠，彻底变成了冰，我每天上班一样来到河边。我吃不了那么多鱼，做鱼太麻烦。房东大哥有兴趣我就单给他带，他摇头了，我就只给那只威武雄壮的西伯利亚森林猫带。我给这猫取名帕瓦罗蒂。除此之外，收工回家时我会清空鱼桶，把它们放回斯维斯拉奇河。
跟过去截然相反，我在钓鱼的过程中感受到的不再是时间的流失和亏损，而是收获和充实。不再是惊慌失措、捉襟见肘，而是平和、笃定与富足。我终于实现了期待已久的愿望，与他人无涉，自成一个世界。远处水边排开一溜垂钓者，我跟他们的距离不是以几十几百米计，甚至不是以一条河流计，而是以世界计，我觉得我跟他们并非在同一条斯维斯拉奇河边钓鱼，也不是在同一个世界钓鱼。他们钓他们的，我钓我的。我喜欢这种感觉，就像逆流穿行在人群里，依然是独自一人。
我更喜欢冰钓。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词句用在小镇上的斯维斯拉奇河和辽阔野地，没有更合适的了。从水边走到河上，我在冰上凿出一个洞，坐下来，把钓钩垂下。可能有人不解，为什么守着同一个洞日复一日地钓下去？不好么？每天坐到同一个位置，就像从未离开过一样，整条河的鱼儿们都将知道我还在这里。我在这里，它们就会源源不断地游过来。坐在冰上跟坐在水边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在水边我觉得我是在看着它们；在冰上就是在河里，我觉得我就在它们中间，我们在一起。垂钓者与鱼，不就应该在一起吗？那个冰洞，是我们之间联系的通道，我垂下信物。
冰钓有种强烈的地老天荒之感。天寒地冻，本就没几个人在天地间活动，乌泱泱一大群人，哪有什么地老天荒可言，有的只是锣鼓喧天，是忘我、无我和自我的被消失，是热闹和形式主义；一个人就不一样，天地都是你的，你也是天地的，不必违心，也无须附和，卑躬屈膝也只面对皇天后土，有疑问就可以放声表达，抬头即为天问，俯首便是问苍茫。我在冰上可以一坐三四个小时，那种扎根的感觉让我着迷。没错，就是扎根。先是寒冷顺着腿脚往上蔓延，然后冰开始生长，冰冻攀着椅子瘦细的腿和我的两只脚往上爬。久坐不动，椅子冻住了，鞋也冻住了，我与斯维斯拉奇河连接在一起，就像一棵树生长在了大地上。我成了河流的一部分，世界的一部分，天人合一，天与人合为一体。放眼四顾，辽阔的冰面上经常只剩下我一个人。那种被抛弃的感觉很好。
但被抛弃的好感觉没能持续多久。最可怕的敌人是自己人。我以为这个郊外小镇天高地远，不承想悄没声息地就会来几个中国人。有的纯然是游客，可以忽略不计，他们就差把“观光”二字写到脸上了，对相机的感情和兴趣远超过对美景。倒是那些不习惯对相机演戏的人，让我时常要绷紧防备的弦。当然我也认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管他生死存亡也决不再挪地方了。入冬以来，先是有过两个穿西装的年轻人来镇上，待了两天，当我想出对付他们的法子时，他们又离开了。我希望是自己想多了。
后来是那个画家。他到镇上当天我就知道了。站在我的窗口，只需要两三倍的望远镜就可以把他的白头发给数出来。他的箱子太大了，还是两个，那应该是装吃饭家伙的，是个真画家。过日子不需要这么累赘，我像国际航班一样全世界跑，也从来只要一只箱子和一个背包。他总去那个肖洛霍夫咖啡馆，我又有点犯嘀咕。他找了个喝咖啡的最佳位置，只要视力足够好，我在冰上吐口痰他都看得一清二楚。但他来冰上，我就放了心，一个必须坐滑冰车才能顺利到达我钓鱼地方的人，要担心，理由就太不充分了。
我不搭理他，并非防范，而是长久不说话，表达能力和说话欲望都在江河日下。我经常恍惚，必须让上下牙齿咬一咬才能确认舌头在不在。这小伙子不错，他的脸上和目光里有尚未被生活异化和篡改的天真与真诚。他应该能画出真正的好画。我甚至想，如果他离开修道院时我还能活着，我会把我经历的和知道的都告诉他。不是让他写下来，而是让他画出来。就逼近真相这一点，我更信任图像而非文字。
很遗憾，现在我已经是个死人了。
