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每年3月26日前后想起海子，是很难类比的一个习惯。有时这个习惯让我尴尬：看到听到同行或普通诗歌爱好者谈论起海子，脑中、嘴里发苦，想说什么又说不出，甚至有一点恼怒这个世界的狭隘如此无孔不入地令我语塞。三十五年，世界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世界，不知有多少惊悚与悲惨、辉煌和无耻，构成不得不令海子的诗歌与人生渺小到一望无际的巨大威压。这可能也是近年来，到了他离世的日子，我偶尔会想不起来他名字的缘故。
然而，三十五年毕竟有了长度，有了一位诗人停在原地、其他诗人疾行于尘世的无奈对比，有了无法不世俗的想象冲动——倘若海子活到今日，这般或那般，那么“海子”这个名字会有怎样的意味改变？这个名字更接近，还是更远离他的诗歌？是否还会有那么庞大的人群传诵他的诗作？
海子诗歌与他同时代诗人作品的反差，远大于他作为一位卓越诗人与其他卓越诗人在时间中的坐标差异、发生学差异。某个角度看，他无法独享他的名声，无法独享来自心理学复杂聚变的时代雕刻——他无法独享他的面容轮廓。可以想象，每位走过他原始雕像——倘若有的话——的人，都忍不住在他脸上划拉修饰：海子不该这个样子，海子理应那个样子……如此情形，几乎是大部分卓越诗人在他们身后都会遇到的。只不过，海子的地域特殊性和时代诡异性，导致他的“原始轮廓”，被更多地修饰了。这样说，并非意味我们应当努力去寻找、恢复他的“真容”，恰恰相反，我们确知他的“真容”几乎不可能被找到，而三十五年的长度足够让我们一定程度上信任海子的被改变，进而以各自想象逻辑去重读、阐释“我的海子”，就像我们重读、阐释李商隐或兰波，在各自心中塑造出一个个“我的兰波”“我的李商隐”一样。
按理说，我对海子诗歌相当熟悉。从1985年在北大中文系刊物《启明星》上第一次读到《亚洲铜》，到1992年开始责编《海子的诗》，再到后来《海子的诗》一次次重版，我一遍遍看清样，加上这三十多年不时参加有关海子诗歌的朗诵会、纪念会，被要求发言、写感想，仿佛想不熟悉都不行。这样凭借阅读记忆和被动渲染的“熟悉”，其实并不牢靠。有时翻开海子诗歌，忽有双重的陌生感袭来：这些诗句，这位名叫海子的诗人，离我似乎愈来愈远，至少不比李商隐或兰波离我更近。即便我自认为晓得海子写的是怎样的诗歌，从一些文章及海子的亲人那里也听说不少他生前的事情（其中有多少水分我不清楚，因为按博尔赫斯的观点，所有回忆都是出自今日情感的表述），我对这位诗人和他作品的了解，仍旧不比一个普通人更多——三十五年的时间长度，对海子这位“不变的诗人”已经造成了足够的改变。起码一点，海子大致已从“原生诗人”队伍出列，加入了“莫测诗人”名录。“莫测诗人”正是时间长度拉开后，一种众人造就辉煌或黯淡于其身的诗人荣耀——所谓“诗歌史”上声名卓著的诗人，得益于“莫测”者绝非少数，他们或可构成一个“莫测”的传统。具体到海子，他的“莫测”既来自其世俗青春的戛然而止，也来自他写作青春与时代的奇怪共鸣和隔绝：在潮流汹涌的20世纪80年代，他埋头于对原生事象的迷恋和引申，在引经据典式的撒野中拘谨于“原诗”的魔力；而当他突然停顿之后，他的诗歌又奇怪地成了最令人瞩目的潮流，这个潮流在各个方面与“原诗”背道而驰，与此同时，他真正的诗歌现场被他自己的潮流所裹挟，变成泥石流中的珍木、油菜花海里的黄金，无人不见而无人真见。
时间的品质之一，是一点点磨损事物的真实性而使其看起来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这个“历史真实”的逼真度通常与时间长度成正比，少数时候，也与空间和时间的诡异共振十分相关。海子身后三十五年对他的改变，相当程度上是时空共振合力的结果：时代的急剧变化拉扯着一个冻土空间的缓慢升温，理想的变革渴望总是延迟于传统的修辞虚荣，海子诗歌强大的个人感性不得不呼应于某些虚无的英雄情结，在原初的完成性上顺理成章地叠加一层新的完成，而后者乃是社会“集束心理”的成功之作，或者说，后者乃是“历史真实”张开怀抱的宿命所在。就此而言，“海子”这个诗歌符号渐行渐远于他诗歌的第一现场，既是时间长度的必然，也是某个特定空间社会学总义的神秘组成。