入冬时来过的那两个穿西装的年轻人又来了。这次他们没像上回那样，开着车把镇上的大街小巷转了个遍，而是大部分时间像个文化人坐在咖啡馆里，我知道有麻烦了。赶在这场大风雪降临之前来到镇上，是因为他们确信，这个时候我一定会被风雪堵在这里。他们不知道，我已经不打算再离开。大雪拖延了一天。这要怪天气预报不靠谱，唯一能说点真话的又经常说不准。
大雪迟到对我倒不是件坏事，要不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对付他们。我们都很清楚，事情必须做在暗处，成与不成都不能搞出新闻。如果没这个游戏规则，我这个国际航班几年前就该停飞了。所以，他们在找暗处，我也不能闲着。在明处他们没法动手，在暗处我也可以反制。那么于我而言，同是明处与暗处的地方在哪里？斯维斯拉奇河的冰面上。只要那一溜店铺中有一个人把目光转向斯维斯拉奇河，我就是安全的。但如果谁都看不见时河上出了结果，那大河再辽阔，也是暗处。显然我们都力争在这个“暗处”把对方解决掉。
感谢风雪渐起，给我留足了时间。也感谢画家，帮我扩大了冰钓洞口的尺寸，大到一个人栽进水里不会有任何障碍。直径近两米的冰窟窿，两个人同时栽进去问题也不大。据我目测，那俩人最高的也不会超过一米八五。只要他们进了水，我就可以让他们在冰下奔赴不同的方向；等他们有机会与空气接触，已经春暖花开了，他们也许分处斯维斯拉奇河湍急流水的两端，遥远得如同有生以来从未见过面一样。
风搅雪真正到来，正是我们最理想的战斗时刻。以我这几个月在冰雪上练就的耳朵，即使北风呼啸，一只猫踩着积雪走近我也听得出来。那人顶着风雪走过来，双脚踩踏积雪的力道轻重不一，步伐间隔时间长短不齐，不用回头我也知道他走得凌乱，这表明在特殊环境下作业他是个新手。我握紧称手的工具，他再往前走一步，我将在站起的同时出手。一招克敌，一招制胜，我有这个自信。我在这同一块冰上坐了两个月。他突然站住。距我出手一步之遥，那人停下了。世界突然静下来，仿佛上帝给风雪按下了暂停键，我的耳朵里一片空白。他也在等。
更突然的是寂静中响起一声猫的哀鸣。我的西伯利亚森林猫帕瓦罗蒂让人心碎的高腔。又一声。不会有错。四五个月来我们相依为命。在我尚未决定就此留下再不逃亡时，我曾设想，如果走得急迫，只允许带一样东西，我会选这只猫。如果说我在此地还与另外一个生命有所交流，那也就这只猫了。我给它做饭、钓鱼，跟它说话，像遛狗一样遛它。在画家来到修道院之前，它是小镇上唯一能够听懂汉语的生命。也就是说，画家到来之前，这个世界上，只有跟它我才会说自己的母语。
第三声。我站起来，在大风雪里转过身。帕瓦罗蒂凄厉地长叫一声，向我扑来。我知道不是它要扑过来，而是被那个人用力地抛过来。他的落点选得非常好，经过自由落体之后，我的猫将会准确地落进冰窟窿里。为了截下帕瓦罗蒂，我只能扔掉手中的工具。很好，我稳稳地接住了，甚至做了一个足球守门员的动作，接住球后随即抱到怀里。我把帕瓦罗蒂安全地抱在了怀里。我觉得我的肚子上被踹了一脚，后退两步，身体侧转，在我调整好平衡之前，又一脚踹到我右肋骨上，我斜着身子倒向了那个最大的冰窟窿。
我能记得的冰面上的最后一个动作，是在落水之前，两臂以强弩之末的力气将帕瓦罗蒂推离了水面。这是我在有生之年能够送帕瓦罗蒂的最后一程了，我清晰地听见它的身体圆滚滚地跌落在冰上的积雪里。然后我感到了第三脚、第四脚。再之后，他用某个器具把我往冰底下推。那人对我工具的使用不得要领，他把推弄成了砸、捅和搡。
可以如实地告诉你，我没有感到疼，也没有感觉到冷。除了刚开始几分钟肺部的不适，那里像有两团燃烧的火，接下来就无限妥帖了，如同深沉的睡眠降临到我身上。我觉得充实、安稳、笃定和雍容，因为我真正成为了冰的一部分，成为了斯维斯拉奇河的一部分。这很好。
三个月后，慧聪如期回国。从首都机场接到他，我们直奔巴奴火锅，他说得来点非常规的压一压。这个南方人，饮食一向清淡素雅，这次看来是真刺激到了。大致情况我知道一点，微信聊天里他透露过。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美则美矣，却也孤寂磨人；何况再厚的雪也只能短暂覆盖，那驳杂繁复、藏污纳垢的大地本身，终究要现世而出。我点了麻辣锅底，一堆下水，所有想不通、看不懂、挥之不去的，最后都可以通过肠胃给压下去。
一顿酣畅淋漓的火锅足以改变世界观，慧聪吃得百感交集，后悔去之前没在行李箱中装几包火锅底料。不过最后一个月，他的胃口也没那么好，或者说，诸事纷扰，完全忽略了肠胃的要求。最后一个月他陷入了不可遏抑的创作激情。他拍拍随身携带的一个碗口粗的大长圆筒，那里装着他所有成品画作，其中有一幅作品是送给我的。为了能够日以继夜地创作，白天他不得不两个小时去一趟锅炉房，代替醉鬼大哥及时添煤。画画之外，还要隔三岔五接受警察的问询。在这个小镇上，他是屈指可数与冰钓老人有所交往的人。
陆先生，也可能是路先生或者鲁先生。警察的英文发音有浓烈的冰碴子和羊肉味。他对冰钓老人个人隐私的了解，也就到这个含糊的姓为止。他一遍遍地对警察回忆，但这回忆深重地折磨了他。每次他都努力还原两人的交往现场，但每次表达出来的都有出入。“真实”让他很是苦恼。警察想要的真实中包含了逻辑的诉求，而他拒绝在回忆中人为地建构一个个因果。他甚至对细节的回忆也常常恍惚。
比如大风雪来临的那个下午，坐在肖霍洛夫咖啡馆的窗前，他似乎看到了风搅雪中一个异常的人影，但当他自我追问：真的看到了第二个人？他又不能肯定。警察问：拍你腰背的那个中国人，是要让你坐下吗？他回答不了。他们调查了旁边的旅馆，那两个中国人第二天下午才退房离开。夜长梦多，谁干了坏事还能这么从容？住宿记录显示，他们也并非第一次来小镇，作为工作在明斯克的商务人士，他们来此地短期度假完全正常。
最重要的，尸检报告显示，冰钓老人没有任何明显外伤，他杀理由不充分。
警察问：请你援手扩大洞口，是否在为自杀做准备？
警察又问：你发现他有抑郁症倾向吗？
他想了想，摇头。摇过头之后，他又想了想，真没有么？只好抱住了脑袋。
在他离开小镇时，得到此案的最新结果是：这个世界上自愿少了一个人。还可能少了一只猫，如果这只猫还活着的话，因为尚未发现它的尸体。
“你是个编故事的，”慧聪摸着肚子坐在卡座上，一顿火锅下肚终于让他觉得彻底回到了国内，“你怎么看？”
“那不叫编，叫虚构。虚构跟真实并不相悖。”
“一回事。你能借口看一场大雪把我弄到北京来，你还能借口看一场更大的风雪把我弄到明斯克郊外的小镇上，你就不能告诉我个实在话，那人到底是谁？究竟怎么死的？”
“他是谁不重要，死亡也不需要真相。重要的是死。”
慧聪用牙线锯着牙缝里的肉末。“也是啊，”他拍一拍脑袋，“说好送给你一幅画。”他打开那个装画的圆筒，从一卷画作中抽出一张，抻开来给我看，“画它的时候，自始至终，我的确没想过他是怎么死的、为什么死，我想着的只是他的死本身。”
“你懂他了。”
画的名字叫《斯维斯拉奇河在天上流淌》。
一个人，长得像林慧聪，站在虚空里朝更高的天上仰望。他的面前，隐约的云彩之间是一条结冰的大河，冰面之后是流水，一个人仰面躺在冰和水之间。他那微闭的双眼和弯曲的十指，正处在某个连贯的动作流程中，仿佛马上要开始一场漫长的仰泳。白云如流水，映照在冰面上；流水像白云，在冰面后漂荡。仰脸望天的那个人站在画面右下的三分之一处，臃赘的棉衣也不能让他魁伟起来，但他还是用自己细脚伶仃的小身板，支撑起了整个画面的平衡。
我指着画面上的林慧聪，说：“比你本人要瘦弱。”
“当时就这感觉，老人被浸泡了几天，冰的透明度又没那么高，含混的毛边也起到了放大效果，整个人就变得极其雄壮。不仅身体宽了，体量也变长了。跟他相比，冰上站的所有人都细瘦无比。”
如果透明度足够高，他会更清晰地看到老人双目半阖，两手分张在身体旁边，十根指头弯曲像要抓住什么。可能是因为冰面映照了天上的流云，让眼前的场景有了动感，他觉得他随时会翻身而起，或者像鱼一样在斯维斯拉奇河里游起来。有风从头顶吹来，林慧聪跟着风一直看到天上。流云背后并非空无的蓝天，而是影影绰绰繁华如街市。不是街市，分明就是一条冰河。它叫斯维斯拉奇。在冰面和水流之间，一个人即将游动起来。
责任编辑 季亚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