假如我从未读过海子诗，从未听说过这位诗人，某日看到这两首诗：《秋日想起春天的痛苦，也想起雷锋》《远方——献给草原英雄小姐妹》，我必定讶异：诗还能这么写！雷锋、草原英雄小姐妹都是60年代的鲜明标签，和80年代复兴的现代诗歌格格不入，但这位诗人居然能把他们当作一首现代诗的缘起、破题、诗意主体，真是大胆而异想天开！三十年前我第一次读到这两首诗时，差不多就是这么想的——当时我已经读过海子不少诗，对他这位诗人也自认有所了解，却还是被震撼了。今天再读这两首相对不起眼的海子诗，感觉有点陌生、混乱，说不清的一点点难过。我不知道海子在已经写出他大部分名篇后，忽然写这两首诗，究竟出于天真烂漫还是少年老成，抑或只是时代烙印于他太深，在浸淫现代哲学和现代诗歌经典多年后，少年的被动记忆依旧鲜活到无法控制的境地。“春天的一生痛苦/他一生幸福”这两句反差对比，在第一首诗的四节十六行诗中重复了四次。典型的民谣写法，但比民谣高级，每一次重复的导引都带有神秘之气。然而这不是要点。这两句重复，有着浓重的悲伤意味，也让我感到他勉力于维护一首自觉无法出彩的诗的形式尊严是多么艰辛。“我多想和你们一起/在暴风雪中/在大草原/看守公社的羊群”这样的诗句，纯粹是一时浪漫情怀的白描，只不过这个情怀虽是触景生情，仍来自童年烙下的记忆，酒酣当时冒出来或许自然，清醒后还把它们留下成诗，就多少有点令人迷惑。前面我说“有时翻开海子诗歌，忽有双重的陌生感袭来”，正包含了重读这两首诗的感触。另外还有不少诗，三十年后重读，也有类似的感受：曾经自信很了解的海子其人其诗，好像渐渐陌生起来——仿佛过去看到一个人的背影太久，现在发现他正慢慢转过身，而心中疑惑这一次会不会仍旧被自己的眼睛蒙骗？
海子诸多名篇，各有其迷人的共鸣性。《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理想魅惑，是由对朴素生活的华美倾诉造就。《日记》的爱情独白，是环境心理的高反差摆荡，“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实际上条件于“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人们牢牢铭记的却只是末句的孤绝深情。《祖国（或以梦为马）》或许是海子名篇中节奏、修辞、结构、语象组成等各个方面最为复杂奇崛的一首，但它对普通读者的感染，主要来自铿锵节奏中突兀的警句格言：“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也愿将牢底坐穿”“面对大河我无限惭愧/我年华虚度 空有一身疲倦”“太阳是我的名字/太阳是我的一生”。这些格言式警句链节般贯穿起全诗对太阳、马、龙，大河、凤凰这些元素性文化语象的纵横想象，使得诗中一些令人迷惑不解的蛮横转折赢得了抒情逻辑的青睐。这些诗的迷人之处，不一定是作品真正出色的品质所在，“诗人传奇”或诗歌史上重要诗人的“作品迷雾”往往由此构成。从诗经、楚辞、汉乐府、魏晋诗到盛唐李杜、宋朝苏轼的所谓脍炙人口的诗歌，无不如此：时间长河带来的传诵与流布自有其大众踏行的路径，而诗歌本文的美妙秘道很可能与其咫尺天涯。
海子的许多诗，形式饱满度明显高于诗意，包括他诸多名篇在内，诗歌力量主要来自节奏和修辞的自由摆荡，诗句的纵横强度时常领先于诗意的饱满度。他的高浓度情绪能量仿佛总是试图从诗意的瓶子迸裂出来，展示“刀劈斧砍”的咏叹力量。《亚洲铜》作为他最早的名篇，却展示了形式与诗意在饱满度上的罕见均衡，与李商隐的《锦瑟》颇有几分相似：诗意结构层层推进，脉络清晰，每一行都落在明处，整体诗意却岔道密布，无视惯常的逻辑因果链的束缚。这首诗读的次数多了，反觉神秘，而其诗意的饱满丰沛也愈加突出。有时我想，这首诗在海子写作旅程中的重要性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它很像一个分水岭，隔开海子前后于此的写作，又似乎另有开启或关闭的密钥通往我们至今未得一探的秘窟：看起来像分山岭的这首诗的语象轮廓，只是迷惑我们的秘窟洞壁上的壁画，背后未必没有藏匿着玄妙的机关。
作为《海子的诗》责编，被问到关于海子最多次的问题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爱海子的诗歌？海子诗歌的意义是什么？我每次回答不尽相同，具体却已记不清，印象颇为勉强。这两个疑问不是我喜欢的，但于普通读者又难说不在情理之中。放到今天，我多半会这样回答：喜爱，甚至崇拜海子诗歌的人多，是因为海子诗歌强大的个人感性，被一套或多套普通人意想不到的诗歌修辞、诗歌句式表达出来，恰好共振了他们心中长久蛰伏的敏感神经，或者共振了他们心中长久被封闭的双重情愫——世俗的情愫和审美的情愫。简单说，就是海子异常准确地写出了他们心中暗自向往的感动，这些感动长久以来一直期待着海子这样一位诗人来将它们表达出来。我这样回答，不等于事实如此——对这两个疑问的任何回答压根就不存在所谓的事实与否。过去和现在回答的差别仅在于，对回答依凭的诗歌陌生性揣测的逻辑合理度、回答包含的自我信任度略有出入。后一个问题，“海子诗歌的意义是什么”，当然属于“惯常之问”，所以，过去和今天，我的回答不会有大的差别：海子诗歌的意义，存在于每一位读者由天性、教育记忆、综合环境影响构筑的阅读感受中，而并无一个客观的，或属于海子自己的“海子诗歌意义”。换句话说，“海子诗歌意义”只在发生学范畴存在，是绝对变量，就像“杜甫诗歌意义”一样——无论它在今天或未来有多高的趋同性，它也带有根本的生长变异属性。另一方面，探究“海子诗歌意义”，无论对诗歌鉴赏还是诗歌写作，价值都不大，比较有价值的，是对海子诗歌的记忆驱动、文化影响、世俗情怀与审美理想的反差作用等写作特性的细察辨析，因为我越来越觉得——前面已提过——海子诗歌重读次数越多，陌生感越强，对几十年来形成的固化印象的怀疑也愈加频繁地出现。也就是前面说的诗人作品“莫测性”会随着时间长度而增强，因而细读细察的必要性便自然加入到二次判断的需求中——初次判断中草率的固化印象，将更多地被发现文本藏匿的秘密信息所带来的惊奇置换，从而产生新的敬佩或遗憾。
80年代，中国诗歌猛烈复苏于对现代诗歌的恍然觉悟，各路诗人标新立异，潮流汹涌，真正质地优良的作品并不多。海子的写作与他们很少共振，高质量作品占比反而高于“群雄”。但这不是海子诗歌最值得骄傲之处。三十年后重读海子，除了感到陌生、对过去所谓“了解”诸多怀疑否定外，我感触尤深的，是他在作品中显露的，对诗歌各个方面自由生长的罕见信任，这种信任不单在当时弥足珍贵，即便放到今日，也是诗歌写作者难得的精神品质。无论80年代还是今天，大部分诗人（包括一流诗人）在写作中控制欲都强，作为写作策略的一部分，他们对一首诗、一阶段诗的安排标识度高、方向明确，对各类技艺元素的掌控力也强，这使得他们写出一首好诗、一阶段重要作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只不过，海子那样自由来去、充满原生活力的诗歌，他们很少写得出。这么说，是因为在我看来，写诗虽然不能没有野心，但把诗歌史地位或一首精致的好诗当作终极目标，难免狭隘。诗歌的自由精神、写作中对诗歌自由生长的信任，或许更加贴合诗歌愉悦的本性。
近四十年前，在北大校园里，我见过海子两次。一次是某年北大未名湖诗会，臧棣或徐永（记不清了）领着海子过来说：这是海子，这是清平。与他握手寒暄。我向来抵触名人，对他并不热情。另一次海子来我们宿舍借宿，与诗人徐永及两位安徽老乡老何、老宋闲话很长时间，我偶尔插话，感觉略为亲切些。我粗浅的印象是，海子是一个热情开朗的人，甚至十分健谈，与诗无关的话题他也能滔滔不绝，脸上始终洋溢着笑容。今天回想，这印象好像比较失真。那么，我此刻写下的这些关于海子的文字，又有多少不失真的呢？未来某一天当我重读这些文字，是否又会将其怀疑或否定？那时候，会不会又有新的纠正的冲动伴随着新的重读冒出来，并且很快又被我再次推拒？